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来尾灯:毛泽东关于军队人才队伍建设的思想与企业骨干队伍的培养

毛泽东关于军队人才队伍建设的思想与企业骨干队伍的培养

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什么因素最重要？人才。

当前企业最需要哪种类型的人才？管理型。

稍有经验的企业家，恐怕都会认同上述答案。因为，管理说到底是人的问题。只要找对了人，用好了人，特别是培养出一批既忠心耿耿，又聪明能干的业务骨干，就不愁没有资源，没有创意，没有市场，没有效益。对企业家来说，企无人则止，有人则兴，掌握的人才队伍有多大，事业就能做多大。

人才重要，也难得。天下能干的人有的是，可往往可遇不可求。而且十全十美的人几乎不存在，越是聪明能干者，往往越有个性。所以，好不容易发现了人才，管理者也得敢用、会用。更多情况下，必须立足于自己培养。

近些年，管理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建立学习型组织。从建立学习型企业到创建学习型社区，再到建设学习型社会。从专家倡导到政府号召，一直到写入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口号越提越响，调门越来越高。这表明，组织学习和终身教育问题开始进入管理学视野，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能否不断提高所属人员素质，已成为影响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有专家说，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

趋势很明显，道理很简单。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培养人才？怎样才能将企业真正建成学习型组织？

近些年，许多企业培养人才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主要办法是选送骨干参加各种MBA或EMBA班。中国的MBA教育已开展了十几年，发展到相当规模，可实际效果如何呢？某著名大学一位专门负责MBA的教授在其新著中这样评价：“我们搞MBA那么多年，一开始就定位于中国企业家的摇篮，摇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出几个企业家。”如果说此言表达的还只是一种遗憾，一种无奈，那么，下面的话简直让人不知该说啥好：“我认为企业家更多是天赋：一个伟大的母亲和一个伟大的父亲一次偶然的结合，这就是企业家。”

著名大学教MBA的教授对目前国内管理教育尚如此评价，企业家们又怎能信赖他们的教学呢？难怪前不久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总裁严井和说，员工中最差的是在大学里一气读下来的博士，其次就是MBA。

院校MBA教育的效果不理想，企业只好立足于自己培养。目前不少单位每年都制订员工培训计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一些大中型企业甚至组建了企业大学等机构，专门为本单位及关联企业培养业务骨干。问题是，育人不同于造器，教育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远不是下个决心，舍得投入，办几个班，就能达到目的。如何搞好企业在职培训，有效开发人力资源，不断培养出用得上、留得住、信得过的领导骨干和专业人才，已成为新形势下企业管理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历来有“大学校”、“大熔炉”的美称，在培养人才方面成效显著，经验丰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解放军历来是英雄辈出，人才济济。特别是建国前后，毛泽东麾下那真是“谋臣如云，战将如雨”，随便拉出几位，就能独挡一面，打出一片天地。如越南抗法战争中的中国顾问团。八一军旗下，緑色军营中，曾升起过无数颗耀眼的“星”。直到今天，许多家长包括一些“大款”,之所以愿意送子女当兵，看重的就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能够培养人、锻炼人。

那么，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在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和独到之处呢？企业管理者可以从军队培养人才的做法中借鉴哪些东西呢？
50
1．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视育人为建军之本。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创建人民军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从理论到实践，均有不凡建树。

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对教育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大革命时期，他曾在广州、武汉等地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将新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积累了一些育人经验。如严把入学关，由各地党组织选送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压缩学制，根据实际斗争需要设置课程；请有实践经验的农运领袖担任主讲，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军事化管理，突出军事训练内容，注意学员指挥能力的培养与战斗作风的养成；组织学员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等实际斗争，在战火中经受锻炼，等等。农讲所虽然时间不长，却收到较好效果，所培养的干部，日后大都成为各地农民运动乃至工农红军的骨干。

创建并领导红军后，毛泽东更直接感受到培养人才的重要。因为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环境，使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考验，纷纷离队或叛逃，其中包括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陈浩等军事主官。要想巩固和发展红军，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大批得力的领导骨干。所以，毛泽东率领红军1927年10月上井岗山，12月便在宁岗砻市开办了红军教导队。开始只有一个区队、六七十人，朱毛红军会师后发展为三个区队、二百多人的规模，并正式纳入编制，由陈毅担任教导队队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亲自任课，直接指导，从挑选培养对象，确定培训目的，到设置教育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毛泽东等人的言传身教和精心培育下，一批忠心耿耿、年轻有为的红军骨干脱颖而出，当时红军队伍中二十多岁当军长、师长的比比皆是。过去有人说24岁便任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有为的干部，其实，当时还有更年轻的。如著名战将寻淮洲，15岁上井岗山参加红军，18岁当团长，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1岁就当上了红七军团的军团长。

现在人们都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其实，井冈山也是我党我军领导干部的“摇篮”。据统计，红军时代从井冈山先后走出了38位军长或军政委、24位军团以上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领导人的三分之一，开国后二十余年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的三分之一，都经历过井冈山斗争。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外，从井冈山共走出了5位军委副主席、7位总参谋长、3位总政治部主任和8 位总后勤部部长。

1931年，红军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后，很快就办起中央红军学校。举办六期后，学校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陆续设立了红大的分校和供给、卫生、通信等学校。瑞金时期的红军大学已具备相当规模，积累了战时培养人才的宝贵经验。即使在环境条件异常艰苦的长征路上，红军仍编有干部团，非到万不得已，不分派战斗任务，以便保留骨干。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分析形势，明确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党中央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决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高度重视抗大的建设，亲自担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还直接过问抗大的组建工作，经常参加抗大组织的活动，亲自审定抗大的教学大纲和教育计划，多次到抗大讲课。甚至连抗大办学需要的纸张，毛泽东都亲自出面帮助协调。

1939年，抗大总校开赴敌后办学，并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和一些随营学校、陆军中学、专业学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总校连同各分校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10余万干部。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军总人数约120万，其中正规军才60万，不难看出当年抗大在军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抗大培养的干部支撑起迅速发展壮大的人民军队，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延用抗大的办学模式，在各大战略区组建起军政大学和后勤、卫生等学校，源源不断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进而也为建立全国政权做了干部方面的准备。

