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招空嫂 诈骗:兵团人对兵团的思考 （ 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7/07 11:51:18
兵团人对兵团的思考 （ 二）
原内蒙兵团三师政治部 李沣
成千上万的兵团战士，承受了他（她）们那个年纪不应该承受而又不得不承受的生活之重。荒凉寒冷的生活环境，艰难困苦的物质生活，生疏而又繁重的体力劳动，严格的管教并伴有批评和斗争的政治氛围，没有文化和娱乐的业余生活。“知青”们在兵团面临的一切，对城里这些还需要呵护、关照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是恶梦和灾难。这不应该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走的人生道路。但联系到那个大背景，这又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而且是舍此别无可供选择的一条路。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的号召下进行的“红卫兵”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大串联、停课闹革命等一系列革命创举。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出：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的一套破烂”，必须彻底砸烂。革命小将——千千万万的在校中学生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把学校的领导打成“走资派”，把老师打成“牛鬼蛇神”，把一切教材书籍当作“四旧”放火烧之，冠之以“停课闹革命”。这时的中国大地，实际上已经没有学校。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部署，今后也不再需要学校。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实际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对这千千万万的中学生怎么安排？在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社会现实面前，这千千万万的中学生的出路何在？在无任何可行的出路面前，伟大领袖高瞻远瞩，
与此同时，军队在林副统帅的指挥下，也进行了“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经过不断地内查外调，军队内部也清查出了大量的有政治问题的干部，或曰“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已经不适合留在部队担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祖国的任务，无产阶级司令部已对这些人继续手握枪杆子很不放心，但在“文革”的混乱局面下，正常的复员转业已无法进行。借着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无产阶级司令部找到了一个把安排知识青年和军队有问题干部结合起来的最佳方案，即参照新疆兵团和黑龙江北大荒的经验在全国组建兵团。组建兵团，就是给“红卫兵”找出路，是“插队落户”的修正版；就是给军队的“阶级异己分子”找出路，让他们与战斗部队脱节，但名之曰“屯垦戌边”。
不管打着什么革命的旗号，一个无容讳言的事实是，凡是安排到兵团的现役军人，都是有政治问题的干部。具体来说，经过清理阶级队伍，证明他们的家庭或社会关系都有问题，即与地富反坏右、“走资派”或所谓叛徒、特务有这样那样的牵连。当然还有极少数人本身在品德或作风上有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是“刺头”，即老跟领导对着干的那种人。但现在可以说，“文革”中所谓有问题的人，实际都是没有问题的人。“文革”中划分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准，就是“成份”,叫“唯成份论”。你的家庭或者亲戚，占点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的边，或者在“文革”中有点所谓异常表现，都要归到“阶级异已份子”这个阵营里去。但家庭出身能决定一个人是好是坏、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家庭都不是贫下中农，照样是杰出的革命家。江青、张春桥、康生家都是大地主，他（她）们怎么就可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种双重标准，表明了他们政治上的极端虚伪和无耻。只要你家庭出身有问题,你就是阶级异己分子,你就是满身是咀齐说你”忠于毛主席’也无济于事,因为那是个只讲”政治”不讲”理”的年代。
兵团的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其实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问题就是家庭出身不好。例如原三师21团副政委，后为兵团电厂政委的李怀森。这个人作风正派，思想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就因为爱人家是富农，“文革”中，由卫戍区警卫一师的一个团政治处主任贬到内蒙。兵团解散后转业到北京外贸局，后为北京外贸总公司。李怀森后任北京外贸总公司的党委书记，管辖几十个进出口公司，工作的十分出色，并享有很高的威信。可见奉为革命信条的“唯成份论”是极其荒谬的，但它又确实让千千万万的无辜干部蒙冤受害。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兵团解散时，兵团政治部李永森主任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查看一下李怀森的档案，并将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清除掉，然后将档案送到北京外贸局。