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老婆王卓实:“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 黄宗羲民主思想简论（三）

0

献花

“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 黄宗羲民主思想简论（三）

作者：黄忠晶 2010-10-25 08:04:42 发表于：博客中国

在论及法的问题时，黄宗羲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明夷待访录·原法》，以下只注篇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二帝、三王都不是为一己立法，而是为天下立法。而三代以下，“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原法》）两者立法的出发点根本不同，所以说一个有法，一个无法。黄宗羲的意思是，君主为一己、一家的目的立法，这种法律就不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只有为天下人的利益立法，才是正当的，有效的。

三代之法的特点是无法之法：“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这是对“为天下立法”的具体说明。由于立法是为天下之人而不是为君王自己，法并不是君王拿来对付老百姓的，而是协调百姓之间的关系，共求大利，所以不须将法律弄得十分细密严苛，只需简约明了即可。这一法治环境就显得十分宽松和谐，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君民对立的基础上，而是体现了两者根本利益的一致。

这里可见的是，黄宗羲不仅取用了儒家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还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道家、老庄无为而治或无为不治的思想，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法治观，对于传统思想是一个突破。

而“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原法》）三代以下之法，一言以蔽之，是一个私字，是为帝王一家立法。法是君王拿来维护自己一家的利益、对付臣下和百姓的工具，因此，越是细密严苛，对君王就越有利。但这一做法只是君王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这个一家之法是建立在君民对立、为君王一家牟利、损害百姓和天下之大利的基础上，其法越是细密严苛，这种对立状况就越是剧烈，所以黄宗羲说，天下之乱就生于这一非法之法中。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是乱世之源的说法，是对传统法家思想的彻底摒弃。

在法的问题上，黄宗羲还对荀子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的说法提出批评。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原法》）天下之人都在“非法之法”的掌控之中时，即使有治世之能人，他可能发挥的作用要受到极大限制，只能在这一范围作一些小修小补，于大局则无济于事。在没有“治法”的条件下，任何“治人”都不可能力挽颓势，天下大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或迟或早的问题。如果先王之法即天下之法存在，即使施行法律的人或有不当，只要他不敢从根本上推翻这一大法，对于天下的危害就不会太大，而且是有办法避免的。

有论者对黄宗羲的天下之法评论说：“既然‘天下’并不具有公民社会之含义，‘天下之法’也就不可以被理解为体现‘公意’的法律；况且，‘天下之法’建基于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它最终还要绝对地服从于君主的权力。因为黄宗羲并未赋予人民以立法权，所以，他所谓的三代之法即天下之法，只是仁君所立授之于民的，而非天下之民所立授之于君的。‘天下之法’的实质并不是‘人民为人民立的法’，而是‘君权为人民立的法’。”（ 程志华：儒学民本思想的终极视域——卢梭与黄宗羲的“对话”，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

我认为，黄宗羲说“天下”，就是指的“天下之人”、天下人民，这就相当于西方所说“公民社会”，“天下之法”应该被理解为体现“公意”的法律，它是一个国家的大法，具有宪法的性质。其最根本之点，是明确指出这个社会是“民为主，君为客”，君的职责是“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黄宗羲确实没有明确谈到人民立法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天下之法’并不是‘人民为人民立的法’”，但这并非该法的“实质”，而只是该法产生的程序；该法的实质应该是体现了公意即人民的意志的，因为它的根本点是为人民谋利益。

“天下之法”固然不是“人民为人民立的法”，但也并非像该论者所说，是“君权为人民立的法”，是“建基于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它最终还要绝对地服从于君主的权力”。我认为，黄宗羲的天下之法，是人类社会本然存在的法则，先于君、民而存在的，并非是君发明而“授之于民”。许由、务光、尧、舜、禹这些圣人、“仁君”，没有一个是创立这一根本大法的；这个法也并非其“个人道德品质”所至。因为不堪君的职责之苦，他们都想逃避这一根本大法所规定的君的职责；但他们都不得不服从于这一根本大法，而不是这个天下之法“绝对地服从于”他们。既然如此，也就不存在由谁来立法的问题了。

《明夷待访录》中没有论及人民立法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黄宗羲的学生全祖望在该书的跋中说：“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也许还有不少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更为激进的思想，由于“嫌讳”而没有刊印出来，其中包含人民立法的思想。这是一种不应该完全排除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