建国初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军队院校建设，把办好军事院校，培养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视为和平时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主要途径。他亲自审批了刘伯承同志提出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把军事学院的成立称作是我军建军史上重大转折的标志之一。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五十年代初，我军先后成立了上百所院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一大批身经百战的将军脱下战袍，走进课堂，补习科学文化知识，总结带兵打仗经验。话剧《虎踞龙蹯》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与此同时，针对当时基层官兵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中不到高小文化程度的占68%，无法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现状，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将补习文化列入正式的训练科目，要求三年内，一般战士和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要达到高小水平，相当于高小文化程度的干部要达到初中水平。为此，全军调配了5万多名文化教员，成立了近百所各种形式的文化补习学校，遵照“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建立起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等一系列教学制度。包括毛泽东身边的中央警卫团，也办起了文化学校，毛泽东还亲自给战士们动员、讲课。当时，整个军队就像是一所大学校，许多官兵入伍前是文盲、半文盲，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完成了中小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日后的成长进步打下了基础。

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明确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并且强调，“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关于“五七指示”，研究党史的学者往往从政治角度评论其影响，并有不同看法。这里暂且不论。可毛泽东明确提出将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却是开军队建设理论之先河。近些年国内外讲管理，都高度评价彼得·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的理念，认为提出这一理念是现代管理学的重大发展，甚至称《第五项修炼》一书为“管理的圣经”。其实，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无论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都远远胜过彼得·圣吉。

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不仅对培养人才工作高度重视，而且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毛泽东认为：“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所以，战争年代我军总是选派理论素养高、精通业务、懂得教学规律、具有较强领导能力和开拓精神的得力干部去办院校。毛泽东自己就兼任过“红大”的政治委员。刘伯承、叶剑英、林彪等先后担任过红军大学的校长。解放战争时各大战区军政大学的校长，几乎都是由司令员兼任。

再如，毛泽东多次强调名师出高徒，要办好院校，必须有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这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办大学不能光有大楼，还要有“大师”。由于战争年代我军院校培养的主要是指挥管理人才，所以，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领袖，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都经常为红大、抗大讲课。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秦邦宪讲《政治经济学》，李维汉讲《党的建设》，林彪讲《战役学》，等等。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也是毛泽东为抗大学员讲课的摘录。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朋友常有疑惑：为什么只经过短期培训的红大、抗大学员，战场上面对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对手，总是胜出一筹？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红大、抗大学员的授业导师水平高，就是其中之一。

总之，我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毛泽东等领导者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分不开的。现在不少企业家时常感叹手下缺少人才，意识到企业发展受到人才匮乏的制约。从我军经验看，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提高各级管理者对培养人才重要性的认识。如果企业家能够像毛泽东那样视育人为建军之本，从创建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才，亲自培养人才，并且舍得投入，长期坚持，又何愁人才之不得呢？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近代以来成功治军经验的学习和借鉴。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儒、法、道、兵等各个学派在管理理论上都自成体系，各有千秋。虽然对管理方面的许多理论问题相互间常有争辩，但在重视培养人才方面，各家各派的观点却出奇的一致。特别是主张“以德治国”的儒家，认为实行德治的前提，是要有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因而特别重视对各级管理人员的教化，将培养人才视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儒家的代表人物一向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强调成功的领导人对部属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君主般的权威、父母般的慈爱，还应成为部属的良师益友。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战乱不断，涌现出一批以带兵、用兵见长的著名将领。总结其经验，会育人、会用人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例如，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国藩，原本只是翰林院的一介书生，根本不会打仗。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却阴错阳差地成为清军一方的主帅。曾国藩本人的军事才能十分有限，他亲自指挥的战斗几乎就没打赢过。可他却懂得“致天下之治在人才”的道理，非常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在他的培育和提携下，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刘铭传、鲍超、杨载福等军事将领青云直上，郭嵩焘、李元度、李善兰、徐寿等智囊谋士脱颖而出，成为湘军、淮军两大军事集团的骨干。曾国藩后来所以能功成名就，成为清庭的“股肱之臣”，成为“同治中兴”的代表人物，是与他善于育人、用人分不开的。

再如，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非常重视利用师生关系笼络人心，培植势力。他一生大权独揽，曾一度身兼党政军八十多个职务，甚至闹出过作为校长的蒋介石给作为总统的蒋介石打报告的笑话。所以，属下怎么称呼蒋介石的都有，如总统、总裁、委员长等。可蒋介石本人最看重的头衔却是校长，只有最亲近的人，才有资格称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器重黄埔生，视黄埔生为嫡系，黄埔军校学生对蒋也最忠诚，解放战争后期，眼看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不少原来投靠或归顺蒋介石的高级将领、政治人物，纷纷弃暗投明，起义投诚，唯独一些黄埔出身的军官，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卖命，如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平津战役中的李文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蒋介石育人、用人的成功。

上述现象反映出一条领导规律：领导与部属之间除正式角色关系外，难免会存有其他一些关系，如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伙伴关系、雇佣关系，等等。这多重角色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既可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也容易形成掣肘。无数事实表明，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下，对领导者最有利的，是与部属建立起师生关系，以师生情谊来维系、辅佐领导关系。毛泽东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生以导师自诩，高度重视教育，时刻不忘育人。这是其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当今企业家，许多人雄才大略，非常想干出一番事业，在市场、资金、公共关系等各方面都舍得投入，并常有建树。可唯独在人才培养方面缺乏战略眼光，总觉得这不是当务之急，也不愿自己下功夫培养，想随时依靠猎头公司去“挖人”。表面上看，从社会上找现成的人才省时省力，立见成效，可实际上却犯了中国式管理之大忌。古人早就说过，“天下无现成之人才”。这倒不是说世无贤才，也不是说企业就不能另请高明，而是强调挖人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空降兵”与组织固有文化的融合问题，与老员工特别是创业元老的关系问题，以及前者忠诚度往往不高，随时有可能被其他组织以更高的薪酬再次挖走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能远大于企业自己培养所需的投入。

