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cha yai bay:胸怀四化 勇于创新

 

                胸怀四化 勇于创新

                    ——深切怀念徐伯昕同志                                   来源：何钦贤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工作重点转移中取得应有的成就。这一伟大的决策，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前途无限阳光。人们在欢欣之余，都在思索着如何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作出自己的努力。作为民进创始人、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徐伯昕同志，更是为此深谋远虑，孜孜以求，倾注心血。

    l979年初，民进中央为了迎接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召开了全国工作座谈会，讨论了如何适应形势需要开展工作的问题。伯昕同志最后把个人对这次会议的感受和体会归结为十六个字：“胸怀四化，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他并为这十六个字作了注释：“胸怀四化”，就是一心扑在四化上，有利于四化的要想，有利于四化的要做。“思想领先”，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政治思想工作列为首要工作，做在前面。“深入实际”，就是要到成员中去，接触实际，切实帮助成员提高思想，解决实际问题，做好为四化服务的业务工作。“昂首向前”，就是要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在明确方针任务的情况下，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敢于探索，勇于创新，阔步向前。这十六个字，讲得多么明确，多么坚定，多么鼓舞人心啊!

    1979年10月，民进中央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民进的工作遵循党的伟大决策，也转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这时，伯昕同志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并被公推为常务副主席。从此，他实践他提出的十六字精神，胸怀四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在统战系统，为四化建设做了许多创新的工作。

一、围绕国家大事，组织献计献策，为民主党派参与国事提供了新鲜经验
    1980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第一次把教育放在上层建筑各条战线的第一位，并把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在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和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的同时，要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无疑，这给教育界同仁以极大的鼓舞。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的老教育家叶圣陶老人就满怀激情的提出：民进同志大部分是教育工作者，应对制定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积极献计献策，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伯昕同志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开展了一个全会性的为制定教育计划、教育体制的献计献策活动。这个献计献策活动，动员了约三分之一的会员参加，举行各种座谈会230余次，提出建议2100余条，写出书面建议340余份，并且就此编印了《情况简报》93份随时送有关部门参考。可谓盛况空前。随后，又在伯昕同志的支持下，组织力量，进行综合研究，就中小学和师范教育问题，提出十点建议，经民进中常会审定，报送党中央，向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献礼，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赞许。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同志于是年年底应邀参加民进中央召开的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充分肯定了这些建议。他说：“这些建议是对教育工作的有益贡献”，“是值得各地各级教育部门分别加以采纳的”。并且对其中的一些建议，作了具体回答。这次活动改变了民主党派过去一般反映情况的做法，进而提出了可行的建议，极大地增强了党派成员对国家大事的参与意识和政治责任感。

    1981年，在伯昕同志的倡议和主持下，又对国家的出版工作开展了一次全会性的、献计献策活动，向党中央提出了六点建议，引起党中央和出版界的重视，对促进出版工作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又发展到与全国政协教育组、全国教育工会联合组成调查组，进行专题调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从此，围绕国家大事献计献策成为民进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一项经常工作。这种献计献策活动，实际是走出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条新路子，成为参政党发挥作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组织特级教师到外地参观学习和交流经验，
开拓了民主党派智力服务的新领域
    民进会员中，中小学教师占很大比重，伯昕同志十分关心他们。他经常讲，中小学教师任务重，工作忙，收入低，很难有到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我们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适逢1980年年底，民进中央召开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和业务都很先进的会员，伯昕同志就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几位会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到西安、延安参观学习。他指出，重点是访问延安，使他们增加一些延安精神的实感，更好地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同时，也要进行一些交流教育教学经验的活动，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关于参加这次参观学习的人员也是伯昕同志精心挑选的。其中：有年逾古稀，桃李满天下，愿为教育献终身的老教师；有原为家庭妇女，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成为特级教师的中年教师；有在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对中、青年教师做好传帮带工作的老教师；有学校的卫生工作者和总务工作者。这五位同志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具有典型意义，对激励教师献身教育、办好学校，都有重要的榜样作用。从这一参加人员的挑选中，可以看出伯昕同志领导一项工作，是多么深入实际，多么认真，多么细致啊!

