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重置电脑:他们说出了一代人生活和思想的真实（尹慧珉）

他们说出了一代人生活和思想的真实
——读《中国知青文学史》

尹慧珉

几年前读过杨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今年，又读了作者在那本书的基础上补充了更多材料和具有更系统观点的《中国知青文学史》。读后，增加了许多知识，又有很多感慨。

我亲身经历过文革，吃过文革的苦头，又是一个知青的母亲，还从事着文学工作，因此，自认为对知青文学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读过此书，方知对自己的估计完全不合乎事实。

对知青，我原来只知道他们是“被耽误了的一代”，是一个全面被人为地剥夺了受正规教育的被牺牲的群体。在文革初期，这一群体曾经大大地崭露头角，他们以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者和革命冲锋前卫的姿态出现：斗走资派，斗牛鬼蛇神，自己窝里斗。斗之不已，不断升级，于是乱到不可收拾，只好由最高领袖亲自过问，上山下乡。至此，这个群体的角色走向一个转折，从头角峥嵘的最忠诚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变成了“很有必要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知识青年，“有必要接受教育”，也就是思想改造，地位和他们曾经鄙视、批判、斗争过的“臭老九”们已相差无几。而且，虽然叫做知识青年，由于被剥夺了正规的受教育机会，知识也并不多。从这一点看，这一代人不但是被牺牲的一代，同时也应说是被利用被欺骗的一代，我对这一代人，深切地感到同情。

现在知道，我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很片面很肤浅的。原来，在那个大动乱的时代，这一代青年不但在“斗争”，同时也在思索，在学习，在读书，在创作，而且有着丰富的成果。

对知青文学，我原来知道并读过和赞赏过的，也就只是后来已成名的梁晓声、叶辛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当然也知道有地下的“手抄本”，但也无非是《第二次握手》等几篇，知道它们当年曾被查禁，后来平反了，已公开出版，是好作品，并非反动或黄色。如此而已。

现在知道，我的这点“知识”又太狭窄了，我所知道的只是百花园中的一小片草地。其实，文革中知青的创作是极为丰富，成果累累的，内容、形式都很广泛，其中的一部分思想非常深刻并且超前。更重要的，这许多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读了它们，你才能更了解这知青一代，因为这些作品说出了这一代人的生活与思想的真实。这些作品是文学，也是历史。

从这里，我不禁想到前些时候读《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自己的类似想法。那本书也曾使我发生过同样的惊奇，回忆自己当年对俄国和苏联文学的热爱，也曾认为读过了许多作品，重要的大都已经涉猎到了，谁知那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竟是如此的丰富！
由此我更悟到，在那个时代。不管你是如何的“好读书”，你所读到的总不过是人们容许你知道的那一点点，而不容许你知道的则被完全封锁着，使你像白痴一样懵然无知。

因此我整理了自己的读书笔记。我知道，这两本有关知青文学史的内容，对于他们自己那一代人来说，或许是很熟悉的，但对于我的同代人来说，恐怕还是陌生的。所以，这篇笔记，既是为了帮助自己的记忆，同时也愿意让我的同代人知道这点知识。书很厚，读完也得费一点劲。记得曾彦修同志在写《可怕的莫洛托夫访谈录》时说过，他愿为这本硕厚难读的书给同志们作一个“读书秘书”，我愿学习老前辈的这种精神，虽然明知学习得不会那么好。

下面分两部分介绍书中内容。

第一部分——创作活动
沙龙

沙龙，过去谁都认为是个资产阶级的词儿，没料到，正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文革中，“善斗的”青年学生们却组织了那么多的“沙龙”。他们在其中读书，思索，并进行文艺创作，享受着“斗争”以外的友谊和温馨。而且，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人，读得非常勤奋，想得非常深，非常苦。

组织在沙龙中的大致是两类人。一类是干部子弟，大多出身于老革命或文艺世家，家庭背景使他们有条件得到书读。另一类是所谓“黑五类”子弟，文革中的遭遇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必然会苦苦思考并急于求知。

这里我想举一些沙龙的例子。

一个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组织的“X小组”。几个学生组织在一起研究重大的哲学和政治问题，如：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是犯禁的，必然引起注意。后来，意味着研究哲学的小组名称“X”被指为赫鲁晓夫的代号，郭世英被迫害至死。

再一个是在张郎郎家组织的“太阳纵队”。张郎郎的父亲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张仃，母亲陈布文也是一位早年的文学撰稿人，家中藏有许多三十年代的文艺书籍和成套的当时的杂志。在这样一个具有文艺气氛的家庭里，张郎郎等几个孩子都成了文艺爱好者，周围还聚集了一批青年朋友，组织聚会，写作，朗诵诗，还起草了“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章程。张郎郎性格独立不羁，虽然在小学时群众写诗浪潮中因不写诗而被处罚，到文革时却崇尚“老马”（马耶可夫斯基），写了一本诗集，还有独幕剧《对话》和电影剧本《孔雀胆》。沙龙中其他成员也写了许多作品。

这群热爱文艺的青少年的独立性格也使他们后来遭受了坎坷的命运。张郎郎在1968-1977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坐牢９年，还有两个已参军的沙龙成员因牵连而自杀。

