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百乐门:胡适：为自由而生，向自由而死

资讯?胡适：为自由而生，向自由而死
今天，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从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到今天，一晃已经20年，在这不短也不长的20年里，中国社会与知识界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时至今日，公民人格的培养和公共领域的形成，越来越成为新公共知识分子们讨论的核心，而这个问题核心的核心，是——自由。
胡适先生是较早的把由主义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在那个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始终高举的民主和自由旗帜，始终恪守的知行合一的处世风范，在120年后的今天，仍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120年沧海桑田，120年后再度被人审视，胡适先生适几何？不适几何？[我来说两句]
胡适
为自由而生，向自由而死
1933年，汪精卫盛情邀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而其友朋如傅斯年、翁文灏、吴景超等人纷纷入阁，他如此婉言拒绝：“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1947年，抗战结束，实行极权主义统治的苏联帝国更是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如日中天，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印象里前所未有的强烈，多数知识分子最终因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对中共的期许，而转向左翼阵营。此时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面对青年知识分子演讲时，仍旧如此掷地有声地说道：“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
1949年，胡适在去往美国的船上编辑早年好友陈独秀的文集，感慨系之写了一篇短文《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进而指出，“独秀最大的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 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
1950年代，雷震主办的台湾政论刊物《自由中国》，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曾经是蒋介石施行独裁、箝制言论自由的威权统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镇，但后来也因批评蒋介石与国民党，并打算成立反对党请胡适来领导，而惹祸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
纵览胡适一生，无论是早年留学美国，还是在乱世危局的中国，以及风雨仓皇的晚年，他都坚持了民主和自由的理想。“个人若没自由，国家也不会有自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隶所能造成的。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书中所言，正为其一生坚守之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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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原本是胡适在论战中为宣扬自己主张而作，也曾被反对者指责为其自囿于实用主义的圭臬，目光短浅。孰是孰非，不去争论，这儿我们想说的是，在被称为“复兴大时代”的今天，这篇文章的指导意义也许比它刚刚诞生时更大。
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 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诀。"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抛却时代背景，再把具体的问题换成今日之问题，你会觉得一百多年的时间像是静止了，这难道不是当下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吗？精英们空口扯淡，却无人关心实际问题，阶层之间裂痕愈深，底层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人们的正常思维逻辑，杨武事件、校车事件等无一不是如此，可有哪位高谈阔论的评论家为这些问题具体做过些什么？左还是右，在底层百姓的日日进行的生存战争面前，重要吗？胡适先生这篇文章，值得我们今天静下心来，细细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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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治杠杆左右的人生形象

胡适的一生都处在政治的漩涡中，他的形象也随着政治风波的起伏时毁时誉，在那个时代的两位“伟大领袖”之间，胡适像极了一颗不能自主命运的棋子，左右摇摆，终至陨落。胡适一生幸于此，也悲于此。但不论是幸是悲，胡适都保持了作为一个影响力人物的风度。
胡适与蒋介石之间的纠葛，多次被指责有损其独立知识分子的人格。但随着胡适日记和蒋介石日记的不断公开，人们发现这份指责对于胡适来说，也许有些过重了。不可否认，胡适对蒋介石抱有极大的政治幻想，企图通过蒋来实现自由和民主的梦想，甚至差点被蒋捧为总统，但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胡适也许找错了人，但从动机到立场，他并无半分私心。
胡适与毛泽东之间，可以说是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从根本上讲他们的政见是不同的，胡适倾心的欧美政党制在毛看来并不能在中国适用，而胡适也用自己宁愿离开故土和儿子，远去台湾美国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决不改变的政见立场。说复杂，一是早年毛泽东尊胡适为师，并承认其在自己思想形成的初期起到重要作用，胡适却在致毛的公开信中劝毛放下武装，归于蒋府。胡适远遁之后，毛又在1954年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展开对胡的大批判，使其成为反面符号。
一生都在各种政治风波中度过，虽被尊敬却从未真正对施政者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这或许是胡适的悲之所在；但无论谁上谁下，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始终倡导自由和民主，并最终成为那段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人物，这又是其幸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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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与局限一样鲜明
