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妃风华无双男主身份:领导管理艺术荟萃:三国智谋精粹汇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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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格
形成一国执政者的用人特点,这与其人个性、爱好、道德观念及其处境和所处的时代都有关系。孔明是荆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见称于时,其用人也就具有个人的个性:他选拔人才始终坚持一个准则,即德才兼备。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难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学以忠孝相标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为了搜罗人才帮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孙权是个慎重、果断的人,他选拔人才是经过认真考核、反复考虑的,当他确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准则,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英才,但却不是尽善尽美,在长处中亦见其短,否则蜀中怎会无大将,曹魏奸逆萌生,而东吴无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为何,从三国用人风格的比较中,我们或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1 .德才兼备:孔明的用人特点
刘备死后,孔明执政时,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也极重视德行,如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祎、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良实,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古人所谓“贤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
孔明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抬,是以聘求贤士。”(见《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故孔明把择贤做为其重要职责,把德才兼备做为其选拔人才的准则.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姜维、费讳、董允和姜维都是德才兼备之士,为时人所淮重,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赞为“四英”(《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除了姜维外.
《三国演义》对蒋琬、费祎、董允仅简略提及,《三国志·蜀书》有关他们 的传记则写得较详。他们都是蜀国后期的实际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始能理解孔明用人的特点。
有才无德不能结人心
孔明用姜维做为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而史实并非如此。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是很重视的,如他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也认为非已莫“属。岂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时倚他为军中支柱,由于他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时人都认为他是孔明的当然后继者。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孔明早就选定蒋瑰为他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的密信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瑰。”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孔明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因此,不能团结人。如他与杨仪是孔明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举刃拟仪”,使“仪泣涕横集”。显然不能团结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孔明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说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孔明不把后享托付与魏延是正确的。孔明一死,魏延就不顾大局,为个人私怨和权力,与杨仪火并,结果被其部属马岱所杀 (《三 国志·蜀书魏延传》)。
蒋琬以德服人
孔明把后事付给蒋琬是对的。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又恰逢他酪酊大醉,心里很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孔明对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听信孔明,便不加死罪,仅把他撤职。后来,由于孔明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后又升为长吏兼抚军将军。孔明率军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给,对支持孔明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孔明很赞赏他,认为“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孔明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 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蒋琬跟东曹掾杨戏谈话,杨戏常不回答。
有人对蒋琬说杨戏对上太傲慢了,蒋琬反表扬杨戏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戕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如督农杨敏曾对人毁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有人将此告诉蒋琬,主者主张“推治”杨敏,蒋琬不同意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问其“愦愦之状”,蒋琬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事 下狱,人们都担心他被处死,可是蒋琬秉公处理,杨敏得免重罪。由于蒋瑰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故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没有辜负孔明的重任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
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伟是个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伟“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蒋瑰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付自如;处理军务,指挥若定,使边境无虞。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董允任侍中守尚书令,他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择民女以充后宫,他据理直争,坚决反对,后主无可奈何。得到后主宠爱的宦人黄皓也很怕他,终允之世,黄皓不敢为非作恶。他不图名利,蒋瑰认为他辅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议“宜赐爵士”,他固辞不受(《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孔明对姜维甚为赏识,认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蒋琬、费伟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孔明的遗志,坚持北伐,互有胜负。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
蜀之亡,不能归咎于姜维,除了形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马昭说:“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孔明逝肚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祎、姜维主管,时间长达29年,比之刘备、孔明两人治蜀时间还多9年。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形势。孔明曾竭尽全力,也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而蒋瑰、费祎、姜维等竟能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如他们没有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忠心,何能如此!这不仅说明孔明善于”任贤举能”,也证明了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选拔人才的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重操守,以身作则
孔明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孔明本人就是个德隆才高的大贤人,他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自表后主说:”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孔明病逝后,经人了解,确如其所言。在孔明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其僚属大都清廉自持。如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姜维也是“宅舍弊薄,资财无饰,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2.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特点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三国演义》没有提及这些《求贤令》,它通过对曹操用人事迹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反映得很具体。
各路人马前来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国人才甚众,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阶、贾翊: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名将及许褚、典韦等猛将。这些谋臣、武将有不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谋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谈的杰出战略家苟或外,郭嘉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谋士。他为曹操多出奇计,而每计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遗计定辽东”里,特别谈及他的超人智计。袁熙:袁尚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谆等将主。
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贝“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 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 《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 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论出身,全凭本事
曹操因重视人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改革。东汉未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那个帮派掌权,就都用那个帮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个帮派的人。
当然对自己帮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门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勋就有官做。这就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诈装患风瘫病,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他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又如张邈叛变时,劫毕湛(是时为操别驾)母弟妻子。操对毕湛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无二心,攥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生擒,人们都认为他必死,谁知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对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如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己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迄曹丕继位,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微贱的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也就是说微贱的人是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的。这已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又走”唯品是举”的老路了。
3.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孙权的用人特点
孙权不信任的人,决不重用;信任的人,始托以重任。曹操举兵南征,张昭极力主张投降,反复陈述曹军势大难敌,降曹始安,孙权听了,口虽不说,心甚反感。他是不肯轻易把继承的父兄之业奉送他人的,故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后,很为赞赏。对比了张昭主降和鲁肃主战的动机,他认为张昭是”
顾妻子,挟持私虑。”是为个人安全打算,而鲁肃是为公,主战是保卫江东的良策,”正与吾见相同”。赤壁之战取胜后,他对鲁肃十分敬重,周瑜病逝,提拔鲁肃为东吴主将。对于张昭,从此不加重任。
充分信任所用之人
孙权对于其所重用之人,都能做到深信不疑,让其独当一面,不加以掣肘,放手让他们大干,故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在赤壁之战前夕,当他做出抗战的决定后,立即让周瑜挂帅,自己则甘当后援之职。故周瑜得行其志,使其计,”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彝陵之战,东吴取得重大胜利,也是因孙权对陆逊的充分信任。当他提拔陆逊前往迎战沙场老将刘备时,东吴大臣都为其年少而轻之,诸将也多不服,孙权乃设坛拜陆逊为大将,赐以所佩之剑,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
陆逊始能指挥如意,执行其坚守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终于以一把火几乎将刘备全军烧个精光。
孙权用人能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这主要是建立在对将领的深刻了解和经过考验的基础上。用人,是疑是信,要有据,决不能主观用事,轻信轻疑。因为轻疑,将会埋没人才,将会误事,轻信,会错用人,也足以误事。
孙权用人很慎重,既了解其过去,也了解其现在,既倾听其言论,也观察其所行所为。周瑜曾与孙策生死与共,孙策对他很了解,认为他能胜任外事,临危时留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孙权也了解周瑜其人,故当他对抗操能否取胜仍有所疑虑时,乃请周瑜裁决。周瑜对敌情分析及抗操必胜之理,孙权深为折服.便委之全权,让他将兵出战。孙权之能信陆逊,是因陆逊策划袭取荆州之策已显其雄才大略,故当诸大臣反对陆逊为将时,孙权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关怀将士如骨肉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把将士视如“骨肉”。他曾对众将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 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存之。”这方面材料,《三国演义》谈的很少,《三国志·吴书》关于吕蒙、朱然等人的传记谈得较多。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吕蒙病重,孙权迎置内殿,出千金募医治蒙病,并亲自监护,“时有鍼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吕蒙既死,“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朱然”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由于孙权用人能充分信任,视诸将如”骨肉”,诸将也对他推心置腹,甘为效命沙场。如孙权为山越所困,周泰拼命相救,“身被十二创”,如“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赤壁决战前夕,曹操派蒋干来做说客,周瑜对这位老同窗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已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
发挥“众智”“众力”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认识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懂得:疑人不给予信任,则不能发挥”
众智”、“众力”的力量。在三国时代,能在理论上阐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的,唯有孙权一人而已。这种认识在今天还是难能可贵的。他说:”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
故能用众力,则无故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也正因东吴上下一心,出智拼力,故孙权能鼎足江东,魏、蜀都曾屡次倾力来犯,吴国仍岿然不动。
4.破格用人,赏罚分明:三国用人共同点
前面已对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特点分别作了叙述,在此特归纳其用人共同之处,将可使我们悟出一些用人之理。
不论资排辈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不是看其资历长短、辈份高低,是否亲人好友、同乡同学,也不因其会阿谀奉迎,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胆识、才能,以及功勋大小,给予官职。
孙权提拔的东吴四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是因他们才智超人、战功卓著而被重用,其中,除了周瑜早被孙策所倚重外,其他三督都是孙权提拔于“凡品”,破格录用。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时,年才15岁。也许是青年人重视青年人吧,孙权重用的大多是青年人,东吴文武老臣对此多不服气。
周瑜33岁就挂帅,孙氏三世老臣,在诸将中资辈最高的程普则只被任以副将之职。程普见周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服,故当周瑜点兵时,他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来告诉程普说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大惊,乃亲诣行营谢罪。在事实面前,程普不得不服孙权用得其人。鲁肃出身于地主家庭,是一般平民,他投奔孙权时才20来岁。孙权并不因张昭进谗言而影响对他的重用,故鲁肃才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吕蒙出身于行伍,因作战勇敢, 20来岁便被孙权提拔为横野中郎将。但其人粗野,缺乏文化,连鲁肃也看不起他。后孙权鼓励吕蒙读书,蒙折节好学,谋略大进,鲁肃与谈,觉其学识英博,大惊说:“非复吴下阿蒙。”后代鲁肃,袭取荆州,建立大功。陆逊原是一个书生,年少未被人所知,但孙权却知其有奇才。