这样的沙龙数目不少，北京还有成为现代主义诗歌开端的徐浩渊沙龙，在成都有以邓垦、陈自强为中心的沙龙，贵州有以黄翔、伍立宪为中心的常在黔灵湖公园集会的沙龙，上海有以孙恒志为中心的小东搂沙龙，如此等等。孙恒志是因母亲被迫害至死而造反，逃往北京串连时与沙龙成员徐浩渊、骆小海等人相聚交谈后，回上海组织这个沙龙的，此沙龙后来也被一网打尽。稍后，在上山下乡以后，还有许多知青点的文学群落，如著名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厦门舒婷等人的知青文学群落等。

我们都知道，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很严重，在青年学生中尤甚。沙龙在开始组织时也带有一些派性，往往是“同观点”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如“老兵派”，黑五类子弟居多的“四三派”等。 1968年后，随着工、军宣队在中学开展“清队”运动，各派红卫兵都有许多人被捕入狱，都有人对文革和“中央文革”反思和质疑。这时，派性渐渐消除，知青群体开始融合，出现了一些各沙龙都有人参加的探讨、论辩的聚会，讨论“谁主沉浮”、“红卫兵运动的走向”、“阶级关系变动”等问题。这种思想交流使他们从不同角度互相启发，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逐渐破除了这种本来不应存在，由社会强加于青年的“红五类”、“黑五类”的阶层角色，。这时，有人已经意识到“阶级斗争”、“阶级路线”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
随着沙龙的扩大、增多、交流和作品（手抄本）的大量增加，成员思想的日趋“复杂”，当局对他们的迫害也日益加剧。抄查手抄本是经常的事，1974年是最严重的一次。许多家被抄，许多人被公安部门传讯、入狱。作品被称为黑诗黑文，被点名查抄。如成都沙龙邓垦的长篇叙事诗《春波梦》被点名后，他的一个朋友仅仅因为藏匿了这首诗，就被判刑八年。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作品被作者自己烧毁。有人舍不得，藏来藏去,最后还是一烧了事。

为了说明知青沙龙派性的消解，下面我想讲一个与之有关的故事。

遇罗克和张郎郎在狱中相遇

遇罗克是文革中的知名人物。他的出名是由于写了一篇《出身论》，批驳当时盛行的以“老子出身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为代表的“血统论”。遇罗克本人就是“黑五类”子弟，他写这篇文章带着因亲身经历而有切肤之痛的强烈感情。

文章于1967年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它指出：血统论是封建荫封制度，与美国对黑人、印度对首陀罗、日本对贱民的歧视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

文章在北京和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学文革报》前后再版印刷了9万份，翻印估计在百万以上。报社收到大量拥护这篇文章的来信，“老兵”们也有表示忏悔的。当然也出现了激烈的批判。有的说《出身论》是地富反坏复辟的走狗，有的说它把“自来红”当成“自来黑”，与“血统论”如如出一辙，是“一对兄弟两只疯狗”。在讨论深入后，也有人提出要挖“自来红”的历史根源，质疑从文革前就有的“阶级路线”。

最后，当然是受到文革当局的严厉惩办。《中学文革报》在1967年4月被迫停刊，遇罗克在1968年4月被捕，70年3月5日处死刑。他在狱中时，正好“太阳纵队”的张郎郎也被捕，二人在狱中相遇。张郎郎是干部子弟，曾有老兵观点，当然也读过《出身论》。

遇罗克对张郎郎说：“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和一个出身好的青年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的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把你整苦，让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但是我慢慢地理解你了，发现我们其实有许多共同的感觉，共同的语言。”张郎郎说：“血统论肯定错了，出身论也免不了偏激。没住监狱前，我认为犯人都是坏人，警察都是好人，进来了，又认为警察都是坏人，犯人都是好人。”“现在明白了社会上一个人的角色是各种偶然、必然因素互动的结果。当好人还是坏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张郎郎还批评出身论带有整体论和两极化的思想方法，他反对从理论层面作绝对化的推论，强调个人在社会历史上的能动作用，认为应当用偶然性反对必然性（“绝对理念”）对历史的垄断。

在这场意味深长的对话中，遇罗克承认自己是有偏见的，存在局限性。他对等级制有强烈的反抗情绪，也受当时社会上思想方法的影响，自己也有阶级论。

事实上，这一代人走上过问政治的路时，就戴着“阶级路线”的枷锁，只有挣脱这种思想束缚，才能走出怪圈，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沙龙的忠实之友

