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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beijingnews.com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 2008-04-19 作者:徐春柳
据家人介绍，这张照片是吴学谦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退下之后，到山东考察工作时所拍。这张照片挂在老人家里的客厅当中，是吴学谦夫人毕玲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逝者：吴学谦
性别：男
去世时间：
2008年4月4日
终年：87岁
籍贯：上海
生前职务：
国务院副总理
吴学谦生平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１９日出生于上海市。
１９３９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参与组织、发动了上海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示威活动和反美反蒋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吴学谦同志任全国青联国际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
１９７８年２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文革”期间，遭受“四人帮”迫害。
１９８２年４月，吴学谦同志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１９８３年６月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１９８８年４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１９９３年３月，吴学谦同志当选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据新华社整理）
4月11日清晨，长安街上显得空荡荡。
共和国副总理吴学谦在这条路上不知道走过多少次，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这条路。儿子吴晓镛捧着他的遗像，警卫局的战士守卫着灵柩，一路平静。
“他以前走这条路是作为参加创建新中国、并为之工作的一个人，最后他完成了自己做的事情以后，最后向八宝山走，我觉得挺自豪，也很感慨。”吴晓镛说。
4月4日清明节，当天上午9点38分，吴学谦去世。吴学谦一生，为官清甚，断事明甚。逝于清明，是天意也是巧合。
那天没有沙尘暴，是一个阳光透亮的早晨，87岁的吴学谦像平时一样，安安静静地像睡觉一样躺在病床上。但生理各项指数开始下降，一家人都围在身边陪着他，直到他离去。
领导学生运动的大学生
1948年1月底，身为暨南大学学生的吴学谦在同济大学发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活动，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学校。
吴学谦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一个小康家庭，从小上的是英国人在租界办的学校，学校里面的老师大都是英国人，吴学谦的英文正是在那时打下了基础。
吴学谦曾给家人讲过小时候的事情，调皮的吴学谦有时也会挨外国老师的打，有一次外国老师要扇他，他一低身捡橡皮，老师失去平衡，差点摔倒，把同学们乐得不行。
吴学谦在中学以后家道中落，国家已经陷入了日本人的侵略当中。
喜欢看书的吴学谦接触到一些左翼的进步青年，他们介绍吴学谦看鲁迅的书，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吴学谦很快接触了共产党。
“我父亲喜欢把问题明了化。比方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怎么做。他的一生当中实际上也用行动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不能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下去。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做呢？很简单，我们中国人要站起来，中华民族要解放。具体怎么去做，他选择了共产主义、选择了共产党。”吴晓镛说。
1939年吴学谦正式入党，参与领导了一些重要的学生运动。1948年1月底，身为暨南大学学生的吴学谦在同济大学发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活动，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学校。当时还有其他很多大学的学生在那里串联，军警让这些学校的校长把这些学生认走，谁要没有被认走就会被当作共产党逮捕。暨南大学校长李寿雍来领人，发现就一个吴学谦，还很高兴，说我们大学没有多少人参加这样的运动。
