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夜总会沙发翻新:尼采《我们缺什么》（下）

美德的价值尺度

如果哪一位哲学家希望人们明白，他并不是怀疑论者，那么我希望，在上述对客观精神的描述中，人们已经听到了这种声音，是不是？从而，全世界都听到了，虽然有的人很不情愿。人们面带羞怯地抬起头望着他，想要问的问题太多，在众多怯懦的倾听者中，他说从那里起始便有危险了。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在他拒绝了怀疑论之后，远处便传来了某种凶恶的、带有威胁性的声响，似乎某个地方正在做某种新式爆炸物的试验。

一个精神动力学，或许是一种新发现的俄国式否定法；一种善良意志的悲观主义，它不仅仅说得否定，希望否定，更主要的是他在进行可怕的思维！反对这种“善良意志”类型，对一种现实的生命否定地说，今天再没有比怀疑论更有效的安眠药和安定剂了，那是一种温柔的、迷人的、听催眠曲的、罂粟花式的怀疑论；哈姆雷特如果活到今天，时代医生也会针对他的“精神”特点和他的嘟嘟嚷嚷把他藏在地板下面。“难道人们就没有竖起耳朵认真地听一听从地下冒出的那些不堪入耳的嘈杂声吗？”怀疑论者这样说道，他就像一个安静的朋友，甚至保安警察。因为，“从地下冒出来的否是极其可怕的！”最终，那只悲观的鼹鼠不在聒噪了。

因此，这种令怀疑论者感到极其恐惧的软绵绵的造物，使他的良心受到了如此的训练，在每一个否定那里，在每一个坚决的肯定那里，突然爆发了，出现了震颤，并且感觉自己好像被咬了一口似的。是否——对他来说，这两个字是与道德相抵牾的。相反，他则喜欢用高贵的忍耐庆祝自己的美德。既然他用蒙田的话说：“我晓得什么？”或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我知道，我是无知的人。”或者，“这里，我对自己失去了信任；这里，没有哪扇门是为我敞开的。”

或者，如果门是敞开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立刻踏进去呢？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果、假如，这种假设可以归属为优秀的审美。难道你们真的想把某种原本弯曲的东西弄直吗？难道你们要用麻絮把所有的窟窿都要填满吗？噢！上帝，你们真是魔鬼！难道你们就不这样着急吗？不确定的东西也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斯芬克斯也是一个喀尔刻，而且喀尔刻还是一位女哲学家。如此说来，怀疑论者应该感到安慰了；但是他还真的需要某种慰藉。

由此可以说，怀疑论有一种确定的、多情的生理学习性，但是人们却将它称为神经衰弱或是一种病态；凡是在长期分道扬镳的种族或者阶层中，因为坚定而与突然的方式失之交臂时，每次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当不同尺度和价值在遗传方式下进入血液后，人们就会感到不安、干扰、怀疑、尝试；最佳的力量起到的是阻碍的作用，美德本身则不允许彼此间有丝毫的强大，因为这样会在肉体和灵魂中缺少平衡、重力，以及测锤式的垂直安全。

可是，在这样的混血儿身上，一定存在着病入膏肓或发生蜕化变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志。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决心中的独立性，所以根本不知道愿望中存在着快感——即使在梦里，他们也怀疑“意志自由”这种说法。今天的欧洲，已经因此成为激进阶层的一个荒谬而又突兀的尝试舞台，因而出现了种族大混合的现象，从而令人们对所有至高和至深的事物都心存疑虑，渐渐地为那种灵活的怀疑论添砖加瓦——它急切、贪婪地从一个枝蔓跳到另一个枝蔓，很快就会像一片满载着问号的云朵，模糊他的意志，使他变得垂死一样的饱和！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找不到这种呆坐的残废者的处所，所以要乔装打扮！啊，这些人打扮得多么诱人啊！他们用美丽无比的花作伪装；例如今天被称为“客观性”、“科学性”、“为艺术而艺术”、“纯意志自由的认识”等，成为橱窗中陈列的最多的东西，它们只是乔装打扮之后的怀疑论和意志消沉。我愿意为能够治疗欧洲疾病的处方担保。

欧洲上空弥漫着意志疾患，无边无际；因为在这里，这种疾患反而显得最伟大、最花哨，那里的文化早已成为乡土气息的沉沦。还是“野蛮人”——或者是又一次成为“野蛮人”的人——在抖动的西方教育的盛装掩饰下，它可以发挥权利，收到效益。现时的法国，就像人们轻易得知且可以切实把握的那样，以此将意志严重地坑害了。法国，一直具有娴熟的技巧。现在，它的精神也变成了“引诱物”、“诱人学坏的东西”。真可怕，今天它竟然成为了怀疑论的学校和展览室，而且完全凌驾于欧洲之上的文化，它要展示力量，而且希望得到永久的意志。这种趋势在德国却日渐强大，而且在德国的北部，这种趋势要比德国中部强大得多；在美国的西班牙和科西嘉岛，这种趋势更是出奇地强大。

在那里还与冷漠相连。而在这里，则与硬梆梆的脑壳相连——这里先不说意大利，因为它太年轻，而且它好像已经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了，但是这种东西必须先加以证明，它是否真的想要——但是，在欧洲向亚洲回流的那个庞大的中间帝国里，俄国，则将它那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在那里，意愿的力量被积蓄、保存下来了；在那里，意志的等待——无法确定，看似否定又似乎是肯定的意志——用一种威胁的方式等待着被激发，以便借用今日的物理学家的行话。

这或许并不是印度战争和向亚洲卷入所必须的——尽管这样，欧洲仍会摆脱危险，而是帝国主义内部的倾轧和分崩离析，并且是议会的胡说所引发的。吃早餐时读报是每个人的义务。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为了祝愿谁，因为对我来说，也许对立的东西早已指向了我的内心——这里我所指的是俄国的这种威胁的增长。换句话说，欧洲此刻必须下定决心把它变成旗鼓相当的威胁，也就是变成一种志在必得的意志，在一种统治欧洲等级的新手段下，一种持久的、恐怖的自我意志，它完全能够超越千百年来设定的目的。从而，或许最终，在它长期经营的小国政治将走向终结。渺小的政治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到了下个世纪，整个世界将要掀起争取统治全球的斗争——强制的，奔向伟大的政治。

人们那遥远、崇高、深沉的内在经验，是人类灵魂的全部历史及其尚未枯竭的证明。这对于一个天生的心理学家与“伟大狩猎”的朋友而言，是已经划定的狩猎区。而他却总是绝望地说着：“噢，仅仅只是个别人！看，这片原始山林多么浩瀚，多么伟大啊！”因而他期盼着能拥有上百名的狩猎助手与高素质的猎犬。他仿佛能够将他们带入人类灵魂的历史中，在那里一展雄姿。这一切完全是徒劳。他总是略带苦涩地彻底打量着自己的表现，他对那些能够刺激他好奇心的所有事物态度都非常恶劣。他迫切地找寻助手与猎犬。将学者们派遣到需要勇气、智慧、细致的全新而又危险的猎区中。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成为了废物——这正是这一做法的弊病所在。“伟大的狩猎”同时也是伟大的冒险拉开序幕。在那里，他们没有了猎眼与猎鼻。正如为了猜出并确定宗教之人的灵魂里，有关认知与良心的问题到底有过怎样的一段历史，人们必须如同“帕斯卡”那样的智者所具备的深沉与良心——伤痕累累、广袤无垠，并时刻与狡黠的睿智舒展的天宇紧密相连，同时俯瞰这充满危险与痛苦经历的聚集地，稍加调整并采取强硬措施使之成为一种模式。然而，谁能为我提供这种服务呢！谁又有时间等待这样的仆人呢？他们的出现世属罕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大可能！最终，为了能掌握大概的情况，人们只好亲自动手，这就意味着人们要亲自做很多事！但像我这样的好奇者，却始终自得其乐——请原谅，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对真的追求，都会得到报酬。

信仰——如同刚一问世的基督教对它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所达到的那样——正处于一种怀疑论与南国自由精神的氛围之中。在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哲学派系之争以及罗马帝国的宽容教育之后，这种信仰最终被贬为那种忠心的，时而粗暴时而恭顺的奴仆信仰。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那个叫路德的，或叫克伦威尔的，或某个北国精神的野蛮人就是怀着这样的信仰依附在上帝与基督教的威名之下的；那个帕斯卡的信仰与前者比起来还要晚一些，帕斯卡仍以一种恐怖的方式将理性看成一种慢性自杀。试图用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将这种命贱而顽强的蛆虫般的理性打倒。从一开始，基督教信仰注定就是一种牺牲：牺牲所有的自由、自豪以及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同时也是一种奴役与自嘲、自戕——即是这种信仰的残酷与宗教的腓尼基主义，其前提是对一种被宠坏了的、脆弱而多变的良心所持有的不现实的幻想。精神上的屈服所感受到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不管是它的过去还是现在，面对荒谬，精神都习惯于采取自卫行动。而从荒谬这一方面来说，“信仰”即是同精神对抗。现代人不再仿效基督教术语表中的最高级的圆滑，因为这对古代审美而言，就如同陷入了“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古怪的公式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地方显现出与此次案中相同的果敢之气，以及这公式中所呈现的可怕的、值得一问的东西。因为这果敢意味着对古代一切价值的重估。这即是东方，深沉的东方，奴性的东方——他以此种方式报复罗马及它的轻率而高贵的宽容，报复信仰“天主教”的罗马——过去它并非如此，自由曾是它的信仰。曾经依附于主子的奴隶们，被那半斯多葛主义和对信仰的严肃性抱以冷笑的态度以及“启蒙运动”所激怒了，进而起身反主。因为奴隶要求绝对的制度，<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暴君式的绝对统治，在道德上也是一样；他的爱即恨，并无感情色彩之分，直到沉沦，直到感到痛苦，直到染上疾病——直到隐藏于身的诸多痛苦一起爆发，进而反对高贵的审美——似乎是因为它否认痛苦。从本质上看，反对痛苦的怀疑论只是贵族政体道德的一种大度，至少没有为最后的伟大的奴隶起义添砖加瓦；这起义发端于法国大革命。

谦虚的品格

谦虚的危险。——对社会、任务、日常生活和劳动秩序过早地适应了，使我们处于这种秩序中的是因为偶然，但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目的却未曾以立法者身份进入我们的意识。通过这样所取得的过早的良心安全感、轻松感、共同性即过早的恭顺，它作为摆脱里外皆不安宁的手段而讨好情感，娇惯情感，并用最危险的方式压制它；按照“相同地位的身份”的形式来学习尊重事物，就如同我们自己心中全然没有设定价值的标准和权利似的。意图对审美——它也是一种良心——的内在声音作平等衡量的努力，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敏感的枷锁。倘若最终一切爱和道德的羁绊在霎那间的崩溃瓦解没有引起大爆炸，那么个人也会变得没精打采、叨叨唠唠、婆婆妈妈、小里小气。——对立物已经是足够坏的了，但比前面所述的事物要好。因为，它受到环境的烦扰，也苦于对环境的褒贬，因而就受到了伤害，也为没有道出实情而烦忧；并不是自愿地怀疑，为维护自身而对环境之爱一概排斥，学习沉默不言，也许通过说话来掩饰沉默，为喘息、流泪和崇高的自慰而打造出一个犄角旮旯和未能预料的孤独——直至人们最后是足够强大到能够这样说：“我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并且依然故我。

论我们估价的起源我们可以用空间的方法来对我们的肉体进行分析，于是我们从中得到的观念与从星系得到的并无二致，有机和无机的区别是再也看不到了。在以前，对于行星的运动，人们将其解释为意识到目的的生物在起作用。因为，这种解释现在人们不再需要了，联系到肉体运动和自身的变化，人们早已不再认为能够与设定目的的意识相安无事地共处了。各种运动与意识一点关系也没有，与感觉也没有关系。感觉和思想比之无时无刻发生的无数现象，是微不足道的。

