鸩鸟存在吗: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平路上为何戴眼镜和口罩？

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平路上为何戴眼镜和口罩？

从西柏坡开始往北平搬家

中共中央从晋西北开始搬家到西柏坡的时间是1948年的3月22日，从西柏坡搬去北平的日子是1949年3月23日，整一年多一天。再往前，1947年3月18日是毛泽东离开延安的日子。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没想到仅仅两年局势就发展到对我们全面有利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人民都不希望再开战端，毛泽东曾考虑如果联合政府能顺利成立，他就搬到离南京很近的江阴去。但内战一开，这样的设想就根本不可能了。大批干部与军队开赴东北之后，毛泽东曾有定都哈尔滨的设想，当时一是主要考虑背靠苏联，二是西北各方面环境都不够好。等到东北全境解放，哈尔滨就太靠北了，地理上完全失去了优势。毛泽东曾和张闻天商量定都的问题，张闻天力主定都北平。一是和南京政府相区别，二是元明清这三个最近的朝代均定都北平，三是北平在华北也有利于与苏联的沟通。1945年秋，还曾有定都承德的设想，并派出了警卫部队打前站。可东北一解放，与承德近在咫尺的北平就更具优势了。同时也有定都西安的意见，这其中包含着对陕北那块土地的深厚感情。

据杨尚昆回忆，决定定都北平之后，中共中央何时搬迁一事，在1948年底、1949年初就开始有所议论。那个时候，第四野战军刚入关不久。由此可见，北平已经被中共中央视为囊中之物。

至于动身的具体时间，因为北平还没有解放当然难以确定下来。到了1949年的１月中旬，北平和谈已经有了眉目，搬家的事也就在眼前了。按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的说法，就是形势发展迅速，移动有提早之可能，需积极做这种准备。

搬家时对毛泽东警卫人员的具体要求

办公厅这边在进行搬家的准备，中央社会部那边同时开始培训便衣警卫人员。当时，社会部的公开说法是要选拔社会工作人员。一开始的具体要求是：

1.家庭出身贫下中农，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2.年龄在25岁以下，身体健康；

3.具有三年党龄、五年军龄。

但因为选才困难，后来即将第三条的要求予以适当放宽。

1月18日下午，被挑选出来的部队官兵到河北建屏县西黄泥村训练班集中。这期训练班在村子中两个坐西朝东的大院里。南边那处院子是教学区，北边院子则是生活区。1月19日下午，中央社会部的一位负责人到南院点名并宣布编队情况。在点名之前，来自华北军政大学的李广仁根据原单位一些人的反映，直接向这位负责人提问：“据说，这个训练班是社会部办的便衣人员训练班，我们结业以后是当特务。我们部分同志不愿意当特务，想回华北军大继续学习，好在毕业后走上战场杀敌。”

这位负责人说：“我们这个训练班的全称是中央社会部便衣人员训练班。你们这一期学员是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将来进驻北平而培训的便衣警卫干部。毕业后去北平，直接由李克农部长领导。你们都是按照严格标准挑选出来的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担负的是最机密的保卫任务，或者说要完成的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也可以简称特务。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特务和国民党那种搞暗杀的特务完全是两码事。”这位领导人的实话实说，打消了大家的疑虑。

这期训练班，共有160多人，主要来自三个部门：

一是华北军政大学。这部分同志都是连排干部，他们长期在前方作战，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二是中央警备团。这部分同志也都是连排级干部，他们长期担负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任务，具有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三是中共中央社会部。这部分干部长期在敌占区从事隐蔽工作，具有丰富的反敌反特斗争经验。

来自这三个部门的干部混编组成便衣保卫队，简称便衣队。这三个方面组合在一起，优势互补，强中更强。再经过培训，足以担当高难度的任务。

这支便衣保卫队的队长是高富有，指导员是焦万有，副指导员为沈平。培训过程中，又淘汰了几个人，比如，有一个人出身富裕中农，因为家庭成分偏高，没有通过进一步政治审查而淘汰。还有另一个人有说梦话的毛病，不利于保密而被淘汰。

就在北平和平协议签字的第二天，即1月19日，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已前往北平，为中央机关勘察驻地。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虽然还处在战争环境里，但信息沟通不仅很顺畅，行动更是高效迅速。