但是校长李寿雍没有想到其实这件事情正是吴学谦策划的。为了避免军警的追查，保护自己地下党员身份，第二天，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吴学谦灵机一动，以父亲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学校：“我儿昨日受惊过度，不便前去学校，特此请假。”由于一个月未到校学习，学校当局以违反校规的“罪名”，把吴学谦开除了。
直到2001年，在庆祝吴学谦同志八十大寿的日子里，暨南大学送上有80朵玫瑰的大花篮，补发了吴学谦在暨大的毕业证书，并授予学士学位证书。
革命中收获爱情的青年
吴学谦与毕玲约定，“不到上海解放那一天，绝不结婚。”
吴学谦参与革命的同时也获得了爱情，他的爱人毕玲是上海地下党的老同事，一个非常开朗、有文化的沪江大学的女大学生。
“1947年初，我和施惠珍同志代表女中参加中学工委会，领导人是学委吴学谦。那时和老吴接触越来越多了，了解也渐深了，建立了感情，确立了恋爱关系。”毕玲说，那个时候谈恋爱，并没有像现在年轻人那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们也就是在开会时见面，我有时偷偷地送给他一条烟才能说上几句话。那时，我们约定，不到上海解放那一天，绝不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俩很快结婚，也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吴晓镛。
不换房子的“老顽固”
网友张珺楠说，因为工作关系，他看到了毕玲老妈妈自己泡的糖蒜，老式的彩电，陈旧的家具。
吴学谦一家一直住在中联部分配的老房子里，木头窗户虽然刷了很多漆，但木头都开始开裂了，“因为工作的关系，让我有这个机会接近这位长者，走进他的家进行吊唁，看到吴老家中的一切真的让我惊呆了，堂堂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家中居然如此朴实平凡。”“凤凰非常道”网站的网友张珺楠说，他看到了毕玲老妈妈自己泡的糖蒜，老式的彩电，陈旧的家具。
吴晓镛回忆，父亲对这些从来不在意，他是一个平易近人、非常厚道、只会工作不会玩的人。“老爷子不愿意折腾，装修什么的好像一说这个事就是向国家提要求，他们觉得这个房子住得挺好。他的享受就是工作，比方说那时候他还在外交部，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有时候也说周末上哪儿玩玩。一次说去北京的郊区看看十渡挺漂亮的，司机也挺高兴的。可到那里什么也没有玩，照了两张相就往回赶。”
“文革”被关三年的“犯人”
吴晓镛说，“老爷子讲过，睡觉时被子不能拉到脖子上，怕你自杀，冬天是非常冷的，不管烧不烧暖气，也得露着肩膀睡。”
“文革”中，吴学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68年3月份，吴学谦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牢，被单独关押了两年零八个月。
“老爷子讲过，他的床板是木头的，褥子非常薄，而且一定要求你朝一个方向睡，被子不能拉到脖子上，怕你自杀，冬天是非常冷的，不管烧不烧暖气，也得露着肩膀睡。他冬天回家的时候，他的胯骨一侧是黑的，皮被压起了茧子。老爷子能够坚持下来，全靠毅力。”吴晓镛说。
为了找事做，吴学谦在监狱中苦练外语，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翻译报纸，从头到尾哪怕是天气预报，全部背出来，后来开始背《毛选》、《毛主席语录》。
1970年底吴学谦出狱到河南干校，继续接受群众教育。这时儿子吴晓镛到了山西阳高农村上山下乡，买了些中国的大学英语教材，然后又买了几本简写本的英文小说，也开始学英语，搞翻译。“每个礼拜，恨不得每天都会给他写信。”吴晓镛写信把碰到翻译中的问题寄到河南，父亲看完了寄回过来。“这么一来一回要一个月，但我们通了有一百多封信。”吴晓镛在父亲的帮助下，一个对英文毫无基础的人翻译了60多万字的小说。
任人唯贤的外长
外交部内部人士介绍，只要你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不管你以前是参加哪一派的，以前是谁的人，吴学谦都会用。
1982年到1988年，吴学谦到外交部工作，并担任了共和国第六任外交部长。
“文革”之后的外交部面临干部的团结问题、派系的问题、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的问题。本来都是挺好的朋友，“文革”中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了，“文革”完了以后又要在一起工作。
在外交部，吴学谦被公认为有威信和凝聚力。据外交部内部人士介绍，吴确实任人唯贤。只要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不管以前是参加哪一派的，以前是谁的人，都会用。“他不会记仇，有很强的包容性。他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斗过他，现在工作起来派什么重要的任务，没这个人什么事。他把工作作风带到了外交部，首先是干部团结的问题。”