与此相反，我们察觉到，即便是在最小的现象中都有一种实用性处于统治地位，而我们的知识还不能足以担当后者，谨慎、选择、汇集、补偿等等。简单地说来，我们发现了一种运动，应把它纳入一种不知高出我们意识到的多少倍的、俯瞰一切的智慧。我们从所有意识的东西身上未能得到思维。因为，对自身负责的习惯我们没有能够学到，因为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生物，我们只是一切有意识之物的最小部分。

如同空气和电，这些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现象，我们几乎未能感觉到什么。因为，或许真的是有足够的力，尽管我们觉察不到，却是对我们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影响。比之一个细胞和器官，对另一个细胞和器官所发挥的无数刺激，快乐和痛苦乃是稀少异常和极度缺乏的现象。

这是意识谦虚的阶段。最终，我们会认为有意识的自我本身，仅仅只是服务于那种更高级、俯视一切的智慧的工具而已，那时我们可以发问，一切有意识的意愿，一切有意识的目的、一切估价是否只是用来获取和意识内部的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的某种东西的手段。我们认为：这牵扯到的是快乐和痛苦的问题——但是快乐和痛苦或许只是我们用来完成在我们意识之外的某些成就的手段——应当指出，一切有意识的东西仅仅只在表面停留。因为行为和行为表现得是如此不同啊，我们对行为以前东西的了解又是如此地不够。我们关于“意志的自由”、“前因和后果”的感觉是如此地想入非非。思想和想像，就如同词汇乃是行为的符号一样：任何行为都是不可探寻追究的。一切褒贬都是表面现象。我们有意识地生活于其中的想像和臆想是多么的本质。我们来谈论想像，用我们掌握的所有词汇(也包括激情)；人类的关系对这些想像的传导和继续又是多么依赖啊。从根本上说，实际的联系(通过生殖)走着自己为不为人知的途径。这种对共同想像的信仰真的能对人有真正的改变吗?或者，意志、目的、思想、价值等等这些真的存在吗?这整个有意识的生命难道仅仅只是如同镜花水月吗?即便是在估价似乎决定着一个人的时候，事情的表现也完全是另一种情形！简单地说来：倘若是用自然作用来解释实用物是可以实现的，并且不需要假定一个设定目的的自我，那么最后连我们对目的的设定、我们的意愿等等对于某种本质不同的东西来说，就仅仅只是一种符号语言也就是无意识的东西和非意愿的东西了吗?仅仅只剩下了有机物自然实用性的那最细腻的外观了吗?与有机物就一定没有区别了吗?

总的说来，就精神的整个发展进程而言，在这里只是对肉体的问题有所涉及。渐渐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级别更高的肉体的形成史。有机物攀登上了更高的阶梯。我们试图来认识自然的渴望乃是一种肉体想借以完善自我的手段。或者不如说：要想对肉体的营养、居住方式、生活方式进行改变必须要做无数的试验。因为，肉体中的估价和意识、所有种类的苦乐观都是这些变化和试验的象征。说到底，这里提到的不是人心的问题：因为人应当被克服。

更高级的哲人习惯独处并非是他想孤独，而是因为他找不到和自己同属一类的人。今天，在人们已经记不起了对等级制的信仰，并且由此而对这种孤独不尊重、不理解之时，他周围是有着多少危险和痛苦积聚着啊！以前，智者几乎通过完全不顾庸众感受的方法将自身圣化——今天，隐士只得以疑惑的乌云笼罩自身。而不仅仅是心中只存有妒忌和卑鄙。因为，他不得不从每个遇到的好意中去发掘误会、疏忽和浅薄，他在那有限的同情中认出了其怀有的阴险。因为这种同情将自己看作慈善与神圣，假如它试图在自己面前以所谓舒适的条件，秩序井然的、可靠坚实的社会来“拯救”隐士的话——的确，隐士对这种不自觉的毁灭欲应当是心存向往的，所有精神平庸者都会带着这种欲望去反对隐士，并且是自认为这样做是有着充分权利的！对这种不能被别人理解的孤独化的人来说，必须熟练而由衷地将自身用外在的、孤寂的空间外衣裹住。这才是他的聪明之处。今天，计谋和伪装也还是少不了的，以便让这种人能够在时代的危险的快速洪流中保存自己，保持自己的崇高地位。他必须赎回一切对当今现实忍受的企图、一切对当今这些人和目标的接近，就如同赎罪一般。因为，他或许惊讶于自己本性所隐匿的智慧。因为，当这一切企图出现的时候，智慧都会立刻将其引回本身，用疾病和恶性事故。

愚蠢与美德

享乐主义、悲观主义、功利主义、幸福论，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是以乐和苦，也就是以不同的心态和次要的事物，作为测量的标准的。它们就是前面提到的思维方式和幼稚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凡是意识到塑造力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不会轻蔑它，更不会没有同情心地俯视、鸟瞰它。对你们同情！这当然不是什么同情，而且更不是你们所说的同情：因为，这并不是对社会“困苦”的同情，也不是对“社会”、对社会上的病夫、不幸者的同情；它不是对有恶习者、原本就支离破碎的人同情，虽然这样的人躺在我们脚边；这更不能算作是对满腹牢骚、反抗闹事的奴隶的同情，因为这些人所追求的仍然是统治——他们将此称作“自由”。我们所说的同情乃是一种更高级、更有远见的同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是如何变得渺小的，你们是怎样将人变渺小的？——就在这种时刻，我们用一种无法形容的担心，关注着你们的同情，我们对这种同情提高警惕，因为我们发现你们的这种郑重竟然比任何一种轻率都要危险。摆脱苦痛；难道是我们？——这似乎是我们所希望的更爱、更高、更糟地拥有这种前所未有的苦痛！就像你们所理解的舒适和健康——这确实不能算作目的，在我们眼中它只是一种终结！

有一种心态，能够将人马上滑稽化、蔑视化——它想将人希冀于沉沦！培植那种苦痛，培植那种所谓的伟大的苦痛——你们不会知道，正是因为这种培植，才创造了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升华。那种不幸所导致的灵魂的紧跟，培养了你们的坚强、你们在伟大的毁灭时刻的颤栗，并且培养了你们在幸运的拖带、坚守、阐释、充分地使用过程中所具备的敏感性和勇敢性，这不过是深邃、秘密、虚假、精神、诡计，一向之所赐——难道这不是深处在苦痛之中、深处在培植伟大的苦痛之中所享受到的吗？世界上，造物和造物主本属一体：因为，在人世间，四处都是质料、碎块、充盈、泥巴、污垢、荒谬、混乱；在这里，同样存在造物主、雕刻家、坚实的锤头、观众的神情和第七日——你们明白其间的矛盾性吗？你们的那种同情倒是很适用于人世间的“造物”，这种东西必须经过一番成形、破碎、铸造、撕破、焚烧、加热、提纯——它必然要受到一些苦楚，当然，这些苦也是应该受的，不是吗？但是我们所说的同情——你们不会理解的同情，则适用于我们的同情的相反一面，如果它与你们所说的同情相抵牾，与一切最致命的柔弱化相抵牾的话，是吗？——也就是说，此同情反对彼同情！——但是，还要重复一遍，世界上存在一种比乐、苦、同情这类课题更高一层的课题；任何单单以这些课题为出发点的哲学，都是幼稚。

正直——如果说它是我们的美德。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将不能自拔，我们有自由的精神——那好吧！说实话，我们想以一种恶意或者钟爱之情去研究它，并且在特留给我们的美德中，乐此不疲地使自己“完善”起来：愿我们美德的光辉就像一束镀了金的、蓝色的、嘲弄般的晚霞一样，投射到这陈旧的文化，及其阴郁的郑重上！如果我们的这种正直哪天突然变得疲倦，并且长吁短叹、伸展四肢；而且发现我们过于强硬，希望更好地、更轻易地、更柔和地拥有它，那么这就像一种惬意的恶意一样：我们要始终保持这种强硬。因为我们是最后的斯多葛！我们将我们仅仅依靠的暴虐行径所拥有的东西统统派出去，去帮助它——我们讨厌臃肿笨拙，我们为了被遭禁的东西而奋斗。我们充当冒险家，增加冒险的勇气，我们狡猾和被惯坏了的好奇，穿上我们最雅致的服装；乔装打扮之后，我们便拥有了最精神性的权力意志和征服世界的意志，然后垂涎三尺地神驰和醉心于一切未来帝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魔怪”是我们向“上帝”的施助！但是我们很可能会否认自己或者混淆自己，这是为什么呢？人们也许会说：“因为你们的正直啊！这就是你们的暴虐行径，除此之外你们还有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即使人们真的明白了道理！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神灵不都是同样的、重新接受洗礼的魔鬼吗？最终，我们对自己又有什么了解呢？面对引导我们前行的精神，我们应该怎样称呼呢？但是我们又要怎样保护这么多的精神呢？我们正直，我们有自由的精神——我们担心，它们千万不要学会我们的虚荣、装饰、奢华，以及我们的局限、愚蠢！因为任何美德都是倾向于愚蠢的，所有愚蠢也都倾慕于美德。在俄国，有人说“愚蠢至神圣”。所以我们担心，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种正直而最终变成圣者或者是无聊的人！我们自己掌握生命，它不是过于短暂，就是过于无聊。人们大概已经信仰了永恒的生命，从而……

认清道德的面孔

人们口中所说的陶醉的快乐状态，其实是高度的权威感。一旦时空感改变，就好比能够一览无余一样。视线开阔，就能够看得更远更长久；器官敏感，就能够感知微妙或者瞬间的现象；“睿智”的感性可以预知最微小的暗示；强大的力量统治着肌肉，是对运动的渴望，是舞蹈，是轻盈，是迅速；强力是勇敢的冒险，是对生和死的无畏……这是生命中所有的因素在彼此激励；每一个因素都可以激励现实世界产生另外一个因素。最终，所有的状态聚集在一起，也许它们原本能够保持彼此的不同之处。例如，对宗教的迷恋，对性的渴望；这两种奇妙的感觉，终于能够协调起来。那些虔诚的女人最满意什么呢?年老的女人?年轻的女人?答案是：拥有美丽大腿的圣徒，那年轻的白痴。悲剧中存在的残酷和善良(同样协调)；春天、舞姿、音乐都是性的角逐，以及浮士德式的“广阔心胸”。

对于艺术家们而言，如果他们喜欢做某件事情，那么他们就会沉迷于此（在肉体上也是这样）。如果性系统不存在某种过热感，那么也就不会有拉斐尔……创造音乐，就好象生孩子一样。贞洁对于艺术家来说就好比经济学。不管怎样，艺术家不再具备高产的生育能力了……艺术家们应该放飞自己的想象，去看待原来的事物；同时要把眼光放在事物更充实、更简单、更强大的一面。为此，他们必须具备年轻的心态，以及生命中经常出现的陶醉感。

为什么心理学家会遭受道德特质的迫害呢？这是因为，在陈旧的哲学中，没有人有胆量去研究“非自由意志”——否定道德的理论；也没有人有胆量将任何一种快乐——幸福视为权利。因为，对权力的欲望是不道德的。没有人有胆量将美德视为是为种族，或者城邦服务的，无道德、无权力意志的结果。因为，权力意志也是不道德的。

在整个道德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真理。因为，所有用来从事研究的概念性都是虚无的；人们所遵循的所有心理学都是虚伪的；那些被人们拉进谎言中的逻辑形式都是诡辩。道德家的特征就是，毫无理智的纯洁感和自我控制感。因为，他们将“美感”是为论证的依据；对他们而言，“挺起的胸膛”就是他们神性的风向。精神史上最让人疑惑的时期就是出现道德哲学的时候。

首例伟大的证据就是：以道德的名义，人们以卫道士的身份做出前所未闻的违法行为。这就是颓废的表现。人们对于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所体现出的典型的颓废状态给予肯定，并将这种状态传播开来，就好像传播疾病一样。从整体上来说，“自我解脱”是抽象了“美德”对自我抽象最大的诱惑。

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道德遭受了诡辩派最初的批判，第一次认清了道德的面貌；它几乎对所有道德价值的判断进行了归类；它告诉人们，所有道德都会用辩证法为自己脱罪。也就是说，诡辩派明白，对于道德的论证必须使用诡辩的方法。这是自柏拉图起，直到康德，所有古代哲学家最伟大的证明。“自由的道德”、“自由的善”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在这方面讨论“真理”，那简直就是荒谬!