故不因众人反对而影响他拜陆逊为大将。
孔明先后破格提拔庞统和蒋琬也是破格用人的典型例子。庞统和蒋琬两人原都是小县官,开始都不被刘备所重用。而孔明认为他俩都“非百里之才”,而是王佐之才,在孔明的推荐或提拔下,庞统被封治中从事,亲待仅次于孔明,与孔明并列为军师中郎将;蒋琬从被任为相府东曹掾一直官至尚书令。
姜继原是魏将,孔明攻天水郡,其玄机屡被姜维识破,姜维还将计就计,屡败蜀军。孔明对具有文武全才的姜维十分赞赏,乃用反间计,使姜维欲归不得,只好投降,孔明高兴地执维手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孔明培养“接班人”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是时,姜维才27岁。孔明写给蒋琬的信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 (李永南)、季常(马良)诸人不如 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孔明确慧眼识人,姜维后成为西蜀后期的”擎天柱”。
曹操所用谋士、武将也大多是少年英俊之辈,荀彧来投曹操时年才 29岁,因其屡立功勋,从司马升至尚书令。操认为“天下之定,荀之功也。”
乃表荀彧为万岁亭侯。郭嘉27岁就被曹操表为空军祭酒。曹操与郭嘉论天下事,深为其才智所折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追随曹操十有一年,多立奇勋。后随征乌桓途中病逝,亡年38岁。《三国演义》引“后人”诗,对他评价很高:“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远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曹操对郭嘉之死很为惋惜,他对众将说,“诸君年齿,皆孤等辈,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以后每提起郭嘉,仍伤心不已。被曹操赏识而成为名将的,有的是提拔于行阵之间,如于禁、乐进;有的则取于亡虏之内,如张辽、徐晃。
不论亲疏,以功过定赏罚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是根据其功过来酌情赏罚,而不管其是否亲疏。
故将士用命,官吏不敢怠于职守。孔明赏罚不计恩仇,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马谡违背孔明军事部署致失战略要地街亭,虽然孔明和他情如父子,也挥泪斩之。蒋琬曾加以劝阻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纷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孔明也因其用人不当而自责,上表奏后主,请自贬丞相之职。并要求费祎等“勤攻吾之缺,责吾之短。”魏降将王平是守街亭的副将,他反对马谡的错误指挥,且坚守阵地有功。被加拜参军,从稗将军进位为讨寇将军,封亭侯。刘巴与孔明有宿怨,孔明认为刘巴是个人才,数称荐于刘备,乃得重用,位至尚书,董恢出使东吴,能正确回答孙权提出的难题,显示其见识卓越,回蜀未及三天,孔明便调他到相府,不久提升为巴郡太守。孔明处分下属,用心甚平,且谁有罪处分谁。决不株连家族,故受罚者多无怨言。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出帅伐魏,李严负责供应军粮,他因军粮不济,为遮饰罪责,便使奸计:一面发出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促使孔明回师:一而向后主奏称军粮已办,丞相却无故回师。孔明回师后知道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欲斩之,后因其同已都是托孤大臣,便上疏后主废为庶人,仍让他过富裕生活。但孔明并不因李严有罪而连及其子,反而任其子李丰为丞相府长吏。孔明病逝五丈原,李严闻之,大哭病死。因严尝望孔明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
孙权,时人赞他“赏不择恩仇,罚必加有罪。”虽然他曾冤杀和错误处理了一些人,但一般来说确是如此。甘宁英勇善战,曾有功于黄祖,而黄祖以他曾是“劫江贼”不予重用,他拟投东吴,又恐江东恨其救黄祖杀凌操之事,不被东吴所容。后得吕蒙推荐,乃投东吴,孙权见他大喜:”兴霸此来,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破黄祖之策。”甘宁乃陈述先破黄祖后取巴蜀的策略,权认为是”金玉良言”。后果破祖。之后,他又多立功勋,拜折冲将军。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建大功,孙权立即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从此,对他的功勋念念不忘。瑜病死,孙权流涕说:“公瑾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后孙权称帝,对公卿说:”孤非周公谨,不帝矣!”对周瑜遗下两男一女,都予照顾;但对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则绝不纵容,据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都乡侯周胤是周瑜次子,他自恃是 功臣子弟,“酗酒自恣”,横行不法,孙权曾“前后告喻”,却毫不改悔,孙权不因周胤是功臣子弟而宽恕他,便将他徙庐陵郡。诸葛瑾、步骘因胤是功臣之子不忍他因罪见徒,便上疏为他求情,要求复他原职。孙权不同意说:
“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退,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这就是说,周胤有罪,不能不处罚,要让他吃点苦头,使能改过自新,才能挽救他。由于孙权能赏功罚罪,故将士肯为之卖命。
曹操,《魏书》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曹操统一北方后并没有把功劳全归自己,而是充分肯定部下的功劳,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攻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便于建安十二年,下令大论功行赏,封功臣20余人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如果拿袁绍和曹操的赏罚相比,更显得曹操英明。袁绍决定出兵与曹操一决雌雄,田丰力加劝阻,认为现时出战非宜,应积蓄力量以伺其机。袁绍不听,后兵败大悔说:“吾不听田丰之言,兵败将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
因羞见田丰乃杀之。曹操拟西击乌桓,曹洪等将谏之不从,后历尽险阻始胜。
曹操定乌桓后回师,重赏先曾谏者,谓诸将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全之计,是以相赏。
后勿难言。”对此,毛宗岗引用苏老泉的话说:”此孟德、本初之所以兴亡乎!”“为明主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言验见罪,故人不敢言,言不验反见褒,故人不难言。人不敢言,将使己闭塞无知;人不难言,则可用“众智”。赏罚明与否,效果大相径庭,也是曹、袁之所以兴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5.各有短长:三国用人不同比较
孔明与曹操、孙权虽都是一时之“伯乐”,但其用人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各有短长,优劣互见。且事物是辩证的,其用人之优点也往往含着其用人之短处:其长处从某方面看比别人优,从另方面看则劣于他人。
偏重于德、周延性不够
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用人的准则,如抽去具具体内容,仅从抽象方面去借鉴,对于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适用的。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它的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都是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孔明所说的“德”,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德”,从他的言行中,主要是指:一、“志虑忠诚”,“心存汉室”;二、“忠勤时事”,三、“进尽忠言”;四、正直、良实、 清廉。概言之,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汉室”、统一天下,不计较个人私利。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国、争天下的才智。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备取士,其继位者如蒋琬、费祎、姜准等都能忠于蜀汉,清廉自持,团结列敌,故没有出现魏、吴两国内部那种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因此,仅占天下不及1/10的蜀国能抗拒占有天下7/10的魏国近半个世纪之久。也因此,阿斗才能安坐宝座41年。当然,孔明的德才兼备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虽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点偏重于德。如对魏延,他虽“凭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团结人,对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认真考虑,故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孔明这种有点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针,未尝不是蜀国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之相比,在这方面就有其优点。
唯才则用有奸逆之虞
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有才干的,都尽量录用,故曹魏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如荀彧等之后有司马懿等,司马懿等之后有钟会、邓艾等。不过,从巩固政权这方面来看,曹操这种只讲才不讲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孔明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相比,却大为逊色。对曹操的延揽人才,清代顾炎武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顾炎武看不到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的可贵之处,却一味抹煞,这是不对的,但他说这种政策引致“权诈迭进”是有根据的。司马懿虽是一时之杰,但他控制曹魏政权的手段之诡诈,不下于曹操挟持汉政权,后来司马氏也学曹家逼使汉家皇帝禅让的故伎,夺取了曹魏政权,并把曹氏集团的人大体杀绝了。钟会、邓艾灭蜀后,也各怀异心,想除掉对方,以独霸西蜀。钟会首先叛变,结果两败俱亡。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议论司马氏代魏和钟会叛变的是非问题,而是想阐明这样的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政权要巩固,首要的是:其执政的核心人物必须忠于这个政权。
互相猜疑如何能成大事
在用人方面,孙权是用而放心,曹操是用而疑心。曹操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懂得权特别是军权的重要性:有了军权就可为所欲为,有可能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丢了军权那是很危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所以,尽管他是“唯才是举”,各种人才都任用,但任用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最信任的还是曹氏亲属,如曹洪、曹真、夏侯淳、夏候渊等,曹魏的军权主要是掌握在他及其亲属手里。曹操不随便让其他将领独自带兵出征,征伐大都亲自出马。为了巩固曹魏政权,他不惜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来对待异己分子。他外宽内忌,表面上不念旧恐,甚至对部属私通敌人也装作不过问,可是暗地里却予以严密的监视。他设“校事”组织,刺探将士及吏民的私情,”校事”刘慈数年之间“就检举案件以万数”。“校事”组织即特务组织,因此,可以说特务组织的设立在曹魏时已开始,曹操是特务组织的创始者。这样,不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以诚相见,必然是互相猜疑,各怀鬼胎。其部属也整天患心忡忡,提着脑袋过日子,如他的椽属何夔就常怀毒药,以备不测;不少人则因其猜疑而被杀、崔琰、许攸、姜圭等都因一言见疑而遭杀戮。
善用众人的力量
在对待部属方面,孙权恰恰和曹操相反。孙权对将领既信任又放手,大凡征战,他与部属议定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后,就委托得力将领统帅迎敌,他自己安坐建业,听候捷服。赤壁和彝陵两次大战,关系到东吴盛衰存亡大事,而孙权却先后让周瑜和陆逊挂帅出战,结果取得了辉煌战果。这说明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这方面他比曹操高一筹。孙权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因他认识到发挥“众智”、“众力”始能“无畏于圣人”、“无故于天下”,而要能使“众智”、“众力”为已用,必须充分信任人,二是他从父兄的失误中得到了教训。孙坚、孙策都恃一己之勇,轻而无备:孙坚以 30骑轻出送死,孙策以单骑轻出被刺。这说明光凭个人勇敢是不能图天下的。
孙权也曾轻敌出战张辽,如无程普相救,几乎被张辽所杀。长吏张紘谏说:“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搴旗,威振疆场,亦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仰贲、育之勇,怀王霸之计。”权服其言,表示“从令当改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统帅,主要是确定决策和使用人,光靠自己拼命沙场是不行的。
蜀中无大将
在用士人和对待士人态度方面,孔明和孙权各有所不同。孔明成为刘备的谋主后,在求贤以辅助蜀汉方面不遗余力。益州初定,他在任用“荆楚宿士”的同时,竭力争取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士人,因而使西蜀三股势力团结一起,为刘备效力。杜微,原是刘璋从事,以疾去官;刘璋投降后,他诈称耳聋,闭门不出。孔明亲往拜访,因他装聋一问三不答,便跟他笔谈,恳请他“以德辅时”,社微为之感动,同意任谏议大夫。许靖是名士。原任巴郡、广汉太守,刘备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吏,后任太傅,孔明十分敬重他,常向他下拜,虚心请教。孔明虽以法治国,但对士人的小过也不计较。法正协助刘备取蜀立大功,刘备重用他,以为谋主,并任蜀郡太守,他大权在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认为法正太 横行了,应当报告刘备,”抑其威福”,孔明却因法正的功劳而原谅他。由于孔明竭力争取和团结士人,士人多为之用,而蜀国之治,与士人效力有关。
也许孔明是名士之故,对文士有所偏爱,对武将则不很重视,在《三国志·蜀书》中关于对待武将如敬重文士的事迹很少,这也许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原因之一吧。
重武轻文,而无能臣
孙权在这方面又恰恰和孔明相反,他是敬爱将士而轻视文人。对于将士他是关怀备至,甚至对于他们的错误也不追究。如甘宁为人粗暴,“时违权令”,他也能宽恕。但对士人就不一样了。沈友是个才高博学之士,时人公认:“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文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重。沈友为人硬直,敢议朝政,而庸臣妒忌其才,便诬他造反,孙权却不辨是非把他杀了。死时,沈友才29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张温德才过人,权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任。后奉令使蜀,蜀人甚敬其才。孙权因他回来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振,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因暨艳案件,权以温曾荐艳且有往还,便加罪张温,将他撤职,逐归吴郡。将军骆统为之辩诬,赞张温”卓跞冠群,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权也不听 (《三国 志·吴书·张温传》)。初,孔明知张温被黜,未明其故,思之数日,才恍然大悟,说:“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虞翻是孙策旧臣,为策所敬重。孙权继位后,以为骑都尉,翻屡犯颜直谏,权很不高兴,便徙扬州泾县。权为吴王,宴群臣,自起行酒,翻佯醉不饮,权大怒,拔手剑欲杀之。后被人劝阻,翻才得免死。翻不因此有所畏惧,仍然是“不平则鸣”,终被孙权放逐(《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从上所述,可见孙权杀害、放逐的都是德才兼备、为时人所推重之士,而其原因是由于这些人敢言敢谏。这说明孙权是个忠言逆耳的人。孙权如此对待德高望重、才气过人之士,也是东吴缺少安邦治国之能臣的重要原因。孙权在世时,靠其权威及将士用命,政权尚称巩固;他去世后,因没有具有德才兼备的能臣治理国家,东吴政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日益走向下坡路了。
三、御 术
三国之主,或执政者,御人之法,各有巧妙,有的靠正道,以服民心:
有的耍手腕,笼络人心,有的弄诡计,使人效命。然所言所行,既实亦虚,皆能感动人、团结人,使得英才为其所用,誓死效忠,观其权谋干略,实令人拍案叫绝!刘备、孔明、曹操、孙权,真可说是一流的心理学家!
1.长厚而近伪:刘备的御人术
刘备的性格,作者本是写他有长者之风,是孚众望的仁君,但有时却写得有些虚伪,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状刘备的长厚而近伪。”其实,历史上的刘备,是三国时代有名的枭雄,他的权谋干略并不亚于曹操。要想图天下,决不能像宋襄公那样蠢猪式的老实,不然,只有挨打,或遭到失败。在特殊情况之下,出现表里不一的事是常有的,且是不得不如此。作者写刘备长厚中有虚伪,是符合历史上刘备这个枭雄的为人的。他的某些言行,说是虚伪也行,说是出于权谋干略也无不可。他的长厚和虚伪是互为表里的,这是说他的长厚中有虚伪,虚伪中又有长厚,而从总的看,是以前者为主的。为结民心,驾驭将领,其所言所行,就 是这样。刘备性格很复杂,其御人术也 就很不简单,要做具体分 析,才懂得其中奥妙。 摔阿斗以示爱将之心当阳长坂之战是一次遭遇战。曹军势大,刘备兵少,曹兵掩 至,势不 可当,把刘备队伍冲得七零八落。赵云保护刘备家小也失散了。赵云自思:
“我上天入地,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如果不见,死在沙场上也。”他乃 拼死奋勇杀入曹操的百万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找到了阿斗。他怀抱阿斗,杀透层层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50余员。他追上刘备,备言救小主突围情况,说:“托主公洪福,幸而得脱。”
可是他一摸怀中的阿斗便担心他说:“适未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开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赵云喜说:“幸得公子无恙!”双手递与刘备。刘备接过,掷之于他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说:“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这便是刘备摔阿斗的故事始末。
刘备摔阿斗,有人认为这种动作是虚伪的,是为结赵云之心。说虚伪也对,刘备仅此一子,不爱是假,说为结赵云之心也是真,这一摔,使赵云十分感动,誓“肝脑涂地”以为报。这样,刘备达到了摔子的目的。不过,刘备听了赵云单骑救幼主的英勇事迹,既服其勇,又爱其忠,因而摔阿斗于地下,也是出于爱将之情的激动。而这种举动也只有刘备做得出,这种话也只有刘备才能说得出,如果换了袁绍、他一定为得子而无限喜悦,把救子之人冷搁在一边,因为他的心思全在爱子身上。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便是很好的说明。第二十四回写田丰入见袁绍,只见他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忙问其故,绍说:“吾将死矣!”再问才知他是因幼子患疥疮之故。田丰建议趁曹操东征刘备乘虚袭许昌,绍说:“五子中唯此子最异,倘有疏虞,吾命休矣。”绍有五子,仅为一子患疥疮小疾,而失去大好战机;而刘备唯此一子,竟掷于地下,以表示对猛将赵云之爱。一智一愚,相去天壤。古之创业主,为天下不顾家。刘邦被敌追,为使马车减重跑得快,竟几次把儿子推下车,确是心狠手毒!刘备为表示对猛将的爱惜,也不惜把爱子掷于地下。前者是为已之安全,不足称道,后者为结将士之心,其御人术令人惊叹!