据吴学谦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外交活动中，吴学谦该说话时一定会说到底，但并不强势，尊重对方，很少空谈，就问题谈问题。无论是第三世界的小国，还是欧美发达国家，吴学谦一概诚恳待人，平等视之。其务实作风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并因此收获很多友谊。
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泰国前外长西堤，都与吴学谦有良好的友谊。1988年吴学谦访问英国，杰弗里·豪专门把他请至郊外官邸做客。“一位领导人送给他一本书，是绝版的，拿小羊皮包着，大概是八几年出的书，老爷子对这种礼物非常珍惜，你送一个特别值钱的景泰蓝或者是玉雕，他倒不一定喜欢。”吴晓镛说。
坚持锻炼的“长跑健将”
吴学谦到外交部工作时已经60多岁，“文革”中的监狱与干校的折磨都没有让他的身体垮下来，这要得益于他的跑步爱好。
吴学谦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8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0周年纪念活动召开前几个小时，长期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的吴学谦突然吐血不止，衣服上全都是血。换了衣服后，吴学谦就硬撑着参加了活动，上台讲了话。等会后工作人员将他送到医院时，医生火了：再晚一会儿后果就不堪设想。
吴学谦对待工作的态度让身边的人都很钦佩。“从来没有听说老头子倒时差的，下午三点从海外出差回来了，他四点半就回外交部开会去。”吴晓镛介绍。吴学谦到外交部工作时已经60多岁，“文革”中的监狱与干校的折磨都没有让他的身体垮下来，这要得益于他的跑步爱好。
就是在“文革”中住在单身牢房里时，吴学谦都没有放弃跑步，牢房太小就走对角线。他的牢房除了床以外走对角线三步到头，吴学谦每天在这个小空间里转来转去，走一千多步。他知道，要是不锻炼的话要么残废，要么得精神病。
来到外交部后，他每天从木樨地一直跑到钓鱼台东门，有四五公里的路。一次出访美国，美方的警卫都跟不上他的步伐。这个爱好在吴晓镛记事以来就有了，他回忆说：“我大概不到五岁的时候，他带着我到先农坛体育场看苏联马戏团，去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完了以后出来走另外一个门找不着公共汽车，他一直拉着我走回到团中央，回到家都已经十点了。”
与子对饮笑看回归的老者
吴晓镛说，“如果没有香港1997年回归，老爷子可能还不会那么快住院。他把他的健康献给了九七回归。”
香港回归是20世纪80年代对外交往中头等大事。中英谈判的最上层是邓小平和撒切尔，中间层则是吴学谦和杰弗里·豪。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香港1997年回归，老爷子可能还不会那么快住院。他把他的健康献给了九七回归。”吴晓镛介绍，因为九七回归以前父亲的生活很有规律，晚上九点多睡觉，早上起来挺早，起来散步，到外面看看。长时间的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对吴学谦的健康有所影响。“但换句话说，你不让他去或许他也会得病。”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完了，在香港工作的吴晓镛到君悦酒店看父亲。“他有点糊里糊涂，因为他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没有睡着，白天又开始犯困。”
但是晚上要放庆回归的烟火，吴学谦跟儿子说，咱们边看烟火，边喝点酒。酒店里面的小冰箱里的酒太贵，他俩让身边工作人员找点啤酒，身边工作人员说你就喝小冰箱里面的，贵就贵点。
“他说这个烟火咱们要看，这是咱们香港回归，他心里是很高兴的。后来我一看，父亲衬衫都有点破了，裤子、鞋子也穿了很多年。”吴晓镛忙给父亲去买新衣服，花了三千多元。
在吴学谦任外交部长期间，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是有服装补贴的，惟独外长没有服装补贴，需要添衣装要申报批准。吴学谦就很少张口要衣服。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的西服是50年代在中联部工作时给配发的衣服改制的，还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衣服新，我们好歹还是80年代的款式。”
九七回归后，工作时永不倒时差的吴学谦好像永远倒不回来，白天困了就睡了，半夜两点起来，还把阿姨叫起来烧饭。
“父亲有点糊涂了，后来1998年开始住院了。”吴晓镛很后悔没有跟父亲多交流，“他不是那种很会讲故事的人，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所以我觉得老头子的故事最终都是他带走了，以后谁也不能替他讲了。”
