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河东区甜茶种子:一枚无法停止旋转的陀螺

 《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商鞅生活的时代一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也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的大转型时代。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所谓大争，就是争得全面，争得彻底，争得漫长艰苦，争得残酷无情。在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铁血现实面前，全面的国家竞争变得如此赤裸裸地白热化：无能的庸才被抛弃，昏聩的国君被杀戮，名士英才成为天下争夺的瑰宝，明君英主成为最受拥戴的英雄……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恢宏博大的历史交响乐。

商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讲求事功、追求实效的时代氛围中。群雄逐鹿、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已经拉开帷幕，只等着商鞅的表演了。和战国时期其他奔走权门、待价而沽的谋臣策士一样，商鞅同样以追逐功名、实现理想为人生第一要务。而秦人轻视仁义，崇尚货利，积极进取的社会价值观，又为相时而动的商鞅提供了用武之地，促成了秦孝公与商鞅的君臣际遇。 

时势造英雄，英雄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如果说苏格拉底可以在宽松民主的社会环境中如闲云野鹤，来去自如，商鞅则如同一枚无法停止旋转的陀螺，在功名是非的漩涡中自身不由己地愈滑愈远。

秦国的先人曾称霸一时，那时“广地千里，天马致伯，诸侯毕贺。”到秦献公时，秦国却衰落下来。秦献公为强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镇抚边境，徒治株阳”、“修缪公之政令”，但都没有成功。秦国陷入四面楚歌之绝境，辎重耗尽，兵源匮乏，国力虚弱。秦孝公即位后，秦国危局如独木撑天，摇摇欲坠，不仅被排斥于诸侯会盟之外，而且各国对秦“戎翟遇之”，这使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六国还在山东召集大会，准备瓜分秦国。内外堪忧，秦国的生死存亡，压在一个22岁的年轻君主身上。

秦孝公清醒地认识到秦国的落后与六国亡秦之心，亲自手刻国耻碑，以血涂字，立于宫门，誓以变法强国。此后大召天下贤士，以图安邦定国之良策。为了求贤变法，秦孝公宣称，“有能出奇计强秦者”，我不仅可以给他高官厚禄，甚至可以分疆裂土与之共享。能够把国土都拿出来作为奖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六国人才，如过江之鲫，争先入秦为官。

商鞅原本是卫国同君的一个庶出孙子，人称卫鞅。他从小就饱读管仲和子产的“刑名之学”，非常有学问才干，年纪轻轻时就已经成为法家思想的一代巨子了。郑良树先生在《商鞅评传》一书中说：“商鞅博学多才，兼习法、兵及杂家的学问，对社会及时局有特别敏锐的观察力和权衡力”。

在战国多变的社会局势中，象商鞅这种极其自信的才智之士，绝不会甘心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无所作为终老山野，而注定是要寻找机会影响历史的。而这位满腹经纶的青年政治家，却因为周朝宗法制规定“嫡长子继承制”，庶出的他注定永无封嗣治国之望。于是怀才不遇的卫鞅来到魏国，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痤手下做了一名小官，很快就表现出他杰出的才能，深得公孙痤的赏识。公孙痤临死前，曾把卫鞅推荐给魏惠王做相，并再三叮嘱：“如果不用卫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但魏惠王对公孙痤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既没有重用卫鞅，也没有杀他。

在求职招聘之路上一再受挫的卫鞅，心情之烦闷苦恼可以相想见。正在此时，他听说西部边塞小国的秦国秦孝公求贤若渴，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收拾包袱直奔还极为弱小的秦国。当时盛行的宗法制在秦国社会中根植不深，使秦的国家权力系统和机制呈现出开放、灵活、竞争的特点，与东方各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只要愿意为秦效力，就可以在秦统治集团内担任重要角色。如春秋时的百里奚、蹇叔、白乙丙、西乞术等，这些人非但不是秦宗族，有的还出身卑微，甚至来自“野蛮”之族西戎。秦国敞开国门招纳贤才，为卫鞅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政治文化条件。卫鞅决心就烧秦国这个小国家的“冷灶”，投资这支不为人注意的“潜力股”。

