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装饰风格:李英男：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2)

李英男：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2)

发布时间:2011-12-26 10:23 作者:李英男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22次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12月，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在一些同志的建议下，我首先到胡耀邦的老友、又是父亲的熟人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告诉我，耀邦同志到中组部以后，那里的气氛焕然一新，被人们誉为“解放区”，中组部的工作重点目前就是重新审理“文革”中的案件。他建议我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1978年4月初，我来到西单中组部大楼门前。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前不久，这里还是康生一伙盘踞之地，如今会有什么变化呢？我在传达室报了自己的姓名，并鼓起勇气说出：“我是李立三的女儿”。“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李立三”的“称号”在我头上已经压了10多年，我好久好久不敢这样大声说我父亲的名字了。传达室人员听到后，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让我进门去某某室。我一推开门，一个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老人马上站起来，把我迎进屋里，别人都称她为尹大姐。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立三同志的女儿呀!欢迎你!这里都是自己人，有苦就诉，有冤就申呀!”这几句热忱的话顿时激起我心中的情感波澜，我抛弃一切顾虑，详细叙述了我们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尹阿姨热情安慰我，向我介绍耀邦同志在中组部的工作及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坚决态度，让我相信问题肯定会得到解决。最后，她留下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表示一旦有了消息，就马上告诉我。 　　两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有一天终于接到中组部的电话，尹阿姨的声音仍是那样慈祥，但其中增加了几分深沉。她告诉我，这一段时间，中组部做了很大努力，想把李立三、李莎的案件从“三办”手里接过来，重新审理，但是“三办”坚持不肯放，中组部目前还不好下手。尹阿姨怕我太伤心，最后鼓励我说：“眼前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我们一定要继续争取，你要耐心等待。”是的，我明白，平息“文革”煽起的邪风、扭转国家的航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决心。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在20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清楚了，当时，我只听到一些零散的“小道消息”，但也足够使人振奋。人们传得最多的是有关干部平反问题，说是“三办”要马上予以撤销，所有档案都要转到中组部，重新审查。不少朋友，包括父亲的老秘书李思慎，都敦促我赶快给中央写信，并直接把信递到胡耀邦手里。12月2日，我拿着写好的信，在萧三之子萧维嘉的带领下，来到胡耀邦一家当时所住的富强胡同。那是星期六的晚上，胡耀邦没有在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胡德平、儿媳安黎，他们答应马上把信交到胡耀邦手里，叫我放心。我知道，胡耀邦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但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如此迅速，办事速度会有如此之快。星期一上午，他到中组部上班，立即下达明确批示，下午中组部就给北外打电话，没有找到我，星期二一大早又打，让我赶快过去。我骑车赶去，中组部的同志们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然后重新做结论。中组部要求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并让我注意不要走漏风声。 　　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和北京外语学院代表程丽真老师一起踏上去山西的路途，于12月下旬把母亲接回北京，安置在北外筒子楼简单住所里。许多亲友、同事、学生闻讯后，络绎不绝地登门慰问，庆贺她重归首都、与家人团聚。高兴之余，母亲念念不忘她和父亲的组织结论，要求我反复和中组部联系、催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有了根本转折，但是极“左”思潮尚未彻底肃清，不少人头脑中“文革”时期的观念仍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李立三、李莎冤案的彻底平反也经历了一段过程。1979年夏，中组部干审局提出的一个结论草案不尽人意，没有明确平反昭雪，只是写上：撤销中央三办关于“苏修特务，清除出党”的结论，给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按病故中央委员召开追悼会。母亲和我看了这个草案后，当即表示：这里的关键是缺乏“平反”二字。明明是“文革”浩劫时期的冤案，为什么还要保留“1967年6月23日经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提法？父亲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为什么要写成“病故”呢？母亲还强调指出：李立三的冤案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仅是我们家属的问题，当年制造这个冤案从上到下株连了许多无辜的同志，其中有些人甚至含冤而死，或精神失常。李立三的冤案若是得不到平反，其他同志的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 　　母亲当时不仅口头申辩，也给中组部及中央领导写信，反映自己对结论的意见，要求平反昭雪。父亲许多生前好友，特别是受迫害很深的赵洵、林利等同志都支持她、鼓励她争取彻底平反，并建议再一次递信给胡耀邦。母亲平时不喜欢惊动领导，但此次事关重大，必须完成父亲的遗愿，于是她派我再次去胡耀邦家里，把信送上去。胡耀邦此次具体有什么批示，我们不大清楚，但事后不久，事情显然有了转机。中组部对母亲的住房等生活问题很快作出了安排，派来共同研究结论的干部也重新换人，态度和口气与过去大有不同。经过反复推敲协商，1979年12月27日，他们终于为父亲作出一个公正的复查结论，明确写上：李立三同志1967年6月22日因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致死。1975年8月4日，原中专三办结论，纯属冤案，予以撤销。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按去世中央委员举行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和母亲的结论同时也得到了解决。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贾拓夫(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举行大规模追悼会，有700多人参加。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追悼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这篇由中央审定的悼词充分肯定了父亲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指出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期的白区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朝气蓬勃，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困难情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最后，王震同志大声宣布：“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统统推倒”。我和母亲站在父亲的大画像之下，激动不已，心想：父亲在天之灵，如能听到这些话，也当感到宽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