那么，那个时候正直的理智去了哪里呢？

诡辩派的希腊文化，创造了希腊人的本能；这是属于伯里克利斯的文化，柏拉图是绝对不属于此例的。因为，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才是诡辩派文化的先行者，才与古代哲学的科学类型相同；它还体现在在修昔底德的文化里。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认识论的进步，以及道德认识的提升，证明了诡辩派哲学家是正确的。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普罗塔格拉是我们经常选用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可以说它归属于普罗塔格拉，因为他综合了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论调。

柏拉图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冒险家。人们应该知道，伊壁鸠鲁是如何评价他的；提蒙又是如何评价他的；也许柏拉图的真诚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知道，柏拉图想要宣扬为真理的东西，与他所说的真理并没有关系。因为，灵魂的独立存在，以及不死的特性是他的所强调的。

所有道德教育中，伟大的理性始终源于人们想要得到的安全感；因此，善良的意图和手段首先与意识相联。人们应该以士兵对待操练的态度一样，去对待行为。实际上，这种非意识性是所有完美性的特征，就连数学家在计算排列组合的时候也是非意识的。

苏格拉底的反动究竟代表了什么?它以辩证法为例，走向了美德之路，并将此视为乐事，假如道德不能以逻辑法自我辩护。但是，后者正好体现了反动的高超之处：假如没有非意识，它将一事无成！

如果人们能够将论证性强调为个人美德的前提，那么这意味着希腊本能即将解体。造成解体的原因就是那些“有道德的人”和“滔滔不绝的人”。

实际上，这意味着，道德判断脱离了自己原本条件的限制，脱离了古希腊的政治根基，在高尚的外衣之下被非自然了。“善良”、“正义”这些伟大的概念与所属的前提分道而驰，成为辩证法的原本“观念”的对象。人们在它的背后寻找真理，人们将它视为实体，或者实体的符号。因为，人们为它设想了一个，能够使这些概念又回归之感的世界，从而能够成为它的发源地……

总的来说，这种胡闹对柏拉图而言，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人们必须重新构想一个抽象的、完美的人——善良、正义、充满智慧的辩证家。简单来说，就好比制作一个古代哲学家的稻草人，去吓唬别人。这是一种不具备调解能力、有特定本能的人性；一种嫩够自我“辩解”的美德。荒谬的“个体”!无以复加的非自然!

道德价值的非自然，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变质的人种的结论——创造“善良”、“幸福”、“智慧”之人。价值史上最深刻的邪恶因素就是苏格拉底。

是苏格拉底促成了有利于辩证法审美标准的转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苏格拉底开创了这一转变，是他战胜了高贵的审美——高贵者的审美观。愚蠢之人利用辩证法得到了胜利。苏格拉底出现之前，上流社会并不相信辩证法；他们认为辩证法是愚蠢的，他们告诫年轻人不要相信辩证法。为什么要罗列这些理由呢？为什么要对此提出警告呢?因为人们能够借用权威去反对他人。人们命令道：“够了!大家都是一样的，同等的身份，但是各有来历，都有自己的权威。最终，人们“互相了解”了!这里根本没有辩证法的容身之处。而且人们并不相信公开展示的论据。所有真诚的事物，都不明白自身的因素。五个手指，各有长短。能够证明自身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辩证法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它说服不了任何人，这是政党的发言人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对于辩证学者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容易消除的。辩证法只能应对突发事件。人们终究会陷入危机，所以必须强制执行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不要说，人们不需要辩证法的帮助。这样说来，狄太人、狐狸先生、苏格拉底都是辩证学者。他们的手中拥有无情的武器，他们能够依靠武器来实行暴政。但是，他们却因胜利出丑。他们向自己的牺牲品证明自己不是白痴。他们让人变得暴躁，让人束手无策，可他们仍然非常冷静——他们让对手的理智变得麻木。辩证学者的冷嘲热讽是愚蠢之人最擅长的报复形式。

因此，被压迫者的残忍就在于三段论法的冷枪暗箭！

忧虑和偏见之于道德

古往今来，整个心理学始终依附在道德偏见与忧虑之上，从未敢越雷池一步，并被认为是形态学与权力意志的阐释。实际上，尚无人深入到其思想本身——正如我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早已约定俗成的事物中，发现一种长期受到冷遇的事物是被允许的。道德偏见所实施的暴力，深深渗透到表象看来最冷酷与最无反抗力量的精神世界，并十分明显地产生了有害的、阻碍性质的、令人辨不清方向的、扭曲的作用。真正的外貌心理学应当同研究者心中的无意识对立情绪作斗争，它应该将“心”朝向自身，创立一种论“善”“恶”冲动相互作用的学说，即是一种更文明的非道德，在有力而由衷的良心中造成痛苦与烦恼，甚而有了一种善的冲动皆由恶的冲动派生出来的看法。然而，倘若有人将仇恨、忌妒、贪婪、野心等激情当作决定生命的因素，当作生命全部内容中存在的基本法则与特质——在生命被拔高的同时，这些因素也应该被拔高，那么他就会患上由自身所引起的转向病，就像晕船一样。从广义上来讲，在这一庞大而几乎全新的领域中，这种假说并不算最最痛苦与完全陌生的认识。实际上，人们完全有理由避开这种结果，可谁又能办得到呢！另一个方面，倘若人们就在现在驾着小船向这边漂过来，噢，那好吧！咬紧牙关！睁大双眼！牢牢稳住方向！我们碾压着道德，破浪前行。或许我们会将残存于我们自身的道德摧毁，因为我们的船正驶往那个方向，英勇向前——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迷茫的游子与冒险者永远不会为自己开启一扇更深刻的、洞察世界的窗口。那位因此作出牺牲——不是牺牲理智，正与此相反——的心理学家至少有权提出要让心理学要再次成为诸学科的皇后，其他学科均要为她效力。心理学将再一次成为通向解决各种基本课题的必由之路。

在这样一番令人愉快的开场白之后，有一句话可不要被漏掉了，这可是向最严肃的人说的话，你们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你们这群哲学家和认识之友们，小心那种神秘学啊！提防不要因“真理意志”而受苦啊！甚至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辩护词啊！它将会损害到附于你们良心之上的无辜与雅致所处的中立地位，会使你们伸长了脖子去反击异议与红布块，它使你变得丧失理智、兽性大发；倘若你们要同危险、诽谤、嫌疑、撞击甚至更粗俗的敌意作斗争，那么你们最后不得不摆出大地的真理辩护者的身份来手舞足蹈一番——似乎“真理”充当的就是这样一种驯良的、动作愚笨的角色，难道真理真的需要辩护者吗？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你们这群神情沮丧的骑士就成了闲士们与造就时代精神的大人物了！你们最终将会明白，这一切并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例如是否将保有你们的权利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哲学家享受过如此待遇。真实性或许就藏在一个个小小的问号中，常常能在你们的私房话与情人学说的后面（有可能的话，也在你们自己的后面）看到这些问号的身影，一脸庄重的神情来庆祝原告在法庭上所获得的胜利！你们靠边站吧！你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吧！你们不是精明而善于伪装吗？这正好让别人认不出你们！你们或多或少有些心虚吧！还记得我的园子吗，有着金色栅栏的花园？你们以及围在你们周围的人，就像是个花园——又或者像记录流水的音乐，在黄昏之时，白昼已然成为回忆。选择有益的孤寂吧，选择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毫无负担的孤苦吧，它将使你保有善——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善！任何一场长期的斗争都使人变得如此恶毒与狡猾！任何一场长期的斗争都不是公开用武力来进行的。你们经历了漫长的恐惧，仍旧历历在目！一种旷日持久的精力对决——对可能存在的敌人的关注！这一社会的碰撞，这种长久的迫害、低能的追捕——同时还包含着强制的退隐，就如同斯宾诺莎与布鲁诺所遭遇的那样，每人逃得出。不管是最理智的伪装，还是那些自知将成为历练过的复仇者与放毒者（这也正是人们放弃探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与神学的原因！），根本不屑于去谈论道德愤怒这种愚蠢的把戏，而它却成为一位哲学家最为显著的标志，这也表明哲学的幽默感已远离了他；他的“为真理而献身”被强制曝光——这是那群鼓吹和平的演员们硬塞给他的。而假使人们自始至终只是用一种艺术家的好奇心去打量他，再结合某些哲学家的例子，那么这一危险的兴趣就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了。在他不断退化的过程中，任何时候都能看到他（蜕变为“神秘主义者”，坠落成舞台或讲坛上的大喊大叫者）。人们怀着此种愿望，不管怎样也要一看究竟——这只是一场萨蹄尔之戏，只是一出压轴的闹剧，只是作为持续的证据，以证明那原本冗长的悲剧终于落幕——无论何种哲学，其形成过程皆是一出冗长的悲剧——这是首要的前提。

无聊的道德哲学

我想人们会谅解我的发现。即到目前为止，一切道德哲学都是无聊，而且大多数都成了安眠药——在我看来，除了这种“美德”所代言的无聊言论的伤害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伤害它了；我不否定它的普遍适用性的原因，其实原因很多，对于这个问题，大概没有谁真正地思考过——因此，出现了更多的理由，尽管有一天，道德会变得有意思！但是，人们丝毫不用担心！它的样子还将与以前一样：因为，在欧洲我并没有看到哪一个对之得出某种概念的人，对道德的思索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危险的、惹出麻烦的、蛊惑人心的——这里面可能真的存在灾祸呢？例如，人们打量了那些乐此不疲的美国功利主义者，他们会以笨拙、令人肃然起敬的态度继续在边沁的道路上游来摆去，对于这一点如果用荷马风格的比喻，大概会说得更清楚一些。正同边沁自己跟着爱尔维修亦步亦趋一样。但是这位爱尔维修并非危险人士，用伽里阿尼的话来说，这位人士是一个很少操心的人。

不存在任何新思想，没有任何老思想，也没有雅致的习语和褶皱，更没有想过的真正历史。因为，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种事实存在的文学，如果人们不知道用几分恶意使其发酵的话。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些道德论者中，也溜进了那个古老的美国恶习。当人们必须阅读他们时，就不得不用一种意图的态度阅读他们了。这就叫做虚情假意的废话，而且还是道德伪善的把戏，这一次它是被塞进了科学的新形式之中了，当然也少不了内疚的秘密防卫。那些陈旧的清教徒式的种族，当他们对道德进行科学研究时，一定会遭受到这种内疚的折磨。因为一个道德论者，事实上就是一个清教徒的对立物。换句话说，当一位被人认为是道德上有问题、值得怀疑的，简言之有问题的思想家时，他的这种道德化不就是非道德的吗？最终，他们都想让美国的道德得势：因为，一旦这样，即使是为了人类，或者说“普遍受益者”，“绝大多数人都会得到幸福”，否则——为了英国式的幸福，他们必然竭尽全力证明自己要为了英国式的幸福而追求。

