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伤感的英文歌:《我们是谁》第二篇 人之道7

可见，平常无事保持节操是很容易的，难就难在非常时期。陈毅有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信夫！

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灵活性，需要适时而变。但我们也需要一些终生不变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才支撑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引导着人类不断上升。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东西，将是人类世代相传的人类思想的瑰宝。这也许是中国哲学中“道不变”的外在表现吧。

内圣外王

我们一向对天下事比较关心。顾炎武有一副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每一个读书人都耳熟能详的。我们这种关心天下事的精神虽然一度几乎消失殆尽，但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灵魂深处，时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泛起。这灵魂的烙印是如何烙上的呢？古代的《大学》可以说是重重的一笔。《大学》原来是《礼记》中的一篇。到了宋朝，新儒家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称为“四书”，作为儒家哲学的基本经典。儒家说《大学》是曾子所作（曾子是孔子的得到真传的学生），但并没有实际证据。《大学》第一章就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又叫做《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

这“三纲领”和“八条目”首先讲了一个人如何开始学习知识，做好“格物致知”。有了知识后才能正心诚意，认真做人。自身做好了，才能使家庭和睦。家庭和睦后才能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好了，天下才能太平。这是一条由内而外、由己而天下的路线。事实上，这个问题讲的是人如何沟通知识、道德、政治诸领域而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如果做不到全面发展，达不到治国平天下，那么修身齐家亦可，即沟通道德和知识而达到“德才兼备”。

对君主而言，要想治理好国家，平治天下，首要的是要修正自己的道德。领导人必须有德，这是内圣。然后将其推广到政治，这就是外王。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王。如果君王没有圣君必备的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圣王之统领万民，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化民。孟子区分了王道和霸道。王道就是圣王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其作用在德。霸道就是通过暴力和强迫，其作用在于力。孟子认为，君主应该实行王道。王道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之上的。《孟子·梁惠王》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衅钟”（用牛的血涂抹钟），他“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齐宣王觉得牛很可怜，因而命令用羊去替换它。于是，孟子认为齐宣王可以行王道，因为他有道德上的善，只要把人性中的这种“不忍人之心”加以推广到政治领域中就可以沟通诸领域而成为圣王了。

这是就君王而言的“内圣外王”。那么，就平常人而言，如果不能平治天下，就要德才兼备，或者应该是德高于一切。虽然历史上曹操曾经下招贤令：不论肖与不肖，只要有才能就可以。但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德才兼备是主流，并且，德是据首要地位的。

在古代中国，即便是商人，也重视自己的名与德。归有光在《东庄孙君七十寿序》云：“昆山为县在濒海，然其人时有能致富封君者。近年以来，称贤者曰孙君……自其先人……为人诚笃。用是能以致富饶，至孙君尤甚，故其业甚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人士皆乐与之游，而以有缓急告者，时能周恤之。于是君年七十，里之往为寿者，皆贤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与之姻，言于余，以为君非独饶于赀，且优于德也。”归有光此文暗用太史公《货殖列传》“君子富，好行其德”的笔法，以“德”字为这位孙姓富贾颂寿，这是一种极高的礼赞。昆山是人文极盛之地，而“贤士大夫”都肯为一位商人祝寿，仅此一点，即可见其人德望之隆。

商人自己也非常重视“德”。汪道昆在《吴伯举传》中记载：大盐商吴时英的“掌计”(即今天经理之类)假他名义向其他商人借了一万六千缗，后来还不出来。有人向吴时英建议：“亦彼责，彼偿，尔公何与焉？”他答道：“诸长者挈累万而贷不知。何者？人信吾名也。吾党因而为僭，而吾以僭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详。”最后这笔债务由吴时英自己偿还。这个例子可证商人对德的重视，对名的爱惜。

