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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20年后所有人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
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绝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
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明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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