以投江来结民心
刘备要“投江”是出于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曹操将攻樊城,刘备自忖不敌乃弃樊城奔襄阳。并派人晓喻百姓: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两县之民,齐声大呼说:“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位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望见,大励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对此,毛宗岗夹批说:“或曰,玄德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
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说刘备投江是假,且假得很巧妙,使人不知其假,是远胜过曹操,可说是知刘备者,但只看到刘备假的一面,而不看到真的一面,也不能说是尽知刘备者。
笔者认为:刘备投江,有假有真。刘备是个枭雄,他的感情不可能如此丰富,意志也决不会如此脆弱,看见老百姓“遭此大难”而要投江自杀。他的这种假动作显然是为结民心,他一装投江,便使“闻者莫不痛哭”,取得荆州士绅、百姓的拥护。说他对百姓“遭此大难”也无动于衷,也不对,在三国群雄中,刘备是比较爱民的。他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第二回)治理新野时,”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百姓称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第三十回)他携民渡江后,曹军也 跟着追来,众将劝他暂弃百姓使能轻装早奔江陵,刘备泣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他拥着民众数万,缓缓而行,甘冒被俘的危险,由于刘备懂得“举大事必以人为本”,故能爱民。尽管刘备爱民有其假的一面,但其爱民真的一面,虽说是有限度的,可是在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时代,是值得肯定的。刘备之得人心在此。
遣人正所以留人
刘备据汝南,闻悉曹操出征河北,乃引兵乘虚袭许昌。曹操闻讯,立即回师杀回,刘备大败,众将拚死相救才得逃脱。刘备败军不满1000,狼狈而奔,至汉江暂令安营。土人知是刘备,奉献羊酒,乃聚饮于沙滩之上。刘备长叹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众皆掩面而哭。云长劝说:“兄言差矣。昔日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数败于羽,后九里山一战成功,而开创百年基业。胜负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这便是刘备遣众将的故事梗概。刘备在兵败势危之际,正需人支持,以渡过难关,他本应向众人做些思想工作,说些“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之类的话,以鼓励大家不怕挫折,重新振作,去争取胜利:但他不是这样,反而唉声叹气,叫大家弃己去投明主,以求功名,这确是难于令人理解。这是否刘备已英雄气短,壮志消磨,从此解甲归田,不图大举,或者是刘备真的认为自己不行,为爱惜众将的前程而将之遣散,使他们另投明主得遂其志呢?这两种想法,都没有看透刘备葫芦里的药。刘备是既不灰心丧气,也不想遣散众人。而他之所以遣众人,是知道:在这兵败将亡之际,去哀求众人跟己,不会激起众人留恋之情,他从责己惜众人出发,去遣众人,这使众人知刘备爱己,众人必感激而不愿离去。兵书有说:“将欲取之,必先舍之。”刘备是个沙场老将,深懂得这一策略之妙用,故能翻新出奇,用来御人,这又是刘备御人术的创新。云长跟随刘备多年,却摸不透乃兄心事,竟苦口婆心相劝,确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倒是1000多年后的毛宗岗对刘备的心事了如指掌,他在三十一回回评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备与众将聚饮沙滩之时,惜众人,遣众人,正所以留众人也。亦如舅犯从重耳归晋国之时,辞公子,别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坚,辞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难方深,一是安乐将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结主。虽是两样局面,却是一种方法。”
辞徐州,以“义”服人
曹操为报父仇攻徐州、徐州牧陶谦势弱难敌,便通过孔融请得刘备率兵来救,曹操因张邈、吕布袭兖州,乃同意刘备的和解回帅救兖州。陶谦和徐州百姓深感刘备相救之恩。陶谦以年迈无力保徐州,乃让位给刘备,刘备坚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而有之,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之人矣。”陶谦推让再三,刘备总是不受。陶谦病危,又坚让徐州,刘备又坚辞。陶谦死后,众军举哀毕,即捧牌印交送刘备。刘备固辞。次日,徐州百姓,拥到府前哭拜说:“刘使君若不领此郡,吾等皆不能安生矣!”经关、张再三相劝,刘备乃许权领州事,刘备如此再三坚辞,最后还是“权领”,是真还是假?说刘备辞徐州是真也真。刘备救徐州是为义举,如果陶谦一让便接受,岂非为图徐州而来,徐州士绅、百姓如不明真相,将议会他是乘人之危而夺之。这样,人将不服,人心不服,徐州将难守得住,得了徐州也将失之。说刘备辞徐州是假也假。刘备是不甘心于人下的人,他投曹操,算计图之;奔袁绍,是权宜之计;依刘表,暗结民心以聚众,入川支援刘璋,取而代之。刘备为人如此,难道送到口的肥肉(徐州)不吃:且刘备当时只有平原弹丸之地,难以容身,现在有了偌大的徐州,岂有不要之理?而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坚辞徐州,并以“义”标榜,实是为结徐州人心,当徐州百姓拥挤到府前哭拜、哀求,表示对他衷心拥护时,刘备终于“权领”了。
所谓“权领”只不过是掩饰前之坚辞,是“实领”之谓也。“辞之愈力受之愈稳”,刘备是深心人有此算计,人自不知罢了。
别有用心的托孤话
刘备病危时,孔明等泣拜于地下说:“愿陛下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刘备令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扶其手,说:“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说:“有何圣谕?”刘备泣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无措,泣拜于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毕,叩头流血。刘备托孤的话和孔明信誓旦旦之言,并非作者的虚构,而是史有其事。后人对刘备托孤的话颇有异议,并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历史学家孙盛指出:“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海;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意思是说,如果认为所托的是忠贤之人,则不必说这种话,如认为所托非人,说这种话就会给他作为篡位的借口。这种诡伪的语言,托孤是不该说的。孙盛所谓“诡伪之辞”是指什么,他没有点明。毛宗岗评点则说:“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
曰: ‘以为真则真,以为假则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 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不得不切矣”。以上两种分析,乍看似有一定道理。但细加研究,实属道学家之言,都没有猜到刘备的灵魂深处。
刘备“君自取之”的活,是否出于其肺腑之言?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所谓“禅让”之事,在我国原始社会里也许有之,如尧禅位于舜的传说。但进入阶级社会后,历史上是没有那一个君 主是会心甘情愿让位于他人的。 三国时代,出现的献帝禅位于曹丕,曹奂禅位于司马炎,只不过是曹丕、司马炎借禅位之名以欺天下,其实是血腥腥的、赤裸裸的篡位,《三国演义》对这两次“禅位”已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而刘备是否有例外?不!刘备为了使其子刘禅能顺利继位,早就费尽心机做了安排。刘封是他的养子,此人英勇善战,其才干胜刘禅百倍,且观刘封一生,是忠于蜀汉的。“知子莫若父”,刘备是深知阿斗这个庸才远非刘封的对手,他担心刘禅继位后刘封不服而为乱,便借故杀之,免使有后顾之忧。在他临死前,对辅政大臣的任命也是熬费苦心的。他的托孤大臣不只是孔明,还有李严。李严是原刘璋部队的头头,是时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丞相孔明,在蜀汉中自成一系,具有一定势力,任用他为辅政大臣,可以牵制孔明。可见刘备既不愿把刘家天下让给别人,对孔明也不尽信任,但他为什么说君自取之的话呢?刘备认为孔明才智十倍于曹丕,辅佐刘禅是胜任的,他最担心的是“君自取之”。他知道阿斗是个庸才,今后大权必落在孔明手里,孔明要取而代之易如反掌,如果孔明真的这样做,他不说“君自取之”,孔明也能取之。所以,他先声夺人,以“君自取之”对孔明提出的警告。这使孔明听了吓得“汗流遍体,手足无措。”
迫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刘禅。刘备的御人术愈出愈奇,确不愧称世之枭雄。
2.儒法并用:孔明的御人术
孔明是荆州名士,是主张儒法兼用的人,故其御人术既有儒家的学究气,也有法家的严厉作风。其御人术既不象刘备那样深奇莫测,也没有曹操那样诡计多端,而是明来明去,虽有时也略施小计,却不矣丞相风度。
力行严明法制
益州既定,刘备使军师孔明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对孔明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虑。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孔明说得有理。用法是宽是严,可因时因事而异,决不能拘于一道。继暴政之后,要施以宽仁,使民休养生息;继“德政不举”的乱国,必须严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为,始能由乱入治。孔明治蜀虽主张严明法制,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则有猛有宽,或 以猛济宽,或以宽济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凡违法的,不管 是谁,孔明一般都严加处理,如对亲如手足的马谡、官高如李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分别予以处斩或罢官。陈寿对孔明治蜀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孔明以法治蜀,并不是说人治已不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法治是表,人治是里,决定性的是人治。因为封建帝王,就是国家,就是法律,一切决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圣旨便可推翻。如果谁要是触犯龙颜,按法罪不该死,君要他死也不得不死。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一切,确是可以为所欲为。便是仁君如刘备也不例外,他冤杀彭羕就是足以说明。彭羕原事刘璋,因被人毁谤,被髡钳为徒隶。刘备入益州,他建议取益州之策,甚得庞统赞赏,刘备也奇其才,提拔为治中从事,后因故稍疏,调为江阳太守。彭羕因此不满,适马超归蜀后不得志,二人有时聚在一起,发点牢骚。彭羕因调外任,心里烦闷,去找马超聊天。
超问他,“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说:“老革荒悖,可复道邪!”马超害怕累已,乃如实报告刘备。于是彭羕被捕下狱。彭羕在狱中上书孔明辩解,承认说刘备“老革荒悖”是错误,并说是酒后失言;至于“内外”之言,只不过是说如重用他和马超,则可协力助刘备打败曹操,别无他志(《三国志·蜀书·彭羕传》)。彭羕的“内外”之言,不能说是要谋反,所谓“老革荒悖”,也只是批评刘备这个老兵昏乱,不会用人罢了。彭羕给孔明的书,哀哀陈情,表白心迹,未知孔明读后有何感想,不过,即使他同情彭羕也无济于事,因彭羕触犯了龙颜,刘备一怒之下,竟以叛逆罪把他处死了!彭羕之死,缘因人治,如按法治,何至于死。仁君贤相治国,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见。在人治即“朕”治的封建时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致死!人治,可畏哉!
攻心为上
孔明因蛮王屡侵边界,为安定后方以利北伐,乃决计南征。在与马谡谈论征蛮之策时,马谡说:“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定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就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 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这是说二人不谋而合。孔明乃决定南征的战略是:心战为上。本来南人叛乱,派一大将讨之便可平定,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难,这就需要孔明亲征。故他不怕艰苦,“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对孟获七擒七纵,最后这个倔强、顽固的蛮王终于心服口服,垂泪对孔明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乃归还所夺之地,令孟获永为洞主。从此,孟获和其宗党以及南人无限感激,终孔明之世,南人果不复反。
孔明攻心以抚蛮,这确是安蛮上策。在我国历史上,或因高压政策,或因掠夺过甚,或因有人挑拨,我国各族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当矛盾激化时往往诉诸战争。而封建统治者,只靠武力进行镇压,为使叛乱的少数民族屈服,在战争取胜后只能分兵驻守,设官统治。驻兵则要征收粮饷,收粮饷必加重人民负担;设 官则要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人民必怨,这就潜伏着新的 矛盾,终会有激化之日。故民族之间战争永无息期。孔明南征得胜后,不驻兵,不设一官,不占寸地,仍由南人自治。不仅孟获心服,南人亦感恩戴德,正因心服,故南人不复反。不再动一兵一卒而边境安宁,民族和睦无间。前后两种民族政策相比,始见孔明攻心之效,方知孔明御人术之妙。
以信为本
人无信不立。己能守信,人始信之;如其无信,人必不信之。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如此,一国之主,一军之主,更要如此。
君主不守信,国人将无法听从,统帅不守信,三军难于指挥。孔明能以信为本,令出必行,故可指挥如意,人人效力。卤城之战,正因此使孔明转危为安,并获大胜。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复出师伐魏。魏将司马懿屡败后坚守不战,孔明驻军卤城无可奈何。一日,杨仪入帐告说:“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换,今已限足,汉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会兵交换,现存八万军,内四万该与换班。”孔明说:“既有令,便教速行。”众军闻知,各各收拾起程。忽报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去袭剑阁,司马懿自行带兵来攻卤城了。蜀兵无不惊骇。杨仪入告孔明说:“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留下迎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孔明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闻之,皆大呼说:“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孔明说:“尔等该还家,岂可复留于此?”