1月27日，杨尚昆约集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部长邓典桃等同志，就搬家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商议。当晚，杨尚昆就向周恩来汇报了商讨的情况。周恩来告诉杨尚昆：中央已有大致意向，“时间大约是3月中旬，政协筹备会预计将于那时召开”。据说，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在西柏坡再多待两三个月。但中央觉得窝在西柏坡不利于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以及与民主人士的交往。最终，毛泽东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

周恩来还对杨尚昆说：“中央意见是让克农先去北平，负责布置一切，你仍然殿后。各部门究竟先走多少人，还有待商定。”搬家是肯定的了，杨尚昆便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在北平的彭真、叶剑英和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第三局局长王诤发去密电，通知他们启动搬迁事宜。

对于此次搬家，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和组织好。”毛泽东何曾操心过这类具体事务，这次把搬家提到政治的高度自非寻常。为此，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牵头，杨尚昆和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等负责落实。首要的就是交通工具，以前搬家多靠马驮人扛。现在不同了，胜仗一个接着一个，光缴获的十轮大卡车装备一个营还有富余。于是，征得周恩来同意，杨尚昆给林彪、罗荣桓打了个电报，提出要他们派出100辆十轮大卡车到西柏坡帮着“搬家”。

相关的后勤保障、通信联络、安全警戒、住宿和接应等诸多事项，都有精细的筹划，甚至搬迁过程中，新华广播电台如何不中断播音，杨尚昆都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等人进行了商讨。

２月１日下午，准备先去北平的李克农与杨尚昆又商议了搬家的先遣工作。

根据此前去北平勘察的范离带回的意见，杨尚昆说，北平城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央机关不宜驻扎在北平城内。这一点与长期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所掌握的情况颇为一致。

李克农说，虽说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可傅作义一直不愿意将司令部搬进城内就是怕自己的部队被特务们染指。北平被围，他没办法才把司令部搬进了中南海。笼统地说，北平城内有九大特务系统，如果说是特务机构林立，一点也不为过。计有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以及美英苏的间谍机关。同时，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东北、华北和西北的特务系统被清查，大量特务流窜进北平潜伏暗藏下来。其确切人数在短时间里，几乎难以调查清楚。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人员有许多被我方留用，这就对特务以及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清理增加了难度。

对于短期内，中央机关无法进城，杨尚昆、李克农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中央机关即使搬到北平，也应该先在城郊过渡一个时期。

党中央机关最开始想放在北平城里的位置

当晚，杨尚昆和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赞同他们中央机关“驻地暂放在城郊为好”的设想。

打前站的李克农在2月3日动身去了北平。到北平之后，李克农得知一个新的情况，国民党的飞机有可能轰炸北平，北平城内也不具备防空条件。经与叶剑英、彭真多次商讨，设想距北平城区20公里外的香山作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

为此，李克农还和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专程到香山进行了一番勘察。香山林木葱茏，利于防空。后来，在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之前，又在别墅前面修建了专门的防空洞。双清别墅可以做毛泽东的住所。而距双清别墅不远处的来青轩，又可以作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驻地。另外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熊希龄创办的一个教育机构—香山慈幼院，可以安置中直机关五千多工作人员。2月9日，李克农往西柏坡发了一封中央机关暂住香山的电报。

当晚，周恩来向到西柏坡汇报工作的陈云、罗荣桓提出，由第四野战军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防。

之后不久，四野司令员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调吴烈（当时吴烈正驻守天津）前去北平卫戍。

为什么单单选中吴烈担任警卫呢？吴烈后来回忆说：“据我所知，中央所以没让我们师南下，把我们留在了北平，主要是考虑我们师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来自佳木斯和牡丹江一带，全师15000名士兵几乎全都是翻身农民，解放战士很少。因此部队纯洁。”

当年，林彪在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曾对吴烈说：“我们考虑到你长期干警卫工作，警卫中央的任务还是交给你放心。”林彪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吴烈在1930年参加红军后，一直在搞警卫工作。最初是在红军总前委的特务大队，后来到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长征到陕北后，他是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大队长。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计划离开延安，转移到承德去，就把中央警卫团一分为二，成了两个团。原来的中央警卫团仍沿用旧称，吴烈带去承德打前站的新警卫团成为中央先行警卫团。后来，因为东北战局发生变化，中央机关去不了承德。毛泽东决定，中央先行警卫团就地改编，并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由该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程子华直接领导。给吴烈的任命是冀察热辽军区热东分区司令员。后来，吴烈率部去了东北，担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六○师师长。再后来，一六○师和东北野战军一起打进关内，驻扎天津。

