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东京逃杀游戏:鲁迅之疑——“国民性”的检讨再检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7/04 22:28:48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中国问题现在已变得远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部问题了，可以说，它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20世纪，它将是一个比现在更为紧迫的问题。”
1892年，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为他的《中国人的特性》在英美再版写这个绪论时，尽管已经预设了长远的100年，还是没料到预想的还不够远。100年后的又一个90年代里，像是返老还童，这本书至少有4个版本在中国出版，英文版至少在2002年又一次再版。新一轮对“中国问题”的检讨被重新启动，当然不是来自于这么一本很不严谨的随笔集。就像“五四”前后的国民性讨论由自省到反省，转而批判，继而“自蔑”，终是有一个现实处境和一种理想来打底的。
于我而言，这种检讨从有所共鸣的那一刻，就伴随着几近自我否定的刺痛。百年更变，悠悠岁月，当年时贤们的理想与今日的理想有哪些区别？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处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或者感受自我否定的刺痛或者沦为阿Q的纠结之间，是否有一条自我和解并与世界和解的道理？正是在这种纠结中读到的鲁迅，便有异于之前读到的教科书导读了。从鲁迅去世前的“一个也不宽恕”，回溯到他从文之初的《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鲁迅的斗士形象方显示出另一种面貌，其间30年横眉冷对劣质的“国民性”，竟迂回错综地起自那样一种对自我和解的期望。
1919年6月4日，军警在北京街头准备抓捕演讲的大学生
多少事，从来急
鲁迅的年代，那是一个世界格局重组的年代，与今日的世界竟有某种相似。鲁迅的年代，有科学派，有启蒙派，有国粹派，有革命派，有民族主义，有世界主义，有无政府主义，有蝴蝶鸳鸯，有费厄泼赖，众声争鸣，可是鲁迅为什么说，“故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他的理由是，“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由此开始，这也是鲁迅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同倡者胡适、陈独秀的出发点。胡适和陈独秀的新文化都指向某个制度设想，鲁迅在众声争鸣中却坚持回避具体的制度设想。
“不揆诸心”是一个提示。陈独秀在开启新文化运动时解释说：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那就不用变法维新，流血革命，免得劳神费力。陈独秀的这番讲解不只是针对保守力量的，他实是道出了在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对于中国，关于现代的观念是由竞争概念被启发的，从开办洋务、维新变法到革命思潮，都是在选择新的方式来组织被国际竞争冲散的中国社会，使之适应现代生活。因此相关的言论和设计都带有仓促的策略性质，所根据的理论和现实资源，必定带有过于强烈的外源性，此情势中，揆诸心，难。
甲午战败后，严复编《天演论》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优胜劣汰的新价值观，其心可鉴，其意也切，再也没理由从本民族的气质中去发现价值。作为《原强》动力和衡量种族优劣的“民力、民智、民德”几项指标中，“尚力思潮”一时骤起，梁启超、鲁迅都曾有文推荐斯巴达精神，其首举就是严复从进化论演绎出的“鼓民力”之说，在急于适应和满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需求中，中国过去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国民性格都成了民族生存的障碍。在严复的时论中，国民性改造的愿望就迅速清晰起来，虽然他还没有使用这个词语。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方案大致是从“兴民权”开始，《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梁启超梳理的因果线索是，“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所以，“今日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要通过变法，抑君权，伸民权，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无奈，变法未成。1900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把“兴民权”的方案向后退了一步，他寻根摸脉的语气和结论都是开创性的：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开民智一说，在梁启超，是一项回炉再造旧话。戊戌之前，梁启超曾赴湖南，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随即启发了湖南学堂林立，这是他倡导的遍设学堂以“开民智”的实践，而广兴学会是以“开绅智”，“课吏馆”则是为了“开官智”。在重说开民智的同时，他又时而转回兴民权，“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循着他的言论，我看到了那个因是果、果是因的踌躇，纠缠不解的困境。
1902年梁启超开办《新民丛报》，从这个半月刊的刊名，大约可猜测梁启超还是把国民性改造视为“第一急务”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主旨而写作的《新民说》，从《新民丛报》创刊号开始连载。与新民形象相呼应的，是对西方现代观念广泛的引介和诠释，在1902年10月《干涉与放任》中，马克思主义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梁启超还做出了“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之世界”的预言。
梁启超曾踌躇其中的那个因果困境，并没有因为他的新民说而化解。同是开办于日本华人中的刊物《浙江潮》，以今天的时间距离来看，其“输入文明”，“发其雄心”，“养其气魄”，“汹涌革命潮”的主旨，与梁启超并不对立。但在当时，发自《浙江潮》的反驳说，必须先有新政府，才会有新民。因此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倒因为果”。新制与新民，究竟孰因孰果的异见，也出现在严复和孙中山之间。1905年时，革命思想已成思潮，思想先驱者严复却冷言相向，他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他比之梁启超，更少犹疑，认定只能从教育开始启发民智，之后才有望其他的改变。而孙中山在对中国国民性的检讨上，与严复、梁启超并无大别，而且他们一致将其原因都归之于千年专制所造成的积习。但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不适于共和的立场，被孙中山讥为“曲学之士”，孙中山质问的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书读至此，此情此景回响至1963年，毛泽东也有这一声高叹：“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辛亥革命后“曲学之士”那个“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的警告，应验在了时局的阴晴变换中。君权推翻，民权却没有如愿而兴，新民也没有如期而立。终于，胡适发誓20年不谈政治，这话是他在新文化运动早期说的：“民国6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20年不谈政治，20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
较之疾风骤雨式的政治革命，新文化运动看似是一种温和的国民意识的基础建设，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对中国屡次失败的解释形成共识后，对国民意识的建设，自然要伴随着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与最激进的观念之间，究竟有怎样的逻辑关联，是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比如为我们熟知的文字拉丁化方案，即使在今天也显得激进，尤其是对比时贤们所要融入的欧洲现代文明，使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等，摆脱拉丁语的权威，本是包括在现代民族运动的题意之中的。对如此激进的方案，权且理解为一种改造国民性、融入新文化的决绝心志。
在这种决绝中，这种否定性描述在《阿Q正传》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群像。而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这个结果呼应了严复推想的“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鲁迅只是给甲和乙起了名字，其质地无异。
到左派力量聚集起来后，国民性的批判再一次卷入制度革命的疾风骤雨中，国民性与制度孰因孰果，又一次被重新调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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