近些年，不少民营企业在聘用人才方面都走过弯路。常见的情况是：最初和老板一起创业的合作伙伴文化程度都不高，当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批人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发展后劲明显不足。为了公司的长远利益，老板开始考虑引进人才，到大公司“挖墙角”，或招收受过正规教育MBA。并对请来的“神仙”委以重任，给他们很高的待遇，希望借助这些人的知识和智慧，提升公司的管理档次。可没想到一些“空降兵”眼高手低，缺乏社会经验，来公司后看不起创业元老，不时与后者发生矛盾。为了留住这些所谓的人才，企业家只好压元老们让步。一些元老被迫离职，留下的心情也不舒畅，积极性明显不高。由于原有业务骨干大批离职或消极怠工，公司业绩明显下滑。企业家开始怀疑引进人才的质量，对“空降兵”的态度渐渐发生变化。对于老板态度上的变化，“空降兵”们大都十分敏感，心知肚明，识趣者纷纷选择离开。就这样，老的业务骨干走了，新的“空降兵”也没留住，鸡飞蛋打，两头落空。企业因此而元气大伤。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有发展顺利的企业都立足于自己培养人才。例如，联想公司的柳传志有一句名言：“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人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大赢家。”《华为基本法》明确规定，“进贤与尽力是领袖与模范的区别。”“高、中级干部任职资格的最重要一条，是能否举荐和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不能培养接班人的领导，在下一轮任期时应该主动引退。仅仅使自己优秀是不够的，还要使自己的接班人更优秀。”王石领导下的万科公司，更是被业内人士誉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摇篮”，许多人都得益于“学习王石好榜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优秀企业是中国企业家真正的“孵化器”，正是靠着他们源源不断地培育和输出人才，才有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崛起。

再往前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的崛起，也与松下幸之助等企业家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分不开。松下本人曾一再要求部属牢记，松下公司主要是出人才，只是附带着生产家用电器。从松下分离出去的三洋公司老板说得更绝，三洋要想赶上并超过松下，必须树立更先进的人才理念，即不仅要出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出总经理。柳传志、任正非等中国企业家关于培养人才的表述，与当年松下等人说法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育人在东方文化氛围中意义和地位。

如果说重视人才培养是东方管理学的一贯主张，那更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西方管理理论也越来越看重这一点。例如，《基业长青》中专门有一章“自家长成的经理人”，指出长寿企业都非常重视对领导骨干的培养，很少从企业外部去挖人。再如，彼得·圣吉强调，在学习型组织中，领导者的新角色之一就是教师。领导者要帮助部属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真实情况，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促进每个员工的学习。

西方一些优秀企业家，在育人方面也可圈可点。如杰克·韦尔奇就非常重视对员工的培养，多次谈到培养人才是他最愿意做的工作之一。他在《赢》一书中写道：“除了对提升团队素质的巨大影响外，利用这种日常的会面帮助员工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它本身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休无止的会议会让人感到麻木呆滞，走马观花的工厂参观只能让你看到一大堆不明所以的新设备，相反，如果把每天都看成培养人的过程，那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实际上，请把自己当作一名园丁好了，一手提着洒水壶，一手提着肥料桶。偶尔，你需要去除一些杂草，但是大多数时候，只要浇水施肥、细心呵护就可以了。随后，你就能看到满园花开。”

杰克·韦尔奇有一句名言：“在你成为领导以前，成功只同自己的成长有关。在你成为领导以后，成功都同别人的成长有关。”在自传中他说：“讲课是我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的活动。”“我很容易陷在克罗顿维尔（通用公司管理开发中心所在地——作者注），我的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那儿度过的。我每个月都要去克罗顿维尔一两次，每次都要待上4个小时。在过去21年的课程里，我有机会与将近18000名GE经理进行了直接的沟通。来到克罗顿维尔总是使自己感到年轻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内容之一。”

总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合在一起就是思想教育家，即“教父”式的人物。首先是企业家本人要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企业家，不可能成就大事业。可如果只是企业家本人有思想，却无法通过教育让部属接受，那就会出现如《华为真相》一书所说的“任正非矛盾”：“毫无疑问，任正非是一个思想家。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和系统性，企业界无可比拟。但是思想家与企业家是有区别的，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思想，就无法掌握方向。但一个思想家过于相信自己的思想，并且要求后来者完全继承，不得违背，就不符合事物与时俱进的规律。”该书作者指出了矛盾，却没有给出答案，似乎这一矛盾根本无法解决。其实，这个问题是有解的，那就是：通过教育让被管理者真正接受企业家的理念，并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发扬光大。

2．始终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育人工作的首位。

合格的人才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素质，概括起来无非是德与才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毛泽东领导下我军的育人工作更注重对官兵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始终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育人工作的首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根据这一培养目标，毛泽东在对抗大的指示中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因此，抗大“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抗大要“战斗化、军事化、八路军化”，办得比黄埔军校更革命、更进步。抗大“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在毛泽东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历史上我军开展的培训活动，大都是政治与业务并重，围绕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合理安排军政教学比例，很少有“单打一”的专业技术培训。不仅在训练时间安排上，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占相当比重，被视为育人的“主课堂”、“主渠道”，而且特别重视通过访贫问苦，参加生产劳动，加强党性修养，开展思想互助等多种方式，帮助学员进行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我军院校历来强调，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着育人，教员要教书育人，管理人员要管理育人，后勤服务人员要服务育人。

毛泽东为抗大制订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其着眼点也是学员思想作风和道德人格的培养。用今天的话说，讲团结就是强调学员要有团队精神，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与他人的关系，善于合作共事。讲紧张是强调学员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不能拖拖拉拉、疲疲沓沓。讲严肃是强调学员做任何事情都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并严格遵守纪律和规定。讲活泼则是主张年轻人应性格开朗，富有生气，像个年轻人的样子，不要未老先衰，老气横秋。这些有利于年轻人事业发展的好作风、好个性，都不是天生的，需要领导者有意识地加以培养。
3\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改进教育方法。

我军培养干部是从战争年代起步的。残酷的战争对指挥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战时环境决定了军事教育不能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因此，毛泽东及其战友自创建军队起，就开始探索一条快速、有效地培养实用型军事人才的新路。

