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哪个牌子好: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贡献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他们对革命的态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结局。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方面很重视农民问题。但对毛泽东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动员农民群众的问题，却缺乏系统研究。虽然有人或多或少涉及这个问题，但除了对经济因素强调外，忽略了对其它因素的系统研究。对毛泽东动员农民群众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总结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对当今从事农村工作的人也不无参考作用。

毛泽东自1925年春开始指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后，就致力于中国的农民运动，为此花费大量心血、精力，甚至蒙受 “左”倾领导人的打击迫害，但仍一往无前。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多处提到要动员群众。毛泽东动员农民群众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在政治上，是动员农民群众提高政治觉悟，打击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摆脱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恢复农民做人的尊严。在军事上，动员农民参加党领导的各类武装，特别是土地革命反“围剿”中的扩红运动，“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1]“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2]在经济方面的动员是强调根据地的建设，如完成重要农产品的生产计划需要“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3]涉及劳动力的调剂需要党对农村民众作“动员和督促”，[4]对青壮男子上前线后农村劳力缺乏还要动员女子参加生产。对畜力缺乏的问题，要“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合股买牛共同使用”。[5]另外，发展生产合作社、购买政府公债、粮食调剂和征集等工作都需要党搞好群众动员工作。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动员农民群众，并强调动员农民群众拥护革命是中共的中心任务，是因为他明白农民群众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农民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6]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已上升到革命的战略高度。怎样才能得到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这就涉及到采取什么方法动员农民群众的问题。

怎样动员农民群众，毛泽东本人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但他指出了动员群众的总的方式。这就是，第一是 “群众化”。这种方式应是领导者所采取的措施要为“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的方式”。[7]这种动员方式实际上是要求领导者要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和群众的所表现出来的情绪采用相应的方法。第二是“组织上动员群众”。[8]这种动员方式要求发挥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及军事组织的作用。我们只要对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及其革命实践予以关注，还是能系统把握他关于动员农民群众方法的线索。

毛泽东强调动员农民群众的过程主要包括自下而上的动员过程，即通常所说的发动农民群众促使其政治意识觉醒的过程；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即觉醒了的农民群众积极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过程。所谓动员农民群众的方法，就是怎样实现这两个过程并使之统一起来，从而完成党的革命纲领的方法。由于毛泽东动员农民群众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所以他动员农民群众的方法也是有针对性的。

首先，毛泽东动员农民群众强调要综合发挥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相互促进的作用。这是决定动员效果的关键性的方法。

农民群众为什么有革命的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分配不公，农民付出的太多而获得的太少。1930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调查时发现，土地分配不均是农民要求革命的主因，并由此断定，无产阶级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9]这个结论与他1927年初在湖南农村调查的结果相一致。当时，他就发现：农民各阶层是否具有革命性与其拥有的财产数量有直接的关系，越贫穷者越有革命要求。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必须首先注意农民群众与物质利益的关系。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主要采取了三个循序渐进的步骤：

第一，保障农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保护农民群众现有的物质生活条件。

土地革命时期，是国共两党及其军事力量尖锐对立时期。国民党为了隔绝农民群众与共产党和红军的联系，除利用武力威胁、宗族控制、物质利诱外，还竭力强化反动宣传，诬蔑共产党、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骂共产党、红军是 “赤匪”，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因担心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不敢接近共产党、红军。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就遇到沿途农民群众纷纷躲避的情况。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毛泽东通过严明部队纪律，保护农民群众原有财产，用农民群众的东西时折价补偿。通过这种行动，共产党击破了反动派的宣传，农民群众对毛泽东的队伍表现出极大的友情。红军战士赖春风回忆当时情景说：当毛泽东率领部队快到古城时，沿途“老表们纷纷腾出房子，准备粮食蔬菜，为迎接自己的队伍而忙碌着”。[10]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根据红军执行政策的情况和不断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为红军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十分注意保护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正因为党和红军注意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秋收起义部队才在井冈山地区获得了群众初步的却是真诚的拥护，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之火。

