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高考分数 历年:于光远：读了余秋雨的几篇自白之后

于光远：读了余秋雨的几篇自白之后

　　读了余秋雨的两篇自白之后

　　寄到我家的刊物，通常我都要先粗粗地翻一下。三个月前我在《深圳周刊》上看到一篇《接受本刊专访 自己袒露心迹 余秋雨告别文坛》。标题很吸引人，我就看了下去。原来是青年学者余杰写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作忏悔》，揭露余秋雨是“文革余孽”。余秋雨就写了封公开信答复了余杰。“两余”之间这第一个回合都已经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过。而《深圳周刊》这一期则刊出余秋雨又接受该刊记者的采访时同记者的对话。三篇加在一起大概有一万多字。余秋雨颇负文名，我不知道他怎么红了起来。很遗憾他的大作我一篇都没有读过。惟有这期《深圳周刊》中有关他的全部文字我每个字都看了。读后我才知道，原来余秋雨是“文革”中参加“造反派”组织、积极做了不少事的人。我不是根据余杰文章，而是根据余秋雨自己写的、讲的这两篇来这样认定的。不过在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千千万万，有各种情况，余秋雨属于哪一种，除他写的表明的情况外，还有些什么我没有研究，也不想研究，就不好说了。

　　现在我提起笔写这篇短文，除了正好《深圳周刊》的于爱成同志向我约稿外，并非我对具体的“造反派”余秋雨有什么兴趣，更不想介入“两余”之争。但我对“文革”期间一般的“造反派”的兴趣倒是不小的。回想起1983年，有一回我参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研究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的草稿。在这个文件的草稿中，提出要在党内清理“三种人”。所谓“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便是“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第二种人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第三种便是“打砸抢分子”。《决议》说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现在我手边还没有查到当初拿出来让我参加研究的那个稿子。估计在我的那个“故纸堆”中会有，但找起来太费事，所以只在书柜里找到那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当初拿出来讨论的草稿和后来通过的《决议》，相比之下修改不多，这个《决议》对我今天写回忆也够用了。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会议上我即席发表了一个意见，说：如果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立即着手查明谁属于整风文件中的“三种人”，那是很容易的。当时党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工作，揪出了许多这样的“三种人”。可是当时没有可能把这样的工作做得彻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中央认为“适应国内外的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我在内——都同意这个提法，因为真要把“四人帮”的爪牙的问题查清并作出处理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实行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后的1983年，党中央从国家长远的事业考虑，感到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决定在二中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这时候大家认为让“三种人”留在党内会是一个祸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种人”作为党中央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是这时候机关里的许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单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变动，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来了解他们的那些人的视线之内了。有的造反起家的人还担任了负责工作，再去查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认为是不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要慎重准确就要讲科学，因此我建议中央成立个“三种人研究所”。我不喜欢“专案组”这个名称。我还有一个想法，这种研究不妨带一点学术性，而且争取长期存在，我建议从若干个“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首都红三团、上海工总司、清华井冈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军内一小撮”、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张志新事件……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写作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广思、唐晓文、钟佐文，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丁学雷……等出发，把所有重要当事人一个一个列出来，区别当时参加活动的情况和“文革”后的表现，进行科学研究，然后采取对策。我这个意见胡耀邦当即表示赞同，但最后没有被采纳。

　　当时我还想，即便对那些也许还算不上“三种人”，但是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做了坏事的人，经过我说的那个研究所研究了一番之后，把初步结论同本人见面，与群众见面，也可以促使他们好好反思一下，使他们了解，把他们挽留在党内并不是自己蒙混过了关。党对自己了解得很清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对于他们自己会有好处。群众也学会掌握政策的分寸。我本来有一大篇话想说，只是在这个会上有许多同志要发言，我不想占用过多时间，因而来不及发挥。

　　后来我注意到，不少当初参加造反活动起家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鉴定和处理，因而以后出现不应该发生的现象。我认为在这次整党中对“三种人”触动得太少、研究得太少，结果有些“三种人”或者应该在整党中受教育的人真的蒙混过了关，反而神气了起来。对这样的人，张三、李四，过去怎样在造反中起家，现在又怎样被重用，甚至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有许多同志可以举出许多确凿的事实，他们写了材料送到有关组织去，但没有答复。我在“文革”中是“走资派”，“造反派”中的情况知道不多，但也知道一些，比如北京就有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下面还设有若干分站，开了我一系列斗争会。但我只知道是戚本禹亲自布置过两回，站上的负责人我一个也不知道。我还知道有一个“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联络站，”我对这个联络站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一个头头后来就在一个宣传机构中当权，管起学术理论批判工作来了。因此我一点不觉得当年对这些人的审查如何“严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