毛泽东本人的教育实践是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举办工人夜校开始的。大革命时期，他主办过多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早期的教育实践，为毛泽东日后培养军队干部打下了基础。经过井冈山时期、瑞金时期的进一步摸索，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其标志就是毛泽东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校训及办学模式。从教学方式方法看，抗大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办教育，从来不搞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强调学知识、学理论本身不是目的，关键是要提高学员运用知识和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一思想，抗大的政治理论教学，从不安排长篇大论地学马列原著，而是讲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然后引导学员运用所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实际斗争中的具体问题。抗大的军事理论教学，也不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类的东西，而是以直接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毛泽东军事著作为主要内容，辅之以必要的战役战术知识。毛泽东在给抗大的讲课中，总是结合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强调要把握指导战争的规律，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谓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不固守单一的作战模式，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都能想出一套办法来对付。只有这样才能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以较少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二是强调教学内容 “少而精”。战争环境下办教育，时间不能长。以抗大为例，学制最长的十个月，短的不到半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培养军政兼优的指挥干部，教学内容上势必要突出应用，强调少而精。抗大贯彻“少而精”的原则，首先是少。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精选教学内容。实际工作最需要什么，抗大就教什么，学员缺什么，就补什么。急着用的便先学，“不急之务”则后学或暂时不学。其次求精。在每一门课教学中都力求突出重点，画龙点睛，讲清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即可，不刻意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完整，不搞繁琐哲学和反复论证。后来，毛泽东又将这一教学思想进一步引申，明确提出不仅战时培养干部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正规的院校教育也应注意这一问题。多次谈到，“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毛泽东还谈到，“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三是强调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抗大前后办了十几年，各个时期学员的特点明显不同。前两期主要是培训红军骨干，第三、四、五期主要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第六期以后，知识青年的数量减少，抗大的培训对象即以八路军基层干部为主。针对这一特点，每期开课前，抗大都要召开教育准备会，对学员的出身成分、斗争经验，文化水准、理论基础等，逐项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明确本期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例如，对文化程度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工农干部，首先是安排文化补习，教学中强调少讲多做，“先讲必要的前提，然后才来发问，把大问题分成若干小问题，每个问题中有着一定的联系，使得听课者能在教员诱导之下，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到问题的全部。”对于知识青年，则以问答式教学为主，组织学员展开自学和讨论，充分发挥其善于独立思考的优长。而对于有丰富经验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则强调以自学为主，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利用难得的学习机会，组织来自全军各部队的领导干部相互交流，认真总结带兵、作战经验，不断充实抗大的教学内容，以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践。

四是强调启发式教学，废止“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毛泽东是教员出身，知识渊博，语言幽默，擅长讲课，对教学方法也很有研究。早在古田会议时期，他就开始倡导启发式教学，并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解释）；（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些教学方法符合成人学习的规律，完全不同于旧式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毛泽东多次给抗大讲课，深受学员欢迎，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示范。许多聆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员，几十年后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抗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课堂教学方法，至今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五是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现代高等教育理论特别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将大学办成研究型的。当年抗大在这方面就非常成功。抗大刚成立时，军事课讲的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战法。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军的战争环境和作战对象发生了变化，八路军的作战形式也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平原游击战等新的战法。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学员适应实战的需要，抗大专门成立了军事研究室，及时搜集和整理部队最新的战法、战例，经过认真研究，编写成新的教材。抗大还组织教员轮流下部队代职，体验部队生活，亲自参加战斗，帮助一线指挥员总结作战经验，直接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同时将这些最新战法带回课堂。例如，历史上我军长期依托山区作战，对平原上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缺乏经验。抗大便组织教员、学员参战团，直接开赴冀中平原，利用青纱帐和村落与敌周旋，边打仗，边总结，边教学，很快就摸索出一套平原游击战争的战法。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培养出一批熟悉平原游击战术的干部。

六是强调博采众长，兼收并用。抗大虽然是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各项工作的指导作用，但在教学与研究方面却一点不保守。无论是苏联红军的军政教材，还是国民党军队乃至日本军队、德国军队的条令教范，只要有价值，一概采取“拿来主义”，作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参考。强调知己知彼，重视对作战对手的剖析，也是抗大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是强调“教、学、做”合一，精讲多练。抗大衡量教学质量，不仅看教员讲了什么，讲得怎样，更主要的是看学员掌握了多少，会不会用。因此，特别强调“教、学、做”合一，精讲多练。以军事科目的教学为例，一般分讲授原则、分组实习、综合演习、教员讲评和课后复习五个阶段。在讲授时，要求教员讲得精练、简明，让学员一听就懂。讲完课后马上组织实际操练，以巩固所学的内容。学员操练时，要求教员和行政干部亲临现场，示范指导。要求学员对所学知识不仅理解，而且通过反复演练，做到熟练掌握。每期军事科目基本结束时，抗大都要根据情况组织一到两次行军、野营和战斗演习，包括夜行军、急行军、强行军，各种复杂条件下的宿营、设岗、侦察，营连规模的进攻或防御战斗演习等。在敌后办学时，一些分校还结合实战来安排课后练习，使学员既掌握了所学的知识，又不断加深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方针的理解。

以上是抗大教学方面的主要特点。看上去这几点有些散，其实有内在联系，其精髓就是一个“活”字，既要活学，又要活用。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理论知识，说白了就是一套概念体系。好的概念体系有助于人们整理生活感受，解释日常经验，指导实际斗争，确有必要通过系统学习来加以掌握。但如果学习方法不对，把实际生活与概念体系的关系搞颠倒了，学习理论后，不是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而是将概念体系生搬硬套，盲目地照书中的道理去做，就有可能越学越蠢，弄巧成拙，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毛泽东在抗大的教学中，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用就需抓住重点，学得少而精；教员不能光讲概念，要指导学员运用理论去分析具体问题，实行“教、学、做”合一；现实斗争中哪些问题最重要，就应优先研究和解决；概念体系正确与否都是相对的，博采众长后加以比较，才能判别优劣；学生的文化基础和生活阅历不同，接受理论概念的最佳方式自然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充分调动被教育者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总之，要学得活，用得活，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有用的人才。
50
提到活学活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革”中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即 “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当年，这几句话被吹嘘为最符合毛泽东思想，最实际有效的学习方法。林彪垮台后，这一方针连带着受到批判，又被说成是林彪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行之一，不利于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其实，抛开政治上的是非功过，平心静气地分析，林彪倡导的这套学习方法并非他个人的发现或发明，而是对战争年代我军培养干部成功经验的一种提炼。除了立竿见影的要求有些过分外，其他几条作为教学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也确实收到了较好效果。只不过，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把战争年代军队培训干部的经验绝对化、普遍化，再有道理的东西也会走向反面。

毛泽东亲手打造的抗大教学模式在教育理论上是一创新，实现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方法的超越。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尊师重教，教育思想源远流长，有许多成功的东西，但也有糟粕。例如，旧式教育大都将青年囚于书斋，提倡闭门潜修，沉思静虑，“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的目的不是经世致用，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修心养性，提高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按照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容易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空谈家。为什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常常是“平日座谈心和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直接相关。而抗大的教育明显与之不同，强调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与斗争相结合，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对不会是书呆子，而是能领导实际斗争的革命者。

