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卧两头起伤腰吗:铁血除奸7

　　
　　
　　
　　 四 汉奸市长傅筱庵的下场
　　
　　 张啸林死后不久，另一个迟迟没有走完汉奸历程的傅筱庵，也到了末日。
　　
　　 前面已经讲到，军统少将特务戴星炳和吴赓恕曾经与第二任上海大道市政府伪市长傅筱庵秘密商约，引出汪精卫然后加以清除。但傅筱庵两面三刀，他一边信誓旦旦，要除国蠈。可一转身又马上向76号特务出卖戴星炳。最终戴星炳惨遭日伪特务残害。这事激怒了蒋介石，他下令军统头目戴笠一定拿傅筱庵尝命。
　　
　　 主持上海军统的陈恭澍不敢怠慢，将这一任务交给第2行动大队执行。行动大队组织了几次行动，但都是仓促下手，未获成功。
　　
　　 作为上海伪市长的傅晓庵得到日本宪兵的特别警戒，要对他下手的确不易。傅晓庵躲过几次刺杀后，也感到背脊骨阵阵发凉。他把家搬到虹口公园边的斯高塔路26弄2号(按：即虹口公园东面的祥德路)，因那一带是日本势力的大本营，驻有大量的日本军警。驻沪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大本营也在附近，军统游击分子在那边对他下手难度非常大。傅晓庵住宅周围也加强了警卫，几十名警备队员分层警戒，日夜巡逻，确保他蜗在家中不会出任何安全问题。傅筱庵外出时是数辆装甲（防弹）轿车同行，前呼后拥，有十余名白俄保镖形影不离。
　　
　　 刺杀傅筱庵的行动屡屡受挫。
　　
　　 于是，军统行动组派人到傅筱庵住家附近监视观察。
　　
　　 经过反复侦察、策划，都觉得由行动组的特工在傅筱庵住宅直接下手相当困难，于是决定从策反傅晓庵身边的人下手，要从内部打开缺口。
　　
　　 而着手策反和搞'打进去’'拉出来’这方面的高手，非杜公馆的人莫属。这方面，杜月笙门下食客个个是行家里手。
　　
　　 于是，军统要借力于杜公馆。
　　
　　 如果说，搞掉张啸林，杜月笙表现得有些扭捏作态，而对要做掉傅筱庵这事，他毫不含糊。为什麽？因为傅筱庵与杜月笙不但没有门派的情谊，反而是路窄的冤家。当然，更因傅筱庵当的是伪市长，是货真价实的大汉奸。
　　
　　 傅筱庵与杜月笙在生意场还曾结下 '梁子’。事情是这样的：
　　 前面说过，傅筱庵因盛宣怀的关系，当上了中国通商銀行的大班。1925年还当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可是当北伐軍抵达上海前，傅筱庵因公开支持孫传芳，而被蒋介石通緝，于是逃到青島，依附日本人。后來经人疏通，蒋介石取消对他通緝，傅筱庵才重回上海，当了中国通商銀行总经理。可是这时候中国通商銀行已挤满了青帮的势力，杜月笙当上了董事長。 今非昔比，這是民国的天下。傅筱庵不得不对蒋介石低声下气，不得不对杜月笙应付奉承。于是，杜月笙的中汇銀行开張時，傅筱庵存入六万元款子，作为捧場。投桃報李，杜月笙也把傅筱庵的兒子傅品圭拉入中汇，当了副经理。
　　
　　 上海一淪陷，杜月笙逃往香港。日本人一來，傅筱庵自然是熟門熟路，当了汉奸，当起“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長”。于是財势双全，他想乘机夺取社月竺的中汇銀行控制权。为此目的，当他从兒子傅品圭那兒得知中汇銀行銀根奇紧、庫存无几时，便趁人之危，准备一下子提出六万存款，要逼中汇银行倒閉。后来靠张啸林等几個头面人物从中斡旋，中汇銀行才得以渡過难关。说起这事来，张啸林还是从'义气出发’帮了杜月笙一把。
　　
　　 但杜月笙自得悉傅筱庵要提款逼倒中汇的消息后，十分气愤，便要管家万墨林与自己表弟朱文德共同谋傅筱庵。朱文德正就是中汇银行总经理。
　　
　　 对于军统的主动求助，杜公馆管家万墨林毫不迟疑。亲自出面活动。
　　
　　
　　
　　 对于军统的主动求助，杜公馆管家万墨林毫不迟疑。亲自出面活动。
　　
　　 １９４０年的秋天，万墨林終于找到一個机会。 有一天，万墨林回華格臬路184号杜公館時，看到門房里老头与一個大汉在喝白干嘮家常。
　　
　　 老家來人啦？一問佣人，知道這大汉乃是伪市長傅筱庵的廚子，与公館司間正是老乡。
　　
　　 原来這廚子朱升， 1927年傅晓庵逃避到青岛大连期间，就由他当厨师服侍。朱升不但能烧一手好菜，而且为人仗义，生性強悍剛直，对主人忠心，多年来一直跟着傅晓庵，很受傅晓庵的信赖，被称为“义仆”。
　　
　　 万墨林见此，突然脑袋一拍，想到正是要从此人身上动脑筋打开缺口。这想法得到军统方面赞同，因为他们更急于打开局面。
　　
　　 原本，军统为监视傅晓庵的行动，他们派了一个叫杜茂的特工在傅晓庵住宅附近开了一家酒馆。以往，朱升也也来喝喝闷酒，特务们并不曾多加注意，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傅晓庵身上，自知道朱升这种身份，店主杜茂就采取主动。
　　
　　 但凡爱喝酒的人都知道，一个有心事的人独自喝闷酒是最没意思的，朱升也是这样。
　　
　　 店主人杜茂主动与朱升答腔，俩人一来二往，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熟人。杜茂就与这位经常来这里的“老顾客”成了朋友。于是店主更对朱升殷勤款待。常备佐酒佳肴，请朱畅饮攀谈。经过几个月的交往，朱升认为酒店老板杜茂是知心朋友，要结拜为兄弟。有好几次朱升酒后失言，流露出自己对日本的仇视，并对东家当汉奸不满的情绪。酒店老板除了表示同感，并称赞其明大义之外，并没有一本正经过分引导，而是好言相劝，要他消气。，知道朱升也40多岁了，还没成家，还劝他娶妻成家，养儿育女。这更加得到朱升好感，认为自己交上了杜老板这个知心朋友。同时，杜老板一番话，也果然说动了这个壮实男子汉的内心，唤醒长期被压抑的情思，胸中激起起阵阵的冲动。
