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人行道砖图片:人性?兽性?虫性——进化论出世150周年陟览(宋牮) - 研究动态 -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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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肇始于19世纪,辉煌于20世纪。

    150年前的1858年7月1日,两位勇敢的英国人,49岁的达尔文(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和35岁的华莱士(Wallace, Alfred Russel, 1823-1913)在伦敦林奈学会各自发表了关于进化论的论文,阐明世上千姿百态的生物物种是自然进化而成,人类的祖先不是天上来的,而是大地之子,由兽类进化而成。文艺复兴以降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都没有涉及到人类自身。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驱逐到太阳系的一个角落,但他终生担任基督教神职。牛顿(Newton,Isaac,1643-1727)一生相信神创论,他的力学三大定律无损于其信仰。进化论直刺基督教神学的心脏。人类竟与猿猴同宗,亵渎了人类的尊严,使世俗人们震惊。帝王和教皇的权利不是神授,而是人类自己的勾当,这激怒了一切封建主君、皇室贵胄和神学大儒,纷斥进化论为反动,宣称达尔文是欧洲“最危险的人物”。霎时间一场批判进化论的狂澜大波席卷英国。华莱士顶不住压力,而向宗教界告饶,宣称他的进化论讲的是其它生物,不包括人类在内,人与其它有别,可能不是进化而来,而是神创的。赞成进化论的科学家也纷纷检讨,重新站队。达尔文的老师,最早提出寒武纪和泥盆纪命名的著名地质学家赛奇威克(Sedgwick,Adam,1785-1878)的站队声明是:“作为地质学家,我承认有很多证据表明生物是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些证据还不能使我抛弃神创论。我为达尔文的错误而失望。”[1] 只有少数不怕孤立的科学家,如赫胥黎(T. H. Huxley,1825-1895)和德国的生物学家海克尔(Haeckel Ernst, 1830-1919)等,顶住了社会压力,坚持始终为进化论辩护。达尔文不屈不挠,于1859年公开发表了《论物种起源》[2] 这一革命性著作,迅速被译成各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宗教改革(1517-1648)和法国大革命(1789-1799)后,基督教已无力象烧死布鲁诺(Bruno G.,1548-1600)和终生监禁伽利略(G. Galilei,1564-1642)那样对达尔文进行迫害。

    亘古以来,人们想当然认为,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是特殊的,古代神话和《圣经》都把人封于圣坛。基督教说人是神造的,神费了6天创造了天地万物:第1天开辟了光冥昼夜,第2天造了大气和海洋,第3天造山川草木,第4天造天际星辰,第5天造鸟兽飞禽,第6天造了一男一女,亚当和夏娃,人类的始祖。第7天神累了要休息,故至今人们都休礼拜日(《圣经•创世论》。[3] 中国人的始祖是神女而帝的女娲用黄泥捏成的,故色黄。三皇之身智为神授,帝王是天子(《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义》), 汉高祖是龙种(《史记》),明太祖是神裔(《明史》)。

    进化论的要义是,世上物种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种类由少变多,逐步演化而成,演化的动力是自然选择。因与观察相符,很快得到科学界多数人的支持。进化论把唯物论引入人类学,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和皇权神授的观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革命运动,点燃了全世界从新的角度研究生命科学的热情。

    到19世纪末科学界已达成共识:动物进化,有如胎儿发育。脊椎动物始自鱼类,见之于古生代志留纪。石炭纪出现两栖类,二叠纪出爬虫,中生代始有哺乳类,递新生代第三纪乃见灵长类。先有狭鼻猴,次生类人猿,无语言,降而能语,出现人类。此乃比较解剖、个体发生及脊椎动物化石所证明了的(鲁迅《人的历史》,1907)。[4] 但是,因缺乏足够证据,物理学、地学尚未发达,很多疑难尚未廓清,如地层未定绝对年龄,遗传机制不明等,进化论尚是一种科学思想,故称为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在人文领域,社会各界各取所需,滥用其概念,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仍一片混乱。殖民主义抓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旗,为其侵略扩张张目。资产阶级编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经济学。“新达尔文主义”宣称穷人是劣等人,不能给予平等自由,否则人类必堕落。[5] 纳粹德国要维护雅利安人种的“纯洁”,要“最后解决”犹太人、吉普赛人、以防“污染”。现代革命家们则深信,各民族的祖先都是平行进化而来,每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呼号为反殖民、反奴役、反压迫、争自由而战。