毛泽东倡导的教学方法与国外经典教育理论也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教育界特别强调“三基四性”，即院校教育要传授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注意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严密性，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打牢理论基础。在这一教育思想指导下，教学就是教师讲、学生听，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实行“满堂灌”，越讲越多，越讲越深，总怕学员吃不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就用考试、排名来刺激。这套教育方法对那些毕业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生，或许有些好处。可对于培养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干部，则绝对不可取。为什么从管理实践中走过来的领导者，如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林彪等，谈起理论学习来都是强调“少而精”，坚决反对传统的教学方法，甚至说书读得越多越蠢，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一些教育主张，与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特别是管理教育方面的最新理念，竟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吻合。例如，毛泽东一向主张缩短学制，减少课程，改进考试方法。曾提出，教师可以先出一些题目，由学生去研究，通过自己看书来解决，教师在一旁加以指导。所出的二十个题目，如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有创见，便可以给一百分。如果二十题都答了，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则只能给五、六十分。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著名高等院校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再如，毛泽东曾回忆说，他在抗大讲课时，常常将讲稿事先发给学员，上课时只是提纲挈领地讲讲重点，然后就组织学员进行讨论。他还主张，学管理的最好要有实践经验，通过总结经验进行学习最有效。比如战术学习，最好能让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然后安排学生展开讨论，相互批判，相互争辩，最后由教员加以概括和总结。这些不正是现代高等院校教学改革所提倡的、国外MBA教育最时兴的课堂讨论法吗？

又如，现代管理教育十分推崇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其实，这种教学方法并不新鲜，抗大在教学中已有运用，而且用得十分自如。抗日战争的基本样式是“扫荡”与“反扫荡”，如何在大兵压境时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是当时八路军部队普遍遇到的问题。抗大通过对前线大量战例的研究，及时总结出一个“利害变换线”，即以敌合击目标地一日行程划线，当敌人进至这一线时，我军要及时起跳，从两路敌军中间穿插过去。跳早了，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跳晚了，就会被敌人围住。用这个办法，抗大总校成功地挫败了1942年5月华北日军的四路合击。学员通过实战，学习这一战法，不难想像其印象会有多深。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两个奇迹，都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是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据统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的院士中，都有三分之一左右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二是抗大，培养出大批军政兼优的领导骨干，成为日后共产党打天下、治天下的主要依靠。比较两所院校的办学思想，会发现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例如，这两所院校都十分重视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都处在十分艰苦的环境条件之中，都有国内第一流的教师队伍，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等等。这是共性。可也有不同之处。例如，西南联大特别强调民主管理、学术自由，强调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强调学习的系统性、扎实性，而抗大则突出军事化管理，突出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学内容上主张“少而精”，等等。我认为，这大概就是培养学者、科学家与培养指挥管理干部的主要区别。西南联大的教育模式继承的是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教育思想，而抗大则有些像斯巴达人的教育模式。比较而言，前者更适合于和平时期正规高等院校理工科的教学，而后者则比较适合企业内部的培训。

实际上，现在一些成功企业安排内部培训时，教学方面强调的也是毛泽东当年倡导的那几点。例如，海尔公司提出的培训原则是：“选准母本、清楚目标、找出差距、需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在培训形式上，强调“现场、案例、即时、互动”。海尔大学的校训是“创新、求是、创新”，即要求每位学员都带着创新的动机和现有的创新成果入学，通过互动、学习，寻求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并将其总结为管理模块，然后再运用到实践中，在新的创新模块平台上进行更高水平的创新，形成一个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学习和运用应领会精神，把握分寸，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晚年毛泽东自己就犯了将战争年代成功经验绝对化的错误。例如，1965年他在给卫生部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显然，这一观点就过于偏激了。用这种认识去指导教育革命，“文革”中对高等教育的冲出和破坏就一点不奇怪。而且事后必然会出现旧的教育模式的反弹，使高等教育改革在左右摇摆中停滞不前。

4．坚持在残酷的战斗和艰苦的环境中摔打锻炼。

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对军官的培养不仅是传授知识，提高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管理部队、指挥作战所必需的意志品质。而意志品质却不是课堂上所能培养出来的，必须靠环境的熏陶和实践的摔打。

关于艰苦环境对人才成长的影响，早在二千多年前，孟子就有精辟论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应该说，孟子的这一教育思想揭示出所有人才成长的一条共同规律，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毛泽东是师范出身，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甚深，因而从青少年时代，就特别看重艰苦环境对人才成长的影响，强调青年学生必须“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且身体力行，通过各种方式磨练自己的意志，积累了切身感受和领悟。组建并领导红军后，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环境，客观上为毛泽东实践其教育理念创造了条件。无论是组织红军教导队，还是开办红大、抗大，毛泽东都将艰苦奋斗作为学员必修的内容，反复强调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是磨练革命意志的“砺石”，学校要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年轻人一定要学会吃苦，不能吃苦难成大事。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开始并没有为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因为在许多受过旧式教育的学生看来，学校的主要职能就是传播知识，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听课读书。在抗大的一次演讲中，毛泽东提到，有一位学员给他写信，说到抗大后什么都没学到，只学了爬山。毛泽东说，这位同学看问题有片面性，不知道爬山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之一部。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光说不做的，要做就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谓爬山也者，就是吃苦耐劳的锻炼之一。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观点，一直影响着我军的良人思路。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的生存环境和物质条件一直非常恶劣，作为军队组成部分的教育培训机构，自然也无例外。就拿抗大来说，其生活之艰苦，条件之恶劣，恐怕在人类教育史上绝无仅有。毛泽东曾经将抗大的办学条件概括为“四个没有”：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办？毛泽东给出的办法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抗大的领导、教员和学员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没有校舍，就自己动手挖窑洞；吃的、穿的严重不足，就开荒种地、自己生产；没有教材，学员就动手抄讲义；没有笔记本，就到处找旧线装书，翻出背面钉成本子；没有钢笔，就用笔尖、高粱秆插进子弹壳，做成“自来水笔”；没有墨水，就用桑葚汁或锅灰泡水来代替。对于物质极为丰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现代青年，这种学习生活已很难想像。可当年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锻炼，使许多入校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青年学生，包括一些向来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小姐，迅速成长为立场坚定斗志强的八路军干部。

