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米诺地尔一天喷几次: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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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做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信中还建议他们：“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8月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意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要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8月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争论问题。关于增发边币问题，原决定发350万元，有一种意见认为，边币贬值是由于发行多了。关于盐的产、运、销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由边区政府管理，盐的运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官督###会引起民变；一种意见，主张由留守兵团管理，由政府组织民众运输。会议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争论双方的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王明、任弼时、朱德谈话，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同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性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问题。”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信中最后说：“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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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2)
8月12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在谈到劳役问题时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140万要供给8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800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盐的官督###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8月22日，毛泽东复谢觉哉21日来信，说：在陕甘宁边区，“今年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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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草案，在7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9月13日，毛泽东向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毛泽东说：1. 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2. 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的”。
为《鲁忠才长征记》写按语
《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于1941年8月13日晚向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验，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
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认为写得很好，而且开调查会的方法也很好，于是他在8月26日，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个按语。按语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9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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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共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组长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我党干部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但共产国际认为我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现在干部中多看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如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一个决定。
8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10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思想方法问题》报告，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指出：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论”。“理论还是要学习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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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波林主义
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于1941年9月18日写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发表于1942年3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披露：“毛泽东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近十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德波林是苏联哲学家。十月革命前曾参加孟什维克派，1929年后任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差异就是矛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鼓吹用对立面的“互相调和”来解决矛盾，反对对立面的斗争。德波林学派在苏联有一定的影响，但在30年代初就受到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德波林主义无疑给中国思想界和中###内过去的政治领导以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在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中已经提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张如心在文章中以自己为例：“我在苏联的学习就受了德波林派的强烈影响，回国之后，也曾经在出版界宣扬过德波林派哲学思想。不仅如此，德波林主义的思想及工作方法，支配着我长时期的活动，使我犯了不容许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张如心同时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管他们口头上文字上如何宣扬，实质上他们的思想和领导方法正是德波林主义的再版。他们把我党真正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代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狭隘经验主义者”，称之为“实行家而不是理论家”，然而实际上把1929年底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与五中全会以前及五中全会本身的决议文件比较研究一下，则代表真正彻底的马列主义的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现在我党中央虽然已经对这种德波林式的主观主义政治领导有了根本上的纠正，然而德波林主义的余毒，在我党思想上远还没有肃清，老的传统影响顽固地阻止着党的前进。张如心的文章点明了毛泽东在9月的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准备在党内要彻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斗争的艰巨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先后参加会议的有23人。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在9月10日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肯定党中央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上，犯了“左”倾政治路线性质的错误。一些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会议还决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任务，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
任中央学习组组长
1941年9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等。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经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还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9月29日，毛泽东起草以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的名义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通知，全文如下：“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10月4日，中共中央学习组发出通知：各地高级学习组暂不进行马恩列斯方法论的研究，本年内均先通读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的文件选集，明年可进入研究阶段。
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指出：“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0月2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会议决定：延安党与政治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中央学习组领导，先学习理论部分；各种专门干部，应将理论学习与自己的实际工作相联系。
11月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给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共10件，计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联###史》结束语、《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译的《哲学大纲》第八章、李达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第六章等。
11月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延安高级学习组问题，会议确定134人为政治学习组组员；委托任弼时等审定提出参加思想方法学习组的名单；通知各学习组组员，今年12月底以前读完《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明年1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
11月4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关于学习内容的通知。通知说：“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暂不进行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11月25日，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次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通知，指出：“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
对王明错误的批评和帮助(1)
1941年10月4日，毛泽东将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交给王明看，电报问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攻苏联。毛泽东让王明研究一下这份电报，第二天一起讨论如何复电。王明认为这封电报对自己有利，于是他以这封电报为契机，在此后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问题，对毛泽东等人在九月会议上的批评进行反扑。
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此作了说明。他说，昨晚王明与我、稼祥、弼时等同志谈话，提出许多原则性问题，说我们现在只与中产阶级关系弄好，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还须要与大资产阶级弄好；说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关系弄好。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王明发言后，与会同志立即对他进行批评帮助。毛泽东说，今晚他说的有些问题与昨晚谈的不同，经过了一些修改。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王稼祥发言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没有说过不正确的话；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过，你回国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任弼时发言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后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与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意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思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有一次王明与米夫到一个地方参观，米夫向人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插话：《救国时报》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任弼时继续说：王明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复活。其他同志还提出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路线，新华日报拒绝刊登《论持久战》等问题。
针对毛泽东等人的批评，王明几乎逐条进行了反驳和解释。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并提议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必说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批评。
但是，王明一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
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任弼时向会议介绍，王明因病，医生要他休息三个月，他提出不能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关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的结论；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讨论，他好了再看记录。任弼时还说，王明病中还问我季米特洛夫批评他什么，我记起一点告诉他：季说王明留在中央工作，不应该在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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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明错误的批评和帮助(2)
鉴于王明不能到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为党内的结论。毛泽东并说明了结论草案的要点。
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参加，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过去被打击干部审查委员会，陈云、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参加，以陈云为首。
从此，王明就借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
肯定李鼎铭提出的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那天，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共产党人要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希望党外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抗日救国大计提出意见和建议。当时还是米脂县参议会会长的李鼎铭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感动，他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根据边区群众这些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与其他10名参议员一道，向会议提出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要求“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这个当时被编为81号的提案一经提出，在参议会上立即引起反响，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反对意见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要裁减政府工作人员，民主政权如何巩固发展”，甚至还有人认为李鼎铭是党外人士，怀疑他提出精兵简政的动机不纯。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非常重视。他用红笔把其中的重要段落圈起来，又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旁边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肯定了这一提案，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进行了批评和说服工作。
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肯定精兵简政政策，他说：1942年度边区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两大原则：第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第二扩大收入，发展生产。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11月18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以165票多数通过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
11月21日，毛泽东在二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说：“开了十五天会，闭幕了，大家热心，我觉得开的很好。总结起来有两大成功：第一，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毛泽东号召要反对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二届参政会闭幕后，12月3日，陕甘宁边区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训令，12月4日又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这样，实行精兵简政的工作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而且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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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东条英机上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
1941年10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18日，东条英机任首相的内阁正式成立。
原定于10月18日讨论时局问题，因材料不足（苏德战况，日寇动向，英美动向，重庆动向），须再看几天才有眉目，于是改日讨论。毛泽东在这一天致周恩来的电中，请周将自己的观察见告，并指出：“依大局看，似乎还不能说对苏对我已经是怎样不利的。但我们应准备不利情况的到来。”
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出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党的困难莫过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时期的游击战争和长征时期，但我们都度过了。现在我们党有长期斗争历史和新的力量，是能够应付困难局面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进行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要保证党的独立性。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更会明显。日本新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的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
同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廖承志，指出：“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他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虽尚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战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
11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关于时局的广播讲演，指出：“目前全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毛泽东十分强调“美国应该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回避不应回避的步骤，实现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同时，毛泽东又十分预见地提出警告：“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