    严复译《天演论》[6] 于1898年在中国出版时,清廷正处于大难之中,杀了谭嗣同等变法六君子,赶跑了康有为、梁启超,暂时稳住了局面。《天演论》的传播,给了清廷更致命的一击,拆掉了封建王朝皇权天授的伦理支柱。耆老遗少们茫然无措,一片惊慌,僚儒们预感大厦将倾,遂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1898)之谬妄,祈求稳住阵脚。以“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为中心思想的进化论一经传播,即成为中国先进知识界团结奋斗、救亡图存和维新革命的有力暗器。13年后伟大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制度。

    进化论昉起至今,现代科学突飞猛进,几乎每一学科的新发现和新理论都直接或间接支持了它的基本思想。物理学的进步为地史和古生物化石的测年提供了可靠的新方法,分子生物学发现并实验证实了生物遗传机制,动物学及比较解剖学对各物种的体态结构和生理特征有了更深刻的知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找到了丰富的化石证据,缕清了大多疑难,为进化论提供了无可质疑的佐证,从而使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变成已被证实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成就了一门精密科学—进化生物学的出现。[5] 反过来,进化论科学地位的提高又进一步把现代科学稳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在现代社会中的各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生产、消费、医药等社会事务中,我们处处感到进化论的科学意义,享用着它的指导作用。

    20世纪自然科学对进化论的贡献,荣其大端如下。

    居里夫妇(Pierre Curie,1859-1906,Marie Curie,1867-1934)于1898年发现放射性元素钋(Po)和镭(Ra)以后,建立了放射物理学,为测量岩石和化石的绝对年龄提供了新的可靠方法。爱尔兰大主教1650年出版的《旧约编年史》曾断言,神创地球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中午,地球年龄仅5600年,今已成笑柄。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W. Kelvin,1824-1907)猜想地球年龄为2000万-4000万年。也有人根据海水含盐度推算地球年龄为1亿年;另据地质沉积厚度推算为5.0亿年。20世纪利用放射性元素如铀-238、铀-235、钾-40等的半衰期已准确地测出天落陨石和小行星的绝对年龄,推知太阳系诞生于50亿年前。地球和月球同庚,年龄为45.6亿年,海洋已存在了40亿年。地质学家制定了井然有序的《国际地层时代年表》,精度在10万年以内。所有已发现的古生物化石都可按表入座,确定它生存的年代。[7, 8]

    地球生物进化全景史的测定已基本完成。38亿年前(太古宙)出现细菌、藻类等原核单细胞生命。20亿年前(早元古代)出现硅绿藻、有孔虫等真核生物。10亿年前(中元古代)出现珊瑚、水母、海绵等多细胞生物。5亿年前(古生代奥陶纪)海洋中出现鱼类等脊索动物。4亿年前(志留纪)水生动植物爬上陆地,此前陆上未发现任何生物痕迹。两栖类始见于泥盆纪(4.0-3.6亿年前)。陆上原始森林始于3.6-3亿年前(古生代石炭纪)。恐龙等爬行动物和鸟类始见于中生代三叠纪(2.5-2亿年前),兴旺于侏罗纪(2-1.5亿年前)。恐龙灭绝于白垩纪末(6500万年前)。哺乳类动物始见于晚三叠纪(约2.0亿年前),兴旺于新生代(6500万年前至今)。最早的灵长类猿猴化石发现于新生代渐新世地层(3000万年前)。与人类已很接近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曾生活在400-100万年前。北京直立人(Pekinensis)、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等50万年以前即生活在华夏大地上,已掌握取用火和制造使用工具技术,脑容量为700-1000毫升,比今人(1450毫升 )略小。[9, 10]