抗大总校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毕竟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在敌后各根据地开办的一些抗大分校，则始终处于敌人的包围和进攻之中。由于抗大是共产党、八路军干部的主要摇篮，当时的名气和影响很大，日军在多次“扫荡”中都把“消灭抗大”作为重点目标。冈村宁次甚至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所以，抗大各分校常常是三天两头地打仗、转移。学员每天起床后都要打好背包，天天背着背包行军，坐着背包上课，一天到晚背包不离身，成为名符其实的“背包大学”。为了不影响学习、训练，学员们经常将要学习的内容写成学习牌，行军时挂在背包上，让身后的学员边走路，边练习和演算，教员在队伍中来回穿插，布置作业，解答问题。行军小休息时，学员们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大休息时，教员就地组织上课或讨论。按当时的说法，这叫“识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建国以后，我军的物质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军事院校也越建越正规。军校的教学和生活条件虽然不断改善，可重视学员吃苦精神的培养，将青年学员放到艰苦环境中锻炼，却一直作为光荣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培养生长型军官的初级指挥院校，更是将学员吃苦精神的培养列为重要课目。其训练项目之艰苦，淘汰率之高，常人难以想像。以致人们将这种培训称之为“魔鬼训练”，将初级指挥院校称之为“兽营”。重视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是军队院校不同于地方大学的明显之处，也是我军培养人才的重要法宝。为什么军队院校培养的一些学生比较受用人单位欢迎，吃过苦、能吃苦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魔鬼训练并不是我军的独创。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军队都非常重视对军校学生吃苦精神的培养，强调这是军人品质形成的必要条件。如美国西点军校每年新生入学后，首先要经过八周的“兽营”。在这段时间，每天安排12课时以上的野外训练，包括翻越障碍、刺杀射击、徒手格斗、长途行军、野外宿营、战术演习等。其难度之大，强度之高，直逼人的生理极限。“兽营”快结束时，还有模拟的“被俘”考验，让学员经受真正的拷打、挨饿和人身污辱。除了身体训练外，新学员还要忍受高年级学员的污辱，被强迫去做一些卑下的、毫无意义的事情，稍有不从，就会被命令去做更为激烈的运动。两个月的兽营生活，新学员就像在地狱中走了一圈，一个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憔悴不堪，就像被关了很久的战俘一样。西点的新学员训练，类似于电影《冲出亚马逊》所反映的外军特种兵，只是强度上有所不同。而设计这些科目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从肉体上、精神上将哪些意志不坚定者摧垮，以淘汰不适合从事军人职业的学生。据统计，每年都有30%左右的新学员会中途退出西点。但经受住“兽营”锻炼的西点学员，却对这套训练办法赞不绝口，认为“兽营”对学员军人素质的形成和今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西点军校的这套教育理念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中国古代一些高僧带徒弟，其办法便与之相类。即收下徒弟后，根本不讲什么道理，整天就是让徒弟担水砍柴，去做各种杂务。徒弟辛辛苦苦忙了一天，不但得不到表扬和肯定，师傅连个好脸色都没有，整天不是打就是骂。许多徒弟受不了这个罪，纷纷选择离开。能坚持几年下来的，大都已经对苦累和屈辱无动于衷。这时师傅才正式认下这个徒弟，开始给他们讲经。更有甚者，认下徒弟后仍然什么都不教，直接对徒弟说，你已经毕业了。徒弟们感到很纳闷，师傅什么都没讲呢，自己怎么就毕业了？师傅解释说，有了这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好品行，今后无论做什么，你们都可以做出一番成绩来。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现代教育已经很少强调对学生吃苦精神的培养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加上城市青年大都是独生子女，年轻人吃不了苦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骄、骄”二气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了他们日后的发展，并成为用人单位最不满意的地方之一。一些家长意识到这一问题，纷纷送“小皇帝”们参加什么“吃苦夏令营”，据说效果还不错。可实际上，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吃不了苦，是现代青年的通病。所以，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日、韩一些大企业便有意识地加强了对新员工吃苦精神的培养。如三星集团，每年都要组织新员工集中培训，所用的方法类似于军校，也是集中住宿，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大运动量训练，着眼于磨练新员工的意志品质。培训结束时，还要组织野外生存训练。据说，这种训练可以淘汰一些意志薄弱者，而所有经过这种培训的新员工都感到收获很大、终身难忘。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大企业也开始研究、借鉴军校的育人模式。如华为公司新员工上岗前的培训，就被称之为“魔鬼训练”。一是时间长，多达5个月，二是内容多，包括军事训练、企业文化、车间实习、技术培训、市场演习五个部分。有人形容这五个月的生活就像是炼狱，能够生存下来的人，都会有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以往教育所传授的许多东西被抛在脑后，“华为人”三个字开始渗入血液。

5.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

毛泽东育人思想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这也是当年叫得最响，影响了几代人的一句口号。改革开放后，很少有人提及了。现在提起它，恐怕又会引起一些学者的不快。可抛开个人情感因素，还历史本来面目，不能否认，当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培养革命者，确实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干部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实际战斗中涌现出来的部队战斗骨干，二是自愿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这两部分人各有优长和局限。前者大都出身工农，革命立场坚定，能吃苦，不怕死，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影响了他们对革命理论的掌握和斗争艺术的提高；后者文化程度高，接受能力强，有革命热情，可以充当革命的先锋和桥梁，可大都缺乏实际斗争锻炼，常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容易偏激和动摇。正是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针对两部分干部不同的特点，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

为了实现这“两化”的培养目标， 毛泽东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要求和办法。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求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不断地改造世界观；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解决对工农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到工农群众中间去，与工农做朋友，同工农打成一片；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从最基层的工作干起，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注意克服“娇、骄”二气，在艰苦生活中磨练革命意志，等等。对于工农干部，毛泽东要求他们，端正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把知识分子看作军队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克服狭隘思想，认识自身不足，不以大老粗为荣；努力学文化，学理论，学业务，学技术，最终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当年毛泽东的这一育人思想在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加入革命队伍的两部分人中，都培养和造就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方面的事例非常多，杨得志和穆青的成长过程就比较典型。

杨得志是解放军中公认的最能打仗的高级将领之一。长征路上，他是著名的红一团的团长，该团作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直接参与了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等重要战斗；抗战初期，杨得志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的团长，该团集中了朱毛红军的精华，是首战平型关参战部队的绝对主力；解放战争期间，杨得志就任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员，直接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抗美援朝时，他接替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打了许多漂亮仗。稍微了解我军军史的朋友，都会为杨得志将军的卓越战功所折服。可有谁知道，杨得志是一个雇农的儿子，从小家贫如洗，参加革命前没有上过学，只是跟老人学过几天《三字经》、《百家姓》。由于家里穷，他十四岁便跟着哥哥外出打工，在安源挖过煤、在湘南修过路，受了很多苦。后来因为工头克扣工钱，一气之下，杨得志和哥哥一起参加了红军。到部队后，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开始学文化，渐渐地学会了读书识字。杨得志是典型的部队培养出来的工农干部。在自传《横戈马上》中，杨得志说，他一生上过两次学，一次是抗大，一次是建国初期的南京军事学院。杨得志可以算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的一个典型。

