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学经典

　　为什么读文学经典？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弄清楚：经典是什么和文学经典是什么，如果不能阐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共同性和差异性：不仅难以揭示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也难以回答为什么读文学经典的问题。
　　何谓经典？它不同于一般性的著作，是著作中的最高层次和最高水平，即著作中最优秀的部分。《说文解字》写道：“典，五帝之书也。”也就是圣贤之书。汉武帝设“五经博士”，“经”从此成为孔子所编的诗、书、礼、易、春秋。唐代把五经扩大到十三经，这就是我国儒学的代表作，后来又增加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为经。佛教传入我国后，其著作也称为经即佛经。这大概是我国“经典”一词的来源。至于我国最早的文学经典是什么，一般都公认为《诗经》。西文中的经典一词“classic”，来源于拉丁文“clasici”，具有双重意义：经典和古典。公元二世纪，罗马诗人革利乌斯第一次把经典运用于文学领域，从此在西方狭义的经典，即指古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学作品；广义的经典则指人类一切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

　　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文学经典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一样，都具有原创性，这是一切经典不可或缺的共性，也是它们的第一品格。但是，文学经典还具有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某些社会科学的独特品格。众所周知，歌德有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其实，不仅是莎士比亚，而且古往今来所有文学大家都“说不尽”。可以说，“说不尽”既是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也是国内外过去和现在的作家与批评家对它的一种共识，尽管他们的文字表达可能有所不同，但其表达的意思，则基本一样：

　　早在歌德之前，我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江上吟》中写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无异于说，楚王当年的那些豪华建筑，早已随着风雨而去，不复存在，但是楚国的伟大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两千多年来却像日月一样永恒不朽，为世代的人们所阅读。在歌德之后，19世纪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谈到普希金时认为：普希金是要在社会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每一个时代都要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不管这个时代把这些现象理解得多么正确，总要留给下一代说些新的、更正确的话，并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把一切话都说完。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居斯塔夫·朗松说：“文学这个东西既是过去也是现在”，高乃依的《熙德》和伏尔泰的《老实人》“像伦勃朗和鲁本斯的画一样，依然栩栩如生，具有取之不尽的可能性”。20世纪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发表的长文《为什么读经典》(1981)，给文学经典下了12个定义，是迄今为止对文学经典下定义最多的一部著述，例如文中写道：“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本，我们以为我们读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等等。

　　除中国、德国、俄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这些作家批评家的相关论述以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关于文学经典独特品格的见解：“困难不在于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接着又反问道：“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卷第29页)。马克思所指的古希腊艺术和史诗——《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产生于奴隶制时代，而奴隶制社会早就离人类而远去，但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童年时代——一个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都十分低下的时代，却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永恒的文学瑰宝。它们不仅不可复制，也没有随着那个社会的消失而被遗忘，与此相反，它们仍然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和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同时从马克思的这些卓越论述中，还可以看到古希腊文艺经典及一切文艺经典又一重要品格：它们不仅是民族的(古希腊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古希腊之外各国的)；不仅是时代的(奴隶制时代的)，也是全人类的(奴隶制社会之后各人类社会的)。

　　文学经典的艺术奥秘

　　人们可能会问，文学经典为什么说不尽，为什么具有永久的魅力？其艺术奥秘究竟在哪里？我们就试着来回答这个难题。

　　第一，文学的进步和发展与科学技术、某些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并不相同。前者的进步和发展，不是一部作品代替另一部作品，一个时代的作品代替另一个时代的作品；再说，一个作家的创作不一定越写越好，一个时代的创作也不一定都能超越过去时代的创作，这已是历史的事实和人们的共识，即马克思所指出的：艺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不平衡性。不仅如此，在文学领域里，过去时代的文学和当今时代的文学之间，始终具有生气勃勃的历史联系、交融和传承，有人以李白的一句诗来形容它们之间的关系：“抽刀断水水更流，”非常贴切。而科技和某些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则与此不同，后者基本上是一个代替另一个，新的代替旧的，先进的代替落后的，而且总是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不完善的形式走向更加完善的形式，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例如从四轮马车发展到蒸汽机火车、电气火车和今日之“高铁”等，就是如此。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里，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不再与我们时代的生活相关，因而没有人会说：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是说不尽的。但是，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时代产生的文学经典，它们不仅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和很高的水平，不能也不可能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进入历史博物馆。相反，它们在今天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第二，文学经典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前者的结构往往不是单层次的、单情节的、单义的，而是具有多层次性、多情节性、多义性，这是文学经典的艺术奥秘之所在。

　　苏联时代的一位批评家古奇凯，曾把文学经典比喻为“葱头”，以表明它的多层次性及其底蕴的丰厚性。他说：“葱头有七层皮，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多层次的……有的读者不会从第一层向里深入，有的人可能会深入第二层……可是有的作品甚至还有第六层和第七层。有的时候，作者本人对自己的书的理解只到第六层，他和读者一样，总觉得还有点藏而不露的东西”(转引自艾特玛托夫《对文学艺术的思考》，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7页)。我想，正是文学经典中的这种“藏而不露的东西”，为历代读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这同我国宋代诗话家所说的“咀嚼其艾，乃得其意”，十分相似。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午后之死》那部关于西班牙斗牛的著作中，曾经生动地把优秀作品比喻为“冰山”，认为它在海里移动十分壮观，但是露在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而水下部分却占了八分之七。这就是说，一部优秀作品除表面层次以外，还有很多内在的层次，需要历代读者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体会去领略、去重组、去想象。