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圣外王”之学认为一个人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才能治理好人民，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强调了德的重要，同时也指出了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这也就是平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不仅仅有颜回那样的自身精神之乐，而且还要有一种深沉的社会责任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朱熹评论他说：“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范仲淹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也曾经守卫西北边境四年，遏制了西夏的侵扰。有诗为证：“塞下渔秋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无归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讲王安石为什么做宰相。王安石说：“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吾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论也。”王安石又说：“吾正以雪峰一句做了宰相。”是哪一句呢？宋朝《高僧传》载，雪峰是雪峰义存(公元822—908)赐号真觉大师，是青原五世法孙。雪峰说：“这老子尝为众生做什么？”王安石受雪峰的话影响，而做了宰相。为了禅宗和尚的一句话而做宰相，变法图强，做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修身后更重要的是能治理天下，将知识和道德转化为事业，做到知识、道德和政治诸领域皆可沟通而成就“内圣外王”。故而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话，却被几千年来所误解和异化。读书修德优秀了，就该入仕，去做事业，但却被人异化为读书修德是当官的敲门砖，仅仅作为形式而存在。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的形式，而需发扬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读死书，死读书，成为书呆子。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分化得更加详细。人几乎不能做到沟通各个领域。每个人只能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好。这当然是现代人的悲哀。但是，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所以，我们不认为杰出成就的知识分子去从事行政工作就是做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平治天下。现代社会的“内圣外王”应该是做好本领域的工作的同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做为人类的一分子，应该对人类的前途关心，发扬中国古代哲学积极入世的精神，共同探讨关心人类的未来，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做到的“内圣外王”。

三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豹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修养道德，建功立业，写文章以传后世，这三件事可以使人不朽。立德、立功便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了。历史上立德传之不朽的如伯夷、叔齐之类。立功便如大禹治水。后来儒家中一些进入仕途治理国家的人，都可以看做是建立功业。立言，就是留下一些文章以传后世，这在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我们常说：“文章千古事，名利一时空。”中国人对有关文字的事一向持尊重的态度。许多人把写有字的东西都留下来。比如我祖母，她一字不识，但却懂得爱惜字纸。她从来不用我们画过字的纸来引火做饭，她认为那是造孽。每当我将书枕在头下当枕头或者坐了一本书或者看书折页时母亲就大声呵斥，觉得这样做太不尊重文字。这种对文字、文章的尊重，在中国人这里是流传已久的。记得古代有一个和尚，把写有字的纸收集起来，埋在一起，称为字冢。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是对文明的尊重。这来源于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是对人类前途负责的态度。

苍颉造字，天地哭，鬼神泣，这体现了人类已从对天地、鬼神的信仰中自觉地醒来而把握自身的命运。故而天地哭，鬼神泣，它们的哭泣是对人类能力的恐惧，也许夹杂些悲哀和担心。从此人类有了自己的文明历史。历代文人都将延续这文明作为自己生来的使命。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辛勤整理古籍，传播着人类文化。老子虽讲无为，却也留下《道德经》飘然而去。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却也得借助于指月之指，留下《六祖坛经》。只因为我们的先祖对于立言之事十分注重，我们才有这绵延几千年的文化。

历史上有推敲的故事，有一字之师的故事，都是讲中国人对文章之事的在意。

唐代诗人贾岛是有名的苦吟诗人。他诗思奇僻，“三年得两句，一吟泪双流”。他写有一首《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其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最为有名，是历代传诵的名句。“推敲”二字还有一段故事。一天，贾岛骑在驴上，忽然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初拟用“推”字，又思改为“敲”字，在驴背上引手做推敲之势，不觉一头撞到京兆尹韩愈的队伍，随即被人押至韩愈面前。贾岛便将做诗得句一字未定的事情说了。韩愈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立马思之良久，对贾岛说“作‘敲’字佳矣”。这样，两人成了朋友。这推敲一词也由此而来。这是诗人们的吹毛求疵吗？非也。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负责精神。韩愈认为“文以载道”，孔子认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都是指立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功能的重要性。因为“文章千古事”，文章是流传千古的，所以来不得半点马虎与随意。而今，这种传统却被异化了。文章成为形式，成为某些人的玩艺，而那种原始的内涵却渐渐失掉了。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在新时代下的重新解释。现今，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一扫文坛上那种“玩”的阴霾，重新找回传统的“立言”的谨慎与负责。这并非是将立言与政治靠拢，而是立言本身的历史意义所要求的。立言应着眼于人类自身，着眼于整个宇宙，这才是“立言”的根本。