一六○师驻守北平之后，番号也改为二○七师。下辖三个团，及直属警卫营、炮兵营、通信营、工兵营、侦察营等。当时，二○七师还在香山的制高点—香炉峰，俗称“鬼见愁”上，建了个高炮阵地用于防空警备。

中央机关的秘密名称“劳动大学”的由来

此时，为了保密的需要，李克农给中央机关确定了一个进北平后的代号—“劳动大学”，简称“劳大”。

同时，按照李克农的设计，为了在中央机关进驻香山之前布置好相关事宜，分别在城内的弓弦胡同15号、城郊接合部的青龙桥及机关中心区香山，设置了三个站点。设在城内弓弦胡同15号的“劳大”筹备处为第一站，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负责。所谓的筹备处并不是真的要筹备什么劳动大学，只不过是个隐秘的机构，其具体任务是为中央在香山的临时驻地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项事宜。设在颐和园北门不远处的青龙桥“劳大”收发处为第二站，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王范主持。它对外称收发处，可并不管什么收发信件之类。实际上，它具体负责的是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以及驻地周围社会环境的整顿、清理；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往人员的住宿手续等事项，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保卫机构。当年北平香山公安分局就曾协助这个收发处和设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的工作。设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为第三站，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边纪忠、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田畴负责。招待处这个名称倒是和招待有点关系，但其主要任务并非招待，即使招待其对象也是特定的客人，其最主要的职责是负责中央机关办公、住宿用房的布置、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租借等。

这三站既是联络机关，又是检查机关，更是打前站的准备机关。三站环环相扣，不仅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吃住行等必备事宜，而且在中央机关到达之前就预先设置了三道防卫墙。

北平这边准备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候，西柏坡那边在３月５日又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大家都感觉到，这是在山沟沟里召开的最后一次大型会议。许多人在会前会后已经兴奋地谈论起“大搬家”的事。周恩来与杨尚昆在研究搬家事宜时，也有了等这次全会一结束就动身的意向。但在3月12日，即全会预定结束的日子（后来因为王明的问题又延长到13日才闭幕），李克农发来一份“中央移动时间望能推迟”的电报。电报提出的主要原因是，我方对傅作义部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北平的秩序仍不稳定。

由此这次搬迁的时间又往后推了十来天。具体的时间直到3月17日晚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已经拟好还没发表时，才算确定下来：3月23日，中央机关启程前往北平。

进城与“享乐思想”

19日，周恩来召集了一个布置“大搬家”的会议。赖祖烈介绍了香山临时驻地的基本情况。杨尚昆就行动安排，又征求了与会各单位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告诫大家，不要有享乐思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会后，周恩来要求杨尚昆必须在24日先期抵达北平，布置好迎接工作。杨尚昆与伍云甫（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党总支书记）、汪东兴、叶子龙等商量的结果是，伍云甫和他一起先赴北平，汪东兴、叶子龙押后。

第二天，根据人员的变化情况，又决定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新的“转移委员会”，全面负责搬迁以及善后工作。这次搬迁中，有一件事让杨尚昆感触颇深。当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为了转移迅速，人们尽量轻车简从，生怕有东西丢不掉拖累自己，而从西柏坡进北平则正相反，生怕有什么东西带不走，什么坛坛罐罐都要带上。有位领导人，甚至连一张木板床也不愿放弃……这虽然是一桩小事，但杨尚昆觉得我们的队伍还没进城，已经有了“骄娇”二气，值得警惕。

北平方面则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牵头负责，成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四野参谋长刘亚楼和先期勘察北平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四人，加在一起也是五个人。看一看这样的阵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多么重视这次搬家。毕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主人身份从农村走进城市。为此，该组织委员会提议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西苑机场检阅部队的动议

