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肌肉群一周训练计划:下篇：8

几百万人被边缘化了，不再能就业。在欧洲主要城市形成了腐败和暴力犯罪的区域，在美国它们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自70年代以来，贫富之间的差距严重加大，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和前苏联。根据预测，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尽管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这种日渐加剧的不平等表现出宽容，但在其他地方它将引起社会的和政治的不稳定。

　　下层阶级仍然是个少数，但绝大多数就业者对他们工厂的未来的不稳定的感觉越发突出起来。用技术的语言说，这被叫做经济上的累积的结构性变化。它既影响体力劳动者，也影响白领工人。如果相当多的人产生了这些不安全感，它们就将变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因素。如果不是每一个人（或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职业，如果一开始就找不到职业的年轻人中间加进来了失去工作而又不可能再就业的中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工作分配计划，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也许是严重的。这种形势可能导致民粹主义的或极端主义的运动，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在所有导致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因素中，不安全是一个最关键的、肯定最难以理解和考察的囚素。

　　新的下层阶级的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另一部分是出生于外国的：例如在荷兰，有40％的土耳其和摩洛哥移民失业，但只有7％的荷兰人没有工作。这样的不成比例在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不平等滋长了客籍工人对他们每天接触的“富裕的”本地人的敌意。它还意味着本地出生的人对“寄生虫”的不满，越来越不愿意每年拿出几十亿元为不工作的这部分人提供社会服务、食物和住宅。上述情况给人的印象是，形势失去了控制。民族冲突和阶级冲突越来越多，对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七

就欧洲而言，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方面是议会民主的危机。在欧洲，凡是法西斯主义强大的地方，它都是建立在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的基础上的。在某种程度上，它都和断言腐败有关。但这些断言只是，个方面，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在1933年的德国很少有腐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获得政权，首先不是因为许诺清除腐败的政权，而是许诺取代软弱的政府。过去和现在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府，但在当代世界这是可能的吗？甚至在民主有深厚根基的地方，民主也从没有受到爱戴。它至多引起一种信仰，即尽管民主制度有各种弊端，但民主制度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最好的东西。在70年代如同在20年代后期一样，盛行的感觉是，这种制度已经不起作用了，国家是无法治理的。在80年代这种感觉被淹没了，只是到90年代它又重新露面。它涉及到这样一种信念，即政府己经成了软弱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政府不是按民族利益来行事，而是为了保证再当选而行事。它们不是做出困难的决策，而是力图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所有人。它涉及到为各种投资利益而斗争的游说集团和只对自己的所有者负责的传媒的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传媒确定全国的节目不是根据实际的深刻的需要，而是根据娱乐的迅速变化的迫切要求。

　　这些感觉并没有夸大，但是不完全。民主领袖和制度的弱点是同社会的不负责任和冷漠相平行的：相信国家无所不能，普遍地并且越来越多地感觉到，没有人民做出相应的努力，国家几乎就能提供一切。国家和社会类似于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关心的是盈利、特权和名称，公民义务限于最低限度的纳税。因此，这种倾向越来越支持一种能在民主制度之外快速做出决策的新的领导。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民主政权会解体呢？政府之所以失去它们对武力的垄断，是因为宪法给它们的权力很小，因为它们有这样的权力但不愿意使用这样的权力，或者因为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不再忠诚于民主制度。不能带来稳定的选举制度，曾被用来说明民主制度垮台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政府的经常变化（和甚至没有一个政府延期）并不一定导致极端主义力量的胜利。合法性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反对派乐意接受民主制度并据之行动。如果没有建立在共同价值和目标上的社会的广泛民主的一致，民主的前景就是暗淡的。如果封闭了政治变革，对民主的支持也就将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和奥地利就是这种情况。主要政党（或各政党）掌权而不腐败，没有任何民主的东西能取而代之。但一旦冷战结束，旧的制度也就瓦解了。

八

民主的危机，说明了加年代和30年代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但它没有解释30年代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些国家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民主。它也没有解释最近在东欧和前苏联强大的极右派政党的出现。民主的危机是同伊朗、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或者同伊拉克这样的世俗极权主义专制不相干的。正是在第三世界较发达的国家，具有法西斯主义传统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在当前有了最好的机会。不管西欧的、中欧的和南欧的议会民主有什么样的缺点，都难以想象向法西斯主义那样的暴力的和狂热的运动的权力的复归处在了鼎盛时期。新纳粹、新法西斯主义派别将仍然是没有影响的。实力更大的民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有更好的机会，但甚至它们如果掌权的话，也根本不可能比权威主义走得更远。它们可以摆脱一部分民主制度，但它们不能建立十足的极权主义政权。欧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免疫力，欧洲人和美国人太富裕、太冷淡，不可能起来为这样的制度而战斗，除非面临着一种比目前所能设想的更深刻得多的危机。