    分子生物学关于生物遗传机制的发现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11] 各物种如何能繁衍和父母基本相同的后代曾使数代科学家迷惘焦炙。奥地利中学教师、神父孟德尔(Mendel,Gregor Johann,1822-1884)做豌豆杂交试验,发现植物遗传因子分离和自由组合定律,1900年才为世人所知,肇始了遗传学的研究。[12] 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Morgan,Th. H.,1866-1945)长期从事果蝇遗传研究,证明遗传基因藏在细胞核中的染色体上,并找到了部分基因的位置,对遗传理论做出了奠基性贡献。20世纪上半叶,英国、法国、美国、北欧的生物学家们在实验中发现,细胞生产的蛋白酶是催化细胞代谢的关键物质,是由基因控制的,提出“一个基因对应一种蛋白酶”的假说,后来由实验所部分证实。

    到1940年代末,科学界已了解染色体中载有遗传基因信息的物质是由4种核苷酸(腺嘌呤A,鸟嘌呤G,胸腺嘧啶T,和胞嘧啶C)联接成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化合物。1953年4月25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遗传学家沃森(Watson J. D.,1928- )和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Click F. H. C,1916-2004)的一篇论文《核酸的分子结构》,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阐明了遗传物质DNA的结构、生化和遗传特性,完美地解释了生物能准确遗传后代的生化机理是DNA的双股互补复制,这一发现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的赞扬,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Wilkins M. H. F.,1916- )一起获1962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13, 14]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们接续努力,终于明白了生物遗传的基本原理,原来所有物种的细胞中都有数条染色体,上面负载着遗传物质DNA。人的每个体细胞都是双倍体,有23对染色体,生殖细胞(精子、卵子)都是只含有23条染色体的单倍体。1960年代国际遗传学会商定了命名办法,按染色体长度排列,1-22号为常染色体,第23对XX(女性)和XY(男性)为性染色体。人的DNA总长度为3×109个核苷酸。20世纪末开始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已经完成,每条染色体上的DNA精细结构已经被确定并公布于众。到21世纪初已完成数十种动植物的DNA测序工作。对各种生物的遗传物质DNA序列的对比分析表明,人和其他生物的遗传基因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的DNA有相当部分是相同的。人与其他哺乳类动物的DNA重叠在75%以上,甚至与细菌、酵母、线虫等低等生物也有15%-40%的重叠。[15] 已辨认出相当数量的基因是共同的,称为祖传基因(Orthologous genes)。人的23对染色体中有135个片断与最原始的文昌鱼(Aphioxus)的相同,重合部分达95%。[16] 珊瑚虫的1300个基因中发现有90%与人的相应基因相似。[17] 这为生物进化同源说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研究比较各种动物的身体内外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异同,称为比较解剖学。20世纪又有无数新发现。[18、19、20] 人和真兽类(哺乳纲真兽亚纲,33个目,120个科,4500个物种)的解剖结构有根本的相似性。皮肤结构和功能相同,都分为表皮和真皮两层,内有乳腺、脂腺、汗腺、味腺等腺体。真兽类骨架与人大同小异,都分成颅骨、躯干骨和附肢骨三部分。脊椎的构造相同,颈椎都是7节,胸椎12-13节(人12节),腰椎5-8节(人5节)。只有人的骶骨和尾骨与有尾巴的兽类稍有差别。人与猿类的附肢骨架完全相同。肌肉都分为骨骼肌(附着于骨)和随意肌(神经控制下收缩或弛张)。神经系统复杂性不同,但解剖结构相同;都有中枢神经和自主神经系统;脑分为脑髓、终脑、后脑、延脑(含小脑),都有脊椎神经丛,为大脑传递信号。灵长目都有一对眼睛,视觉结构相同。所有兽类的耳朵都有听觉和重力定向两个用途。真兽类消化系统都与人相同,由嘴、舌、牙、食管、胃、肠、肝、胰、肛构成。都有两套牙,乳齿和恒齿;灵长类有18-36颗牙。人和类人猿的牙列都是32颗,每象限2个切齿、1个犬齿、2个前臼齿和3个臼齿。血液循环系统中,鸟类和兽类的心脏都有功能相同的4个腔(左心房、左心室和右心房、右心室),两栖类3个腔,鱼类2个腔(1房1室)。所有兽类的泌尿系统都由2个肾、输尿管、膀胱、尿道组成。雌性生殖系统中有双卵巢、双输卵管、单子宫,雄性有外挂阴囊、睾丸、精囊、输精管、前列腺、阴茎。怀孕期猿猴亚目140天,狐猴132-134天,猕猴146-186天,长臂猿210天,黑猩猩250-290天,人269天。平均寿命狐猴15年,猕猴25-30年,黑猩猩40-60年,人70-75年。内分泌系都有肾上腺、胰腺和分布于各处的性腺等。[10, 20-22]

