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警制服奴:仲大军:我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为什么逐年减少？

2006-10-16 | 我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为什么逐年减少？

我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为什么逐年减少？

----是什么政策使一个社会群体整体失去做人的尊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9月4日

童大焕先生最近写了《“底层创业”是民生和安定的基石》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刀锋先生写的《刺杀城管副队长的小贩为何脾性如此暴烈？》，分析也十分透彻。这两篇文章都反映了当前我国下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反映了我国政府部门一些管理政策的欠缺。

所谓底层或下层人民，主要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即使有，也是临时工或个人创业的小商小贩。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处于低下状态。这一群人如果是城镇户口人口，严格地说应当划为失业者的行列。即使是那些农村进城人口，这群人也仍可视做失业人口。在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健全的国家，这种人口是应当得到政府失业金和生活救济金的。但他们不要政府的救济而自谋生路，实际上是减轻了政府税保负担。

目前我国的真实失业率到底有多高？如果以固定职业为衡量标准的话，我国的失业率可能高达30%。但为什么城镇登记失业率却只有5%左右？主要是因为这些没有固定职业者虽然没有固定工作，但有着零活和小生意可干，特别是这部分人大多是非城市户口的外地人，往往不在城镇失业人口的统计范围。但从我国大的就业情况看，他们的的确确是些无正规就业者。

我们把这些人可叫做非正规就业者或自由职业者，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估计约占劳动人口的20%，在小一点的城市所占比例更大，往往在50%左右。他们收入微薄，大多数处于仅仅能维持生存的边缘，很多人甚至难以维持生存。

有一个数字可以判断出当前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口的数量有多大。2005年，我国城镇从业人员总数为2.75亿，工资收入人口只有1.2亿人，另外的1.5亿人是非工资收入者，也就是非正规就业者。我国有这样大的一个群体需要生存，城市空间成了他们绝对需要依赖的条件。如果我国的城市设计缺少给这批人口留出空间，那么非正规就业社会群体将陷入难以想象的困境。

有一天一个北京晚报的记者采访我，问我对北京未来城市规划的看法。我说这种规划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没有意识到城市空间要照顾一大批非正规就业者，那就很可能规划出一个徒有其表的大城市。

看看目前我国城市城管队的做法，就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管理部门还根本没有这种照顾非正规就业者的意识。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国家至今仍然实行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仍然实行着烦琐的税收政策。这种做法无疑于是将这些本来已经很困难了群体推向更加困苦和绝望的边缘。不仅如此，一些城市政府还在不断减少这些人可以利用的城市空间，各种美化政策往往将这一群人赖以创业的生存空间扼杀。结果城市表面变得漂亮了，但从业人员大大减少了。一部分人的收入和生存成了问题。

从性质上看，非正规就业者所从事的工作大都为城市服务业，而这些服务业往往需要利用城市的公共空间，如人行道、广场、公共场所。这些城市公共空间资源是他们唯一可以利用的资源，但由于城市政府一些不合理的管理政策，导致自由职业者群体无法利用这些城市空间资源。

于是，出现了我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逐年减少的现象，这不能说不与税收政策不合理、经营空间减少有关。人们都削尖了脑袋向垄断企业里面钻，向享有特权的工作部门钻，个体工商户成了社会最下贱、最被人歧视的一层和一个群体。

在这方面，我们的确需要学学西方国家的做法，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职业者和非登记企业大量存在，他们不必注册登记，只要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即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容忍街头摊贩的存在。最近，美国纽约市市长彭博否决了市议会的“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市长办公室的解释是：纽约市应该更有效地利用本市原有的资源，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而“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刚好是浪费本市很有价值的资源。 一旦市议会通过了这一法案，将直接扼杀全市超过2000个蔬菜水果零售商店、超级市场和花店的正常经营，扼杀移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新移民小生意业者的生存权利。

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体还处在发展时期，个别的大城市没有必要为了面子和虚假市容杜绝部分市民的生计和活路。

从税收方面看，那些个体共商户包括那些在工商局注册的小公司，他们收入微薄，能维持经营已经不容易，能不拿政府的失业救济金已经不错了，但税务部门还要千方百计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油水。他们还要不厌其烦地每月填写税表，给帐户所在的银行交管理费。

与此同时，税务部门管理着这样一大批零收入企业，在人力和物力上也是一种浪费。即使收不上税来，也要有人来监督管理这些小企业。这无疑是一种管理浪费！税务部门在这方面付出的成本还不如反馈给社会。

