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nike液态钻石:“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发言纪要（二）

徐友渔：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正在兴起。我很早就关注过这个问题，八十年代就出了不少介绍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政策的书，也看了改革开放初期于光远他们到南斯拉夫去考察回来作的报告、写的文章，那时候我正在读研究生。2001年我在瑞典的时候，瑞典方面请了曹思源去讲演，曹思源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大力主张中国应该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我对他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理解的，我觉得中国搞改革，像我和一些中年学者与老一辈人的思想还是有差距的。我自己最欣赏的是宪政民主，就像美国宪法或孟德斯鸠、洛克主张的那样，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政府的权力应该有制衡。曹思源说得很清楚，这套东西离中国的现实，还差得太远，不但最高领导人接受不了，知识分子主体，包括党内非常进步的老同志都接受不了，你不可能转那么大一个弯，现在中国这种情况你能转到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他当时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在理论上是错的，但要拿到中国现实来也许还有益，他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个根，一边可以开出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又可以开出社会民主主义，所以我们两家人是表兄弟。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这个根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与其开出斯大林、毛泽东那一套，不如开出民主社会主义。

所以基于对中国现实的考虑，我支持任何讲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现在这是比较照顾到现实的路。从这种意义上，我对谢老的文章持理解和赞扬态度。我对文章中的以下观点，尤为看重和赞同。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片面强调阶级斗争 学说和专政理论，是从左的一面修正马克思主义。

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成为制定公共政策、协调社会矛盾、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政治思想资源之一，使得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作者在文章中说：“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我为这雄辩和动情的语言所慑服，这个问题的的确确值得人们深思。

我对谢老的文章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在他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地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一个绝对真理，他想证明的是“你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丝毫没有批判性思考。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会导致暴力革命这一套东西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托古改制”这一套，一定要说现在追求自由、民主、现代化是符合我们老祖宗的教条？就像当时中国搞市场改革的时候，很多理论家一定要从《资本论》里面找根据，说市场经济符合马克思的主张，其实是说不通的，马克思太反对资本主义那一套了。最后邓小平赶紧拦着说“不争论”，现在很多人反对当年的“不争论”，我觉得邓小平是清醒的，承认老祖宗的教条是天条，一争论他就要输，干脆就实事求是搞就是了，不要再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教条里寻章摘句。

在理论研究的层面，我要指出的是，宪政民主的基本原理都是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的，社会民主党开始是反对这一套的，特别是把在宪法和法律面前平等当做虚伪的东西，最后反对不动了，才认可这一套，他们对奠定宪政民主在理论上毫无贡献。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到了一九五九年才明确地在纲领中放弃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对于宪政民主基本原理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流而不是源，是器而不是道，是枝叶而不是根。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自由民主的宪政平台已经搭建好了之后登台活动的，离开这个平台，没有这个平台作为生存的前提，它不能存在，更不能发展。

宪政民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制约政府的权力，是奉行三权分立原则。自由主义对宪政思想最早、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分权思想。古典自由主义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免除暴政，其方法是防止权力的集中和垄断。洛克明确提出，为了保护个*利，应当限制政府的权力，为此，应当划分政治权力，使立法权和执行权得以分立。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他认为，立法、行政、司法权如果不分别由不同的机关和人来掌握，公民的自由就完了。麦迪逊说得更生动：用分权和制衡的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当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制约权力的必要性时，除了上述自由主义的经典阐述之外，我们能从社会民主主义那里得到同样有益甚至更好的思想学理资源吗？恐怕不能。