按我的话来说，追求的幸福就是舒适和时兴，这样也可以在最高的职位上，或在议会里捞上一个位置；同时，这种追求也可以看作是美德的正当后门。真好，迄今为止，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美德，而且都存在于这般追求之中。在这群行动笨拙、心怀鬼胎的动物之中，根本不会有哪一头想要从中明白什么或发现什么。“普遍福祉”，它是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目的，更没有丝毫可把握的概念，它仅仅是一付催吐剂——因为，适应一个人的东西，其实并不一定也适应另一个人。对于众人来说，某一种道德恰恰会损害更高级的人。简单地说，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等级制，所以，它也可以看作是道德与道德之间的等级制。它针对的是一个基本过得去的中庸的、功利主义的英国人。而且，就像前面说到的那样，只要他们认为无聊，人们便没有任何办法以高尚的境界去思考他们的功利性了。人们反而会鼓励他们。我们可以用一排韵文大致尝试这件事吧。

你们万岁，干得好，推车人！

永远的含义是“道路越漫长，越心甘情愿”，

高昂头颅，将膝盖绷直，

不是精神化、没有笑谈，

非沙漠化——平安，

无精神，无笑谈。

善恶之辩

让我们再次强调一遍我们早已说过千百次的话吧！尽管今日的耳朵对这项真理——我们的真理——已不愿再倾听了。我们非常清楚，这声音带有多么严重的侮辱性——倘若有人将人不加修辞地直接当成动物的话。然而恰恰在我们谈论具有“现代观念”的人的地方，会经常用到“群畜”与“群畜本能”之类的词，这或许要算是我们的一项重罪了。可这又能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新的见解。在一切有关道德的主流判断中，我们认为，整个欧洲都是统一口径，就连对欧洲有着主要影响的国家也算在内。在这里，人们显然知道苏格拉底所不知道的事物，也正是那条众所周知的毒蛇曾许诺的事物——今天的欧洲人“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此，不需要大声喊叫让耳朵受罪了——倘若我们总是重申此种说法的话。在此被认为是已知的事物，在此基于他的赞誉与指摘而自我标榜的事物，都自称是善的属类，统统都是“群畜”的本能。这类人突然冒了出来，成为大多数，并趋向居于超出其他本能的优势地位，而且风头更劲。

根据持续增长的生理学上的相似性，它即象征着这些事物。群畜动物的道德即是今日欧洲的道德——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其他事物，这只是人类道德的其中一种。无论在它之前或之后，或是与它并行的时代，同样存在其它的道德。首先是可能有或者应该存在的更高等的道德论者，然而此种道德全力抗拒的就是这种“可能”与这种“应该”。它发出最严正的声明：“我即道德本身，此外别无道德。”甚至谋求一种曾经为群畜动物最微妙的欲望服务并善于阿谀奉承的宗教的协助。在政治与社会的构建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日渐明显的对此道德的表达方法：基督教运动的宗旨造就了民主运动。然而，即使对那些最缺乏耐性的人、对病人或通常意义上的本能的瘾君子而言，这种运动的速度未免过于迟缓，须要放声的嚎叫一番。

这一切或许会让日渐嚣张的无政府主义疯狗们高兴，现在这群家伙正漫游在欧洲文化的小巷中。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同驯良而勤劳的民主主义者以及革命的意识形态家们背道而驰，与那些笨拙的哲学骗子和热衷于兄弟情谊的人们更是不靠谱。这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想构建“自由社会”，实际上，他们出于本能地敌视任何一个有别于自治群畜社会形式的社会，所有这些家伙都是一样的（甚至拒绝“主人”与“奴仆”概念——既无上帝，也无主人，这即是社会主义模式），反对所有特殊要求，所有特权（实质上就是反对任何权利。因为一旦实现众生平等，就不再需要“权利”了）；他们对惩罚性的正义持怀疑态度（这种行为在他们看来即是对弱者的强奸，对此前社会形态必然后果的无理之举），但同样对宗教持同情态度。只要感受到，经历过或遭遇过（无论是卑贱的动物，还是高贵的“上帝”；“与上帝一起同情”的犯上行为，则属于民主主义时代）。在同情的焦躁与呐喊、对苦难的仇视及其女性对观众的无力感方面，都不能容忍痛苦的存在——这一点也是一致的；在非本意的阴柔化方面同样如此。在此种魔力的影响之下，欧洲似乎又面临着一种新佛教的威胁；在同情的道德方面，保持信仰的一致，好像道德原本就是这样，成为至高点，人已至巅峰；前所未有的对未来的希望，对当下的慰藉，对以往所有过失的巨大清偿——作为女救世主的共同体，信仰群畜与信仰本身都是一丘之貉……

道德矛盾的价值

我们发现那只不过是在世俗中出现宗教神经官能症之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这与三项错误的医嘱饮食处方相关：孤独、禁食与残酷的节制。但在此处尚无法判断出哪里是因？哪里是果？是否具有因果的联系？现在是提出最终问题的时候了：正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毫无节制的淫荡，成为了野蛮的抑或驯善的民族最具规律的象征。在那时，这种淫荡同样翻身成为忏悔的颤抖与对世界和意志的否定。难道两者可定义为戴上面具的癫痫病？无论身处何处，人们都不该放弃这种解释。到目前为止，这种荒唐而装神弄鬼的大杂烩还从未占过上风；到目前为止，对人的解释，甚至是对哲学家的解释好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是时候调转目光撇开它们了。这已经成为冷门，要学会谨慎地研究，或许还有更好的方法。在此后的哲学背景中，出现了叔本华式的东西：在宗教危机与顿悟之后，添上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号——似乎是作为自在的课题。否定意志，这可能吗？圣者如何能做到？实际上，过去这一问题就一直存在。借此叔本华摇身变为哲学家，这只是个开始而已。一个真正的叔本华式的结论是，理查·瓦格纳——最令人信服的叔本华的信徒（但就德国范围而言，也是他最后的弟子）——最终将那个恐怖而永恒的专门类型作为孔德里搬上了舞台，并借此为自己生平的杰作画上了圆满的休止符。现实的类型即是他本人；而同时，精神病医生们——可以说欧洲国家的所有精神病医生们，都由此获得了一个就近研究它的理由。在患上了宗教神经官能症的地方，或是如我所说的“宗教本质”的地方，作为“救世军”，都为最后流行病似的爆发装扮一番。倘若人们自问：是什么力量通过神圣现象将一切时代形形色色的人（哲学家自然也包括其中）变得如此可笑？这无疑是被附体的奇迹的假象，即被道德作了反面估价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直接矛盾的灵魂状态。人们以为，一个善人徒手就能够由一个“恶劣的人”变成一位“圣徒”。在这一问题上，心理学一直以来都是碰壁的。因为心理学始终都是将良身置于道德统治之下。它对道德矛盾的价值表示信任，并从文字到事实都将这些矛盾穿凿解释，难道不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之变为主要事件的吗？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奇迹”无非是释义的错误？又或语文学自身的缺陷？

凡是长期在某种无名的欲望驱使下致力于悲观主义的研究，试图解救偏颇与狭隘的半基督教、半德意志的人——就像我一样——最终将会以叔本华哲学的形象呈现于本世纪；凡是运用一种亚洲或超亚洲式的目光洞察一切思维式的、可能的、否定世界性的事物——即超善恶——就不用在沉迷于道德的幻想与魔力之中了；如同佛陀与叔本华那样，或许他也是这样，但并非出于本意为与之相悖的理想睁开双眼——因为这意味着为最最傲慢、灵活与否定世界之人而为；他们不仅仅学会了满足于永恒的东西并与之协调，并且想飞跃一切永恒，不知疲倦地呼唤元首；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场戏剧；不只单单为了一出戏，实际上，是为了那些视戏剧为必需的人。因为他自身也成为了一种必需——怎么，作为上帝的循环论证，这并不成立？

如今，人们应当站在怎样的哲学立场之上呢？不管以何种角度观察世界，看到的都是满眼的虚假。原以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双眼将能捕捉到的最为真实最为保险的事物——有关原因的原因被我们所发觉，并被引诱着根据“事物本质”去推测某种欺骗的原则。然而，凡是让我们的思维本身——即精神——为世界的虚假性负责的人——这即是任何一个有意或无意成为上帝辩护士的人所推崇的正路——将会把这个世界所有的空间、时间、形式、运动都包括在内，并具有创新性质地将其理解为虚假。这样一种人至少怀有善意的诱因，最终将学会对思维本身产生怀疑——这难道不是迄今为止在我们面前所上演的最大的恶作剧吗？有谁能够保证同样的剧目不会继续上演？思维者所表现出的无辜具有某种煽动性，易于唤起人们的敬畏。即使是在今天，它也有本事使人们把它放在意识之前，被请求给于一个严肃的答复。诸如这一切是否是“现实”的，为何要把外部世界如此决然地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这类的问题实在很多。信仰“直接的确定性”，即表现为一种道德的幼稚性，哲学家们通过它来获取荣誉。然而，如今的我们已经不是“完完全全有道德的”人了！如果除去道德，那种信仰只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我们根本不会从它那里得到什么荣誉！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怀疑，可谓是“恶劣品格”的象征，所以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在我们中间，平民世界以及它的彼岸世界，有什么会阻碍我们做愚蠢的事情、说愚蠢的话？然而哲学家们有权将“恶劣品格”视为一种本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恶劣品格”都被以最佳的形式愚蠢化了。如今的哲学家有不惮用最恶毒的眼光去怀疑的义务——人们会理解我戏谑这种阴险的恶作剧的行为用语的。对于行骗与被骗，一直以来我就在做着与众不同的思考与衡量，为熄灭这无名的怒火，我已经准备了不少奸诈之法。这种怒火蒙蔽了哲学家的双眼，使他们受到了欺骗。这样做不对吗？与假象比起来，真理当然更值钱，说它是道德偏见已经不那么确切了，这种假设甚至是被全世界以最恶劣的手法证明了的。或许人们供认了过多的真实。倘若不站在全局性的角度与虚假的基础之上看问题，那么生活也就不存在了。而人们试图借助一些哲学家的美德激情与蠢行以彻底消除“虚假的世界”——这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如此一来，你们的“真理”也将消失殆尽了！噢！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我们从小就这样假设呢？“真”与“假”在本质上真的具有矛盾性吗？仅仅是假设虚假性的等级还差得远呢，假定出表面或明或暗的阴影才更到位呢——凡此种种不同的色调，难道是以画家的术语来表达吗？为什么与我们众生息息相关的世界或许并非是一种虚构呢？而又是谁在哪里发问呢？“始作俑者，也属于虚构的范畴吗？”——这一问题或许同样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这又是为什么呢？“属于”或许并非同属于虚构的范畴，是不是呢？难道反对主语也就和反对谓语与宾语是一样的概念吗？做一项小小的讽刺难道也是被禁止的吗？哲学家超越相关的语法信条，难道是不应该的吗？一定要当心那些喋喋不休的老处女！不过哲学拒斥那些老处女的信仰，难道不是正当时吗？