本报记者 徐春柳
逝者线索征集
逝者，记忆的文字，生命之印痕。
征集电话：67106666
据家人介绍，这张照片是吴学谦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退下之后，到山东考察工作时所拍。这张照片挂在老人家里的客厅当中，是吴学谦夫人毕玲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逝者：吴学谦
性别：男
去世时间：
2008年4月4日
终年：87岁
籍贯：上海
生前职务：
国务院副总理
吴学谦生平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１９日出生于上海市。
１９３９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参与组织、发动了上海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示威活动和反美反蒋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吴学谦同志任全国青联国际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
１９７８年２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文革”期间，遭受“四人帮”迫害。
１９８２年４月，吴学谦同志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１９８３年６月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１９８８年４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１９９３年３月，吴学谦同志当选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据新华社整理）
4月11日清晨，长安街上显得空荡荡。
共和国副总理吴学谦在这条路上不知道走过多少次，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这条路。儿子吴晓镛捧着他的遗像，警卫局的战士守卫着灵柩，一路平静。
“他以前走这条路是作为参加创建新中国、并为之工作的一个人，最后他完成了自己做的事情以后，最后向八宝山走，我觉得挺自豪，也很感慨。”吴晓镛说。
4月4日清明节，当天上午9点38分，吴学谦去世。吴学谦一生，为官清甚，断事明甚。逝于清明，是天意也是巧合。
那天没有沙尘暴，是一个阳光透亮的早晨，87岁的吴学谦像平时一样，安安静静地像睡觉一样躺在病床上。但生理各项指数开始下降，一家人都围在身边陪着他，直到他离去。
领导学生运动的大学生
1948年1月底，身为暨南大学学生的吴学谦在同济大学发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活动，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学校。
吴学谦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一个小康家庭，从小上的是英国人在租界办的学校，学校里面的老师大都是英国人，吴学谦的英文正是在那时打下了基础。
吴学谦曾给家人讲过小时候的事情，调皮的吴学谦有时也会挨外国老师的打，有一次外国老师要扇他，他一低身捡橡皮，老师失去平衡，差点摔倒，把同学们乐得不行。
吴学谦在中学以后家道中落，国家已经陷入了日本人的侵略当中。
喜欢看书的吴学谦接触到一些左翼的进步青年，他们介绍吴学谦看鲁迅的书，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吴学谦很快接触了共产党。
“我父亲喜欢把问题明了化。比方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怎么做。他的一生当中实际上也用行动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不能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下去。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做呢？很简单，我们中国人要站起来，中华民族要解放。具体怎么去做，他选择了共产主义、选择了共产党。”吴晓镛说。
1939年吴学谦正式入党，参与领导了一些重要的学生运动。1948年1月底，身为暨南大学学生的吴学谦在同济大学发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活动，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学校。当时还有其他很多大学的学生在那里串联，军警让这些学校的校长把这些学生认走，谁要没有被认走就会被当作共产党逮捕。暨南大学校长李寿雍来领人，发现就一个吴学谦，还很高兴，说我们大学没有多少人参加这样的运动。