中国为什么要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为什么只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除了认识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人类文明的共同之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受专制压迫的苦太长太深了，古代受这种苦，近现代也受这种苦。固然，中国历史上、思想传统中，我们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教诲，有“替天行道”的口号，有“揭竿而起”的壮举，但完整、系统的反抗专制暴政，并以宪政民主体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理论学说，我们却没有，至少，还可以向外借鉴学习。遗憾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方面能提供给我们的资源甚少，远不如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在与封建的神权、君权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拼杀中，是在提出和捍卫“天赋*”学说的过程中成长发展的，而社会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把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二者自由信念的坚定性和对极权专制的抗拒性、敏感度自然不同，不少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待斯大林在集体化中的暴力，对大清洗和随之而来的“莫斯科审判”的暧昧、纵容甚至辩解的态度，就是证明。对比一下萧伯纳、萨特和雷蒙·阿隆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大力抨击专制极权，维护自由民主的时候，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攻击的是他们所在体制的民主自由的“虚伪性”。由于他们的坚持，长期以来这种所谓“虚伪性”的说法在我们这里深入人心，成了抗拒自由民主价值的普适性的最为老生常谈的说辞。

最近若干年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不断有人主张，要重视和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参考借鉴瑞典、北欧模式，这种声音和思潮，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谢韬先生最近的主张，是其中最明确、最坚决的。可以预料（现在已经有事实表明），出来猛烈批判和凶狠阻击这种主张的，是僵化、教条、左的所谓“马列主义”。熟悉马列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左的思潮、力量和领袖不太在意和重视他们认为真正右的东西，他们最在乎的是在同一传统中的“修正主义”，虽然到底谁是修正主义本身就是问题。他们中有人倒是半真半假地喜欢“交右派朋友”，因为他们认为右派离得太远，对他们的地位没有威胁。对他们最要命的，是同一传统和阵营中有人出来比纯正、争正统，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说到正统，我在理论上也承认没有一个真正的正统。不过相比较而言，我认为如果左派挑起论争，谢韬更接近马克思主义正统，在理论上占有优势。毛泽东、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套东西，更不够资格当正统。在中共跟苏联进行*论战的时候，在关于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即使没有太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可以发现，苏共的理论就比毛泽东、康生、陈伯达的理论好一些，用那些观点就可以打破现在左派的主张。

为什么从理论上说，谢韬占优势呢？我仔细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很多自相冲突的东西，比如他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当一个社会还能容纳自身发展生产力的时候，就不应该被取代和推翻，但马克思又主张暴力革命，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毕竟是欧洲人，有*、自由的思想，又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自由有虚伪性。我发现一个现象，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强调马克思这种生产力的观点，而在现实政治中间，取得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像宁、斯大林、毛泽东，就刚好用的是马克思暴力革命的主张。从这一种意义上，如果只是在理论上进行平等论战的话，谢韬比那些人更接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抛弃的正是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要的就是生产力发展那个阶段论学说。

所以也可以预料，除了自命为正统的左派，持其他思想观点的人不会对谢韬先生等人的主张进行批判，有的只是同情和尊敬。我在上面提出一些商讨，是自以为和谢韬先生的价值目标一致，只是理论上更彻底。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去法其中仅得其下”，我以为社会民主主义对于我们的宪政民主只是“中”而非“上”。

总的看来，不论是反对还是支持，能够形成公开讨论的势头，就是好事。

冯兰瑞：“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谢韬同志这篇文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引起争论，我觉得这是好事。这个问题过去谈论过，但没有展开。谢的文章这次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活跃了学术气氛，经过讨论能够提高大家的认识，这就很好。

但是从文章整体来讲，我认为有些观点是不准确的。以下谈几点我的不同意见，供大家参考。

1、谢韬同志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期望。不能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现在政治上实际是专制制度，离民主还有相当的距离，尽管现在比过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进步，但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即专政，民主的前提是自由。我们还在搞“四个坚持”，哪有什么民主和自由？

2、“马、恩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观点新，但不符合实际。马、恩从来没有提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是一贯主张暴力革命。只在个别地方讲过像英国那样君主立宪国、美国和法国那样的共和国，才有可能不通过暴力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谢的说法是误解了。