    这次活动，先后到了陕、甘、宁三个省(区)的西安、延安、兰州、银川、石咀山五个市，历时25天。在参观学习中，尽量抽出时闯，举行了教育教学经验汇报会18次，观摩教学7次，各种座谈会l0余次。各地参加这些经验交流活动的约1．6万人，不少中小学教师从几百里外赶来参加。这次活动，受到各地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宁夏区委统战部一位副部长盛誉这次活动是对党派工作的一个促进，是为党的工作如何为四化服务创了一个先例。

    1982年，民进中央又应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局和有关方面的邀请，组织教育研究小组一行四人，到呼和浩特和包头市讲学，交流教育教学经验，前来听学术报告、参观观摩教学，参加各种座谈的，有呼、包两市的大中小学教师和内蒙古各盟以及一些旗县的教育工作者一万多人，影响十分深远。

    1983年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五个民主党派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服务(简称智力支边)的挂钩会议。民进中央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当即承担了支边任务20余项，后增为40余项，并立即付之实行。从此，为民主党派发挥其教育科技人员比较集中的优势，以其智力为四化建设服务，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作为民进来说，人们不会忘记，是伯昕同志引导他们走出了这个第一步的。

三、支持各地方组织办学，拾遗补缺，
打破了教育全靠国家办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困难局面
    早在1980年，民进中央向党中央就中小学和师范教育提出十点建议时，就根据形势需要提出了多种形式办学的建议。是年9月，民进天津、桂林两个地方组织就率先行动起来，前者办了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后者办了前进补习学校。伯昕同志当即支持这一新生事物。他说：有的同志提出民主党派办学的问题，这是大好事，我个人表示积极支持。他知道民主党派当时做这件事是有议论的，有的认为，“民主党派是政治组织，办学是不务正业”；有的认为，“民主党派也搞教育业务活动，手伸得太长了”。他说：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就要宣传。只要对四化建设有利的事，客观上有需要，主观上有可能，我们就要大胆设想，大胆试行，知难而进，积极主动地去做。伯昕同志深刻领会党中央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精神，脆怀四化，敢于创新，思想明，意志坚。由此可见一斑。

    从l980年9月至l982年9月的两年时间内，民进有27个地方组织办起了40所各种形式的学校、补习班(包括文化补习班、教师进修班、职工业余学校)，共有296个班级，学员16000余人。学校经费主要是以校养校，收取少量学费，个别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少量补助。由于他们办学首先有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积极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办学班予，教学认真，讲求质量，见成效，见人才，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社会舆论的好评，以及企业领导、学生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1982年9月，全国政协召开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学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应邀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一致肯定了民主党派办学的这一新生事物。他们指出，党派办学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符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花钱少，见效快，利用“余热”，拾遗补缺。民主党派办学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创造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教育部的负责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教育同样也要搞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大家办学，就是这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外，伯昕同志为了帮助中小学会员解决教学参考资料的困难，把民进中央的图书馆改为流通图书馆，充实图书，供会员、特别是边远地区的会员借阅，并代他们购买图书。从1979年至1983年，接待会员19700多人次，流通书刊l4500多册，代购书刊7400多册。流通图书馆还应会员的要求，编印了《中学语文教学资料索引》、《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选辑》，并代他们复印资料，深受广大会员的欢迎。伯昕同志还积极支持老教师总结教育教学经验，鼓励和帮助他们把经验写出来，传之后人。他还打算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会员服务，兴办一些力所能及的文教事业，倡议成立了民进中央文教基金委员会，并首先将自己的工资积蓄3000元捐作这个文教基金。他还邀请民进会员中的几位老出版工作者筹建出版社，以缓解出书难的问题，并帮助会员出书。等等，等等。伯昕同志真是一心扑在四化建设上啊！

    1982年9月，伯昕同志列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他怀着极其振奋、激动的心情，传达了大会精神。他说：这次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宏伟纲领，我们应该不辜负党的殷切期望，鞠躬尽瘁，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是年年底，伯昕同志因病未能出席民进中常会(扩大)会议，他作了题为《六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会务汇报和对今后工作的意见》的书面报告，殷切致意，希望大家思想更解放一点，创新更大胆一点，眼光更看远一点，工作更抓紧一点，进一步振奋革命精神，树立搞好党派工作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努力把民进工作搞好，表达了他胸怀四化，时不我待的紧迫情思。不久后，伯昕同志就住进了医院，竟至不起。

    1984年3月27日，伯昕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太早、太早了啊!
  
    我们缅怀伯昕同志，仅仅追忆他胸怀四化，勇于创新，干了如上的一些实事，那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透过这些实事，看他作为党的统战工作者，是怎样团结大家齐心合力去干这些实事的。伯昕同志在工作中，谦虚谨慎，和蔼可亲，遇事身体力行，做在前面，以他的言行影响人，团结人。

    首先，伯昕同志非常尊重民进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兼职的多。伯昕同志作为常务副主席，经常走访这些兼职领导人，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他经常讲，要尽量把机关的具体工作，向他们作汇报，便于他们出主意，作决定。他说，报道民进中央的工作，主要是报道他们的工作，要尽量宣传他们为党的事业所作的贡献，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民进中央有一位兼职领导人，在悼念伯昕同志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伯昕同志“是个最好的党的助手”，“他工作十分认真，极端负责”，“对同志们又是恳挚、亲切”，“这种谨慎的工作态度，我们都应当向他学习。”