沙龙是青年人的组织，但也受到过一些成年人的帮助。这里要特别提一提被称为“沙龙的忠实之友”的赵一凡这个人。赵一凡是残疾人，烈士子弟，童年曾患骨结核，卧床九年，他的知识都是在病床上自学得来的。文革前他曾在文字改革出版社及人民文学、商务、世界知识等出版社做编写注音和校对工作，校过《红楼梦》、《聊斋》、《现代汉语词典》等数十部书，知识丰富。文革时他虽然已不年轻，但对青年和他们的沙龙活动却十分重视和热爱，觉得那些反映了青年们在当时那种畸形社会中思想和生活的作品极为宝贵，所以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收集和保藏起来。在1974年的大查抄中，他是由当时的公安部长亲自签署、以莫须有的“第四国际反革命”的罪名被捕的。据公安部材料，在他家里抄查出的作品目录共一百三十余件。为了给后世留下“书种”，他把手抄本都制作了副本，或手抄，或拍成胶卷，冲晒成扑克牌大小，一盒一盒地保存起来。这次在他家被抄出的还有来往信件889件，微缩的外国经典作品底片46张，手稿59份，零散手稿450页，油印材料489页，文革中各种印刷品7捆，内部文件一捆，内部刊物7 捆，“中央首长讲话”2捆，还有成本的青年们的讨论提纲、调查提纲、学习杂记、农村问题研究等材料。这些查获物，对当时迫害青年、迫害文化的当局，确实是极大的收获，但从这里人们同时也可以看出青年们创作的如火热情和丰富成果。

读着赵一凡的事情，我不禁联想到胡风的那只小皮箱。胡风在抗战期间办《七月》和《希望》，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他热爱他的青年朋友们，珍视他们的稿件，在处理并帮助发表这些稿件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自己的创作还多。那时条件很艰苦，时常要逃难。胡风把还待处理的青年投稿者的原稿，大本的和散篇的，都装在一只固定的皮箱里，逃难时亲手拎着，自己的衣食用品却带得极为简单。遗憾的是，这些热爱青年文艺事业的人，却总是遭到厄运。赵一凡在文革结束后平反获释，不久病死。如果天假以年，让他把这些宝贵的资料编辑成集或编成丛书，那该多好，它们将成为巴金老所盼望的“文革博物馆”的一笔财富。

关心知青创作的成年人和前辈作家是不少的。后来的知青作家常见有提到他们曾受到的关心和指导。例如上述的太阳纵队的活动中就有一位列席的常客海默。海默因为已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劳动惩罚致残，所以自己不说明身份。但当年的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位热情幽默、出口成章、很懂创作的叔叔。

读书和农村调查

在沙龙中，青年们不仅创作，还在读书，搜寻了许多有关政治、文艺方面新思想的书籍。创作的丰富，和他们那旺盛的求知欲应当说不无关系。文革前，官方曾经出版过相当多一批与国际共运有关的内部读物，是供高级干部“开阔视野”用的，称之为“黄皮书”，据统计，共有一千余种。沙龙成员有许多是干部子弟，有的还是高干子弟，搜寻到这些书并不很困难。读书的热情使他们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即使偷窃也在所不计。

当时在各沙龙流行的书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热得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费尔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和《哲学回忆》、斯宾诺沙的《伦理学》、威廉姆斯的《心理学原理》、黑格尔的《小逻辑》，此外还有《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性论言论集》和《资本论》等。文学类读物有《在路上》、《愤怒的葡萄》、《人·岁月·生活》、《凯旋门》、《往上爬》、《麦田里的守望者》等。自然科学类有《比一百个太阳还亮》、《神秘的宇宙》、《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等。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内部材料和书籍。如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彭德怀的庐山意见书，以及1957年的“右派言论”、某些“向党交心”的材料等等。
知青们吃惊地发现，原来想像为“反动毒草”的这些东西，其实根本不是，他们反而觉得“太是那么回事儿了”，读得非常投入。

他们的读书活动不仅是在城市时进行，在下乡以后还一直延续着。甘铁生回忆在山西太谷县插队时的情景说：“同队的九个知青每天下工后，已是筋疲力尽，但仍坚持用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灯读书。灯焰太小，挤不下三两个人，就轮班读。第一拨从晚饭后到十一二点，第二拨从十二点到三四点，再叫醒第三拨看到天明。有时外村传来好书，限定几天内归还，大家更是通宵达旦。”

除了读书，还有一项更有意义的活动，就是进行“大走串”，作农村调查。

“大走串”盛行于1968—70 年间，是知青们继文革初期“大串连”的又一次范围广泛的流动和信息交流活动，走串的地域主要在河北、山西、陕西、内蒙、东北、新疆、云南等地区。这时，青年下乡已有一段时间，比较熟悉了农村情况，但他们不满足于了解自己所处的一隅之地，还想了解祖国大地上更普遍的情况。好在知青们已经习惯于艰苦生活，农村中此时遍布的知青点完全可以供应他们短时期的食宿之需。如白洋淀（那里曾产生了著名的白洋淀诗群）的知青于海泉就说，他们村里就接待过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北京等地的同学和朋友，少说也有几十人。留下住宿少则数日，多则一两个月，是很平常的事情。

知青们在农村走串调查后，往往会回到城市沙龙整理思想或聚会讨论，这时的沙龙和过去也不一样了，来的人视野都已比较开阔，思想也更趋成熟。相互交流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分歧，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以农村调查报告为主的新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当年知青曾有过“两派”，后来逐渐融合，现在在新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两派”：“扎根派”和“不相信派”，相互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不过这新的“两派”和他们的分歧及作品，已经和前期的大不相同。这些，我想留到后面谈作品时再谈。

