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鑫坤市政消防:中国工业化与三农困境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温铁军：中国工业化与三农困境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发布时间：2011-12-19 15:13:00    作者：温铁军    【大 中 小】

　　2009年3月25日，我所举办国史学术讲座第50讲。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作题为“从‘三农’到‘三治’——乡土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学术报告，着重分析了“三农”问题和中国工业化的关系。

　　一、工业化原始积累是客观规律

　　后发工业化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是，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资本原始积累。如果把中国工业化分为四个阶段，则前三个阶段都是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产业形成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洋务运动”。它并非清朝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所推进，而是湘淮系势力引进军工设备的地方政府的工业化。第二阶段是民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内向型积累的时期。它很快遭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后，使危机向农村转嫁，摧毁了乡土社会，引发了农民革命。这两个阶段的工业化，都没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基本没有工业化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原本试图再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转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这一发展战略必然具有“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从而形成城乡二元对立这一长期化的体制矛盾。

　　中国和二战后独立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早期大都得到外国带有政治和军事控制目的的投资。但1957年苏联在中国收回旅顺军港后，由于提出的主权要求遭到拒绝而中断了对中国的后续投资，导致中国1958—1960年被迫改为依靠国内财政维持投资，遂造成严重赤字，只好转为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以巨大代价继续“再工业化”。其中包括1960—1965年的五年内，主要依靠农产品低价对苏出口来偿还包括朝鲜战争开支在内的苏联投资，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负担。

　　在1958年已经出现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接续工业化的一个制度安排是人民公社，即集中过剩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国家基本建设，以此弥补资本不足。另一个制度安排是统购统销政策，用工农业剪刀差来为工业化投资积累资金。由于集体化和统购统销都不是为了发展农业而设立的，必然在农业经济上缺乏效率。这种依靠高度组织化、形成社会资本投入、完成工业原始积累的方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比较制度优势”。改革后出现的“苏南”、“胶东”模式是“社区内部化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模式，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制度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用。

　　二、完成原始积累后的产业扩张——第四次工业化

　　中国工业化的第四个阶段，实质是以地方工业化为主的产业资本扩张。此前由于走自力更生道路，大量投资三线建设，造成工业结构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新的矛盾。毛泽东逝世后，城市的就业危机已不可能再用“上山下乡”的办法向农村转嫁，相反，还需要对农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使财政负担愈益沉重，不得不将支农包袱甩掉，不再维持负债累累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于是，全国普遍实行大包干，国家在大幅度减少用于农村的财政和资金的同时，将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也归还给农民，并在支农资金的安排上给农民为主的社队企业一部分平价资金；同时要求集体企业列支本来归财政承担的农村行政、社会、福利和支农等负担。

　　农民在取得土地、劳动力、资金要素后，一是发展了农业，二是调整了经济结构，三是搞了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因此，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农村经济增长带动内需拉动的科学发展，城乡差别迅速缩小带动的社会和谐。20世纪90年代以后之所以大量发生闹事、游行、破坏等现象，一个原因在于政府政策的城市利益取向过于强硬，促使农业三大要素大量流出农村。

　　三、中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社会稳定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大多是靠贫民窟推进的，其中一个规律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因此，贫民窟最容易产生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控制，使社会不稳定成为必然趋势。

　　过去，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社会矛盾被分散化地滞留在农村。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农业三大要素由农村流向城市后，“三农”问题跃升为现在的“三治”（即村治、乡治、县治）问题。其本质在于，农村经济基础的复杂矛盾已经演化为上层建筑的不稳定。所有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现代化上层建筑相对于小农经济基础的治理成本过高而无人支付问题。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理论，对于中国的“三农”和“三治”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中国的“三农”问题如果集中爆发，那一定会在城里。

　　副所长武力主持本次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我所所长朱佳木、副所长张星星和编研人员、部分干部职工，以及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国史系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