众军皆要出战,不愿回家。孔明说:“汝等既要与我出战,可出城安营,待魏兵到,莫待他喘息,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劳之势也。”众军欢喜出城,列阵以待。西凉兵远道而来,人困马乏,方欲下营歇息,被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蜀兵大胜。
既有令,必须换军,这是用兵之常规。但敌军20万急拥而至,蜀兵8万除去换兵一半只剩下4万,何以抵敌,而这时孔明仍坚持“以信为本”,坚持换军,这是何故?杨仪要求暂不换军,是老实算计,孔明坚持换军,是另有玄机。因他懂得,既到期换军,且已传令放行,而军士思家,归心似箭,如强行留住,必无心应战,战则必败,不如催其回家,使其知我守信,感我施恩于彼,必不肯即回,愿意死战。孔明研究军士的心理学可谓到家!孔明的御人术,确是高人一等。
请将不如激将
孔明用黄忠就靠一“激”字,他认为这位老将如不激他,如奉命出战也难成功。黄忠有勇有谋,年虽老却不服老,处处逞强好胜。孔明就抓着他这个特点激之,越激越奋勇向前,争取打胜仗,以证明其宝刀不老。孔明两用黄忠,两次激之,才使“老黄忠计夺天荡山”(第七十回),“逸待劳勇斩夏侯渊”(第七十一回),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魏国名将张郃攻葭萌关甚急,孔明想用黄忠去迎敌,偏说除非去阆中取张飞,别人非放手,黄忠坚决请缨出马,孔明问他,要去用谁为副将,说老的不行,他偏要老将严颜。不管别人笑他俩年老,两老暗下决心建奇功,以服众心。两老经过密谋策划,先后采用“两路夹攻”和“骄兵之计”,打败了张郃,夺取了天荡山。这时,刘备要派黄忠去取定军山,孔明又激之说,要取关公来,方可敌之。黄忠坚持非去不可,孔明乃派法正为助,终于斩了夏侯渊。
水不激不起波,人不激不成材。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不正是靠一“激”
字才做出惊天动地的奇迹吗!不过,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毫无激情的人,激之也难引起反应。因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黄忠如服老,孔明则无从激之,因其不服老,孔明激之才奏奇效。故孔朋不是每将皆激,而是因人而激。孔明的激将法,也是其御人妙术之一。
3.诡诈高深:曹操的御人术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里评价曹操时指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这句话,确实点明了曹操的本质。
这里所说的“智”也含着诡诈之意,而曹操为人诡诈,确是天下无双。他之所以能“揽人才而欺天下”。正是靠“诡诈”二字,本来哭笑怒骂是人的感情的泄露,但曹操的哭笑怒骂却另有妙用,他的一哭一笑一怒一骂都是御人的绝招。有时他也讲义气,表现得宽宏大量,但也与众不同,另具御人妙法。
曹操御人术确是独有一格。
宜哭而笑,宜笑而哭
第五十七回写曹操赤壁之战被打败后,在逃亡途中的“三笑一哭”,把他的诡诈的个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当他逃到鸟林之西时,看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众问其故,他说是“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如之奈何?”说犹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冲天而起,赵云领军斜刺里杀出,众将死战,操才逃脱。
逃至南彝陵大路,人饥马困,行走不上,操令暂歇,他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众问其故。操说:“吾笑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若是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以逸待劳;我等纵然脱得性命,也不免重伤矣。彼见不到此,我是以笑之”。正说间,猛张飞一军杀至,操一见早拨马溜了,众将死战得脱,但多已受伤,狼狈不堪,且天寒地冻,道路泥泞,走到华容道时,已所剩无几。而曹操却在马上扬鞭大笑,众问其故,操说:“人皆言周瑜、诸葛亮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此处埋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若非关云长感其昔日相待之恩,曹操这次必脑袋搬家了。这次逃走,曹操的处境是很凄惨的,这是他该放声痛哭之时,为什么每次在厄境时候他偏偏纵声大笑呢?其实,这“三笑”都是强颜欢笑,用意在于灭敌人的威风,壮自己的志气。他笑敌手无能以显己之高明,是为将士壮胆,鼓起他们的勇气以逃脱难关。可是,曹操逃脱虎口,被曹仁接入南郡置酒与之洗尘时,他反而仰天大恸。对这种反常的举动,众谋士莫明其妙,便问其故。操伤心他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对曹操之哭,毛宗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妙用:“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纸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宜哭而笑,宜笑而哭,只有奸雄才能这样笑得出、哭得出,奸雄之奸奸在此。而他的哭笑并非常人之哭笑,都是他御人的妙术。
先施以威后结以恩
第十九回有一段关于曹操收降张辽的故事:“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说:‘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
“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 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 ‘败将安敢辱我!’拔剑 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这时,玄德攀住操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 ‘此等赤心人,正当重用。’云长曰:‘某素知文远 忠义,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 ‘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 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从这一则故事里,我们看到曹操在一霎那之间变换了两副面孔:满脸杀气和满脸笑容。这确是“要杀则亲自拔剑,不杀则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爱亦加一倍爱。奸雄权势,奸不可及。” (毛宗岗的夹批)。
其实,曹操的“怒和爱”,只不过是古代御人术“恩威并济”的翻版,即先施以威后结以恩。这种御人术后来也被张飞学到了。张飞生擒严颜,要严颜投降,严叱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
严颜喝说:“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为其英雄气概所感动,乃亲释其缚,低头下拜请谅,严感其恩义,乃降。张飞释严颜和曹操释张辽,确是一个模样,是否张飞也向曹操学来,不得而知。而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是因张辽、严颜都忠勇,这种人值得用。曹操能释张辽,因曹操是奸雄;张飞能释严颜,因张飞是英雄。奸雄和英雄虽有差别,但其性格有共同之处:喜不怕死的硬汉子,厌贪生畏死之人。如吕布被曹操所擒时,既向曹操求饶,又求刘备代说情,尽管吕布百般哀求,曹操还是把他宰了。而曹操释张辽,正是被其英雄气概所折服之故。曹操能用张辽,说明其慧眼识人,张辽也因曹操的提拔才能成为魏国名将。
“焚书信”的气度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而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故魏、蜀、吴三国都千方百计在敌国安置奸细。魏、蜀两国都曾互使反间计,这些反间计之所以取得成功,都是通过奸细来进行的。因此,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公开的秘密。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故发现和清除奸细,各国统帅都十分重视。 不过,对于处理奸细问题,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掉以轻心,易造成失误,冤枉好人,纵了坏人,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敌人的势力。
对于处理奸细,曹操是有独特的处理方法的。他破袁绍后,缴获了自己部属与袁绍私通的大批书信,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不同意说:“当时袁绍势大,孤也不能自保,何况他人哉。”便命令把这一大批书信焚了。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镇压,而采取如此宽宏大量的措施呢?这是因为曹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以免造成失误。曹操既已掌握了与敌人私通书信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他现在不处理,以后可慢慢处理。且这些人与敌人私通,其罪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都加以镇压,将扩大株连,造成内部混乱。二、不削弱自己力量。当时,天下未定。正在用人之际,曹操示以宽容,将使这些与敌人私通的人感恩戴德,有可能愧悔前非。如果把曹操和袁绍两人处理奸细问题加以比较,更觉曹操这种御人术很高明。许攸因截获曹操催粮书信,知其粮已尽,建议分兵袭许昌,两路击之。这是上策,若绍从之,可获全胜。
适审配来书,密告许攸在冀州时纵子侄贪污,袁绍大怒,并主观猜测,说许攸“与曹操有旧,想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便把他驱逐。
把主观猜疑当作事实。给许攸扣上“奸细”的帽子,许攸确是冤哉枉也。古往今来,出现的冤案,不正是由主观乱猜造成的么!而袁绍既把许攸当“奸细”又不处理,反把他驱逐,这实是迫他往投曹操。由于许攸为曹操策划烧粮事,促成袁军大败。袁绍如此轻率处理“奸细”,不仅冤枉了好人,自己也倒了大霉。曹操的“焚书信”与之相比,确是明智得多!
严守军纪:“割发代首”
“割发代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张绣途中,见一路麦已熟,而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割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即掣所佩剑欲自刎。众急救住。据郭嘉所说《春秋》有“法不加至尊”之议,曹操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他说:“割发权代割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说:“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对曹操的“割发代首”,后人多认为这是曹操的诈术,用以收买军心民心。这没有错。不过,曹操采取这样权变的办法也情有可原。试问:曹操真的因犯自制之法而自刎了,有这必要吗?在东汉末年,割据的群雄,大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掠民以自肥,有谁因此而自责过,而曹操能“割发代首”,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说明曹操的军纪严明,自己犯了法也不饶恕。曹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统一天下,不仅到处搜罗人才为己用,也极力争取民心的归附。因为他懂得“民为邦本”之理,故他每次出征,大都严明军纪,防止扰民。而那四世三公出身的袁术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军纪不明,到处掠夺人民。他派张勋率领征徐州的七路之兵,却于路劫掠将来,故陈登把袁术的七路大军视如“七堆腐草”是有根据的,这“七堆腐草”不堪吕布、刘备联军一击便土崩瓦解了。曹操与袁术两相比较, 谁善用兵不是一目了然吗?袁术既不能治将治兵,又掠民,他被打败是必然之事;曹操能治将治兵又爱民,他出征多胜也是必然之事。曹操驾驭兵将之术,确有其过人之处。
封爵赠金
曹操能搜罗人才并使之为己效命,是因他有两个“法宝”,一是封爵,二是赠金。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愿为其主效命的无非为了名和利。而曹操的封爵赠金恰好满足他们的欲望,故曹操一祭起这两个“法宝”,无人不乐意归其麾下。当然,“封爵赠金”御人之术,并非曹操独创,那位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早在他与项羽争天下时便懂得个中奥妙了。陈平爱金,他尽量满足他;韩信想当齐王,就给他刻齐王印。故这一文一武都乐意为他效命。
他的敌手项羽就不懂得这一套,这位西楚霸王为人有点吝惜,舍不得给人封爵,下属不愿为他出力,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曹操是个饱学之士,对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熟悉的,他不仅善于吸取,且能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封爵赠金”运用之妙,远远胜过前人。如他对关羽的笼络收买,便充分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才能。
曹操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使之来投后,待之甚厚:赠美女十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斩颜良立功后,封为汉寿亭侯,可说是极尽其拉拢之能事。可是,关羽知其兄刘备所在后,立即封金挂印,留书辞别说:“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于是过五关斩六将而去。
为何曹操的“封爵赠金”的两个“法宝”不灵了。这是因为“桃园结义”
之“义”令关羽“难忘”,曹操原以为他的两个“法宝”所向无敌,万万想不到被“义”气破了。不过,他的两个法宝并没有完全失灵:先是关羽感其厚待,愿为之报效,斩了颜良、文丑,后来又实践了他的“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诺言,在华容道上甘犯军令状,拼死放走了曹操。
4.关怀备至:孙权的御人术
孙权的御人术也有其过人之处,即能关心人,团结人。这虽不新奇,却是御人的根本法。孙权有时也耍诡计,用以御人,但不高明,故易被人识破,弄巧反拙,如“赔了妹妹又折了兵”是也。
视将士如己出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吴起善用兵,是因得将士之心,士卒生毒疮,他用口为之吸脓血,故被“将军自吮其疽”的父子俩,都甘心为之战死。这则故事,被后人传诵,列为用兵要术。孙权深懂得这一用兵之法,故对将士很为关心,视如”骨肉”,将士也因之以死报效。周泰舍身卫护他,他对周泰的亲切抚慰,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濡须之战,孙权被曹军围困,势甚危急。周泰得知,挺身杀入,寻见孙权。周泰在前,孙权在后,奋力冲突。突围后,不见权,泰复翻身杀入围中,又寻见孙权。周泰冒着敌人弓弩,左右遮护孙权,身被枪数十,箭透重铠,救得孙权。如无周泰拼死相救,孙权必死无疑。孙权感周泰救护之功,设宴相慰。席上,权亲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说:“卿两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枪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乃孤之重臣,孤当与卿共荣辱、同休戚也。”言罢,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视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如此抚慰周泰,实是树立榜样,使诸将效法,为其效忠。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如对吕蒙的病亲自监护,对朱然的病送医送药,这都使将士深为感动。故终孙权之世,吴国上下,休戚与共,使东吴安如磐石。
善待将士,是御兵的要术,这并非每人都晓得。张飞便是个不善待将士的猛将,他醉后常鞭将士,致造成严重后果:因醉疼打曹豹,丢了徐州;为急兄仇,醉后鞭打末将范疆、张达,被割了脑袋。
张飞不善待将士,不得善终;孙权善侍将士,乃成大业。故御兵要御之得法,切不可等闲视之。
不计前嫌,化敌为友
为天下不念旧恶,曹操有此宏量,孙权也有此胸怀。曹操“矫情任算”,他虽信任张绣,张绣却没有死心追随;孙权不咎甘宁既往,且能化敌为友,使甘宁与凌统从死敌结成死党,同心协力事权,至今仍传为佳话。何以曹操不能使张绣死心相随,而孙权能使甘宁等效忠于己?因曹操待人多从权略出发。因而未尽得人心;而孙权待人以诚,故人心向往之故。孙权与曹操御人相比,仅此而论,孙权胜于曹操。
孙权与黄祖战于大江之中,祖军败绩。权部将凌操乘胜追击,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中,黄祖乃得脱。后甘宁归降,孙权不念旧恶,厚待之,孙权听甘宁之策,取江夏,擒黄祖,便设宴庆功。席间,凌操之子凌统拔剑而起,直取甘宁,权连忙制止,谓统说:“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我面。”凌统叩头大哭说:
“不共戴天之仇,岂容不报!”权再三劝之,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为暂 分开二人,以免寻仇报复,孙权乃派甘宁去守夏口,又加凌统为承烈将军,统只得含恨而止。由于甘宁感孙权之恩并得其教诲,也想设法解怨。在濡须之战中,凌统坐下马被暗箭射中,那马直立起来,把凌统掀翻在地。敌将持枪来刺。这时,只听得弓弦响处,一箭射倒了敌将,凌统才免难。凌统得救回寨,孙权对他说:“放箭救你的,甘宁也。”凌统乃顿首拜,对宁说:“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再不为恶。甘宁、凌统协力效忠孙权,屡建奇功。
历史证明: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内部团结,力量就强大,内部分裂,力量就削弱。袁绍虽据有四州之广,兵多粮足,将勇士智,因内部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终于自取灭亡。孙权不仅能团结人,且能为部属释仇解怨,化敌为友,因而人心齐,力量大。他能鼎足江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借婚姻以制人
孙权与人较量,输的最惨的是:他以妹为香饵,引诱刘备入吴以索还荆州,讵料竟弄假成真;又想以妹控制刘备,那知妹心外向,与刘备出奔,结果是“赔了妹妹又折兵”。这使孙权气得发昏,这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这段故事,在《三国演义》的五十四、五十五两回里,被描写得很有趣。
但历史事实却不全如此,孙权嫁妹妹给刘备是出于自愿。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显然,进妹是为“固好”,即企图通过妹妹来巩固盟好,共同抵抗曹操,同时又可使妹妹从中控制刘备。刘备也发觉了,故对孙尚香也提高警惕。在三国斗争中,一切服从于政治,婚姻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孙权与刘备联婚,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刘备也绝不会因与孙权联婚而放弃其政治要求。当彼此发生严重的政治矛盾时,婚姻也就告吹。想用婚姻来控制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三国时代,为政治目的而联婚之风盛行,但有哪个达到其政治目的?如孙策平定江东后,曹操认为“狮儿难与争锋也。”为结好孙策,便使弟女许配孙策的小弟孙匡。而孙策并不因之与曹操永归于好,当曹、袁在官渡相拒时,他就暗中策划袭许都,迎汉帝,会因被刺客所杀才罢了。在古代,婚姻也未见“固好”,而是每为敌国。春秋时,辰瀛嫁于晋,而秦却代晋;穆姬嫁于秦,而晋却绝秦。
《三国演义》描述孙权想用婚姻以控制刘备而达不到目的之事,虽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但却揭示了婚姻服从政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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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格
形成一国执政者的用人特点,这与其人个性、爱好、道德观念及其处境和所处的时代都有关系。孔明是荆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见称于时,其用人也就具有个人的个性:他选拔人才始终坚持一个准则,即德才兼备。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难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学以忠孝相标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为了搜罗人才帮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孙权是个慎重、果断的人,他选拔人才是经过认真考核、反复考虑的,当他确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准则,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英才,但却不是尽善尽美,在长处中亦见其短,否则蜀中怎会无大将,曹魏奸逆萌生,而东吴无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为何,从三国用人风格的比较中,我们或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1 .德才兼备:孔明的用人特点
刘备死后,孔明执政时,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也极重视德行,如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祎、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良实,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古人所谓“贤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
孔明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抬,是以聘求贤士。”(见《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故孔明把择贤做为其重要职责,把德才兼备做为其选拔人才的准则.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姜维、费讳、董允和姜维都是德才兼备之士,为时人所淮重,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赞为“四英”(《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除了姜维外.