卫鞅只身一人游遍秦国穷山恶水，深入荒村野镇，了解当地民俗民风，努力寻找秦国落后的根源，竭力暝思治秦策略。同时，他也被这朴实，坚毅的秦风深深吸引。到了秦国以后，卫鞅不惜躬身屈膝，想方设法通过孝公宠臣景监与秦孝公见了面。卫鞅先积极推销他的帝王之道，谁知话不投机，秦孝公不感兴趣，两眼微闭，昏昏欲睡。第三次会面时，卫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的思想，大谈富国强兵之道，他的《治秦九论》更使孝公看到了秦国的未来希望。秦孝公听得非常高兴，“不自知膝之于前席也，语数曰不厌”。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一连谈了几天也不觉得累。于是，卫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深谋远虑的卫鞅识破了秦孝公对赢得霸主权威的渴望，也看到了自己借权变法的曙光。两人一拍即合，立下“君臣相知，永不相负”的誓言。秦孝公拜卫鞅为相，开始了君臣二十年的大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综上所述，虽然相距的时代并不遥远，但苏格拉底和商鞅却完全走的是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当苏格拉底致力于“人”本质的哲学探索和思考时，在中国，功利的时代却决定了商鞅功利的追求，而功利的秦国又为商鞅提供了实行功利政策的现实土壤。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将中国战国时期称作“政治资本主义”阶段，意即彼时的列国政治之争，是通过合理化的社会改革以增强国力来取得霸权的，并将商鞅称作“理性化内政的创始者”。这是对商鞅改革毫不夸张的最高评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候，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商鞅在农战、内政上的改革措施给秦国带来了显著的效益，变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商鞅因变法有功，于秦孝公十年(前352年)被提升为大良造(又称大上造，在秦的二十等爵中，属于第十六级)；商鞅打败魏军之后，秦孝公为稿赏他，任命他为秦宰相，并把商于地区的十五座城邑封赐给他，号称“商君”。从此公孙鞅变成了商鞅。昔日寄人篱下的门客，用个人奋斗的成功为自己换来了封地和姓氏。至此，可以说商鞅功成名就，在乱世中成就一番大事业，辉煌达到顶点。他每次出门，必车驾豪华，随从如云，前呼后拥，威风八面，与当年爱民如子、清廉俭朴的前宰相百里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祸福相倚。极盛之时的商鞅，同时也埋下了身首异处的悲剧种子。他自欺欺人地沉溺于胜利的表象里，孤独地享受着酷刑压制下的万马齐暗，也孤独地享受着人生的巅峰。当他强调“刑无等级”实施严刑峻法，并对社会权贵的既得利益毫不考虑时，已为自己种下了祸根。正所谓“商君相秦十年, 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对于人民大众而言，他的变法并非福音。他如同一位日暮途穷的旅人，为了通过变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不惜用浸透铁血的鞭子抽打着人民在苦难之路上飞奔前行。老百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惶惶然不可终日。对于贵族阶级而言，商鞅变法仅仅依靠秦孝公一人支持，实施震动全社会的变法，当时就有不少人侧目而视，只不过敢怒不敢言而已。商鞅树敌过多，积怨甚众，企图暗害他的人不在少数，为此不得不严加防范，以至每次出门，“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参”，持矛、操戟的护卒“旁车而趋”，而且“此一物不具”，商鞅就坚决“不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权力是君王的私有财产，官职只是个人的身外之物，君王的轮替和喜怒将决定大臣的命运，其兴衰荣辱皆源于一纸公文。一旦失去官位，一切与官职俱来的东西将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因此，当老君王一死，新君王登位，商鞅立即成了孤家寡人、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