人的蜕变

我们，属于另一种信仰——对我们而言，民主运动并非是政治组织的蜕变形式，而是一种腐朽的、使人渺小化的形式，使人俗化而贬值。我们应向何方去寻找我们的希望呢？朝向新式的哲学家，此外别无选择；朝向原始的幽灵们，它们的强大足以树立与之相抗衡的估价，并颠覆与重估“永恒的价值”；朝向先期到达的来使，朝向未来的人，这些人掌握着将千年意志逼上崭新路途的强硬手腕与纽结。对这个人而言，人的未来即是其意志，根据一个人的意志去开导，是开展伟大冒险与全部培育和教育的大胆尝试，借此与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荒谬的所谓偶然统治——被世人称为“历史”的东西——做一个了断——“最大限度的荒谬”，只不过是它最终的形式。因而，或许在未知的某个时间，我们将急需一种新式的哲学家与发号施令者。同这些新生力量的形象相比，地球上现存的一切隐藏的、恐怖的与友善的幽灵身上所具有的东西，都显得苍白而微不足道。这一元首形象即近在眼前——请允许我大声地说出来：自由的精神们！为了它们的产生，人们既要创造条件，也要充分利用条件。灵魂通过擅长的途径与试验，达到如此的高度与暴力程度，以体现这些使命的迫切性。在价值得到重估的情况下，要使得一种良心钢化为重锤，施以新压力以得心成铁，这仿佛是对责任分量的一种欺骗；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呼唤元首的必然性是一种可怕的危险，这些事物的力量很有可能外泄或者蜕变、或者远未成气候——我们原本担心的并感到沮丧的事情就是这些。你们是否也发觉了，自由的精神们？它们既是高深的思想，又是深沉的乌云雷霆，悄然掠过我们生命的天空。这样明显能见到、猜到与共同感受到的敏感苦痛，世间少有。如此一个别致之人竟会失途变质了。但凡生有洞察整体危局之眼的人，当他发现人本身的坠落时，也会和我一样认识到偶然性的巨大力量。一直以来，人的未来就玩着属于自己的游戏——一个从来没有“上帝的指头”参与的游戏！他猜到了蕴含于“现代观念”中荒唐的、毫无恶意的、轻信的劫难；他一眼就洞悉自己正受到难以形容的威胁。在对力与使命的积累和提高的积极状态下，以人为本而给予培养的一切事物，他以他全部良心的知性来窥探人为实现最大的可能性怎样的全力以赴。他更为清楚的是：人类，早已立于高深的决策力与崭新的道路之上。在他最为痛苦的记忆中，最高等的生成因为习惯，打倒、打沉、打碎了可怜的事物，进而连他也变得可怜了。人全面退化，直至今日，社会主义的笨蛋和傻瓜们充当你们的“未来之人”竟是你们最高的理想了！人退化、渺小化到了完全等同群畜动物的地步（或如他们所形容的那样，成了“自由社会”的人），人蜕变为要求平等权的矮小动物的兽化过程并非耸人听闻！但凡有这项觉悟的人，会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认识某种憎恶；或许，这即是一项新的使命吧！……

人，面向人

任何一种道德，与随性的发展相对立，是反“自然”——即反“理性”专制的一部分。然而，作为反对此种道德的证据，这些都不够充分。人们恐怕要再次从某种道德角度出发以证明一切专制形式与非理性都是不允许的。任何一种道德都有基本物与不可估量的部分，它是一个长期的强制过程。为了搞清楚斯多葛主义、波尔诺亚尔女隐修院或清教徒主义，人们情愿忆起强制——长久以来，由于这种强制，所有语言都变得强大而自由；忆起有着格律的强制、有着节奏与韵脚的专制。不管在哪一个民族，这都足以使诗人与演说家们陷入窘境！几位近日的诗人也包括在内。在他们的耳朵里存在着一颗无情的良心。“为了一种愚蠢起见”——就像那群自诩聪明的功利主义的蠢东西所说的；“出于对肆意妄为的法则的奴颜婢膝”——就像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他们以为“自由”了，甚至是获得了自由精神。然而，让人感到诧异的是，事实上，所有来自地上的自由、典雅、狂妄、舞蹈与权威的事物，现在都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不管是在思维或统治中，不管是在言辞或艺术中，都如习惯上的那样，一切认真（为此的偶然性是不小的）首先在“这种肆意妄为的专制法则”基础之上发展起来，这正是“自然”与“自然的”——而非那种放任自由！所有的艺术家都知道，其“最自然的”状态，离放任到底有多远；自然的整顿、设置，在“灵感”下塑造——正是在此种时刻极其严谨细致地听命于重似上万倍的法则。正是因为它们的坚韧与坚决，嘲弄了那些用概念表达的事物（即便是最确切的概念，只要反抗，也会生发一些漂浮的、多面的或多义的产物）。“在天上与地上的”的基本物，好像曾多次强调，要朝着一个方向忠心耿耿地一直服从下去。在那里，长期以来总有某些东西产生出来，并且已经出现过，而且成为在地上生存的意义，就像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性这类圣化的、精炼的、荒诞的与精神性的事物。精神长期被禁锢，强制对思想中的可同情性产生不信任。强制——也就是培育，在教会与宫廷的规范下或者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下，思维成为思想家所要担负的责任。这种长久的、精神性的意志，要按照基督教的模式解释所有发生的事物，重新发现存在于偶然中的基督教上帝，并为此辩护——所有这些具暴力色彩的、毫无顾忌的、强硬的、可怕的、反理性的事物都是为欧洲精神培植坚强而狂妄的好奇与高雅灵活的手段；这也就等于承认了在力量与精神方面施压、扼杀与毁掉很多事物的必要性（这里到处都体现出原本的“自然”，在其全部挥霍与冷漠的宽容中，它发怒了——但却是以高雅的姿态）。一直以来，欧洲的思想家们所做的都是在为某些事物而思考着；然而今天，在我们看来却完全相反。所有思想家都忧心忡忡地“想要证明某些东西”。在他们看来，总存在某些已确定的或要确定的事物应当是他们最严肃思考的产物。另一些像在亚洲的占星术，或是在今日无害的基督教道德中，“为了敬仰上帝”与“敬仰灵魂”而对最近发生的个人事件的解释中，暴戾恣睢——都是这严厉与雄伟的愚蠢所培育的精神；在更为雅致与粗糙的理智中，奴隶制仿佛也充当了这种精神培养与教育的必要的工具。如此一来，人们产生了审视每一种道德的兴趣：因为道德中的“自然”教唆仇视大行其道——即是一种放任的自由，为了今后的使命而培植对有限的地平线的需要。它教唆压制前景——也就是将某种意义上的愚蠢作为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你必须服从，不管何时何地，一直服从下去；如若不然，你将会灭亡，失去对自身关注的最后机会。”在我看来，这即是道德的自然命令。显然它既非“绝对的”——就像老康德所要求的（因此才需要“否则”）；也并非是针对个别人的（个人同自然有何关系！），而是面向民族、种族、时代、等级而言的。首当其冲的，是面向整个动物世界，“人，面向人。”

人与人的差别

古老神学中，针对“信”与“知”的论题——更为确切地说，是有关本能与理性的论题——有过这样的思考：在对事物做出估价时，本能是否要比理性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为理性是根据原因——即“为什么”——也就是目的性与功用性来进行估价和行动的，这已经是个老朽的道德论题，始作俑者是柏拉图本人；早在基督教产生之前，精神就已经被它分裂了。尽管苏格拉底以其卓越的辩证学者的审美观首次跻身于理性一方，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嘲讽那些上等雅典人的无能——他将本能之人当作上等人看待，却从没有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充分的解释，不是吗？与此同时又隐秘地嘲讽了他自己，从他那些更为高雅的良心与自省中发现自己同样无能与困惑。但他能够劝诫自身，因而脱离了本能的束缚！人们必须协助本能与理性获得权利；紧随本能的同时，也要给理性以充足的理由去辅导本能——这就是那位伟大的、高深莫测的嘲讽者原本的欺诈；他通过自己的良心获得对自我欺骗的满足。从本质上说来，在道德的判断中他洞悉了非理性的事物。在这些事物上，柏拉图则更加无辜，而且也不像古罗马平民们那般狡猾，他只想全力以赴地——迄今为止只有一位哲学家耗费过如此伟大的力——证明自我。本质上，理性与本能都殊途同归，共同指向善，指向“上帝”。柏拉图之后的神学家与哲学家们仿佛都是这样——在迄今为止的道德事物中，本能——即或基督徒们所说的“信仰”，又或像我所说的“群畜”们——都获得了胜利。或许人们要将笛卡儿排除在外，这位非理性之父（正因为如此，他也是革命的祖师爷）承认了理性的权威性，然而他却是肤浅的——理性无非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人与人的差别不只是体现在他们不同的货物标牌上，而是在于他们追求不同的货物价值，而且对价值量的判断与公认的货物等级的认识也并不一样。那些被认为是事实拥有或占有的事物更多的体现了这一差别。比如说到女人，在那些节制的人看来，支配肉体与性享受即是达到满意度的拥有与占有的标志；而对那些以猜忌与贪欲之心渴望占有的人来说，他的标准却是个“问号”——这不过是这种拥有方式的表象，他更渴望深入的试验。其宗旨是要弄清楚：女人是否并不是委身于他，而是为了他，情愿显出自己所拥有的或似乎喜欢拥有的事物——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被占有”。然而即便这样，第三者的怀疑心与占有欲仍没有达到极限，他问自己：倘若女人真的为自己舍弃了一切，这是否只是女人对自己的幻觉而为。因为他首先想被人彻底地了解，以使自己完全地被爱；他十分坚信自己的想法，随即就以自己的占有方式全身心地体验这位情人。倘若她不再欺骗他，因为他的暴躁与隐性的不满足而始终爱他，如同因为他的殷勤、隐忍与精神性而爱他一般。那个人想对一个民族实施占有。在他看来，即使采用更高级的卡格里奥斯特罗与卡蒂利纳的艺术，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都是正当的。这个人因为更高雅的占有欲而自言自语：“在有意占有的地方，人们不应该撒谎”——在设想将由自己把假面具附于民族心上时，他急不可耐，最终着了魔：“因而在让他人认识我之前，我首先要认识我自己！”在乐善好施的人中，那笨拙的诡计为人们所发觉，几乎早有防备，这诡计首先为自己备下了应给予帮助之人。比如，在实施诡计的需要下，这个人是“值得”帮助的。而他们都会对这些帮助感激不已——他们因此发明而获得了被需要的东西，如同获得一笔财富的人一般——因为要求财富而成了圆满的乐善好施之人。倘若在施善时遇到他们，殷勤地招待他们，那必然会招致嫉妒。父母们毫无顾忌地将孩子塑造成和他们一样的人——这即是他们的“教育”。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母亲会相信，自己靠孩子积累了一笔财富；也没有哪一个父亲会承认自己迫使孩子臣服于他的思想与判断中。当然，在古代，父亲掌握着初生婴儿的生杀大权（如同古德意志人那样），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就像这些父亲一般，如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所谓的师长、教士、公侯以及任何一个权势者，在任何新生的人那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新类型的占有机会。这是为什么呢……

爱情观之男女有别

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观点，尽管我作出过让步，但我绝不承认人们的这一观点：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男女双方是平等的。所谓的平等根本就不存在。对于爱情的理解男女双方是不同的，双方对爱情的前提条件，即一方不应要求另一方的情感及爱情观和自己完全相同，理解也有差异。

女人的爱情观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彻底地奉献灵与肉，毫无保留，无所顾忌，甚至一想到如果奉献时带上附加条件就感到羞惭、惶然。在这种无条件奉献的情况下，男人的爱情便只是一种信念：女人没有别的信念。如果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从女人那里他就要得到爱。这样，他与女人之爱的前提条件就背道而驰、大相径庭。除非世上也存在要求完全奉献自己的男人，要真的是这样，他们也就不是男人了。男人倘若像女人那样去爱，他就会沦为奴隶；但女人倘若像女人那样去爱，她就会成为更加完美的女人……

女人无条件地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激情的前提条件是男人不要有同样的激情，不能同样放弃。如果男女双方都为爱情而放弃自我，我的确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或许是人去楼空吧。女人希望男人将其当作占有物接受，希望完全献身于“被占有”，故而冀求得到一个接受她的男人，而这男人又什么也不付出，相反使他变得更丰富，也就是说由于女人的奉献使他的力量、幸福和信念不断增强。我想，女人奉献而男人接受，这理所当然的矛盾，人们通过任何社会契约、要求平等的良好意愿也超越不了的，那么，反而是这些符合心愿，不要总是把这一矛盾的冷酷、可怕、不可理喻、不道德等属性置于眼前，因为从全局来看，爱情乃是天性，一般地说来，天性总是有点“不道德”的。

