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换固态硬盘:证监会五主席的关键时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7/11 18:42:09
证监会五主席的关键时刻 编辑:  日期:2010-12-27 11:23:00  点击: 31

20年证券市场

证监会五主席的关键时刻

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和尚福林,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循着这五位掌门人各自秉持的发展理念和经历的重要事件,足以勾勒出2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

刘鸿儒

资本市场的奠基人

作为苏联顶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刘鸿儒于1959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出色的专业背景、胆魄和学识,让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奠基人。

在出任证监会主席之前,他两次在关键时刻出手,影响了中央决策,拯救了中国股市。

1990年,“搞股票市场就是搞私有化”、“取消深圳、上海股票市场试点”的论调甚嚣尘上。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大胆向国家最高领导人谏言: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由此使得股票市场的试点保留下来。

1992年6月,他不失时机地借助小平南巡为股市发展问题一锤定音的东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股份制的观点。

而直接把他推向中国资本市场最前沿阵地的,是1992年全国掀起的股票狂热和在深圳爆发的“8·10”股票认购舞弊案件,这起舞弊案导致沪深股市暴跌。“8·10”事件促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迅速成立。当年10月,朱镕基亲点刘鸿儒担任证监会首任主席。

建立监管模式是刘鸿儒的开山之作,他带队多次去境外考察访问学习,精心反复比较美国、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三种市场监管模式的异同,最终参照运用香港模式,建立了四层监管体系。

利用股票市场吸引外资,大胆进行证券产品创新,推出H股、N股,成为刘鸿儒的重大贡献。1993年6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与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签订了五方监管合作备忘录,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大门由此打开。

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成为中国内地首家H股的上市公司。

1993年,上海石化成为内地第一家同时在香港、纽约、上海三地上市的企业。

1994年8月,山东华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为第一上市地挂牌上市,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进入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的序幕。

刘鸿儒认为:“股票市场发展就是一个风险不断出现不断治理的过程。要完善股票市场的风险管理,一定要立法,严格执法。”为此,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主持制定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23个配套法规,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付诸实施。

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3月30日,刘鸿儒去职。

周道炯

矢志不渝的规范者

1995年3月31日,经历了30年财政生涯的周道炯,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同时担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中国建设银行监事会主席。强化规范运行是他始终如一的理念。

上任伊始,他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考验:处理当年2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327国债期货重大违规事件”。他亲自主持工作,使该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1995年5月18日,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画上了句号。中国内地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同年9月2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监察部等部门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被以渎职、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刑17年,万国证券、申银证券公司合并。此次事件的影响,无异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资本市场动荡。

以此为契机,1996年,周道炯亲自主持并连续下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十二道金牌”,坚决果断地处理了“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琼民源事件,期货市场的红小豆、玉米事件等90多起违法违规案件。周道炯“灭火队长”的称谓由此而生。

为在规范中求得更快发展,扭转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规模普遍偏小、效益差的局面,他向中央提出了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的发展建议: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听取意见,并支持证监会依此推进实际工作。为此,周道炯果断改革发行方式,将以往向各省下达发行额度改为向各省下达上市家数,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上市。

在周道炯的任内,股指的涨幅超过了100%。业内普遍认为,五任主席中,他的任期内是赚钱效应最好的时期。

1997年7月,时年64岁的周道炯卸任。离任时,他深有感触地说,证监会的经历是他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但自己实现了“安全着陆”。

周正庆

善用政策的调控家

1997年7月12日,时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的周正庆又兼任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在他执掌证监会期间,政策介入股市调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他认为,政府通过政策和舆论来间接引导资本市场,这样的“政策市”是国际惯例。以善意的思维释怀,股市必须得到呵护。

他赴任之际,正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本市场。况且,当时国内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出,这都成为这位资深金融专家下决心让政策介入调控股市的充足理由。

从1998年开始,他娴熟地运用政策杠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关键战役:

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证券机构、期货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投资基金等,尤其是关闭了牵扯到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有效抑制住市场潜在风险的扩大。

运用政策手段营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争议却也是最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初,他主导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的报告,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等六条政策建议。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份文件,这就是被称为政策调控股市的“国六条”,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井喷行情。6月25日,股市创出历史新高达到1564点。6月30日,上证指数上攻至1756点。9月9日,证监会又发布“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等3类企业获准进入二级市场”的重大利好政策。股市在政策的极力呵护下一路高歌猛进。

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2000年2月23日,周正庆离任。退下来后,他为证券市场鼓与呼的劲头更足。他是所有卸任证监会主席中对中国证券市场发表言论最为直接和触及问题要害最频繁的一位。

周小川

崇尚监管的市场派

2000年2月24日,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作为市场派的典型代表,他将市场化改革嵌入证券市场的监管之中。上任伊始的监管定位,就是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严加监管,打击黑幕也成为周小川整肃证券市场的主要功绩。

2001年2月15日,周小川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强调,欢迎新闻媒体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督,并表示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予以处理。加强市场监管是证券监管部门的长期工作。

2001年2月20日,《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出台,规定连续3年亏损的公司,如果不能在限期内实现盈利,将依法终止上市。

2001年3月,刚刚离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的史美伦被力邀加盟中国证监会担任专司监管工作的副主席职务。随后,股市黑幕相继曝光,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以及银广夏、通海高科、麦科特、蓝田股份、东方电子等一大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处。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而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2002年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对外发布,并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周小川上任之时,上证综指为1634点,正值大牛市的持续,2001年6月14日创下2245点的当时新高。而他离任的2002年12月,上证综指已下跌至1300多点。

2001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每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但中国股市却整整经历了5年熊市,沪指从最高点2245点下跌至998点,暴跌56%,股市蒸发市值近2.3万亿元,投资者被悉数深度套牢。

尽管争议重重甚至屡遭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周小川确实改变了中国股市。

尚福林

股权分置的终结者

2002年12月27日,时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的尚福林任证监会主席。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面对的是股市继续在漫漫熊市中下滑。至2005年6月,股指终于跌破千点,几乎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了证监会。但也正是从这个被认为“推倒重来”的点位,中国沪深股市展开了一轮令人目瞪口呆又屡屡遭遇打压的牛市行情,最高涨幅超过500%。

这波行情恰恰与股权分置改革密切交织在一起,而启动并成功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尚福林,却是在股市持续暴跌所引发的一片谴责质疑声中,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迈出了前无古人的改革步伐。

作为金融专家,他深刻认识到,股权分置作为重大基础制度的缺失,长期以来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稳定,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发展的创新,要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一制度瓶颈。而国有股减持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连续5年暴跌。

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九条”。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5月31日,证监会联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2005年6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相继出台鼓励基金投资、向券商注资再贷款、暂减红利税、暂免支付对价产生的印花税和所得税、允许控股股东增持、推出权证等七项利好政策。并先后推出两批共计46家企业进行试点。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当日上证指数暴涨超过8%。

截至2006年年底,沪深两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了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97%。随之沪深股市开始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上证指数由2005年6月6日的最低点998.23点上涨到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最大涨幅为513.6%。这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位。

作为股权分置的终结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这一重大改革,意味着经过20年的建设,中国A股市场真正迈入了全流通时代,这也成为尚福林任职以来的最大功绩。而他主持推出的中小板、创业板和股指期货,使中国资本市场的羽翼更加丰满,在全球也更加显得举足轻重。

【《中国经济周刊》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