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饭店装修价格:碧水蓝天林徽因(一) [图片]

编辑怡爽文/韩石山
碧水蓝天林徽因(一) [图片]


小编按：老师不善长用QQ，让我将他的新书《民国文人风骨》中的一篇长文放到空间，这是老师送给Ｑ友们的一道文化大餐，昨晚我借着先获得的便利一睹为快，读后惊叹老师无论是笔力还是学识又有精进，相信爱读老师文章的老朋友读了这篇文章一定会认同我的观点。此文共有四讲，篇幅较长总共73页，老师让我每隔五日便更新一讲，妙文共读之，还是早点将这篇美文全都放到空间里吧。
碧水蓝天林徽因
——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韩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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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谈林徽因，应当抱着一种敬仰的心情，不能光想着她多么的美丽，还应当想到她多么的高大，虽然她的身材并不高大，只可说是娇小玲珑，她的名头并不显赫，只不过是个普通教授，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这个人物，绝对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敬仰。
假设这样一种情景：一个中国的杰出的知识女性，在碧海水蓝天间，款款地向我们走来，我们感到亲近，感到震惊，也迎着她走过去，然而，不管她怎样不停地走着，也不管我们怎样不停地迎着她走着，我们永远也走不到她跟前。这不光是因为我们和她之间隔着时间的距离，还因为，我们和她之间隔着时代的文化的距离。
可以说，只有她那样的时代，她那样的文化环境，才能产生她那样的人物。那样的时代过去了，那样的文化环境过去了，再要产生那样的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或许就是她的无穷魅力的所在。

在杰出人物产生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现在也是，总是过分强调个人的奋斗，认为只要努力奋斗，没有达不到的目的。一般地改善生存状况，可以这样说，若说产生一个杰出的人物，怕不是简单的个人奋斗就能解决问题的。像林徽因，出身于福州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林长民，民国初期是一位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是一位功在国家的人物，连“五四运动”的发起，都有他一份功劳；她的公公梁启超更是声名显赫，早年参与戊戌变法，晚年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功垂史册，彪炳千秋。她少女时期，就随父亲在伦敦上学，漫游欧洲大陆，年轻时留学美国，上的是一流的大学。她自己曾说，她是双重文化教育下长大的。回国后，又恰逢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时期。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所可比拟的。历史上的好时期没有几个，谁赶上了是谁的运气。
但是也别泄气。我们不可能成为她，但我们可以了解她，学习她，学习她的精神，学习她的品格，借以开阔我们的胸怀，高尚我们的品质。
很早以前，我就注意这个人物了。1995年夏天，知道林徽因夫妇曾来过山西汾阳县，且在峪道河的磨坊别墅住过一段时间，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那儿看过，回来写了篇文章叫《寻访林徽因》。后来出一本集子，收录了我那几年写的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文章，书名就叫《寻访林徽因》，好些人以为我写过林徽因的传记，大概是这个书名引起的错觉。前些年，确实有家出版社想让我写本林徽因传，合同都签了，我没写，因为我觉得，我对林徽因的了解还不深刻，写不出什么新意来。这次，厦门电视台让我谈谈林徽因，是谢泳先生提议的，盛情难却，只好来谈谈。
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又一次认真看了许多资料，觉得还是有可谈的。这也与这些年林徽因的资料整理，比以前丰富多了有关。文集出版了，年谱出版了，回忆文章也结集出版了，且不止一种，让我们能更全面地看清林徽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知道要作这个演讲，我想找一句话，或是一段话，来概括一下林徽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三个人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她的丈夫梁思成先生的，一个是她的儿子梁从诫的，一个是和她相知二十多年的美国朋友费慰梅的，都是跟她最亲近，对她了解最深入的人。这三个人也代表了三个层面，丈夫，朋友，晚辈。
林徽因是1955年4月1日去世的，只活了五十一岁。生前夫妻两人有个约定，就是，谁先死了，另一个要给他设计墓碑。两个人身体都不好，要说年轻时的身体状况，梁思成更差，二十出头遭遇车祸，从三十二三岁时起，上半身就箍着钢架子。谁先死，谁后死，真还说不定。现在林徽因死了，梁思成得兑现承诺，给妻子设计墓碑了。当时梁思成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主任，有个学生叫杨鸿勋的，一天下午去了梁先生家，见梁正伏案工作，在一块图版上，用丁字尺、三角板聚精会神地画图。看到这种情景，杨鸿勋急忙说：“梁先生，画什么呢？让我来画吧。”梁思成停下来，回答说：“我在为林先生作墓碑设计，在她生前我们俩曾有约定：谁先死，活着的要为他设计墓碑，连图都要亲自画，不能找别人代替。”大概是见学生有点尴尬，又说，你来得正好，请你提提意见。说着指指图上的字说，“我正考虑碑上的字，上面并列四个头衔：文学家、诗人、舞台美术家、建筑家；下面是：林徽因先生之墓。你看怎么样？是不是头衔太多了？只要一个？两个？”（杨永生编《记忆中的林徽因》）
后来立的墓碑上，只保留了一个头衔，写的是“建筑师林徽因墓”。这个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文革中，墓上的字叫清华的红卫兵砸掉了，前几年又重修了。你们到了北京，有兴趣的不妨去看看。看的时候细心点，会发现墓碑上的纹饰跟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雕饰差不了多少，一点都不奇怪，确实就是纪念碑雕饰的刻样。林先生参与了雕饰的设计，她死了要立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就把这个刻样送给梁先生，作了林徽因墓碑的纹饰。再就是，这块纹饰左上角的边上，少了一块，就是叫清华红卫兵砸的。
是碑上的地方太小了，也有谦虚的因素，要是地方足够大，梁先生又坚持一下，那四个头衔会全刻上去的。也就是说，在丈夫的眼里，妻子在这四个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说她是文学家、诗人、舞台美术家、建筑师，是当之无愧的。后面两个好理解，前面两个连在一起，不好理解，说了是诗人，为什么还要说是文学家且放在前面？按我的理解，梁先生该是这样考虑的，光说诗人，说明不了林徽因在文学上的全部成就，她写过诗，还写过小说、散文、剧本、评论文章，应当说是个文学家，而诗歌的成就最突出，这样，就将文学家和诗人并列了。

