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wesley college:农村，假冒伪劣产品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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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天堂了？

    近年了我国农村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全然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了，跟天堂似的，其出现频率大大高于城市。有些制假贩假的行为甚至直接针对农村市场，这给广大农村消费者带来极大的损害，同时也弱化了农村市场。农村为什么会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

    “知假买假”和“不知假买假”：农民低收入追求低价格，导致知假买假；农民防假意识差，导致不知假买假。

     我国农民的收入不高，全国的平均水平才4千多，除去日常柴米油盐开销，加上孩子上学、看病、人情往来，这一扣，所剩无几了。所以大部分的农民在买东西时比较节俭，对价格异常敏感，买东西时一般容易图便宜（谁在这个收入阶段都会这样），不法商贩摸准了这个规律就投其所好，开始作假贩假。

     从农民消费者的行为出发，农民消费者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知假买假”和“不知假买假”。“知假买假”说明，农民对于假冒伪劣产品实际上是有一定需求的，而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大多是日用消费品，其主要在于“假冒他人商标，包装”，制造粗糙，相对于正常产品，这些产品的虽质量低但不至于对消费者构成直接的伤害。它类似于现在风行的“山寨”产品。因此，在农民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普遍比较低的情况下，这类低价产品是很受农民欢迎的。因此，这一部分假冒伪劣产品实际上是农村需求造成的。

    另外，“不知假买假”行为是完全是由于农民消费者对厂商或销售商生产或销售产品质量信息的不了解。一方面从制假贩假者来看，盗用他人商标往往能带来很大利润，“要想发大财，全靠假茅台”，一瓶假茅台酒的成本和各种费用仅20多元，而售价可达几百元，利润高得令人咋舌。一条手工制作的假“红塔山”烟，成本不过10元，在市场上冒充真品售价可以达近百元。对此马克思曾有一句话给予了精辟的概括：“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他就敢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首的危险。”

    农村制假售假者生产活动极为隐蔽

     另一方面从监管者来看，由于制假售假者生产活动极为隐蔽，其投资的成本也相对低廉，很容易另起炉灶。对监管方往往采取“时间逃避”，即打而复生，卷土重来；“空间逃避”，“坚壁清野”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对于农民消费者来说，由于缺乏识别能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其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农民购买假种子颗粒无收，假化肥，假农业导致农业大幅减产之类的新闻经常见诸报道。对于被假冒的厂家来说，损失也非常严重，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致使很多正规厂商不是死于真刀真枪的市场竞争而是死于“假冒伪劣”。为此，我国大量的厂商每年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防伪，打假，投诉维权等方面。试想如果将这部分资金投向企业的研发，市场开拓将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

    在农村，农民普遍缺乏产品品质的鉴别能力。

    在城市，随着防伪能力的提高，居民对于产品品质鉴别能力的提高，销售商对于自身信誉的重视，假冒伪劣产品在城市很难找到生存的土壤。而在农村，农民普遍缺乏产品品质的鉴别能力，极少有人知道“QS”“中国名牌”“中国免检产品”等认证标志。再加之，农村的消费网点非常分散，监管的乏力和贩假打高额利润使得销售商存在着很强的机会主义倾向，他们构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农村的渠道。农民一旦买到假冒产品，大多“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而缺乏维权意识。

     作为监管当局，工商行政部门的工作方法也有问题。农村市场假冒伪劣产品猖獗。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工商局监管方式不力有关，另一方面确实与我国农民收入低导致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客观需求有关。从全球范围来看，假冒伪劣产品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历史中，它们实际上也经历过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时期，哪怕是战后的日本，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也不断增加，相信治理假冒伪劣产品的环境将会越来越好。如何更为有效地治理假冒伪劣产品问题，我想首先应该分清楚造成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根源，针对不同原因区别对待，对症下药，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目前运动式的专项整治，雷声大，雨点小，难以除病根

    目前我国工商总局治理假冒伪劣产品对策是值得商榷的。他们无非在事前严把市场准入关，流通领域经常定期不定期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这种搞运动式的方式收效甚微。对于那些有意制假贩假者很难限制其进入市场，因为其根本就不在监管范围之内。一明一暗，监管非常困难。专项政治行动不是一种制度的方式治理假冒伪劣产品，无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我看来，假冒伪劣产品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其程度不应是如今这样猖獗。至于治理对策，首先应区分对象，因病而治。

    对于农民消费者知假买假的行为，其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工商部门的主要工作在于从维护正规厂商权益角度出发，对于那些直接盗用他人商标者应予以重罚，使其不敢轻易进入。而对于那些未曾盗用他人商标只是质次价低者，只要其产品满足国家相关标准，就应该给予其市场中其它竞争者同类待遇，这点如同我国的“山寨产品”，我们应该尊重它的存在。

    对于农民消费者的不知假买假行为，工商部门应该制定较高的惩罚措施。罚必使其“倾家荡产”，使制假贩假者在利益的权衡下不敢进入制假贩假行列，而这一点目前做得很少。对于造成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应给与较重刑事惩罚。针对农民消费者维权观念淡薄的问题，工商部门应该设立专门的维权基金，建立维权救助机制。实际上农民维权观念淡薄的原因在于其维权成本大，搭便车的心里使得农民整体维权观念的淡薄。从制假贩假者那里获得的罚款拿出一部分建立维权基金，用来资助农民消费者举报，投诉制假贩假行为。

    说到底，对于农村假冒伪劣产品的治理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能力范围。它牵涉到多个部门之间的协作，我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很多是源于监管部门的“叠床架屋”，交叉设立最终耗散了有限的监管自愿，造成今日之局面。郑风田 刘杰 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