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75回概括100字:宋宝安,贾玉娇：社会管理策略的转型：从现代化到可持续生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结束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总体性危机”，即秩序混乱、人民一盘散沙为己任，将寻求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建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作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国家通过几乎垄断全部重要资源，以单位制为主要控制载体，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管理体制。由此可将这一时期的社会管理策略概括为社会稳定至上、抑制社会分化、政治控制与社会整合合二为一、社会高度协调一致，政治色彩浓厚。客观地讲，这种组织结构简单，具有极强整合、控制与动员的社会管理体制在社会发展初期确实起到了设计者所预想的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体制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为打破僵硬、凝滞的组织结构体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进社会发展动力，中国首先在经济领域进行体制变革，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此巨大力量的推动作用下，中国逐渐进入全面社会转型阶段。如果说转型前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政治稳定的渴望，那么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强烈表现出来的是对经济财富的渴求。这点集中反映在将实现GDP的增长定为现代化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并制定“三步走”的阶段性发展计划。与之前的致力于实现社会稳定、充当国家政治控制工具的社会管理策略不同，随着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确立以及政府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社会管理依附于经济发展，呈现出式微的态势。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管理策略以经济增长至上、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重社会分化轻社会整合、市场领域的主导原则向政府部门渗透、利益集团严重分化为主要内容。

　　经济体制的转型使中国在短时期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步入人均1000-3000美元的社会风险高发期阶段，如果对社会问题处理不慎就会步拉丁美洲国家的后尘。因此，如何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如何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改革成果，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成为政府的首要议题。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对既有的社会管理策略进行深刻的反思，正如丁元竹教授所指出的，有必要对已有的指导我们社会管理实践的理念和观念进行反思，追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社会管理,这样的社会管理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社会管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改革开放进程使中国逐步融入到世界现代化发展体系之中，占主流地位的现代化发展观及发展模式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成功示范与蛊惑下，在政府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状况的期待下，在强大的发展主义知识体系的作用下，通过借助于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强势力量被成功移入。与那些自然产生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国家不同，中国在理解现代化发展的内涵方面存在误区，即将现代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等同起来，又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在此观念的指引下，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被视为国家发展的首要战略目标。与此相适应，政府建立起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由于政府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投入力度出现明显倾斜，导致出现社会失调、失衡甚至断裂现象，严重威胁社会稳定运行、持续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形成的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管理格局中，政府力量覆盖市场与社会领域。换言之，在强政府的挤压下，市场与社会严重萎缩甚至缺失。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政企、政社、企社分开等改革方案的落实，政府、企业与社会逐渐分化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政府的作用相对弱化，市场机制日益膨胀，社会开始缓慢发育。按照丹尼尔.贝尔的中轴原理，国家、市场与社会都有支配其正常运行的主要秩序与原则，每个领域的中轴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就会造成结构紊乱、运行无序的后果。然而，在这一时期社会管理策略的指导下，市场的中轴开始不断侵蚀国家与社会领域。集中表现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国家行使威权的能力极大地钝化了，政府行为显现出市场化、企业化特征，政府功能畸变。由此导致利益集团势力日强并影响改革进程，贫富悬殊，利益冲突加剧等社会问题。

　　然而，中国是否能够通过践行全面的现代化发展观而使困扰当下的社会问题得到缓解呢?实践证明，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生成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症结，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及其知识体系正受到严峻挑战。人类开始反思现代化并积极实践和探究新的发展模式及发展观念。“可持续生计”就是在此背景下，为弥补现代化发展的弊端而提出的。