    其次，伯昕同志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团结人，堪称“无微不至”。他认真领会党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即时传达党的领导在这方面的指示，扎扎实实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例如，1979年年尾、l980年年初，民进中央和全国政协联合举行了一系列的座谈会，了解情况，反映问题。凡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伯昕同志总是叮嘱经办人员立即向有关方面反映，并负责联系催询，直至件件落实。有的同志的落实政策问题，他还亲自奔走，找中共中央统战部，找其他有关部，并个别访问本人，力争早日得到解决，把党的温暖送给这些同志。

    他还采取各种措施，抓住一切机会，深入到会员中去，做好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团结人的工作。例如，召开经验交流会。1980年，伯昕作为当年应办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前面说到的献计献策工作)，精心筹办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极大地调动了会员为四、化建设献计出力的积极性。组织和参加各种座谈会，是了解人、尊重人、团结人的最好机会。伯昕同志十分重视座谈会上谈出的问题，力争做到件件有交代。有位会员以《谈“谈”》为题颂扬了这种座谈：“我大声为此叫好”，这“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对鼓舞人们的斗志，当不无裨益吧”。此外，每当外地会员来京参观学习或公差时，伯昕同志总要到这些会员的住所去看望他们，问寒问暖，并听取意见和要求。有时抱病也要前往。每次民进开大会，代表们报到后，他就要到各个住房去看望，便中通报一些情况，征询一些意见。他在与会员接触中，始终贯彻帮助会员提高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精神，为会员服务。同时，注意发现人才，推荐人才，有的吸引到会里工作，有的向全国政协或有关方面推荐。直到现在，许多同志对伯昕同志如此深入群众，亲切交谈的情景，仍然念念不忘。

    再次，伯昕同志对机关干部的关心、培养和提拔，既饱含着统战工作团结人的精神，更是他着意为统战工作培养和教育一批新人的一个重要方面。伯昕同志曾这样讲过：“我是民进的常务副主席，如果我不能在民进培养出一批好的干部，这是我的耻辱。”他考虑得多么深远啊!他每天到机关来，总要找几位同志谈心，讲形势，提要求，交换意见，鼓励大家胸怀四化，敢于创新。如有可行的建议，他就鼓励大家放手去干。他在一份工作设想中就是这样批示的：“要大大解放思想，大胆抓下去，事在人为，形势大好。”“新局面的路子很宽，要动脑子去干。”他对于干部的汇报请示文件，批示十分具体，对的积极支持，不足的认真补充，而且语中充满关怀和期望，情真意切，予人以温慰和动力。他十分尊重干部的劳动。例如1981年民进中央向党中央提出《对出版工作的建议》后，没有几天，党中央就作了完全肯定的批示。伯昕同志知道后，立即通知经办人，到有关部门把批示抄下来，通过民进的刊物通报全会。这当然不只是对机关干部的极大的鼓励，也是对全体会员的鼓励。伯昕同志特别重视中青年干部的培养。他经常提醒大家，要把中青年干部推上前线，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成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他对每一个干部都一样的关心。例如，他常常讲，对于机关的打字员也要帮助他们学习，在当前是做好打字工作，等到他们年岁较大时，使他们可以胜任其他的工作。他对每一位同志，不仅是关心他的现在，而且关心他的将来。每当民进开大会，工作比较集中，时间要求比较紧迫，干部工作十分辛苦，伯昕同志在百忙之中，总要到各个工作室去看望大家。

    伯昕同志有一整套严肃的工作作风和完整的工作方法。这就是：一要一心为四化；二要做到三个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三要四个善于，善于抓问题，善于抓建议，善于抓典型，善于抓成果；四要五个强调，强调调查研究，强调总结经验，强调做事有始有终，强调当无名英雄，强调团结协作。伯昕同志就是认真照这样做的。这也是他教育和培养干部的极好教材。

    党的统战政策的伟大，在于有一大批统战工作者善于把党的决策、党的事业的要领，原原本本地传递给多多的人，并且团结和带领这多多的人共同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人民日报》于1982年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统战工作》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周恩来同志不愧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战工作的第一个模范”，要求大家向他学习。伯昕同志以他的言和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好榜样。

    伯昕同志逝世后两年，民进中央和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为了纪念他，出了一本书：《怀念出版家徐伯昕同志》。叶圣陶老人为此书写了序言。序言的开头就说：“伯昕同志逝世二年多了，在许多场合，咱们老是想起他。咱们常常这样说：伯昕同志要是还在，他会这样说吗?他会这样做吗?他不在咱们中间了，使咱们永远感到怅惘。所以我想，出版这本纪念集，意义远远超出了寄托哀思。咱们得向伯昕同志学习，为了负起咱们的责任，做好咱们的工作。”人们都是这样的怀念伯昕同志，我们多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