3、谢文引了《资本论》三卷第二十七章上的话，说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我查阅了原书（《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1966年版），其中，上述所引“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这段话的意思联系上下文来读，就很清楚，说的是：A、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资本家委托经理代他经营，只是一种资本家职能的转变，资本的所有权并没有转变。B、在股份制度下，所有权存在于股票的形式上，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证券交易所的赌博。这种生产资料从个人的财产形式向股份形式的转化，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的。股份制并没有克服财富当作社会财富和当作私有财富的性质上的对立，却不过在一个新的形式上发展了它。（前书第506页）这就是C、股份制在一些工业部门内形成了垄断，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寄生虫，并由公司的创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买卖，引出了一整个体系的欺骗和诈欺。（同上504页）D、结果怎样呢?恩格斯说：“在英国，竞争就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痛痛快快，为社会全体即全民将要实行的剥夺做好准备。”（同上）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将谢文中的引语置于原著二十七章中来读，即可以明白，前面所引“以便进入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中“新的生产形式”并不是指社会主义，这种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不可能是“以便”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是“以便”为社会全体剥夺剥夺者做好准备。在马、恩的词汇里，“剥夺”即暴力革命之意。

4、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也是它的思想资源之一，但不是主要的。民主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思想资源较庞杂，主要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改良主义思潮，正如他们标榜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如：蒲鲁东主义、费边社的改良主义、拉萨尔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等等。

至于欧洲自由宪政传统：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1689年《权利法案》、1789年法国《*宣言》等等自由主义思想，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始并不接受，后来才转而维护自由宪政制度。二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国家执政，对完善发展民主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

5、最后，我们不主张再搞暴力革命，中国要走和平的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这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需要，更是历史实践中提出的要求，没有必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理论根据。

总之，谢韬同志的文章提出了许多问题，活跃了学术气氛，引起广泛的讨论。相信经过讨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认识，进一步明确奋斗的方向。因此，是应该欢迎的。

林京耀：谢韬同志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总以为列宁的暴力夺权和暴力执政才是社会主义的正宗，这种以暴力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模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都是异端邪说，都没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尽管是许多由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欧洲国家所实行的社会制度，并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政策，但至今仍被一些人硬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内的制度和政策也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如果还漠视、甚至否定已被证明是很成功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这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是很不利的，也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谢韬同志突破列宁以来为民主社会主义所设的框框，全面论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它在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对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作用，这个拨乱反正非常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尽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李洪林：对现实政治的考虑与理论上的彻底性，确实是两个问题。按我自己的经验，即使从现实政治考虑，路子也往往走不下去。我在八三年以前，偶然的还可以公开发些东西，但以后就不行了。我那时候确实是诚心诚意的作为一个*员，给党的政策找一个道理，说那些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都是社会主义的。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最后一篇文章，说竞争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就提出选举也要竞争，竞选。结果碰到了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行。我写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就是想把四项基本原则怎么能够说圆，说得使它再往前走一点儿。我有一次去哥伦比亚大学，南希挖苦我，挖苦得很正确。她说：“你说马克思全是对的，怎么都是真理”，“你把现在*所做的事情，都给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说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说到底，党不需要你这种理论。

我看到谢韬这篇文章，就直接感觉到他努力在马克思主义之下再加点民主，无非就是这个东西。他讲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要民主。不管是什么民主，一定要贴上这个标签才行，问题是他贴的标签太多了，把“三个代表”都给贴上去了。但是，他的心里想说的是什么一看就明白，所以，左派反对，绝不容忍的。说到理论的彻底性与现实的可能性的矛盾，我觉得，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讲民主就是讲民主，民主就是一面旗帜，现在就是不民主，甚至连自己的宪法都违背了。

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叫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也是空想，社会主义全是空想的。列宁有一个说法是对的：按照一个图纸来建造一个社会是不行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一个图纸来建造一个社会，绝对是失败的。我在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谁第一个把这个社会叫做资本主义社会？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概念。谁把那些社会叫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了，《*宣言》里最核心的——建立公有制。如果现在连公有制都不要了，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可现代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没有私有制，哪里有现代民主？根本就没有民主。你连饭勺都是党给你，你要吃饭我拿饭勺给你舀，你要不听话饭勺就没了，这是什么民生主义？什么民主主义？没有确认的所有权，哪里来的股份制？你只要一社会化，一公有化，我代表社会，我代表公家，就归我管——还是长官支配。