　　
　　 得知傅家的饭司务静极思动的消息，万墨林与杜的表弟朱文德合谋，请了一个称为蕊娣的单身女人。这蕊娣大姨也是军统特工，常年的职业生涯，她虽阅人无数，但总是逢场作戏，不遇真心人，而误了多少青春年华。此时她虽丰韵犹存，但已是半老徐娘了，配帅哥或攀高官富商喜结良缘的青春时期已不再。或许此时，结交个没有多少花路子却强壮结实，又不曾有异性经历的男子汉，组成家庭也会是她的一种选择。而对于朱升这个从不曾'破处’的'剩男’来说，能得到这么个女人，也是他的桃花运。
　　
　　 于是，经万墨林辗转设法，辍合了这对'剩男’'剩女’。很快，他们巧遇了。相知相识，到'相亲相爱’。
　　
　　 当然这'相亲相爱’还是大有水份的。他们原本不是志同道合的，她带着任务而来。而他则是出自自然的冲动。
　　
　　 对于这位被称为蕊娣的女特工来说，不论军统还是帮会，要她完成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她都必须执行，付出牺牲也是应该的。再说，她也不是没有过此类经历。
　　
　　 而对于朱升这样一个从未近过女色的老粗来说，一旦控制在一个要完成任务的女特务手里时，那他就不能不成为一件实现目标的工具了。当然，这目标十分正义。
　　
　　 就在朱升希望得到第二次时，女方后退了，说是后悔了。朱升于是山盟海誓，为了彼此好下去万死不辞。他已经无法离开一生中唯一对自己好过的女人。
　　
　　 于是，蕊娣大姨提出问题来了：
　　
　　 傅晓庵是大汉奸，罪恶累累。你当傅晓庵家的厨子，为汉奸做事，当然算是个'芈芈小的汉奸’。我是不能当'小汉奸’的妻子，而要当英雄的妻子。你若不愿当'芈芈小的汉奸’而当爱国的英雄，唯一的出路，要嘛能劝傅晓庵宣布不当汉奸，要嘛是大义灭亲为民除害。
　　
　　 朱升的确恨日本人，也对傅晓庵当汉奸而不满意。他也委婉劝过东家。只是一个下人说的话，傅晓庵根本不当回事，特别出卖戴星炳后，傅晓庵就更断了回头路。朱升不满，但为了吃一口饭，本也无可奈何。
　　
　　 在女特工的大力的诱惑下，这个原本愿意为傅筱庵当牛做马的大菜师傅，也感觉到自己不能戴'芈芈小的汉奸’的帽子，而要为民除害，当上'大义除奸’的英雄。这样才能赢得心爱女人的身心。
　　
　　 朱升觉得自己值得一博。
　　
　　 酒店杜老板也适时地对朱升事后的安全进行保证，并许诺了奖励。这奖励足够保证两口子后半辈子的生活。
　　
　　 朱升决定按军统的筹划办事。
　　
　　 对暗杀大汉奸傅筱庵的行动，当然经过军统一番精密研究设计，而由那个女特务去向大菜师傅传达。
　　
　　 傅筱庵夜里喜欢独宿，包括其妻妾夜间也不能私进他的卧室。倒是朱升有时可例外给他送夜宵点心。
　　
　　 由于朱升不会使用手枪以及担心枪声会惊动警卫，特工们知道朱升可以进出傅晓庵的卧室，便与朱升商定待傅晓庵熟睡后用刀将其砍杀。
　　
　　 当时正临“双十节”。由于傅筱庵的伪上海市政府冒充自己'正统’，所以1940年10月10日也作为国庆节庆祝。这天上午，就在伪市政府大楼里，伪官员开了庆祝会。下午又在广场上开了'群众联欢会’。晚上傅晓庵又和周文瑞、魏晉三等应约到法租界老东家后人盛四少爷的家赴宴。出来后傅晓庵再到76号和李士群、黄敬斋一起喝酒。直到11日凌晨3点才动身回家。
　　
　　 到虹口家中已是四点，傅晓庵就没有回到小妾住的后房，独自一人躺下进入了梦乡。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盛家用的那顿饭就是最后的晚餐。傅晓庵睡熟之后，等候多时的朱升手持菜刀进入傅的卧室，借着窗外微弱的亮光，对准傅晓庵的头部连砍三刀，一在眼部，一在下颏，一在颈部，尤以颈部伤势最重，头颅几将割断。傅晓庵连喊声“饶命”都來不及就即刻毙命。完事后，朱升將菜刀往床前一扔，轻手轻脚地退回廚房，脫下衣服大鞋，洗清身上的血污，換上干淨衣裤。
　　
　　 打点完毕后，朱升取下悬在鉤子上的菜栏子，挂在自行車的扶手上，从从容容地推着车子来到大門口 。時钟已敲過五点，平時這個時候，也正是他上小菜場采购魚肉菜蔬的时间。門內的收发，門外的警卫，与往日一样，和他点头打招呼。
　　
　　 朱升一出大門，不远处就有酒店杜老板事先备好接应的汽车。上車后，穿街越巷 ，直奔西北郊嘉定南翔鎮，那是預先安排好的脫身地点。 蕊姊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領到奖金。
　　
　　 当天的重庆《大公报》报道说，傅案发生后“全市人民无不称快”，而日伪方面则“极为震惊惶恐”“并令（南）京沪火车停驶”，缉拿朱升。
　　
　　 同年12月，因陈恭澍被捕并且投靠敌伪当了汉奸。军统局担心朱升被敌伪搜捕，于是电令掩护朱升离开上海。朱升从上海，经金华一路前往重庆。朱到重庆后，由时任重庆市公安第六分局局长杜醇照顾他的住宿，并按月给津贴生活。这杜醇是杜茂的本家兄弟。朱开利用笔奖金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了一爿小型手工卷烟厂。
　　
　　 1940年10月27日，日伪当局为傅筱庵举办葬礼。前来吊唁的人中，就有最后和他一起喝酒的李士群。面对这位几乎身首异处的汉奸市长，李士群不知有何感想。6天前，借酒浇愁的傅筱庵对李士群、黄敬斋唉叹：
　　