《三国演义》对蒋琬、费祎、董允仅简略提及,《三国志·蜀书》有关他们 的传记则写得较详。他们都是蜀国后期的实际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始能理解孔明用人的特点。
有才无德不能结人心
孔明用姜维做为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而史实并非如此。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是很重视的,如他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也认为非已莫“属。岂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时倚他为军中支柱,由于他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时人都认为他是孔明的当然后继者。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孔明早就选定蒋瑰为他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的密信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瑰。”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孔明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因此,不能团结人。如他与杨仪是孔明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举刃拟仪”,使“仪泣涕横集”。显然不能团结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孔明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说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孔明不把后享托付与魏延是正确的。孔明一死,魏延就不顾大局,为个人私怨和权力,与杨仪火并,结果被其部属马岱所杀 (《三 国志·蜀书魏延传》)。
蒋琬以德服人
孔明把后事付给蒋琬是对的。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又恰逢他酪酊大醉,心里很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孔明对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听信孔明,便不加死罪,仅把他撤职。后来,由于孔明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后又升为长吏兼抚军将军。孔明率军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给,对支持孔明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孔明很赞赏他,认为“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孔明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 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蒋琬跟东曹掾杨戏谈话,杨戏常不回答。
有人对蒋琬说杨戏对上太傲慢了,蒋琬反表扬杨戏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戕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如督农杨敏曾对人毁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有人将此告诉蒋琬,主者主张“推治”杨敏,蒋琬不同意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问其“愦愦之状”,蒋琬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事 下狱,人们都担心他被处死,可是蒋琬秉公处理,杨敏得免重罪。由于蒋瑰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故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没有辜负孔明的重任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
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伟是个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伟“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蒋瑰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付自如;处理军务,指挥若定,使边境无虞。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董允任侍中守尚书令,他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择民女以充后宫,他据理直争,坚决反对,后主无可奈何。得到后主宠爱的宦人黄皓也很怕他,终允之世,黄皓不敢为非作恶。他不图名利,蒋瑰认为他辅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议“宜赐爵士”,他固辞不受(《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孔明对姜维甚为赏识,认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蒋琬、费伟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孔明的遗志,坚持北伐,互有胜负。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
蜀之亡,不能归咎于姜维,除了形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马昭说:“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孔明逝肚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祎、姜维主管,时间长达29年,比之刘备、孔明两人治蜀时间还多9年。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形势。孔明曾竭尽全力,也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而蒋瑰、费祎、姜维等竟能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如他们没有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忠心,何能如此!这不仅说明孔明善于”任贤举能”,也证明了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选拔人才的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重操守,以身作则
孔明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孔明本人就是个德隆才高的大贤人,他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自表后主说:”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孔明病逝后,经人了解,确如其所言。在孔明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其僚属大都清廉自持。如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姜维也是“宅舍弊薄,资财无饰,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2.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特点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三国演义》没有提及这些《求贤令》,它通过对曹操用人事迹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反映得很具体。
各路人马前来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国人才甚众,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阶、贾翊: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名将及许褚、典韦等猛将。这些谋臣、武将有不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谋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谈的杰出战略家苟或外,郭嘉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谋士。他为曹操多出奇计,而每计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遗计定辽东”里,特别谈及他的超人智计。袁熙:袁尚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谆等将主。
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贝“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 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 《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 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论出身,全凭本事
曹操因重视人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改革。东汉未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那个帮派掌权,就都用那个帮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个帮派的人。
当然对自己帮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门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勋就有官做。这就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诈装患风瘫病,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他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又如张邈叛变时,劫毕湛(是时为操别驾)母弟妻子。操对毕湛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无二心,攥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生擒,人们都认为他必死,谁知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对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如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己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迄曹丕继位,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微贱的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也就是说微贱的人是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的。这已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又走”唯品是举”的老路了。
3.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孙权的用人特点
孙权不信任的人,决不重用;信任的人,始托以重任。曹操举兵南征,张昭极力主张投降,反复陈述曹军势大难敌,降曹始安,孙权听了,口虽不说,心甚反感。他是不肯轻易把继承的父兄之业奉送他人的,故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后,很为赞赏。对比了张昭主降和鲁肃主战的动机,他认为张昭是”
顾妻子,挟持私虑。”是为个人安全打算,而鲁肃是为公,主战是保卫江东的良策,”正与吾见相同”。赤壁之战取胜后,他对鲁肃十分敬重,周瑜病逝,提拔鲁肃为东吴主将。对于张昭,从此不加重任。
充分信任所用之人
孙权对于其所重用之人,都能做到深信不疑,让其独当一面,不加以掣肘,放手让他们大干,故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在赤壁之战前夕,当他做出抗战的决定后,立即让周瑜挂帅,自己则甘当后援之职。故周瑜得行其志,使其计,”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彝陵之战,东吴取得重大胜利,也是因孙权对陆逊的充分信任。当他提拔陆逊前往迎战沙场老将刘备时,东吴大臣都为其年少而轻之,诸将也多不服,孙权乃设坛拜陆逊为大将,赐以所佩之剑,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
陆逊始能指挥如意,执行其坚守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终于以一把火几乎将刘备全军烧个精光。
孙权用人能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这主要是建立在对将领的深刻了解和经过考验的基础上。用人,是疑是信,要有据,决不能主观用事,轻信轻疑。因为轻疑,将会埋没人才,将会误事,轻信,会错用人,也足以误事。
孙权用人很慎重,既了解其过去,也了解其现在,既倾听其言论,也观察其所行所为。周瑜曾与孙策生死与共,孙策对他很了解,认为他能胜任外事,临危时留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孙权也了解周瑜其人,故当他对抗操能否取胜仍有所疑虑时,乃请周瑜裁决。周瑜对敌情分析及抗操必胜之理,孙权深为折服.便委之全权,让他将兵出战。孙权之能信陆逊,是因陆逊策划袭取荆州之策已显其雄才大略,故当诸大臣反对陆逊为将时,孙权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关怀将士如骨肉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把将士视如“骨肉”。他曾对众将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 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存之。”这方面材料,《三国演义》谈的很少,《三国志·吴书》关于吕蒙、朱然等人的传记谈得较多。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吕蒙病重,孙权迎置内殿,出千金募医治蒙病,并亲自监护,“时有鍼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吕蒙既死,“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朱然”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由于孙权用人能充分信任,视诸将如”骨肉”,诸将也对他推心置腹,甘为效命沙场。如孙权为山越所困,周泰拼命相救,“身被十二创”,如“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赤壁决战前夕,曹操派蒋干来做说客,周瑜对这位老同窗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已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
发挥“众智”“众力”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认识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懂得:疑人不给予信任,则不能发挥”
众智”、“众力”的力量。在三国时代,能在理论上阐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的,唯有孙权一人而已。这种认识在今天还是难能可贵的。他说:”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
故能用众力,则无故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也正因东吴上下一心,出智拼力,故孙权能鼎足江东,魏、蜀都曾屡次倾力来犯,吴国仍岿然不动。
4.破格用人,赏罚分明:三国用人共同点
前面已对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特点分别作了叙述,在此特归纳其用人共同之处,将可使我们悟出一些用人之理。
不论资排辈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不是看其资历长短、辈份高低,是否亲人好友、同乡同学,也不因其会阿谀奉迎,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胆识、才能,以及功勋大小,给予官职。
孙权提拔的东吴四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是因他们才智超人、战功卓著而被重用,其中,除了周瑜早被孙策所倚重外,其他三督都是孙权提拔于“凡品”,破格录用。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时,年才15岁。也许是青年人重视青年人吧,孙权重用的大多是青年人,东吴文武老臣对此多不服气。
周瑜33岁就挂帅,孙氏三世老臣,在诸将中资辈最高的程普则只被任以副将之职。程普见周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服,故当周瑜点兵时,他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来告诉程普说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大惊,乃亲诣行营谢罪。在事实面前,程普不得不服孙权用得其人。鲁肃出身于地主家庭,是一般平民,他投奔孙权时才20来岁。孙权并不因张昭进谗言而影响对他的重用,故鲁肃才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吕蒙出身于行伍,因作战勇敢, 20来岁便被孙权提拔为横野中郎将。但其人粗野,缺乏文化,连鲁肃也看不起他。后孙权鼓励吕蒙读书,蒙折节好学,谋略大进,鲁肃与谈,觉其学识英博,大惊说:“非复吴下阿蒙。”后代鲁肃,袭取荆州,建立大功。陆逊原是一个书生,年少未被人所知,但孙权却知其有奇才。
故不因众人反对而影响他拜陆逊为大将。
孔明先后破格提拔庞统和蒋琬也是破格用人的典型例子。庞统和蒋琬两人原都是小县官,开始都不被刘备所重用。而孔明认为他俩都“非百里之才”,而是王佐之才,在孔明的推荐或提拔下,庞统被封治中从事,亲待仅次于孔明,与孔明并列为军师中郎将;蒋琬从被任为相府东曹掾一直官至尚书令。
姜继原是魏将,孔明攻天水郡,其玄机屡被姜维识破,姜维还将计就计,屡败蜀军。孔明对具有文武全才的姜维十分赞赏,乃用反间计,使姜维欲归不得,只好投降,孔明高兴地执维手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孔明培养“接班人”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是时,姜维才27岁。孔明写给蒋琬的信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 (李永南)、季常(马良)诸人不如 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孔明确慧眼识人,姜维后成为西蜀后期的”擎天柱”。
曹操所用谋士、武将也大多是少年英俊之辈,荀彧来投曹操时年才 29岁,因其屡立功勋,从司马升至尚书令。操认为“天下之定,荀之功也。”