过高的税负，使小生产者企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照章纳税，便可能使利润全无；如果偷逃漏税，便有违法和犯法的罪名。于是，在生存和利益的迫使下，大部分小企业都陷入了违法的境地。这是过高的税收政策给个体经营者和小企业主们带来的制度非法性。

这种管理政策给这一下层群体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灾难，它最大的问题是使一大批人的经营活动陷入非法性，使一大批失去做人的基本尊严。那些小商小贩们整天处在被抓被罚的状态，由此带来的社会危害日益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日益积累，各种恶性事件不断爆发。

最近海淀城管执法队在执行任务时，副队长李自强被一小贩刺杀，便是例子。当时，一姓崔的小贩被城管队员制止其无照售卖行为，他挥舞着手中尖刀向周围恫吓，在看到大批城管队员前来制止时，立刻拔腿从旁边胡同逃离现场。当城管队员将其遗弃的经营工具作为无主物品处理时，在胡同口观望的小贩举刀向城管队员冲去，于是发生了李自强被刺杀的悲剧。

现在，我国税务部门有必要对这一群体来进行综合研究，到底每年能从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身上能收多少钱？有没有必要再养一大群税务人员来征收如此微薄的税款？

据我的估计，我国财政每年从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收取的税额占不到税收总额的2%，其所动用的税收人员却占总税收总人员的大约20%。以其20%多的税收人员去收取2%的税额，实在是超成本的税收，所供养这批税务人员所耗费的税收成本都要比收上来的税多得多。

因此，与其开辟这一税种，不如取消这一税种----给我国城镇下层人民一点宽松的生活和生存局面。这对改善我国的社会环境会有极大的作用。因此，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小企业的税收可以象农业税一样减免了。

中国的城市决不是仅仅为富裕人群服务的，我们的城市管理政策决不能仅仅为了一部分的人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穷人和富人都要有生存的空间！这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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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章：

“底层创业”是民生和安定的基石

2006-08-25

童大焕

澳门拉游客满街逛的人力三轮车工人不但不用缴税，还受到政府鼓励，因为"自食其力不用政府救济"。

近年来我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逐年减少。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人民日报》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除了税费负担重以外（周天勇笑言，如果小老板们不偷逃税费，几乎99％都得关门倒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相当多的自然人性质的工作、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都必须登记注册，擦皮鞋、卖冰棍、修理自行车等如不注册就是非法经营。有些城市甚至提出连收废品都要统一注册、统一着装。

他说，事实上在其他一些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职业者和非登记企业大量存在。他们不必注册登记，只要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即可。而国内片面的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规划让创业者无处创业。许多城市搞所谓的现代化建设，将小商小贩、人力车、街头摊点、小店小铺等等或拆迁或整顿，一扫而光，代之起来的是现代化的百货商店等。有的政府部门为了便于管理，急于将集市贸易改变为超市和连锁店。城市干净了，现代了，可老百姓的创业之门却被堵上了。（中新社8月21日电）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容忍街头摊贩的存在。最近的例子是纽约市市长彭博16日就否决了市议会的"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市长办公室的解释是：纽约市应该更有效地利用本市原有的资源，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而"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刚好是浪费本市很有价值的资源。

彭博市长的否决却大受纽约市华裔和韩裔超市业者的欢迎，他们认为，一旦市议会通过了这一法案，将直接扼杀全市超过2000个蔬菜水果零售商店、超级市场和花店的正常经营，扼杀移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新移民小生意业者的生存权利。

但近些年来，在我们的城市，人们见得最多的是城市对街头摊贩的"扫荡"，相关人员甚至可以直接将流动摊贩的摊子砸烂、物品没收，到处是一片"不许"之声，甚至连农民进城卖西瓜、青菜的自产自销摊点都在严禁之列。

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是：中国有1／10的人口在流动，除了从技术和资金含量最低的街头摊贩做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城市几无立锥之地。

如果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就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更具危害性的违法犯罪手段谋生。

是追求城市表面的光鲜与整齐，却不得不忍受更为恶劣的盗贼与抢掠等犯罪横行，还是精心呵护"底层创业"，以人为本，以民生为重，建立社会内在的和谐？人的生存权利是否比城市的"面子"更重要？它考验着政府的执政理念。

刺杀城管副队长的小贩为何脾性如此暴烈？

刀锋

2006年9月

根据北京电视台播发的随城管执法现场录象表明，海淀城管执法队在北四环中关村一号桥执行城管执法任务时，副队长李自强并未着城管制服而是身着便衣。

当小贩崔某被城管队员制止其无照售卖行为时，他挥舞着手中尖刀向周围恫吓，在看到大批城管队员前来制止其有危险的动作时，立刻拔腿从旁边胡同逃离现场，当城管队员将其遗弃的经营工具作为无主物品处理时，在胡同口观望的小贩举刀向城管队员冲去，当时在城管队员圈子外独自站立的李自强首先发现了小贩的异常举动，遂上前阻挡规劝，于是发生了后来的悲剧。

