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打一成语:历史未必重演 却会产生回响（鸦片战争原因分析之一）

　　贾尔斯·钱斯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及世界最大的贸易输出国。它今日的地位并非史无前例。早在1800年，中国就曾如今日一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出口国。然而，往昔的这一经济优势最终带给中国的是惨痛的厄运。中国于1840年同英国交战。到185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将圆明园劫掠焚毁一空并夷为平地，各国列强争先恐后大肆瓜分中国领土并据为己有。中国从此走向衰败，四分五裂的国土上，充斥着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上升到主导地位，对全世界经济再一次产生重大的影响，历史会否重演呢？

　　一

　　故事还要从17世纪说起。当时一些外国商人已经开始对中国的某些特有产品发生兴趣，其中最受青睐的是茶叶。到了18世纪初叶，中国的茶叶开始风靡伦敦。西方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随着前者经济的日趋繁荣而与日俱增。截至1783年，中国每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总量，已经超过580万磅。中国的茶叶还同时进人了其他欧洲市场，并开始风行于刚刚获得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西方人对中国产品的渴求还不仅只限于茶叶。18世纪中期，由于中国棉花的质地大大优于英国本土生产的同类产品，英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向进口的中国棉花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同时，西方对中国的真丝和瓷器也有很大的兴趣。但是，欧洲人对茶叶不断增长的、难以满足的需求，使得中国的茶叶成为其最大的出口产品。

　　罗伯特·哈特子爵 (SirRobertHart,1835-1911，曾任英国驻中国领事官员。译者注)是一位英国人，曾经于20世纪初期在清政府的海关总署任要职。他曾经这样写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食品——大米，最好的饮品——茶叶，以及最好的衣料——棉花、真丝和貂皮。中国人拥有了这些产品和其他许多本地产的副产品，完全无需花费一分钱去向任何人或任何地方购买任何东西”。中国人对英国产品的需求极为有限，中国商人宁愿以茶叶换取银两。1751年，四艘货船由英国启程前往中国。这些船只上共载有价值11.9万英镑的银两，却仅有约合1万英镑的货物。随着中西方茶叶贸易的建立，外国商人也越来越为寻找到适合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的产品而头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掌握着英国海外贸易的大权。为了保持其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东印度公司每年要出口占其海外进口产品总量至少10%的英国产品。中国商人为了履行他们出口茶叶的合同，也接受一些英国的绵毛产品作为交换的条件。中国的茶叶出口与英国绵毛产品的进口兑换率，存在着相当大的逆差。但是对于贸易双方而言，只要中国生意人大部分时候卖茶叶赚回的是银子，而英国商人可以将中国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回给对茶叶如饥似渴的国人，买卖中国茶叶的利润便足以弥补在交易英国产品中产生的亏损。

　　整个18世纪，随着西方对中国茶叶需求的不断增长，大量的白银也源源不断地从欧洲和美洲流向中国。仅1765至1766年一年的时间里，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货运量是其由英国输往中国的货运量的四倍之多。这中间的贸易差额均由外商以支付银两补齐。但到了1779年美国独立战争时，西班牙加入到与美国人一道抗击英国的行列中，英国多年来通过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洲开采银矿来获取白银的渠道，由此被切断了。1779年至1785年间，英国没有向中国支付过一两银子。尽管1785年后英国重新获得白银的来源，银子供应短缺的问题随着西方各国对茶叶需求的日益增长而愈发严重。仅1785年到1786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货物量，其中以茶叶为主，是其销往中国货品总量的3倍。虽然英国与中国的对外贸易，严重消耗了前者的白银储备，但是因为英国消费者对茶叶持久不衰的需求，英国政府得以对中国的茶叶，抽取100%的进口关税。截至1839年，英国财政部的全部税收中，有六分之一来自对中国茶叶所征收的关税。当时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中国之间进行的茶叶贸易。

　　1793年和1816年，英国政府先后派遣贸易使团前往中国与清皇会面，希望说服中国以茶叶换取英国的产品。1793年，乔治·麦卡特尼勋爵 (LordGeorgeMacartney,1737-1806,大英帝国派往中国与乾隆皇帝会面的大使。译者注),携带着多种可以用来交易的产品样本出使中国。这些产品中有望远镜、闹钟、地球仪、乐器、铜制的架在双轮车上的火炮等等。但是中国人对进口这些东西兴味索然。乾隆在回复英皇信柬中表示：“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你们完全不同，即便你的使者有能力在此学到些什么东西，他也无法将其传输回你们那野蛮的国度……怪异昂贵的玩意儿对于我来说毫无兴趣。正如你的使者亲眼所见，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我从你们这些奇想的发明物中看不到任何价值，所以你们国家的产品对我们毫无用途可言。”