　　 我这么大年纪，60多岁了，你们还年轻，30多岁，你们还要另找出路，不要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干。
　　
　　 李士群显然没有听进傅筱庵的临终遗言。但傅筱庵的话，两年后，在李士群身上应验了。
　　
　　 傅筱庵之死又给上海，乃至整个沦陷区的附逆汉奸人人敲了一次警钟。他们人人自危。不过，这汉奸们还不甘心，他们仍然为了汉奸的事业前仆后继。
　　傅筱庵被杀后，由日本驻沪海军的推荐，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
　　
　　
　　
　　
　　 五 管家万墨林历险记
　　
　　
　　 与张啸林之死，杜月笙心怀戚戚不一样，傅筱庵被杀，杜月笙倒认为是情理中，他为此心情不错。而且，由于他支持上海地下抗日活动并促成高陶事件的发生，杜月笙声誉大涨。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杜月笙在重庆活动，要以抗日救国的名义，整合海内外华人的帮会团体。
　　
　　 为造声势，还顺便举办捐款献机活动，一次捐献飞机２０架，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的“献机典礼”。
　　　　
　　 正当杜大官人在重庆轰轰烈烈之际，从渝沪间的秘密电台，传来一个坏消息，万墨林在上海金门饭店门前，遭汪伪特工总部极斯斐尔路７６号的打手的绑架，并遭遇酷刑，手段残忍。
　　
　　 上海来的急电还称：
　　 像敌伪这么样狠的“做”他，万墨林熬不熬得过，撑不撑得住，大有疑问。
　　　　
　　 得此消息，杜月笙和戴笠大为震惊。
　　　　
　　 因为问题不单是万墨林个人的生命安全，而是万墨林等于是重庆地下工作者在上海一地的总交通，倘使他一屈服，据实招供，中央在上海的各机构，大有一举摧毁之可能。于是，杜月笙、戴笠得讯以后，立即电知蒋伯诚﹑吴开先﹑吴绍澍等人从速逃离住处，变更联络方式。同时，杜月笙心急如焚的匆匆返港，竭力设法营救万墨林。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管家。他和徐采丞又是杜月笙在上海的重要代表，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日伪为了争取杜月笙，很长时间内未动这两人一根毫毛。
　　那，万墨林是为何被抓的呢？
　　
　　 原来这事与上个月发生的'天马号’专列爆炸案有关。
　　 那事件，不但日伪头目死伤累累，更使得他们在国际上声名狼藉。
　　 爆炸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大坍其台，痛心嫉手，狼狈万分，暗恨抗战地下工作人员过于辣手。日军事后侦察表明，行动的确是军统和苏浙行动委员会所为。因为从现场牺牲游击战士带的身份证件及枪支证明了这点。
　　
　　 加上年初杜月笙策划的'高陶事件’对汪集团的打击，旧恨新仇，　气急败坏的汪精卫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恶气。
　　
　　 于是，汪精卫下令李土群要从肉体上消灭杜月笙，同时打击并瓦解重庆地下工作人员在上海的活动。前面提过，由于杜月笙和王新衡有所准备，李土群在香港谋杀杜月笙的企图未能得逞。弄不到香港的杜某人，难道不能拿上海的杜公馆出气？汪伪瞄上了上海的杜公馆管家万墨林。
　　
　　 我们前面讲过：国民党常驻上海三位大员，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以及三青团中央书记吴绍澍均由万墨林负责接待并替供安全保卫。三位大员也都把万墨林作为左右手，在交通、联络方面非万墨林不可。而且万墨林还是他们的银箱，每一文钱开销都得经万墨林的手。汪伪特务对此是一清二楚的的。因此转而通过绑架万墨林来达到打击杜月笙，成为他们的替代手段。
　　
　　 就在前不久，胡兰成在汪集团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发表一份通缉名单，其中就列有万墨林的名字。李士群把绑架万墨林的差使交给了吴世宝。吴世宝早就看上了万墨林，他看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万墨林的钱，早想敲他一票。还有就是吴世宝不服万墨林：万墨林自以为有钱有势，瞧不起人，吴世宝早就有心打下他的威风。只是以往主子没放话，他们不敢冒然行动而已。
　　
　　 因风声紧了，汪伪要对自己动手，万墨林未免惊惶。他缩在华格臬路杜公馆，足不出户，还通过法租界巡捕房的老关系要了四名安南巡捕，带一部铁甲车，一挺机关枪，夜以继日地守卫在杜公馆门口。
　　
　　　　汪伪特务也知道，要闯入法租界，从戒备森严的杜公馆抓走万墨林，也决非易事。
　　
　　 于是，他们便想出了一个钓鱼之计，要引万墨林上钩，让他自动走出杜公馆。钓饵便是吴世宝的徒弟，此时已被76号秘密掌握。
　　　　
　　 吴绍澍此时由吴开先提名为上海市党部主任，具体负责上海的常务工作。因此，万墨林的一个名叫朱文龙的徒弟当了吴绍澍手下的一名情报员，也负责吴绍澍与万墨林之间联系。这点，被76号侦知，并暗中对朱文龙实施收买。
　　
　　 这天是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１日。吴世宝指使朱文龙利用万墨林的秘密通话路线跟万墨林通电话，声称一项“极重要”的情报要转递，但自己已暴露，不能直接上门。务必请他来接走情报。
