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铁龙c4l的发动机:改革当下收效却未必利于后世

　　《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前言“双重‘逆转’与历史轮回——中国经济的现实与历史维度观察”之一

　　少时读史，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是“变法”或改革就是好的。后来知道，其实不然。一项政策，若从历史尺度来看，当下收效甚好未必利于后世；若从动机与效果来看，好的动机未必收到好的政策效果。

　　例如，载入煌煌史册的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富国强兵”之效果，然而却被后世很多经济史学家们评价为“经济上强化国家垄断，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甚至很多学者认为，北宋有“靖康之耻”乃至衰亡皆始于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之初衷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用”，他希望“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其政策在当时即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认为变法“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并指责王安石欺君罔上，其变法思路和言论“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

　　中国历史上，对改革家的评价向来是很高的，这种现象充斥在历史教科书以及我们的思想意识里。梁启超甚至称王安石为三代之下第一完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把王安石成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但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王安石，他无疑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尽管他的变法动机是好的，其人格也有崇高之处，但后世的经济史学家大多对其变法评价不高。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晚清时期的李鸿章身上。李鸿章为大清帝国“劳劳车马未离鞍”操劳一生，临终前仍惦记“海外尘氛犹未息”。然而他主持的洋务运动，以国家垄断的手段求富求强，导致经济上出现严重的国进民退，晚清救亡图存之路误入歧途。由是观之，中国历史上，凡是打着“富国强兵”旗号所推行的改革、政策，无论是商鞅变法、桑弘羊理财，还是王安石变法、洋务运动等等，其短期效果往往立竿见影，而其长期的经济后果则往往是负面多于正面影响。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的改革和改革者，总是有所缺憾，结论也与当时当地的评价大不相同。当时的改革者所面临的环境是复杂的，要处理的问题和平衡的关系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不过，尽管缺乏对当时当地改革环境及其复杂性的直观感受，但时过境迁，后世的评价却更冷静、更客观，并且可以借助更多的事例去比较。即便在当时，对于改革和改革者的辩论也一直伴随着改革的整个过程，经久不息，甚至十分激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的实施都伴随着激烈的辩论，而可以预想，由于评价标准、参照系不同，后世的评价肯定也肯定褒贬不一，尤其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评价很可能迥然相异。

　　2012年起点还是终点？

　　1999年，德意志银行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AndrewLawrence)提出“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Index）。“摩天大楼指数”的含义在于，大楼建成，经济衰退。1929-1933年大萧条、1973年石油危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无不折射出“摩天大楼指数”的影子。

　　如今中国已成为建造摩天大楼的“头号主力”。《2011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量已经超过200座，相当于美国现有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将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现在的北京“第一高楼”国贸三期，最高记录为330米，而“中国尊”将达500米高，摩天大楼的高度将再次被刷新。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形标志。但摩天大楼指数也表明，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往往都发生在新的摩天大楼落成的前后。摩天大楼的建设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百年病态关联”。因此，“摩天大楼指数”也被称为“劳伦斯魔咒”。中国，能逃开这个魔咒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相继出台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刺激计划规模不一，结构相异，对于本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接近8000亿美元，其中的40%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上，其他则被用在了转移支付、公共卫生、社会救济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重在长期效果。中国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投资和产业振兴为主线，短期效果较为显著。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中美两国的刺激方案互换一下可能效果更好。欧美等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本国收效不大，甚至因为债务问题而导致经济每况愈下，同时也造成了新一轮的全球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造成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而中国在危机之后的结构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很多看似拥有“民意”基础的政策实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余毒未了，并延续至今。这些政策的共同特征是数量控制多于价格调整，行政干预多于市场自发调节，权力向政府集中。加之中长期面临的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上升，进入中等水平阶段后社会经济矛盾增加，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反而不如金融危机之初那样被市场看好。

　　2012年是个关键的年份。之所以重要，绝非因为古老的玛雅预言传说这是世界末日，也并非美国大片《2012》所渲染的大洪水导致地球毁灭。从历史的长周期与现实的短周期来看，2012年至少具有双重坐标的经济意义。2012年既有可能成为起点，也有可能成为终点。

　　避免双重逆转使中国经济滑向深渊

　　如果全球化的外部环境逆转，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向“左”转向逆市场化的方向，那么两个逆转的叠加将把中国经济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现实的维度来看，2012承载了太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要从2012找寻的答案太多。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20世纪70年代“大滞胀”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20多年“大缓和”的繁荣周期。在没有新兴产业带动，没有国际制度安排创新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共同特征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给一个垂死的病人注射强心剂。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危机，那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家和金融家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做点什么”，却并没有想清楚应该怎样做，这样做的后果又会是什么。

　　于是，史无前例的货币膨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报复性上涨，新兴国家通胀骤起，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显现。在经济救助方案之下，私人债务虽大量转化为政府公共债务，但债务没有消失。待刺激政策效力递减，经济不见起色，再刺激则投鼠忌器，债务问题反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愈演愈烈。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市场人士，普遍感到形势的不确定性，普通公众更感到迷惘。