12月8日（夏威夷当地时间为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共中央得到这一消息，当天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过去情况尚未弄清楚，因莫斯科危险未过去，日苏战争、国共关系也未明朗化。现在已明朗化了。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德苏战争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过去蒋介石估计是三北政策，现在是三南政策，对蒋不利。日军可能截断滇缅路，使蒋向南。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的敌军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的；第二，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以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今后将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软有硬。过去有人认为对国民党硬会坏事，这是不对的。当硬时应该硬，使它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例如打败了阎锡山的旧军，因此阎对我们代表客气。关于工作布置，提议由中央发一指示，要加强南洋华侨工作，廖承志应大胆地在香港与英国建立关系。
从日本东条英机上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2)
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主持修改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宣言分析了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当前的形势及今后的发展，指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毛泽东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时局又有精辟的论述，他在12月12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英是海陆空主力，美是空军与资源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接见绥德青年代表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于1月4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前后方各地代表200余人到会，凯丰致开幕词，朱德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通过8项提案，选出凯丰、冯文彬、胡耀邦等19人为“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委会”委员。大会还发出致全国青年书和告世界各国青年书。
1942年1月9日，毛泽东接见绥德分区代表团。该团一行20人，有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学生代表及三青团团友等。毛泽东与代表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的近况。在两个小时的座谈中，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20多个问题，包括太平洋战争没有苏联参加能不能胜利，毛泽东幼年时爱看什么书，什么时候知道革命，还有张国焘、李立三、陈独秀的近况等等。毛泽东逐一予以简明的答复。有人问：青年应信仰何种主义？毛泽东回答：三民主义。三青团团友会的代表问：你们对三青团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座谈完毕后代表们纷纷要求与毛泽东能经常通信。辞别时，毛泽东手擎灯烛，送代表们出会客室。
为《文化课本》作序
《文化课本》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辑的。1942年1月17日，毛泽东为之作序。序言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和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作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当时在延安出版。毛泽东为《文化课本》写的序，在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等书中也已公开发表。
号召全边区部队学习研究古田会议决议
为印发和学习研究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于1月23日致信中央军委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说：“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留守兵团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大批印发《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12月）》给各部队，并于4月6日向各部队发出训令。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在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今后的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上自高级指挥员和政治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也灵活地应用这个决议到我们的工作中去。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条文做为检查我们过去与现在工作中优缺点的提纲和指南，而不是死板地把它作教条”。训令还具体规定，如斗争经验比较缺乏而没有阅读这个决议文化程度的同志，主要的教育方法：（一）上课；（二）讨论；（三）熟读（文化程度很低者，当文化课上）。教授方法，多采取启发式，多打比方，说故事，多举例，切忌教条式地宣读。教育期定为4月15日至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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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
1942年1月2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这个决定是“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所以决定在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两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特别指出第三条基本原则，即“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
在阐述第三条基本原则时，决定指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的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
毛泽东在讨论发言中，指出这一决定的重大理论意义，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他还指出：现在解决土地问题必须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敌人方面去。对如何理解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决定上的内容），特别是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文件法律上地主有人权、地权，但实行上是农民的政权。实行这个政策，是破坏敌人统一战线的最好办法。毛泽东最后指出：土地政策，研究了好几个月了，是我党以前未曾有过的决定。凡事不要轻易决定，决定的只是已经成熟了的事情。
修改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
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经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该指示指出：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是综合五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指示还具体讲述了在实行联合地主抗日的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要防止发生右的和过左的错误。指示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日前后为界限”。在减租问题上，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要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允。在减息问题上，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
《整顿党的作风》
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起草《###宣传要点》，内容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还是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防止克服党内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就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防止克服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就要求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学会尊重党外人士，看人家的长处，而切忌妄自尊大”。关于党八股，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这一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转入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时期。
修改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2)
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上批示：“很好。发广播。登党的资料。抄给西北局宣传部、总政宣传部。”同一天，这个《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同意发出。该指示列举了中央在这一时期内接连发表的重要文件，计有：关于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决定、毛泽东1941年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1月6日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的反宗派主义的演说、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幕典礼上发表的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整顿党风（反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党八股）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的反党八股的演说，1月26日中央宣传部发表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指示指出这些决定、演说、指示的主要内容，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贯彻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指示提醒各级宣传部，务必以极大的力量集中来宣传解释中央的这一思想，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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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延安讽刺画展
延安讽刺画展于1942年正月初一到初三在军人俱乐部展出。画展展示了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位画家的60余幅讽刺画。画的内容主要是批评当时出现的某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连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画展到第三天，即2月17日，参观群众仍没减少。这天，毛泽东和王稼祥也来参观画展了，毛泽东仔细地看了每幅画，揣摩着每幅画的意境。他不住地点头称赞，偶然也在一幅画面前停住脚步，思考着什么，有时还向陪同参观的画家们提出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对这次画展毛泽东是满意的，表扬了三位画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革命讽刺画。毛泽东还通知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参观一下这个画展。
毛泽东参观讽刺画展后，有一天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谈话。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载8月19日《解放日报》）。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为了更好地把握住如何正确运用讽刺，华君武向毛泽东说了一件事。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华君武问，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更慎重，因为影响更大。毛泽东接着给画家们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小孩，老擤鼻涕，父母老骂他，也改不了。后来小学的老师看见他一天没有擤鼻涕，对他进行了鼓励和表扬，从此小孩就改了。毛泽东认为对人民的缺点也是这样，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要鼓励。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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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成一河革命的大水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在职干部教育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政治局五大业务（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是”，把不正确的东西习以为是。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过去###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革的。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六大以来》。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该决定，毛泽东曾三易其稿，修改中加写了几段重要的话，如“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这一段就是毛泽东重新写过的。
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参加张浩的葬礼
张浩，原名林育英，长期从事职工运动，曾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和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成员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回国，12月参加瓦窑堡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精神。会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36年1月，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同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路线作斗争，迫使其取消了另立的伪“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1938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0年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杂志。同年4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工人和各界群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上演讲。由于他不顾多病的身躯，长期忘我地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在演说时，突发脑溢血病，从此卧床不起。在病中，他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时努力继续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在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党内有些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第二个“四一二”事件，准备同国民党决裂。张浩得知消息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目前的主要矛盾仍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国内的阶级矛盾虽然存在着、发展着，但仍为次要矛盾。”他认为皖南事变不同于“四一二”事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力量，即有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有八路军、新四军，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大的抗日民众，有许多的中间分子同情我们等等。”因此，他主张党在皖南事变后应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回信中肯定了张浩的意见，要他好好保养身体，并亲自到医院看望了他。
张浩敬仰毛泽东，忠于党中央。他在弥留之际恳请党中央，在他死后将他埋葬在延安青年文化沟桃花岭。桃花岭和党中央、毛泽东的驻地隔河相望。张浩无限深情地说：“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党中央批准了他的遗愿。毛泽东还情深意长地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
1942年3月6日凌晨，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
3月9日，毛泽东参加在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上举行的安葬张浩的葬礼。毛泽东和中央各同志在灵台旁边轮流护灵之后，祭礼开始了。任弼时主祭，李克农读祭文，康生报告张浩的生平事略。老海员工人朱宝庭代表中央职工委，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与边区200万人民，高长久代表边区几万工人相继致词。最后由张浩的家属致答词，次子林汉雄挥泪告诉大家：“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好好工作，继续爸爸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死去的爸爸……”祭礼结束，张浩的灵柩装上白布帷的灵车，送葬者迅速结成了漫长的行列。毛泽东亲为执绋。送葬队伍抵达桃花岭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人们抬着灵柩爬上山顶。毛泽东同朱德、任弼时等亲自抬棺而行。队伍齐集山顶，灵柩送入墓穴，毛泽东又亲自给墓穴奠土，按照张浩生前的愿望，将他葬于桃花岭山顶。毛泽东还为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6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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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解放日报》工作(1)
《解放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各部委要写新闻稿、评论稿。毛泽东还谈到广播，他说：广播比3000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
2月2日，《解放日报》在三版右下角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毛泽东昨天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的消息。2月10日，在三版左下角同样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文章的消息。
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报纸应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本日会议的讨论，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造。
2月20日，《解放日报》召开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我们的报上不能反映党的消息的原因，不仅是报纸本身的缺点，而且延安各机关要负责。以后希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注意，尤其各机关的政治秘书要报道这些消息。
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三个重要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还指出：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关于办法问题，毛泽东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会议决定，由王稼祥、秦邦宪、凯丰、胡乔木、余光生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
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70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在讲话中还批评了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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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解放日报》工作(2)
《解放日报》从4月1日起正式改版。当天发表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整风精神，从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等方面检查了该报存在的缺点，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使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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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舒群当主编
1942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出满百期。专栏主编丁玲调文抗，决定由29岁的舒群任主编。该报连续三天登出“百期”特刊。舒群在《为编者写的》一文中说：“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始能胜任。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一个作家未必是一个编者（但我这并不是对于丁玲同志的‘下台’，或是我的‘上台’，在这前后之间，有所骄傲，有所安慰和有所解脱）”。不久，《解放日报》改版，撤销“文艺”专栏刊头，改第四版为各种综合性副刊。
当毛泽东得知舒群有不能胜任副刊主编的思想问题时，就找舒群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面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1942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边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大时期进行，一面请现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当时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并首先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为此，3月24日，毛泽东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告知中央正在编印中###史资料选录。请他们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3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各种学习研究方法，都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加以分析与综合。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史》报告。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关于如何研究党史，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阶段”。“中###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四三”决定