对此，毛泽东说，仪式要搞，但不必劳师动众，只在西苑机场的小范围内，检阅一下部队，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报个到即可。此前，毛泽东在西柏坡听说保定要搞欢迎庆祝会，曾表示：“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到全国取得最后胜利时，再组织群众很好地庆祝庆祝。”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周恩来当即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要，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周恩来还在电报中专门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

可见，毛泽东不仅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且敞开着广阔的胸怀。对于中共中央迁平沿途的警卫、对空警戒，以及到达北平之后的阅兵及群众庆祝等，北平这边的组织委员会专门开会，进行了严密部署。

具体的分工是：从唐县到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州到长辛店，由四野的四十二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四十一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均由刘亚楼负责。

20日，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克农联名将部署情况电告西柏坡，并建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州后改乘火车。涿州到北平的铁路线可保畅通。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之后，于第二天傍晚发出回电：“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作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

21日，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在香山召开了警卫稽查联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社会部便衣队队长高富有、负责香山的郊五分局局长徐守身和负责海淀的郊六分局局长张锋等。此次会议决定，以便衣队为主，郊五、郊六分局协助，再加上中央办公厅和驻防西郊的吴烈的部分人员联合建立三个检查站。这三站分设于西直门、海淀镇和青龙桥。同时决定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和颐和园、西苑派出所。

会议要求以上站所必须在3月23日之前组建完毕。24日，开始领发通行证件，勘察设置通往香山道路警卫的可隐蔽有利地形，并对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华北农村实验场（即现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周围和海淀街西口人员构成复杂的居民区探查摸底。24日晚，完成在通往香山、西苑机场的公路沿途，以及重点路口、要害部位和复杂地区的警卫力量部署。

３月22日，叶剑英、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电报，确认北平的准备工作及搬迁沿途的交通警戒等工作已经布置就绪，中央机关可以开始搬迁行动。并报告说：“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六十余公里，两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岔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三个列车，每列车八个车皮。第一列车挂八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八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五个客车和三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

此电还强调说，如果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过城里到西直门后才能到达飞机场，且城内无好路可走，并增加警卫难度，以乘火车到清华园转去西苑机场为妥。

周恩来立即复电：“我们预定24日晚去涿州，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当天下午，四野政治保卫部部长兼联络部部长钱益民就到了西柏坡，四野来搬迁的车队由他负责。

钱益民人是到了，可计划中由中央领导人乘坐的20辆吉普车没能在预定时间里到齐。可能是因为路况不好、情况不熟等原因，直到23日凌晨２时20辆吉普车才全部到齐。而搬家用的100辆大卡车直到行将启程仍没有到齐。结果，按原计划行动的一部分机关人员无法按时登车，部分物资器材也不能按时装车。只得临时更改计划，先用吉普车将书记处送走，原定随书记处行动的第一批人员，等卡车到后再行启动。因为预先制订的计划被打乱，杨尚昆说，“搞得手忙脚乱，颇为费劲”。３月23日清晨，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上午11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陆定一、胡乔木等坐上11辆车，一起动身向北平进发。

毛泽东戴眼镜、口罩的真实目的

车队的大概次序是这样：第一辆是带路的警卫车；第二辆中吉普里，是毛泽东和几个警卫战士；接着的第三辆车也是一辆警卫车；第四辆是车队中唯一的一辆小卧车，那是刘少奇的；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和王光美坐在其后的一辆吉普车上；第六辆是中吉普，坐着周恩来和邓颖超；其后是朱德一家；再往后是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胡乔木一家；第十一辆也就是最后一辆压阵车里，搭载的是叶子龙一家。

担任小车队沿途警卫的是五辆大卡车，分坐着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

在阳春三月里，在春意萌动的华北平原上，中央书记处的车队扬起滚滚黄色烟尘，大老远都可以看得见。坐在车里的毛泽东仍戴着眼镜、口罩，穿着雨衣。（而不是《建国大业》电影里所表现的那样，具体批评该影片的文章，详见张放两周前写的博文）据说，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防备敌特或被沿途的百姓认出，而是防备一路的风尘。

车开过郭苏镇不久，第三辆车一个劲儿地摁喇叭，毛泽东当即叫司机停车，并探出头来大声问：“后面的车出了什么事？”

第三辆车上的一位战士跑过来说：“我们看到后面的车没有跟上来，忙摁了喇叭，肯定有情况，但具体如何还没搞清楚。”