第二，满足农民群众的正当的物质需求。

农民群众的物质要求一般说来不外乎有自己可耕的土地，有可供温饱的衣食。因而毛泽东在动员农民群众时很注意满足农民群众这方面的基本要求。其办法是除取消国民党政权、当地土豪劣绅强加给农民群众的各种苛捐杂税外，主要是靠打土豪，分浮财，分田地。1928年2月，井冈山根据地在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出现春荒，许多农民群众无米下锅。毛泽东命驻古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发动群众，打了几户土豪，分掉他们的粮食、牲畜、家禽等财物。古城群众拍手称快。他向聚集的群众表示：我们有困难，人民更有困难，我们任何时候首先要想到人民。我们宁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粮食分给群众，宁可自己盖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给人民。[11]古城群众深受感动，出现了踊跃参加工农革命军的感人场面。

对于分田地，毛泽东更是关心。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一年多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并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后在实践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并作了原则上的修改。1929年4月毛泽东制定《兴国土地法》，以“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代替以前“没收一切土地”的原则。1930年又确立了农民土地私有权和土地买卖两项原则。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开展农村调查，完善土地分配办法，从而达到了改造地主，限制富农，争取中农，保护雇农的目的。

第三，关心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毛泽东平易近人，在农村搞社会调查时，经常到田间地头，同农民群众共同劳动，及时了解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及他们对苏维埃政府、干部的态度。1932年9月，毛泽东在福建汀州老古井养病期间，做了大量调查，草拟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并请农民、工人、战士阅读提出修改意见。1933年11月，毛泽东到长冈乡调查时，访贫问苦，对妇女耕地、军属生活、孩子上学等诸多问题非常关心，并把这次调查的心得写进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该文于1934年1月公开发表。在文中，毛泽东谆谆告诫从事实际工作的党员干部，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全力支持革命，最重要是要“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2]毛泽东相信：党员干部只要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共产党，“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13]否则，“工农群众如果对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我们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14]经济手段是动员农民群众的前提，主要是让农民群众直观感到共产党、红军是专门为穷苦人谋利益的。但要真正使农民群众确立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的自主意识，单纯靠经济手段是不能实现的，还必须克服农民群众的落后意识，使他们的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标，是离不开政治手段的。

农民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是受剥削者受压迫者，又是小私有者。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延续中，身上带有许多落后的东西，如宿命论思想、迷信权威、自私散漫等。这些落后的东西如不加以彻底清除，即使农民群众起来斗争，结果对革命也会产生不良影响。毛泽东在井冈山调查时就觉察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5]因此，在动员农民群众的过程中必须克服农民群众身上表现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自身弱点。对此，毛泽东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激发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打消他们的自卑感。

中国农民群众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统治者的欺压，加之他们连绵不断的反抗活动最终总以失败而结束，这使农民群众对自己的能力发生怀疑，逐渐形成逆来顺受的心理。这种自卑心理是发动农民群众的严重障碍。只有清除这一障碍，才能促使农民群众觉醒。所以毛泽东强调我们党“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16]针对农民群众信八字信风水这种宿命论观点，毛泽东指出，天下穷人不是因为命不好，坟山不贯气而贫穷的，是因为有本地的土豪劣绅和外国“洋财东”的欺压和剥削而造成的。只要穷人团结起来，打倒压迫自己的反动势力，“穷人就会不姓穷”。[17]针对农民群众的自卑心理，毛泽东高度赞扬农民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18]“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都做到了”。[19]对妇女当中想参加革命的，毛泽东也大加赞扬，告诉妇女“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在中国的历史上，妇女从来就是了不起的。广大劳动妇女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我们进行的革命斗争，需要发动广大的群众，包括妇女在内”。[20]