　　二

　　罂粟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其生命期中有十天，它已成熟的蒴果会分泌出一种乳白色的、具有奇妙而复杂化学成份的汁液，从中可以提炼出一种带苦味、咖啡色的颗粒状粉沫，这就是具有商业价值的鸦片。几百年来，在中亚以及中国西部地区，白色的罂粟果和鸦片的作用，早已为当地的瘾君子们所熟知。但是，只有在后来吸食鸦片新技术出现后，鸦片才得以蔓延至全中国。新鲜的鸦片嚼起来味道苦涩，且其效力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被人体逐步吸收。但是如果把少许鸦片同烟叶混合在一起，放入一个烟斗内吸食，它便会通过人的肺部很快进入血液，随后迅速给人带来一种无比愉悦的快感。吸食者如果从最初一周内便开始每日吸食鸦片，马上即可成瘾，很快就会从每日抽一斗烟变成抽两斗，两斗又变成三斗。如果吸食者此时欲戒掉烟瘾，其身体便会产生眩晕、流泪、乏力、冷颤、腹泻等反应，以及精神上的万般痛苦和孤寂感。新鲜的鸦片色泽黑暗，揉搓起来感觉像焦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将鸦片制成一个个苹果般大小的球状体，然后将每二十个鸦片球装在一只木箱里成箱出售。

　　中国以往每年都从国外进口少量的鸦片，当作药品用来治病救人，主要用于止痛和治疗痢疾。但是自1659年起，荷兰人开始用产自印度孟加拉地区 (Bengal)的鸦片，同印尼进行胡椒的贸易。有一小部分个体商人也因此开始效仿荷兰人的做法，将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销售，而类似的交易当时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皇上反对吸食鸦片的禁令得到公众普遍的支持，向中国兜售鸦片的最初尝试皆以失败告终。177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东的分公司为了遵守中国政府禁止鸦片买卖的法令，要求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 (Madras)和孟买 (Bombay)两地的官员禁止将鸦片出口至中国。可是到了1779年，英国商人白银的来源逐渐枯竭，鸦片就成了他们可以换取茶叶的唯一商品,如此才能保证满足英国人对中国茶叶不断的渴求。中英两国间对贸易的需要，最终大大超出清政府为禁止鸦片进口所做的各种努力。

　　到了1799年，吸食鸦片的恶习已经蔓延至整个中国南方地区。清皇决定有必要颁布一条全新的、更严厉的禁烟法令。东印度公司深知清政府对鸦片的厌恶，主动限制由印度向中国贩运的鸦片数额，并将其价格定得很高。如此一来，在广东及邻近的一些省份，只有那些有钱人才吸得起鸦片。从1801年至1820年近20年间，英国商人向中国贩卖的鸦片数额，基本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大约每年5000箱。

　　然而，一些新情况的出现，使得输入中国的鸦片呈现出增长的势头。美国人此前是以银子和海豹皮换取中国的茶叶。但是随着海豹和白银的数量逐渐稀少，他们从1817年起也投入到贩卖鸦片的行当里，将产于土耳其的鸦片运往中国销售。与此同时，英国于1817年征服了印度东部的马赫拉特斯(Mahrattas)地区，使得那些个体商贩在印度又多了一条购买鸦片的途径。鸦片价格相应下跌，市场也愈发扩大。英国政府最终于1834年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贸易的垄断，从而也失去了对中国鸦片销售的控制。1820至1821年间由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共计4244箱；1825年是9621箱；而到了1835年，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总量已达到26000箱，价值约合美金1700万。随着中国对鸦片需求的不断增加，外商们意识到他们有了与中国商人讨价还价的资本。从此，白银开始流出中国。中国境内白银锐减并且越来越昂贵。中国农民的收入是以铜板计算的，却要以银子向政府缴税，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农民不堪税负的重压，逐步导致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

　　1838年时，受惠于中英两国间茶叶及鸦片交易的人群不在少数，他们包括中外商贩、中国的瘾君子们以及英国众多的茶客。还有一些受益者则鲜为人知。英国政府通过向中国茶叶征收高额进口税，在财政税收上获利丰厚。在广东以及中国沿海一带地区，当地的政府官吏收受贿赂，对鸦片非法走私视而不见。清政府通过财政税收，从广东的中国商人身上榨取了大量的贸易盈额。