不在一个地方跌倒

中国人特别重视历史。据《春秋》记载，齐国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史官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将史官杀掉。史官的弟弟接着写“崔杼弑其君”。又被杀掉，他的弟弟又如此写，又被杀掉，这样连续杀了三个人。他的三弟继续照写不误，崔杼没有办法，放了他。当时齐国南部有一位“南史氏”听说了这件事，捧着简册，日夜兼程赶来，准备续书此事。后来听说齐史已定书史事，崔杼已经不再杀史官了才回去了。中国人重视历史的真实记载，史官为此殉职亦在所不辞。

我国殷商时已设立史官，春秋时期就有史官编修历史。如晋国的史书《乘》，楚之史书《梼杌》，鲁国的史书《春秋》等。从北齐开始，设立史馆。后来历代都设史馆，负责修史，由宰相主管。历代统治者为了在历史上能留下清名，总是尽量能努力做好。统治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记载下来，以传后世。一般人也希望能流芳百世，文天祥有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是说死不可怕，重要的是在历史上能为后人树立楷模。“汗青”就是青竹杀青后做成竹简，古代时没有纸就将历史刻在竹简上流传后世。

中国人重视历史的心态与中国人将历史不仅仅看做事实的记载的思想有关。中国人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这也是《资治通鉴》的名称的含义。我们把历史作为历代的经验总结，从中寻找兴亡的依据，以有利于现时代的统治者。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总结经验以利人类能永远绵延下去，使人类的历史能永远写下去。

这种思想与中国长期以来是农业社会有关。生活在农业社会中的人，长期注意的是春夏秋冬不停地循环下去，动、植物轮回生长，不停繁衍，一切都在时间之流中生长、消失，又重新出现。生活在农业社会中的人很少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祖先的时间意识远远超越空间意识，历史常常包含着更多的是时间。所以，我们中国人重视历史的一个重要体现是重视种族的繁衍。比如，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其实也折射出中国人重视历史的传承精神。春秋战国时期，“兴灭国，继绝族”是一个得到众人认可的事。我们的祖先认为将一个种族保存下来，让历史流传下去，这是件好事。比如，殷灭夏后，将夏的后代安置在杞国。周灭商后，将商的后代安置在宋国等。他们并不赶尽杀绝，这也是历史意识的反映。

清初，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清朝统治者为了能巩固统治，清除民族自卑感，力图消除汉族人头脑中的历史，制造了很多文字狱。其中，庄氏史案便是一例。湖州庄廷从明朝宰相朱国桢后人手里购买了朱国桢所作的一部史稿，聘人修辑刊补，增写崇祯遗事，称为《明史辑略》。书中记载了李成梁和建州卫关系以及明末抗清的事迹。后归安县令吴之荣索贿不遂，就将这本书上诉给清廷，而株连七十余人。此时，庄廷已死，遂打开坟墓烧了他的骨头。即便这样，也未能抹杀历史。原来的建州女真的确是隶属明朝的。即便爱新觉罗氏做了皇帝，这史实也是如此。所以，谁想抹杀历史，痴心妄想。

现在日本一些军国主义分子总想将侵略中国的一段历史从现今人们的头脑中抹去，让日本青年忘记这段历史。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中国人忘记了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伤害，就意味着背叛了我们的历史。我们记住这段历史，不是为了一味的仇恨，而是要警惕：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让人类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使人类的历史理性能引导人类上升，使人类一步步走向真善美。我们中国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重视历史。如果一个皇帝做了不得体的事，总有谏臣引经据典(也就是引证历史)来批评，防止皇帝再做类似的事以导致灭国。正是这种以史为鉴，防止了我们人类重新犯类似的错误，保证人类不断进步，中国人常说“不在一个地方跌倒”也是这个意思。