毛泽东说：“那就等等看。”

话音未落，从后面跑上来一个战士，站在车窗前敬礼说：“主席，周副主席让我报告，请你等一等。陆定一同志的车翻到土沟里去了。”

毛泽东即刻下车，连忙问：“怎么样？他们一家还好吧？没有人受伤吧？”

“报告主席，我只知道这些……”

毛泽东严肃地点点头，命令警卫员跑步去看看人员情况。

不一会儿，警卫员跑步回来说：“报告主席，过一个土坎时，车速并不快，并没有人受伤。只是他们一家人都受到了一场惊吓。周副主席请你放心，战士们正准备把车拉上来。”

毛泽东笑着说：“那就好！”

这时，周恩来走过来说：“主席，陆定一他们受到了惊吓，是不是趁机休息一下？”

“我早想下来休息一下子喽！这吉普车倒是跑得快些，可没我们的铁脚板稳当哟！”

“这里面也有辩证法哦！”

行进途中几次险情

不久，翻下去的吉普车被年轻的警卫战士合力拉了上来。车行途中还有一次险情，就是任弼时的车出了麻烦。他那辆中吉普的车轮卡在了山坡上，熄了火，差一点翻下去。但任弼时并没有惊动毛泽东。从北平选派来的司机技术上很过硬，三下五除二就把车修好了，只是有惊无险。这次险情并没有耽误多少工夫，很快就跟上了大部队。

这种情况也说明，路况实在糟糕。初春时节，正逢公路翻浆，晚上冰冻，早上开始融化，至中午已是满路泥浆，再加上华北军区的一个汽车团驾驶着美国造的十轮大卡车连日搬运物资，早将简陋的乡村公路碾轧得坑洼不平面目全非。一些大的坑洼，对大卡车并不构成障碍。只要加大油门，就能冲刺而过。可对小车就构成了威胁，即使马力强劲的中吉普有时也很难通过。

按计划要在天黑之前赶到保定，并在保定宿营。保定当时是河北的省会，各方面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但因道路颠簸行驶困难，车速缓慢，队伍到达唐县附近的淑闾村时，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只得就地宿营。淑闾村原是个兵站，宿营工作很快就绪。

当晚，毛泽东就睡在村民李大明家用门板搭成的铺上。虽是经一路颠簸，但毛泽东的精神很好，工作了一个通宵。前半夜，毛泽东同村里的干部谈话。后半夜，他坐在一方矮凳上，以搭铺的门板当桌，在一盏油灯的陪伴下，批材料写文章，直到东方既白。多年之后，李大明回忆当年的情景说：“那一天，先来人号了房子，群众把街道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泼了很多水。屋子里铺上了谷草。当时，并不知道在我家住的是毛主席，后来才知道。江青带着女娃娃李讷住在我家北屋的耳房里。”

3月24日上午10时，卫士长李银桥才叫醒毛泽东。毛泽东醒来就埋怨李银桥：“我昨天要你9点叫醒我，为什么10点了才叫我？”李银桥回答说：“这是周副主席的意思，您一夜没睡，他怕您休息不好，又一路劳顿太过疲劳。”

毛泽东没再作声。

车队到保定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沿途群众围观

车队到达城西门外广场时，在打前站的同志和冀中区党委领导的引导下，向区党委大院开去。路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脸上写满笑意和惊奇。司机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想加速通过。毛泽东马上提醒说：“不要开这么快，尽量慢点。注意不要伤着老百姓。他们高兴看，就满足他们嘛。这说明，我们的老百姓爱憎分明嘛。如果是日本人的汽车或者国民党的汽车，恐怕他们早就躲起来了。”

车队开进冀中区党委大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走下车。区党委书记林铁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主席，一路辛苦了，是不是先休息休息？”

“比长征时轻松多了，用不着休息。你们有什么安排呀？”毛泽东问。

没等林铁开口，周恩来抢先说道：“主席昨天整晚都没有休息，还是先安排主席休息吃饭，再汇报。不过时间有限，下午3点半必须出发。”

“我听从周副主席的安排。”林铁说。

午餐时，毛泽东问林铁：“我们吃的鲤鱼是什么地方的呀？”

