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音乐会海报素材: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中首次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在30多年的实践中，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到2000年实现了总体小康。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党的十七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我国到本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社会思想

　　“小康”一词极富中国色彩，它来源于中国民间和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提出了“大同”和“小康”两种社会模式。“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社会和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指的是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反映了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生活与和谐状态的怀念和向往。“小康”则比“大同”低一个层次，是建立在小生产、小农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世袭社会，但社会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儒家思想家认为，夏商周三代中禹、汤、文、武、周公做到了这一点，而夏商周之后社会混乱，失去了这种状态。

　　儒家的上述政治理想和社会模式，对后来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近代史上，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把“大同”作为中国理想社会。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和《天朝田亩制度》中，引述了《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提出“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并将其具体化，企望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天国式的理想社会，具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康有为历经十八年之久，“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地”，写出了贯通古今中外的代表作《大同书》。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在阐述他的民族主义时，不仅反对一个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同心协力，“使中国进入世界第一文明大国”，而且进一步提出世界人类各民族共“致”大同，说“我五大族种……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旧中国，由于社会制度所决定，不仅无法实现“大同”世界，甚至“小康”社会也未达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发展阶段的小康社会

　　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就为逐步实现“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共产党人则找到了这条路，这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消灭阶级和世界大同。

　　实现“小康”和大同的目标要在探索中一步一步探索。1964年，我们党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到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从本世纪5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新论断。这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就是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迟了半个世纪，使之更加切合中国实际。他还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和设计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其中第二步，是邓小平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康”概念，古为今用。1979年12月6日和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先后在会见日本两位首相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邓小平还说，小康社会的特点就是不穷不富，日子好过。这样，邓小平就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到2000年已胜利实现“三步走”的前两步战略，总体上步入小康社会。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小康社会也有一个发展和建设过程。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他认为，小康社会既是发展战略，也是发展阶段。这就是说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方位。现在已经实现的总体小康和经过20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全面小康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是低标准的小康，人均800—1000美元，属于世界中下等国家收入的水平，后者是较高标准的小康，人均3000美元，属于世界中上等国家的收入水平；前者是偏重物质消费的小康，后者是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全面发展的小康；前者是不均衡的小康，在城乡、地区和各阶层之间很不均衡，后者是比较均衡的小康。从消费学的消费类型来说，总体小康是生存型消费，主要是衣食住的生活消费，而全面小康是发展型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险、旅游休闲、社会保障等消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尤其是偏僻落后的农村。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艰难的历史任务。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为实现全面小康的六大目标，江泽民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又提出建设政治文明，并且把这三大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同三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联系起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经济是基础，处于中心地位，是推动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程。悠悠万事，惟发展经济为大。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达到3000美元；（2）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3）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已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大文章；（4）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调节差额过大的收入，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5）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那时城乡人口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情况将成为过去，城乡差别日益缩小。上述几项目标的实现将使我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民主都是一个大潮。因为人们在生存和发展中，不仅要求有宽裕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生活，还要有平等和谐的民主政治生活。特别是我国过去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有失误，就更增加了它的紧迫性。没有搞好民主政治建设，这几乎是以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接受这个教训，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切实推进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但是，无论是人民民主还是党内民主，都存在不少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重点有下面三个问题：（1）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从基层入手，扩大基础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还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民主政治的四个环节，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都要有新的进展。（2）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政治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步子不够大，和经济体制改革还不能完全相适应。必须改革权力结构，使权力不要过分集中，并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3）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怎么搞？最重要的是按法律办事，使其制度化、法制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要抛弃“人治”，实行“法治”，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使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人治”转变为“法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在这条路上还有很长的路途要走。上述几项，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意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要大力发展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越向前发展，文化的作用越大。国外学者把这种渗透到经济政治中的文化因素的作用称之为“文化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是：（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战争年代所建立的革命文化和光荣传统，创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3）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培养人才，而人才是建设之本。必须全面贯彻十六大报告所概括的党的教育方针，即“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成为代表一个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全局出发，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进而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经济建设的新要求：（1）增强发展的协调性。要依据毛泽东“统筹兼顾”的思想，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过去在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长期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量的增长，轻视质的提高。这样做的结果，有得有失，负面的作用很大，我们不能再走这条道路，如果继续走这条路，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有可能完成，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难以实现。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好字当头，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政治建设的新要求：（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对于能否长期执政至关重要。原苏东各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固然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出台的重大决策失误，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满意，最后被群众所抛弃。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3）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执政党的党风，决定政风、民风，党风好坏关系民心向背，而民心向背决定党的命运。廉政就是政治廉洁，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题中应有之义。实现政治廉洁，必须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讲的腐败，是和权力相联系的腐败，权力本身不是腐败，但权力能够滋生和诱发腐败，对权力的滥用，以权谋私就是腐败。

