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云破裂版: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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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军队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的国土;战犯立即接受拘捕,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但是在中国山西省,却出现了奇特的一幕:投降后的日军,继续保留武装,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原驻晋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等战犯,继续住着豪华公馆,坐着小轿车,指导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侨民仍然趾高气扬地从业、生活、兴办学校、组建社团,俨然形成“一个日本人地区”。   阎锡山答应给“残留”日军全部连升三级   1945年9月上旬日本投降书签字后不久,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华中长江与黄河流域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这一图谋,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在东北、华中和华南等地,日本人“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战后筹谋,后来也化为泡影。   但是在山西省,由于政治方面特殊的原因与条件,侵华日军“寄存武力于中国”的“残留”谋划,却在日本投降前后紧张地策划、组织和实施着。“残留”活动的主要策划组织者,是驻晋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与冈村宁次、河本大作等重要侵华人物有长期交往的经历。阎奉行“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为世之道。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出于保持地盘,独霸一方的目的,打起了利用投降后的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如意算盘。   1945年8月上旬到9月上旬,阎锡山与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等,就受降一事进行交涉时,双方便谈及“日本寄存武力于山西”问题。随后,在非常秘密的氛围中开始了谈判,地址选在太原市东缉虎营街保安司令部宿舍。五天之后,达成协议: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山西军的编制下;阎锡山对“残留”的日军提供优厚条件,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原级别上提高三级。   六千多名日本军人组成部队留了下来   1946年初,全国各地投降后的日军背负着战败的自卑感和罪恶感,沮丧地接受遣返和等待遣返;由二战区受降的驻晋日军,却在紧锣密鼓中组建“残留”部队。   因事关违反《波茨坦公告》,策划者在名目和形式上费尽了心思。1月12日和1月25日、2月5日,先由阎锡山方面向“山西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即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发出组建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的征用令。2月2日、2月8日,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即根据阎锡山的征用令,将征用残留日军的名额分配到下属各部队。   至此,第一军下文征集残留军人名额两次共11000名。   为适应残留部队长期作战的需要,第一军又以“军事绝密”电文,于1946年2月至3月先后通知下属单位,“援助指导”二战区组建“特务团战车队”、“特务团工作队”、“特务团培训部”、“特务团兽医队”、“特务团医院”。要求相关兵团和单位选出组建负责人,征集残留人员。   据合谋社军事组秘书平部朝淳的证词,第一军下达征集残留日本军人的任务,到1946年4月中旬,实际达到数约六千六七百人,第一军高级将领中,原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坂井直俊,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都残留下来,并担任阎锡山的高级军事顾问和残留部队首领。   1946年夏,“残留”日军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下。为准备同解放军进行大规模作战,主体部队又改编为正规军编制的“暂编独立第十总队”。   “复兴牌香烟”加“樱花皂”成了宣传品   策划、组织者谋想的“残留”目标,是把山西建成日本军国主义掌控的复兴基地,使日本人在山西“牢固地扎根、生存”,在中国社会内营造一个“日本人地区”。因此,在首先实施强有力的军队残留的同时,并着眼于建立残留活动统一体制。据山西日侨俱乐部1947年1月统计数字,除军人外,当时残留日侨数为7279人。   在残留活动中,大批日本人进入太原铁路局、晋北矿务局、西北实业公司等经济实体及下属单位。山西日侨俱乐部委员长,曾经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1942年秋即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残留后又当起了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经理部长。1949年2月,太原解放已成定局,河本大作等又策划成立“山西矿业公司”,妄想太原解放之后继续残留,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军国主义势力对特务情报活动非常重视。1946年1月,原日军第一军司令部情报参谋指田国福与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负责,在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设立“资源调查社”,专门从事特务情报活动。之后,又增设第二资源调查社和雁北办事处。残留日军政治部等机构,情报工作也是重要职能之一。   思想文化残留活动,也是“统一体制”的重要内容。在残留日军部队,“纪元节”、“天长节”等纪念活动,被规定在必须的教育事项中。每逢规定的日子,要进行“敕谕奉读”“诏书奉读”和面向宫城“遥拜天皇”。军国主义分子还举行专门仪式,为受处决的战犯“通夜烧香超度”。罪恶的“慰安所”,也重新张贴告示,公然开张。甚至,为了使残留人员念念不忘“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向日本军人、侨民发放的烟卷名为“复兴牌香烟”,出售的香皂名为“樱花皂”。   在与解放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   日军“残留”山西,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对阎锡山反动军队进行训练,指导中国人打中国人,更直接地参加对人民军队作战,造成新的战争祸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附植于阎锡山军队的残留日军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1947年5月正太战役中,部分残留日军被成建制消灭。特别是1948年至1949年的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残留日军溃不成军,走向最后覆灭。   1948年6月至7月晋中战役中,残留日军出动全部主力投入战斗。元泉馨的“元副总司令办公室”改为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前方指挥办公室,亲临前线指挥。整个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山西军节节败退。   残留日军7月中旬被包围在太谷、榆次、徐沟间东西约20华里、南北不足10华里的狭小地带。虽拼命组织突围,也只有教导总队司令今村方策带一百多人逃回太原。在徐沟戴李青村、太谷南庄村、小常村、西范村等战斗中,残留日军丢下180余具尸体,有200余人成为俘虏。下属5个团,3个团长被打死,1个团长被俘。骄横狂傲的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也在小常村留下“城陷败走高粱田,翘首苍穹乱雾翻”的绝命诗,被解放军的炮弹击中,又让部下补开一枪,结束了生命。   晋中战役后,山西省会太原已岌岌可危,阎锡山反动统治末日来临,残留日军仍在进行最后挣扎。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在阎锡山的“总顾问室”,继续以“总顾问”身份充当反动战争的指导者。为阎锡山制定防御计划,及拆毁民房、扫清视线等战术方案。   1948年10月5日,太原战役打响。从10月上旬至12月上旬,敌我双方展开外围争夺战。残留日军少将岩田清一,指挥东山正面炮兵群,炮击解放军阵地。残留日军教导总队,在轰炸机配合下,使用火炮、轻机枪、手榴弹,与解放军死战硬拼。甚至违反国际法,发射“联二苯”毒气弹,造成解放军战士大量伤亡。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向太原发起总攻,24日攻入城垣,全歼守敌。龟缩于司令部“复兴楼”的残留日军全部做了俘虏。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氰化钾自杀。   残留日军主要策划组织者中,澄田睐四郎于1949年2月太原解放前夕,受阎锡山安排化名陈春英潜归日本;岩田清一在太原解放时被捕,后病死于北京监狱;老牌军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在太原解放时被捕,1953年老死于太原日本战犯管理所;城野宏在太原解放时被捕,1956年6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64年2月提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