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研究在延安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互相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大家，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
会议决定关于这个问题由###发一通知。
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要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决定对于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的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领导：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除军事学校）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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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见作家了解情况
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会前约见了许多作家了解情况，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萧军很早就受毛泽东的委托，将收集到的文艺界的情况材料陆续送给毛泽东。4月4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4月7日，毛泽东写信约萧军于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前往。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4月13日，毛泽东又给萧军写了一封信：“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要动身旅行去。4月27日，毛泽东复信萧军，恳切地挽留他：“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
4月9日，毛泽东给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一信：“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毛泽东与欧阳山、草明谈话后，4月13日又致欧阳山、草明一信：“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在收到欧阳山、草明的回信后，4月17日，毛泽东再致他们一信：“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同志有暇为此否？”
在会前，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诗人艾青：“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应约前往，谈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说：我讲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两天后，毛泽东给艾青写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随后，艾青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写成文章寄给毛泽东。不日毛泽东来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艾青去后，毛泽东对他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艾青接过文章，只见有一页上有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另纸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这篇文章后来在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谈了五点：一、文艺和政治；二、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三、写什么；四、怎样写；五、作家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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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位党员作家谈文说艺
为准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事先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942年4月下旬，一天，毛泽东邀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员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毛泽东一一问了他们几个人是什么地方人。当听说剧作家姚时晓曾在上海做过十多年工作时，毛泽东说：那你是个老工人了。接着，毛泽东问他：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姚时晓说：“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作（指《红灯》）。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毛泽东说：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又说：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之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了伤，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认为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之爱，没有同情。除了个别来路不明，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一般主张和提倡、追随和附和“暴露黑暗”论的作者正是这样。“人性说”、“人类之爱”、“同情”它们正是“暴露黑暗”论的思想基础。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招待他们吃午饭，还喝了酒。
谈话继续，当严文井问毛泽东喜欢唐朝诗人李白还是杜甫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当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题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看。又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还举出《狼》作例子，说明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后，又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有人问毛泽东喜不喜欢看话剧，毛泽东风趣地回答：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这个同志又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可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最近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临别，毛泽东把他们送出很远，一一握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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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同意并通过毛泽东的提议。
4月27日，毛泽东请舒群等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他又补充了自己所惦记的一些人的名字，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分发出10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上面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署名是“毛泽东、凯丰”。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第一次会议，有100多人参加，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指出：“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问题提得尖锐而又中肯，特别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讲述了知识分子接触工农，感情转变的过程，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讲话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午，大家在杨家岭中央机关食堂吃饭，下午又继续讨论，直到傍晚。
5月16日，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是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发言中讲到他们下乡演《小放牛》，受到老百姓欢迎，老百姓送许多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慰劳他们。柯仲平自豪而诙谐地说：“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民众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去，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笑了，毛泽东边笑边插话：你们如果老是演《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5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结论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工作中存在着的偏向，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星期六（5月23日）由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今后###、中组部要根据毛泽东所作的结论，经常有计划地召集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
5月23日，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起初仍进行大会发言，中间休息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者到室外趁着快要下山的太阳光亮，照了合影。在朱德讲话后，毛泽东作会议的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作文章。毛泽东的结论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首先讲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目前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接着毛泽东从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根本问题出发，谈到以下几个问题。一、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关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目前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二、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三、文艺批评问题。他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文艺批评，应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毛泽东还批评了“人性论”等错误倾向。最后，他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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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在5月28日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又讲到延安文艺界问题。他指出：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面地肯定地指出，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我们的政策要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与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文化人、知识分子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5月30日下午两时，毛泽东在鲁艺球场对全院师生讲话。他指出：在鲁艺领到文凭还不算毕业，这只是在小鲁艺毕业了，还没有在大鲁艺毕业，人民群众还不承认你们。你们这鲁艺是个小鲁艺，你们要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那里去。小鲁艺在桥儿沟，大鲁艺就是社会嘛，要使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毛泽东还说：要拜群众为师，同他们交知心朋友，向他们恭恭敬敬地学习。工农兵的东西很生动、很丰富，当然也比较粗糙，是些豆芽菜。可是，你们不要瞧不起这些豆芽菜，任何大树刚出土的时候，都是两个芽，都是从豆芽菜长起来的。有些人嫌弃豆芽菜，把它踩死了，结果大树就长不出来。毛尔盖那个地方，因为没有人踩豆芽菜，所以大树多得很。
毛泽东在讲文艺作品比生活更高时说：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睡觉。戏里面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戏里看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不用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现实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毛泽东看到姚时晓时问：现在还写剧本吗？回答说：不写了，现在做支部工作。毛泽东说：做支部工作是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和写剧本不矛盾。晚上，毛泽东还在鲁艺参加了晚会。当他听完大提琴独奏后，专门走上前去与演员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续范亭来到延安后，已经不止一次地见到毛泽东，同毛泽东谈话。每一次见面和谈话，都使续范亭受到很大教育，所以他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做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最知己的朋友。1942年，续范亭发自内心地写诗歌颂毛泽东：“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续范亭解释说，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有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觉得不够全面，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品清质虚而体极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
毛泽东读诗后，5月14日复信续范亭：“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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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194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关于整风学习问题，会议决定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4月20日起延长到9月20日共五个月。学校由4月20日起延长到8月20日共四个月。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领导全延安整风学习。
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一）总学委巡视团工作。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分工，以后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各同志都可以参加。（二）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三）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由凯丰负总责。（四）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五）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6月7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史》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同志，混合编为10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二）对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三）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按照延安经验，暂时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22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展开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22个文件。
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并具体指出：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在学习22个文件期间，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起止时间由各地自行决定。
6月15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一）各机关学校在学习期间互相参观时，主要行政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各系统大机关的互相参观，由总学习委员会规定之。（二）对墙报稿的选择，不论其正面的和反面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三）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各系统的巡视人员不得向各单位要现成的材料，要用自己的耳和手收集材料等。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学习组组员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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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战后建国方针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问题。中国###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50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今年7、8、9三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第二条战线是否建立，德国进攻高加索是否得手，过三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三个月。我对联络参谋说，谁打西安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是只反对他的###，何###我反何，何不###我也不反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在斗争之后又要团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为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及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由毛泽东修改文字后发表，并由###发一全党讨论这两个文件的通知。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众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既不是只顾一部分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使大多数人受苦的中国，也不是以暴力没收土地没收工厂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总之，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中国共产党声明：自抗战开始我们就是为着共同抗战并共同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
7月9日下午，毛泽东到延安交际处访晤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对诸士绅所提问题，一一详作解答，畅谈五个小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战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他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指出：人民###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乃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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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
1942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曾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6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指出：“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
此次整风是全党的
聂荣臻于7月1日写《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一文。文章指出目前在晋察冀边区全面开展三风的学习与检查是纪念党的21周年的伟大献礼。文章具体分析了边区三风不正现象的主要表现，要求根据边区的特点进行整风、学习与检查同时并进，学习过程中同时反省自己，反省工作，并全面展开对工作的检查。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纠正整风中的各种偏向。
7月4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宗派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
聂荣臻的文章发表在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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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未实现的毛蒋西安谈判