　　文化建设的新要求：（1）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以理论层面为主导，统领理想、精神、道德等不同层面，四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2）建设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家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3）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全面促进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有机结合。

　　社会建设的要求：（1）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中包括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2）党中央立足现实，面向长远，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和谐。上述两项，前一项是属于与国家、公民相对应，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小社会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实质性内容；后一项是与自然界相对应的大社会建设，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所谓生态文明，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又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大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要遵循自然规律，在合理开发自然中保护自然，在征服自然界的同时回馈自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总括上述，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小康思想到邓小平同志的小康发展战略，再到江泽民同志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胡锦涛同志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其内容一次比一次更充实、更丰富、更具体，更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它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

　　（赵 曜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 ——纪念邓小平首次阐述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30年

　　2010年04月05日 13:55:30 　来源： 光明日报

　　内　容　提　要

　　1979年12月,邓小平首次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小康目标的提出,对于我们党科学制定和完善现代化发展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用“小康”定位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把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的睿智创造。它采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一个本来很抽象的社会发展目标概念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标准。这就使现代化的目标既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又便于与世界各国作比照,还能根据各种情况适时作出新的调整,从而成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目标。

　　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三步走”战略目标一步步顺利推进,绝大多数地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一些地区向小康水平过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9年12月,邓小平首次提出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达到小康。之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小康目标进行过多次调研、论证、思索,使小康目标逐步明确、小康社会的轮廓逐步清晰,并设计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完整地描绘出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100年间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值此30年之际,回顾邓小平关于小康目标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实践,对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小康目标的提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时期从此开始。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6页)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7页)。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同“四个现代化”相比,它新在哪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1979年7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负责人的谈话中的表述,可以视为他为20世纪末要实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定出的标准:“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在这里,他第一次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定出了1000美元的标准,同时,用“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这样的家常话来描述现代化发展目标,使“现代化”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变得让普通人民群众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两个多月后,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中的“人均收入”,进一步修正为国际上通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衡量标准,同时提醒人们,就是这个降低了的目标也需要艰苦努力才能完成。他说:“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195页)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大平正芳非常关心“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这时,邓小平的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来描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二、小康目标的含义及其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

　　小康目标的提出,对我们党科学制订和完善现代化发展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小康”这个概念,描述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通百姓对衣食无忧生活的美好追求。用“小康”来定位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把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的睿智创造。它采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一个本来很抽象的社会发展目标概念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标准。这就使现代化的目标既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又便于与世界各国作比照,还能根据各种情况适时作出新的调整,从而成为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小康”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社会存在的问题能比较顺利地解决”。邓小平对此解释说:“目标放低一点好,可以超过它。”“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3、1244 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86页)

　　(二)“小康”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16页)邓小平强调说:“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

　　(三)“小康”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虽然“不能同西方比”(《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85页),但可以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邓小平很有信心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2000美元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9页)

　　小康目标能不能实现需要进一步论证。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估计,中国要在20世纪末达到人均1000美元,大约每年需要8%至10%的增长率。而当时我国在制定长期规划时,确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年到198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到5%。于是,一向尊重实际的邓小平作了深入调查研究。1980年六七月间,他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考察。7月22日,他在听取河南省委工作汇报后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河南地处中原”,“河南是中州,是处于中等水平,也是个标准”,“要认真算账”。“‘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河南能上去,其他一些省也应该能上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59页;《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经过实地调研和研究各种条件,邓小平感到人均1000美元难以达到,因此在1980年 10 月把1000 美元调整为800 至1000 美元。他说:“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1000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800、900,就算800,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32页)如果“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就要超过1.2万亿美元,因为到那时我们人口至少有12亿”,我们“争取人均达到1000美元,最低达到800美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85 页)