　　俄国学者巴赫金依据他的著名“对话理论”，曾经指出：一部好的作品既可以与过去时代和当今时代的人们对话，也能够与未来时代的人们对话，因为它除了具有“现实内容”外，还具有“潜在内容”。而“潜在内容”则是一种在作品中刚刚涉及到的具有胚胎或萌芽形式的东西，是作家本人在作品中尚未完全实现的，但可以被未来时代的作家和读者接受，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

      另一位俄国文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论述了文学经典的“多结构和多声部”的意义和价值。他在谈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对话小说”时，认为其小说的内容从本质上看是难以结束的，“只要作品还是多结构的和多声部的，只要人们还在争论。”又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结束意味着新巴比伦塔的倒塌。”这表明对话小说内容的“难以结束”，或者说它的“未完成性”，是它的艺术奥秘之来源。

　　第三，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各种多义性，是它说不尽的源泉之一。一是艺术形象的多义性，拿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名诗《帆》(1832)来说，“帆”是诗中的主要形象，但是历来的人们由于生活经验和眼光的不同，对它却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心情不安的象征；反叛者的形象；浪漫者的形象和作者本人的形象，等等。二是艺术世界的多义性，一部经典作品尤其是诗词的艺术世界，其概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包括众多不同的生活现象，使读者对此可以有不同的感受、联想和理解，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等等。三是语境的多义性。这不仅指语言的细节(词、词组、句子、语音，尤其是双关语、隠喻、象征、悖论和反讽等)和语言的上下文相关，也指一部作品同它的哲学、社会、历史、宗教等的上下文相关。这就有可能使一些读者认为上下文应该如此 ，而另一些读者则认为它不应该如此。四是科学中的语言与文学中的语言完全不同，前者永远是单义的，而后者则是多义的，这是语言艺术的奥秘之一。文学语言的多义性，特别是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其中包括它的空灵性、含蓄性和模糊性，对于文学至关重要，古人对此早就指出：诗无达诂，言外之意，声外之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

　　文学经典与我们

　　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像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伟大和壮丽的创举一样，不能也不可能脱离世界文明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样不能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相反，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对于担当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重任的中华儿女来说，尤其是对于青年一代来说，只有勤奋学习、确切了解和批判继承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全部知识，以及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才能应对21世纪的复杂而多变的严重挑战，才能为人类及其未来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奉献。

　　人类文学是人类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部经过时间和实践考验的文学经典，它所蕴含的客观真理、社会内容、丰富知识、生活经验及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等，不仅能够使我们认识与了解社会、时代和世界，给我们以生活启迪，也能够给我们以无尽的艺术享受。

　　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并不是一种消极和被动的现象，而是读者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与作品的互动过程。用艾托玛托夫的话来说：伟大艺术家的作品总具有神奇的力量，你打开了它们，而它们也打开了你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也是读者自我发现的过程：当人们阅读一部文学经典时，他往往会以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来审视作品所提供的生活经验；同样，人们也会以作品所提供的生活经验，来观照和对比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事实表明，任何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有局限性，而作品提供的生活经验，却常常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民族和国家到另一个民族和国家，而且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和交融在一起，从而有可能使我们更好、更全面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和发现自己。

　　文学经典与时代调弦

　　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除了有个人的选择外，还有时代的选择。一部过去时代的文学经典在面对新的时代生活和新的审美观念时，常常要受到该时代的重新调弦。例如，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里曾写道：人们把某个特定社会人物交给了作家，作家也许对这样的人物进行改造。同样，读者也用他们的习俗，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那个社会中的社会观和和文学观来加以干预”。萨特所谓的那个社会的“干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调弦。一部文学经典在不同时代里，其地位、影响和命运并不完全相同，拿陶渊明的诗歌来说，它在我国的《诗品》里，仅仅被列为中等水平作品，在唐代它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到了宋代，它已占据了一流位置。之所以有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人们对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有一个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它与时代的需求和审美风向休戚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也往往要经历一个变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等大家的创作品，都有不为人们认可和束之高阁的时候。同样，一部文学经典的个别情节和个别层次以及主题思想的某个方面，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有可能或老化或淡化或弱化，也有可能或强化或迫切化或中立化；主要的有可能变成次要的，非经典的有可能变成经典的，反之亦然。例如，沈从文的那部所谓描写凡人小事的小说《边城》，它在解放后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对抗年代，几乎无人问津，可是在改革开放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却成了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又如，去年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经济严重下滑，大量工人失业，生活水平大为降低，在金融危机这一时代背景下，一部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蟹工船》(1929)，在日本已被冷落多年，但由于它描写了那个时代日本北洋蟹工船上渔工受剥削受压迫的困苦生活，而引起了80年之后遭受几乎同样境遇的日本人的强烈共鸣，使小说在日本去年一年的发行量，便达到破纪录的百万册。这是时代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