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笑倾城的歌曲:知识女性的“私小说”

知识女性的“私小说”

  花随月转阴晴收录于新华副刊

    知识女性的“私小说”——评赵玫小说《林花谢了春红》

    文/卢桢

    从《秋天死于冬季》、《漫随流水》，再到《八月末》以及新作《林花谢了春红》，赵玫的女性知识分子系列长篇已达四部，这些作品和她的唐宫历史女性系列、当代都市女性系列并置一堂，成为其又一标签式的写作特质。今天，多数作家更为看重社会历史因素抑或政治道德观念对女性的影响与塑造，从本质上说，他们并未突破谌容《人到中年》那种对女性知识群体的关注向度。相较之下，赵玫的女性知识分子系列作品显然独标一格，风格鲜明，她更为关心这一群体独特而细微的精神内在时空，为其内宇宙点燃明灯，照亮她们的内心世界。她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那些举止幽雅，知识渊博甚至学贯中西的文化女性，她们的精神世界往往更为复杂多姿，也更容易遭遇生存的危机感。于是，赵玫深入女性的生命内部，探讨女性悲剧性宿命的本源，她的写作也表现出“向内转”的倾向。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将女性人物内在精神活动作为其灵感的来源和表现的对象，对她来说，内心世界无需再被投射到外在的陌生领域，抑或受到社会、历史、政治因素的塑形，它本身即已构成其目的，这正是赵玫抒情美学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林花谢了春红》这部新作，对赵玫女性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做出审美判断和价值估衡。

    首先是对作品内在精神性的强化。在近年的写作实践中，构建都市知性女性的欲望旅程，破译她们的情感密码，正是赵玫有意为之的文学尝试。她笔下的都市人特别是女性大都摆脱了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也较少受到宏大历史政治逻辑的束缚。她更为关注女性更进一步意义上的解放，亦即从经济自由过渡到精神自由，从解放肉体过渡到解放灵魂。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意识和文学发展走向被一些批评者描述为“从灵魂向肉体倾斜的过程”，而赵玫早期的作品也大都以女性追求肉欲满足作为张扬女性权利的。这种性的放纵表达或许直接，但难以尽现都市女性生存独立之后的心理景观。因此，通过知识女性题材的创作，赵玫完成了一次“从肉体回归灵魂”的过程，文本中的欲念之力依然强劲，但它已经不再是两性关系的决定性力量。即使肉体消亡，人的心灵依然会有一部分留下来，永生不灭，这正是心智的力量，是灵魂的召唤。作家告别了青春期写作那种激情宣泄或是喃喃自语，在思想上表现出更多的“中年写作”的思辨特征，从而强化了其作品的精神内涵。

    其次是对极端之美的推崇。尽管作家一再宣称，希望在人生中尽其所能、顺其自然，让人物自在地生存于文本空间，自由选择她们的人生。不过，她依然乐于将人物置于各种道德习俗、伦理观念的对抗之中，以极端化的场景渲染着“暴力”的痛感之美。在爱的极端，蓼蓝如同一个主动为爱献祭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甘愿坚守那种无法看到完美的虚空；而在恨的极端，她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如同局外人一样迷恋于死亡的过程。再看本应属“稳固联盟”的女性情谊关系，同样也走向了极端的分崩离析，爱情的被虐与施虐，使女性情谊不再牢固。女人之间、哪怕是同胞姐妹也不再互相信任，留下的只有仇恨和报复，形成一个个恶性循环。凭借对传统经验的极端化处理，作家将血液的浓度与温度注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张力”这一模糊的概念在具体的操作中呈现出意外的“极端之美”。极端化的心理营造，正可激发人物寻求彻底“摆脱”的欲望潜能，使他们体验到存在的诸多可能性，借助来源于“痛感”内部的力量，对人性保持不断的反思。

    再次是对语体实验的执着坚守。赵玫的小说实验化的语体特征，向来是评论界的学术兴趣点。在本作中，蓼蓝是唯一具有实名的人物，而其它人物都以“女主编、女编务、女校长……”加以标示。面貌不清的外部人物塑造，反衬出作者对内在印象细节与个体精神分析的重视。正如伍尔芙一样，赵玫紧追人物的意识与感受，其文字的“语感”也成为意识流式的、与心灵同构的话语方式。通读文本之后可以发现，作家经常采取变换人称的方式，使每个人都成为文本不可或缺的存在，让每个人都具有均等的出场机会，而蓼蓝不过是穿插多重线索的一个因子，散点叙事的艺术效果跃然而生。为了让每个出场人物都能袒露内心，内聚焦的情绪化叙事便大量汇集于文本，甚至有两个章节基本都是立足于蓼蓝或她丈夫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方式，直接和读者进行心灵对话。于是，每个人物的故事或是由他们自我独白而出，或是被他人“叙述”而成，内部与外部世界两相交流之后，人物变得逐渐立体而丰满。再如赵玫近年来一直乐于采用的悬疑效果，在这部作品中正是通过女编务的身份问题、以及她以杂志社为背景，将每个成员的情感隐私公诸于世这一报复计划实现的。“身份”和“计划”本身，增强了文本多义性的表达，这大概正是作者的审美预期。

    赵玫说过：“她希望自己能以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进入写作。她会非常在乎一部作品的思想含量，甚至努力讲究遣词造句。”这种融合知性思维与实验特征的表达，不仅使赵玫的小说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质感，也体现出作家自身对“知识分子特质”的理解与表达。有些读者认为赵玫的小说因其“内倾性”明显，因此当属女性私语小说，缺乏与时代的直接对话。而笔者以为，与时代对话的方式亦有多种，抒写底层人物、直刺现实时弊固然合理，但在过分强调所谓终极价值、使命担当的年代，赵玫对自我的顽强坚守，对女性隐秘而细微的内在世界的理性探索，也在另一层维度上实现了担当。而知识女性系列中对昆德拉、戈达尔、波伏娃、伍尔芙，特别是本作中对策兰的致敬，更可定格其创作的知识分子精神，也折射出作家一贯坚持的知性立场和人道情怀。（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