　　然而，这些经由鸦片交易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开始日益加深了与中国民众，乃至英国及其他地区人们情感之间的矛盾冲突。民意认为贩卖鸦片是一种害人、缺德和悖理的行为，应该加以禁止。为了尊重中国政府持续高涨的禁烟决心，一小部分在中国境内从事商贸活动的英美商人拒绝经营鸦片。英国政府驻广东的官员也不断地对销往中国的鸦片数额加以限制。为了禁绝鸦片，清朝道光皇帝于1838年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全权督查禁烟事宜。1839年，林则徐下令将收缴的英国人贩运进来的两万箱鸦片全部销毁。这些鸦片当时的市值为200万英镑。

　　英国政府与当时英国首屈一指的鸦片商威廉·渣甸 (WilliamJardine,1784-1843,苏格兰人，医生兼商人。译者注)一直保有联系，所以完全站在烟商们的一边，并于1840年初暗地里准备派遣海陆英军前往中国。但是这一事实后来被英国媒体揭露，英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坚决反对政府向中国贩卖鸦片。公众反对的呼声，导致英议会内的反对派倡导建立起对政府可以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制度。议会还就是否应同中国开战的事宜，于1840年4月6日至8日三天里，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位接一位的发言人都一致谴责贩卖鸦片是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抨击政府对鸦片贩子的纵容，并明确指出与中国这般古老的泱泱大国交战的危险性和不可取之处。威廉·格拉斯通 (WilliamEwart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派政治家，曾先后四次出任英国首相。译者注)是众多发言者中的一位，时年仅30岁，他后来成为英国历史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首相。对于向中国宣战的主张，他当场尖锐地指出：“对于一个动机如此这般有失公正的战争，对于一个有步骤有预谋、行将置这个国家于永世耻辱的战争，此乃我生平闻所未闻。”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帕尔曼斯顿勋爵 (LordPalmerston)则对在中国广东的鸦片商们表示支持。他认为通过鸦片交易，可以为开辟英国产品在中国的市场打开一条通路。他甚至认为这场议会辩论，攸关政府的存亡。最终，帕尔曼斯顿勋爵所代表的主战派的意见，在三天的激辩中占了上风，以271票对262票，仅9票的优势，获得议会的通过。不久，英国的战舰驶入广东，打响了向中国宣战的炮声。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已经载入史册。

　　三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向我们揭示的一个道理就是，经济利益终将主导一切，无论是道德情感，还是对和平的诉求，都无法与之抗衡。是西方对中国的茶叶及其他产品的需求，推动了外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交流。然而除了银子和鸦片之外，外商无法向中国推销任何中国愿意接受的商品以平衡双方间的贸易差额，而外商的白银来源迟早会枯竭。只要中国不停止其茶叶出口，外商就只能向中国出口鸦片。而当时中外各国政府皆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输出茶叶。失衡的贸易交流导致了悖理、非法的行为，最终引发了战争。

　　当今中国与美国及欧洲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也存在着不平衡。中国向欧美出口大量产品，换回的却是大把的钞票，主要以美金为主。200多年前进口中国茶叶所需支付的银两是有限的，如今靠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电子印钞机提供的美金是无限的。中西方贸易逆差的状况令各方都不满意：中国人嫌进口的美元过多；西方人为债务的增多而烦恼。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借鉴1840年的历史教训，可以想象的是，中西方之间若无法找出一个解决双方贸易不平衡的办法，最终的结果对双方都不利。

　　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又会是什么呢？ 若想达到贸易顺差，要么外国市场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要么中国提高对西方产品的需求，要么就是双方面一同起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壮大，中国对西方产品的需求也会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何时可以达到平衡中西方贸易的程度？ 从中期的发展角度看，西方还是有必要减低对中方产品的依赖。与两百年前不同的是，今日的国际市场已经建立起一套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价格体系，可以用来调节对产品的需求。当人民币升值时，以外币进口中国产品的成本便相应增加，由此会使得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趋于稳定，甚至回落，外国消费者会从其他途径寻找到价格更为廉价的替代产品。强劲的人民币会使以人民币支付的进口产品更加便宜，中国的消费者也得以从中获益。如此一来，中国提高进口可以平衡贸易，还可以增强中国产品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廉价产品之间的竞争力。其结果还可以减缓中国境内物价上扬的压力。中国的出口商们不希望人民币太强劲，因为这会导致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缩减。可是，他们可以通过产品增值，提高产品价格来调节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压力。

　　强劲的人民币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并且历史早已向我们昭示，人民币升值也是中国重新和平迈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马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