女人的爱情还包括忠诚，这是从爱情定义中衍带出来的；而对于男人来说，忠诚很容易被当作爱情的后果，比如当作谢意、特别的情趣、所谓的心灵亲睦等，但从不属于男人之爱的本质。故而人们有理由说，在男人身上，爱情和忠诚是天然对立的，他们的爱情就是占有的愿望，而并不是奉献和放弃，占有的愿望每次又都是以占有为结局……．

男人是很少承认正是由于“占有”才维持了他的爱情，事实情况是这样的，这正是他的占有欲更巧妙、更令人怀疑之处。他轻易不承认，一个女人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好“奉献”的了。

这时，我们往往就会转移兴趣，将兴趣转向了书本，我们不是死啃书本从书本中获得思想的人。我们的习惯是在户外思考、散步、跳跃、攀登和舞蹈，最好在空无一人的山间，要不然就在海滨。在这些地方，连小径都会显出若有所思的情状。至于音乐、人和书籍的价值，我们首先不禁要问：“它会走路吗?它会舞蹈吗?”……

我们读书很少，但我们读得并不比别人差——噢，我们能立刻看穿一个人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可以知道他面对墨水瓶，佝偻着腰，奋笔疾书；噢，我们是飞速的读完了他的作品；他那被死死揪住的五脏六腑将他的秘密泄露了，我敢打赌！正像他那陋室的空气、天花板和狭窄的空间泄露其秘密一样。这便是我合上一本朴实但思想深邃的书所产生的感觉，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如释重负……

几乎总有某种压抑和被压抑的东西充斥在学者的著作中间，“专家”总会在著作中显现自己的热情、形象、愤怒、真诚以及对“蜗庐”的溢美、驼背——大凡专家都是驼背的。一部学术专著总是被扭曲的心灵的反映。实际上，每种职业都是扭曲的。

让我们与共度青春时光、现在已经是有了一些成绩的朋友重逢吧。噢，他们的结局和我们预见的是往往背道而驰的！他们一直在科学的役使下，被弄得神魂颠倒的！身处于狭窄的一角，已经被压抑得毫无知觉，失去自由和心态平衡，骨瘦如柴，全身棱角分明，没有一处是圆的。离别多年，一朝重聚，真是让他们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不管是哪一种职业，即使是待遇优厚如日进斗金，他给你的压力也有如上方有着一块铅质的天花板在压着，让你的心灵是扭曲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不相信这种畸形是可以通过某种教育技巧能避免的，世上的高超技巧要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为了掌握专业，人们不惜一切代价，然而最终还是沦为专业的牺牲品了。和我同时代的先生们，你们不希望也这样吧，你们想付出“少”一些，但要生活得舒服一些，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得到的结果马上就不一样了，你们就成为作家了，圆滑世故、见风使舵的作家，而不是职业大师。而作家是不会驼背的——除了作为思想界的售货员和教育的“载体”向你鞠躬时——作家本微不足道，但他几乎“代表”一切，扮演并“代表”专家，同时又极其谦卑地表现自己是被人豢养的，也是受尊敬和欢迎的。

我尊敬的朋友们！我倒是愿意为你们的驼背祝福！为你们和我一样蔑视这些作家和教育界的寄生虫而祝福！为你们不懂得如何与思想界做交易而只拥有以金钱无法来衡量的见解，为你们不具备什么也就不代表什么，为你们仅有的志愿只是当职业大师并尊崇绝技与才干，勇往直前地拒绝文学艺术中一切虚假、半真半假、煽惑、矫饰、看似杰出的演戏一样的东西，总而言之，拒绝一切还在你们面前的训育排练，我为你们这所有的所有祝福！（尽管天才善于掩饰上述缺点，但却是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只要注意我们身边天赋过人的画家和音乐家就知道了。他们统统狡猾地创造出模仿的格调、临时代用品、甚至是原则，来获取那一类训育排练、顽固教化的外表，同时又不因为这个来蒙骗自己，不使自己已经觉得理亏的良知长期地缄默不语。你们知道吗?当代伟大艺术家哪个不是愧天怍人而痛苦不堪的呢……）

女人的独立性

女人，理应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并且以此为基础去开导男人，让他们认清“女人的真实面目”，这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它是欧洲普遍丑化了的最拙劣的进步。因为，那些愚蠢的女人科学和自我揭露的企图，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全部暴露出来！出于害羞，女人可以说出诸多的理由；女人身上充满了迂阔、浅薄、俗气、琐屑骄矜、放肆不逊、轻浮的特征，人们研究最多的只是女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从根本上说，女人是因为对男人的恐惧，才被迫驱赶回家，并且戴上干活的笼头。真是苦命啊！如果女人敢于将“身上的永恒无聊”显露出来！

如果女人将自己的聪明和技艺——即妩媚、嬉戏、无忧、愉快、轻浮等荒废，如果女人彻底、没有原则地将自己对惬意欲望的伶俐雅致统统抛到脑后的话，现在，女人的嗓门变得很大，在神圣的阿里斯托芬那里！吓唬人；常常被医生认为是病态的人，尽管如此，女人的目的就是从男人那里得到些东西。但是女人因此就要研究科学，成为科学界的人，这难道不是以最恶劣的审美角度为出发点的么？幸运的是，对于男人的物件、能耐已经有了很好的说明，从而，人们便“无须与外人道也”。

最后，人们就可以在所有女人那里叙述着“女人”的任何东西了，同时还保持着一种善良的怀疑——女人本身是否要对自己进行说明呢，回答是需要的……如果一个女人并没有因此而细心妆扮自己，可见，我认为，打扮自己是永远属于女性的特征，不是吗？那么，这样一来，女人的想法就是激起对自己的恐惧：——或许女人就是想成为统治者，从而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可是，女人并不想要真理，她们与真理没有丝毫联系！一开始，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使女人感到比真理更加陌生、更抵牾、更具有敌意，而欺骗却是女人最伟大的技艺，色相和美貌则是女人最大的本事。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男人们：由于我们十分敬重和喜爱这种技艺和拥有这种本事的女人，因为，我们正是因为女人而感到困惑的男人，并且我们喜欢与轻松特性相伴，因此，我们的这种困惑和深沉仿佛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否有一天，女人会自动认识到自己头脑中的那份深沉和那颗心有正义的吗？大致说来，“到目前为止，女人最多只是自侮，但是她们根本不是认侮，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男人的想法是，女人不要因为启蒙而不断地失面子，这与照顾男人和关怀女人是一样的。当教会颁布命令时，女人在教会事务中一定要保持沉默！拿破仑曾经向心悦诚服的斯塔尔夫人说道：在政治事务中，女人就应该保持沉默，这大概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女人——我认为，作为正派女人的朋友，拿破仑今天要向女人高呼：女人应该对和自己有关的事保持沉默！

软弱的种属，除了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没有哪个时代能够受到男人的礼遇——这是民主主义嗜好和审美的特征之一，就像对老人的不恭敬：但是这种尊重马上被滥用到各个地方，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人们要更多地丰富自己，多多益善，同时人们还在学习如何提出要求，但是最终，人们发现这种尊重的关键部位好像生病了。从而，人们宁愿选择为了权利而厮杀，的确，这本来就是斗争：够了，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羞耻感。如果我们迅速向女人靠近，那么女人也会丧失审美。虽然女人已经忘记了对男人的恐惧，但是，这种“忘记恐惧的”女人，同时也牺牲了她最能体现女性特征的本能。如果说，男人不以自己的自许长大成熟，那么女人会大胆地出来闹事。

的确是这样，而且这也很容易理解；但是这样一来，让人难以理解的却是女人在蜕化。直到今天，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凡是在那些被工业精神战胜了的地方——军事和贵族精神已经彻底失败，女人此刻正为了成为伙计所需的经济和法律上的独立奋斗着；因为作为伙计的女人，必须站在逐渐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入口。所以，如果女人将新的权力强占，力求成为它的“主人”，并且将女人和进步写在她们的旗帜上，这种倒行逆施便以一种吓人的明确性实现了，这是因为，女人杀回来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女人对欧洲的影响正因为她们在权力和要求上的与日俱增而逐渐渺小了。但是“女性解放”，由于它是女人自身——不单单是因为男性的愚蠢——所要求和支持的，所以它便成为最体现女性本能的日益增加的弱化和钝化的奇特象征。在这场解放运动斗中，它也表示了“愚笨”，而且还是一种类似于阳性的愚蠢。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或许根本就不会因此而感到害羞。这样的女人丧失了人们最基本的在土地上能够稳操胜券的嗅觉；对其本来的技艺的练习渐渐放松了；而且她们被禁止走在男人的前面，甚至希望她们能够“钻进书本”。在那里，人们可以使自己进入到一种修养、雅致、狡猾、恭顺、屈从的氛围；以无耻的美德去抑制男人对一种在女人那里表现成隐蔽，本质与理想不符的信仰；对某种具有永恒性和必然性的女性的信仰；女人可以一板一眼、喋喋不休地劝说男人，而男人在对待女人时，则应该像对待温顺、异常野性、好玩的宠物那样，保存她、照料她、关心她、爱惜她；对所有奴隶制度、农奴制度的搜集，动作迟缓笨拙、怒气冲冲。到目前为止，这是女人在社会制度中自身就拥有和现有的东西，但是奴隶社会中仿佛就有两种反证，并没有成为任何一种高等文化及其提高的条件。

假如说这不是女性本能的碎裂，也并非女性化，那么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在男性这种有学识的蠢驴之中，大多拥有十分荒唐、败坏的妇女朋友，他们劝告女人，她们是这般非女性化，应该模仿一切愚蠢的行径。另一方面，欧洲的“男人”，欧洲的“男人味”都身患这种病——这些人希望把女人拖过去接受“普遍的教育”，或是直接拖过去阅读报纸，使之变成政治化的女人。人们希望从妇女中搜罗出自由精神者和文人：似乎没有哪个女人对深沉且无神论的男人持有一颗虔诚的心，也许它就不是某种完善的逆物或者可笑的东西。人们常常用最病态和最具危险性的音乐，败坏自己的神经——是我们德意志最新式的音乐，并使这种音乐每天都歇斯底里地、为其最先开始和最后的职业所诞生出的孩子而不堪重负；人们甚至希望有更多的“修习”，并且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通过文化将“软弱的种属”强化，仿佛历史就是这样被尽可能急切地教导的人的修习和弱化，也就是意志力的弱化、分解和患病，这些往往都是彼此相跟随的。

那些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当然，还包括拿破仑的母亲，恰恰要感谢她们的这种意志力——而不是教书匠！——才使她们真正拥有了权力以及凌驾于男人之上的优势。在女人身上注入的那些尊敬以及大量的恐惧感的东西，就是女人的天性，这种天性比男人的更加“自然”。女人具有正宗、凶猛、狡猾、阴险的随机应变的特长，而且她们手套下面隐藏着的竟然是猛兽般的利爪；女人的天真都是自私的，不仅没有教育的必要，而且还是捉摸不定的，内在的野性、欲望、美德、淫荡……在这种无比恐惧的状况下，面对这种阴险而又美丽的“女人”所产生的同情，已经清除地将女人看作是某种弱小的动物，从而不能没有爱、不能受苦、娇滴滴地展现了出来，但是这种同情注定是令人失望的。

恐惧和同情，到现在，男人们仍然以这种情感对待女人，总是毫无理智地用一只脚踏进令人感到撕心裂肺的悲剧中，因为他们认为悲剧可以使人兴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一来，女人应该是穷途末路的啊？难道是女人的非魔术化在发挥作用？女人的那种无聊化暴露出来了，是吗？啊，欧洲，欧洲啊！人们对这种长着角的动物并不陌生，因为它对你充满了吸引力。但是你没有看到它长久以来带给你的危险！对于你那古老的寓言来说，或许有一天它真的会成为“历史”——到时候，一种庞杂的愚蠢大概会降临到你的头上，然后把你砸进土地！在愚蠢之下，上帝不会躲在这里！这里没有上帝，只有一种“观念”，而且是一种现代的观念！……

未来的“人性”

大自然对于人类为什么如此吝啬呢？它为什么不让人类根据其内在的辉煌而发光呢?