但是校长李寿雍没有想到其实这件事情正是吴学谦策划的。为了避免军警的追查，保护自己地下党员身份，第二天，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吴学谦灵机一动，以父亲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学校：“我儿昨日受惊过度，不便前去学校，特此请假。”由于一个月未到校学习，学校当局以违反校规的“罪名”，把吴学谦开除了。
直到2001年，在庆祝吴学谦同志八十大寿的日子里，暨南大学送上有80朵玫瑰的大花篮，补发了吴学谦在暨大的毕业证书，并授予学士学位证书。
革命中收获爱情的青年
吴学谦与毕玲约定，“不到上海解放那一天，绝不结婚。”
吴学谦参与革命的同时也获得了爱情，他的爱人毕玲是上海地下党的老同事，一个非常开朗、有文化的沪江大学的女大学生。
“1947年初，我和施惠珍同志代表女中参加中学工委会，领导人是学委吴学谦。那时和老吴接触越来越多了，了解也渐深了，建立了感情，确立了恋爱关系。”毕玲说，那个时候谈恋爱，并没有像现在年轻人那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们也就是在开会时见面，我有时偷偷地送给他一条烟才能说上几句话。那时，我们约定，不到上海解放那一天，绝不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俩很快结婚，也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吴晓镛。
不换房子的“老顽固”
网友张珺楠说，因为工作关系，他看到了毕玲老妈妈自己泡的糖蒜，老式的彩电，陈旧的家具。
吴学谦一家一直住在中联部分配的老房子里，木头窗户虽然刷了很多漆，但木头都开始开裂了，“因为工作的关系，让我有这个机会接近这位长者，走进他的家进行吊唁，看到吴老家中的一切真的让我惊呆了，堂堂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家中居然如此朴实平凡。”“凤凰非常道”网站的网友张珺楠说，他看到了毕玲老妈妈自己泡的糖蒜，老式的彩电，陈旧的家具。
吴晓镛回忆，父亲对这些从来不在意，他是一个平易近人、非常厚道、只会工作不会玩的人。“老爷子不愿意折腾，装修什么的好像一说这个事就是向国家提要求，他们觉得这个房子住得挺好。他的享受就是工作，比方说那时候他还在外交部，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有时候也说周末上哪儿玩玩。一次说去北京的郊区看看十渡挺漂亮的，司机也挺高兴的。可到那里什么也没有玩，照了两张相就往回赶。”
“文革”被关三年的“犯人”
吴晓镛说，“老爷子讲过，睡觉时被子不能拉到脖子上，怕你自杀，冬天是非常冷的，不管烧不烧暖气，也得露着肩膀睡。”
“文革”中，吴学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68年3月份，吴学谦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牢，被单独关押了两年零八个月。
“老爷子讲过，他的床板是木头的，褥子非常薄，而且一定要求你朝一个方向睡，被子不能拉到脖子上，怕你自杀，冬天是非常冷的，不管烧不烧暖气，也得露着肩膀睡。他冬天回家的时候，他的胯骨一侧是黑的，皮被压起了茧子。老爷子能够坚持下来，全靠毅力。”吴晓镛说。
为了找事做，吴学谦在监狱中苦练外语，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翻译报纸，从头到尾哪怕是天气预报，全部背出来，后来开始背《毛选》、《毛主席语录》。
1970年底吴学谦出狱到河南干校，继续接受群众教育。这时儿子吴晓镛到了山西阳高农村上山下乡，买了些中国的大学英语教材，然后又买了几本简写本的英文小说，也开始学英语，搞翻译。“每个礼拜，恨不得每天都会给他写信。”吴晓镛写信把碰到翻译中的问题寄到河南，父亲看完了寄回过来。“这么一来一回要一个月，但我们通了有一百多封信。”吴晓镛在父亲的帮助下，一个对英文毫无基础的人翻译了60多万字的小说。
任人唯贤的外长
外交部内部人士介绍，只要你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不管你以前是参加哪一派的，以前是谁的人，吴学谦都会用。
1982年到1988年，吴学谦到外交部工作，并担任了共和国第六任外交部长。
“文革”之后的外交部面临干部的团结问题、派系的问题、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的问题。本来都是挺好的朋友，“文革”中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了，“文革”完了以后又要在一起工作。
在外交部，吴学谦被公认为有威信和凝聚力。据外交部内部人士介绍，吴确实任人唯贤。只要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不管以前是参加哪一派的，以前是谁的人，都会用。“他不会记仇，有很强的包容性。他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斗过他，现在工作起来派什么重要的任务，没这个人什么事。他把工作作风带到了外交部，首先是干部团结的问题。”