　　解决债务问题必然要求这些经济体内部进行激烈而痛苦的结构调整，必然损害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的当下生活、福利乃至前景。希腊、英国、澳大利亚、美国这些老牌的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现代民主体制的约束下，政治家很难也不敢下定决心推行国内的结构调整和改革。

　　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则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民生诉求转向了民主诉求，赶走了长期执政的“伟大领袖”，战火至今不息。还在台上的那些长期执政或世袭领导地位的国家，也纷纷做出改革的姿态和承诺。这样的故事，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曾经在东南亚国家上演过。只不过，这一次危机，影响遍及全球，发达经济体也不能幸免，其受影响的表现形式与上述发展中国家不同罢了。希腊民众反对的是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美国民众痛恨的是华尔街这帮制造危机又最先受到救助享受高薪的家伙。是的，华尔街这帮家伙，制造了泡沫，掠走了财富，把危机、萧条和痛苦留给了普通人。但是，经济学家们都知道，泡沫的始作俑者，是美联储，而不是华尔街。

　　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改革”、“开放”，在国内经济结构上改革，在国内政治体制上改革，在对外经济交往上开放，在对外贸易以及移民等政策上开放。但囿于国内各种各样的因素，“改革”与“开放”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是个死结。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以不可遏制的趋势逆转，发达经济体忙于解决国内问题，迎合民众的诉求，试图实现“再工业化”，拿回被新兴经济体占有的市场份额，促进国内就业，其经济政策趋于保守，在贸易、汇率等问题上更加具有攻击性。全球贸易和经济环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未来的世界经济走势将会如何，又会如何影响到中国经济？

　　中国的情况是，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次不是通过重大制度性变革而推动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改革与转型这样的制度变迁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巡讲话推动的市场化改革，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方向都通过重大的制度变革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但这一次不同。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我们看不到任何重大制度变革的影子。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这是一次以货币膨胀换取经济复苏的经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没有重大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大规模的货币膨胀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将不断显现。

　　在外需严重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的货币环境出现严重的紊乱，房地产市场最大的泡沫恰恰形成于金融危机后的一年。控制通胀和保证经济增长进退两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凸显，局部地区的高利贷危机正在形成重大的金融风险多，庞大的外汇储备面临持续缩水的危险，热钱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冲击如剑在悬，资源和能源约束越来越大，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以行政手段和数量控制的方式来干预市场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常态，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越来越差，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国家治理和政府服务的方式亟待改进。在一些地方，社会管理沦为管制和压制的噱头和工具。

　　金融危机后的许多政策，给人的感觉是上层和下层完全被隔绝起来，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对政策误解或负反馈，减弱了政策的效力或改变了政策初衷。而由于很多政策出台过于匆忙，缺乏必要的论证和辩论，政策本身离公众的要求很遥远。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总结的中国社会“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sandwich）式的结构依然存在：“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断裂的社会，不仅体现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分化上，各个阶层缺乏必要的沟通、交流和妥协的渠道、机制，上层与下层无法形成良好的政策反馈机制。而且，各阶层利益的逐渐固化，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困难，整个社会逐渐陷入近乎停止流动的状态。社会流动性越差，经济增长停滞的可能性就越大，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就越大。利益集团越固化，政策的短期效应就越强，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越大，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就越大。中等收入陷阱，一定程度上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陷阱。

　　我们感到，中国经济犹如在刀锋上跳舞，进一步很艰难，退一步也很艰难；保持平衡需要高超的艺术，原地踏步则极容易伤害自己。中国经济未来是暗淡的还是光明的？人们充满了疑惑。

　　总结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在抓住外部三次重大机遇推行对外开放，并在国内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重大机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因为滞胀，而出现的经济大调整，中国承接了西方的大量产业转移。第二次重大机遇，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阵营对峙结束，全球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中国搭上了这一班全球化的列车。第三次重大机遇，是21世纪初期，中国加入WTO，全面的融入世界经济，以国际经济规则来改造国内经济规则，并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放松国家管制和政府干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推行市场化，与世界经济接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住房改革，莫不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文革之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财政面临巨大压力的背景下“自发”地“摸着石头过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尝试，其过程是由国家管制转向国家治理和政府服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尽管这个过程仍在继续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发生过回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源头是计划体制，如今在很多领域，源头上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甚至是国家垄断模式。尽管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但一旦有较大的内部阻力或外部冲击，这些领域乃至整个体制仍然可能倒退回改革的源头和起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对外经济政策趋于保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生逆转，其深度和广度已远不及此前，加入WTO所带来的“外贸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国内改革。而改革的内涵也将继续围绕放松管制，推进市场化以及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的全方位改革。如果仅仅是全球化的外部环境逆转，我们还可以通过国内的改革来弥补；如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向“左”转向逆市场化的方向，那么两个逆转的叠加将把中国经济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管清友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宏观处处长，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能源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担任多家权威学术刊物匿名审稿人；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多项，多次参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及行业内重要报告文件的起草工作。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资深专家。2008年度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特约评论员。出版专著多部，知名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