    20世纪的生物学、动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已证明了人和猿、猴这些灵长类动物有共同的祖先,与哺乳类动物同宗,与地球上一切噍类同源。人在生物分类学中的地位已毫无疑义地被判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人超科中的人科、人属和唯一的现代智能人种。黑猩猩、倭猩猩和大猩猩是人类最近的堂亲,于500-700万年前分途进化。长臂猿和猕猴等灵长类是人类的远亲,分歧进化于1800-2500万年以前。灵长目与其他兽类分歧于约6000万年前。现存于西非的倭猩猩(俗名Bonobo,学名Pan paniscus)与人类的亲缘最近。[10] 发生于30亿年前的原核单细胞生物是地球上一切生物之源。从单细胞生物到现代人类是一个30多亿年的不断的进化链。达尔文曾推测,在现存不同动物群之间一定存在过中间过渡型动物,它们的化石都被20世纪的古生物学家们找到了。

    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无论肤色、民族、语言如何不同,都属于同一个人种,即现代智人(Homo sapiens)。数万年前地球上生活过多种不同的人种,如南方古猿,欧洲的尼人(Neanderthal man)等或者已灭绝,或者已相互融合。现存的人类,任何民族之间都可以通婚和生育身体健壮和智力正常的后代。基因序列分析表明,同卵双胞胎的DNA完全相同,同胞兄弟的DNA有99.95%以上是相同的,世上任何两个现代人的DNA相同部分都在99.9%以上,而人类与其近亲黑猩猩的DNA相同部分只有95%左右。

    在最近200万年的历史上,全球各大洲之间发生过多次人群大迁徙。可辨认的有:从非洲向欧洲和亚洲的迁移(180万年前、40万年前、5万年前),从亚洲向非洲和欧洲的迁移(3万年前),从亚洲向北美的迁移(1万年前),从亚洲向大洋洲和太平洋诸岛的迁移(2万年前)等等。[8] 近年对母传线粒体和父传Y染色体的基因序列对比分析表明,无论是白种人、黑人、黄种人或棕种人,大家有共同的祖先,属于同一个现代智人人种,不存在生物进化程度的差异,没有优劣之分。各民族的差异仅在于历史、文化和环境的不同,即后天获得的性状有别。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优劣民族论”已被科学所彻底推翻。全世界各族人民是同祖同宗的大家庭。

    试想每一个人都必须有2位父母,4位祖父母和外公外婆,缺少任何一位你就不会出生。向上类推,5代前应有32位玄祖;10代前有1024位嫡祖;20代前直系祖先超过100万。易推知,人数为N的同宗人群的共同祖先当在n代以前,n=log2N。按中国名人家谱,过去2500年间,平均每两代人间隔约为30年,传衍30代需要约1000年,那时你的遥祖父母超过1000万人。最近有数学家证明,凡生活在(1.77n)代以前的并留有后代的每一个人都是今人的直系祖先。[23]换言之,今天全球人类的基因总和是一个早已混合无垠而不均匀的庞大基因库,各民族“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史前社会在中国江河平原种稻黍的先人,在埃及建金字塔的劳工,在欧洲狩猎驯马的乌克兰人等,都是我们每一个今人的直系祖先。