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答复说待延安答后即告。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指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的内容是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三段话，其中说：“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9月3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
9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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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
1942年8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铎的文章《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文章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全面实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他们把精兵简政贯彻到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摸索出一套从政治动员到总结检查的系统做法。这些成绩与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陈正人，商谈召开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事宜，原拟定于10月10日召开，后决定延期。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他们的信中说：“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毛泽东在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同时，深感到其他根据地包括陕甘宁边区还做得很不够，因此在信中最后提出：“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后来一个如象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也就是说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不能是走走过场、浮皮了草。以后毛泽东还指出“精兵简政也算是个运动”（11月21、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也就是要自上而下，从陕甘宁边区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普遍地进行。
精兵简政的辩证法
194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对各抗日根据地执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一般已开始在做，便均做得很不够”。有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发生明减暗不减，上层减下层不减，前方减后方不减的现象。还有一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因而也就没有普遍贯彻。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极少数地方不但根本尚未开始精兵简政，反而还想扩大部队增设机关学校。凡此情况表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引起应有的认识，在他们的思想上对这一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和片面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对于精兵简政“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所以，他在著文、讲话、发指示时多次首先说明这个问题：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地提出还是确有需要而提出来的呢？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确当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武装刚刚建起，还没有发展壮大就提出精兵主义，当然是不对的。那时的抗日政权也在初创时期，没有巩固，提简政也是不对的。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队伍发展起来了，但根据地在缩小，即“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力、财力消耗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是因为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使得抗日根据地必然要缩小。而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队伍和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允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
毛泽东针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认识事物凝固不变的特征，教育全党的认识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1942年9月7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运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机构精简后、队伍整编后精小能胜庞大的道理。他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泽东希望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孙行者和小老虎。从而战胜那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办法就是“变一变”，精兵简政，我们的身体变小了，但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智慧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全党摒弃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会自觉地克服对于精兵简政政策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思想澄清后，就会认真地主动地愉快地去实行，也才能真正实行好。毛泽东在说明精兵简政的必要性时，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正如当时《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总结的那样：精兵简政，这一口号所以提出，从某方面讲，全部意义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这样，就把它与教条主义对立起来，与当时党内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运动结合起来，以整风来推动精简，以精简来检验整风的成果，从而取得精神的与物质的双丰收。
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日报》工作时指出：《解放日报》今年4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和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陕甘宁边区问题由西北局负责审查。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很大的努力。会议决定《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又是西北局机关报。由秦邦宪（社长）、陆定一（总编辑）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电报中说：“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还是这一天，毛泽东同《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谈了半天，指出“报纸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并致信凯丰，表扬《解放日报》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关于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毛泽东说：“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
10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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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拟定征稿办法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的信中，除告以与秦邦宪谈话的情况还提出：“解放（指《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9月2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第四版正式拟定征稿办法：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吴老：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也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征补。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毛泽东拟定完征稿办法后，按名单招待负责征稿人吃顿饭。毛泽东一见面就说：“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席间，毛泽东把《〈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宣读一遍，并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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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至1943年1月14日结束，共进行88天。参加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负责干部300余人，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人员与中央党校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还邀请了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非党员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及整政、整财两项议程的讨论。
会议以整风的形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问题和当时的若干重大工作方针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检讨了边区党在抗战前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实事求是地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分清了路线是非。第二，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第三，讨论了边区今后的建设问题，确定了边区建设的任务与方针。
毛泽东自始至终关心着，并亲自参加指导这次会议。他除了会议期间用两天到会解说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为大会写了一篇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10万余字的报告外，在开幕、闭幕之日都到会讲话。
毛泽东在10月19日开幕会上的讲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国际形势。他说：“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第二，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持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前进。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第三，关于边区的建设。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毛泽东在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主要是讲关于领导问题。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的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高级干部会议已经完成了将边区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的意见集中起来的任务，现在就是坚持下去的问题了。
实际上“坚持下去”的任务已经开始执行。在会议期间，边区政府已召开了政府委员和专员县长联席会议，高干会上所提出的有关政府工作意见，均经采纳施行。1943年政府的财政经济计划，军队、机关、学校和各县人民的生产计划，都在高干会闭幕前即已制定。一部分已着手进行。党政民各机关的彻底精简整编事宜，也在积极筹划执行中。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在边区一级已经完满实现，在各分区俟开会代表返任后，也必可统盘实现。这次会议的成功，取得的收获，确定的方针、任务，已成为边区各项工作转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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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晋西北把敌人挤出去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正式成立。关向应、贺龙、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等9人为分局委员。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
林枫从延安返回晋西北时，毛泽东当面指示：要把敌人挤出去。
10月31日，毛泽东复电林枫，指出：“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前途甚坏。”
张稼夫也要调到晋绥分局去工作了，临行前，毛泽东约他谈话。毛泽东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的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他指着茶壶底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像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得很大，像茶壶的肚子；现在又缩小了，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有时还跑过河来，地区人口缩小到100万了。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停说，黄河这边是陕甘宁边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阶级，你们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领导工作方法问题，指出了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方针。
1942年底，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传达和研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晋西北军民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展了“挤敌人”的斗争。经过四个月的时间，全区共摧毁827个自然村的“维持会”，在535个自然村建立或恢复了抗日政权。到1943年上半年，基本上已将敌人挤出据点或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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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撰写几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
1942年10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社论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一战（指1942年10月9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工业区德军包围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到1943年2月2日结束）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10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社论评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8月23日至10月9日期间苏联红军的正确战术和十分激烈勇猛的抵抗。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0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评柏林声明》。社论指出：“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这后一段是说谎的”。“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没有动用他的主力的原故”。“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毛泽东从11月开始至1943年1月，为了解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情况，大量抄录中央社和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同盟社等一些外国通讯社关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报道，这些国家是：美国、法国、西班牙、苏联、德国、英国、南斯拉夫、葡萄牙、罗马尼亚、土耳其、芬兰、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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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于11月1日致信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次日，毛泽东复信说：“大约可在十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事先请你将布化十二条及结束语（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第四第五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十二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时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译出的，请注意。”
后讲解日期变化。11月14日，毛泽东还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大会讨论。到11月21日，才开始讲，22日停了一天，23日继续讲，并讲完。
毛泽东在讲解中首先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接着，逐条进行讲解。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指194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斯大林的第九条讲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斯大林的第十条讲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讲党必须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讲党应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指出：这次高干会议以后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有威信的人去进行。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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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撰写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就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几次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
12月8日，毛泽东致信南汉宸，指出：“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12月13日，毛泽东再致信南汉宸：“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12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致信南汉宸：“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工赶一下，于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西北局高干会议传达。这个报告共10章，原计划写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干会闭幕，来不及写而付阙如。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毛泽东在这篇书面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批评了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思想。在公私关系上，毛泽东提出正确的口号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批评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也批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指出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生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许多同志的头脑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做了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而没有做给人民以东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在目前条件下，就是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毛泽东指出：许多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活动，负行政指挥责任的人不大去管，有少数人甚至完全不闻不问，只委托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有的人是中了董仲舒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就大多数同志来说，中心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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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意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要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8月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争论问题。关于增发边币问题，原决定发350万元，有一种意见认为，边币贬值是由于发行多了。关于盐的产、运、销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由边区政府管理，盐的运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官督###会引起民变；一种意见，主张由留守兵团管理，由政府组织民众运输。会议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争论双方的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王明、任弼时、朱德谈话，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同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性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问题。”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信中最后说：“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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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2)
