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角灵芝图片:革命风雨患难真情：邓小平与他的三任妻子(图)

张锡瑗——河北房山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参加领导了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后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29年冬在上海逝世。
★和邓小平相识于国外， 结合于白色恐怖的上海，死于难产。
★她英年早逝，夫妻情缘仅两年。
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是铁路职员，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
1925年张锡瑗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当时的北京，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国民革命，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已被肃清,冯玉祥又邀请孙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在北京可以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北方的革命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来到北京的张锡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张锡瑗和邓小平相识。
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20岁，她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中山大学只是同学、同志、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恋人的程度。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学习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
1927年7月初，邓小平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任秘书工作，负责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的记录等。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他改名邓小平。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八七”会议不久，邓小平在武汉意外地遇见了张锡瑗。
张锡瑗于1927年秋经蒙古回国。回国后她参加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8岁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
他们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和缘分，他们相爱了。
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
据当时曾去吃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回忆：“因为上海比较松(1928年10月以前)，所以可以办酒席，还有几个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办喜酒结的婚。”郑超麟已经91岁了，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后来我住在一个叫王少兴的人家里，邓小平在西北军里认识王，他和张锡瑗常到王少兴那里，因此我常见到他们。”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妻和周恩来夫妻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那时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瑗这对年轻夫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告别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
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邓小平离沪前，她已怀孕，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夫妻久别重逢，虽感欣喜，但孩子却很难产。后来，孩子虽生下来了，但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焦急地陪伴着妻子，但非常不幸，几天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刚生下不久的孩子也随之夭亡。他顾不得埋葬妻子，便奉命匆匆赶回广西，经过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
1930年春，李强回到上海，奉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
李强回忆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是张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进城邓小平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公墓已面目全非。在李强的帮助下，才找到墓地。邓小平把她的遗骨重新放置在一个小棺木中，并于1969年，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镶嵌着她惟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
夫妻情缘仅两年 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牺牲在莫斯科
★她和邓小平相爱于红色区域。
★她和邓小平短促的夫妻情断于“左”的棍棒。
★她去了令人神往的十月革命故乡， 但却不知魂归何处!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又使用过金志成的名字，她和邓小平同年，均生于1904年，她生于浙江舟山群岛岱石高亭镇，父亲金荣贵粗识文字，是一家客店的小职员,一家4口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生活很艰难。
1912年，定海县成立了女子小学，校长沈毅是致力于教育救国的进步人士。其时金维映的父亲也转到定海公民招待所当了职员。
女子小学和公民招待所，在舟山地区革命运动中是颇有影响的去处，金维映的革命生涯便始于此。
1913年，金维映走进定海女子小学读书。
金维映从女子小学毕业后到宁波师范学习，3年后又回到女子小学，当上了幼稚班教师。
金家世代受苦，父亲金荣贵念书不多，没想到“金门出龙女”，女儿有出息，成了教“秀才”的先生。他内心备感欣慰。
此时的金维映已出落成俊俏苗条的南国女子，脸蛋圆圆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眸子宛如舟山港湾里的一汪清波，举手投足没有娇羞，却在秀媚中透着爽人豪气。
当金荣贵为女儿学成荣归高兴时，他并未真正认识女儿。此间，金维映正在由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职业革命家。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南半个中国正酝酿着革命风潮。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集中了一批党的杰出领导人物和进步人士。这期间她结识了瞿秋白、杨之华(秋白夫人)、郭沫若、项英等著名人士。金维映被他们的言谈深深打动。
1926年11月，金维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成为中共定海独立支部成员。从此，金维映开始了她共产主义战士的壮丽人生。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南半个中国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定海女子小学和公民招待所成为党的据点，金荣贵同情共产党，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他利用工作之便，掩护革命同志在公民招待所进行工作。
金维映白天教书，晚上从事革命活动。
她发动工人成立定海县总工会，领导会员开展经济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增加薪水。
舟山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盐业，盐民是劳动者的主体，中共宁波地委指示定海独立支部，以开展盐民运动为工作重点。在金维映的发动下，盐民们怒吼了。
1927年3月12日，盐民们在岱山东狱宫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告岱山盐民协会成立。
各界代表到会发言，会场上的革命气氛高涨。会后整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长达10里。
金维映身背大刀，英姿飒爽，前后奔走，不时带领盐民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声震海天。
同时，金维映又把店员、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建立工人团体，一个盐民协会，一个总工会，两支大军会合在一起，革命火炬照遍舟山群岛，金维映被誉为“定海女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舟山一片白色恐怖，金维映被捕，幸父亲金荣贵有一些上层关系，才把她保释出来。
一天，她轻声告诉父亲，要到上海教书，金荣贵闻言心中一惊，他知道，教书是借口，找革命是真。他知道上海滩上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得红了眼，他更知道女儿行动决不是她个人安排的。他默默地打量着女儿憔悴的面容，说不出一句话来，只点了点头，父女俩含泪依依惜别……
迈出家门，金维映踏上去上海的路，她深情地多次回望故乡和亲人……
这一去她再也没能返回故乡!
