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有名景点:JBC4.7 古埃及的“合久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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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C4.7 古埃及的“合久必分”<<上一篇 下一篇>>作者:修木读史 提交日期:2011-6-10 0:17:00 | 分类:犹太人 | 访问量:3379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第四章 古埃及
  
  JBC4.7 古埃及的“合久必分”
  
  前一章中曾提到,“国王”制度在两河地区的产生有一个演变发展过程,城邦最初的权力中心是圣殿。就象我们的传统村镇之中,需要大家一齐出力的大事,往往是祭祖,拜天,而祭祀的主持者们也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在两河地区最初的城邦之中,沿河的生产需要有组织的治水与开垦,德高望重的圣殿也自然担当起兴修水利、开荒耕种与收获分配的责任。国王的出现却是后来的事情,直接起因是天下不太平。外敌当前,大家得推选出能征善战者当王,临时负责领兵保卫城邦的安危。由于两河地区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城邦之间征战不断,国王的位置越变越重要,权力越来越大,临时的职位才变成永久的王位。后来逐渐发展成世袭的王朝,代表宗教的圣殿也变成国王的附庸。但是在神灵面前,国王还是从属的位置。在汉谟拉比石碑上(图十四),当国王的汉谟拉比要站立在端坐的太阳神之前。石碑的前言上写着,国王所颁布的法典,是从神灵那里来的,所以大家必需服从。后来,有的国王在死后也被奉为神灵,但是在众神榜中已故国王最多也就只能算是一个小神灵。
  
  相形之下,古埃及的政治规模从一开始就比两河地区大得多,古埃及人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也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大一统的埃及,处于万众之上,权力顶端的国王,肯定不是凡人。我们的老祖宗将皇帝称为“真龙天子”,也是类似的意思。但是古埃及人却又更进一步,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完全摆放在宗教的框架之内。他们的国王不是人,而是神的肉身。古埃及人所信奉的神灵也是多种多样,但是这许多神灵与一般人之间发生关系,却都要通过国王这一中间环节,国王是诸神在人间的全权代表。保家卫国的时候,国王代表着外形长得像猫的护卫女神巴丝特。惩罚罪犯的时候,国王代表着外形长得像狮子的正义女神赛克麦特。祈福丰收的时候,他代表着创造了人类、孕育了尼罗河的公羊神克奴姆。最为重要的是他代表着哺育万物生长的太阳神(Re或Ra),他本人是太阳神,也是太阳神的儿子,埃及是太阳神的女儿,是国王的妹妹。这些在外人听来很有些糊涂的各式称号与关系,全加在国王一个人身上,在古埃及人看来却很自然。到后来,每一位国王都同时有五个称号,每一个称号都与某位神灵有关。这种以国王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体制,用我们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绝对的王权”,在我们看来不免有几分贬义。但是在四、五千年前文明之初的古埃及,这却是政治组织上的革命性创新。它为尼罗河两岸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免却了两河地区那些总也烧不完的纷飞战火。也是在绝对王权之下,古埃及才可以组织动员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修建金字塔这样的人间奇迹。
  
  我们历史上的帝王,也曾极尽奢侈修建大规模的王陵,但多半是埋在地下的宫殿,供帝王在阴间享乐,而且要想方涉法隐藏其位置。埃及的金字塔却是一个极为显眼的建筑,因为修建它的目的不只是帝王身后的享乐,更是含有一层攸关国泰民安的宗教意义。“金字塔”或是“方锥糕”(pyramid)并不是古埃及人对这些王陵的称呼。他们的称呼为“mer”,意思是“升天之处”。虽然这其中具体的宗教含义没有确定的说法,但是国王在世时是神的化身,过世后也应该有一条回到神界的途径,以此保证神灵对生者的护佑,保证普通人死后还可以得到他们以前的国王在阴间的照顾。所以金字塔的修建不单是为了国王,也是为了在尼罗河两岸生活的所有埃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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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十五:古埃及的神庙,也用石狮子来当守卫,但是显示的却不是凶狠,而是雍容的“王者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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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高高在上的位置,造就了古埃及特殊的艺术风格,被现代研究埃及的学者称为“王者气派”。以狮子为例,两河地区与古希腊的艺术品之中,狮子一般是呲牙咧嘴,张牙舞爪,一声怒吼之后,准备扑上去的凶狠架势,显示着赤裸裸的暴力。(我们的石狮子多半也是这种形象。)“古埃及的石狮子却是闭着嘴,尾巴轻柔地耷拉在身后,放松的躯体与四肢一道平伏在地,眼神在平静之中显出尊严,权威与淡定。埃及的狮子没有准备扑上去的架势,不需要靠张牙舞爪来宣示自己。它只要端坐在那里,对自己的权威充满自信,一付王者气派,带有几分仁慈地看着这个完全在他掌控之下的世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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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十六:第四王朝的国王孟卡拉(Menkaure,又作Mycerinus)与王后的石像,现藏于波斯顿博物馆。孟卡拉的金字塔也在吉萨,是图二十四中最为靠左的那一个大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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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王者气派”也表现在人物雕像之上。在吉萨金字塔边附属葬祭殿的遗址,曾出土一尊一男一女的双人石像,男子为第四朝代的国王孟卡拉(Menkaure,公元前2490-2472?),女子是他的王后。石像中的国王,年轻健康,个子高挑,肩膀宽阔,腰板挺拔,向前迈出的步伐有力,身体裸露的部分暗示着强壮的肌肉,却又没有过度的炫耀。他身旁的王后身材苗条,年轻而有活力,圆形的乳房没有半点夸张,臀部精致丰满,很有女人气却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两位王者所显示的是高贵多于威严,更有一种乐观的精神力量,几乎是神的形象。《圣经》创世经中,曾说到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最先提出这一想法的是埃及人,最先将这一想法体现在艺术品之中的也是埃及人[2]。
  