据吴学谦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外交活动中，吴学谦该说话时一定会说到底，但并不强势，尊重对方，很少空谈，就问题谈问题。无论是第三世界的小国，还是欧美发达国家，吴学谦一概诚恳待人，平等视之。其务实作风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并因此收获很多友谊。
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泰国前外长西堤，都与吴学谦有良好的友谊。1988年吴学谦访问英国，杰弗里·豪专门把他请至郊外官邸做客。“一位领导人送给他一本书，是绝版的，拿小羊皮包着，大概是八几年出的书，老爷子对这种礼物非常珍惜，你送一个特别值钱的景泰蓝或者是玉雕，他倒不一定喜欢。”吴晓镛说。
坚持锻炼的“长跑健将”
吴学谦到外交部工作时已经60多岁，“文革”中的监狱与干校的折磨都没有让他的身体垮下来，这要得益于他的跑步爱好。
吴学谦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8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0周年纪念活动召开前几个小时，长期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的吴学谦突然吐血不止，衣服上全都是血。换了衣服后，吴学谦就硬撑着参加了活动，上台讲了话。等会后工作人员将他送到医院时，医生火了：再晚一会儿后果就不堪设想。
吴学谦对待工作的态度让身边的人都很钦佩。“从来没有听说老头子倒时差的，下午三点从海外出差回来了，他四点半就回外交部开会去。”吴晓镛介绍。吴学谦到外交部工作时已经60多岁，“文革”中的监狱与干校的折磨都没有让他的身体垮下来，这要得益于他的跑步爱好。
就是在“文革”中住在单身牢房里时，吴学谦都没有放弃跑步，牢房太小就走对角线。他的牢房除了床以外走对角线三步到头，吴学谦每天在这个小空间里转来转去，走一千多步。他知道，要是不锻炼的话要么残废，要么得精神病。
来到外交部后，他每天从木樨地一直跑到钓鱼台东门，有四五公里的路。一次出访美国，美方的警卫都跟不上他的步伐。这个爱好在吴晓镛记事以来就有了，他回忆说：“我大概不到五岁的时候，他带着我到先农坛体育场看苏联马戏团，去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完了以后出来走另外一个门找不着公共汽车，他一直拉着我走回到团中央，回到家都已经十点了。”
与子对饮笑看回归的老者
吴晓镛说，“如果没有香港1997年回归，老爷子可能还不会那么快住院。他把他的健康献给了九七回归。”
香港回归是20世纪80年代对外交往中头等大事。中英谈判的最上层是邓小平和撒切尔，中间层则是吴学谦和杰弗里·豪。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香港1997年回归，老爷子可能还不会那么快住院。他把他的健康献给了九七回归。”吴晓镛介绍，因为九七回归以前父亲的生活很有规律，晚上九点多睡觉，早上起来挺早，起来散步，到外面看看。长时间的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对吴学谦的健康有所影响。“但换句话说，你不让他去或许他也会得病。”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完了，在香港工作的吴晓镛到君悦酒店看父亲。“他有点糊里糊涂，因为他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没有睡着，白天又开始犯困。”
但是晚上要放庆回归的烟火，吴学谦跟儿子说，咱们边看烟火，边喝点酒。酒店里面的小冰箱里的酒太贵，他俩让身边工作人员找点啤酒，身边工作人员说你就喝小冰箱里面的，贵就贵点。
“他说这个烟火咱们要看，这是咱们香港回归，他心里是很高兴的。后来我一看，父亲衬衫都有点破了，裤子、鞋子也穿了很多年。”吴晓镛忙给父亲去买新衣服，花了三千多元。
在吴学谦任外交部长期间，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是有服装补贴的，惟独外长没有服装补贴，需要添衣装要申报批准。吴学谦就很少张口要衣服。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的西服是50年代在中联部工作时给配发的衣服改制的，还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衣服新，我们好歹还是80年代的款式。”
九七回归后，工作时永不倒时差的吴学谦好像永远倒不回来，白天困了就睡了，半夜两点起来，还把阿姨叫起来烧饭。
“父亲有点糊涂了，后来1998年开始住院了。”吴晓镛很后悔没有跟父亲多交流，“他不是那种很会讲故事的人，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所以我觉得老头子的故事最终都是他带走了，以后谁也不能替他讲了。”
本报记者 徐春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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