杨得志的成长经历充分说明，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普通劳动者当中，也有一批人很有潜质。他们未能接受高等教育，只是因为命运没有给机会。作为管理者，千万不要忽略了这部分人，将眼光只盯着名牌院校的博士生、硕士生。要看到，实践出真知，普通岗位上的普通员工中不乏可造之材，只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照样可以培育出栋梁之才。战争年代的军队是这样，和平时期其他战线同样如此。李瑞环、郝建秀等由劳动模范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也充分证明“工农干部知识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企业家的成长同样存在这一规律。松下幸之助、李嘉诚、王永庆等著名企业家均出身寒门，都是因无钱上学。不得不先参加工作，然后靠在工作岗位上刻苦自学而成才的。据说，麦当劳现任总裁也是从清洁工岗位起步的。事实说明，管理者的选拔和培养，并非学历越高越好。所以，高明的管理者应注意发现和培养普通员工中的佼佼者，努力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使普通员工中的优秀人才不至于被埋没。

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是当代中国新闻界一位旗舰式人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新闻界的脊梁和良心。他一生写下无数感人至深的作品，其中社会反响最大的要数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代表的“十个共产党员”。这十位共产党员大都是基层干部或工人农民，如石油工人王进喜、棉农吴吉昌、种树的潘从正等。可通过穆青的笔，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英雄，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现代新闻学一直在研究，为什么穆青能够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挖掘出如此丰富的精神财富？结论其实很简单，穆青爱这些普通的劳动者，他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儿子。穆青一生写得最多的题字是“勿忘人民”。到了晚年，据秘书介绍，老人隔一段时间就会浑身不自在，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但只要去农村转上一圈，心情马上就好了，各种毛病都没有了。正如《穆青传》的卷首所说：“他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一生有爱；他一生有爱，所以他一生喷涌。”对劳动人民深厚的情感，成为穆青新闻创作的不竭源泉。

穆青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可恐怕许多人不了解，他并非工农出身，而是一个有着宗教背景的大户人家的长子长孙，属于典型的小知识分子。穆青十六岁离家参加八路军，先是在贺龙领导的120师搞宣传，后来到延安学习，是延河的水哺育了穆青成长，是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为他指引了前进的方向。《穆青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解放战争中穆青在东北当随军记者，有一次外出执行任务，走了一天路，晚上借宿老乡家中，发现鞋袜被冻在脚上。是房东老大爷打来井水，帮助穆青泡开鞋袜，然后把他冻僵的双脚抱在怀里，慢慢揉搓，使穆青的双脚得以保全。正是这些亲身经历，使穆青懂得了什么是人民，为什么共产党人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晚年的穆青曾深情地写道：“多少年过去了，这个雪原上的小屋，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告诫自己，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今生今世，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 “魔鬼训练”，将初级指挥院校称之为“兽营”。

穆青的经历对当代青年的成长仍有重要启发。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教育，培养目标直指专家、大师，很少再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似乎普通劳动者都是低层次的，不需要也不值得培养，衡量教育机构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培养出多少“人尖”。对这种精英教育应如何评价，不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可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培养出的学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管理专业的学生，其事业发展并不理想。原因其实很简单，管理者必须与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如果总是高高在上，以社会精英自诩，以高级白领自居，恐怕就很难理解普通员工、普通顾客的思想和感情，更不用说与他们打成一片了。而真正成功的领导者，无一不出身“行伍”。没有普通一兵的意识，没有眼睛向下的态度，没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是不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

有意思的是，近些年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培养子女接班时，倒是注意了这一问题。不管子女有多高的学历，不管他们过去多么成功，都不让他们直接进入本企业的领导层，而是安排他们下到基层，从工人、推销员及机关普通办事员做起，从给老同志倒茶抹桌子干起，充分感受基层工作的不易和基层员工的艰辛。有了基层工作经验，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成绩后，再安排他们进入管理层，一步一步地往上升，直到升任本公司的最高领导。据说，凡是这样安排的，公司新老班子的接替都比较成功。

总之，企业管理干部无非两个来源，一是高等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二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普通员工。这与当年我军干部的来源差不多。因此，毛泽东分别针对这两部分人提出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及其相应的培养模式，至今仍有价值。

6．在实践中摔打锻炼，认真搞好传帮带。

院校培养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提高干部的一种方式。对管理者来说，更经常也更重要的，还是抓好干部的在职培养。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有深刻见解和成功经验。毛泽东有一段名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

如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如何抓好在职培养？毛泽东提出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注意总结经验，特别是失败的教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主要靠不断总结经验。毛泽东一生都十分看重总结经验，多次申明“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强调总结经验是在职干部提高水平最主要的方法，要求部属养成总结的习惯，提高总结的能力，打一仗就要进一步。在这方面，毛泽东本人也做出了榜样。晚年他在回顾自己的军旅生涯时多次谈到，自己原来根本不会打仗，也没有读过什么兵书，所以建军初期打了一些败仗，只是因为不断总结经验，才变得聪明起来，胜仗也就越打越多了。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军许多高级指挥员亦十分重视总结经验，如刘伯承元帅带兵打仗便有个习惯，每次作战结束后，都要专门召开一定规模的总结讲评会，专门进行战术总结和政治思想总结，而且总是将两个总结讲评放在一起搞。使部队每打一仗，不仅在作战方法上有收益，在思想作风等方面也能得到教育，既看到成绩和进步，又意识到缺点和不足，明确今后打仗应该继续发扬什么，注意克服什么，从而达到军事政治双进步。许多当年刘邓的老部下事后回忆，这样的总结会就是最好的课堂，他们的指挥本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学到的。

总结工作时应特别注意失败的教训。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成功中学到的多得多。毛泽东曾说：“失败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生中打过无数胜仗，其中包括四渡赤水、三大战役这样的经典战例。可建国后毛泽东却一再向别人谈起他指挥过的几场败仗，由此可见这些败仗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

注意总结实践经验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之一。美军从1970年代开始实行一种事后回顾制度，即一次重要军事活动结束后，将所有参加者如何在一起，回顾完成任务的情况，分析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研究怎样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好。这样的讨论一般集中在四个问题：一是我们本打算做什么，二是实际发生了什么情况，三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情况，四是下次我们将怎么办。