历史生命

中国人喜欢读历史，并以史为鉴。中国人并不把历史看做是一堆死的东西，而是至今仍活着的东西。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将自身的这段时间占有称为现在，在此之前为过去，在此之后为未来。中国人没有很强的宗教信仰，故而并不求来世。中国人喜欢抓住现实的东西，对照过去，开创未来。中国人希望能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像过去的人影响他们一样去影响他们的后代。他们的躯体虽然消失，但他们的精神永存。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生命。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历史是无限长的线，每一个人只是线中极短的一小段。每个中国人都想把自己的一小段跳出来而变成尺，来丈量下面无限长的线中的任何一段。如果一个人能从线中的位置真的跳出来而成为尺，他就可以在这条线上来回移动，而获得永恒的历史生命。正是这样的执著，才使中国人特别看重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大到英雄留名青史，小到平民留名于乡邻。每个中国人无不想获得在历史上的一席之地。即便如秦桧者之流，也大言不惭：“不能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都显示了中国人对历史生命的重视。

那么，历史生命的获得是以什么为标准呢？怎样获得？在中国，一向重视“道”。有志于道的人就会成为后世的楷模，从而获得历史生命。“道”是中国历史始终存在的一道时隐时现的光。道的含义是伦理道德、规律、正义等。更深层的含义是合乎人性，这人性是指人的理性，一种道德理性。在我们祖先看来，这种理性来自“天”。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公共精神，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的精神。正因为每个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都承认，所以，它获得了无限的支持而具有公理的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理”。

文天祥生于南宋末年，是南宋的右丞相。领兵抗元，后兵败，被元军俘虏。元世祖劝他归降。此时南宋陆秀夫背着宋代末帝投海自杀。但文天祥仍不肯归降，而选择了死亡。他临死前在腰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没有降元。因为他忠于他的“道”，也就是为历史负责，为后人负责。正因为他忠于“道”，故而获得了历史生命，“今日犹颂文天祥”。

到了现代仍有朱自清宁可饿死不吃美国大米这样忠于“道”的人士。可以说，他们正是史书中的脊梁，是历代的楷模。

中国人崇尚变易，但始终有一个大道不变。这大道引导人类不断向完美的人性靠近。这大道正是由获得了历史生命也就是获得道的中国人来彰显，从而构成历史并世代延续。

而今，有这种历史责任感，迫切想获得历史生命的人太少了。不少人求的是现世的乐与利。“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于后代的事，历史的事，谁去管它；谁人死了，也是一缕青烟而化为乌有。还是尽情地享受现在吧。缺乏获得历史生命的激情是现代一部分中国人的通病，故而现今少有英雄。尽管时代变化，生活节奏加快，一切事物都如昙花一现，历史舞台上人物如走马灯一样变换。“今朝你权倾一时，明日不知你是谁。”这种现象如吃饭一样平常。但是，这大道仍应固守，历史仍有标准。

世异则事异

中国人由于受《易》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变化的。我们将历史称为春秋就有这层意义。春去秋来，时光变幻，历史也是如此。无论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由于政治态度不同，对这种解释也不同。儒、道、墨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对逝去时光的留恋，而法家则认为历史是直线前进的。总之，中国人认为历史是变化的，故而，做事情也是因时而变，这就是世异而事异。这成为改革的依据，同时也是较为先进的进化历史观。在中国哲学历史上，战国时期的韩非、唐代的柳宗元、明代中叶的王廷相，都认为世异则事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观做了总结。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在湖南衡阳石船山，故称为船山先生。清入关后，曾举兵抗清，后兵败。1652年，为了反抗清王朝的剃发令，隐居湖南一带，过了近四年的流亡生活。晚年坚持学术研究，对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哲学思想做了全面的理论总结。他既是中国古代优秀哲学遗产之集大成的人物，也是一位早期启蒙家。特别是他的社会历史思想，对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和20世纪初的排满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王夫之根据自己对当时湘桂一带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实地考察，并结合历史文献进行研究，认为华夏民族也经历过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他说，史前的华夏族不具备文明，与夷狄无区别。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创见。轩辕氏教人文明，开辟了人类文明史。这历史也是不断变化的。从经济生活看，原始人茹毛饮血。燧人、神农开始用火烧熟食物再吃。到后稷时代农业普遍化。此后，物质文明不断提高。从精神生活看，他认为伏羲以前人们处于杂交状态，尧舜以前也没有服饰、家族之类的制度。夏商周代末年道德沦丧。直到孔子删定诗书，定礼乐而道术始明，华夏的文化、道德传统才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