读知了这些情况，使我明白了当年一个不解的问题，记得80年代，市面上开禁，出现了许多过去看不到的书，我也是如饥似渴地抢来阅读者中的一个，那是我发现，很多青年人似乎对之都已很熟悉了，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读得那么快。理解得也深，那时我把这归之于“人家年轻”。前几年还读到朱学勤的一篇“寻找68年人的启事”，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可是都明白了。人家年轻，可是起步早嘛。

第二部分——作品
红、黑阶级论造成的爱情哀歌

少男少女写文艺作品，歌唱爱情往往是重要的主题之一，文革初期青年的作品也不例外。歌唱爱情，一般说来，有些是甜美的幸福之歌，有些是遭遇挫折的哀歌。文革地下的这类作品却大多是哀歌。造成这哀歌的原因一般都与当时盛行的关于所谓“红”、“黑”的阶级路线有关，这是当时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以那时广泛传抄的一些作品为例：长篇小说《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写两个“敌对阶级”出身的男女青年相爱，尽管有回忆不尽的缱绻柔情，“超过于红，超过于绿，”但终于不得不分手。小说《九级浪》写一个高贵自重的女生司马丽堕落的故事。在叙述者“我”（原来是一个纯洁的男生）心中，司马丽原是一个圣洁的偶像。但她的出身不好，是一个旧官僚的小妾所生，因而在文革中备受歧视和屈辱。一次两人夜间同行，路遇流氓，“我”被刀子逼向墙角，仓惶逃走，司马丽被辱。后来又加种种遭遇，她终于堕落，甘受许多男人的玩弄，“我”也参加了玩弄她的行列。小说篇名取自俄国画家埃瓦左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表现在大海狂涛中即将倾覆的一只帆船，它成为一代青年人心灵痛苦的象征。小说《疮痍》中的一对青年的情况是：女青年由于陷入“革命”狂热，盲目追随中央文革参加武斗，中弹死亡，爱她的男青年苦劝不听，愤而下乡。

这类作品，在查抄的时候，多冠以“黄色”的罪名，实际上它们反映的都是文革中青年真实的生活，揭露了那时常见的本不应存在的丑恶真相，提出的是使他们最感苦闷的问题，和后来曾盛行一时的那些宣泄兽性人欲、展览物质享受的所谓文学的货色完全不同，有何“黄色” 之可言呢？针对当时盛行的血统论，名之曰批判现实主义倒还恰当。

上述三篇小说都是青年们在城里“造反”时的作品，到他们都上山下乡以后，作品中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内蒙知青王唯本的小说《一年》，讲述几个知青听到招考工农兵学员的消息后前往应试，在张家口至北京的火车上共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通过深夜交谈，展示出理想主义、功利主义等不同思想的矛盾冲突。但他们对生活有共同的体验：“知青是大地的流浪者”。其中女知青小晋和男知青东关是一对情人，女的考上了大学，男的却因出身问题被拒于校门外，痛苦地回到农村。后来他在一次大火中负伤，小晋曾去看望过他，终因感到已没有共同语言，通过理智的选择，断绝了爱情关系。

以门第、以社会地位论婚姻，不是早在五四时期已经批判过，并为稍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所不齿的么？何以在五十年后写作的这部小说，并且直至今日仍然存在呢？

小说《一年》叙事的地点主要在火车上，有意思的是：知青小说叙事地点选择在火车上的颇不少。如郑义的《闪闪的红星》，写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对知青兄妹得知父亲已从监狱释放，就在冬天偷偷爬上货车返回北京。货车走了几天，路上没有停车，到北京后，人们发现这对兄妹已经冻死在车中了。又如在北京流传的小说《逃亡》，写东北插队的几个知青扒车返城，爬上拉煤的空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回忆，各有一段辛酸往事。小说结尾，在一个小站，人们发现了几具冻僵的尸体。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当年那种无钱买票、混车扒车情况之众多，就可知道这些小说正是现实生活的写照，绝不是作者随意臆想出来的。

反映被抛弃者失落感的诗歌和诗中的“太阳”

知青作品中另一个较集中的主题是表现青年们的失落感。文革中的青年既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又处在文革那样一种狂热的气氛中，他们本来是以毛泽东思想的前卫自居的，有些具有高干出身北京的青年（首先“举起义旗”的老兵们）更自认为是当然的接班人。但是在运动的风云变化和反覆中，他们先后都被抛弃了。失落感便由此而生。这种感情主要是表现在他们写的诗歌中。如曾被认为是三个最好的女诗人之一的史保嘉所写的咏物诗《临江仙·热带鱼》，上阕先写了热带鱼“剑头凤尾、清涟顾影、彩鳞婀娜，锦鳃含情”的生动姿态，说明它们动静皆能生辉，决不是平凡之鱼，这是作者回忆当年的自喻。可是下阕便明显表露出无奈的失落感：“杯中有水乐便在，何必逐浪平生，龙门堪劝鲤兄腾，似我非无志，终饰案中瓶。”她已经不愿再去跳龙门、创伟业了，这些事都让别人去做吧，自己则只求在“杯中水”中得乐且乐了。