注意从挫折中学习，也是管理大师共同的体会。如任正非说“天天思考失败”，“唯有惶者才能生存。”

明茨伯格新著《管理者非MBA》一书的主要观点。

二是强调向最有实践经验的基层官兵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自然会遇到谁才最有资格当老师的问题。毛泽东一再要求各级干部认清“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非常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毛泽东认为，在一线工作的干部战士最有实践经验，因而大力提倡“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方法。他说：“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

在毛泽东的大力提倡和直接组织下，我军历史上曾多次开展过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如“郭兴福教学法”等，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是强调将战场当作训练场。战争年代，我军广大指战员将战场当作训练场，边干边学，在实战中不断总结克敌制胜的方法，打一仗进一步，技战术水平不断提高。我军许多高级将领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进入和平时期后，毛泽东仍然重视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实战摔打部队，培养干部。如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就有意识地安排全军各部队到朝鲜“轮战”。1952年8月，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后来，中越边境作战时，邓小平也采取了这套办法。

军队应该时刻准备打仗，但相对来说，和平时期总要长于战争状态。在和平时期如何锻炼部队？毛泽东提出，要搞演习和野营拉练。七十年代部队走出营房，进行野营拉练的实际感受。我自己在部队成长的切身感受。

毛泽东上述思想对企业培养干部的启示。柳传志说：“最好的认识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方法就是让他去做事。”任正非也深得要旨，要求部属“我们提倡自觉地学习，特别是在实践中学习。您自觉地归纳和总结，就会很快地提升自己。”

四是强调领导干部和老同志要搞好传、帮、带。传、帮、带是我军培养年轻干部的一个传统做法，其本意是强调作为领导和老同志，要主动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多给他们压担子，有针对性地讲传统、教方法、传经验，帮助年轻同志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使年轻同志逐步掌握我军管理的特点和规律，熟悉基本套路和方法，学会用老传统研究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提高实际工作能力。毛泽东本人就十分善于传帮带。凡是与他有过直接接触的同志，都会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包括像周恩来、陈云、黄克诚等高级领导人，晚年一再谈起学习毛泽东。

部队的传帮带强调一级带一级。每一级都要为部属做出好样子。许多干部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我自己的感同身受。

优秀领导者本人的传帮带，是培养干部最好的方式方法。因为真正的高手，都不是通过课堂教学批量产生的。如同过去的武林高手，一定得高明的师傅亲自带。特别是领导艺术，诀窍往往就在运用原则解决矛盾时对度的把握，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只有通过对高明领导者领导艺术的长期观察和仔细揣摩，才有可能真正领会和把握。

重视言传身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我国古代教育特别强调身教重于言教，管理者一定要为人师表。特别是思想品德方面，师长自身的模范作用，比任何说教都管用。在这方面有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从游理论，即师长就像一条大鱼，学生就像跟在其身后的一群小鱼，大鱼在前面游，小鱼跟在后面，跟着跟着就都学会了。一是泡菜理论，即优秀人才周围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在这个氛围中学习生活，潜移默化化受到影响，时间长了，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就像在泡菜坛子中泡过一样。这两个比喻都是有道理的。

管理者言传身教的作用不难理解。这对领导者本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问题是，经常有一些企业家对部属的要求很高，而对自身要求却不高，由此形成明显的反差。这可能是现在一些企业培养干部方面遇到的主要困难。许多企业家都感受到了，但苦于没有解决的办法。说实在的，确实没有现成的办法。企业家要想在实践中培养部属，首先还是要不断提高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和水平。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五是建立严格的筛选、提拔和淘汰机制。这也是毛泽东育人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进入这所学校，更不是每个入学者都能顺利地从这个学校毕业。要确保育人质量，就需严把进人关和出口关。

近代中国社会，“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大小小的军阀都非常看重实力，千方百计地招兵买马，其扩充兵员的主要有两招，一是骗，许诺优厚种种待遇，从社会上直接招募，二是抓，强迫。只有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军队与众不同，实行的是义务兵制，主要靠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讲清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普天下的老百姓打天下的，对个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因此，想升官发财的就请另谋高就。考虑到我军进行的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选人还要考查其家庭出身和政治立场。这些措施保证了官兵的政治素质。

建国以后我军开始实行义务兵制。明确将服兵役列为官兵的一种义务。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广大适龄青年对当兵的热情一直不减，而部队所要做的主要就是抽好政审。严格的政审制度一直延用至今，在保证兵员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什么地方用人单位对退伍兵感兴趣，原因之一就在于官兵入伍时经过严格政审，基本素质比较有保证。

现代企业也需要不断地补充新人，如何进人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目前多数企业的办法是公开招聘，许诺种种优厚待遇，以此来吸引一流人才。这也旧军队的招兵买马十分想像。因而，新人加入组织后所出现的问题，也与旧军队性质相同，如一心谋求个人事业的发展，稍不如意就开始跳槽等。

正是因为看到这套招聘制度存在的问题，所以这些年一些大企业力图加以改变。如华为公司在招人时，就不仅看其学历文凭和专业技能，而且特别注重其价值观和思想品德，招人时也不再许以最高工资和最好待遇，只将新人的工资水平定为业界最佳报酬水平的80%，以过滤那些过分看重和追求物质利益的人。
50
组织成员的有序交流也是管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不解决好出路问题，员工只进不出，势必一潭死水，毫无生气，给组织发展带来危害。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主要靠激烈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来淘汰那些意志不坚定者。例如，当年进入抗大学习的学员中，就有少数人因为吃不了苦而选择了离队。对军队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去掉了铁砂、木屑，留下的才是真金。

进行和平时期后，我军人员筛选主要靠正常的复退制度。战士服兵役两到三年，表现特别优秀的可以直接提干或保送军校学习，既是一种激励措施，也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和保留。军官队伍也从不搞终身制，正常情况下每年都安排一部分职务上不去的军官退出现役。这种竞争淘汰机制，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也有利于军官队伍的新老更替。

企业虽然在员工退出方面不如军队方便，但也必须重视并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凡是搞得好的大企业，几乎都有强制性的末位淘汰制度。这虽然显得很无情，但却是防治“大企业病”，确保企业发展所必须。现在许多管理者都不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不就是抹不开情面，不愿安排，要不就是简单生硬，导致矛盾激化。部队安排转业干部工作的经验，可能对一些企业家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