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泥土实验凳:智瑶之死---读通鉴开篇故事之杂感

　按：此文值得一读。从智瑶之死看到人才选拔德能之辨，引出一国制度选择之于兴亡的重要性，思维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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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末期，晋国公室衰落，大权被范氏、智氏、中行氏、韩氏、魏氏、赵氏等六家卿大夫把持。其中实力最强的莫过于智家，智家的老主智宣子年老了，想立智瑶为接班人，于是就和智果商量。智果反对道：“还是智宵比较合适。智瑶这个人有五个过人之处和一个短处。相貌出众、武艺高强、才艺双全、能写善辩、强毅果敢这都是他的优点，但他为人十分的不仁厚，如果他以这五项长处做不仁不义的事情，那还有谁能与他相处，若智瑶做了智氏的首领，我们智氏一定会灭亡的。”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仍然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无奈只好脱离了智氏家族，改姓为辅，从此与智家划清界限。

　　智宣子死后，智瑶继位，他先后联合韩、赵、魏三家攻灭了范氏和中行氏，瓜分了两家的土地，一时间骄横的是无以复加。有一次智瑶宴请韩氏的首领韩康子和魏氏的首领魏桓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智瑶得意忘形，戏弄了韩康子，并侮辱了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知道了之后，就告诫智瑶说：“主公如果不提防着惹出灾难，灾难就一定会来的！”智瑶很不以为然道：“不给别人降临灾难就是好的了，谁还能给我降临灾难！”智国反驳道：“您说的不对，古人说过：‘一个人多次犯错误，他所积累的仇怨往往隐藏在暗处，应该在灾难还没有爆发出来的时候，加以提防。’君子能够谨慎的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难。现在主公在宴会上侮辱人家的首领和家臣，又不加防备，还说不敢制造灾祸之类的话，这是不对的。小如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可以给人带来伤害，更何况是首领和大臣呢？”智瑶根本就不听。

　　后来，智瑶分别向韩、赵、魏三家要土地，韩、魏两家不想得罪智瑶就把土地给了他，可赵氏的首领赵襄子却坚决不给。智瑶大怒，遂联合韩、魏两家一起讨伐赵氏。三家联军将赵氏的军队重重围困在晋阳。智瑶引晋河之水灌晋阳城，使得晋阳一下变成了一片泽国。眼瞅着赵氏就要完了。智瑶在城外巡视的时候，对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水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此言一出，韩康子和魏桓子的心里都“咯噔”了一下。原来，韩氏的都城平阳和魏氏的都城安邑分别临绛水和汾水，引二河之水同样可以将两座都城变成泽国。

　　回营之后，智瑶的近臣絺疵对他说：“韩、魏一定会背叛我们的！”智瑶问：“你怎么知道的？” 絺疵答道：“我们联合韩、魏共同伐赵，约定赵亡则三分其地，如今赵氏眼看就要完了，韩、魏二伯不但没有喜色，反而忧心忡忡，那不是要反叛我们是什么？”第二天，智瑶就把絺疵说的话告诉了韩、魏二子，两个人连忙说：“这是小人在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放着快要到手的赵氏的土地不要，却去做不能成功的事，这怎么可能呢？”智瑶就相信了他们，韩、魏二人离开的时候，正好碰见了絺疵，絺疵质问智瑶道：“主公为何将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们两个人？”智瑶问：“你怎么知道的？” 絺疵说：“我看见他们两个，一见我就快步走了，因此我知道是因为我看穿了他们心思的缘故！”智瑶仍是不以为然。絺疵看大难将至就请求出使齐国。

　　就在智瑶等着赵氏彻底灭亡的时候，赵襄子派家臣张孟谈去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本来就对智瑶极度不满的韩、魏二人与赵氏一拍即合，约定三家里应外合共灭智氏。到了约定的日子，赵襄子先派人杀了智瑶守大堤的士兵，将大堤扒开，使河水反灌智瑶的军营，使智军阵脚大乱，韩、魏二军趁机从侧翼进攻智军，赵军则从正面冲击智军，三家联合大败智军，并将智瑶杀死，然后将智家男女老少全部杀光。只有早先已经脱离了智氏的智果因已改姓辅得以保全家小的性命。

　　这是《资治通鉴》开篇的第一个故事，读来耐人寻味，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故事后面司马光所写的一段评论。司马光认为智瑶的灭亡在于其才能超过了道德的缘故。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类，即有才有德的人是圣人，德胜过才的是君子，无才无德的是愚人，才胜过德的是小人。选择人才首先应选取的是圣人和君子，如果找不到，退而求其次宁选愚人，不可选小人。君子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所以他会用才能来行善；可小人没有道德的约束，因而他会用自己的才能作恶。可愚人即便想要作恶，因为他的才能不足，也不可能造成太大损失并且也好制服他。历史上那些败家亡国的人，大都都很有才能，但因为德性太差，任意妄为，最后落一个国破身亡的下场。所以分清才能和道德的界限才能选拔到真正的人才。

　　司马老先生的这段评论，我一直奉为经典，深以为然，但后来当我看到柏杨先生的白话版《资治通鉴》对司马光的这段话所做的评论之后，不禁有如梗在喉之感。柏杨先生认为司马光把人性当成一个无机体，对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说是似是而非的。他认为像强毅、公正这些品格即可算得上是才能又可算的上是品德。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才能”胜过“品德”，或是“品德”胜过“才能”，根本是无法办到。所以总在君子和小人的问题上做文章是无意义的。而且，他认为“愚人”比“小人”更糟，只要让小人无赃可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贪的时候，他的才能还是可以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可愚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有所作为。柏杨进一步抨击司马光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拼命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最后他指出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选举和法律来控制邪恶，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高贵的品德。末了柏杨先生还不忘幽司马光一默：“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法治的构思？”

　　这就是古今两代中国学者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古之人往往愿意多考虑人的因素，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任何的制度和规矩都是由人定的，那么人的修养和素质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而今之人更愿意相信是制度在决定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就是坏人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其实再完备的法令制度也是要由人的道德素养所决定的，小的时候曾看过不少西方的译制片，经常可以听到他们说这样一句话：“法律就是法律！”在西方人的眼中法律就是上帝的律条，是必须遵守的，这种值根于骨子里的道德观使西方建成了发达的民主政治。而这种民主法治思想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札根在西方人的脑子里。可以说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为了维护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而存在的。所以制度最终是为了维护一种道德理念而建立的。因此我们的古人言必称道德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另外今之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认为今天的社会远比古人的社会发达，那么今天的人就比古人高级，从柏杨先生的这段评论来看，颇有一番调侃司马老先生之意。其实放下孰是孰非不说，若今人总是笑古人，那么我们的后人就会笑我们，这样一代笑一代，笑到最后才发现最可笑的却是笑别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