　　为了实现最低800美元这个目标,邓小平又作了精心设计和规划。他提出,争取20年翻两番。10年翻一番,两个10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至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81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32页)邓小平的这个构想,被写入了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比较快地达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时对“小康”目标的描述更为明朗:“我们提出20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800美元。社会主义制度收入分配是合理的,赤贫的现象可以消灭。到那时,国民收入的1%分配到科学教育事业,情况就会大不同于现在。”“搞了一二年,看来小康目标能够实现。前10年打基础,后10年跑得快一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37 页)

　　三、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及其成功实践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构想确定为今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报告指出:“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目标确立了,邓小平仍在推敲这个目标究竟能不能按时实现的问题。1982年10月,他说:“到本世纪末,20年的奋斗目标定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十二大说靠得住,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9页)

　　1983年2月,邓小平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他在考察中反复询问和论证的问题是:到2000年,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有没有信心?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邓小平了解到:1977年至1982年6年间,江苏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从1978年到1982年底,苏州的工农业总产值从65.59亿元增加到104.88亿元,人均1300多元,按当时的比价人均已接近800美元。照这样的速度,苏州大约用15年时间,到1995年就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1980年浙江人均330美元,预计1990年可以达到人均660美元,到2000年达到1300多美元,通过努力,可以翻三番。了解到这些喜人的情况后,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江苏、浙江应该多翻一点,拉一拉青海、甘肃、宁夏这些基础落后的省,以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目标。

　　江、浙、沪之行使邓小平对实现“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充满了信心。他开始进一步思考在经济“翻两番”的同时社会发展的问题。3月2日,回到北京后不久,他描述了在江、浙、沪了解到的达到小康目标时的社会状况:“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邓小平指出的这六条,不仅描述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小康水平,还描述了社会发展的小康水平,从而设计出了一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发展目标。这后来被人们认为是最早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六条标准。小康社会理论由此初步形成。

　　四、“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小康社会理论的不断丰富

　　在制定和不断完善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邓小平又开始思考中国下一个世纪的发展目标。1984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70页)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进入全面改革新的发展阶段。1985年10月,面对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邓小平十分乐观地预见,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目标肯定能实现,还会超过一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93页)。因此,到1986年6月,他又把人均800美元调整为800至1000美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24页)此后,他一直沿用800至1000美元或1000美元的说法。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与加蓬总统邦戈谈到21世纪中叶我国的发展目标时说:“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页)不久,他为“中等发达水平”确定了具体的标准:“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近达到800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那时,1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6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这样,邓小平就把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具体地确定为“人均4000美元”和“国民生产总值6万亿美元”。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会谈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概括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100年间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除1986年增长8.5%以外,其余年份的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从1984年的7206.7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14922.3亿元,整整增长了一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水平过渡。贫困地区人民生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至此,“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目标顺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向20世纪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迈进。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发展战略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了小康社会理论。第一,小康社会是“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社会。邓小平说:“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162页)党的十三大提出达到小康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社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位次明显上升。工业主要领域在技术方面大体接近经济发达国家70年代或80年代初的水平,农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也将有较大提高。城镇和绝大部分农村普及初中教育,大城市基本普及高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人民群众将能过上比较殷实的小康生活。”(《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6—17页)

　　第二,小康社会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全面进步的社会。邓小平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他多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只手都要硬。”他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要“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314、378页)

　　第三,小康社会是共同富裕、保持稳定的社会。邓小平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他多次强调:“如果中国只有1000万人富裕了,10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2页)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在区域发展上邓小平提出了沿海地区和内地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

　　在完成了前两步战略目标,达到总体小康以后,第三步应该怎么走?邓小平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后继者。他认为,“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227页)同时,他并没有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索。1989年6月,他郑重地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50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2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邓小平的上述一系列论述和探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从容应对各方面的困难和挑战,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完成了人民生活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小康阶段的“新三步走”战略。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科学指导思想。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正式提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紧紧抓住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开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深入总结建设小康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奋斗目标,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党的十七大以后,党中央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和新举措,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开辟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新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