厚厚一袋子，里面全是外调爱人是富农的材料。这时我想到，我们这些兵团干部的每个人档案里，都会有这么一堆厚厚的决定着我们命运的资料；我也明白了什么是政治挂帅、政治第一，为了弄清一个干部的成份问题，可以动用众多的人进行走遍全国的内查外调，不惜经济成本，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所以这种政治不是激励人上进、创造的动力机制，而是制造冤假错案、扼杀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在那个年代，档案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极其重要，它决定着一个人政治命运。为了打倒刘少奇，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刘少奇罗致了“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的罪名，并炮制了与这些罪名相应的证明材料。江青、康生这些咤吒风云的革命旗手也动用各种手段增删自己的档案袋。政治造假，源自无产阶级司令部，源自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源自那场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上上下下、五花八门的政治造假（把各条战线十七年说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等）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诚信缺失、制假造假泛滥成灾，但后者只是前者的延伸和惯性运动，政治造假是源，经济造假是流。忽悠、造假，非自今日始，它在中国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和历史根源。
“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当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理论、政治口号，尽管冠之以革命的名义，实际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一种政治狂妄，是明目张胆地愚弄人民，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和否定，它耽误、坑害了整整一代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十几岁的孩子，正是长知识、长身体，上学读书的年龄。让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是要把这一整代人变成无智、无识的文盲农民，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在内蒙兵团二师十五团“知青”们编辑的《那年那月那人》这本书的序言中我读到，内蒙兵团的十几万“知青”，兵团解散后陆续回到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重新过上了城市的生活。但过了十年、二十年后，“中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竟然将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再次抛到了社会底层。虽然他们是无辜的，但由于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身无所长，他们在还需要拉家糊口之际，竟然被迫下岗，又一次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这就是这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后的处境和命运。“文革”给他们造成的先天不足，是他们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摆脱掉这一处于社会底层的的弱势命运。这个群体生活状态的无奈和悲凉，不仅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父母和子女这两代人，是三代人的不幸。
在童年或少年长身体的时候，他们碰上了人祸大于天灾的“三年困难时期”，懂得了什么是饥饿；在应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被赶到农村去从事艰苦原始的农业劳动，落下一身的伤痛；回城之后，由于缺少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只能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当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知青这一代人在下岗浪潮中首当其冲，并且普遍不具备再就业的能力。政策失误和改革的某些成本就落在了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身上，他们为社会所做出的牺牲是很难予以补偿的。（ ）
兵团的成员是“知青”，兵团的任务是开荒种地，但兵团组织和管理是军事化的，各级领导是现役军人，并按军、师、团、连、排、班的系列组成，按照军队的管理条例管理，过着军事化、集体化的生活。
武装连的编制，现役军人和退伍老兵组成的连排长队伍，使四连一开始就形成了比较正规的军营生活。吹号，起床，出操，洗漱，早读，早点名，训练（队列、军事训练），吃饭（排队唱歌），出工（排队唱歌），收工（排队唱歌），晚点名，晚读，熄灯，组成了连队生活的一个完整的程序。（大漠风云：《四十年的回忆》）
这种军事化的组织和管理，有制度过性的优势，但也伴随着制度过性的缺陷。兵团与插队落户比较起来，有很多长处和优越。兵团是个有组织的大集体，每个人都有是集体中的一员，他的生活、工作、成长、安全等都有人管理、关照和制度保证，这是插队落户无法比拟的。但这种严格的组织和军事化的管理，与十几岁的中学生的天性，与开荒种的农耕生活也不适应。