又如曾在知青中传颂一时的郭路生（即食指）的《相信未来》。三节，每节四行，虽然每节都以看似乐观的“相信未来”结尾，但所写的情境却都是暗淡的，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这时，“我”也就只能用“凝霜的枯藤”去写下“相信未来”了。

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有些知青诗人对太阳的抒写。太阳，不落的太阳，谁都知道在那时是一个崇高的触犯不得的词，是一个伟人的代号，但在知青作品中却出现了一些例外。如郭路生的长篇寓言诗《鱼儿三部曲》。诗中的主人公“鱼儿”潜伏在冰冻的水下。春天，当破裂的冰块在撞击，渔夫乘着夜色凿开冰洞，设下网绳，静等黎明的到来。一束耀眼的灿烂阳光，：“慈爱地”将鱼儿唤醒，“我的孩子啊，可还认识我？”鱼儿“那么灵活那么有劲地跃出睡眠”。它向阳光询问：“这可是春光来临？岸边可有鱼饵？”但回答的是沉默。鱼儿虽有警觉，但它“痴迷这一片光明，它还想借助这缕阳光，看清楚自己渺茫的前程”。鱼儿是刻骨镂心地向往着阳光的，但阳光虽慈爱，却始终只是沉默地“轻抚”鱼儿，“沉默啊！沉默！可怕的沉默。”最后，渔夫出现了，他来收获。鱼儿死后留下的“是一堆锋芒毕露的鱼骨，还是一堆丰富的精神矿藏？”如此写来，“太阳”和渔夫是同谋的了。
诗人在写《鱼儿三部曲》时显然思想处于分裂状态。他已经意识到这个时代如同浮冰一定要溶解，鱼儿一定要牺牲。但他仍不能不痴迷太阳。临死时他还呼唤：“太阳，我是你的儿子！”要求太阳用利剑来杀死自己。这位诗人现在已经著名，既是国家最高诗歌奖的得奖者，同时也是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他的精神分裂 症看来当时已经埋伏。

还有一首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向日葵在人们心中从来是最忠诚的“向太阳”的花，它的象征意义也是谁都知道的。但芒克的向日葵却不同。它“怒视着太阳”，自己的头上却“闪着光芒”。它并且“把头转向身后，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诗的最后一节是：“走近它， 走近它你便会发现， 它脚下的泥土。 当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捏出血来。”这向日葵心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伤惨和仇恨呢？

还有一首诗盼望着有一个“绿色的太阳”。“绿色的太阳”？似乎太荒诞了。我想，诗人是被红太阳烧烤得太痛苦了，想在绿色的荫凉下休息一下吧。

失落后对“左”的反思和更“左”的“输出革命”

失落后也有对自己早先的“左” 进行反思的，如王好立的《我站在轮船的左舷》。作者写到海水的颤栗、撞击，轮船的倾斜、颠簸，“我感到眩晕”，“我在哪里？……啊！手里握着的是左舷的栏杆，脚下踩着的是左舷的甲板，我站在轮船的左舷。”

另外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梦》，王江作，写一个唐吉诃德式的狂人知青的梦，梦中他看见一切都是红、红、红，自己又不断地斗私批修。显然也是对“左”的反省。

失落后的另一种情绪是转向更“左”，表现为这时期文学题材之一的“输出革命”。这时约在1970年左右，“文革”已取得“全面胜利”，红卫兵运动的“出路”何在呢？于是有一部分人将目光转向国外，期望“输出革命”，使自己成为爆发中苏战争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勇士。当时有些人已有行动，试图偷越越南边境进入丛林与美军作战，稍后更有云南知青越境参加缅共的战斗。这情怀是浪漫主义的，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例如臧平分的长达240行的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叙述红卫兵远征欧美英勇献身的故事。诗的开端是即将踏上归途在异国陵园向牺牲的战友告别。诗人问：“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点燃。”“我们曾踏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然后，又依次走过瑞士、比萨塔、也门、金边、哈瓦那、富士山、西班牙……。这位“钢枪在手、重任在肩”的战士经历过了大半辈子，最后在美国与为掩护“我”而牺牲的战友告别：“白宫华丽的台阶上，留下你殷红的血迹斑斑，……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似乎在命令我：向前！向前！”这首诗被广泛传颂，模仿之作也不少。有写女兵去“输出革命”的，“泪，你别流淌，”“如果我牺牲，请代我向天安门告别！”这样的浪漫主义作品，从中能读出多少彷徨和忧伤！

农村调查报告和新的“两派”

前一部分已经提到知青在下乡以后1968—70 年间的“大走串”和农村调查活动，由此又产生了他们的另一种作品：在知青中同样广泛流行的农村调查报告。这些作品大多是知青们在农村走串调查后，回到城里的沙龙整理思想、聚会讨论后的成果。

例如，在1965年就下乡插队的北京知青张木生写出了长达三万字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对苏联和中国农业的发展、农业学大寨运动、1958年的经济冒进、城市剥削农村、包产到户的优越性、知青下乡接收再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针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病，提出中国农村的问题出在所有制上。这篇文章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张木生一下子收到两百多封信，编成了手抄本和油印小册子。

