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度的多音字能组什么词?:兵团人对兵团的思考（三）_______自然的暴虐、政治的威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7/07 14:08:51
兵团人对兵团的思考（三）_______自然的暴虐、政治的威风
原内蒙兵团三师政治部 李沣
“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从众多的兵团战士的回忆文章看到，自然条件不管多么恶劣，劳动不管多么艰苦，他（她）们在集体的战天斗地中，还是充满着自信、勇敢、向上甚至于还有一分乐趣。但一谈到与人斗争，给他（她）们带来的只有无奈、恐惧和挣扎。
兵团是个准军事组织系统,名义上是“屯垦戌边”，但实际上主要是开荒种地和从事各种工副业生产。在内蒙兵团的六个师四十多个团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占绝大多数。内蒙兵团的六个师，从最东的草原到最西的沙漠，中间的条件好一些，两边的条件都很恶劣。开荒种地，把草原变良田，把沙漠变良田，这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像定点在库布其沙漠的二师二十团。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境内。黄河以南横亘东西。以它的博大为自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我们的连队就建在它的脚下，一个叫“二圪旦湾”的地方。这一带常常狂风大作，大沙漠毫不吝啬的把漫漫黄沙播撒到天南地北的各个角落。沙化的日益严重把当地的农牧民带向了贫瘠的深渊。种子播种不久便被沙土覆盖，因此很难得到理想的收成。当年二十团决定在此建点儿，就已经给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交通的不便让我们本已是“一穷二白”的惨状更加的雪上加霜。连队的伙食资源极度缺乏。战士们除了每天“一头两干”的伙食，（即窝头、萝卜干和山芋干）基本上沾不到“油星儿”。（心潮：《我的兵团生生涯》）
心潮在《我的兵团生涯》中还继续说，要在这“一穷二白”的地方扎根屯垦，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要盖房需要砖，要解决砖就要自己建砖窑烧砖，首先就要建砖窑。他们从零开始，从头起步，建砖窑，脱砖坯，烧窑出砖，自己盖房。要种地，首先要移走滚滚沙丘，二十三团八连在连长毕家良带领下，就是用土筐抬、脸盆端，日夜奋战，搬走了一个个沙包，造出了一千多亩良田。对这些十几岁的学生来，这种“白手起家”的创业之艰辛，以及经受的种种磨难，是在正常社会进程中的正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十几万兵团战士可以说都经受住了大苦大累的考验。
陌生而繁重的劳动，强加给了这些“知青”（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按照原来的《宪法》还没有进入劳动者的行列，还需要属于童工）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法律已不复存在。在“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和争先进、争“五好”的政治氛围下，兵团战士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难而上。
一师的几个团，在改造沙漠中，付出了种庄稼的农民想象不到的艰难困苦，但收获却微乎其微。兵团的各个连队，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生活状况都有很大差异。像三师的二十一、二十二团，生活、生产都有劳改场打下的基础，而二十三团及一师的一些团，都是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开始，真所谓“一穷二白”。但很多兵团战士真正发扬了“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战天斗地作为了一项豪迈的事业。在回忆那段难忘的经历时，作了如下的描述：