　　
　　 万墨林因为风声太紧，不得不谨慎小心，他推托过两次。但朱文龙仍坚持要见，万墨林吃不透到底是怎样的情报，只好在朱文龙第三次来电时答应了。第三次则先约下午４时，临时再改晚间８点，此时正是不夜城上海灯光璀灿之际。会晤地点也就是行人如织的金门大酒店前门。这时间这地点，的确适合秘密接头。
　　
　　 将到约定时间，万墨林戴一副茶色墨镜，坐一辆黄包车， 在车上拚命低着头，把帽沿压得低低的，几乎贴着眼睛。
　　
　　　
　　 将到约定时间，万墨林戴一副茶色墨镜，坐一辆黄包车， 在车上拚命低着头，把帽沿压得低低的，几乎贴着眼睛。
　　
　　 万墨林下车后果然看到了自己的徒弟正站在国际饭店对面向远处眺望。正当他绕行到背后，准备从后面拍朱文龙的后肩时，四名大汉一拥而上，当众反剪万墨林的双手，把他捆了一个结实。万墨林立刻面朝附近站岗的美国宪兵大呼“救命！”
　　
　　 美国大兵跑过来干涉。
　　
　　 开车的司机出示出英租界开出的准予缉拿许可证。美国大兵无奈。满街的人限睁睁看着万墨林被架上汽车，绝尘而去。
　　
　　 四名大汉和开车司机正就是吴世宝的手下。辗转送到位于虹口的日本宪兵队。初审之后，又 送到极司斐尔路 76 号汪伪特工总部。
　　
　　 在76号汪伪特工总部，万里浪、吴四宝、余爱珍等人对万墨林进行了审问。 注意，此时万里浪已改任76号第一处处长。
　　
　　 佘爱珍见到万墨林， 便带着笑容嘲讽着：
　　 万先生，侬也来啦！
　　
　　 吴世宝则不无威胁地说：
　　 万先生，你是高来高去的人物，我吴某人不过烂泥里面的小水蛇，不过今 朝委屈你万先生到了这里，烂泥蛇也布下了天罗地网，就怕你进来容易出去难，插上翅膀也飞不动！万先生，我劝你遇事将就，不必太认真！
　　
　　 其实，万墨林对杜月笙与日汪的关系相当清楚，他明白日汪目前还不至于置他于死地。只要保住杜月笙关照他不要讲出去的事情，杜先生一定有办法他。因此，几次问下来，万墨林所说的都不符合76好特务们的口味。
　　
　　 于是，吴世宝命令：
　　 来几个人上来，把万墨林先生请下去，好好关照他们一下！弗要辜负万先生的格副身胚。
　　
　　 万墨林听明白，所谓“关照”，就是上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肥胖的身体本能地缩成一团。
　　
　　 在刑房里，万墨林被剥光衣服，吊了起来。见桶冷水浇下去，万墨林浑身布满鸡皮疙瘩，上下牙齿格格地直打颤。他先尝了吴世宝特制的那根双层阔牛皮鞭的味道，抽几下，便全身是血。吴世宝这一顿打，有人说这是吴世宝要在上海流氓地界摆摆“威势”，以杜月笙家里的万二爷照样给他开过鞭，好像连杜月笙也给他打过一样。其实，吴倒并不为了这个，而是要给万来个下马威，要他识相些。所谓识相些，当然指的是铜钿。从后来的情况看，也证实了这一点。吴世宝要抓万的真正目的或许正就是看在钞票上。
　　
　　 接着，他们还请万墨林试过老虎凳滋味。万墨林开始还硬撑，但几块砖头加上去，他吃不消了。正巧看见“76 号”林之江走进刑房。万墨林认得他，立刻呼救：
　　
　　 哎哟，林司令，快救救我！
　　 这位'林司令’果然帮忙，立刻命令行刑者从老虎凳上解下万墨林。还找了两个人扶着他在花园里转了几个圈子，让万墨林活络活络筋骨，免留残疾。
　　
　　 对犯人如此“仁慈”，在以杀人为儿戏的林之江，恐怕是破天荒第一次。
　　 林之江原先是军统的一个行动队长，在“忠义救国军”兼过不知是哪一级的什么“司令”。因帮会的徒众许多是“忠义救国军”的成员，所以万墨林与林之江相互熟悉。
　　
　　 不久，万墨林连这点皮肉之苦也免去了。万墨林老婆在外面给汪伪特工总部“老板”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先送了十万块钱。叶吉卿因此放话下去：
　　 万墨林块头太大，只能问，不能打。打了他或许会中风的。
　　
　　 叶吉卿的话，对吴世宝和佘爱珍来说，就是一帖灵药。吴世宝和佘爱珍知道，进账了。
　　
　　 杜月笙要徐采丞营救万墨林。 徐采丞通过关系找到周佛海，间接晓以厉害。徐采丞也很快找到了汪曼云。
　　
　　　 杜月笙要徐采丞营救万墨林。 徐采丞通过关系找到周佛海，间接晓以厉害。徐采丞也很快找到了汪曼云。
　　
　　 “76 号”内这批汉奸群里，杜月笙的徒弟、学生也不少。但与杜月笙关最近的特务当属伪社会部次长汪曼云。
　　
　　 汪于是专程由南京赶回上海到76号。汪曼云向李士群叽咕一阵，李士群就表示可以帮忙，惟须稍假时日，使这件事冷下去，才能慢慢地设法。李士群又主张把万墨林先解到南京，同时叫他们在外面不要再活动，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否则给日本人听到了，反会坏事。其实，把万墨林先解到南京的主张，正是周佛海与徐采丞沟通后给李士群的指示，只是李士群趁机卖人情想捞外快而已。
　　
　　 随即，汪曼云与万墨林见面。看守沈信一退出，让他们面谈。万墨林看沈信一不在，急对汪曼云说：
　　 我天天在望你，吴世宝忒勿漂亮!（天天盼你来，这吴世宝太不上路！）
　　
　　 汪曼云：
　　 怎么啦?
　　 万回答：
　　 看见我闲话勿曾问，就开我一顿鞭，拿我做足输赢，这算啥个道理?（见面不问话，就揍我一顿皮鞭…..）
　　
　　 汪曼云：
　　 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他们问你的时候，你怎样讲的?