北京四中也有四位知青结合下乡经验，经过集体讨论后写了一份他们称之为“讨论提纲”的报告：《时代——使命——准备》，全文也有二三万字。内容包括：对中国农民的分析，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对中苏两条道路的对比。最后一节写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出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在社会进步中的突出作用。后来知青王好立又写了篇同样长的论文《读书杂记》，指出了报告中的许多疏漏，并对报告仍然肯定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表示不能同意。

这类作品还有很多。北京出了许多油印刊物来给以刊登。

从这些调查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知青下乡后产生的新的思想观点的分歧和斗争。主要的，是“扎根派”和“不相信派”之间的斗争。

上山下乡之初，知青们大多是响应并相信上面的号召，愿意扎根农村，以自己的力量帮助农村的发展，甚至是以消灭城乡差别的伟大目标的执行者自居的。所以，广义地说，知青中的大多数都是“扎根派”。

但是，也有一些青年从一开始就不愿下乡，特别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不是由于实际困难或仅仅是害怕艰苦，而是因为看透了人生。这与后来的“不相信派”还不一样，“扎根派”们称之为“颓废派”。例如上海知青孙恒志到北京串连后所写的惜别诗，一方面讲述了他从新得的友情中感到欣慰：“幸有二三子，相逢在路歧，笑指沧桑复，愁参造化机”，另方面也有着“长街多纨绔，空忆去年威”的慨叹。诗中的“纨绔”，指的就是那些高干子弟中的“颓废派”。

最能反映两派青年的思想状况和冲突的是流传广泛的一首七百行的长诗《决裂、前进》（王靖作）。诗中写一个农村归来的知青与一个城市“颓废派”青年的对话：“你爱祖国吗？”“我爱世界！”“你愿继往开来，继承先辈开创的事业吗？”“我只看到先辈如今的下场！”“你爱我们这新兴的时代吗？”“我只爱翻开历史的沉浮已往！”“你还想革命吗？”“我只渴望战争中血淋淋的疯狂！”“你需要什么？”“工人的工资，农民的自由，学生的生活，小布尔乔亚的思想！”

但“扎根派”虽然充满善意和忠诚，对前途仍有渺茫之感，从上海知青杨东平的诗《生活三部曲》中就可以感到。诗中记述一个上海知青回家探亲后仍决心返回东北农场。启程在车上时，“窗外的景色明了又暗，车内的灯光暗了又明。脚上，沾着故乡的泥土，明月，照亮了八千里夜路。”重新踏上东北大地时，四周一篇冰天雪地。“这就是我‘动荡的远方’，家乡，战场。我又要在这块土地上，呼吸，成长……我固执地搜索前方，和那看不见的力量，新的一年躺在眼前，凛冽而又坚强。大地不语，白雪茫茫。”

和“颓废派”的论争，在当时的知青看来，谁是谁非，似乎是一目了然的。但到1969、1970年间，新的“扎根派”和新形成的“不相信派 ”之间的论争可就具有相当深刻的内容了。“不相信派”可以上文提到的进行了农村考察的张木生为代表，“扎根派”则以任公伟为代表。在北京，任、张二人在沙龙中就曾对各方面的问题面对面地激烈论争，以后，任公伟等人又在他们的油印刊物《广阔天地》、《任重而道远》上对“那些打着‘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张木生之流”进行了连续的激烈的批判，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布哈林、赫鲁晓夫、刘少奇、彭德怀的徒子徒孙。两个刊物的合刊还发表了《李雅庄参观记》来介绍一个“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辉榜样”，以驳斥张木生等人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要让农民过好日子”、“思想革命化必须要有物质基础，在目前这种基础上要想培养出一心为公的人是妄想”等言论。合刊还开辟专栏发表“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论”。

到1976年，是否扎根的问题竟在公开报纸上曝光：《北京日报》发表了两个知青刘宁和黄一丁的通信。刘和黄本来是朋友，黄在给刘的信上表现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苦闷和迷惘，刘作为朋友回信批评了他。后来刘将此事向兵团党委作了“思想汇报”，辗转被谢静宜看到，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和“返城风”的好材料，于是见了报，报社并加了编者按语，说这通信是知青下乡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赞扬刘的信“立场鲜明、正气磅礴”。此时黄、刘二人均已身不由己，最后以黄的长篇检讨收场。

后来四人帮还组织过一些“知青模范”如柴春泽等发表扎根宣言，但这时真正的知青中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扎根派了。

贴近生活风格独特的内蒙知青“打油诗”

在知青文学作品中，还应当提到一个很有特色的内蒙古插队知青的创作群体。内蒙知青分两部分，一在兵团，一在牧区插队。兵团的思想工作正规，“组织化”强，插队知青则由于和牧民共居，分散，地域广阔，“组织化”很难全面顾及，所以创作活动蓬勃。他们为广阔的天地和纯朴的牧民所感染，小说、散文和诗的创作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别是诗，又特别是其中的旧体诗写得多而好，不但合辙押韵，非一般的平仄不调的口号诗可比，而且也不是古腔古调的陷入对古诗的单纯模仿，而是很现实，很有当地当时的生活气息。他们自说是“打油诗”，也对，打出的是很有滋味的平民气息之油。他们的作品很多，下面只举几个例子。