8月12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在谈到劳役问题时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140万要供给8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800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盐的官督###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8月22日，毛泽东复谢觉哉21日来信，说：在陕甘宁边区，“今年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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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草案，在7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9月13日，毛泽东向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毛泽东说：1. 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2. 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的”。
为《鲁忠才长征记》写按语
《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于1941年8月13日晚向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验，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
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认为写得很好，而且开调查会的方法也很好，于是他在8月26日，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个按语。按语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9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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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共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组长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我党干部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但共产国际认为我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现在干部中多看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如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一个决定。
8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10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思想方法问题》报告，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指出：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论”。“理论还是要学习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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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波林主义
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于1941年9月18日写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发表于1942年3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披露：“毛泽东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近十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德波林是苏联哲学家。十月革命前曾参加孟什维克派，1929年后任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差异就是矛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鼓吹用对立面的“互相调和”来解决矛盾，反对对立面的斗争。德波林学派在苏联有一定的影响，但在30年代初就受到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德波林主义无疑给中国思想界和中###内过去的政治领导以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在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中已经提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张如心在文章中以自己为例：“我在苏联的学习就受了德波林派的强烈影响，回国之后，也曾经在出版界宣扬过德波林派哲学思想。不仅如此，德波林主义的思想及工作方法，支配着我长时期的活动，使我犯了不容许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张如心同时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管他们口头上文字上如何宣扬，实质上他们的思想和领导方法正是德波林主义的再版。他们把我党真正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代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狭隘经验主义者”，称之为“实行家而不是理论家”，然而实际上把1929年底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与五中全会以前及五中全会本身的决议文件比较研究一下，则代表真正彻底的马列主义的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现在我党中央虽然已经对这种德波林式的主观主义政治领导有了根本上的纠正，然而德波林主义的余毒，在我党思想上远还没有肃清，老的传统影响顽固地阻止着党的前进。张如心的文章点明了毛泽东在9月的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准备在党内要彻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斗争的艰巨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先后参加会议的有23人。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在9月10日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肯定党中央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上，犯了“左”倾政治路线性质的错误。一些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会议还决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任务，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
任中央学习组组长
1941年9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等。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经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还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9月29日，毛泽东起草以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的名义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通知，全文如下：“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10月4日，中共中央学习组发出通知：各地高级学习组暂不进行马恩列斯方法论的研究，本年内均先通读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的文件选集，明年可进入研究阶段。
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指出：“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0月2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会议决定：延安党与政治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中央学习组领导，先学习理论部分；各种专门干部，应将理论学习与自己的实际工作相联系。
11月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给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共10件，计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联###史》结束语、《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译的《哲学大纲》第八章、李达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第六章等。
11月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延安高级学习组问题，会议确定134人为政治学习组组员；委托任弼时等审定提出参加思想方法学习组的名单；通知各学习组组员，今年12月底以前读完《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明年1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
11月4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关于学习内容的通知。通知说：“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暂不进行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11月25日，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次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通知，指出：“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
对王明错误的批评和帮助(1)
1941年10月4日，毛泽东将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交给王明看，电报问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攻苏联。毛泽东让王明研究一下这份电报，第二天一起讨论如何复电。王明认为这封电报对自己有利，于是他以这封电报为契机，在此后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问题，对毛泽东等人在九月会议上的批评进行反扑。
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此作了说明。他说，昨晚王明与我、稼祥、弼时等同志谈话，提出许多原则性问题，说我们现在只与中产阶级关系弄好，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还须要与大资产阶级弄好；说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关系弄好。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王明发言后，与会同志立即对他进行批评帮助。毛泽东说，今晚他说的有些问题与昨晚谈的不同，经过了一些修改。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王稼祥发言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没有说过不正确的话；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过，你回国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任弼时发言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后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与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意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思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有一次王明与米夫到一个地方参观，米夫向人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插话：《救国时报》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任弼时继续说：王明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复活。其他同志还提出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路线，新华日报拒绝刊登《论持久战》等问题。
针对毛泽东等人的批评，王明几乎逐条进行了反驳和解释。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并提议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必说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批评。
但是，王明一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
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任弼时向会议介绍，王明因病，医生要他休息三个月，他提出不能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关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的结论；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讨论，他好了再看记录。任弼时还说，王明病中还问我季米特洛夫批评他什么，我记起一点告诉他：季说王明留在中央工作，不应该在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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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明错误的批评和帮助(2)
鉴于王明不能到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为党内的结论。毛泽东并说明了结论草案的要点。
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参加，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过去被打击干部审查委员会，陈云、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参加，以陈云为首。
从此，王明就借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
肯定李鼎铭提出的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那天，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共产党人要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希望党外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抗日救国大计提出意见和建议。当时还是米脂县参议会会长的李鼎铭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感动，他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根据边区群众这些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与其他10名参议员一道，向会议提出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要求“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这个当时被编为81号的提案一经提出，在参议会上立即引起反响，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反对意见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要裁减政府工作人员，民主政权如何巩固发展”，甚至还有人认为李鼎铭是党外人士，怀疑他提出精兵简政的动机不纯。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非常重视。他用红笔把其中的重要段落圈起来，又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旁边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肯定了这一提案，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进行了批评和说服工作。
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肯定精兵简政政策，他说：1942年度边区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两大原则：第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第二扩大收入，发展生产。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11月18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以165票多数通过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
11月21日，毛泽东在二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说：“开了十五天会，闭幕了，大家热心，我觉得开的很好。总结起来有两大成功：第一，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毛泽东号召要反对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二届参政会闭幕后，12月3日，陕甘宁边区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训令，12月4日又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这样，实行精兵简政的工作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而且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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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东条英机上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
1941年10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18日，东条英机任首相的内阁正式成立。
原定于10月18日讨论时局问题，因材料不足（苏德战况，日寇动向，英美动向，重庆动向），须再看几天才有眉目，于是改日讨论。毛泽东在这一天致周恩来的电中，请周将自己的观察见告，并指出：“依大局看，似乎还不能说对苏对我已经是怎样不利的。但我们应准备不利情况的到来。”
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出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党的困难莫过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时期的游击战争和长征时期，但我们都度过了。现在我们党有长期斗争历史和新的力量，是能够应付困难局面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进行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要保证党的独立性。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更会明显。日本新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的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
同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廖承志，指出：“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他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虽尚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战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
11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关于时局的广播讲演，指出：“目前全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毛泽东十分强调“美国应该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回避不应回避的步骤，实现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同时，毛泽东又十分预见地提出警告：“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
12月8日（夏威夷当地时间为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共中央得到这一消息，当天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过去情况尚未弄清楚，因莫斯科危险未过去，日苏战争、国共关系也未明朗化。现在已明朗化了。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德苏战争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过去蒋介石估计是三北政策，现在是三南政策，对蒋不利。日军可能截断滇缅路，使蒋向南。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的敌军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的；第二，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以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今后将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软有硬。过去有人认为对国民党硬会坏事，这是不对的。当硬时应该硬，使它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例如打败了阎锡山的旧军，因此阎对我们代表客气。关于工作布置，提议由中央发一指示，要加强南洋华侨工作，廖承志应大胆地在香港与英国建立关系。