　　二、可持续生计：作为一种社会管理策略的考量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是在1988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上被首次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旨在通过建构一个支持系统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不影响其他社会成员谋生的前提下获取生计的能力，社会成员能够凭借该系统应对压力和重大打击，而且能够保持和提高自身的能力和资产(Scoones,1998:5)随着人们对贫困问题认识的深入，这个支持或维持系统所包含的内容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被扩展的过程，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政治资本逐一被容扩进来。在此框架中，最显眼的是政治资本这一变量的加入，即赋予民众动员其有限资本以捍卫其生计的能力。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存在三种对“可持续生计”的认知维度。一是将其视为一项具体的反贫困政策方案。很多学者指出与其它概念相比，“生计”能更好地描述贫困人口。它将贫困人口置于分析的中心，遵循整合性、协调性等原则，寻求生计何以维持和可持续的方案，进而使贫困问题得以解决。二是将其视为与现代化发展范式相对立范式的典型体现。“可持续生计”设计出了一幅能够弥补现代化发展范式弊端的人类发展图景。将经济增长与社会投资目标结合起来，运用一种多机构、跨部门共同协作的方式来共同促进发展，国家、公民社会、私人部门和国际机构都将参与其中，系统地满足被主流现代化范式所忽略的群体的利益。第三种认知维度是将可持续生计视为一种解决贫困问题的技术性工具。可持续生计框架(SLF)是一个由一系列彼此相互作用的变量所构成的动态模型。研究人员通过运用此模型可以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与诊治。

　　可持续生计思路的发展持续了20年，其具体的工作一直集中在诸如贫困、脆弱性、农场体系、参与性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国内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仅是沿用上述思路将其用于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然而，笔者通过剖析以上三个认知维度，进一步提出可持续生计所具有的社会管理策略维度。这是基于发展观、发展范式、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策略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从而使得将可持续生计视为社会管理策略具有内在逻辑的支撑。由社会管理策略的定义可知，它意在强调支配行动的价值观念与指导行动的有用框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如前文所述，可持续生计既作为一种与现代化发展观相对立的价值观，又可被视为一项具体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政策方案。由此，笔者通过保留它的第一个维度，发展第二个维度，即淡化其反贫困的政策旨趣，凸显它的社会整合、社会协调与社会风险抵御等内容，进而论证可持续生计具有社会管理策略维度。下面笔者将围绕可持续生计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理念、具备的基本本领与要消除的深层矛盾等方面展开论述。

　　可持续生计思路中最核心的三个价值理念是：聚焦于民众;对于问题的分析与政策处方，采取整体主义的思路;强调微观与宏观的联系。多年来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一直在尝试将民众带入政策议程的过程中来，并将他们的需求置于宏观经济与现代化的目标之上，给与优先考虑。这种努力意在消解现代化发展范式下社会管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积极主动地将受影响的民众纳入需求分析与社会管理之中。整体主义思路强调项目的形成应当直接与受益人进行充分的协商，而非事先制定好管理规划然后照方行事。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单一机构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必须将多重行动者考虑在内。此外，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既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制定的宏观制度政策，也不能单凭确有很强解释力的地方性知识，而需要在微观与宏观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以消除制约社会管理充分发挥其功能的结构性因素。

　　对社会整合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涂尔干在其所著的《社会分工论》中竭力构建“职业群体”，指出其以现代社会分工为基础，融入道德、情感等各种因素，作为沟通国家和个人生活的桥梁，是社会生活最为有效的组织形式。换言之，在涂氏那里，就业为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途径。同样地，可持续生计框架也强调就业的重要性。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峰会上，该框架阐明了贫困、失业和社会遗弃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指出就业对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并提出通过发展个体获得与改善生计的能力来实现就业这一目标。这里所言的“能力”并非仅指微观层面上个体所具有的谋生能力，而是必须要在宏观与微观间的互构中得以真正实现。从宏观层面讲，即建成一个“授能社会”，形成一个适于民众生存的社会生态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形成与维持，离不开各社会组织、利益群体与部门间的协调与共识的形成。通过运用平衡性策略，以实现民众选择、利用机会和资源，同时又不妨碍他人目前或将来谋生机会的目标。从微观层面讲，借助动员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政治资本即民众所具备的维护其生计的利益表达能力，以反抗外在制度安排的压制与霸权，以此实现微观与宏观间的双向建构。据此，这一过程还能够使社会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规避。

　　所谓深层矛盾是指对社会管理策略起决定作用的国家、市场与社会组织间的力量配置状况及其相互关系。这三大社会主体不仅构成了社会管理机制的结构性前提，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也成为推动社会管理机制变迁的根本动力。由前文可知，非均衡的力量格局会产生失衡的社会管理策略，而社会管理策略又会进一步强化此力量格局，由此导致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可持续生计正是在对此进行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被提出来的，力图在国家、市场与社会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均衡机制。可持续生计理论的持有者既非对社会力量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又非对国家力量盲目崇拜或过度质疑，也非对市场力量一味否定，而是在集体行动的层面，通过这三大主体间的不断互动，形成一个结构紧密、环节众多、具有“反思性监控能力”的机制，以抵御社会危机和社会风险，实现发展成果的最大化。