　　
　　 万墨林：
　　 他们问我两件事：一是傅筱庵；一是隔壁（按:指张啸林）的事。傅的事，我承认的；隔壁的事，我没有讲。
　　
　　 汪曼云：
　　 那好，隔壁的事你是千万不能讲的，因为关系到'先生’的做人问题。关于这件事，如再问你，你还要咬紧牙关，不能讲的。
　　
　　 万墨林：
　　 这我知道了，曼兄，我自杀好不好?
　　
　　 汪曼云：
　　 为啥?
　　 万墨林：
　　 杜先生叫人关照我的。
　　 汪曼云：
　　 这就是先生怕你把隔壁的事情说出来，使他做人不得，所以叫你自杀。现在你既然没有讲，将来也咬定不讲，又何必要自杀?再说我现在来救你，而你倒要自杀，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万墨林：
　　 此地的生活（按:刑罚）我实在吃勿消。
　　 这万管家过去只是打别人，从来没有给人打过。.现在自己挨到了，才知道生活是不好挨的。汪宽慰他说，这个我会给你想法子的，你别愁吧！汪又把和李士群的谈话经过告诉了他，要他安心。
　　
　　 万墨林：
　　 我到了南京，吃的用的怎么办?
　　 汪曼云：
　　 这我也会替你安排的，好在你住的地方——南京宁海路25号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看守所，和我的家在同一条路上，仅隔二十多家，还有什么不便的?
　　 万墨林这才放心了。
　　
　　 汪曼云离开后向李士群道谢。李士群则向汪曼云开出了万墨林的身价是20万。汪在当时既不能接受，也不好拒绝，只好唯唯否否，看今后如何发展再说。
　　 李又问明了汪回南京去的日期，并要汪经常来谈淡，这时反而好像李士群生怕汪曼云的鹞子断了线。
　　
　　 汪曼云告别李士群又去看吴世宝。遇到吴的老婆佘爱珍。她看到了汪曼云，就知道汪的来意，不待汪开口，便说：
　　 汪先生，万墨林看到了吧?
　　 汪曼云：
　　 见到了，我正为此事来麻烦你们。
　　 说着随在袋里掏出了5000元钱递给佘爱珍。
　　 可是佘爱珍无论怎样不肯收，还说世宝与墨林也是朋友，墨林这里我们应该招待的。再说现在您又亲自来关照，您就放心吧，一切我负责任，这钱我决不能收的，我收了世宝也会怪我的。
　　
　　 汪曼云因见佘决不肯收，也只好道谢而出，便在银楼里买了两副银台面与果盘银盆之类的东西，叫人送了去，佘才收下了。
　　
　　 汪曼云再度去见李士群的时候，也送了礼。
　　 于是押运万墨林的队伍与汪曼云同车去南京。
　　
　　 到了南京，周佛海接见万墨林，先跟他开个玩笑，然后开门见山地说：
　　 万墨林，你所做的事情自己明白。７６号的门进去容易出来难，使你释放很不简单。我此刻是买杜先生的面子，只要关节打通，我自会放你。我说话算数，你也要向我提出保证，从今以后莫再到处托人，增加我的困难，我请你安心地等好消息。
　　　
　　 万墨林拍胸脯答应了。从此，万墨林便南京关一阵，上海押一押，却是从来不拷、不打、不“骂”，不给他吃苦头。　
　　　
　　 万墨林拍胸脯答应了。从此，万墨林便被在南京关一阵﹑上海押一押，却不再继续被拷、打、“骂”，也不再吃苦头了。
　　　　
　　 周佛海好象要为自己留后路而想与杜借此建立好感。
　　
　　 杜月笙对万墨林的营救是多方面的。虽然汪曼云已把与李士群、周佛海接洽的经过告诉了徐采丞，可是徐采丞等人还是从各方面继续进行活动，在上海又托了沪西兆丰总会的赌台老板潘三省，潘的答复与汪所告诉他们的一样：
　　 票价20万。
　　
　　 76号把万墨林标价20万，虽未刊登广告，但知道的人很多，甚至连日本宪兵队都知道了。
　　
　　 而周佛海想要得到的是杜月笙的人情，所以他不情愿让76号捞到这钱。
　　那周佛海说的'打通什么关节’又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是傅筱庵的子女作怪。他们听说万墨林与其父傅筱庵被杀有关，因此，当听说万墨林被捕，他们就一纸状书告到日本最高当局，要求严办万墨林，以报杀父之仇。所以，当汪伪方面与日本军方开会商议如何处理万墨林时，日本军方坚持不同意将万交保释放。
　　
　　 徐采丞为此千方百计找路子，１９４１年５月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东北籍的伪国会议员金鼎勋。金某跟日本人渊源甚深。徐采丞邀同两朋友，一同前往金家恳请金鼎勋设法帮忙放人，金鼎勋倒十分爽快，一口答应帮忙。
　　　　
　　 金鼎勋说服兴亚院的高等参谋冈田和一位巨商坂田，由坂田、冈田影响兴亚院，提示日本军方：
　　　　
　　 皇军如需彻底统治上海，杜月笙有无法估计之利用价值，顷者犹在多方争取杜氏之际，汪政府特工羁押其亲戚既亲信万墨林，实为极其不智之举。
　　
　　 大倭军方终于改变主意。随后放出将释放万墨林的消息。
　　
　　 而且日本宪兵队什么条件都不谈，直接把万墨林从特工总部南京区，提到倭军上海宪兵队司令部。这样，76号这批贼骨头无异遇到了山大王， 20万块的票单就此落空了。
　　
　　 万墨林在倭军上海宪兵队司令部关了一段几天后释放了。
　　
　　 万墨林释放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家喻户晓。一班趋炎附势的朋友，为了巴结杜月笙，万墨林那几天的请柬如雪片飞，他一步登天，几乎是个大英雄。今天这个清客，明天那个作东，弄得万墨林穷于应付，不知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更忘记了时辰八字。他有请必到，有酒必喝，结果吃得急性肠炎穿孔。在南洋医院开刀做手术，可就是创口从此收不了口，于是只好在创口上安上一根橡皮管子，向外排污。这南洋医院就在复兴公园旁边，曾经改称为卢湾区中心医院，如今是瑞金分院。
　　
　　 后来万墨林与蒋伯诚再度为日本宪兵逮捕。由于蒋伯诚是民国元老，国民党中常委，他装病不肯屈服，被日本人关押。重庆方面通过向周佛海施压，蒋伯诚与万墨林被释放而获救。蒋伯诚大概算是遭日伪关押的'重庆分子’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万墨林历险’故事讲到这里为止。但对万墨林这个人的议论却无法就此停止。
　　
　　 万墨林算个什么名堂?