从日本东条英机上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2)
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主持修改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宣言分析了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当前的形势及今后的发展，指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毛泽东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时局又有精辟的论述，他在12月12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英是海陆空主力，美是空军与资源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接见绥德青年代表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于1月4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前后方各地代表200余人到会，凯丰致开幕词，朱德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通过8项提案，选出凯丰、冯文彬、胡耀邦等19人为“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委会”委员。大会还发出致全国青年书和告世界各国青年书。
1942年1月9日，毛泽东接见绥德分区代表团。该团一行20人，有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学生代表及三青团团友等。毛泽东与代表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的近况。在两个小时的座谈中，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20多个问题，包括太平洋战争没有苏联参加能不能胜利，毛泽东幼年时爱看什么书，什么时候知道革命，还有张国焘、李立三、陈独秀的近况等等。毛泽东逐一予以简明的答复。有人问：青年应信仰何种主义？毛泽东回答：三民主义。三青团团友会的代表问：你们对三青团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座谈完毕后代表们纷纷要求与毛泽东能经常通信。辞别时，毛泽东手擎灯烛，送代表们出会客室。
为《文化课本》作序
《文化课本》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辑的。1942年1月17日，毛泽东为之作序。序言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和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作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当时在延安出版。毛泽东为《文化课本》写的序，在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等书中也已公开发表。
号召全边区部队学习研究古田会议决议
为印发和学习研究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于1月23日致信中央军委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说：“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留守兵团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大批印发《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12月）》给各部队，并于4月6日向各部队发出训令。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在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今后的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上自高级指挥员和政治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也灵活地应用这个决议到我们的工作中去。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条文做为检查我们过去与现在工作中优缺点的提纲和指南，而不是死板地把它作教条”。训令还具体规定，如斗争经验比较缺乏而没有阅读这个决议文化程度的同志，主要的教育方法：（一）上课；（二）讨论；（三）熟读（文化程度很低者，当文化课上）。教授方法，多采取启发式，多打比方，说故事，多举例，切忌教条式地宣读。教育期定为4月15日至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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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
1942年1月2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这个决定是“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所以决定在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两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特别指出第三条基本原则，即“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
在阐述第三条基本原则时，决定指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的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
毛泽东在讨论发言中，指出这一决定的重大理论意义，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他还指出：现在解决土地问题必须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敌人方面去。对如何理解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决定上的内容），特别是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文件法律上地主有人权、地权，但实行上是农民的政权。实行这个政策，是破坏敌人统一战线的最好办法。毛泽东最后指出：土地政策，研究了好几个月了，是我党以前未曾有过的决定。凡事不要轻易决定，决定的只是已经成熟了的事情。
修改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
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经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该指示指出：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是综合五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指示还具体讲述了在实行联合地主抗日的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要防止发生右的和过左的错误。指示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日前后为界限”。在减租问题上，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要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允。在减息问题上，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
《整顿党的作风》
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起草《###宣传要点》，内容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还是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防止克服党内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就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防止克服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就要求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学会尊重党外人士，看人家的长处，而切忌妄自尊大”。关于党八股，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这一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转入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时期。
修改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2)
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上批示：“很好。发广播。登党的资料。抄给西北局宣传部、总政宣传部。”同一天，这个《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同意发出。该指示列举了中央在这一时期内接连发表的重要文件，计有：关于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决定、毛泽东1941年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1月6日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的反宗派主义的演说、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幕典礼上发表的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整顿党风（反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党八股）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的反党八股的演说，1月26日中央宣传部发表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指示指出这些决定、演说、指示的主要内容，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贯彻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指示提醒各级宣传部，务必以极大的力量集中来宣传解释中央的这一思想，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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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延安讽刺画展
延安讽刺画展于1942年正月初一到初三在军人俱乐部展出。画展展示了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位画家的60余幅讽刺画。画的内容主要是批评当时出现的某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连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画展到第三天，即2月17日，参观群众仍没减少。这天，毛泽东和王稼祥也来参观画展了，毛泽东仔细地看了每幅画，揣摩着每幅画的意境。他不住地点头称赞，偶然也在一幅画面前停住脚步，思考着什么，有时还向陪同参观的画家们提出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对这次画展毛泽东是满意的，表扬了三位画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革命讽刺画。毛泽东还通知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参观一下这个画展。
毛泽东参观讽刺画展后，有一天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谈话。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载8月19日《解放日报》）。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为了更好地把握住如何正确运用讽刺，华君武向毛泽东说了一件事。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华君武问，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更慎重，因为影响更大。毛泽东接着给画家们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小孩，老擤鼻涕，父母老骂他，也改不了。后来小学的老师看见他一天没有擤鼻涕，对他进行了鼓励和表扬，从此小孩就改了。毛泽东认为对人民的缺点也是这样，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要鼓励。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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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成一河革命的大水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在职干部教育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政治局五大业务（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是”，把不正确的东西习以为是。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过去###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革的。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六大以来》。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该决定，毛泽东曾三易其稿，修改中加写了几段重要的话，如“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这一段就是毛泽东重新写过的。
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参加张浩的葬礼
张浩，原名林育英，长期从事职工运动，曾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和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成员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回国，12月参加瓦窑堡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精神。会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36年1月，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同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路线作斗争，迫使其取消了另立的伪“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1938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0年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杂志。同年4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工人和各界群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上演讲。由于他不顾多病的身躯，长期忘我地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在演说时，突发脑溢血病，从此卧床不起。在病中，他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时努力继续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在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党内有些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第二个“四一二”事件，准备同国民党决裂。张浩得知消息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目前的主要矛盾仍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国内的阶级矛盾虽然存在着、发展着，但仍为次要矛盾。”他认为皖南事变不同于“四一二”事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力量，即有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有八路军、新四军，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大的抗日民众，有许多的中间分子同情我们等等。”因此，他主张党在皖南事变后应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回信中肯定了张浩的意见，要他好好保养身体，并亲自到医院看望了他。
张浩敬仰毛泽东，忠于党中央。他在弥留之际恳请党中央，在他死后将他埋葬在延安青年文化沟桃花岭。桃花岭和党中央、毛泽东的驻地隔河相望。张浩无限深情地说：“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党中央批准了他的遗愿。毛泽东还情深意长地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
1942年3月6日凌晨，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
3月9日，毛泽东参加在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上举行的安葬张浩的葬礼。毛泽东和中央各同志在灵台旁边轮流护灵之后，祭礼开始了。任弼时主祭，李克农读祭文，康生报告张浩的生平事略。老海员工人朱宝庭代表中央职工委，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与边区200万人民，高长久代表边区几万工人相继致词。最后由张浩的家属致答词，次子林汉雄挥泪告诉大家：“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好好工作，继续爸爸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死去的爸爸……”祭礼结束，张浩的灵柩装上白布帷的灵车，送葬者迅速结成了漫长的行列。毛泽东亲为执绋。送葬队伍抵达桃花岭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人们抬着灵柩爬上山顶。毛泽东同朱德、任弼时等亲自抬棺而行。队伍齐集山顶，灵柩送入墓穴，毛泽东又亲自给墓穴奠土，按照张浩生前的愿望，将他葬于桃花岭山顶。毛泽东还为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6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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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解放日报》工作(1)
《解放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各部委要写新闻稿、评论稿。毛泽东还谈到广播，他说：广播比3000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
2月2日，《解放日报》在三版右下角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毛泽东昨天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的消息。2月10日，在三版左下角同样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文章的消息。
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报纸应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本日会议的讨论，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造。
2月20日，《解放日报》召开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我们的报上不能反映党的消息的原因，不仅是报纸本身的缺点，而且延安各机关要负责。以后希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注意，尤其各机关的政治秘书要报道这些消息。
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三个重要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还指出：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关于办法问题，毛泽东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会议决定，由王稼祥、秦邦宪、凯丰、胡乔木、余光生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
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70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在讲话中还批评了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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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解放日报》工作(2)
《解放日报》从4月1日起正式改版。当天发表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整风精神，从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等方面检查了该报存在的缺点，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使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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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舒群当主编
1942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出满百期。专栏主编丁玲调文抗，决定由29岁的舒群任主编。该报连续三天登出“百期”特刊。舒群在《为编者写的》一文中说：“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始能胜任。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一个作家未必是一个编者（但我这并不是对于丁玲同志的‘下台’，或是我的‘上台’，在这前后之间，有所骄傲，有所安慰和有所解脱）”。不久，《解放日报》改版，撤销“文艺”专栏刊头，改第四版为各种综合性副刊。
当毛泽东得知舒群有不能胜任副刊主编的思想问题时，就找舒群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面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1942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边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大时期进行，一面请现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当时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并首先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为此，3月24日，毛泽东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告知中央正在编印中###史资料选录。请他们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3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各种学习研究方法，都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加以分析与综合。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史》报告。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关于如何研究党史，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阶段”。“中###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四三”决定