  治理国家,靠的当然不是“王者气派”,而是要有一个相应的官僚组织。按照一般教科书上的说法,古埃及社会也是金字塔结构,国王在塔的顶点,在他下边有维齐尔(Vizier),相当于我们的丞相、大臣,经常由皇亲国戚出任,负责政府各个部门,包括税收,支出,军事,储粮,公共建筑。这在习惯了“朝廷”的中国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从西方人的历史角度来看,四千多年前就有这么严密与复杂的官僚组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即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般的欧洲国王之下还没有这样的政治机器。抄抄写写是官僚机构中必不可少的任务,由抄书人来承当。古埃及的抄书人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可以吃公粮,不必干体力活。按照后来的一本介绍各类职业的古埃及书[3]上所说:“当个抄书人吧。你的手臂会变得纤细,你的手掌会变得柔软。你可以穿着白袍子,混在达官贵人之中。连他们都会向你行礼。”抄书人的政治地位虽然比不上我们古代的读书人,却也在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中占着一个靠上的位置。
  
  与两河地区的城邦相比,埃及的规模要大出许多,行政上要分区划片,交由地方官员管理。于此之外,各地的神庙也掌管着不少田产。处于社会底层的是一般百姓,以务农为主,多半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在官府或神庙的组织下,从事种植,兴修水利,或是为修建金字塔出力。古埃及还没有钱币,劳动所得都得以食品、肉类、衣料计算。官府与神庙也相应地负责粮食的分配与储备,为修建金字塔的劳力提供食宿、及日常用品。在对外交往上来说,早期王朝比较太平,没有多少战事,甚至没有一支常规军队,只是在有需要时临时征调人力。
  
  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古代历史有一句总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古代埃及同样适用。从经济上来说,农业社会最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而且交通、通讯条件都相当原始,不像现代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各行、各业、各地、甚至各国之间有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古代的埃及与中国,可以实现统一,是以官僚组织来应付经济基础之外的特别政治需要,例如治水,或是防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大一统的官僚体系是建在分散的农业经济之上,二者之间存有矛盾,前者要的是统一管理,后者的基本特征却是自给自足。分分合合,体现的正是这矛盾的两头在历史过程中的互相拉扯。
  
  古埃及的旧王国时期,通常的算法是从第三到第六朝代,时间在公元前2686-2181年间,历时五百年[4]。这其中第四王朝是最为辉煌的时代,所修建的金字塔也最为宏伟。其后的朝代慢慢走入衰败,内中原因有各种说法。有的人说是因为修建金字塔耗费了国力。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看到金字塔时曾经断言,第四代王朝的国王肯定是暴君,才有可能修出这么宏伟的建筑。若是我们的老祖宗有机会造访埃及,恐怕也会发出“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之类的批评。也有人觉得耗费国力的,不是金字塔的修建,而是金字塔的维护。每一座金字塔都带有一座附属葬祭殿,赐予田地、劳力,专责供奉已升天的国王,建筑维护,并且都享有免税优待。资源拿去供奉逝者,久而久之,金字塔越建越多,国力也就越见分薄。
  
  政治组织本身也会因为时间的推移,产生各种问题。王宫之中,皇族之间不可避免地有许多勾心斗角。地方大员,开始时由国王从他的亲属中任命,到后来逐渐坐大变成各地的小霸王。对读过古代中国历史的我们来说,这些事情都不难想象。可惜在古埃及没能留下文字记录,让现代人具体分析其中的原委。相应的证据,只能从墓葬上观察:金字塔的规模越来越小,说明国王势力的衰落;而各地官员的墓穴却数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气派。在旧王国期间,一般官员的墓穴一直维持着“板凳墓穴”的模式,墓室内部常有石刻的碑文,总结逝者一生的官位、功绩。这原本不是给他人看的,而是专给逝者自己看的,让在阴间的他,离开墓穴出去游走之后,回来时不至于因为迷路而走错墓穴。他们大概想不到,几千年后的我们对古埃及官僚组织的了解,大都来自这一类不想给他人读的碑文。当然,碑文时常写得很有些夸张,吹嘘墓穴主人如何得到国王赏识,如何立下各式功劳。从碑文还可以看出,随着国王势力的衰退,原本是国王任命的地方官员也变成世袭,各地开始出现小朝廷[5]。
  
  曼涅托的列王表也提供了有趣的证据:第七王朝共有七十个国王,每位的统治时期只有七十天;第八王朝则有二十几位国王。这九十几位国王的统治时期,加起来也就只有约二十年的时间。由此不难看出,古埃及进入了合久必分,群雄争霸的动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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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摘译自Paul Johnson,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Egypt”, p.44-45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8)
  
  [2] 参见Paul Johnson,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Egypt”, p.45-48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8)
  
  [3] 参见Charles Freeman, “Egypt, Greece and Rome”, 2nd ed., p.5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参见Rosalie David, “Discovering Ancient Egypt”,p.187 (Michael O’Mara Books, 1993)
  
  [5] 参见Donal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p.59-6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