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繁荣的不是那些大亨们

“寻租环境中的高效生意人”之所以去行贿、去游说、去恐吓、去说谎，只是因为周遭的环境使然。更需要警惕的是经济垄断与政治专制的结合，那恐怕是各种真真假假的资本主义形态中最坏的一种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美)乔·史塔威尔著，史钰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36.00元。

在1996年《福布斯》杂志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上，东南亚这个“没有一个非国有公司进入世界500强”的小地区，却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5个人中占据了8席，在前50名中也竟然占了1/4。这些神秘的富豪大亨是如何统治东南亚经济的？他们对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是否有所贡献？在接下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他们的“经济主宰者地位”何以能经受重创却依旧坚不可摧？如果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暴露了那么多一丝不挂的皇帝”，那么资深中国事务观察家、《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乔·史塔威尔的《亚洲教父》一书，则用更为细致彻底的眼光揭示了站在亚洲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各色人物的生意经与真面目。

李嘉诚、郭鹤年、谢国民、林绍良、郑周敏……在这些神秘莫测、遥不可及的响亮名字背后，史塔威尔以东南亚六个国家或地区的华商巨亨教父为经，以同一时期区域政治经济结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变迁为纬，铺陈出关于亚洲商业教父的发迹史、时代剧和进化论。这并非什么演义或传奇，恰恰相反，史塔威尔宣告了“东亚奇迹”神话在东南亚的幻灭与破产：富豪巨贾是历史遗产、时代政治与经济大环境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却难以诞生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与理论家；“教父”们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式作风、浓厚的男权意识以及冷漠高傲的神秘感，更未能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管治经验与发展哲学。

要么发战争财，要么“拼爹”

斯各特·菲兹杰拉德在1926年的短篇小说《富家公子》中感叹：“我跟你们说说富人。他们与你我不同。”实际上，这些东南亚亿万富豪与你我并无多少先天不同。在史塔威尔看来，如果真有什么在东南亚商场获得成功的指南、宝典与秘笈，那么下面几点必不可少：要敢于发战争财和走私财；白手创业不如有位好爸爸、娶个好老婆；保证自己的核心现金流量；让聘用的企业高层像“奴隶头目”一样来管理你的雇员，自己则努力维护和拓展人际关系；善于利用大银行和资本市场。

很多富豪都不愿坦承自己如何积攒起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倒是赌王何鸿燊大方地承认，自己通过珠三角的走私生意与合法贸易“在二战中赚了很多钱”，然后又在朝鲜战争期间将钢铁、橡胶轮胎和大量凡士林走私回正被联合国贸易禁运的中国内地。而何鸿燊日后在澳门博彩业的合作者霍英东在这方面的“生意”规模更大：钢条、锌块、沥青、棉花、橡胶、卡车……还从战后香港地区拍卖军用与民用剩余物资的活动中获利良多。类似地，二战后印尼反荷兰人的民族战争为新加坡的走私商提供了武器、药品等以货易货的“商机”：两吨橡胶换60颗子弹或者一支步枪。著名华侨陈嘉庚、新加坡华人商会会长高德根甚至未来的印尼总统苏哈托都曾积极参与其中。

如果未能生在战争年代或者没有胆量铤而走险，接下来就该“拼爹”了。不要相信大亨们所吹嘘的白手起家形象———他们中只有五分之一真的出身卑微贫寒，其余的人都是依仗父荫甚至祖荫。就像香港大学原校长王赓武所说：“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影视巨头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恒基地产的李兆基生在广东顺德一个从事银行业和黄金贸易的富裕家庭里。泰国首富、前总理他信·西那瓦在竞选中把自己说成是个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事实上他是著名的纳兰王朝的后裔，家里先后从事课税征收、丝绸经营、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他本人毕业于当地最好的学校以及军事学院，还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

当然也千万不要低估娶个好老婆的重要性。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与上海巨富顾家的女儿结婚，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从岳父处接手的周大福珠宝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就连亚洲首富李嘉诚也是因为迎娶了自己的表妹庄月明才获得富舅舅家族的鼎力支持，“他所经营的事业其实是他岳父的，他只是以此为基础加以扩张”。

应酬就是工作

对一个教父帝国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特许经营权或许可证所带来的稳定的核心现金流量。无论是何鸿燊、霍英东、郑裕彤抑或是马来西亚的阿南达·克里斯南、林梧桐、陈志远，其大部分收入都是来自庞大的娱乐赌博业与博彩垄断权，郭鹤年、林绍良、陈永栽、埃杜阿多·科库阿科则各自垄断了本国规模巨大的炼糖工业、面粉生产、烟草业或者椰子加工。像香港“地产霸权”那样伸延至航运、能源、通讯、零售诸领域的垄断集团、寡头独占、价格同盟、纵向一体化以及多元化经营，同样可以为教父们带来巨额而且稳定的财富增长。

那么大亨们每天要工作多少个小时？答案是16至18个小时。这数字看似不可思议，但如果去掉他们花在打高尔夫球、玩纸牌、请客吃饭、晚宴聚会等名目繁多的交际应酬上的时间，也就所剩无几了。公司的实际管理与日常运营则由支取高薪的高级经理人负责，并像“奴隶头目”一样来督促剩下那些“拿着低廉工资的炮灰”。不要过分眼红这些“高级打工仔”，郭鹤年最为倚重的助手会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掉泪，并最终在2002年大年初一那天猝死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与大银行之间保持的良好关系以及对资本市场技巧的娴熟运用，更能为教父帝国带来“四两拨千斤”的借力效应。汇丰银行对包玉刚和李嘉诚的事业腾飞都有点化作用，泰国的陈弼臣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家族与黄廷方家族背后则是盘谷银行、星展银行、大华银行、中亚银行等身影。而在东南亚的证券市场，教父们通过金字塔式的控股模式隐秘但有效地掌握着控制权。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报告显示，东南亚地区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有效地控制了1/4的上市公司，而且把最赚钱的业务留给了教父们自己的私人公司而非同集团的公众公司。