　　 无疑，万墨林缺乏教养，形象诿琐，语言粗俗，给人没有好印象。
　　
　　 万墨林是米店老板出身。城市人最需要的是大米和住房，从而房老板与米老板与市民关系最密切，也正因为与市民关系最密切而最被市民所憎恨：米贵房价涨，直接受害的就是饥寒交迫的平民。涨米价涨房价者，永远是为富不仁的象征，总是民众心目中的公敌。万墨林也正是这种令人厌恶的角色。
　　
　　 更有，万墨林是流氓头子的管家，流氓的管家也算流氓。流氓永远是个令人鄙视的身份。
　　
　　 但在这特殊的年代里，万墨林却意外地赢得喝彩。
　　
　　 为只为，日本宪兵和76号特务两度绑架了他，并残酷地施加折磨，他能始终把牙咬到底。此时，他身后的蒋伯诚﹑吴开先和吴绍澍这类KMT大员的小命都卡在他的牙根上。一松口就有大人物送命。
　　
　　 为只为，人们从此知道了，万墨林原来也参与制裁一批大小汉奸，居然连傅筱庵这类大奸大贼之死与他有关。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也与他有关。掩护上海地下抗日机构也与他有关。这些不能不令人对他刮目相看。以至于，被他从汪精卫手中救出来的高崇武和陶希圣及其后人，几乎把这其貌不扬的万管家视为大英雄。
　　
　　 晚年，据说他优雅起来了。不但当了'国大代表’，还著书立说，分明变成上流人物。
　　
　　 对于万墨林，我们不再多说了。
　　
　
　　 六 上海，自由射手运动的发源与挫折
　　
　　
　　 声声枪响，不是汉奸被除，就是自己人倒下。
　　
　　 血腥的除奸活动分子使军统特工们自己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不仅是一个又一个战友的牺牲，也在于被除掉的那些人。除奸中被刺杀的目标中确有不少是罪大恶极的，但也同样有许多对象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站错队’的普通中国人，更何况还有些还是以前的同事、朋友 。其中一些人仅因环境恶劣或人际误会而失足，除奸行动队员对其中一些对象难免怀侧隐之心。他们感到，自己处罚了失足的中国人，而让玩弄“以华制华”伎俩的日本人继续躲在幕后遥控指挥，是不公平的。所以这些沦陷区军统特工人员纷纷要求在制裁汉奸的同时，也抓住一切机会诛杀日本侵略军，而无须调查其历史罪行。因为，他们踩上中国的国土的那一时刻，就开始犯罪。
　　
　　 为此，军统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
　　 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须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
　　
　　 该方案于1940年上报重庆总部并获得到批准。
　　
　　 于是，上海街头再次响起了消灭法西斯的自由射手枪声。
　　
　　 得到批准后，军统上海区陆续进行换血，把上海郊外的游击队骨干调到城里充实特工队伍，同时把已暴露的特务转移到游击队。
　　
　　 对敌斗争的策略，也从简单地清除叛徒，转而收买和转化敌方成员，同意变节人员回归，从敌伪内部打击敌伪。而对日斗争也从以往的组织突袭暴动，转向常态化对日本占领军进行袭击。
　　
　　 组机构也相应发生变化，除军统上海区直属各行动组之外，另组织多支行动队，授权他们可以独立自主执行任务。
　　
　　 这一下，就省去许多手续，增加大量战机。
　　
　　
　　 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统上海区各行动组发起较大行动50余次，大批毙伤日军人员。
　　 在日本军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上海军统特工进行了多次爆炸活动。日本宪兵补充队长高英三郎，生病住进自己的野战医院，居然被士门中人下了毒药，毒发身死。两个日本间谋，伪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大白天里在四马路望平里熙来攘往的人丛中散步，突然之间，砰砰两枪，立即倒卧于血泊之中。还比如，经过军统上海区第3行动大队第4组组长李亮缜密跟踪侦查， 1941年6月17日由副组长叶东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俞森林、杨景文等特工将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击毙于愚园路。从后面表格中看出，这第3行动大队长就是蒋安华。
　　
　　 这些行动中，特工毕高奎和蒋安华就十分突出。
　　
　　 毕高奎不是等闲之辈，他是军统局在上海的特工组的一名干将。一年多，被毕高奎的直属行动组毙杀的日军特务就有野村正雄、池田寅治郎、村濑胜次郎、冈本义雄、野村正雄、池田寅治郎 、石出时重、村濑胜次等等。另外，第三行动队的蒋安华比毕高奎斩获更丰。
　　
　　 1941年11月28日，汉奸胡兰成控制的《中华日报》及日伪新拼凑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一份所谓的《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日军警谍人员被镇压的事实。而这统计表正是经他们自己记录整理的。
　　 下表就是他们的原作。
　　
　　
　　 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部分)
　　
　　被害者姓名 时间 地点 死伤 行动者
　　矶部芳卫 29/9/29 北四川路武昌路 死 第三队蒋安华
　　佐藤精一 29/9/30 沪西镇宁路 死 第三队蒋安华
　　中村尚雄 29/11/6 北江西路老靶子路 重伤 第二队赵圣
　　石桥信 29/11/14 虹口嘉兴路附近 死 第三队蒋安华
　　富永贵 29/11/17 蓬莱路海xx 死 第三队蒋安华
　　久保田 29/11/30 虹口施高塔路 无恙 第三队林焕尧
　　佐佐木 29/12/1 沪西汪家弄 重伤 第三队蒋安华
　　野村正雄 29/12/17 涛朋路华xx 死 直属一组毕高奎
　　宫崎敏 29/12/22 南市文庙路 死 第三队蒋安华
　　高桥胜村 30/1/1 江湾附近 伤 第三队蒋安华
　　西岩 30/1/13 南京路山西路 死 第六队潘绍岳