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再加上组织、生活的军事化，使是兵团的生活过于严厉和紧张。出操、上课、点名，班务会，无所不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评比，都给这些天性活泼的孩子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压力，给田园般的农耕生活涂上了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也就人为制造并蕴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兵团一师一团七连北京籍战士讲述的一个小故事是对这种生活生动注释：
突然一个战友端着饭碗跑出去，把嘴里的饭菜都吐在外面的垃圾桶里，很不情愿的把碗里的菜倒掉了。另外一个战友看到了，马上就报告了班长，班长随即把那个倒 菜的战友叫到跟前，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吼，那个战友解释说：“菠菜没洗干净，满嘴都是沙子，不倒掉怎么吃呀！”班长被顶撞了，继续吼：“长征的时候能吃 到吗？解放前贫下中农吃的上吗？我们来了半年了吃上容易吗？……”
那个年代的人动不动就给你上纲上线，当时就给他扣上了一个忘本的帽子。班里顿时鸦雀无声，就听班长说：“每天晚上的班务会上全班战士帮助他，什么时候提高了认识才算完。”还把这件事情通报到连队首长那里。
后来连续开了几天班务会，班长让大家发言，让那个战士承认错误，僵持了几天，战士也不愿意发言，那个战士也总是辩解，过不了关……
过了几天，在全连召开大会，连长把这个倒菜的战士当做典型在会上不点名批评，就倒菜事情分析了错误的严重性，号召大家对此类事件站稳阶级立场，坚决斗争，引以为戒，一定要杜绝这类事情发生。并且宣布，今天为了教育大家，全苦饭连吃忆苦饭。（乐翁：《兵团生活琐事》）
军事化的组织和管理体制，再加上“文革”的大环境，任何一件生活小事，都可能上升到阶级斗争这个“纲”上来，都有可能酿造成一个政治事件。在乐翁的《兵团生活琐事》中还写下了“一打三反”时的这么一件事：
一个休息天，我和两个战士在炊事班宿舍聊天，聊到了连里的伙 食，一个战士说：“我们的伙食费那么多，我们怎么吃不饱？”另一个战士说：“要是贪污盗窃也轮不到我们。”我说：“连里是副连长管伙食，贪污盗窃他们才有 份。”没想到炊事班长把听到的话添油加醋汇报给了副连长。
当晚，排长就来找我，严肃的问我在炊事班说了什么，我说：“只是瞎议论吃不饱的事情。”排长追问我说：“说没说副连长贪污盗窃的事情？”我就把我们当时说过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排长，排长严肃的批评我：“说话要小心点，现在什么形势，在抓反革命，你敢说副连长贪污盗窃，副连长就敢说你是反革命！”我恍然大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排长嘱咐我说：“不管谁再问你这件事，就说根本没提到过副连长，死也不能改口，知道吗？”我傻傻的点头。
第二天，指导员找我，先问了我去年的表现，我回答说：“去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刚刚入了团。”
然后又问我对运动的看法，我哪敢瞎说，把自己记住的文件精神说了几句敷衍；指导员又问我对连首长有哪些建议和意见，我斩钉截铁的说：“连首长都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没有意见！”最后指导员嘱咐我：“有意见可以直接找我提，千万别犯自由主义！”我连连回答：“记住了，记住了”。
这位战士之所以没有出事，是遇到了一个好排长和好指导员，有的战士就没有他幸运。1969年7月，根据毛主席“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的指示，兵团的各个连队开展整党，号召群众给党员提意见。但到了1970年1月，按照中央的部署，又开展“一打三反”。有些作风不正的干部，就借机报复，把整党中给自己提意见的战士，加上各种政治罪名严厉打击。”老鬼事件”就是兵团的一个典型。《血色黄昏》（这是老鬼写的小说 ，但也是老鬼在兵团经历的真实写照）有如下记述：
70年1 月，全61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开门整党，“知青”们给党员（指导员、军医、排长等）提了不少意见，说指导员报喜不报忧，不尊重少数民族，把公家的东西往家拿，说：“王军医对病人不一视同仁。男的去了，敷衍了事；女的去了，特热情。”“蒋宝富（一排长）老对知青讲下流故事。”“王连富（马车班长）整日骂骂咧咧，称王称霸，打人成性。”老鬼给指导员提的意见是：“他（指导员）对待知青就像对待他家的三个小丫头，什么都管，太过份了。”知青雷夏、刘英红觉得群众的意见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又写了个书面意见，交给了党支部。经过全连知青的酝酿，“吐故纳新”名单如下：建议党支部将王连富、蒋宝富“吐故”，将刘英红“纳新”。
对于连开门整党，几个复员老战士义愤填膺，坐卧不宁。沈指导员也没料到小知青这么猛烈地给他提意见，整党开始后不久就气病了。他组织党员在家里密谈，用五七年反右的经验布置工作，让复员兵密切观察形势，及时汇报。
70年2 月，雷夏对我说：“现在职形势越来越不好，指导员硬逼着我写检查，非让我承认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陈政委在全团整党总结大会上说：七连整党发生了一起政治事故！”
紧接着就发生了如下的一幕，团长、政委带着七、八个全副武装的战士，端着上了剌刀的步枪，将老鬼铐了起来。罪状是在这之前，他和马车班长、党员王连富打过一架。所以老鬼把这一章的题目叫“老沈的目的达到了”。
就因为老鬼打过人，在整党中又给指导员和党员提了些意见，61团就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来处理。这是明目张胆地打击报复,但这种小题大做、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特征,具有普遍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