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研究在延安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互相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大家，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
会议决定关于这个问题由###发一通知。
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要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决定对于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的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领导：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除军事学校）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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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见作家了解情况
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会前约见了许多作家了解情况，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萧军很早就受毛泽东的委托，将收集到的文艺界的情况材料陆续送给毛泽东。4月4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4月7日，毛泽东写信约萧军于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前往。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4月13日，毛泽东又给萧军写了一封信：“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要动身旅行去。4月27日，毛泽东复信萧军，恳切地挽留他：“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
4月9日，毛泽东给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一信：“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毛泽东与欧阳山、草明谈话后，4月13日又致欧阳山、草明一信：“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在收到欧阳山、草明的回信后，4月17日，毛泽东再致他们一信：“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同志有暇为此否？”
在会前，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诗人艾青：“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应约前往，谈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说：我讲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两天后，毛泽东给艾青写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随后，艾青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写成文章寄给毛泽东。不日毛泽东来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艾青去后，毛泽东对他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艾青接过文章，只见有一页上有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另纸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这篇文章后来在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谈了五点：一、文艺和政治；二、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三、写什么；四、怎样写；五、作家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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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位党员作家谈文说艺
为准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事先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942年4月下旬，一天，毛泽东邀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员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毛泽东一一问了他们几个人是什么地方人。当听说剧作家姚时晓曾在上海做过十多年工作时，毛泽东说：那你是个老工人了。接着，毛泽东问他：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姚时晓说：“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作（指《红灯》）。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毛泽东说：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又说：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之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了伤，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认为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之爱，没有同情。除了个别来路不明，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一般主张和提倡、追随和附和“暴露黑暗”论的作者正是这样。“人性说”、“人类之爱”、“同情”它们正是“暴露黑暗”论的思想基础。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招待他们吃午饭，还喝了酒。
谈话继续，当严文井问毛泽东喜欢唐朝诗人李白还是杜甫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当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题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看。又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还举出《狼》作例子，说明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后，又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有人问毛泽东喜不喜欢看话剧，毛泽东风趣地回答：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这个同志又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可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最近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临别，毛泽东把他们送出很远，一一握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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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同意并通过毛泽东的提议。
4月27日，毛泽东请舒群等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他又补充了自己所惦记的一些人的名字，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分发出10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上面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署名是“毛泽东、凯丰”。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第一次会议，有100多人参加，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指出：“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问题提得尖锐而又中肯，特别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讲述了知识分子接触工农，感情转变的过程，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讲话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午，大家在杨家岭中央机关食堂吃饭，下午又继续讨论，直到傍晚。
5月16日，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是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发言中讲到他们下乡演《小放牛》，受到老百姓欢迎，老百姓送许多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慰劳他们。柯仲平自豪而诙谐地说：“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民众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去，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笑了，毛泽东边笑边插话：你们如果老是演《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5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结论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工作中存在着的偏向，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星期六（5月23日）由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今后###、中组部要根据毛泽东所作的结论，经常有计划地召集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
5月23日，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起初仍进行大会发言，中间休息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者到室外趁着快要下山的太阳光亮，照了合影。在朱德讲话后，毛泽东作会议的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作文章。毛泽东的结论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首先讲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目前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接着毛泽东从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根本问题出发，谈到以下几个问题。一、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关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目前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二、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三、文艺批评问题。他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文艺批评，应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毛泽东还批评了“人性论”等错误倾向。最后，他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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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在5月28日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又讲到延安文艺界问题。他指出：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面地肯定地指出，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我们的政策要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与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文化人、知识分子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5月30日下午两时，毛泽东在鲁艺球场对全院师生讲话。他指出：在鲁艺领到文凭还不算毕业，这只是在小鲁艺毕业了，还没有在大鲁艺毕业，人民群众还不承认你们。你们这鲁艺是个小鲁艺，你们要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那里去。小鲁艺在桥儿沟，大鲁艺就是社会嘛，要使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毛泽东还说：要拜群众为师，同他们交知心朋友，向他们恭恭敬敬地学习。工农兵的东西很生动、很丰富，当然也比较粗糙，是些豆芽菜。可是，你们不要瞧不起这些豆芽菜，任何大树刚出土的时候，都是两个芽，都是从豆芽菜长起来的。有些人嫌弃豆芽菜，把它踩死了，结果大树就长不出来。毛尔盖那个地方，因为没有人踩豆芽菜，所以大树多得很。
毛泽东在讲文艺作品比生活更高时说：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睡觉。戏里面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戏里看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不用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现实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毛泽东看到姚时晓时问：现在还写剧本吗？回答说：不写了，现在做支部工作。毛泽东说：做支部工作是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和写剧本不矛盾。晚上，毛泽东还在鲁艺参加了晚会。当他听完大提琴独奏后，专门走上前去与演员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续范亭来到延安后，已经不止一次地见到毛泽东，同毛泽东谈话。每一次见面和谈话，都使续范亭受到很大教育，所以他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做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最知己的朋友。1942年，续范亭发自内心地写诗歌颂毛泽东：“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续范亭解释说，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有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觉得不够全面，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品清质虚而体极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
毛泽东读诗后，5月14日复信续范亭：“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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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194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关于整风学习问题，会议决定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4月20日起延长到9月20日共五个月。学校由4月20日起延长到8月20日共四个月。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领导全延安整风学习。
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一）总学委巡视团工作。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分工，以后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各同志都可以参加。（二）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三）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由凯丰负总责。（四）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五）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6月7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史》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同志，混合编为10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二）对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三）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按照延安经验，暂时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22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展开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22个文件。
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并具体指出：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在学习22个文件期间，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起止时间由各地自行决定。
6月15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一）各机关学校在学习期间互相参观时，主要行政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各系统大机关的互相参观，由总学习委员会规定之。（二）对墙报稿的选择，不论其正面的和反面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三）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各系统的巡视人员不得向各单位要现成的材料，要用自己的耳和手收集材料等。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学习组组员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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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战后建国方针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问题。中国###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50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今年7、8、9三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第二条战线是否建立，德国进攻高加索是否得手，过三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三个月。我对联络参谋说，谁打西安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是只反对他的###，何###我反何，何不###我也不反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在斗争之后又要团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为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及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由毛泽东修改文字后发表，并由###发一全党讨论这两个文件的通知。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众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既不是只顾一部分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使大多数人受苦的中国，也不是以暴力没收土地没收工厂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总之，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中国共产党声明：自抗战开始我们就是为着共同抗战并共同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
7月9日下午，毛泽东到延安交际处访晤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对诸士绅所提问题，一一详作解答，畅谈五个小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战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他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指出：人民###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乃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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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
1942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曾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6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指出：“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
此次整风是全党的
聂荣臻于7月1日写《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一文。文章指出目前在晋察冀边区全面开展三风的学习与检查是纪念党的21周年的伟大献礼。文章具体分析了边区三风不正现象的主要表现，要求根据边区的特点进行整风、学习与检查同时并进，学习过程中同时反省自己，反省工作，并全面展开对工作的检查。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纠正整风中的各种偏向。
7月4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宗派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
聂荣臻的文章发表在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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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未实现的毛蒋西安谈判
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答复说待延安答后即告。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指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的内容是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三段话，其中说：“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9月3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
9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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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