不是贡献者，而是受益者

那么，东南亚教父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多大呢？史塔威尔给出了一个有趣的回答：教父更多地是经济增长的受益人而非驱动者，更多地反映了而非创建了区域经济，他们的贡献“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教父们“利用政治的无效率获取利益”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他们企业的业绩一般都要比他们所在国的总体国民经济逊色不少，例如，泰国在过去20年间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就要明显高于大亨主宰的服务业。另一方面，教父们控制的上市公司收益一直很差，从而导致东南亚的证券市场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是表现最差的新兴地区证券市场。

史塔威尔认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应该归功于中小型地方企业以及东南亚普通老百姓的辛勤工作和节俭。主要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业有关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凭借廉价劳动力接下跨国公司的外包加工订单，是取得巨大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核心力量。老百姓高达40%的储蓄率，更是为宏观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相比之下，教父们基本不愿涉足需要面对激烈国际竞争的出口加工业，因为赚的是收入少、利润薄的“辛苦钱”，这“对那些只会巧取豪夺、钻官僚政治空子、讨好政界人物的人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可以说，华裔企业家重视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并非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而是因为制造业更具风险且困难重重”。教父所经营的国内大型企业感兴趣的则是通过垄断特许经营权，进入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等等市场受保护、存在卡特尔与无竞争投标的行业。这样的结果是“从新加坡银行、香港超市，到印度尼西亚的面条制造商，东南亚的公司都缺乏国际竞争力”。

于是，我们在东南亚地区看到了某种奇特的图景。那里有着一切现代经济的外部标志———高科技的工厂、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化交通系统与其他公用设施，但因为过度依赖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级一流产品、提供世界级一流服务、建立世界级一流研发，结果自然也就没能产生世界级的国际品牌。最早批评教父经济的日本学者义原国雄所警告的“没有技术的工业化”终于成为现实：一个“无效率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生气的超级经济层”在东南亚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史塔威尔拒绝像“大量无用的关于海外华人超凡经济能力的书籍”那样，简单化地用华裔种族、中华文化以及华人之间的关系来作为分析东南亚总体发展以及教父经济的基石。他认为这类文化决定论与种族决定论忽视了历史背景，忽视了东南亚华人之间的异质性，忽视了华人移民群体与教父之间的差别、分化与鸿沟。但他对戈登·雷丁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等一批相关著作的批评似有失偏颇。我们固然不应过分强调虚无缥缈、难以证伪的“文化”，但在研究各群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时，无疑不能忽视对经济行为所嵌入的社会关系、政治现实、阶级结构、历史制约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考察。

最坏的资本主义：经济垄断与政治专制

在最后一章《这愚蠢的政治》中，对教父们的叙述几乎全部消失隐匿，这恰恰反映了全书的必然结论：“那些教父只是整个东南亚政治环境的(经济)产物，归根到底，环境本身才是该地区的大问题。”根据史塔威尔的分析，东南亚各国的中央集权政府保留了太多严格的执照审批和没有竞争的投标，导致进入竞争不足的市场难度极大，从而保证了大资本家们可以“从政客造成的经济无效率中套利”。与此同时，东南亚的政客们又需要大量的资金与捐款去维系那“被操纵的民主”。一言以蔽之，“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

事实上，这种权钱关系从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反映的是殖民统治者、本土政治精英与非本土经济精英的三方角力、妥协与同盟，并在后殖民时代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无论是印尼话中的“主公企业家”抑或菲律宾人所说的“裙带资本家”，都隐含着在政治上得到庇护的商人们对政客和军官们的利润回馈与经济支持，以及全社会对此的司空见惯。但亚洲金融危机也暴露出这种权钱关系的缺陷，即：国家和百姓在危机当头只能自愿或非自愿地承担整体的巨额损失，而大亨们往往毫发无伤，甚或愈挫愈强。

正如史塔威尔所说：“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体制远比人重要得多。”使欧美日富强起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更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在东南亚，除了新加坡与香港这两座身兼航运港口、外贸中心、海外金融中心等多种功能的大都市外，其余地方依旧很贫困，“这是政治失败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这个地区产生了极其贪婪的商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们都深知“东南亚的政治体制先天不足”，但仍得过且过，不思改革。

史塔威尔强调，与东南亚地区相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有三点显著不同，似乎更为接近于正途：它们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因此确保了民众可以拥有一定的资金并享受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并容忍以工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它们会支持有技术创造力的制造商和公司；它们的民众会更为严肃地重视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各国的绝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越发严重，连新加坡和香港的基尼系数也已经和阿根廷的城市一样。东南亚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必须尽快做出抉择：是像拉美那样让不平等和社会异化的程度加剧、让经济危机不断重复，还是在政治改革的前提下走经济持续增长、社会财富分配较为公平的康庄大道。

亚洲教父们既不是成功学包装下的偶像，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寻租者”，他们只是“寻租环境中的高效生意人”，之所以去行贿、去游说、去恐吓、去说谎，只是因为周遭的环境使然。更需要警惕的是经济垄断与政治专制的结合，那恐怕是各种真真假假的资本主义形态中最坏的一种。在与西方全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结构下，资本不加制约地发展很有可能会摧毁与扼杀了政治领域的萌芽与初声。怕只怕到时候好不容易出了几个像土皇帝一样的教父，却发现原来只是一丝不挂地穿着新装●傅临(自由撰稿人，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