《找马》：“正是阴历二十八，暮色一降，如蒙黑纱， 饭后急忙穿大哈。/ 一丘一草将人耍，远看是马，近看没马，奔波一阵真抓瞎。/ 找遍山坡找山洼，北风沙沙，马蹄刷刷，绕山一周又白搭。/ 主意不定真难拿，本想回家，不甘回家，催马向南如风刷。/ 一声马嘶滋拉拉，马蹄飞快，心情更佳，马勒似飞不用夹。/ 奔去一看黑压压，马群都在，心才放下，持枪防狼待朝霞。”（大哈，蒙古语，皮外套。）

《虹》：“白日追虹触手空，梦乡再遇却成功，莫怪青春多异梦，青春色彩有如虹。/ 半天细雨半晴天，雨后青青草色鲜，彩虹一架平空出，虹脚落于马脚前。”

《初冬未雪已寒》：“初冬未雪已寒，井边饮马艰难，冰上提桶步蹒跚，井口小又圆。/ 忽然一下玩完，失脚要坠深潭，得勒卡住人空悬，两手乱抓井盘。”（得勒，蒙古语，皮袍。）

《油灯半暗》：“油灯半暗，小R在扯淡，北新桥里倒铁链，岳飞真灵出现。/ 连说带表演，彷佛亲眼见，脚丫飞处一闪，顿时一片黑暗。”
失马找马时不断变化着的心情地境，“追虹”的奇梦和虹脚马脚的关联，忽然险些坠井的尴尬相，一天劳动后暗夜群集时的谐谑，这些情景，恐怕只能在内蒙知青的笔下才能写得如此的生动真实。

经过“组织化”的知青作品

知青作品除了在地下流传的以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公开发表的。这些作品，按书中的说法，大多是经过“组织化”的，也就是说，是受当时主流影响甚至就是由组织策划的。

这些作品都经过组织化，都不能说是知青自由创作的反映自己生活的作品。“组织化”的知青作品也随着时间发展而有变化，大体上可以1974年划线。在此之前，主要是强调“接受再教育”，描写的知青幼稚动摇，必须经过干部（及其子弟）的教育，主要内容是写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即使有几篇写阶级斗争的，也只是“打死老虎”，而不是“抓现行反革命”。之后，由于四人帮的更多插手，这类作品描写的知青角色转换，强调的又是“反潮流先锋”了。一直被丑化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把麦苗当韭菜的知青，变成立场坚定，高瞻远瞩，种田是行家，搞科技是能手，大批判是先锋的农村新人，史无前例地成为“三突出”的对象。正如书中所说：“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说鬼是他，说神也是他。”

多数知青作家被组织化并不是完全甘心情愿的。后来出版的《从红卫兵到作家》是一本知青作家的自述集，在这本集子里可以看到，许多作家如梁晓声、王小鹰、郑万隆、竹林、叶辛等，都曾被编辑要求修改作品，加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三突出、批林批孔等内容，他们谈到当时的经历时都表达出一种两难心情。竹林的话尤其说得明白。她说，当时她是自觉按照“三突出”的原则来写的，因为写作目的也包含着改变自己的处境和维持生活的因素。写的内容虽也有集体生活的素材，但总的来说是不真实的，也不是自己真正想写的。后来，她更发现：“乡下的很多事情，包括我身边的事情，是不能写的。我当时把它们记下来想作为以后的素材。但心里很紧张，很害怕，记下的东西显然不合宣传的口径，也不符合当时的创作原则，如果一旦被发现就很危险。所以我东藏西藏，有时紧张得真想把它们烧掉算了。”

下面我想举两个作品的例子。

一是《理想之歌》。这篇长诗曾全篇刊载在《人民日报》上，报上还曾为之发表评论，突出赞扬。这首诗本来是北大1972级的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报纸上却只突出宣传了其中的一个作者。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位工农兵学员曾三次写申请，要求毕业后回延安去再当农民。但据她本人后来说，她这样申请并非完全出于本意，只是由于上一次奉命创作时要写这样一个知青人物却怎么样也写不好，在入党介绍人的启发下，就这样做了，为的是取得生活体验。她当时心里也有过苦闷，没想到自己因此却成了一个著名的标兵。实际上，她也是一个虚假宣传的受害者。
《理想之歌》只是反映了知青作者被组织化的无奈处境，另一部作品《毛主席的红卫兵》却是真正的阴谋文学。这本书意在写成一部红卫兵史，由清华附中、北京市31中两校教师编写，并由当年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现时的某工农兵学员统稿。这就是说，有意识地调集有红卫兵身份的作者来写作红卫兵史。

这部“史”真有“史无前例”之处。前半部分讲述1966-1968年的历史：圆明园成立红卫兵、反工作组、大串联、揪出“刘少奇叛徒集团”，其中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出现，人名全部虚拟；后半部分写1968-1976年，介绍知青“模范人物”：朱克家、金训华、张勇、黄帅、张铁生、直到“批邓”的鲁新民,虽然黄帅等后几名人物出名时红卫兵已实际不存在了，却全部采用真名。其用心不说自明。