　　出光正三 30/1/19 沪西日华纱厂 伤 第三队蒋安华
　　户田正一 30/2/22 平凉路齐齐哈尔路 重伤 第三队蒋安华
　　石中巽 30/2/26 同上 死 第三队蒋安华
　　五十岚翠 30/4/10 公共租借狄思威路 无恙 第三队蒋安华
　　本田等数人30/4/15 沪西劳勃生路 伤二人 第三队蒋安华
　　东和剧扬 30/4/26 虹口乍浦路海宁路 轻重伤廿二人 抗团孙大成
　　村山秋常 30/4/28 闸北海军哨所 重伤 第六队潘绍岳
　　渡边实 30/5/5 光复路三兴面粉工场 重伤 直属第一组晨美
　　宪兵分遣队 30/6/11 法租借金神父路 无恙 抗团孙大成
　　笹井等三人 30/6/15 地址不详 一死二伤 第三队蒋安华
　　赤木亲之 30/6/17 愚园陆地丰路 死 第三队蒋安华，李亮
　　蒸德贤藏 30/7/26 虹口爱而琴路 死 第三队蒋安华
　　式部清一郎 30/7/27 徐家汇天主堂附近 死 第三队蒋安华
　　板井一 30/7/31 南市宪兵分遣队前 死 第四队封企曾
　　青木武重 30/8/16 杨树浦平凉路 死 第五队
　　日下都信吉 30/8/25 杨树浦西华德路 死 第三队蒋安华
　　须藤茂吉 30/8/25 同上 伤 第三队蒋安华
　　官重孙吉 30/9/16 东汉璧路元芳路 伤 第三队蒋安华
　　矶谷 30/9/8 ？ 无恙 第三队蒋安华
　　楠元国雄 30/9/13 虹口周家嘴路 伤 第三队蒋安华
　　池田寅治郎 30/10/7 虹口 死 直属第一组毕高奎
　　石出时重 30/10/10 南市王家弄 死 第五队
　　村濑胜次郎 30/10/12 浦东曹家楼店 死 直属第一组毕高奎
　　冈本义雄 30/10/22 南市电气公司前 重伤 直属第一组毕高奎
　　
　　 以上所列，只是上海区在此期间行动的一部份。我们注意表中采用的是日期用民国纪年方式。比如29/9/29，是指民国29年9月29日，即1940年9月29日。
　　日伪也承认那只是部分数据，实际上被消灭的日本人还要多。
　　
　　
　　以上列表的被歼日本特务名单既非军统上海区公布的.也不是日军公开发表的.而是汪伪分子胡成兰从租界巡捕房的审讯处得来的.
　　 由于蒋安华的第三大队不幸被租界巡捕房破获,60人被租界巡捕捕捉审问.这就是涉及第三大队伏杀的日军名单最详细的原因.
　　 其它大队伏杀日本军警特务同样不少,但具体名单并没有被租界巡捕房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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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伪也承认那只是部分数据，实际上被消灭的日本人还要多。
　　
　　 总之，军统上海区所执行的对敌制裁，在当时严重打击了上海地区的日本驻军的信心。最明显的事实，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穿制服的日本军人除了结伴成伙，互相戒备之外，绝不敢单独一个个在路上行走。他们不敢对行人横眉怒目，更不敢少数几人一伙擅自闯人民宅了。日军盛气凌人的外相，也有所收敛。
　　
　　 应该注意到，上海这种抗日形式，正就是1942年以后法国巴黎街头发生的自由射手运动的榜样。欧洲人早在自己国家遭受法西斯侵略以前，已经注意到了上海的反法西斯的抵抗方式。当他们的国度同样遭受法西斯蹂躏时，他们同样以上海的方式进行抵抗。是上海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为巴黎和萨拉热窝开了先例。而且，上海的斗争也远较巴黎和萨拉热窝更残酷和错综复杂。
　　
　　 以往，我们自己并不了解中国上海在二战中的这场战争。我们是反过来从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去想象二战的城市游击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影响了我们一代人。我们崇敬异国的爱国者，为南斯拉夫城市游击队的献身精神而热血沸腾。
　　
　　 到了后来，我们知道了，不仅南斯拉夫有城市游击队，而且法国也有，而且法国的抵抗组织更加声势浩大。法国民族的英雄让·穆兰（Jean Moulin）就是法国的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他把全法国的爱国人士，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等爱国人士全部团结起来，对德国占领军和法国伪政权发起游击战。我们注意到，后来的法国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共产党人约里奥·居里就是法国的抵抗组织的一员，这位居里夫人的女婿正就是巴黎街道上向德国侵略军开枪的'自由射手’。
　　
　　 对于这些异国的反法西斯的传奇人物，我们充满敬意。
　　
　　 但不能忽视我们自己脚踩的土地，忽视我们自己的身边。我们不能忘记，那正是上海开创的先例。上海这个城市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城市游击队的诞生地，是世界反法西斯自由射手运动的源头。上海在第二世界大战中对敌斗争的惊险壮烈程度，历时之长，远远超过巴黎和萨拉热窝。不论是狙杀敌军﹑消灭间细﹑炸敌车敌舰，上海都远远走在巴黎萨拉热窝之前，甚至是华沙。
　　
　　 但，残酷的战争，使上海的地下抗日力量遭受严重的牺牲。
　　
　　 军统上海区的机构设在租界内。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侵华战争及其在亚洲的扩充政策对英美法的势力构成威胁，因而造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以尽管租界当局也不时以维护秩序的名义也打击抗日游击队，但相对于日本占领区来说，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抗日行动也很容易得到上海市民的支持和掩护。
　　
　　 但，1940年4月以后，情况发生变化。