毛泽东主张把革命性坚定的农民群众吸收到党和政府内，甚至让他们担任革命的领导工作，以此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1928年1月，中共准备建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毛泽东推荐农民王次淳担任县长。当时，王次淳很担心，认为自己是一个挑大粪的做田佬，又没文化，干不了。毛泽东则说：你行，我们的大印就要你这样的挑大粪的农民来掌。[21]

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强调党和政府要帮助农民群众恢复做人的尊严，把农民群众本该享有的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和结社自由等还之于民。而且，在动员农民群众时，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把这些权利当作对农民群众的施舍，而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引导农民通过政治斗争打倒地主阶级去争取，注意在斗争中不要代包代办，而应采取“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政策，[22]也就是说把农民群众争取政治解放的主动权交给他们自己。

这表明毛泽东所主张的政治动员过程是通过鼓舞农民群众的斗志，瓦解地主阶级控制农民群众的政权、族权，再进一步打倒神权、夫权的过程，是让农民自求解放的过程。

第二，加强组织领导，克服农民群众的散漫自私。

由于交通闭塞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散漫自私的弱点。对于散漫，毛泽东主张或赞同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这些组织可分为政治性的组织如农民或贫农团，军事组织如自卫队、童子团等，经济性组织如各种形式的生产合作社等，文体性组织如各类补习学校办的识字班、宣传队等。通过经常性的组织活动，增强农民群众的凝聚力。对于自私，毛泽东主张要坚决抵制绝对平均主义，强调按劳分配，强调公德。但要满足农民群众对土地的私有要求。193 0年以前毛泽东制定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中强调土地国有制，但在1931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土地农民所有制。在2月27 日致曾山和江西省苏维埃一封名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中，指出：革命时期分定了田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土地，一家定业，生产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并认为“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必需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23]他后来又补充说：“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24]可见，毛泽东强调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有一个从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对中国社会发展意义深远。

至于军事动员，除了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军事组织外，毛泽东主要是强调红军在动员农民群众过程中的作用。毛泽东为红军规定了三大任务：宣传、作战、筹饷。其中宣传、作战对动员农民群众作用重大。毛泽东认为“红军的宣传是红军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完成好了，“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对于作战，毛泽东要求红军集中兵力消灭敌人，认为红军集中作战，就能够消灭大一点的敌人，占领城镇，进而“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25]发挥军事手段在动员群众中的作用要确保红军作战胜利。只有打胜仗，才能鼓舞农民群众的斗争信心。毛泽东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中描述了胜利的作用：“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泽东这次进军闽西，取得重大战果，争取了80万赤色群众。[ 26]1931年，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在江西根据地拔除了一批地主武装据点，在广昌、宁都等地争取了数十万群众。[ 27]

其次，毛泽东在动员农民群众时，还运用人际交流和大众传媒等手段，作为经济、政治、军事手段的重要补充。

根据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人际交流的动员方式主要有典型的个别动员和群体动员两类。

在革命力量初起以及虽有所发展但相对反动势力仍显得弱小时，农民群众对革命是有担心的，他们害怕斗争失败及失败后反动势力的报复。此时，就要采取个别动员。1927年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在＠①县中村一带发动群众。“可是也有少数群众担心恶霸地主反攻倒算，因此不敢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对这些群众，毛泽东不是弃之不顾，而是一有时间就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作。说服叶老汉就是一次成功的个别动员。叶老汉是个饱经风霜的贫农，不敢接受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打土豪而得来的财物。这表明老汉对接受财物的后果很担心。不打消叶老汉的这种顾虑，就很难动员更多的群众参加革命。毛泽东深明此理。他在找老汉谈心时，没有讲什么群众不易理解的大道理，而是用人人都知道的事实去启发群众，如一双筷子易折，一把筷子就不易折，小石头可以砸破大水缸等。结果这次谈心，不仅提高了叶老汉的政治觉悟，而且还影响了许多聚结在叶老汉家的群众。他们纷纷表示：“只要穷人心齐，还怕那几个臭地主”，“有毛委员领路，我们什么也不怕”。[28]这种典型个别动员方式一下子缩短了共产党与农民群众的距离，坚定了农民参加革命的信心。