第三部分，关于公开发表的知青作品

以上所述是知青在文革时期的作品，大多是地下流行的手抄本或油印本，还有一部分关于文革前后公开发表的著名知青作家作品，《知青文学史》中也有所评述。这部分作品很多同志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再细说，但书中对此提出的有些问题和论点，我觉得还是有所启发的，至少对我是如此。简述于下：

一、对知青上山下乡后的劳动和艰苦生活应当怎样看？怎样描写？是否应当一味地歌颂“悲壮青春”和展示苦难，这样会不会掩盖了这整个运动的不合理及其牺牲青年一代的实质？如梁晓声的一些作品，叙事生动，脍炙人口，也反映了青年们当时的思想行为，但基本上表现的是一种“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感情，这是生活的实质吗？典型的例子如在其名著《今夜有暴风雪》中描述的女知青裴晓云。这个忠诚的姑娘在深夜严寒的北大荒兵团值班，这时正是返城大潮汹涌之时，知青们人人关注的都是返城问题，“时不我待”，急急地冲去办手续，无人来接她的班。裴晓云坚持不离岗，最后冻死在岗上。对这样一件事，描写时是应持赞赏还是批判控诉（不是对裴本人）的态度？又如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写在云南橡胶林的兵团知青的劳动和生活，这本书一开始就对“青春无悔”的说法表示质疑，书中对上山下乡运动也进行了控诉和批判，但是，面对死者和现已荒芜的橡胶林，作者仍诗意地赞叹：“不管怎么说，这些拓荒者的生命没有白白燃烧，他们毕竟化作胶林，化作边疆夜空的星群，化作装点山川大地的一片新绿，……他们的殉难本身不就是一种灿烂，一种理想主义和人类精神的生动化身么？”这种赞叹的感情，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二、写知青的文学作品虽有相当的数量，但写下乡青年的多，写返乡青年的却极少，这种现象令人深思。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写返乡青年的作品。这部作品在八十年代发表时曾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当时“人生”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小说写一个返乡青年高加林，能干，上进，但讨厌农村生活，认为农村不能让自己施展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因而千方百计钻营，甚至不惜抛弃相爱的农村恋人，以另攀高枝作为进城的手段。最后终于失败，被城市赶出。他由此“醒悟”，决心回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这部小说当时是受到赞扬的，主人公高加林被认为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浪子回头的典型。

小说作者本人就是回乡知青，66届初中毕业生，经历过被城市隔绝的痛苦。他在作品中传达了这种切身体验，第一次把农村知青渴望城市文明、在乡村挣扎的现象展示于社会，应当说是一个重大成就。但是对高加林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呢？书中曾有一处说他“又像保尔，又像于连”，说于连式的个人奋斗思想把他引入了歧途，并让他在回农村后进行了道德忏悔，期盼他将走保尔的道路。作者忘记了，当《红与黑》中的于连走上绞架时，司汤达却没有让于连忏悔，而是让他在法庭上对封建等级制度作公开的咀咒。这就是《人生》的不足之处。今日我们才知道，决定高加林命运的其实是国家的城乡分治政策，而不是他本人的错误选择。作者将一个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来进行人生说教，实际上是背离了个人的现实的经验和感情，选择了合乎社会制度和主流思想的结论。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创业史》中的改霞，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改霞也是个有知识有上进心的农村青年，她曾爱恋着小说主人公梁生宝，但是后来她发现，如果和梁生宝这样一个奋发有为一心为农村服务的青年结婚，在当时那农村的情况下，自己必将成为他的附属品，灶上灶下，带孩子、做家务，不可能再有自己的事业。于是她毅然抛开爱情，进城去当了工人。书中描写她进城后还心系家乡，时常回村，传播她所学得的知识，村里人也欢迎她，认为她是个好青年。从这两本书中对高加林、改霞人物两个态度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思想是怎样发展得越来越左，对人的宽容心是怎样地越来越少。。

三、关于知青作品中的农村。知青上山下乡，对农村、农民应当是熟悉的，从另方面看，广大农民也是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一方，而且是利益被损害的一方。但是，在知青的文学创作中虽然也常流露出一种恋乡情绪，却少见以农村、农民为主体的描写，只把乡村想像成关怀孩子的母亲，令人恋念不忘的少女，她们只是知青活动的背景，作为主体的知青有时还隐隐呈现出“落难公子”的模样。在这方面，《知青文学史》中推荐了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认为从这一系列小说看，朱了解农民，小说中的主角位置由知青让位给了只充当背景的农民，用人道主义的精神描写农民，用个人眼光发现、理解农民，代表了知青文学的新流向。遗憾的是，作者也还只是一个外来人，还没有把农民命运的叙述和个人命运的叙述连接在一起。

这篇笔记我想就此结束了。这两本书的内容很丰富，提出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新的，感觉相当深刻。但我很难将其全部概括，所取也不一定全是精华，就只好留下遗憾了。（2003年4月8日）

五柳村2003/04/21制作上网，感谢尹慧珉女士授权发表，版权仍为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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