　　三、社会管理策略的转型

　　可持续生计的实践必然关涉到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与利益关系协调。尤其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更是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严峻挑战。

　　首先，树立“社会核算”观念，建设“授能社会”。摆脱将经济建设简单等同于GDP增长的误区，改革片面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将“社会核算”纳入社会发展成果核算体系之中。力图消解由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倾向所导致的权利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滥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社会功能紊乱，社会生活失序，社会管理事业衰败，扭转有增长无发展(甚或倒退)的悖论局面。具体说来，建立起一整套对经济的外部性(正面的和负面的)进行监测、评估和测算的指标体系，把诸如贫困治理、治安秩序、保障水平、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指标纳入社会核算之中，形成约束政府行为的机制，生成新的发展动力和手段，促使政府为社会发展创造一种“授能环境”，即有利于推进使所有人都能有机会较为均等地获得收入、资源和社会服务的社会经济环境，高度重视教育、就业以及媒体运用机会的供给，形成适于社会成员生存的社会生态系统，而这无疑是对政府的巨大挑战。

　　其次，重新定位政府职能，避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代政府以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强制力、整合功能、规范功能以及巨大的渗透力成为社会管理领域中的核心。基于此，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实施离不开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因此，需要说服政府去纠正过去的不平衡状况，而这同时也对政府本身提出严峻挑战，需要政府有足够的决心进行观念、职能以及组织结构的变革。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掀起的政府改革热潮，至九十年代，已经演变为一场全球的改革运动。然而风险社会的来临却暴露了这场轰烈的政府改革并未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效果。一堆机构仍旧不恰当地凑在一起，各个部门以一种恶性的方式进行竞争并且毫无必要地重复行动，当风险发生时，繁冗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频频发生。因此，亟需进行政府体制改革，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将如何寻求社会最低共识、实现可持续生计、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视为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向。

　　再次，完善并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形成培育与制衡社会力量的机制。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已经存在社会各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途径，如人大代表构成比例的变化、信访制度的日益完善，以及其他一些利益表达机制的尝试。但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为维护其利益，对群众意见采取压制、封堵的态度，致使这些制度往往流于形式或是遭遇阳奉阴违，部分群体的利益不能得到表达，由此导致群体突发事件的时有发生。一个拥有成熟体制的社会是能够容纳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的，通过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扩大公民参与，发挥社会力量，实现利益群体间的博弈，最终形成相互制约的均衡机制。同时需要对社会力量抱有一定的警惕性，社会主动性的发挥肯定在许多领域中具有基本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社会力量在行动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分散性，社会潜力可能被夸大或者空想化的危险总是存在的，因此需要一定的制衡机制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和约束。

　　第四，利用危机、突发事件宣扬利益协调的必要，寻求社会共识。危机事件的积极社会意义在于向全社会敲响合作的警钟，即通过危机事件的警醒，使持有无所谓或敌对态度的各个实体，借此过程逐渐认知协调发展的必要并学会如何彼此合作，从而向互惠的所有参与者提供“良好的治理”(Tendler,1996;Mosse et al.，1998)。在这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共存是指导人类行动的最高原则，是促成合作的最低原则，也是超越其他所有利益的最高利益。由此形成全社会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制度安排、以及利益联盟，促成可持续性发展。

　　最后，运用隐秘的议程，减少改革阻碍。这点是就经济和社会改革所涉及到的策略手段而言的。所谓隐秘的议程指的是用普遍性的政策代替特殊性政策。具体说来，变革以往的仅针对特定群体制定政策的策略，代之以将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掩盖在普遍性的政策范畴之下。换言之，隐秘的议程是指通过强调各个优势群体都能积极认可的计划，来改善社会弱势或底层群体的生活机会。借此获得较为广泛的政治支持，减少改革阻力，增强政策的实效性，积极促成社会管理策略的顺利转型。

　　注释：

　　1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62页。

　　2 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罗敏、范酉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3 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罗敏、范酉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 李培林：《和谐社会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作者简介：宋宝安(1949-)，男，吉林四平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主要从事社会发展理论、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贾玉娇(1982-)，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