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肛有些什么症状:全球经济阴霾下的中国格局

2011年12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岁末，而再过几天，依然会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年初。此时，从东方到西方，从美国到欧洲到俄罗斯，以及中国，全球的精英们都开始对全球经济的未来一年乃至几年表达出较多的悲观。

这些悲观的情绪和预期，较多的来自于世界主要经济和政治大国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在这些困境解决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诸多的不确定性。

比如：美国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后，其经济转型不但未能走向更好，而国内社会阶层之间的分歧在积累多年以后，开始诉诸于“占领华尔街”这样的不再平和的博弈和发泄方式；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由开始的一两个国家逐步蔓延为多个国家的共同难题，其背后则包含了对福利国家治理模式的反诉，目前已经明晰的是，危机已经成为欧洲共同的危机，而在寻求解决之道的过程中，欧盟是走向崩溃还是走向进一步的统一，目前来看，前景却变得并不十分清晰；再看俄罗斯，在普京几乎毫无悬念的强势回归的同时，也让世界感觉到了俄罗斯可能走向分歧乃至激烈的冲突的一面，而更深刻的忧虑是，如果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真的可以轻松的实现对俄罗斯下一个十二年乃至更长的政治周期的掌控的话，与激烈的分歧一样，亦或将使得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进程半途而废。

当然，还有中国，一方面在全球的舆论中，这个保持了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速、拥有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理所当然的被西方主流媒体赋予了拯救欧洲、拯救美国甚至是拯救全球经济困境的角色。但是，与这些光环同时存在的是，无论是固有发展模式在可持续方面遭遇的挑战，还是社会矛盾激化、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政府腐败等多种问题的存在，都在提醒人们，变革需要更深刻的发生，但变革共识的达成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以至于使得变革的未来缺少明朗的预期。

这就是当今世界现实图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当今全球最重要和主要的经济体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严峻挑战，而且，化解问题的共识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全球层面，都变得难以达成。

而这样的困境也同样反映在全球主要的战略区域，包括中东、中亚、拉美、东亚等地区。这些地区也正在遭遇经济和政治的多种重构，且表现方式更多的体现为非和平甚至是暴力和硝烟。在这一背景下，让中国进一步成为焦点的是，对全球新秩序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区域内新秩序的形成正出现在中国的周边，这包括南海问题、中亚问题、中俄关系问题、中日东海争议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对策的出台，因为美国的参与，无论中国是否愿意承认，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那就是超越了双边化，已经成为多边的博弈命题，这对中国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面对挑战，中国需要作出的因应则是，应该勇敢的对固守的双边化解决路径的思维做出战略性改变，通过新的战略应对新的挑战。

当10年的“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准确的做出战略分析称，中国将迎来一个新的10年的战略机遇期，那么10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做出的改变是：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振荡期，对此判断已经多有共识，曾被很多的权威的战略家所预测的全球政经秩序重构的未来，开始一步步成为现实的图景，只不过新的秩序的方向和原则还没有变得清晰。

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在新的秩序和全球治理原则的重构中，一度非常清晰的东西方边界正变得模糊，现在我们要问的是，真的会出现一种超越所谓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的新的模式和规则吗？

在我们看来，这将取决于中国的未来以及中美两国到底能够发展出一个怎样两国关系的未来。资深的国际政治学者资中筠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在中美各自面对自己的困境的当下，“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中美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

当然，尽管中国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寄予厚望，中国的改革在今天也前所谓未有的具有国际化的全球治理价值的意义，无论是从理念和模式价值，还是具体问题的化解的价值。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是，能够在多长的时间内重新凝聚中国改革的共识，并循着恰当的、可行的路径将改革推进下去，在很长的时间内依然应该是中国决策的最现实的逻辑。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愿意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吉姆-奥尼尔在为《金融时报》撰稿中的判断作为我们对全球阴霾下的中国格局作出的总结，奥尼尔在文章中称：“尽管金融界和实业界的目光仍然紧盯着欧元区政局的每一次转折起伏，但我认为，2012年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成功实现软着陆。”“为了中国人自己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但愿他们能够取得成功。”

祝福中国，也祝福这个正在经历剧烈变革和重构的世界——这个世界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