马克思是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绝没有想到在中国有人会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掉脑袋，大概他会觉得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我现在不同意什么正确的都往马克思主义里装，没有必要。马克思本人也不至于这样。我以前也是什么对了，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吗，只要对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过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有一个前提，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我觉得应该打破这个前提。我们好不容易把两个凡是打破了，现在出来四个凡是——凡是碰到四项基本原则，都不行。所以是什么就是什么，民主自由在西方是很完整的一个体系，就在这个体系之下有了西方的繁荣，人家是发源地，我们要在理论上举旗帜，就举这个，理直气壮的。

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石、一个结论，就会发现新的问题。按照恩格斯总结的，一个唯物史观，一个剩余价值学说，因为马克思发现了这两条，所以就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推演出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诞生的结论。历史唯物论至少在四个方面需要反思：1、它过于强调社会存在而轻视社会意识的作用。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是有思想的，用思想指导行动，才创造历史；2、主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你无法解释没有毛泽东怎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八九年不是邓小平拍板，怎么会出现*那样的结局？3、强调必然性，轻视偶然性。断言历史的发展是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似乎到了一定阶段一个社会必然代替另一个，而当这一公式无法解释东方的历史过程，他就创造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不典型”来解释；4、强调革命、暴力、突变，否定渐变、改良。马克思说“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列宁说“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毛泽东更简化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对唯物主义的一个运用。他讲的生产力三要素都是“物”：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工人拿着生产工具对原料加工，这就是生产力。产生的社会财富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必要劳动，一部分是剩余劳动。工人付出的劳动那部分是必要的劳动，他取得了自己的工资。一个产品扣除了工人的工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等等，就是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创造的就是剩余价值。就这么简单一个换算法。经营管理者的报酬，科学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都是资本家在得到剩余劳动后分出一部分残羹剩饭给这些人的，其余的都是资本家无偿剥夺了的工人的劳动。他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物质实体是有价值的，接着就只承认工人是劳动，否定一切经营管理、科学、文化教育，否定这些是劳动。用现在的电脑语言说就是：只承认硬件不承认软件。前后论证就是这么个道理。

根据这个剩余价值理论，资产主义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用资本工具剥削工人的这么一个社会，也就是资产阶级获得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这个社会基本矛盾就是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无法克服，就必然灭亡。你社会化的生产就得社会化的占有，所以就得搞公有制，就出现社会主义，这是顺理成章的。马克思没有看到的是，市场的盲目竞争，固然导致经济危机，但并没有病入膏肓。每逢一次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力进行一次结构性的调整，就激发出新的生产，新的技术，新的东西，实际上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这一面他忽略了。但是他又有一个结论，经济危机之后，财富向一处聚拢，贫穷向一处聚拢，财富要进入到资产阶级这里，贫穷要进入到工人无产阶级那里，两极分化，工人不但是相对贫困化，而且还是绝对贫困化。这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确实是那个样子，但是他不能够解释以后的这个社会。现在发达国家里财富的分配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小（相对来说中国的分配差别却是越来越大）。

那么社会主义怎么诞生的呢？就是阶级斗争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样一个公式，然后实行公有化啊，搞计划经济，这样就可以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了。这个理论到了东方，虽然中国、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展，但是穷人多，马克思主义就成了穷人造富人的反，吸引了很多群众，反正你只要穷，你就革命，只要能共产就行了，所以恰恰在越落后的地方越容易得到响应。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马克思所预言的那个丧钟始终没有敲响，而革命胜利的这些国家呢，都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而且在实践上，建立的这个政权，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掌握政权的是*，是党的领袖，所谓公有化也并没有象马克思说的，把社会的还给社会，*掌握着全国的经济资源，掌握着所有的政治权力，建立了空前极权的国家，就是所谓一元化。完全变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并不是原来所设想的什么平等的、自由的社会，政治上的平等不用说根本就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是捆在一起穷。它把人的所有的个性都消灭了，整个社会也就丧失了活力。（注：本段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李洪林先生审核）

