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茉莉乃哪一部喷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国商人的“胡雪岩宿命” -中国思维网

辽宁省西丰县警察进京抓记者的事件，必将在当代中国舆论监督史留下一笔。该事件发生后，事件的幕后指使者、原县委书记张志国旋即陷入舆论的漩涡，进而黯然丢官。媒体和舆论对此事的迅速而集中的反应，一方面当然说明当下国人对舆论监督所遇到重重困境的焦虑；另一方面也不无媒体人物伤其类的情感使然。

西丰事件的主人公、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本只是一个低调本份的知识女性，为此一夜成名。在媒体的关注和舆论的声援下，朱文娜有惊无险。然而，多数人忽视了导致“西丰事件”发生的另一位女性------辽宁省民营老板赵俊萍。正是这个倔强的东北女商人，不满西丰县官方因修建“东北土特产市场”而拆除其加油站所给的赔偿，寻求法律上、道义上、舆论上的救济，而触怒该县主政者、县委书记张志国，而以“偷税、诽谤”入罪，从而引起素以关注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为己任的《法人》杂志关注，进而才有了“西丰事件”。

因此可以说，女记者朱文娜的命运和女商人赵俊萍的命运有着很强的关联性，甚至可以视为今日中国公权力、私权利、舆论监督三角关系的一种隐喻。公众对媒体寄予过于沉重的希冀以及媒体人自身的无力感，和公民权利在许多地方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是因果关系，后者的因才导致前者的果。“西丰事件”在重大新闻事件以加速度频发的当下正在淡出公众的记忆，而赵俊萍至今身陷囵圄，其“罪”与“非罪”还是一笔糊涂账。朱文娜的脱险、张志国的去职并非法律的胜利，而只是各种力量平衡的一种结果，其结果因为无普适性对制度建设的推进意义有限。朱文娜能逃脱权力的报复，和她一样同为媒体人的李文娜、张文娜未必有这样的好运气。因此可以说，对这个时代来说，关注赵俊萍们的命运比关注朱文娜们更有价值。在一个社会中，人不论贫富，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能受到法律完备的呵护、免于权力的掠夺，如此，朱文娜们就不必为监督权力而担惊受怕。

《法人》杂志社将这一事件后部分优秀报道，辑录结集为《西丰事件后-----中国企业家成长中的一部警世恒言》，日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的出版，可以理解为，作为偶发事件，警察进京以上司被诽谤为名抓记者早已成为历史，然后西丰事件引发的一个大问题，值得长久的关注与思考。

这个问题是：中国商人什么情况下是安全的？中国商人为什么优秀而难以强大？

这本书里提到的中国大商人，既有年广久、牟其中、褚时健、顾雏军、张荣坤、黄光裕这些在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经历过风光到落马的商人，也有王石、冯仑等正当红的巨贾。他们的资产、他们的知名度，赵俊萍显然无法与之相比，然而我认为赵俊萍和他们最大的相当之处是：左右他们命运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是某些掌握权力的官员的意志。

这才是中国商人真正的困境。中国商人不能不畏惧、谄媚、逢迎权力的命运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到汉武帝打击富户、颁布“告缗令”时基本定型，延续了两千多年。陈志武曾撰文分析“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其原因亦可用来说明，中国商人为什么优秀，而很难把企业做大做强。华人的经商天赋，是得到公认的。中国商人的勤劳坚韧、对市场的敏感、气魄的浩大，不亚于犹太人，中国从古到今，多数商人不但富不过三代，就自己那一辈子，也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根本的原因是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不可能建立起保证市场公平交易、自由竞争的法律体系。任何市场的交易都要有一种稳定的契约执行机构，保证交易双方的利益，否则风险无法预料，成本难以估量。而保证市场公平规则执行最强有力的只能是政府。但在帝制时代，历代王朝不但不是公平交易制度的建立者和维护者，反而是最大的破坏者，不少官员利用权力对子民的财产-----既包括小户的一亩三分地也包括巨商的万贯家产予取予夺，这也是历代王朝陷入政治危机的最重要原因。