金维映来到上海，找到党的地下组织，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金”。1929年，阿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这时她年仅26岁，但已是经验丰富的女革命家。
在上海，阿金认识了邓小平。
邓小平领导的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6月，党中央出现了“立三路线”———“左”倾盲动主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顾革命低潮的形势，夸大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和革命的主观力量，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盲动纲领，强令还处于初创阶段的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提出“占领长沙，拿下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极端盲动口号。李立三命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但仅两个月，不但没有打下柳州、桂林，7000健儿剩下的还不到一半。1931年10月，红七军转战至湘粤边界。
梅花村一战，红七军损失惨重，只剩下2000人。2月，邓小平等率部沿湘粤边界向江西进发。在赣南崇义，邓小平得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领导已由王明集团把持。邓小平在崇义主持红七军前委会议，决定红七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靠拢，他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1931年4月底，红七军到达江西永新，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接到朱德、毛泽东的命令，成立红军河西(赣江以西)总指挥部，李明瑞任总指挥，统一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赣西南地方红军编成)和湘赣苏区红军独立第一师三支部队。
1931年6月，红七军主力东渡赣江，在兴国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可惜，当时中央苏区大肃所谓“AB团”和“改组派”，原红七军的许多干部被杀，李明瑞则被扣上“改组派首领”的帽子，于1931年10月惨遭杀害时，年仅35岁。
1931年2月，邓小平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达上海。但是近半年时间，中央既不听取他的汇报，也不分配他的工作，他只是按月从中央领取生活费而已。他要求回红七军工作，回答是联络不上。他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被批准了。
这时，中共中央派遣金维映到中央苏区工作，二人正好同行。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和金维映从上海乘船，经广东汕头进入中央苏区，行前两个月，邓小平和金维映相爱，不久就结婚了。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又调任会昌县委书记。1932年7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统一领导，成立会昌中心县委(实际是地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金维映到中央苏区之初，先后担任于都、胜利两县县委书记。两地工作，邓小平和金维映难得见上一面。
金维映到于都县后，在肖家祠召开代表大会。她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的工作报告，反“围剿”，打土豪，分田地，她讲得生动明白，使工农干部很快领会了工作意义和步骤，大家情绪很高。
一天，有贫苦农民向区委报告：领背庙里有带枪的反革命分子。区里当时人员不多，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有点紧张。金维映马上说：“不要怕，我们能捉到他们!”
第二天清晨，金维映带着十几个人悄悄包围了领背庙。金维映布置好位置后，带人猛然冲进庙里，4个反革命分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活捉了，还缴获了4枝枪。
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1933年5月，邓小平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的打击，这就是“邓、毛、谢、古事件”。邓小平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批判后，金维映离他而去。
此时，她已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李维汉是组织部部长。后来，她和李维汉———两位曾在上海共同战斗的战友结成了革命伴侣。同时，有些身体有病的同志也到莫斯科接受治疗，谁知，这一去竟永无复返了!
阿金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鲜为人知。1988年6月24日，邓颖超在回忆金维映时，饱含深情地写道：“1939年7月，周恩来同志右臂骨折。8月我陪伴恩来同志去苏联莫斯科治疗。听说阿金已经在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当时许多中国同志在那里休养。我曾去过两次。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听说她病了，当时不知是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了。”
1940年2月，周恩来、邓颖超离开莫斯科回国前，又去看望了金维映。邓颖超写道：“回国后，我在国统区工作，没有再听过她的消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的时候，她住的医院和儿童福利院(我国烈士子女在此学习)都迁离了莫斯科。
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
“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听说她住在医院里，在敌人的炮火下，牺牲了!”