何蜀：谢老的文章引起的震动和争议，我觉得在当代历史上的意义超过真理标准讨论。因为它所提出的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所谓“挖祖坟”问题。有人一说“挖祖坟”就认为不得了，其实应该冷静想一想，那“祖坟”里到底埋的是什么？那里面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到底有多大价值？到底给许多政治家时时挂在嘴边的“人民”带来了多少好处？……在这里，用得上鲁迅那段话：“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九十年代以来，我也曾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反复思考过，苦恼过：为什么世界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都未能成功？为什么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却反而给人类（或至少是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放之四海而皆不准？我想，这不能只责怪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是“播下龙种收获了跳蚤”，而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去考察、检讨，这个理论本身一定带有某种根本性的缺陷。我重新阅读并且回想了过去多次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宣言》时留下的印象，从我粗浅的理解中，我认为至少在两个根本问题上，《宣言》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了，这就是鼓吹暴力革命（“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和鼓吹消灭私有制。从这两个核心理论出发，就派生和发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成为动乱之源，灾难之源。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就是把这两方面的理论发挥到极致的罪恶实践（然而对“红色高棉”的教训似乎并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总结，甚至还显得有些讳莫如深）。以前我们常常听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现在回过头去审视历史走过的轨迹就会发现，恰恰是“消灭私有制”的号召和追求才真正成了万恶之源。现在世界上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破坏社会和谐、摧残人性、给民众带来灾难的罪恶、暴力、杀戮、恐怖主义，几乎都与这个看上去似乎很高尚很“无私”的理论相联系。实践已经证明，“消灭私有制”的结果，只是消灭（或剥夺）了某一部分人的“私有”，而变成新权贵特别是其领袖的“私有”。只是把一种“私有”转换成为另一种“私有”罢了。

此外，在革命党已经转换角色成为执政党之后，继续宣扬、赞美暴力革命学说，其实是挺滑稽的事。我常常想到一些“红色经典”在今天面临的尴尬，比如这三个例子可算是典型：小说《红旗谱》，电影《燎原》，和战士作家高玉宝自传中的那个著名段落《我要读书》。

小说《红旗谱》中描写的那场农民武装暴动，是因当局征收过年杀猪的“割头税”而引发的，农民认为，连过年杀头猪都要上税，日子没法过了。在*人的鼓动下，“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近年居然还有人把它搬上电视荧屏，我没看那部电视剧，不知它是怎么改编处理的，但不管怎么处理，也无法改变农民为抗税而在*领导下实行暴动这个主干情节。）

以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原型的电影《燎原》，中心情节是因一起矿难引发劳资冲突，*人雷焕觉（寓意像春雷一般唤起工人觉悟）深入工人中进行发动，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可不是唱歌跳舞打牌玩的那种俱乐部），要他们与黑心矿主和支持矿主的政府当局斗，自己起来做主人，于是工人们高唱着“我们不是牛马，我们是人……”实行大罢工并且取得了胜利。

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则通过穷孩子读不起书的遭遇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教育人们：只有干革命推翻旧制度才能让穷孩子读得起书……

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农民税费负担，矿难，穷孩子失学……这类社会问题，并不是靠暴力革命改朝换代就能圆满解决的。真正要解决好这些问题，还是得靠民主与法治，像谢老文章中所举的那些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就解决得很好。如果遇到这类问题都像《*宣言》号召的那样“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那么世界就永无宁日，永无和谐之时，只会出现一*又一*的以暴易暴恶性循环。

我觉得我们过去在理论上有太“僵化”与太“灵活”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太僵化，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宗教，使之神圣化，教条化，视之为“绝对真理”、“终极真理”，不容质疑，不容思考，不可修正，更不可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太“灵活”，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各取所需”（或只取所需）的实用主义态度（就跟文革中造反派对待“最高指示”的态度一样），只宣传和运用自己需要的那些内容，而对另一些明明对人民有利、对社会进步有利的内容（如马克思对新闻检查制度的严厉批判）则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我很赞同杜光老师总结的现阶段民主革命有改革、维权、启蒙三个主要形式的说法。而且我的理解，这个启蒙不仅仅是对大众的，也应该是对自己的。我们都有必要让自己在民主、自由、公民、*、宪政、人道主义等许多常识性的问题上进行重新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