为什么伟人的高升或者沉浮不能像日出日落那样，呈现出绚丽的色彩呢?人类的生命竟然可以简单到如此地步!

当我用未来的眼光审视那个遥远的时代时，发现如今人们的身上只有奇怪的道德和疾病才能够引人注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暂且将自己的看法称作“历史意识”吧！

“历史意识”导致历史出现了新奇的事物，如果将这种意识用在几个世纪以前，或者更长的时期，最终也会生长出奇妙的植物来。因此，古老的地球比现在更适合人类居住。现代人，已经开始逐渐锻造情感这条绳索了——对于未来，热切的情感绳索，但是他们又不敢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并不是新的情感，而是旧的情感的一种升华——历史意识仍然是那么的贫乏和冷漠，很多人都在遭受着它的袭击，就好像遭受寒潮的侵袭一样，让人们变得更加贫乏和冷漠了；而另外一些人认为，历史意识是即将来临之年代的征候，对他们而言地球就好像一个忧郁的病人，这个病人为了忘却现在，提笔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实际上，只要将人类的历史当成自己的历史去感受，就会触及到各种人物所经历过的忧伤。那些身体欠安的病人，回忆青春的老者，被夺走恋人的有情人，被毁灭理想的殉道者，以及迟暮的英雄。这都是一种新的情感色彩。

然而，为了承受这形形色色的忧伤的英雄，在战斗打响之后，依旧能够面对朝霞欢呼自己的命运，他必须继承往日所有高尚的思想和责任感。迄今为止，没有谁能与这些高洁之士望其项背，他是新一代的第一人，他将人类的一切，例如损失、希望、征服、胜利等等，全部压缩为一种情感，由此产生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幸福——充满力量与爱、泪水与笑的神圣的幸福。这种幸福犹如夕阳一般，始终如一地向人类馈赠它那永不衰竭的财富，并将这种财富倾人大海，让可怜的鱼儿借助夕阳余辉的去感受自己的力量!未来的人性，便是这种神圣的情感！

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我们自身到底有益还是有害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是否有帮助呢？在此，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第一个问题。

别人几乎无法了解我们所遭受的这种痛苦，就算是与我们同吃一锅饭的人，我们也不会对他吐露全部的心声；可是，当有人发现我们的痛苦时，我们又会将痛苦看作是平淡的事情。祛除别人的痛苦，这就是同情的天性！

然则，我们的“施主”会比敌人更轻视我们，施主在给予不幸者同情的时候，往往具备智性的表现——饰演命运之神的角色，这的确让人愤愤不平：他根本不懂得你我的不幸，正是出自内心的顺从和依附。我心灵的整个结构，通过“不幸”去寻求心理的平衡，开发新的需求、愈合旧的伤痕、排拒过去等等，总的来说，只要是与不幸有关的事物，“施主”总会漠然置之，他一门心思想要帮助他人，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世间必须存在不幸；他也没有想到，你我必须经历恐惧、匮乏、贫困、冒险、失误，就好比我们也需要这是东西的对立物一样；他也根本没有想到——通往天堂之路必须先要穿越地狱之门，原谅我说的如此神秘。他根本不懂得：当一个人最先完成了帮助，这个人就会以为自己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假如你们（这类宗教的追随者）对自己，对他人都抱有这种想法；假如你们不愿意让痛苦留在自己的身上，哪怕一小时也不愿意；假如你们将痛苦视为邪恶、可憎、该死的污点，并且采取了一切防止不幸的措施的话，那么，你们的内心不但存在同情的宗教，还存在另外一种宗教——舒适宗教，说不定后者还是前者之母呢！你们这些享受安逸的人啊！对于幸福的概念一窍不通!你们应该认识到：幸与不幸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必须同生同长；可惜，在你们身上他们无法长大!

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吧！如果一个人想要固守在自己的道路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有一种呼唤总是在提醒我们应该去到它的身边；可是，我们几乎看不见它那里有怎样的珍宝，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抛弃身边已有的东西，而盲目的去追随它。我清楚的知道，将我引入歧途的方式成千上万，而且个个都是那么的光彩照人，最为夺目的要数“道德”这个方式了!的确，就连满腹同情的道学家都认为，能够符合道德的也只有这个了：只要是帮助朋友，就算偏离自己的方向也在所不惜！对此，我心里也是非常明了的，只要亲身经历一次痛苦，我自然而然也就体会到了失落的滋味！如果，有一位正在遭受苦难的朋友这样跟我说道：“我很快就要死了，你能答应我，跟我一起死吗？”我会毫不犹豫立刻答应他的；这就好比，当我看见一位为了自由而战的村民，我会立刻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一样。虽然这个例子是基于好的动机之上的，但是仍然不怎么恰当。当然，这的确存在一种神秘的诱惑因素，当我们帮助那些高呼“救命”的，令人同情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走的路也非常的艰辛，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苛刻，离他人的爱护和感谢也非常的遥远；因此，我们并不是不想离开它，并不是不想远离自己的良知，躲避到他人的良知之下，逃到“同情宗教”这座可爱的庙宇。

今天，一旦爆发某一场战争，都会激发某个民族中的道德高尚的人士愉悦的情绪。面对死神，他们会采取一种疯狂的喜悦的态度去直视它，他们相信，只有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得到那个寻觅已久，而又始终得不到的许可——偏离自己的目标。战争对他们而言，是伴随着良知的一种曲线性的自杀。

为了避免谈论一些无用的论调，在此，我开诚布公地说出我的道德观吧：让我们隐居起来吧！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不要去在意那些在时代的眼中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将三百年来的历史横亘在当代之间吧!将如今的喧嚣——战争与革命，看作是喃喃细语吧！是的，你富有同情心，但是你的同情心将只用在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的身上，因为他们是你的朋友，与你有相同的愿望，而你帮助他们的行为也是在帮助你自己。我要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勇敢，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快乐！我要教给他们：同乐！这种目前几乎没有人了解的东西，这种所谓要同情人他人的人根本不会明白的东西。

道德的培育

在培植道德的各种势力中，也存在具有真实性的因素。因为，终有一天，在它发现道德目的论的时候，真实性必将会背离道德。对于道德的实利观，这是一种认识已久的观念，而且伴随着根深蒂固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正像兴奋剂一样，使人认为自我解脱是一种绝望。现在，让我们论证自己身上所需求的东西吧。这种需求是在长期道德的解释下形成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看来，它们并不是真实的需求。因为，它们似乎已经成为了价值的依托，我们维持生命的基础就是为了它们。也正是因为这种对抗性，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不受人们重视，而我们想拿来欺骗自己的东西，却又被禁止评论，从而产生一个消解的过程。

折衷的立场不会取代极端的立场，而取代极端的立场的与之截然相反的立场。所以，心理学最必不可少的欲望就是对天性的绝对非道德性和无目的无意义的信仰。如果说对上帝和道德秩序的信仰是脆弱的。现在，出现了虚无主义，但并不是因为生存的痛苦比以前增多了，而是由于人们对灾祸即生命中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有一种解释宣告破产了，因为它被认为：生命根本没有意义，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

这种思想的形式是可怕的：比如生命，原来的生命就是荒诞的、没有意义的，但它却无法避免地轮回，无休无止，直至虚无，也就是“永恒的轮回”。

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虚无主义形式，即虚无是永恒的!

佛教所体现的欧洲形式是：知识与力量相结合，其能量迫使人们尊崇这种信仰。这一点是所有假说中最具科学性的。我们并不承认终极目的的存在。如果生命中真的存在一个目的，那么想必它已经达到。

由此，人们就会认识到，这里努力追求的其实是泛神论的对立物。因为，人们通常都会认为“一切皆完美、神圣、永恒”，这同样能够迫使人们尊崇那种“永恒轮回”的信仰。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道德也将这种肯定万物的泛神论立场取消了吗?从根本上说，道德所克服的只是其信仰的上帝。对于设想出来的一个“善与恶的彼岸”的上帝，有何意义呢?在这种意义上的泛神论是否可能?在过程中，我们虽然将目的观取消了，但是这就表示我们肯定过程吗?如果说这个过程无时无刻地取得某种东西，那么情况大概会是这样，并且始终保持同一事物。关于这一点，斯宾诺莎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他就获得过这种肯定的立场，因为每一时刻都存在一种逻辑的必然性。所以，他就凭借自己的逻辑本能战胜了这种世界特性。

当然，斯宾诺莎的情况只能说是一个特例。任何一种现象基础的性格特征，都会在其现象中凸现出来；如果某人将它看作是自己的基本性格特征，那么想必它会使这个人像胜利者那样，赞扬那些普通生命的每一个时辰。最主要的一点或许就是使人以一种喜悦之情将身边的这个性格基本特征看成是善的、有价值的。

现在，道德已经阻止那些被动强制和压迫的人，以及被等级划分的生命原理绝望，并且使他们不会跳进虚无的深渊里。因为这体现了一种对人的无能为力，但并非对自然的无能为力，并且是对生命产生绝望的怨恨。掌权人和暴徒都被道德所拥有，这些人可以把“大人、先生”统统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一些卑贱的人常常监护着“大人、先生”，也就是说，首先有必要鼓起那种卑贱的人的勇气，并且使之变得更坚强。这样一来，道德则教诲人们对统治者的基本性格特点必须抱以一种刻骨铭心的深仇和轻蔑之情，即针对其权力意志。道德应该将这种权力意志废除、否定，甚至要将它碎尸万段。因为，当我们以一种相反的情感和估价看待时，我们可以发现，这出自于一种令人恨之入骨的本能。一旦那些受苦的人和被压迫者丧失了那种蔑视权力意志的信仰，那么他们必将进入那种不可救药的绝望漩涡；对于生命来说，如果这种特征是必然的，或者出现了这种情况，即在那种道德意志中真的隐藏着“权力意志”，那么，仇恨意志也变成了权力意志，这也就是最终的结果。大多数被压迫者似乎意识到，当他们与压迫者站在同一个地方时，压迫者不应该具有什么特权以及更高的等级。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与生命没有丝毫关系，并且它们都属于权力限度之外的。如果说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意志。那么道德会防止那些败类陷入虚无主义，因为道德已经将一种无限的价值和形而上学的价值赋予了每一个人，并且把它纳入了一种与世俗权力和等级制互不协调的秩序之中。因为，道德教导人们要学会低眉顺眼、屈从忍让。如果某个人对这种道德的信仰消失了，那么败类自然就丧失了生存的精神寄托，也必将走向灭亡。

灭亡的表现形式就是自取灭亡，它是一种对必然毁灭的东西的本能选择。败类的自我毁灭象征着自我活体的解剖、中毒、酒精中毒、浪漫主义，尤其是本能地强行采取某些行动，通过某些行动，人们将强者看作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死敌，并且把毁灭意志当成是更深刻的本能、自我毁灭意志的本能、要求遁入虚无主义的意志。