    人类能进化到今天的优秀和强大,胜过一切其他动物而统治着整个世界,是因为我们获得了理性,即认知世界、概念思维、逻辑推理和创新的能力,也就是认识世界、适应环境和局部改造环境的能力。动物学研究表明,其他动物如灵长目也有初等的认知、简单的思维和粗浅的推理能力,但都不如人类的能力那么强大、系统和深刻。只有人类具备理性思维和行为能力。

    人的理性包括感性认知,学习记忆,思维推理和智能创新四部分。

    感性认知是通过观察和接触,认知周围事物的特征性属,形成概念,区分类别,认清其相互关系。动物认知食物和猎物,鼠见猫逃窜等,多是先天遗传技能。除高级灵长类外,都不能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影像,经长期训练也不成。学习记忆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发达的大脑是浩瀚记忆力的物质基础。符号语言和文字是思维和表达思想的工具,积累和传播知识的手段,是人类独有的后天习得的技能。能根据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推论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良好的悟性,探求真理的勇气和为集体利益的献身精神使人类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创新智能。伟大革命事业的成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存条件和健康水平的提高等都是人类智能创新的产物。

    理性是后天获得的能力,灵敏的受感器官,可靠的神经系统和强壮的大脑等是理性的物质基础。生物学公认后天习得的性状和能力不可能遗传子代,至少短期内不能。[5, 24] 每代新人的理性要从头学起,靠社会文化(制度、习俗、道德、风尚)和教育塑造而成。社会文化的进步和教育制度的完善是培育公民的良好品德、优越智慧和坚韧的创新精神的必要条件。没有先进文化的陶冶和良好的教育而指望天赋予睿智美德是与科学规律相悖的。

    人是社会性动物。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生产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政治制度、法律规范、道德观念、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人的理性是从社会文化中,即群体的经验、知识和习俗中通过模仿、传播、学习和教育获得的能力,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表现出来。新生儿都是文盲,生来即孤单孑立与社会隔离的人无理性可言,连语言都不可能掌握。考古发现,人类文化于新旧石器交接时代(1万年前)发生了急剧进步,称为“文化大跃进”,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文化革命,在5000年的时间内传遍全世界。开始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200年内就扩散到全球。一场革命可在数十年中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一项新的发明创造数年内就能普及到全社会,改变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文化的飞速进步与人类基因进化的缓慢形成鲜明反差。人的肌体结构、生理功能和大脑容量在最近5—10万年内没发现有可观察到的变化。进化分子生物学的观察指明,在正常情况下,人类基因组每代合子(受精卵)中的DNA上核苷酸变化约为5×10-5,每代子女与父母相比最多有1-2个基因有些微变异。只有经过千百代的积累,人的生物特性才可能出现可察觉到的变化。所以人类文化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与基因进化没有直接关系。搬用生物进化规律去解释社会现象,像“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去圣化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以“优胜劣汰”为奴役掠夺弱小民族的殖民主义辩护,都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已被科学界彻底摒弃。