　　我看到《深圳周刊》这一期(对了，我找到一看是2000年第9期)之后，有所感，写了这样一篇。余秋雨向余杰摆老资格，说他太年轻了。我八十五岁了，也摆一摆老资格，翻一翻陈年老账。

　　（2000年5月16日）

　　（《深圳周刊》2000年6月12日）

　　又读了余秋雨的两篇自白

　　也是在送给我的那本《余秋雨现象再批判》中，我又读到余秋雨的两篇自白。一篇是《余秋雨郑重声明——我不是“文革余孽”》，还有一篇是《余秋雨：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不过这两篇都不是余秋雨自己写的署名文章，都是由一位杨瑞春记录下来的“杨问余答”。第一篇发表在《文学报》2000年的第1127期上。发表的时间未查。第二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时间是2000年4月28日。发表后未见余秋雨出来更正。同时杨又是2000年1月22日余秋雨同余杰在四川作家魏明伦家会面的促成者。因此，我认为可以把这两篇视作余秋雨自己的东西。不过我想还是应该给余秋雨更正杨的报道的权利，如果杨的报道不实，我据以发表的言论自然该相应改正。

　　先讲我对余秋雨的这两篇后来发表的自白，第二篇我不想说任何话，第一篇涉及一般性的问题，在这里就说一点看法。

　　首先我是从来不赞成随便使用“文革余孽”这样的语言。如果余秋雨不接受，他当然可以发表声明。我也不想对这写什么文章。现在我之所以产生再写一篇的动机，是看到余秋雨在回答杨瑞春的问题时所说的下面的那两段讲话。

　　第一段是“如果用强迫的方式要别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思想结论，而强迫者又没有搞清楚行为的真相，那么缠来缠去，争论不休，反而把反思这件大事降低了、庸俗化了。总有一些人至死不肯反思自己的罪行，但只要理性群体深入反思了，中国就有希望。”

　　这一段话讲得很深奥，曲曲折折地表达了以下几点思想：

　　1．今天发生的问题是作家中有一些人提出余秋雨应该反思，这些作家手中并没有权，也不像当初“文革”中的那些写作组，他们有政治权力的支持。这些人写文章，实在说不上什么“强迫”。最近一阵子有这种议论的人多一些，余秋雨因此受到不小的舆论压力：但是余秋雨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别人强迫不了他。事实上余秋雨就没有听，没有去做什么反思。这怎能说他受到了强迫，而且存在了“强迫者”了呢？他的“道理”实在太深奥了。

　　2．在他这篇话中，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同他有关系的问题上，该反思的不是他，而是同他作对的别人。他认为要看那些人肯不肯深入地反思。而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还要看那些人够得上或者够不上属于“理性群体”中的成员。真是妙不可言！

　　这是就他的第一段话。

　　这段话属于一般性议论。下面一段讲的就是关于他本人的具体情况。他说“如果就具体经历讲，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经历真可以说悲惨之极，远远超出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想象。我不是年轻人，让年轻人去提高认识吧。”下面讲：“文革”初期十九岁的我，是全院第一个领头写大字报反对“造反派”的人。(那时造反派还没有掌权，以后情况变化了，他和跟着他写大字报的人失败了)“结果造反派掌权以后承受了长时间的批判和侮辱。我没有向他们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他们曾经威胁要与我父亲单位联合起来抄我的家，如果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我可怜的祖母和母亲可能难活得下去，但我也没向他们求饶。”余秋雨说到这里，对后来他怎么又成为写作组的成员就没有说下去。这一点人们还是不知道。他答非所问。不过他完全可以不说。要不，他又会说有人强迫他了。不过他对他当时的情况所讲，倒使人们可以知道他当时和现在的觉悟水平有多高。这是容易看得出来的。我们知道，就是在余秋雨参加写作组写那样的文章的同一历史时期，而且在他活动的同一个城市上海，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不顾本人的安危，也顾不了对父母尽孝心，大义凛然地坚持反对“四人帮”的立场，作出了光辉的行动，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对当时余秋雨这样的青年，自然不会有过高的要求。

　　2000年8月31日

　　（选自《跨世纪门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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