1942年8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铎的文章《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文章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全面实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他们把精兵简政贯彻到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摸索出一套从政治动员到总结检查的系统做法。这些成绩与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陈正人，商谈召开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事宜，原拟定于10月10日召开，后决定延期。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他们的信中说：“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毛泽东在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同时，深感到其他根据地包括陕甘宁边区还做得很不够，因此在信中最后提出：“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后来一个如象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也就是说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不能是走走过场、浮皮了草。以后毛泽东还指出“精兵简政也算是个运动”（11月21、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也就是要自上而下，从陕甘宁边区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普遍地进行。
精兵简政的辩证法
194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对各抗日根据地执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一般已开始在做，便均做得很不够”。有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发生明减暗不减，上层减下层不减，前方减后方不减的现象。还有一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因而也就没有普遍贯彻。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极少数地方不但根本尚未开始精兵简政，反而还想扩大部队增设机关学校。凡此情况表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引起应有的认识，在他们的思想上对这一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和片面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对于精兵简政“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所以，他在著文、讲话、发指示时多次首先说明这个问题：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地提出还是确有需要而提出来的呢？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确当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武装刚刚建起，还没有发展壮大就提出精兵主义，当然是不对的。那时的抗日政权也在初创时期，没有巩固，提简政也是不对的。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队伍发展起来了，但根据地在缩小，即“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力、财力消耗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是因为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使得抗日根据地必然要缩小。而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队伍和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允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
毛泽东针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认识事物凝固不变的特征，教育全党的认识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1942年9月7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运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机构精简后、队伍整编后精小能胜庞大的道理。他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泽东希望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孙行者和小老虎。从而战胜那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办法就是“变一变”，精兵简政，我们的身体变小了，但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智慧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全党摒弃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会自觉地克服对于精兵简政政策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思想澄清后，就会认真地主动地愉快地去实行，也才能真正实行好。毛泽东在说明精兵简政的必要性时，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正如当时《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总结的那样：精兵简政，这一口号所以提出，从某方面讲，全部意义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这样，就把它与教条主义对立起来，与当时党内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运动结合起来，以整风来推动精简，以精简来检验整风的成果，从而取得精神的与物质的双丰收。
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日报》工作时指出：《解放日报》今年4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和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陕甘宁边区问题由西北局负责审查。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很大的努力。会议决定《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又是西北局机关报。由秦邦宪（社长）、陆定一（总编辑）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电报中说：“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还是这一天，毛泽东同《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谈了半天，指出“报纸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并致信凯丰，表扬《解放日报》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关于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毛泽东说：“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
10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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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拟定征稿办法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的信中，除告以与秦邦宪谈话的情况还提出：“解放（指《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9月2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第四版正式拟定征稿办法：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吴老：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也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征补。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毛泽东拟定完征稿办法后，按名单招待负责征稿人吃顿饭。毛泽东一见面就说：“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席间，毛泽东把《〈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宣读一遍，并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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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至1943年1月14日结束，共进行88天。参加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负责干部300余人，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人员与中央党校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还邀请了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非党员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及整政、整财两项议程的讨论。
会议以整风的形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问题和当时的若干重大工作方针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检讨了边区党在抗战前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实事求是地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分清了路线是非。第二，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第三，讨论了边区今后的建设问题，确定了边区建设的任务与方针。
毛泽东自始至终关心着，并亲自参加指导这次会议。他除了会议期间用两天到会解说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为大会写了一篇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10万余字的报告外，在开幕、闭幕之日都到会讲话。
毛泽东在10月19日开幕会上的讲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国际形势。他说：“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第二，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持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前进。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第三，关于边区的建设。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毛泽东在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主要是讲关于领导问题。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的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高级干部会议已经完成了将边区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的意见集中起来的任务，现在就是坚持下去的问题了。
实际上“坚持下去”的任务已经开始执行。在会议期间，边区政府已召开了政府委员和专员县长联席会议，高干会上所提出的有关政府工作意见，均经采纳施行。1943年政府的财政经济计划，军队、机关、学校和各县人民的生产计划，都在高干会闭幕前即已制定。一部分已着手进行。党政民各机关的彻底精简整编事宜，也在积极筹划执行中。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在边区一级已经完满实现，在各分区俟开会代表返任后，也必可统盘实现。这次会议的成功，取得的收获，确定的方针、任务，已成为边区各项工作转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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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晋西北把敌人挤出去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正式成立。关向应、贺龙、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等9人为分局委员。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
林枫从延安返回晋西北时，毛泽东当面指示：要把敌人挤出去。
10月31日，毛泽东复电林枫，指出：“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前途甚坏。”
张稼夫也要调到晋绥分局去工作了，临行前，毛泽东约他谈话。毛泽东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的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他指着茶壶底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像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得很大，像茶壶的肚子；现在又缩小了，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有时还跑过河来，地区人口缩小到100万了。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停说，黄河这边是陕甘宁边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阶级，你们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领导工作方法问题，指出了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方针。
1942年底，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传达和研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晋西北军民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展了“挤敌人”的斗争。经过四个月的时间，全区共摧毁827个自然村的“维持会”，在535个自然村建立或恢复了抗日政权。到1943年上半年，基本上已将敌人挤出据点或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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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撰写几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
1942年10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社论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一战（指1942年10月9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工业区德军包围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到1943年2月2日结束）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10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社论评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8月23日至10月9日期间苏联红军的正确战术和十分激烈勇猛的抵抗。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0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评柏林声明》。社论指出：“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这后一段是说谎的”。“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没有动用他的主力的原故”。“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毛泽东从11月开始至1943年1月，为了解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情况，大量抄录中央社和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同盟社等一些外国通讯社关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报道，这些国家是：美国、法国、西班牙、苏联、德国、英国、南斯拉夫、葡萄牙、罗马尼亚、土耳其、芬兰、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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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于11月1日致信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次日，毛泽东复信说：“大约可在十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事先请你将布化十二条及结束语（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第四第五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十二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时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译出的，请注意。”
后讲解日期变化。11月14日，毛泽东还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大会讨论。到11月21日，才开始讲，22日停了一天，23日继续讲，并讲完。
毛泽东在讲解中首先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接着，逐条进行讲解。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指194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斯大林的第九条讲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斯大林的第十条讲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讲党必须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讲党应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指出：这次高干会议以后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有威信的人去进行。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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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撰写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就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几次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
12月8日，毛泽东致信南汉宸，指出：“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12月13日，毛泽东再致信南汉宸：“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12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致信南汉宸：“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工赶一下，于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西北局高干会议传达。这个报告共10章，原计划写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干会闭幕，来不及写而付阙如。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毛泽东在这篇书面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批评了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思想。在公私关系上，毛泽东提出正确的口号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批评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也批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指出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生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许多同志的头脑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做了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而没有做给人民以东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在目前条件下，就是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毛泽东指出：许多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活动，负行政指挥责任的人不大去管，有少数人甚至完全不闻不问，只委托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有的人是中了董仲舒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就大多数同志来说，中心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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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_______.
毛泽东在十年内战时写的诗或词 急~!
2006年夏天大纪事
请问毛泽东出生在哪年？
神圣纪事——征服地底城的汉化补丁在哪下，急急！！！！
神月纪事在那下栽啊
神圣纪事坐标在呢显示啊
1982年有什么世界大纪事
毛泽东出生在哪
毛泽东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在哪里出生?
毛泽东出生在哪?
抗日联军是谁成立的？1940年毛泽东在干什么？
毛泽东在1945年写的文章是什么？
1946年出版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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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元朝的纪事解说不多呢？
谁知到在哪下到神圣纪事(不是资料片)
在哪能下到圣域（神圣纪事）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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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能在网上看《白洋淀纪事》的网站？
有知道央视节目《纪事 》在哪能下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