    然而,人的生物性本质是社会文化发生和进步的总根源。文化总是围绕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繁衍后代而展开。宗教的本意是要人们寄希望于幸福的天国和美满的来世。鲁迅说,文学艺术也是在生存斗争中产生的,最初是功利的,如无功用,事物就不见得美了,[25] 爰爱情成为文学艺术不朽的主题。国家制定法律法规,规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规范社会生活中的人间关系,保障生活和生产活动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盖应以保护和提升人性为底。此故社会主义旗帜上写着以人为本。任何信仰、政治理论和主义都应该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进步,否则人们不会接受它。总之,是人的生物本质牵引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20世纪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成就都提醒我们,人类不应该陶醉于自己智能的增长,思想的进步,科技的成就和对自然界的某些胜利,绝不要忽略人的动物性这个本质。不管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即使走出了地球,登上了月球,也可能造访火星,都不可能改变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躯体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产生于和存在于自然界。人类是地球上30多亿年的生物进化链中的一环,我们已彻底适应了这个自然环境,每一滴血、每一种行为、每一种思想、每一种理论、每一种主义都是这个自然界的产物。人不能成仙,自然界不能超越,更不能破坏,否则就是人种的堕落、死亡和灭绝。航天科学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宇航员要飞往地外星球,飞船上必须有类地的人造环境,否则就必死无疑。

    人类的生物性本质和其他哺乳纲动物,即真兽类(Theria)是共同的,科学界通称为动物性或兽性(Animalism或Therium)。 古人以“禽兽”当恶骂,“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有如“鬼魅”、“恶魔”,文学夸张而已,并非物名。命题正名时就有“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尔雅•释鸟》),灵长目动物也都是兽,并无贬义。人本四足寡毛,叫“裸猿”,誉兽无愧,庶几有助于把人从自封的神坛上请下来,归乎自然。

    20世纪末分子遗传学又发现人还有虫性遗风。人的基因中有100-200个与细菌相同,[17] 与线虫、昆虫、珊瑚虫等有共同的祖传基因,有的重叠高达40%。[26] “古人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呢。”(鲁迅:《华盖集》)。恩格斯说:“人类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是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人性和兽性在程度上的差别”。[27]

    倘若把人的生物性称为兽性,则人性等于兽性加理性。兽性来自遗传,基因万年笃守,千年不见有变。理性获自文化陶冶和教育,随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而迅速变化。近代进化生物学者们一致认为,兽性难改,理性的可塑性却很大。文化、科学和教育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机杼。即使人的兽性万年不变,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总在提升着人的理性,增益着人性的光辉。

    后天获得的理性,如科学、文化能否影响人的兽性进化?科学界仍有争论。20世纪生命科学主流仍然否定法国拉马克(1744-1829)的“用进废退的获得性状”可遗传后代的理论,认为缺乏实验证据。也有科学家认为,科学文化的进步会影响甚至操纵人的遗传特性,如优生优育、基因修饰和治疗,使后人免疫能力更强,变得更健康,更聪明,那是可能的。

    后工业社会和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马尔萨斯和达尔文倚重的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自然规律”,这是社会、文化对人类遗传性能影响的典例。然而要想脱离人的生物学基础,把人变成神仙,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人类有史以来就战争不断,灾难频发,尤以20世纪为烈。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却发生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和200多次局部战争,死伤2亿多人口。引起战争的原因多不胜类,对人性的谬释和理性的丧失是很多不义战的根源。自诩为“优秀民族”,长达500年的殖民主义(1450-1950),清除“劣类”以防“血缘污染”的法西斯主义,搞民族隔离和剥夺公权的种族主义,煽动种族仇恨,耸暴致大众恐惧的恐怖主义等,进化论兴起后的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了这些虚幻的荒谬和这类政策的反动。

    充分了解进化论以来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最新成就,深切理解人的生物本质、理性进步的必要条件和能达到的高度,对各级政府、公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正确把握人性天道,汲取史鉴,理解和建设以人为本的理性社会都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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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hrlich PR. Human Nature-Genes, Culture and Human Prospects. Penguin Books, 2000.

[25] 鲁迅. 《艺术论》译本序. 鲁迅全集(卷四).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6] Venter JC, Adams MD, Myers EW, et al. The Sequence of the Human Genome. Sciences, 2001, 291:1304-1351

[27] 恩格斯. 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收稿日期:2009-3-9 修订日期:2009-3-12

* 此文2008年11月1日文汇报第5版科技文摘专栏已刊登摘要,此次发表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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