女生排有一个副排长，干起活来身先士卒，重活累活抢着干，泼辣的让男生都佩服，大渠跑水的时候，第一个跳下去堵口子；冬天干活总是甩了棉衣，满头大汗。记得我们在修建新点宿舍时，她们排负责运砖，每辆小车一个人拉四个人推，装的满满的一定是那位副排长拉的车，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铺满了被刮来的厚厚黄沙，她拉着车艰难地走着，突然跪倒在沙地里，推车的战士争先恐后地去换副排长下来，让她休息一会儿。可她死死的把着车把，站起来继续拉车，嘴里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谁换都不肯。听说两年后，她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被病痛折磨的不成样子，她没有离开连队去治病，反而要求去烧茶炉，在水与火的环境里为全连战士烧着开水，令战士
我们那一代知青在整个民族的困境中，选择了磨难，在磨难中寻找着生命的意义，当我们用叙述去追忆那逝去的时间，能够感受到一种力量，那就是坚强，我们可以自豪的说，病痛和伤痛并没有战胜我们，而是给我们在整个人生道路上，留下了那种战胜病痛和战胜困难的神奇力量。（乐翁：《兵团生活琐事》）
内蒙，塞外之地，锡林格勒大草原的白毛风，库布其沙漠的狂风卷沙，其寒冷是内地人无法想象的。我对塞外冬天的西北狂风和剌骨的寒冷深有体会。71年冬，可能是为了整党的事，我到刚组建的二十五团，晚上把我安排在团部的一间招待所里。一沿大坑上罗着十几床棉被，坑下生着一个铁炉子。半夜冻醒后，感到彻骨的寒冷。然后把皮大衣铺在下面，上面盖了两床被子，仍然冷的不能入睡。然后再起来，下面铺了三床被，上面盖上棉被和皮大衣，上面暖和了下面又冷的不行，冻的一宿没有睡好觉。说明塞外的剌骨寒冷，棉不能阻挡，只有皮和毛。
对这种寒冷，兵团战士 的回忆中有很多生动的描述：
眼看着就要进入冬季了，屋子里越来越冷，我们每天干着超体力的活，回到宿舍住在潮湿阴冷的屋子里。睡到半夜醒来用手一摸，鼻子和脸都是冰凉的。那年冬天，屋子里面墙的四周都冻了冰。晚上睡觉先把棉裤脱下来，盖在被子上；坐在被窝里，用穿着秋裤的两条腿捂热了被窝的上半截，再把棉袄脱下来盖在被子上，把大衣也一起盖上；穿着袜子戴着口罩皮帽子钻到被窝里，紧紧地团着身子睡觉。”《我的兵团历程》
班里的人少了很多，原来住四个人的土炕一般只剩了一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班里也没有生火，我把战友的被褥拿来，铺的铺，盖的盖，最多可以盖上三床被，先是穿了棉衣棉裤钻被窝，等一会，被窝里面有了热乎劲再脱去棉衣棉裤继续捂着被窝，睡觉的时候把棉衣蒙住脑袋，留一个通气孔就可以了。《兵团生活琐事》
再说苦，顶着寒风挖渠，体力消耗殆尽，中午在工地上吃饭“中午食堂的战友给我们送饭菜，为了保温盖了三层棉被，到工地拿出馒头还是冻成冰。咬，咬不动；啃，啃不下来，没办法，只能找一些柴草烧着吃，烧一层吃一层，天天如此。在这样困难情况下，没一名战友叫苦，手冻肿了，脚冻伤了，耳朵冻起泡，战友们还是迎着困难继续战斗。”
说起兵团的苦和累，最令人心痛的是兵团女知青。她们所承受的劳动强度和体力付出、她们所经受的艰苦生活和精神重负，在中国的土地上无人可比!城市的姑娘自不必说，就是农村的女子也在之下。女孩们寒冬腊月也照样和男生一起外出挖渠。作者中很多是女知青，读她们写的文字，回想起当年的一幕幕往事，我几次落泪。《乌加河大会战》
读了众多的兵团战士的回忆后,发现一个重要的思想现象,即兵团的自然环境不管多么恶劣,生活条件多么艰苦,干活劳动多么苦和累,业余生活多么苦躁无味,他们都能勇敢地面对,顽强地坚持,咬紧牙关忍受,甚至于苦中作乐.我仔细阅读了乐翁的《兵团生活琐事》、何岚、史卫民的《漠南情》、龚玉的《那年那月那人》、木一的《走过花季》，他（她）们讲起那年、那月、那人、那兵团、那连队、那出操上课劳动，那战天斗地流血流汗、那忍饥挨饿受苦受冻，都心情平静地娓娓道来，流露出一种新奇、骄傲、或者调侃，当然而也有无奈。《那年那月那人》的序中有这么一段概括：
“书中所写的，大都是兵团生活劳作的亲历之事，细微而生动，质朴而真实，年轻人特有的苦乐情怀尽在其中。精彩的段落实在太多，不能一一列举。有离开家乡告别亲人的不舍，初见塞外荒凉的失望和不安，学做农活时的笨拙和努力，有麦收时披星戴月的辛劳，在冰碴水中插秧种稻冷水浸肤的痛苦，打场时连续夜战困倦时的难忍，寒冬挖渠超强度劳动的咬牙坚持，还有学木工活的用心，当卫生员的紧张，骑马赶车突遇险情的后怕，放羊时的孤独，牧马人转场时的艰险，还有偷空游泳的爽意，篮球比赛的奋力，看电影演节目的快乐，读书学习中的思考，探亲回家的兴奋和离家时的惆怅，推荐入学离开兵团时的喜悦，受伤患病时的痛苦，大返城时各寻门路的惶惶然，也有偷鸡摸狗和被抓逃跑的回忆┅┅。
“步入兵团，我们只是十六七岁的刚刚走出学校还没有经历过暴风雨袭击的树苗。割麦子、挖大渠……诸如此类的超负荷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默默地承受着，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在那个年代，我们太无奈了。（《我当卫生员》）