在革命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博物馆文化的最近几十年，胡适的影响似乎仍旧主要局限在知识界，而未能向社会层面（包括传媒）扩散。在中国自由知识界强调市民社会发育和公民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胡适好像并未在其中起到作用。事实上，胡适生前很少就“社会”这一核心议题发表见解，就政治议题而言，他最关切的是政治制度建设和公民人格形成，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言论自由等命题，而社会正义、公平，以及社会底层等几乎很少进入他的思想论说，可以说，胡适在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系统之间明显地偏向前者而轻忽后者，这就导致胡适的思想缺乏一种执拗的紧张感和深邃性，贱民的苦难几乎很少困扰着胡适的心灵世界和日常生活，这也是胡适相对于鲁迅而言，更缺少一种道德美学和精神魅力的缘由。胡适自然也有一种伟岸的人格，这人格似乎更多的是儒家式的有所为亦有所不为的君子形象，而相对匮乏那种充满激情与尖锐感的内心冲突。
胡适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他太迷信作为一种话语的公共舆论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太重视对精英（包括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商人、中上层军官等）的启蒙，而相对忽视了底层的诉求以及社会运动的批判和建设功能，胡适的政治观念仍旧在相当程度上是德性政治，无论是他对好人政府的想象还是对超越党派之上的政见的期待，都说明他的政治观是祛除利益而只保留美德和权利的，这样一种高调的政治观或许能够激发知识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但要以此孕育全社会民众的政治意识，甚至激发起政治参与和政治反抗精神，却无疑是曲高和寡缘木求鱼。胡适强调的是超越于党派之上的公民大联合，而现代政治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组织政治，没有扎根社会民众的组织、社团等作为依托，没有具有一定激进色彩的维权运动的配合，光靠知识分子的呐喊，100年也没法根本地触动政治之恶和养成政治美德。所有这些，在他那个年代看来魅力十足，但今天看来，也正是其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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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当以胡适为典范
也许在今人看来，胡适的民主思想、自由观念等都显得过于简化，也缺乏一种与现实中国政治对接的可能性，可是胡适的魅力不在于他建构一套缜密而宏大的理论，他不是一个伯林所谓刺猬型的学者，而毋宁是一个狐狸型的在诸多领域“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知识分子，更难能可贵的是胡适知行合一的生命实践，这种不但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躬行的处世方式，对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晚年胡适在台湾政论刊物《自由中国》以宋代士大夫范仲淹等为例，来探讨传统中国士人争言论自由的精神谱系，他在该文结尾的两段话无疑是胡适的知识分子风骨最有力的写照：“从中国向来智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 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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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开始注意蒋介石，是在1927年４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当时胡适正在国外，准备取道日本回国，但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回来。其中原因，从顾颉刚等人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顾是胡的学生。早在1927年２月，他就写信对胡适说：“自从北伐军到了福建，使我认识了几位军官，看见了许多印刷品，加入了几次宴会，我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详细]
胡适与毛泽东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 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详细]
胡适和李敖
李敖听说胡适之名，是在北平读小学期间。到台湾以后，借到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那崭新的思想和明白畅晓的语言所慑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热”，使他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的道路”。1952年12月1日，他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表示了对胡的“人身崇拜”。 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级后，休学在家，全力自学。这年年底，《胡适文存》…[详细]
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
一、胡适的学术思想：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验主义…[详细]
二、胡适儒学研究：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详细]
三、胡适的古典文学成就：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 “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详细]
四、胡适的禅宗研究：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详细]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作为胡适晚年过从甚密的小友，作为一个对胡适的道德文章从内心发自敬仰的人，唐先生并没有以感情代替学理。他不仅说了他所认为的胡适的伟大功绩，也指出了他所看到的胡适的重大缺陷…[详细]
胡适口述自传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作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详细]
胡适杂忆
胡适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为有守的白面书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为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详细]
最-评论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介石
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
——余英时
他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唐德刚
声音-语录
谈当时形势
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无面包，无自由。
谈做人做学问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谈历史研究
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谈人生观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谈读书方法
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谈当时教育
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
影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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