从现场录象看，小贩原本要伤害的目标并非是李自强，而是着制服的城管队员，他把穿便服的李自强认做是围观的普通群众，在他看来连这样一名普通的群众都要来阻拦自己时，他就毫不留情的扎出了致命的一刀。在尖刀进入李自强身体后并未顺势拔出，而是拧断在李自强体内。从电视台跟踪拍摄的医院抢救录象看，从李自强体内取出的尖刀为钢制柳叶尖刀，刀身长4寸宽1寸，两面开刃，自刀身1/2处向前形成尖刃，与刀柄连接处断痕明显，而并非某些小道消息所言是泥瓦匠用的抹刀。

现在分析，小贩应是从李自强颈旁锁骨处将刀插入体内，并将刀在体内旋转试图形成开放式洞孔，但因尖刀强度不够，连根断在李自强体内。这名小贩为何要对在他看来并非是城管队员的人下如此狠手？

在他周围的一些商贩介绍说，这名小贩性格孤僻情绪暴躁，对顾客和同行动辄打骂，所以他们都不敢和他交往也不愿传授他躲避城管的经验。曾有消息报道，这名小贩此前在某歌厅从事过保安工作数个月而未领取到工资，但根据小贩自己陈述，他在歌厅任保安工作时因殴打同事和消费者，把几个月工资都赔偿了进去并受到开除处理。

不论是商贩说的打骂顾客和同行，还是他自己陈述的殴打同事和消费者，或者最后伤害他所认为是群众的李自强，都说明他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对周围的人存在着敌视的心态。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样一个性格是人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精神长期紧张、忧郁得不到放松而产生的结果。以小贩自己的描述说，因其退伍后来到北京，长期找不到工作又不愿回家被人嘲笑，后来找到份工作又因打人而失去了，所以脾气越来越急噪。

确实如此，因找不到工作，因买不起住房，因看不上医院，因交不起学费，都非常容易让人产生暴躁心态，总结的讲就是因为普通人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的延续，才导致了不良情绪的产生。在全国各地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在深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更加明显，在北京这样的都市里尤其突出。

在北京，我们经常能看到在马路上行人因小事而大动干戈，在餐厅里因小事引发激烈口角，在邻里因小矛盾引出人命官司等等，都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找工作困难、买住房困难、看病困难、上学困难的环境下，精神长期压抑无法得到释放，只能在中下阶层市民当中内部爆发。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经济环境。毛泽东时代的和谐时代，是建立在工作由国家安排、住房由国家分配、医疗由国家保障，教育由国家承担的基础上，这个时期人民因对国家充满信心，对今后的发展充满希望，而由内心的和谐带动整个社会的和谐，这样的和谐是真实的和谐。

反观现在的社会，每一个人都要为工作、住房、教育、医疗而苦恼，在到处充满恶性竞争的社会环境下，被到处都需要钱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压迫得喘不过气，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对国家的未来失去了希望。即使暂时找到工作也要提心吊胆，因为每个打工者生活来源的保障权利都被老板们攥在了手里。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为了获取老板们的赏识，为了得到资本家们的提拔，为了获得足够的金钱，一些人在充当老板的打手，一些人在为资本家盘剥社会榨取穷人血汗，还有一些人只能出卖自己的鲜血操起皮肉生意，而另一些有着高级知识的人却在为这样的社会现实做着辩护，引导中国社会走向更加渺茫的未来。

试问，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之下，谁的内心是和谐的？整个社会又怎么能够和谐？

社会和谐的先决条件是社会发展平衡，人内心和谐的先决条件是人的心理平衡，可是不管是小贩崔某，还是社会其他普通劳动阶级，他们的心理能够平衡吗？难道要他们去和张维迎们、历以宁们、黄光裕们、顾雏军们平衡吗？可是他们的发展机会、他们的就业机会、他们的吃饭机会都被这些专家、资本家们控制着，政治、经济权利的不平衡，是决不会带来人心的平衡，更不会带来社会的平衡。

如不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调整改革发展的方向，长此以往下去，我们的社会不仅不会和谐，反而会更加不平衡，人们的心理会变得更加暴烈。当社会中下层不再向内部释放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外部寻找释放的突破口，很有可能再次出现阶层甚至是阶级之间的剧烈矛盾，那就是平民的暴动。

来源：http://www.dajun.com.cn/dice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