再看看她的儿子梁从诫是怎样说的。在一篇文章中，梁从诫说：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所有这些在她那里都已自然地融会贯通，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
请注意，说一个人带有“文艺复兴色彩”，这是极高的评价。文艺复兴，指的是十四到十六世纪欧洲，主要是意大利的一个文化思想发展的新潮流，代表人物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这些人的最大特点是，一个人同时在文学艺术、雕塑绘画、数学、医学诸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正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外国就是这样翻译的，胡适就说自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人才辈出，但还没有听说哪个是带有文艺复兴色彩的。胡适和鲁迅，该说是名气最大的了，也只能说是在人文科学方面有大成就，不能说是带有文艺复兴色彩的人物。
梁从诫这样说，也有他谦虚的地方，不说她的母亲就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而说是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如果不考虑做儿子的谦虚，那么，可以说，在梁从诫的眼里，林徽因就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再看看费慰梅是怎样评价的。费慰梅是费正清的夫人，费正清这个人很了不起，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长期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两人还没有结婚，一起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一到北京就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了好朋友，费慰梅的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林徽因给起的。此后十多年，一直跟梁林二人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抗战前回国，抗战中间还来过中国，并且到李庄看望过梁林夫妇。晚年，曾为梁林二人写过一本传记。在为一本《林徽因文集》写的序言里，她说：
当我回顾那些久已消失的往事时，她那种广博而深邃的敏锐性仍然使我惊叹不已。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它都会做出反应。或者是继承自她那诗人的父亲，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个艺术留下自己的痕迹。（陈钟英  陈宇编《林徽因》）
说林徽因是个大钢琴，只要轻轻地碰一下，都会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这个比喻是新颖的，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小叩而大鸣”。该注意的是后一句，“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个艺术留下自己的痕迹”。也就是说，只要她染指的事业，就能留下自己的痕迹，留下骄人的成绩。世上有这个本事的人，绝不会很多。
把以上三人的评价综合起来，就是：她有着过人的才华（费慰梅），在几个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梁思成），可说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梁从诫）。
但我以为，这样的评价，还是不完全的，就是没有把她惊人的美丽，高雅的气质包括进去。如果将这两点包括进去，再加上前面的评价，就完整了。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天才，是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女神。全面地认识这个人，包括象征意义，不光是对过去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价值的肯定，就是对中国往后的文学艺术，甚至社会的和谐进步，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没有缺点。她的缺点，跟她的优点一样的突出，一样的鲜明，可说是优点的另一面。比如她的自负，“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李健吾语），都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些缺点，并不影响她的气质与品质。大致说来，仍是个完美的人。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天才，这样一个不世出的杰出人物，她的整体的命运却是悲惨的，并没有完成她该完成的事业，至少也是没有完满地完成她该完成的事业。以她的才华和学养，她应当完成更伟大的事业，在前面提到的四个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在看林徽因的资料的过程中，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意味。
1940年抗战期间，林徽因一家住在昆明附近一个叫龙头村的村子里，离龙头村不远有个叫瓦窑村的村子，村里有不少陶器作坊，林徽因对工艺美术有兴趣，就带着她的八岁的儿子梁从诫去瓦窑村，看老师傅在转盘上用窑泥捋制各种陶盆陶罐。她站在一旁，看得很专注，只见老师傅手下的转盘转着，泥坯也不断地转着，一瞬间，突然出现了一个美妙的造型，她大呼小叫地要师傅：快停！快停！但是老师傅根本不理睬这个疯疯颠颠的外省女人，仍不动声色地照样捋他的，直到最后完工，将那泥坯捋成了一个他要捋成的器皿，什么呢？痰盂！
我不是说林徽因最后成了一个痰盂，我是说，跟那个制陶的过程一样，她的人生的“最美的造型”，只是一瞬间，只有短短的几年！也就是从1928年回国，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不到十年的时间，主要还是1931年到1937年这六七年的时间。短暂，坎坷，成就巨大，几乎是中古今中外所有天才人物的共同命运。“天妒英才”，这话如果剔除其迷信的意义，那是一点都不假的。天都妒，人怎么会不妒，天和人一起都妒，怎么能长时期地安享人生，怎么能不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然而，毕竟是天才，只要给他一个短暂的时期，他就会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丰功伟绩，让生命之火，像彗星一样闪亮地划过历史的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