乃表荀彧为万岁亭侯。郭嘉27岁就被曹操表为空军祭酒。曹操与郭嘉论天下事,深为其才智所折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追随曹操十有一年,多立奇勋。后随征乌桓途中病逝,亡年38岁。《三国演义》引“后人”诗,对他评价很高:“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远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曹操对郭嘉之死很为惋惜,他对众将说,“诸君年齿,皆孤等辈,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以后每提起郭嘉,仍伤心不已。被曹操赏识而成为名将的,有的是提拔于行阵之间,如于禁、乐进;有的则取于亡虏之内,如张辽、徐晃。
不论亲疏,以功过定赏罚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是根据其功过来酌情赏罚,而不管其是否亲疏。
故将士用命,官吏不敢怠于职守。孔明赏罚不计恩仇,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马谡违背孔明军事部署致失战略要地街亭,虽然孔明和他情如父子,也挥泪斩之。蒋琬曾加以劝阻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纷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孔明也因其用人不当而自责,上表奏后主,请自贬丞相之职。并要求费祎等“勤攻吾之缺,责吾之短。”魏降将王平是守街亭的副将,他反对马谡的错误指挥,且坚守阵地有功。被加拜参军,从稗将军进位为讨寇将军,封亭侯。刘巴与孔明有宿怨,孔明认为刘巴是个人才,数称荐于刘备,乃得重用,位至尚书,董恢出使东吴,能正确回答孙权提出的难题,显示其见识卓越,回蜀未及三天,孔明便调他到相府,不久提升为巴郡太守。孔明处分下属,用心甚平,且谁有罪处分谁。决不株连家族,故受罚者多无怨言。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出帅伐魏,李严负责供应军粮,他因军粮不济,为遮饰罪责,便使奸计:一面发出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促使孔明回师:一而向后主奏称军粮已办,丞相却无故回师。孔明回师后知道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欲斩之,后因其同已都是托孤大臣,便上疏后主废为庶人,仍让他过富裕生活。但孔明并不因李严有罪而连及其子,反而任其子李丰为丞相府长吏。孔明病逝五丈原,李严闻之,大哭病死。因严尝望孔明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
孙权,时人赞他“赏不择恩仇,罚必加有罪。”虽然他曾冤杀和错误处理了一些人,但一般来说确是如此。甘宁英勇善战,曾有功于黄祖,而黄祖以他曾是“劫江贼”不予重用,他拟投东吴,又恐江东恨其救黄祖杀凌操之事,不被东吴所容。后得吕蒙推荐,乃投东吴,孙权见他大喜:”兴霸此来,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破黄祖之策。”甘宁乃陈述先破黄祖后取巴蜀的策略,权认为是”金玉良言”。后果破祖。之后,他又多立功勋,拜折冲将军。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建大功,孙权立即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从此,对他的功勋念念不忘。瑜病死,孙权流涕说:“公瑾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后孙权称帝,对公卿说:”孤非周公谨,不帝矣!”对周瑜遗下两男一女,都予照顾;但对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则绝不纵容,据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都乡侯周胤是周瑜次子,他自恃是 功臣子弟,“酗酒自恣”,横行不法,孙权曾“前后告喻”,却毫不改悔,孙权不因周胤是功臣子弟而宽恕他,便将他徙庐陵郡。诸葛瑾、步骘因胤是功臣之子不忍他因罪见徒,便上疏为他求情,要求复他原职。孙权不同意说:
“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退,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这就是说,周胤有罪,不能不处罚,要让他吃点苦头,使能改过自新,才能挽救他。由于孙权能赏功罚罪,故将士肯为之卖命。
曹操,《魏书》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曹操统一北方后并没有把功劳全归自己,而是充分肯定部下的功劳,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攻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便于建安十二年,下令大论功行赏,封功臣20余人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如果拿袁绍和曹操的赏罚相比,更显得曹操英明。袁绍决定出兵与曹操一决雌雄,田丰力加劝阻,认为现时出战非宜,应积蓄力量以伺其机。袁绍不听,后兵败大悔说:“吾不听田丰之言,兵败将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
因羞见田丰乃杀之。曹操拟西击乌桓,曹洪等将谏之不从,后历尽险阻始胜。
曹操定乌桓后回师,重赏先曾谏者,谓诸将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全之计,是以相赏。
后勿难言。”对此,毛宗岗引用苏老泉的话说:”此孟德、本初之所以兴亡乎!”“为明主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言验见罪,故人不敢言,言不验反见褒,故人不难言。人不敢言,将使己闭塞无知;人不难言,则可用“众智”。赏罚明与否,效果大相径庭,也是曹、袁之所以兴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5.各有短长:三国用人不同比较
孔明与曹操、孙权虽都是一时之“伯乐”,但其用人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各有短长,优劣互见。且事物是辩证的,其用人之优点也往往含着其用人之短处:其长处从某方面看比别人优,从另方面看则劣于他人。
偏重于德、周延性不够
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用人的准则,如抽去具具体内容,仅从抽象方面去借鉴,对于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适用的。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它的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都是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孔明所说的“德”,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德”,从他的言行中,主要是指:一、“志虑忠诚”,“心存汉室”;二、“忠勤时事”,三、“进尽忠言”;四、正直、良实、 清廉。概言之,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汉室”、统一天下,不计较个人私利。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国、争天下的才智。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备取士,其继位者如蒋琬、费祎、姜准等都能忠于蜀汉,清廉自持,团结列敌,故没有出现魏、吴两国内部那种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因此,仅占天下不及1/10的蜀国能抗拒占有天下7/10的魏国近半个世纪之久。也因此,阿斗才能安坐宝座41年。当然,孔明的德才兼备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虽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点偏重于德。如对魏延,他虽“凭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团结人,对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认真考虑,故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孔明这种有点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针,未尝不是蜀国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之相比,在这方面就有其优点。
唯才则用有奸逆之虞
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有才干的,都尽量录用,故曹魏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如荀彧等之后有司马懿等,司马懿等之后有钟会、邓艾等。不过,从巩固政权这方面来看,曹操这种只讲才不讲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孔明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相比,却大为逊色。对曹操的延揽人才,清代顾炎武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顾炎武看不到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的可贵之处,却一味抹煞,这是不对的,但他说这种政策引致“权诈迭进”是有根据的。司马懿虽是一时之杰,但他控制曹魏政权的手段之诡诈,不下于曹操挟持汉政权,后来司马氏也学曹家逼使汉家皇帝禅让的故伎,夺取了曹魏政权,并把曹氏集团的人大体杀绝了。钟会、邓艾灭蜀后,也各怀异心,想除掉对方,以独霸西蜀。钟会首先叛变,结果两败俱亡。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议论司马氏代魏和钟会叛变的是非问题,而是想阐明这样的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政权要巩固,首要的是:其执政的核心人物必须忠于这个政权。
互相猜疑如何能成大事
在用人方面,孙权是用而放心,曹操是用而疑心。曹操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懂得权特别是军权的重要性:有了军权就可为所欲为,有可能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丢了军权那是很危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所以,尽管他是“唯才是举”,各种人才都任用,但任用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最信任的还是曹氏亲属,如曹洪、曹真、夏侯淳、夏候渊等,曹魏的军权主要是掌握在他及其亲属手里。曹操不随便让其他将领独自带兵出征,征伐大都亲自出马。为了巩固曹魏政权,他不惜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来对待异己分子。他外宽内忌,表面上不念旧恐,甚至对部属私通敌人也装作不过问,可是暗地里却予以严密的监视。他设“校事”组织,刺探将士及吏民的私情,”校事”刘慈数年之间“就检举案件以万数”。“校事”组织即特务组织,因此,可以说特务组织的设立在曹魏时已开始,曹操是特务组织的创始者。这样,不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以诚相见,必然是互相猜疑,各怀鬼胎。其部属也整天患心忡忡,提着脑袋过日子,如他的椽属何夔就常怀毒药,以备不测;不少人则因其猜疑而被杀、崔琰、许攸、姜圭等都因一言见疑而遭杀戮。
善用众人的力量
在对待部属方面,孙权恰恰和曹操相反。孙权对将领既信任又放手,大凡征战,他与部属议定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后,就委托得力将领统帅迎敌,他自己安坐建业,听候捷服。赤壁和彝陵两次大战,关系到东吴盛衰存亡大事,而孙权却先后让周瑜和陆逊挂帅出战,结果取得了辉煌战果。这说明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这方面他比曹操高一筹。孙权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因他认识到发挥“众智”、“众力”始能“无畏于圣人”、“无故于天下”,而要能使“众智”、“众力”为已用,必须充分信任人,二是他从父兄的失误中得到了教训。孙坚、孙策都恃一己之勇,轻而无备:孙坚以 30骑轻出送死,孙策以单骑轻出被刺。这说明光凭个人勇敢是不能图天下的。
孙权也曾轻敌出战张辽,如无程普相救,几乎被张辽所杀。长吏张紘谏说:“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搴旗,威振疆场,亦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仰贲、育之勇,怀王霸之计。”权服其言,表示“从令当改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统帅,主要是确定决策和使用人,光靠自己拼命沙场是不行的。
蜀中无大将
在用士人和对待士人态度方面,孔明和孙权各有所不同。孔明成为刘备的谋主后,在求贤以辅助蜀汉方面不遗余力。益州初定,他在任用“荆楚宿士”的同时,竭力争取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士人,因而使西蜀三股势力团结一起,为刘备效力。杜微,原是刘璋从事,以疾去官;刘璋投降后,他诈称耳聋,闭门不出。孔明亲往拜访,因他装聋一问三不答,便跟他笔谈,恳请他“以德辅时”,社微为之感动,同意任谏议大夫。许靖是名士。原任巴郡、广汉太守,刘备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吏,后任太傅,孔明十分敬重他,常向他下拜,虚心请教。孔明虽以法治国,但对士人的小过也不计较。法正协助刘备取蜀立大功,刘备重用他,以为谋主,并任蜀郡太守,他大权在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认为法正太 横行了,应当报告刘备,”抑其威福”,孔明却因法正的功劳而原谅他。由于孔明竭力争取和团结士人,士人多为之用,而蜀国之治,与士人效力有关。
也许孔明是名士之故,对文士有所偏爱,对武将则不很重视,在《三国志·蜀书》中关于对待武将如敬重文士的事迹很少,这也许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原因之一吧。
重武轻文,而无能臣
孙权在这方面又恰恰和孔明相反,他是敬爱将士而轻视文人。对于将士他是关怀备至,甚至对于他们的错误也不追究。如甘宁为人粗暴,“时违权令”,他也能宽恕。但对士人就不一样了。沈友是个才高博学之士,时人公认:“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文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重。沈友为人硬直,敢议朝政,而庸臣妒忌其才,便诬他造反,孙权却不辨是非把他杀了。死时,沈友才29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张温德才过人,权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任。后奉令使蜀,蜀人甚敬其才。孙权因他回来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振,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因暨艳案件,权以温曾荐艳且有往还,便加罪张温,将他撤职,逐归吴郡。将军骆统为之辩诬,赞张温”卓跞冠群,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权也不听 (《三国 志·吴书·张温传》)。初,孔明知张温被黜,未明其故,思之数日,才恍然大悟,说:“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虞翻是孙策旧臣,为策所敬重。孙权继位后,以为骑都尉,翻屡犯颜直谏,权很不高兴,便徙扬州泾县。权为吴王,宴群臣,自起行酒,翻佯醉不饮,权大怒,拔手剑欲杀之。后被人劝阻,翻才得免死。翻不因此有所畏惧,仍然是“不平则鸣”,终被孙权放逐(《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从上所述,可见孙权杀害、放逐的都是德才兼备、为时人所推重之士,而其原因是由于这些人敢言敢谏。这说明孙权是个忠言逆耳的人。孙权如此对待德高望重、才气过人之士,也是东吴缺少安邦治国之能臣的重要原因。孙权在世时,靠其权威及将士用命,政权尚称巩固;他去世后,因没有具有德才兼备的能臣治理国家,东吴政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日益走向下坡路了。
三、御 术
三国之主,或执政者,御人之法,各有巧妙,有的靠正道,以服民心:
有的耍手腕,笼络人心,有的弄诡计,使人效命。然所言所行,既实亦虚,皆能感动人、团结人,使得英才为其所用,誓死效忠,观其权谋干略,实令人拍案叫绝!刘备、孔明、曹操、孙权,真可说是一流的心理学家!
1.长厚而近伪:刘备的御人术
刘备的性格,作者本是写他有长者之风,是孚众望的仁君,但有时却写得有些虚伪,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状刘备的长厚而近伪。”其实,历史上的刘备,是三国时代有名的枭雄,他的权谋干略并不亚于曹操。要想图天下,决不能像宋襄公那样蠢猪式的老实,不然,只有挨打,或遭到失败。在特殊情况之下,出现表里不一的事是常有的,且是不得不如此。作者写刘备长厚中有虚伪,是符合历史上刘备这个枭雄的为人的。他的某些言行,说是虚伪也行,说是出于权谋干略也无不可。他的长厚和虚伪是互为表里的,这是说他的长厚中有虚伪,虚伪中又有长厚,而从总的看,是以前者为主的。为结民心,驾驭将领,其所言所行,就 是这样。刘备性格很复杂,其御人术也 就很不简单,要做具体分 析,才懂得其中奥妙。 摔阿斗以示爱将之心当阳长坂之战是一次遭遇战。曹军势大,刘备兵少,曹兵掩 至,势不 可当,把刘备队伍冲得七零八落。赵云保护刘备家小也失散了。赵云自思:
“我上天入地,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如果不见,死在沙场上也。”他乃 拼死奋勇杀入曹操的百万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找到了阿斗。他怀抱阿斗,杀透层层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50余员。他追上刘备,备言救小主突围情况,说:“托主公洪福,幸而得脱。”
可是他一摸怀中的阿斗便担心他说:“适未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开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赵云喜说:“幸得公子无恙!”双手递与刘备。刘备接过,掷之于他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说:“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这便是刘备摔阿斗的故事始末。
刘备摔阿斗,有人认为这种动作是虚伪的,是为结赵云之心。说虚伪也对,刘备仅此一子,不爱是假,说为结赵云之心也是真,这一摔,使赵云十分感动,誓“肝脑涂地”以为报。这样,刘备达到了摔子的目的。不过,刘备听了赵云单骑救幼主的英勇事迹,既服其勇,又爱其忠,因而摔阿斗于地下,也是出于爱将之情的激动。而这种举动也只有刘备做得出,这种话也只有刘备才能说得出,如果换了袁绍、他一定为得子而无限喜悦,把救子之人冷搁在一边,因为他的心思全在爱子身上。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便是很好的说明。第二十四回写田丰入见袁绍,只见他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忙问其故,绍说:“吾将死矣!”再问才知他是因幼子患疥疮之故。田丰建议趁曹操东征刘备乘虚袭许昌,绍说:“五子中唯此子最异,倘有疏虞,吾命休矣。”绍有五子,仅为一子患疥疮小疾,而失去大好战机;而刘备唯此一子,竟掷于地下,以表示对猛将赵云之爱。一智一愚,相去天壤。古之创业主,为天下不顾家。刘邦被敌追,为使马车减重跑得快,竟几次把儿子推下车,确是心狠手毒!刘备为表示对猛将的爱惜,也不惜把爱子掷于地下。前者是为已之安全,不足称道,后者为结将士之心,其御人术令人惊叹!