当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战争的局势非常紧张、混乱，有很多事情将永远不为人知。
传到延安的消息只说，她牺牲在莫斯科。
她牺牲时只有37岁。
这是一张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婚照片。奇怪的是，在这张具有珍贵纪念意义的黑白照片上，却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年轻的八路军干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而位于画面右侧的夫妇才是邓小平和卓琳。为什么他们的新婚合影竟然是四个人合照的呢?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开明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是云南著名的实业家，他创制了宣威火腿罐头，远销东南亚。浦在廷赞成国民革命，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担任过效忠孙中山的滇军军需总局及烟酒公卖局局长。
浦在廷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浦在廷1950年病逝，终年80岁。
浦琼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到了该读书的年龄，她和姐姐们一道，请私塾先生授业，学背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和女儿经。先生只教背书，不教认字。所以，她们读的竟是“白字书”!
等她稍大一点儿，她的父亲因为生意的关系，搬到省会昆明长住，她们全家也就到了昆明。在昆明，浦家三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一起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她们又一起考入昆明女中，在那儿接受中学教育。在中学里，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宣讲耕者有其田的基本道理。浦家三姐妹，受她的感染尤为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的道路上，铐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一路慷慨悲歌，一路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她那大义凛然、英勇赴义的场面，震撼着每一个学生的心。从此以后，共产党人的形象，便铭刻在浦家姐妹的心底。
1931年，北平要举办一个全国运动会，各省挑选选手参加。浦琼英被选为少年组60米短跑的选手参加了云南省代表队。
代表队出云南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迅速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国难当头，运动会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折返。
参加运动会，固然很令人兴奋，但是浦琼英心中的目的，则是想通过参加运动会，走出家门，走出云南，到北平去念书。没想到刚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她实在不甘心。
这时，浦琼英是一个15岁的少女，已经很有主意。她下定决心，不回云南。她写信给她的哥哥，要求去北平读书，并表示了不回云南的决心。她的决心，终于获得了家里的同意。
1932年，浦琼英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风好，空气活跃，成就斐然。浦琼英在这个新环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她生来聪明颖慧，活泼开朗，学习起来轻松有余，学习之外，又结交了一些同乡好友。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都曾是她的同窗。她还和张瑞芳在学校同台演过戏呢!张瑞芳演丫头，浦琼英演小姐。学习之外，她和几个云南的老乡一起，经常出去郊游，去泡茶馆，去戏园子听戏，生活得自由自在，在家乡的那种沉闷之气一扫而光。
在北平，她爱上了京戏，一个年长的同乡还请了人来教唱。可惜浦琼英五音不全，不能学唱，但她年龄小，记性好，跟在别人后面，把那些名段子，全都背下来了，以后几十年都没有忘记!
上中学期间，浦琼英得了肺病。她到南京去住医院，还去了一趟上海。
家里每个月给浦琼英50块大洋的生活费，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钱可不少!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一袋面粉。浦琼英年龄不大，又好玩，钱是不少，可每个月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都花光了。她从小养成的这种不善理财的性格，影响了她的一生。
对于浦琼英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的阴影，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了。但是，那个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时局动荡。
民族危亡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这对浦琼英来说，也不例外。
东北沦陷后，许许多多的东北流亡学生聚集在北平，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
一
曲低沉激愤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飘荡在这古城的大街小巷，飘荡在大学中学的校园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每一位同胞，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喊出了四亿五千万同胞的共同愿望。
1936年，浦琼英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一个女孩子，在那个年代，为什么要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
这是因为，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活跃地，也是各种著名学者和新人物风云际会之地。
这是因为，学习理工科，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是进步青年的理想所在。
浦琼英聪明好学，也比较用功，考取全国著名的大学，对她来说，意义不浅。她，乃是全云南省第一个考上北平名牌大学的人。
说来也有意思，这个北大物理系，也实在是和她有缘。十年后，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步她的后尘，考上了北大物理系!
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理学院在东城区的沙滩附近。
当浦琼英进入北大学习时，她发现，这里又是一种新的，与中学大不相同的，却更为吸引人的生活空间。在这里，除了学习生活之外，政治气氛也极为浓厚。在校园里活跃着一个叫做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浦琼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民先的外围活动。但她当时的想法，还是要好好读书，准备将来学成之后以兴科技和办实业来报效国家。
在这一年，浦琼英的两个姐姐浦代英、浦石英也争得家庭同意，一齐来到北平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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