　　 欧洲战场，英军和法军战败。１９４０年６月４日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十天后，德军第4军的步兵师进占“不设防城市”巴黎。
　　
　　 英法惨败，巴黎投降，英军苦守孤岛，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上海英法租界处于极端弱势，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也大批被日伪收买。法租界更是因维希傀儡政府的立场而屈服于日本人，对上海抗日力量构成威胁。
　　
　　 陈恭澍和他的机构没有从大局上看到这种变化，没有及时采取应急措施，结果出大问题了。
　　
　　 1941年6 月28日，上海区助理书记刘原深被叛徒周西垣于霞飞路诱捕。继刘原深被捕后，上海区接连好几个单位失事，多人被捕。
　　
　　 严重的事件是蒋安华的第三行动大队不幸在1941年夏天被破获遭逮捕，整个特工的第三大队总共60名仅一人逃脱。被俘人员随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落入日军手里。蒋安华于1944年死亡。顺便提一下，同样因伏杀日本军谍出名的毕高奎，当时正与毛万里一起到福建省的建阳后方据点。他因而没有被捕，坚持到抗战胜利。1946年在处置汉奸问题时因意见分歧他在上海被免除检察官的职务。这是把后话提前说了。
　　
　
　　
　　 军统上海区并没有从蒋安华等的被捕吸取教训，没有预料到因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造成租界环境的恶化，没有从组织上和行动上进行必要的调整，虽处于外忧内患之中，行为依然流露着懈怠。
　　
　　 此时，敌伪一方面继续网罗叛徒，刺探军统内部情报。另一方面加紧用金钱收买巡捕房的人员，使他们转向日伪。由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配合76号，对军统组织和人员采取地毡式的搜查。
　　
　　 终于，1941年10月29日，日本人和76号与租界巡捕房勾结一道，要收网了。懵然中，军统在上海的各据点遭到突击抓捕。
　　
　　 这次，日本人和76号破获一批联络点和秘密电台，抓住了陈恭澍、齐庆斌以下一百多名军统特工， 缴获枪支近百支、子弹数千余发、电台收发报机18台、化学药品4 箱、秘密档案文件8箱。
　　
　　 76号根据缴获的档案文件，在汉奸胡兰成为主编的《中华日报》上登出军统上海区所属12个部门、10个行动大队、 8个情报组的全部人员名单公诸媒体，勒令速向汪伪政府投降。一时浊浪滔天。
　　
　　 原来，76号这次行动虽事先进行严密策划，但有唯一的缺陷是不知道陈恭澍的地点。于是，李士群使出一招：在会同巡捕房袭击军统各机构时，派出“76号”的特工，让他们遍布于上海滩各关键路口，实施'守路待兔’，把住了条条路，看到可疑分子就抓。怕你陈恭澍飞了不成？军统各处要害遭袭击，必定迫使陈恭澍和主要负责人应急出面活动，只要陈恭澍等露面在街头匆忙活动，就有机会。果然，10月29日这晚，急急忙忙行动的陈恭澍落入76号之手。
　　
　　 原来，陈恭澍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军统在租界最重要的的内线，那人是巡捕房的督察，曾多次在紧急关头向军统上海区秘通消息。这次，他电告陈恭澍，日本宪兵队和76号会同公共租界两个捕房大举出动，抓捕了上海站十多个特工。会计陈贤荣、 助理孙国昌都被抓了，还搜走了好几箱租约、帐目。
　　
　　 陈恭澍料到大事不好，亲自驾车赶到了新闸路秘密电台处，向远在重庆的戴笠发出加急电报。事后，陈恭澍急忙赶往区书记齐庆斌的住处，可是，他还是比李士群的手下晚到了一步。原来，陈恭澍从电台到齐庆斌家，就被预先埋伏齐庆斌的住处等待的76号特务抓获了。
　　
　　 齐庆斌是军统上海区书记长，长期以来就是陈恭澍的亲信。遇到如此大事，陈恭澍一定是先通过秘密电台向重庆总部汇报，二是找齐庆斌通气。这点，李士群料到了。于是等个正着。当然，起初，这些人还不知道落入他们手中的这个人就是大名赫赫的陈恭澍。其实，包括林之江﹑万里浪在内没人认识他，而王天木却关在南京监狱，齐庆斌此时也还没招供。被关押的蒋安华被提出来'会面’，但蒋安华并没向76号屈服，虽内心吃了一惊，却不流露。
　　
　　 结果是陈恭澍看到特务中的诸亚鹏，诸亚鹏是王天木自北方带来的熟人。陈恭澍于是不再掩饰自己，拍着胸脯报大名：
　　 我就是陈恭澍！
　　
　　 抓住陈恭澍﹑齐庆斌一干军统骨干，76号的李士群﹑苏成德和万里浪兴奋无比。
　　
　　 1941年的12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陈恭澍率领的军统上海站覆灭，李士群官升伪警政部长、伪江苏省省长，76号达到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高峰。
　　
　　 苏成德也提升为伪南京政府警察厅厅长、伪全国警察总监、中将、汪伪军事委员会专门委员等伪职。
　　
　　 据史料记载，在1941年11月底，就在军统上海区几乎被完全消灭的时候，余下未暴露的一些人员继续工作，并截获了一份日军绝密电报。33岁的军统女特工姜毅英，她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理清电报的内容，得知日军将发起包括夏威夷﹑香港﹑新加坡在内的突然袭击。这份绝密情报传到重庆特工总部，并通知了英美方面。但这种孤立的信息要得到各方的重视而改变战争部署，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各方都不予理会，是当然的。
　　
　　 几天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此时再来证明这份情报的重要性，显然是迟了。
　　
　　 上海抗日力量遭到严重挫折，但对日寇汉奸的制裁并未因此停止。
　　
　　 上海城市游击队常以法租界为大本营，开展消灭法西斯运动。就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上海街头的反法西斯的枪声重新响起时，巴黎街头也打响了普通市民反法西斯的第一枪。自此，法国'自由射手运动’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