以投江来结民心
刘备要“投江”是出于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曹操将攻樊城,刘备自忖不敌乃弃樊城奔襄阳。并派人晓喻百姓: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两县之民,齐声大呼说:“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位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望见,大励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对此,毛宗岗夹批说:“或曰,玄德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
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说刘备投江是假,且假得很巧妙,使人不知其假,是远胜过曹操,可说是知刘备者,但只看到刘备假的一面,而不看到真的一面,也不能说是尽知刘备者。
笔者认为:刘备投江,有假有真。刘备是个枭雄,他的感情不可能如此丰富,意志也决不会如此脆弱,看见老百姓“遭此大难”而要投江自杀。他的这种假动作显然是为结民心,他一装投江,便使“闻者莫不痛哭”,取得荆州士绅、百姓的拥护。说他对百姓“遭此大难”也无动于衷,也不对,在三国群雄中,刘备是比较爱民的。他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第二回)治理新野时,”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百姓称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第三十回)他携民渡江后,曹军也 跟着追来,众将劝他暂弃百姓使能轻装早奔江陵,刘备泣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他拥着民众数万,缓缓而行,甘冒被俘的危险,由于刘备懂得“举大事必以人为本”,故能爱民。尽管刘备爱民有其假的一面,但其爱民真的一面,虽说是有限度的,可是在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时代,是值得肯定的。刘备之得人心在此。
遣人正所以留人
刘备据汝南,闻悉曹操出征河北,乃引兵乘虚袭许昌。曹操闻讯,立即回师杀回,刘备大败,众将拚死相救才得逃脱。刘备败军不满1000,狼狈而奔,至汉江暂令安营。土人知是刘备,奉献羊酒,乃聚饮于沙滩之上。刘备长叹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众皆掩面而哭。云长劝说:“兄言差矣。昔日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数败于羽,后九里山一战成功,而开创百年基业。胜负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这便是刘备遣众将的故事梗概。刘备在兵败势危之际,正需人支持,以渡过难关,他本应向众人做些思想工作,说些“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之类的话,以鼓励大家不怕挫折,重新振作,去争取胜利:但他不是这样,反而唉声叹气,叫大家弃己去投明主,以求功名,这确是难于令人理解。这是否刘备已英雄气短,壮志消磨,从此解甲归田,不图大举,或者是刘备真的认为自己不行,为爱惜众将的前程而将之遣散,使他们另投明主得遂其志呢?这两种想法,都没有看透刘备葫芦里的药。刘备是既不灰心丧气,也不想遣散众人。而他之所以遣众人,是知道:在这兵败将亡之际,去哀求众人跟己,不会激起众人留恋之情,他从责己惜众人出发,去遣众人,这使众人知刘备爱己,众人必感激而不愿离去。兵书有说:“将欲取之,必先舍之。”刘备是个沙场老将,深懂得这一策略之妙用,故能翻新出奇,用来御人,这又是刘备御人术的创新。云长跟随刘备多年,却摸不透乃兄心事,竟苦口婆心相劝,确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倒是1000多年后的毛宗岗对刘备的心事了如指掌,他在三十一回回评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备与众将聚饮沙滩之时,惜众人,遣众人,正所以留众人也。亦如舅犯从重耳归晋国之时,辞公子,别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坚,辞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难方深,一是安乐将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结主。虽是两样局面,却是一种方法。”
辞徐州,以“义”服人
曹操为报父仇攻徐州、徐州牧陶谦势弱难敌,便通过孔融请得刘备率兵来救,曹操因张邈、吕布袭兖州,乃同意刘备的和解回帅救兖州。陶谦和徐州百姓深感刘备相救之恩。陶谦以年迈无力保徐州,乃让位给刘备,刘备坚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而有之,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之人矣。”陶谦推让再三,刘备总是不受。陶谦病危,又坚让徐州,刘备又坚辞。陶谦死后,众军举哀毕,即捧牌印交送刘备。刘备固辞。次日,徐州百姓,拥到府前哭拜说:“刘使君若不领此郡,吾等皆不能安生矣!”经关、张再三相劝,刘备乃许权领州事,刘备如此再三坚辞,最后还是“权领”,是真还是假?说刘备辞徐州是真也真。刘备救徐州是为义举,如果陶谦一让便接受,岂非为图徐州而来,徐州士绅、百姓如不明真相,将议会他是乘人之危而夺之。这样,人将不服,人心不服,徐州将难守得住,得了徐州也将失之。说刘备辞徐州是假也假。刘备是不甘心于人下的人,他投曹操,算计图之;奔袁绍,是权宜之计;依刘表,暗结民心以聚众,入川支援刘璋,取而代之。刘备为人如此,难道送到口的肥肉(徐州)不吃:且刘备当时只有平原弹丸之地,难以容身,现在有了偌大的徐州,岂有不要之理?而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坚辞徐州,并以“义”标榜,实是为结徐州人心,当徐州百姓拥挤到府前哭拜、哀求,表示对他衷心拥护时,刘备终于“权领”了。
所谓“权领”只不过是掩饰前之坚辞,是“实领”之谓也。“辞之愈力受之愈稳”,刘备是深心人有此算计,人自不知罢了。
别有用心的托孤话
刘备病危时,孔明等泣拜于地下说:“愿陛下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刘备令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扶其手,说:“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说:“有何圣谕?”刘备泣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无措,泣拜于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毕,叩头流血。刘备托孤的话和孔明信誓旦旦之言,并非作者的虚构,而是史有其事。后人对刘备托孤的话颇有异议,并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历史学家孙盛指出:“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海;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意思是说,如果认为所托的是忠贤之人,则不必说这种话,如认为所托非人,说这种话就会给他作为篡位的借口。这种诡伪的语言,托孤是不该说的。孙盛所谓“诡伪之辞”是指什么,他没有点明。毛宗岗评点则说:“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
曰: ‘以为真则真,以为假则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 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不得不切矣”。以上两种分析,乍看似有一定道理。但细加研究,实属道学家之言,都没有猜到刘备的灵魂深处。
刘备“君自取之”的活,是否出于其肺腑之言?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所谓“禅让”之事,在我国原始社会里也许有之,如尧禅位于舜的传说。但进入阶级社会后,历史上是没有那一个君 主是会心甘情愿让位于他人的。 三国时代,出现的献帝禅位于曹丕,曹奂禅位于司马炎,只不过是曹丕、司马炎借禅位之名以欺天下,其实是血腥腥的、赤裸裸的篡位,《三国演义》对这两次“禅位”已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而刘备是否有例外?不!刘备为了使其子刘禅能顺利继位,早就费尽心机做了安排。刘封是他的养子,此人英勇善战,其才干胜刘禅百倍,且观刘封一生,是忠于蜀汉的。“知子莫若父”,刘备是深知阿斗这个庸才远非刘封的对手,他担心刘禅继位后刘封不服而为乱,便借故杀之,免使有后顾之忧。在他临死前,对辅政大臣的任命也是熬费苦心的。他的托孤大臣不只是孔明,还有李严。李严是原刘璋部队的头头,是时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丞相孔明,在蜀汉中自成一系,具有一定势力,任用他为辅政大臣,可以牵制孔明。可见刘备既不愿把刘家天下让给别人,对孔明也不尽信任,但他为什么说君自取之的话呢?刘备认为孔明才智十倍于曹丕,辅佐刘禅是胜任的,他最担心的是“君自取之”。他知道阿斗是个庸才,今后大权必落在孔明手里,孔明要取而代之易如反掌,如果孔明真的这样做,他不说“君自取之”,孔明也能取之。所以,他先声夺人,以“君自取之”对孔明提出的警告。这使孔明听了吓得“汗流遍体,手足无措。”
迫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刘禅。刘备的御人术愈出愈奇,确不愧称世之枭雄。
2.儒法并用:孔明的御人术
孔明是荆州名士,是主张儒法兼用的人,故其御人术既有儒家的学究气,也有法家的严厉作风。其御人术既不象刘备那样深奇莫测,也没有曹操那样诡计多端,而是明来明去,虽有时也略施小计,却不矣丞相风度。
力行严明法制
益州既定,刘备使军师孔明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对孔明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虑。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孔明说得有理。用法是宽是严,可因时因事而异,决不能拘于一道。继暴政之后,要施以宽仁,使民休养生息;继“德政不举”的乱国,必须严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为,始能由乱入治。孔明治蜀虽主张严明法制,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则有猛有宽,或 以猛济宽,或以宽济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凡违法的,不管 是谁,孔明一般都严加处理,如对亲如手足的马谡、官高如李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分别予以处斩或罢官。陈寿对孔明治蜀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孔明以法治蜀,并不是说人治已不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法治是表,人治是里,决定性的是人治。因为封建帝王,就是国家,就是法律,一切决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圣旨便可推翻。如果谁要是触犯龙颜,按法罪不该死,君要他死也不得不死。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一切,确是可以为所欲为。便是仁君如刘备也不例外,他冤杀彭羕就是足以说明。彭羕原事刘璋,因被人毁谤,被髡钳为徒隶。刘备入益州,他建议取益州之策,甚得庞统赞赏,刘备也奇其才,提拔为治中从事,后因故稍疏,调为江阳太守。彭羕因此不满,适马超归蜀后不得志,二人有时聚在一起,发点牢骚。彭羕因调外任,心里烦闷,去找马超聊天。
超问他,“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说:“老革荒悖,可复道邪!”马超害怕累已,乃如实报告刘备。于是彭羕被捕下狱。彭羕在狱中上书孔明辩解,承认说刘备“老革荒悖”是错误,并说是酒后失言;至于“内外”之言,只不过是说如重用他和马超,则可协力助刘备打败曹操,别无他志(《三国志·蜀书·彭羕传》)。彭羕的“内外”之言,不能说是要谋反,所谓“老革荒悖”,也只是批评刘备这个老兵昏乱,不会用人罢了。彭羕给孔明的书,哀哀陈情,表白心迹,未知孔明读后有何感想,不过,即使他同情彭羕也无济于事,因彭羕触犯了龙颜,刘备一怒之下,竟以叛逆罪把他处死了!彭羕之死,缘因人治,如按法治,何至于死。仁君贤相治国,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见。在人治即“朕”治的封建时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致死!人治,可畏哉!
攻心为上
孔明因蛮王屡侵边界,为安定后方以利北伐,乃决计南征。在与马谡谈论征蛮之策时,马谡说:“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定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就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 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这是说二人不谋而合。孔明乃决定南征的战略是:心战为上。本来南人叛乱,派一大将讨之便可平定,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难,这就需要孔明亲征。故他不怕艰苦,“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对孟获七擒七纵,最后这个倔强、顽固的蛮王终于心服口服,垂泪对孔明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乃归还所夺之地,令孟获永为洞主。从此,孟获和其宗党以及南人无限感激,终孔明之世,南人果不复反。
孔明攻心以抚蛮,这确是安蛮上策。在我国历史上,或因高压政策,或因掠夺过甚,或因有人挑拨,我国各族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当矛盾激化时往往诉诸战争。而封建统治者,只靠武力进行镇压,为使叛乱的少数民族屈服,在战争取胜后只能分兵驻守,设官统治。驻兵则要征收粮饷,收粮饷必加重人民负担;设 官则要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人民必怨,这就潜伏着新的 矛盾,终会有激化之日。故民族之间战争永无息期。孔明南征得胜后,不驻兵,不设一官,不占寸地,仍由南人自治。不仅孟获心服,南人亦感恩戴德,正因心服,故南人不复反。不再动一兵一卒而边境安宁,民族和睦无间。前后两种民族政策相比,始见孔明攻心之效,方知孔明御人术之妙。
以信为本
人无信不立。己能守信,人始信之;如其无信,人必不信之。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如此,一国之主,一军之主,更要如此。
君主不守信,国人将无法听从,统帅不守信,三军难于指挥。孔明能以信为本,令出必行,故可指挥如意,人人效力。卤城之战,正因此使孔明转危为安,并获大胜。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复出师伐魏。魏将司马懿屡败后坚守不战,孔明驻军卤城无可奈何。一日,杨仪入帐告说:“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换,今已限足,汉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会兵交换,现存八万军,内四万该与换班。”孔明说:“既有令,便教速行。”众军闻知,各各收拾起程。忽报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去袭剑阁,司马懿自行带兵来攻卤城了。蜀兵无不惊骇。杨仪入告孔明说:“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留下迎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孔明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闻之,皆大呼说:“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孔明说:“尔等该还家,岂可复留于此?”
