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新娘花简谱怎么唱: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及其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从一种方式向另一种方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尤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我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我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30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和“灾难”，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他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他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以及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2．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带来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我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以及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我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我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1．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分析，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

       2．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从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

       3．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

       4．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一社会保障机制、市场一商业保障机制以及社会一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

       (四)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

       全球化使交往关系走向全球，同时也把风险引向世界，使人类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下，生态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正如贝克所言：“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要有效地预防和治理全球性生态风险，靠单个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做到的。为此，在生态风险治理中，我们必须强化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方式，共享风险治理成果，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惟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生态风险，使经济社会得到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2．张小军：《风险/生态风险/绿洲生态风险》，2006—11—30。
       3．薛晓源：《生态风险一生态启蒙与生态理性一关于生态文明研究的战略思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第21—22页。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9页。
       5．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重庆出版社，20HD7年，第74页。
       6．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