俄罗斯和东欧的形势是难以预言的。目前留下了一个空缺，有人希望由民主派来填补。然而，引入民主制度的尝试是不怎么成功的，所以意识形态的空缺是由某种民族社会主义来填补的。它会有什么不同吗？也许，但时机不是很好，因为没有立足其上的民主基础，过渡一定是困难的和漫长的。这种政权的第一个表现是不难想象的，因为存在着许多先兆：腐败的和无效率的政治家将受到谴责；公共秩序崩溃、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衰退、日益增长的无政府状态和分裂将被利用一句话，要阻止总的灾难。在这样的环境里，按民族的利益，将选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拯救国家。紧急状态（或戒严状态）的国家将声称只存在有限的一段时期。这种专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得人心的。在最近的战争中军事手段是不成功的，但这一事实不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因为总有人论证，如果不是因为腐败的政治家的话，他们是可以赢得战争的（当军队在摩洛哥蒙耻之后不久，普里莫·德·里维拉就在西班牙掌了权；当埃及在同以色列的战争中失败后，纳吉布和纳赛尔就把国王赶走了）。即使其他国家机构都瘫痪了，重要的是军队和保安力量仍在起作用。因为各种黑手党有强有力的表现，普遍认为只有铁的手段才能消灭他们。所以，俄罗斯对这种政权还会有额外的支持。既然最高的军事领导被认为牵扯进了普遍的腐败之中，政变的动议就更可能是由上校们，而不是将军们提出来的。这将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专制吗？在传统的意义上说不是。但它有可能变成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专制，因为军队没有能力执行这种清洗，它也不能充当恐怖和宣传的工具。为了破坏现代社会和经济，军人至少需要和某些文职领导人之间进行联盟。军队需要一个政治运动作为传送带。

欧洲之外的形势是不同的。中东、北非和第三世界其他较发达的国家的严重危机已经因蛊惑人心的政客的压力而加重了。人们还听命于在富裕而懒散的西方已经不再存在的信仰、狂热和战斗愿望。世界的这一部分没有对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体验，没有对杀戮的反感，也很少有对从事大规模暴力的限制。在这些国家积累起来了不满，想找回辉煌的过去，法西斯主义式的运动和政权的潜力在这些国家特别强大。其中一些国家很容易从权威主义的政权转向更压迫性的和侵略性的政权。解释一下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话。我们可以说，环太平洋的生意是生意。中国、日本和南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有理由设想它们将最终赶上西方。其结果，它们的政治权力―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将增长。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自7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显示出较高的年均增长率。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不是很落后的。

这种经济“奇迹”的原因不是什么秘密；它得益于老式的努力工作和高储蓄率的美德。其结果，这些国家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比例现在只是印年代初期的一小部分。

相反，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国民收人已经停滞或下降，由于人口急剧上升，非常贫困的失业者的人数已经增多。在过去的10年，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均收人已经下降了20％多，在整个世界上是表现最差的。这已经引起了更多的挫折感和仇恨，这种情绪可以转向内部，但也可能转向恐怖主义和像教权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政治制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有民主的解决办法。这些国家已经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挫折越多；他们的愤怒和重新表现自己的欲望就越强烈。

九

欧洲法西斯主义既是1900年的世纪末的产物，也是对它的反应。甚至现在看来，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百年前，文学的崇拜人物如莫里斯·巴雷斯和加布里勒·丹农齐诺，竟然在有记录的时间里从自我崇拜和感觉过敏的厌世的花花公子，转变为超级爱国主义和反自由的战争和专制（接近于法西斯主义）观念的提倡者。朱里奥·埃奥拉从达达主义到极端法西斯主义的一生，也沿循着类似的路线。虚无主义的先知马丁·海德格尔成了后来一代虚无主义者的精神领袖。

意大利舞台上伟大的哲学家和敏锐的观察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曾在墨索里尼手下写作，30年后他写道；法西斯主义是新的非理性主义和堕落，“包括神秘学和神哲学，逻辑的限制被清除了，批判的功能衰弱了，理性的赞同的责任心被扫到了一边。”克罗齐的评论现在听起来也是非常中肯的。单独看来，世纪末的观念不过是娱乐，知识分子的爱好。除非为其确定了政治舞台，它们是不会存活下来的。

新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政治舞台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思想会被承认是西方文化和政治危机的结果，是西方的漂浮不定的普遍弱点的结果。几十年的完善民主和削弱权威的尝试经常导致喧闹。关于领导的弱点和缺失，关于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以及社会肢解的情绪，正蔓延开来。特殊利益集团和少数民族要求的不仅仅是平等权利，甚至还有优惠待遇。其结果，钟摆以奇怪的方式正摆回到一种早期时代的情绪，强调的是集体的福利，而不是个人的福利，从强调宽容转到强调纪律、秩序和权威。

在许多国家，法西斯主义既不是这种反弹的惟一形式，也不是最可能的形式。在某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在倒退的社会，新的说法不绝于耳。但这些对着迷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西欧第二次到来的人来说，面对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卯年代的风尚、象征和言辞不是30年代的东西，那些最可能顺从非民主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既不是德国，也不是意大利。这些新的运动将是民粹主义的，在某些方面有一种强烈的宗教因素。法西斯主义也许不会有一千种面孔，但肯定也许有十几种面孔，有些是过去的或熟悉的，有些却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细菌和害虫过去曾经能够抵挡住40年代和50年代的魔术子弹和神奇的杀虫剂的话，那么今天法西斯主义已经使用了进化的技术使自己适应于新的条件并智胜于人类。既然民主社会总是过早地庆祝自己的胜利，丢弃了在过去有某些用处的工具，出于忽视或习惯而解除武装，打算实行某些错误的短视的经济，那么，法西斯主义就像葡萄球菌一样，正在卷土重来。在这两种情况下，也许都没有灵丹妙药，但至少应该意识到，威胁仍然存在，靠《圣经》中要求节制和警戒的禁令来对付，也许是天真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