众军皆要出战,不愿回家。孔明说:“汝等既要与我出战,可出城安营,待魏兵到,莫待他喘息,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劳之势也。”众军欢喜出城,列阵以待。西凉兵远道而来,人困马乏,方欲下营歇息,被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蜀兵大胜。
既有令,必须换军,这是用兵之常规。但敌军20万急拥而至,蜀兵8万除去换兵一半只剩下4万,何以抵敌,而这时孔明仍坚持“以信为本”,坚持换军,这是何故?杨仪要求暂不换军,是老实算计,孔明坚持换军,是另有玄机。因他懂得,既到期换军,且已传令放行,而军士思家,归心似箭,如强行留住,必无心应战,战则必败,不如催其回家,使其知我守信,感我施恩于彼,必不肯即回,愿意死战。孔明研究军士的心理学可谓到家!孔明的御人术,确是高人一等。
请将不如激将
孔明用黄忠就靠一“激”字,他认为这位老将如不激他,如奉命出战也难成功。黄忠有勇有谋,年虽老却不服老,处处逞强好胜。孔明就抓着他这个特点激之,越激越奋勇向前,争取打胜仗,以证明其宝刀不老。孔明两用黄忠,两次激之,才使“老黄忠计夺天荡山”(第七十回),“逸待劳勇斩夏侯渊”(第七十一回),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魏国名将张郃攻葭萌关甚急,孔明想用黄忠去迎敌,偏说除非去阆中取张飞,别人非放手,黄忠坚决请缨出马,孔明问他,要去用谁为副将,说老的不行,他偏要老将严颜。不管别人笑他俩年老,两老暗下决心建奇功,以服众心。两老经过密谋策划,先后采用“两路夹攻”和“骄兵之计”,打败了张郃,夺取了天荡山。这时,刘备要派黄忠去取定军山,孔明又激之说,要取关公来,方可敌之。黄忠坚持非去不可,孔明乃派法正为助,终于斩了夏侯渊。
水不激不起波,人不激不成材。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不正是靠一“激”
字才做出惊天动地的奇迹吗!不过,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毫无激情的人,激之也难引起反应。因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黄忠如服老,孔明则无从激之,因其不服老,孔明激之才奏奇效。故孔朋不是每将皆激,而是因人而激。孔明的激将法,也是其御人妙术之一。
3.诡诈高深:曹操的御人术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里评价曹操时指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这句话,确实点明了曹操的本质。
这里所说的“智”也含着诡诈之意,而曹操为人诡诈,确是天下无双。他之所以能“揽人才而欺天下”。正是靠“诡诈”二字,本来哭笑怒骂是人的感情的泄露,但曹操的哭笑怒骂却另有妙用,他的一哭一笑一怒一骂都是御人的绝招。有时他也讲义气,表现得宽宏大量,但也与众不同,另具御人妙法。
曹操御人术确是独有一格。
宜哭而笑,宜笑而哭
第五十七回写曹操赤壁之战被打败后,在逃亡途中的“三笑一哭”,把他的诡诈的个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当他逃到鸟林之西时,看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众问其故,他说是“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如之奈何?”说犹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冲天而起,赵云领军斜刺里杀出,众将死战,操才逃脱。
逃至南彝陵大路,人饥马困,行走不上,操令暂歇,他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众问其故。操说:“吾笑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若是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以逸待劳;我等纵然脱得性命,也不免重伤矣。彼见不到此,我是以笑之”。正说间,猛张飞一军杀至,操一见早拨马溜了,众将死战得脱,但多已受伤,狼狈不堪,且天寒地冻,道路泥泞,走到华容道时,已所剩无几。而曹操却在马上扬鞭大笑,众问其故,操说:“人皆言周瑜、诸葛亮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此处埋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若非关云长感其昔日相待之恩,曹操这次必脑袋搬家了。这次逃走,曹操的处境是很凄惨的,这是他该放声痛哭之时,为什么每次在厄境时候他偏偏纵声大笑呢?其实,这“三笑”都是强颜欢笑,用意在于灭敌人的威风,壮自己的志气。他笑敌手无能以显己之高明,是为将士壮胆,鼓起他们的勇气以逃脱难关。可是,曹操逃脱虎口,被曹仁接入南郡置酒与之洗尘时,他反而仰天大恸。对这种反常的举动,众谋士莫明其妙,便问其故。操伤心他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对曹操之哭,毛宗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妙用:“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纸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宜哭而笑,宜笑而哭,只有奸雄才能这样笑得出、哭得出,奸雄之奸奸在此。而他的哭笑并非常人之哭笑,都是他御人的妙术。
先施以威后结以恩
第十九回有一段关于曹操收降张辽的故事:“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说:‘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
“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 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 ‘败将安敢辱我!’拔剑 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这时,玄德攀住操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 ‘此等赤心人,正当重用。’云长曰:‘某素知文远 忠义,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 ‘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 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从这一则故事里,我们看到曹操在一霎那之间变换了两副面孔:满脸杀气和满脸笑容。这确是“要杀则亲自拔剑,不杀则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爱亦加一倍爱。奸雄权势,奸不可及。” (毛宗岗的夹批)。
其实,曹操的“怒和爱”,只不过是古代御人术“恩威并济”的翻版,即先施以威后结以恩。这种御人术后来也被张飞学到了。张飞生擒严颜,要严颜投降,严叱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
严颜喝说:“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为其英雄气概所感动,乃亲释其缚,低头下拜请谅,严感其恩义,乃降。张飞释严颜和曹操释张辽,确是一个模样,是否张飞也向曹操学来,不得而知。而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是因张辽、严颜都忠勇,这种人值得用。曹操能释张辽,因曹操是奸雄;张飞能释严颜,因张飞是英雄。奸雄和英雄虽有差别,但其性格有共同之处:喜不怕死的硬汉子,厌贪生畏死之人。如吕布被曹操所擒时,既向曹操求饶,又求刘备代说情,尽管吕布百般哀求,曹操还是把他宰了。而曹操释张辽,正是被其英雄气概所折服之故。曹操能用张辽,说明其慧眼识人,张辽也因曹操的提拔才能成为魏国名将。
“焚书信”的气度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而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故魏、蜀、吴三国都千方百计在敌国安置奸细。魏、蜀两国都曾互使反间计,这些反间计之所以取得成功,都是通过奸细来进行的。因此,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公开的秘密。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故发现和清除奸细,各国统帅都十分重视。 不过,对于处理奸细问题,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掉以轻心,易造成失误,冤枉好人,纵了坏人,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敌人的势力。
对于处理奸细,曹操是有独特的处理方法的。他破袁绍后,缴获了自己部属与袁绍私通的大批书信,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不同意说:“当时袁绍势大,孤也不能自保,何况他人哉。”便命令把这一大批书信焚了。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镇压,而采取如此宽宏大量的措施呢?这是因为曹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以免造成失误。曹操既已掌握了与敌人私通书信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他现在不处理,以后可慢慢处理。且这些人与敌人私通,其罪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都加以镇压,将扩大株连,造成内部混乱。二、不削弱自己力量。当时,天下未定。正在用人之际,曹操示以宽容,将使这些与敌人私通的人感恩戴德,有可能愧悔前非。如果把曹操和袁绍两人处理奸细问题加以比较,更觉曹操这种御人术很高明。许攸因截获曹操催粮书信,知其粮已尽,建议分兵袭许昌,两路击之。这是上策,若绍从之,可获全胜。
适审配来书,密告许攸在冀州时纵子侄贪污,袁绍大怒,并主观猜测,说许攸“与曹操有旧,想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便把他驱逐。
把主观猜疑当作事实。给许攸扣上“奸细”的帽子,许攸确是冤哉枉也。古往今来,出现的冤案,不正是由主观乱猜造成的么!而袁绍既把许攸当“奸细”又不处理,反把他驱逐,这实是迫他往投曹操。由于许攸为曹操策划烧粮事,促成袁军大败。袁绍如此轻率处理“奸细”,不仅冤枉了好人,自己也倒了大霉。曹操的“焚书信”与之相比,确是明智得多!
严守军纪:“割发代首”
“割发代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张绣途中,见一路麦已熟,而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割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即掣所佩剑欲自刎。众急救住。据郭嘉所说《春秋》有“法不加至尊”之议,曹操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他说:“割发权代割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说:“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对曹操的“割发代首”,后人多认为这是曹操的诈术,用以收买军心民心。这没有错。不过,曹操采取这样权变的办法也情有可原。试问:曹操真的因犯自制之法而自刎了,有这必要吗?在东汉末年,割据的群雄,大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掠民以自肥,有谁因此而自责过,而曹操能“割发代首”,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说明曹操的军纪严明,自己犯了法也不饶恕。曹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统一天下,不仅到处搜罗人才为己用,也极力争取民心的归附。因为他懂得“民为邦本”之理,故他每次出征,大都严明军纪,防止扰民。而那四世三公出身的袁术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军纪不明,到处掠夺人民。他派张勋率领征徐州的七路之兵,却于路劫掠将来,故陈登把袁术的七路大军视如“七堆腐草”是有根据的,这“七堆腐草”不堪吕布、刘备联军一击便土崩瓦解了。曹操与袁术两相比较, 谁善用兵不是一目了然吗?袁术既不能治将治兵,又掠民,他被打败是必然之事;曹操能治将治兵又爱民,他出征多胜也是必然之事。曹操驾驭兵将之术,确有其过人之处。
封爵赠金
曹操能搜罗人才并使之为己效命,是因他有两个“法宝”,一是封爵,二是赠金。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愿为其主效命的无非为了名和利。而曹操的封爵赠金恰好满足他们的欲望,故曹操一祭起这两个“法宝”,无人不乐意归其麾下。当然,“封爵赠金”御人之术,并非曹操独创,那位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早在他与项羽争天下时便懂得个中奥妙了。陈平爱金,他尽量满足他;韩信想当齐王,就给他刻齐王印。故这一文一武都乐意为他效命。
他的敌手项羽就不懂得这一套,这位西楚霸王为人有点吝惜,舍不得给人封爵,下属不愿为他出力,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曹操是个饱学之士,对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熟悉的,他不仅善于吸取,且能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封爵赠金”运用之妙,远远胜过前人。如他对关羽的笼络收买,便充分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才能。
曹操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使之来投后,待之甚厚:赠美女十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斩颜良立功后,封为汉寿亭侯,可说是极尽其拉拢之能事。可是,关羽知其兄刘备所在后,立即封金挂印,留书辞别说:“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于是过五关斩六将而去。
为何曹操的“封爵赠金”的两个“法宝”不灵了。这是因为“桃园结义”
之“义”令关羽“难忘”,曹操原以为他的两个“法宝”所向无敌,万万想不到被“义”气破了。不过,他的两个法宝并没有完全失灵:先是关羽感其厚待,愿为之报效,斩了颜良、文丑,后来又实践了他的“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诺言,在华容道上甘犯军令状,拼死放走了曹操。
4.关怀备至:孙权的御人术
孙权的御人术也有其过人之处,即能关心人,团结人。这虽不新奇,却是御人的根本法。孙权有时也耍诡计,用以御人,但不高明,故易被人识破,弄巧反拙,如“赔了妹妹又折了兵”是也。
视将士如己出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吴起善用兵,是因得将士之心,士卒生毒疮,他用口为之吸脓血,故被“将军自吮其疽”的父子俩,都甘心为之战死。这则故事,被后人传诵,列为用兵要术。孙权深懂得这一用兵之法,故对将士很为关心,视如”骨肉”,将士也因之以死报效。周泰舍身卫护他,他对周泰的亲切抚慰,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濡须之战,孙权被曹军围困,势甚危急。周泰得知,挺身杀入,寻见孙权。周泰在前,孙权在后,奋力冲突。突围后,不见权,泰复翻身杀入围中,又寻见孙权。周泰冒着敌人弓弩,左右遮护孙权,身被枪数十,箭透重铠,救得孙权。如无周泰拼死相救,孙权必死无疑。孙权感周泰救护之功,设宴相慰。席上,权亲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说:“卿两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枪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乃孤之重臣,孤当与卿共荣辱、同休戚也。”言罢,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视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如此抚慰周泰,实是树立榜样,使诸将效法,为其效忠。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如对吕蒙的病亲自监护,对朱然的病送医送药,这都使将士深为感动。故终孙权之世,吴国上下,休戚与共,使东吴安如磐石。
善待将士,是御兵的要术,这并非每人都晓得。张飞便是个不善待将士的猛将,他醉后常鞭将士,致造成严重后果:因醉疼打曹豹,丢了徐州;为急兄仇,醉后鞭打末将范疆、张达,被割了脑袋。
张飞不善待将士,不得善终;孙权善侍将士,乃成大业。故御兵要御之得法,切不可等闲视之。
不计前嫌,化敌为友
为天下不念旧恶,曹操有此宏量,孙权也有此胸怀。曹操“矫情任算”,他虽信任张绣,张绣却没有死心追随;孙权不咎甘宁既往,且能化敌为友,使甘宁与凌统从死敌结成死党,同心协力事权,至今仍传为佳话。何以曹操不能使张绣死心相随,而孙权能使甘宁等效忠于己?因曹操待人多从权略出发。因而未尽得人心;而孙权待人以诚,故人心向往之故。孙权与曹操御人相比,仅此而论,孙权胜于曹操。
孙权与黄祖战于大江之中,祖军败绩。权部将凌操乘胜追击,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中,黄祖乃得脱。后甘宁归降,孙权不念旧恶,厚待之,孙权听甘宁之策,取江夏,擒黄祖,便设宴庆功。席间,凌操之子凌统拔剑而起,直取甘宁,权连忙制止,谓统说:“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我面。”凌统叩头大哭说:
“不共戴天之仇,岂容不报!”权再三劝之,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为暂 分开二人,以免寻仇报复,孙权乃派甘宁去守夏口,又加凌统为承烈将军,统只得含恨而止。由于甘宁感孙权之恩并得其教诲,也想设法解怨。在濡须之战中,凌统坐下马被暗箭射中,那马直立起来,把凌统掀翻在地。敌将持枪来刺。这时,只听得弓弦响处,一箭射倒了敌将,凌统才免难。凌统得救回寨,孙权对他说:“放箭救你的,甘宁也。”凌统乃顿首拜,对宁说:“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再不为恶。甘宁、凌统协力效忠孙权,屡建奇功。
历史证明: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内部团结,力量就强大,内部分裂,力量就削弱。袁绍虽据有四州之广,兵多粮足,将勇士智,因内部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终于自取灭亡。孙权不仅能团结人,且能为部属释仇解怨,化敌为友,因而人心齐,力量大。他能鼎足江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借婚姻以制人
孙权与人较量,输的最惨的是:他以妹为香饵,引诱刘备入吴以索还荆州,讵料竟弄假成真;又想以妹控制刘备,那知妹心外向,与刘备出奔,结果是“赔了妹妹又折兵”。这使孙权气得发昏,这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这段故事,在《三国演义》的五十四、五十五两回里,被描写得很有趣。
但历史事实却不全如此,孙权嫁妹妹给刘备是出于自愿。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显然,进妹是为“固好”,即企图通过妹妹来巩固盟好,共同抵抗曹操,同时又可使妹妹从中控制刘备。刘备也发觉了,故对孙尚香也提高警惕。在三国斗争中,一切服从于政治,婚姻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孙权与刘备联婚,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刘备也绝不会因与孙权联婚而放弃其政治要求。当彼此发生严重的政治矛盾时,婚姻也就告吹。想用婚姻来控制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三国时代,为政治目的而联婚之风盛行,但有哪个达到其政治目的?如孙策平定江东后,曹操认为“狮儿难与争锋也。”为结好孙策,便使弟女许配孙策的小弟孙匡。而孙策并不因之与曹操永归于好,当曹、袁在官渡相拒时,他就暗中策划袭许都,迎汉帝,会因被刺客所杀才罢了。在古代,婚姻也未见“固好”,而是每为敌国。春秋时,辰瀛嫁于晋,而秦却代晋;穆姬嫁于秦,而晋却绝秦。
《三国演义》描述孙权想用婚姻以控制刘备而达不到目的之事,虽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但却揭示了婚姻服从政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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