另外，当一些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不理解以及对党员干部工作有不满情绪时，也要采用个别动员。如在根据地发展合作社以发行战争公债，一些地方党员干部采取命令主义的作法，结果导致群众的不满。因此，毛泽东主张要“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29]

在农民群众受到革命影响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局部地区显现了一定的实力时，则可采取群体动员方式。这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也能吸引更多的农民群众参与革命。开展群体动员的方法很多，如组织群众性的纪念大会、庆祝大会、公判大会，提出有鼓动性的政治口号等。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提出了“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清算土豪劣坤”，“实行农民协会专权”等十大动员口号，结果光萍乡县就有3万多农民行动起来，“为毛的出现而欢欣鼓舞”。[3 0]毛泽东坚信“在大混乱的现局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31]

要搞好人际交流的动员方式，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要以诚恳、热情、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群众，要有甘当“小学生” 的精神，语言要生动形象，讲道理要深入浅出，切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要多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毛泽东本人在这些方面为广大党员干部做出了榜样，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获得了根据地人民极大的爱戴。

人际交流受时空影响太多，而大众传媒则能弥补其不足。所以毛泽东对大众传媒也很重视。大众传媒在当时主要是指报刊杂志。毛泽东认为它也是动员农民群众的重要手段。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就对大众传媒在动员群众时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1925年12月，他创办《政治周报》的目的就是为了击破反动势力的宣传，争取广大民众。为了指导农民运动，他还负责农民运动丛书的编辑工作。在任国民政府宣传部代理部长时，曾对当时国民党不能利用报刊发动民众提出批评，认为国民党“党报不健全”，宣传方面“偏于市民，缺于农民，偏于文字，缺于图画”。[32]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更加注重大众传媒的作用。1929年就当时红军宣传没有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提出严厉批评，指出“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革命歌谣简直没有”，“画报只出了几张”。[33]他要求红军各级领导注意改进宣传工作中的上述缺陷。1931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撰写了关于在红色区域普遍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及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表明了他对报刊在动员农民群众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的强调。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34] 他还对如何办报进行了指导，指出简报只登载简明的消息，这些消息一要与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以此引起群众的阅读兴趣；二要有时间、空间的变化，以此扩大群众的视野，引导群众参加更大范围的斗争。简报上的所有材料都要有鼓动性，且用大纸张、大字书写，要张贴在村口大道等显眼之处，并要组织有阅读能力的人为广大群众讲读。从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可以看出，《时事简报》从形式到内容都切合农民群众的口味，从而变成真正动员群众的“武器”。

由于毛泽东对大众传媒的重视，苏区的报刊种类迅速增加，到1934年1月，单中央苏区的报纸已有大小34种。这些报刊在动员群众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红色中华》紧密联系战争形势，对第四次反“围剿”中关于募集革命公债的宣传，查田运动的宣传，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扩大红军的宣传都有很大的成效。《青年实话》针对农村青少年的特点，以生动的、口语化的语言宣传党的各项任务并动员群众实现这些任务，从它发行多达28，000份就可看出它是深受广大农民群众喜欢的。这些报刊真正成为党和群众联系的纽带，发挥了党的报纸“鼓励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利器”的作用。

在土地革命时期，地主阶级、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农民群众的控制，乡村建设派、平民教育派也以自己的方式强化对农民群众的影响，但是对农民群众影响最深的当属共产党对农民群众的动员方式。中共能在恶劣的环境里点燃工农武装割据之火，与中共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毛泽东动员农民群众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农民的革命化，使共产党掌握了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也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救亡与启蒙相脱节的问题，从而对形成坚固的工农联盟，发挥农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动员农民群众的方式也由此成为他高超的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http://202.99.23.237/bbs/ReadFile?whichfile=1517518&typeid=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