乐翁在《兵团生活琐事》中对他们的沙漠经历和违法纪律，有如此描述：
吃过晚饭，对沙漠的好奇驱使我们产生了沙漠探险的愿望，几个人商量好去营房边上去玩。我们都是从宣武区一起来的，有十五中、广安中学、九十五、四十三的，几天下来已经算熟人了，现在又分配在一个班里，就成了共同生活和战斗的战友。
踏进了传说中的大沙漠，满眼都是新奇。在一片平坦的沙地上，我们躺在温暖的沙地上晒太阳，附近是沙蒿、芨芨草，还有黑色的甲虫在忙碌的奔跑，沙子被风吹成的波浪层层叠叠，沙粒中似乎充满了黄金，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太阳渐渐的变大、变红，我们追逐着，用沙漠的细沙洗礼着对方，闹累了，就仨一群、俩一伙的休息。该回去了，晚上还有班会。
班会也没啥具体事情，和我们一起玩的三个战友没有到会，哪里去了？都说没有看见回来，班长说了要好好批评他们。
班会散了，他们还没有出现，班长告诉排长，排长告诉连长，连长说：“天还亮，再等一会儿，如果不回来再说，肯定丢不了。”
第二天，天刚刚亮，连长吹哨紧急集合，清点人数，列队之后，连长宣布今天是任务是继续寻找失踪的战士，话音未落，连长停住了，远远的看着沙漠深处，伸手指向沙漠：“大家看，是不是他们仨。”全连战士齐刷刷回过头去，只见大沙包上站着三个人。
连长兴奋了，大骂道：“就是这三个兔崽子！”命令排长：“去带人把他们接回来！”然后对炊事班长说：“去做热汤面，放姜，放鸡蛋！” 连长没有批评他们，还给他们放了一天假。
乐翁的记述的兵团生活琐事，像牧场歌一样美丽动人，那位连长是如此大度和幽默。但一讲到“一打三反”，语言和神态全变了。但他（她）们一说到当时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政治氛围，以及沾上了政治边的人和事时，无不义愤填膺，耿耿于怀，激动万分。乐翁对兵团琐事继续描述：
没过几天，传达了团部的文件，说是一团二连破获了“反革命小集团”，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罪状是私自成立了陆海空军，还自封了陆海空军司令员、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对一帮小知青的玩笑，就大动干戈，反应了当时的强权政治和高压政策，把严肃的政治运动庸俗化了，实际上就是打击报复和官报私仇，是极“左”思潮的泛滥。
蔡姐
我决心阻止事态的发展，就去找指导员，让揭发蔡唱黄色歌曲的人说清楚，蔡是在什么时间、地点，唱的哪首歌？指导员去问了那位天津的男战士，他说大家在水井边洗衣服时好像蔡唱了首外国歌。我当时就对指导员说，蔡五音不全，中国歌都不会唱，哪里会唱外国歌。指导员进一步核实后确认蔡是冤枉的，找来蔡，向她道歉。（木一：《走过花季》）
一句闲话，差点要了一个人的命。这里不是危言耸听，木一在《走过花季》中，继续作了如下惊心动魄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伤感的描述：
木一因病住在团卫生队，一天卫生员田沛对她说：“你们不知道，今儿一大早，我送冯军医去车站，路过四连，他们连昨天有个女生喝‘敌敌畏’中毒死了。我还亲眼看了一下，那样儿可真吓死人了。”
“是吗?”我和张可都大吃一惊，“她因为什么?”
“谁知道呢，反正是想不开呗。哎!”田沛感慨地叹了一口气。
从昨天到今天，全连上下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 说她是因为偷东西被抓住了，也有人说她是被冤枉了，而又没有人相信她的陈述……众说纷纭。毕竟是我们乌拉特几个连队上千口人中，第一个走上“黄 泉路”的，因为她和我们同年，又因为她的死因不明，因而，更令人关注。
不管听信哪一种传言，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根本不值得去死。然而，她却是死了，肯定是为了一个她认为绝对值得死的理由，而把自己杀死了。天! 二十岁的女孩，怎么会绝望到这步田地?“人不过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托尔斯泰的这句话，在我脑子里不停地响着，我被一种由于“死”而引起的悲 哀笼罩着。
过了很久，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拿起了张可的来信，撕开口，倒在床上，慢慢看来。真是文如其人，她的信从不讲格式，一味地流水账般述来。看着，看着，我猛然跳了起来，天呐！田沛自杀了!