远离怨恨

让我们脱离怨恨的束缚，贴近怨恨吧！谁也不知道，对于这一点我应该如何去感谢长期的病痛的折磨。问题的确有些复杂，因为人们必须从力和虚弱出发去亲身体验才行。如果必须采取某一种手段来对付病人和弱势群体，那么他们自身的自愈能力——抵抗力和保护自己的本能也会因此而退化。人们也就不知道哪些是应该避免的，哪些是应该完成的。不知道该避开什么，也不知道该完成什么，经验过到深奥，记忆就像是化脓之后的烂疮，病患也成为了怨恨的本身。只有一剂良药对患者有用，那就是被我称之为——俄国式的宿命论，用尽浑身解数使出上面所述的这些看家本领，然后安静地躺在雪地上，不吃不喝，也不接受任何东西，像是没有任何反应一样。勇敢赴死并不是这种宿命论最为理智的做法。在我们的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当成保命的方法，也就等于降低了新陈代谢，这种减缓的过程代表着一种要冬眠的意志。依照这种逻辑再次前进，就成为人们经常说的苦行僧了，这种人能在墓穴中睡上好几个星期……如果遇到任何事情，人们都必须做出反应，很快就会被累倒，从而导致任何事情都得不到响应。这就是所谓的逻辑。除了怨恨，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它那样消耗人们的精力了。恼怒，报复，病态的多愁善感，复仇的渴望，类似这样的混合毒品，对于原本就已经精疲力竭的人来说，是最为糟糕的反应方式；因为它会加速神经组织的消耗，是一种病态的增长，它有各种因素，例如胆汁流人胃中。对于病患来说，怨恨是一大忌，它是病患的冤家；但是，遗憾的是，它又是病患一种自然而然的癖好。那位知识渊博的心理学家——释迦牟尼对此是非常精通的。为了避免将他的“宗教”与基督教般的可怜物混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称之为摄生学。克制怨恨的程度决定了这门学问生效的程度。让心灵摆脱怨恨，这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佛祖对我们的第一个教义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德报怨，怨恨斯已。”这是生理学的主张，而不是道德上的主张。对于弱者而言，虚弱造成的怨恨是对自身最大的伤害；对于精力充沛的人来说，克制怨恨甚至是对精力充沛的一种证明。我的哲学已经开始向仇恨和怨恨宣战了，甚至已经走到“自由意志”学说的领域了。向基督教宣战，这只是因此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只要了解了这种严肃心理的人才会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剖析个人的态度，也就是在实践中体现的本能的坚定性。在我颓废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出现这种有害的情感的；一旦身体得到康复，精力开始变得充沛，我仍然会克制这种情感的发生。上文所提到的“俄国式的宿命论”，是通过我长期的、在偶然出现的痛苦的环境、地点、居所和社交中切身感受到的。这样做胜过了去改变它们、感受它们、奋起反抗它们……那个时候，只要是来打搅我奉行这种宿命论的，或者粗暴地将我唤醒的，都被我视为是大逆不道。事实上，任何一次肇事行为都威胁着我的生命。将自身的意志看作是天命所为，因此不愿“改变自身”，这就是那个状态下的伟大理性。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战争。我的本性是非常好战的。我的本能之一就是进攻。我天生有着与人为敌的能力，做他人的敌人——必须以坚定的天性为前提。总的来说，只要是具备强大的天性的人都拥有这种能力。这种天性与反抗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它离不开反抗，他必须时刻寻找反抗：带有侵略性质的激情也属于强者所有，就好比弱者具备复仇感和怨恨感一样。例如，女人是善于报复的，她的软弱决定了这一点，如同她有一颗善良的心，不忍看见他人遭受苦难一样。进攻者的力量是离不开敌对者的，这是进攻者测定尺度的一个方式；在寻求劲敌的过程中，或者通过选择课题才会显现出力量的增长。即使是一个好战的哲学家，也必须与课题决斗。他的使命是倾尽全力，以韧性和武艺去战胜实力相当的对手，而不仅仅是克服普通的反抗——这正是诚恳地去决斗的一个首要条件。如果不将对手放在眼中，战争是不会爆发的。如果我认为对方不如自己，因此我成了主宰，就不会去请求交手。我自身的战争实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原则：第一、我只与战绩卓越的人交战(如果条件允许，我会一直等到他成为胜利者再战)；第二、我只在没有联盟、孤立无助的时候向敌人进攻（我的正当行为准则之一就是，绝不公开采取不连累自身的方式）；第三、坚决抵制人身攻击（在我眼里，个人就好比一个放大镜，可以窥视各种各样鬼魅的、难以掌握的窘态。当我攻击大卫·施特劳斯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方式。事实上，我所攻击的是在德国“教育界”最有名气的一本老朽之作，就在现场我活生生地揭露了这种教化的阴谋诡计；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攻击了瓦格纳，实际上是攻击了虚伪，攻击了好坏不分、伟大与颓废混杂的龌龊的文化本能）；第四、我只会攻击那些排除了个性差异、在所有情况下都不曾出现过反面经验的事物（在我看来，攻击有的时候是嘉奖的证明，有的时候也是感激的证明。）我表示对他人尊敬或者褒奖的方式是将自己的名字与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赞许和反对是一样的。如果我想对基督教宣战，那么，我是有权力这样做的，因为在这方面我还没有遭遇过任何的灾难或者挫折。严肃的基督徒总是对我很友善。但是，我本人将基督教视为敌人，我非常厌恶将数千年来的厄运加注在个人的头上。

论道德即是偏见

我开始对道德展开了进攻。它的本身并不具备火药味，既没有大炮，也没有小炮；只要你的鼻子灵敏一点，还会从它的身上闻到一种奇特的可爱的气息。如果这本书对人们产生了消极的作用，那么说明它使用了错误的方法，这些方法起到的作用不是像放炮一样，而是像推论一样有理。有的人要注意了：阅读本书之后，一定要分外小心那些以道德的名义被尊崇、甚至被顶礼膜拜的东西，这与下面所列举的事实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全书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否定的字眼，没有抨击，没有阴险。阅读这本书就好像仰躺在温暖的沙滩上安详而愉悦。就像海兽在岩间享受阳光一样，事实上，我就是这只海兽。书中出现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热那亚附近的群岩给予我的想象。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待在那里，与大海商议着本书的结构。即使到了现在，只要触及这本书，我的心里就会出现一个钓钩，用它在深渊里钓出美妙的、无与伦比的东西来。因为回忆，它全身的皮肤都在不停地颤抖着。该书前提的艺术是那么的惟妙惟肖，它是轻盈、悄然无声的微妙之物；对我来说，是刹那间便消失的蝎虎星座般的时辰。但是，绝对不能有希腊青年之神的残酷，因为他会毫不犹豫地用长矛刺穿可怜的蝎虎星座；可是，又必须有尖刺的东西，好吧！就用鹅毛笔吧！该书的扉页上印着一句印度格言：居然还有这么多没有播洒光华的朝霞。那么，书的作者又应该去哪里寻找崭新的黎明——迄今为止都还没有被发现的，一日之始的朦胧的曙光呢?啊！那一连串全新的白昼的世界!只有去重估所有价值中寻找，去摆脱所有道德价值中寻找，去所有迄今为止被轻视、被诅咒的东西中寻找。这本书，对纯粹的不好的行为发散光芒，发散爱心与温存；它赋予不良行为以“灵魂”，让良知、高尚的权利重归于生命。不用再攻击道德了，因为不会再有人去理会道德。“是不是呢?”用作了本书的结束语，这是唯一一本以这种方式作为结束语的书。

天职赋予我为人类寻找一个最高自决的时刻，一个伟大的正午；那个时候，将第一次面对“原因”、“目的”这样的问题。这种天职来源于对以下事物认识的必然结果——人类不会毫无缘由地走上正路；人类绝不受神性的控制；人类更不会受自身的否定本能、颓废本能等一系列神圣的价值概念的诱惑和主宰。所以，对我而言，道德价值的起源是最根本的问题，它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以前，人们总是让我们相信，万物原本就处在最理想的环境当中；还让我们相信《圣经》是人们最后的慰藉，它会使人类得到神性的智慧。但是，当《圣经》回到现实的时候，它就成为一本扼杀与《圣经》背道而驰的、可怜的真理之书了。这一真理说道：目前为止，人类始终处于劣势，他们遭受着那些败类、狡黠的报复者的迫害——所谓的“圣徒”。教士们、所谓的哲学家们，不仅主宰着教区内部的事务，而且将没落意志的行为视为真理。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现象使利他主义得逞；它既是敌意，也是对利己主义的迫害。只要在这一点上与我的意见不一致的人，我都视他得上了可怕的传染病。可是，这个世上竟然没有一个人与我的意见相同。对于生理学家而言，这种价值观的对立是肯定的。如果在有机体内部，即使是最小的器官没能得到自我保护，或者精力没有得到补充、“利己主义”不能得到实施，那么整个有机体就会质变。生理学家要求割弃质变的部分，他不愿意与质变体携手，他丝毫不会同情质变体。但是，教士的心思就是让整体与人类产生质变，所以，他必须保留日渐质变的东西，以此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如果那些骗人的概念，例如“灵魂”、“自由意志”、“上帝”不去腐蚀人类的心灵，它将毫无意义！如果人们不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我保护、强调肉体也是生命力；如果人们以贫血症来理解理想，以蔑视肉体来“医治灵魂”，那么，这除了是一付毫无用处的药方之外，什么也不是。总之，迄今为止的道德就是：丧失重力，反对本能，“忘我性”……因此，我将展开对非我化道德的战斗。

我知道我有怎样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会跟那些可怕的事物联系在一起；那是史无前例的让人深感危机的回忆；那是最深刻的让人唤醒良知的回忆；那是迄今为止所有被信仰、被要求、被披上神圣的外衣与之对抗的回忆。我不是人，我是炸药，但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仍然没有任何庸俗的宗教意味。与信教的人相处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我不需要“信徒”。在我看来，我并不阴险，至少不会去信仰自己。我从来不与庸俗的人交流，我很担心，担心有一天他们将我称之为圣人。我想，你们一定能猜到，我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书，因为我不想让它来妨碍我，糟践我。我宁愿当一个傻瓜，也不宁愿当一个圣人……也许我就是傻瓜……但是，尽管如此，或者我宁可如此。因为，我是真理的支持者，在这之前，没有什么能比圣哲更具欺骗性了。但是，我的真理非常可怕，过去人们将谎言称之为真理。重新估算这些价值：这是我给予人类的，最高自我觉悟的公式，这已经成为我的肉体与灵魂了。是命运安排我，让我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我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千百年来存在的虚伪将有我来打败。是我知道了真理，因为在我的意识中，谎言就是谎言，不会成为真理。对于这一点，我用鼻子就可以闻出来，我的才智就在我的鼻端。从来没有人反对过我现在反对的东西，虽然是这样，但是，我却成为了否定精神的敌人。我是从未出现过的快乐的使者，目前为止，我所认识到的高尚的使命仍然没有名目；是我，为此带来了希望。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带来厄运的人。因为，如果真理与千百年来的谎言一争高下的话，我们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震撼。那个时候，政治将在精神之战中消失的无影无踪。旧社会所有权力的产物将被摧毁的烟消云散，因为谎言是不会永远立足的。一定会发生一场战争，一场在地球上从未发生过的战争。从我开始，世界将会出现伟大的政治运动。

心灵上的天才

心灵的隐居

虚荣与高贵

人的至高境界

重新估算所有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解释

对于人性的阐释

社会的未来利益

哲学与哲学家

工作与无聊

哲学家自身的贫困

人类的谬误

“解脱一切罪孽”

对于世界的解释

对欲望的信仰

德意志精神的探险

镜中的反照人生

精神基本意志

论诗的起源和艺术的功用

艺术家的自负

对艺术的感激

何谓浪漫主义?

德意志的深沉

艺术的意志力

爱与美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