在秦以前，商人是可以傲王侯的，财富拥有者可以对抗权力，直到秦朝刚刚建立时，朝廷还得善待类似巴寡妇这类巨商。但资本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必然要带来人员的流动，引发思想的活跃，言论的难以控制，这和帝制时代固民于土的主要社会控制形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历代统治者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既要利用商人生财，流通货物，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又得防止商人阶层崛起带来的管制难题。于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对商人的“控制使用”，允许商人在一定范围内追逐利益，但绝对要打压其政治上的诉求。明太祖朱元璋诰命商人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从身份上矮化商人地位，就是此种目的。因此，商人要挣钱，尤其要挣大钱，除了巴结官府、伺候官员别无他途，可以说，官商结盟是几千年来做大买卖的不二法门。

与官家走得近，固然可以牟利，但也是取祸之道。与权力结盟而致富，使其财富的获得具有原罪，这种原罪导致一种恶性循环，随着财富的增加，巨商对权力的依附只可能越来越强而非相反，商人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从来不敢像《大宪章》诞生时期的英国商人那样，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与权力握有者博弈，只能仰权力鼻息，或者用金钱支持某个官员为自己谋利。如此，与权力结盟只会使商人更加骄纵，而非是法治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在政治舞台上要想长久生存必须做到权责平衡。《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虽然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但他有一段宣言式的话语被当成因权力而富裕的中国商人典型心态：“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于是，“为富不仁”几乎成为公众贴给富商的标签，而权力掌握者利用“告缗令”发动群众运动往往很有成效，在权力和民粹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商人和商业，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里，其生长必定是畸形而艰辛的。依附权力的商人得志时威风八面，但一旦得罪了权力，顷刻就可以使其破产，甚至不保身家性命，明王朝定鼎南京后，江南首富沈万三被洪武帝随便找个理由抄家、充军便是典型的例子。

当商人阶层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甚至他自己最基本的人身权、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时，他们怎么可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古代商人一掷千金为善，多半是两种情况，一是基于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造福乡梓而获得光宗耀祖的快感，因此那些远离故乡的陌生社会里，坑蒙拐骗无所不干而暴富的商人，回到故乡却成为一个乐善好施的谦谦君子。二是取悦于权力，在权力的要求和暗示下“乐捐”，来支持官府的事业，当然也包括赈灾、兴学这类公益事业，其中当然也有一亵商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但对多数商人来说，讨好官府的成份更浓。

在没有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政治体制下，且不说西门庆这样的无赖富商，不免于或被江湖中如武松这种“侠客”杀掉或被庙堂上某位“清官”消灭，即使像清末胡雪岩那样操行品德相当不错的巨贾，也摆脱不了“成也官府、败也官府”的宿命。胡雪岩因为“权力期货”买对了，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支持当时大清朝的政治新星左宗棠，从而使他在官场、商场上具有巨大的能量，而其败落的重要原因是成为左宗棠和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官场权争中察言观色、左右逢源的商人，很容易丧失在真正资本市场中搏杀的能力，那么和外国资本的较量中，犹如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和英法联军枪炮交战一样，蒙古勇士再骁勇也会大败。大清最后一个开明的大臣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大办洋务，成绩斐然。但多数企业是“官督商办”，在国际上没什么竞争力。

权力对资本的过度控制，使传统的中国商人，热衷于向官府讨一件护身的“黄马褂”------若干年后，没了黄马褂，但也有类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护身符。可没有建立起可以制约公权力、确保市场竞争公平公开的法治体系，无论披上如何耀眼的黄马褂，在权力面前只是一只纸老虎。去年7月，杭州市有关部门拟在中央商务区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塑像，这位成长于民间、成为一代青年创业偶像的青年企业家婉拒了。无疑，马云是清醒的，如果他稍微了解杭州这座自古富商云集的城市的历史，他应该知道自己的乡贤前辈胡雪岩，曾经被钦赐从二品的布政使衔，也就是说可以戴红顶子了。

有一种力量比黄马褂、红顶子更能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那就是法治。今日社会，颇多呼吁富商守法、谴责富商或“富二代”炫富的舆论，那么，能否再追问一句，这个社会保护商人的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在现实中商人能否在权力的血盆大口面前能否很好地得到法律救济？得到法律保护是尊重法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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