我心慌意乱地看下去，张可说，没有谁知道田沛自杀的真正原因，只知道他喝了整整一大瓶“敌敌畏”，倒在乌拉特那条我们每个人都走过几千次的大道上。当人们发现他时，他早已是七窍出血，面目全非了。那黑色的血上面，落了一层死苍蝇……
看到这里，我心惊肉跳地闭上了眼睛。我突然想起那次，田沛对我们讲起他看到四连那个自杀的女生时的情景，他说她想不开时的那种恐怖和沮丧的神情仿佛就在我眼前。我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不知过了多久，我和伊宏又回到了乌拉特草原。我们牵着手，沿着一条当年我们亲手挖成的巨大渠背，朝草原深处走去。好远好远，有两座长满青草的坟茔，相依而 卧于方圆几百里的野草之中，迷茫而安详。张可在信里告诉过我，人们把田沛埋到了四连那个女生的旁边，大家都要走了，留下他俩埋到一起，好有个伴儿。（木一：《走过花季》）
年轻的生命啊！他（她）们在战天斗地的各种艰难困苦面前，用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气魄去迎接、去面对、去挑战，他（她）们都是强者，但在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是是非非面前，他（她）们年轻而脆弱的心实在无法承受，无奈之下走上了不归之路。花季的少女，美丽和脆弱是结合在一起的。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难以忘怀的故事。
1971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晚饭后刚走出三师机关食堂，梅门造同志追上我说，“唉！咱们去看看你的老乡！”黑夜里没有路灯，也没有问别的，跟着他走进了三师医院的一间病房，病床（实际是地铺）上的一位姑娘迎接了我们。梅门造对我说：“这位姑娘是你的老乡！”我进一步询问，她是青岛人，家住市南区黄县路。这可真是老乡，我家住龙山路，离黄县路也就是二百来米远。梅干事向我介绍，她的两条腿截肢了，现在恢复的不错。我没有敢细问。梅干事为了让她高兴，不断地给她唱歌，唱了一曲又一曲，气氛非常活耀。细看这位姑娘，水灵灵的眼睛，洁白的皮肤，十分秀丽。
后来得知，她的双腿是被火车压断的。一说她想扒火车回家，而被火车压伤的；一说她想自杀，被火车压断定了腿。在这灾难性的事故面前，团里非常大度，只重视兵团战士的生命，只重视抢救治疗，没有追问事件的原因。
后来我去军政大学学习，再后来我就回到兵团政治部上班。一天午饭后，与同事在兵团院里遛湾，一个女孩从招待所的窗户里喊我。走过去一看，是这位青岛姑娘。她是来呼市按假肢的。我想按上假肢后，姑娘就能逐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她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就离开了。
大概又过了三年，我去青岛探父母，顺便到黄县路她的家看了看。只有她一人在家里，坐在（实际上是站在）一个破旧的方木凳上，靠俩手移动方凳在屋里走动。她说假肢不能用。我说你也不能出去看看。她说有时侯她姐夫背着她出去走走。因为行动不便，姑娘的头发脏乱，脸上也失去了光泽，往日的秀丽荡然无存，像个村妇。心想，这个姑娘已经没有未来了，如花的生命已经凋谢。她没有提到她的父亲，只说等母亲回来后给你做点饭吃吧。看到此景，听到此言，心中酸酸的。
又过了十年，我又去青岛黄县路那位姑娘的家。再打听那个院里的老住户，均不知道这位残疾姑娘的去向。这位姑娘是否还活在人世？我的感觉是凶多吉少。
想到这位青岛姑娘的悲惨遭遇和乌拉特草原的那两座孤零零的坟莹，花季的少女，青春的小伙，本来都应有个美好、幸福的未来，但她（他）们还没有等到那一天，就含泪或者含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化做了一堆黄土，一缕青烟。今天叩问历史，这些悲剧是谁之过？这是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需要后人不断地求索。（耒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