林铁答道：“这是从白洋淀里打来的鱼。白洋淀离保定不远，往东也就是七八十里路程。我们这里大部分的鱼，都是白洋淀产的。”

毛泽东夹起一筷子鲤鱼肉说：“据说有九条河通向白洋淀，有‘九河下梢’的说法嘛。还有句话叫‘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

林铁说：“主席真是无所不知啊！”

毛泽东笑了：“这哪里是我无所不知呀！我也是从书上看来的。从前，我经过保定时，也吃过白洋淀的鱼，可没这条香啊！”

“目前，不仅能吃到鱼，而且能吃到青菜。城里的饭馆也多起来了。保定虽然是刚刚解放，但变化还是可喜的。”

毛泽东感慨地说：“战争打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群众吃尽了苦头。我们解放了他们，就要让他们过上平静舒心的日子。先要有饭吃有衣穿，工作就好开展了。”

饭后，主要是听取林铁的汇报。

下午3点的时候，区委的人向林铁耳语，刚才毛主席在街上摘下眼镜和口罩，向人群挥手时，被认了出来。一传十，十传百，外面的街道上聚集了几万围观群众。

公安厅的同志很担心万一出现什么安全事故，无法交代，因此向林铁建议，最好要净街，就是要将围拢的群众驱散开。

林铁说了保卫人员的意见，毛泽东激动地说：“净街？为什么要净街？无非是怕出事嘛！我看不要紧，看一看会死人吗？”

周恩来说：“净街岂不是脱离了群众？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像国民党那样做事？街不要净，但要加强警卫，把围观的群众组织好。”为了分散群众的注意力，毛泽东不坐第二辆车，改乘第四辆车。

下午3点半，车队在欢呼声中继续上路，往涿州驶去。

沿途警卫给毛泽东上了一课

当天傍晚，车队抵达涿县县城。但见城门紧闭，警卫上前通报说是中央机关的车队要进城，请把门打开。可持枪守门的哨兵一点也不肯通融，说没有领导的命令，谁来都不能开。有位战士甚至强调说，就是毛主席来了，没有上级的命令也不能开。

毛泽东坐在车里听得一清二楚，不觉莞尔，笑着摆手道：“不急，咱们先等一等。”

明明知道是自己人，又不能违反规定。一个哨兵忙跑去找领导。可过了一会儿，他一个人回来了，说没有找到。

眼看着天就要黑透了，却只能无可奈何坐在车里进不去城。正着急的时候，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和涿县县委的领导来了。大老远就边跑边喊：“快把门打开！打开！让车队进城去！”

哨兵这才打开城门敬礼放行。

毛泽东对守城的哨兵说：“小战士很严格啊！”

毛泽东第一次对经济问题下的命令

……这时，毛泽东人还在涿州。

毛泽东看完涿州市容后问县委书记王成俊：“涿州素有‘商旅辐辏，货物云集’之说。如今，涿州城内为何这般冷清？”

王成俊回答：“国民党九十四军在这里驻防时，为了‘防共’，所有的商户都被赶到城东关去，不让商户进城经营。城内的游商也时常受到抓捕，没人敢经商，自然冷清。”

毛泽东问：“国民党不是被赶走了吗？为什么不让商户迁回来？”

王成俊回答说：“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我们还没顾得上恢复商户经营的问题。”

“工作多是事实，但要分清主次，先要恢复老百姓的和平生活。我们总说‘鱼水关系’，可做起来难哟！保定就要好些，能买到东西。”毛泽东说。

“等主席安全北上之后，我们会尽快恢复县城秩序和集市贸易。”

“我毛泽东只是‘到此一宿’，好解决。要尽快把市场迁回城里来，方便群众生活才是大问题。”事后，涿州县政府号召商户回迁城内，市场贸易很快繁荣起来。

3月24日晚，毛泽东等就住在涿州粉子胡同路北的一处院落(今涿州市公安局院内)。

当晚，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和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乘火车来到涿州，准备接毛泽东进城，并汇报迎接党中央进入香山的具体安排：先在涿州乘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最后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在清华园不停留，直接坐汽车去颐和园。预定在中午前后到达颐和园，在那里休息吃饭，再睡个午觉养一养精神。下午，乘车去西苑机场阅兵。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