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深圳十多天了，期间的生活如果用一个什么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温馨、闲恬”，或可再加一词：“充实”。除节假日、双休日一家人驱车出门游玩，余者皆在写字和读书中。所写字除原来的《石门颂》及《怀素》，又爱上了《好大王碑》。而且，因为有了《石门颂》的基础，临《好大王》时，似乎更得心应手。所读书目前是第三本，三本皆有所得。 第一本：《天气》，作者贾平凹。老贾小我三岁，才气却是我的十倍，出道也比我早。我喜爱他的散文更甚于他的小说。来深圳前，就读了他的新作长篇《古炉》（未及读完）。现在又读他的散文新集《天气》。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写作，一直是贴着生活来写。《古炉》中那个虚拟村庄的每一棵树，每一条村路，乃至人物手中所捧的海碗，都给人真实的感觉。让人如临其境，身同感受。小说的目的就是“说”，但“说”却有讲究，作家不可闭着眼睛对着天空瞎说，也不可凭着自己的想象乱说。所说者，大地矣，生活矣。就是在这种虽则虚拟，但却是真实的生活中，以表达大世界，大生活，大情感。我曾批评我的一个学生（他已经写得很好了，也很有成就了）时所说，如果一个人站在旷野里，对着草垛没完没了的抒情，对着烟囱没完没了的抒情，对着小路又是一番没完没了的抒情，此人必定有病无疑，他该去看心理医生了。“贴着生活写”，所写生活，须是大众的生活，须是大米和五谷杂粮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作家个人的，又是大众的。我还曾对另一个极有才气的青年作家说过这样的话，虽则是写小景致，但一定要有大世界，要有大情怀，一个专事玩味小景致的作家是没有什么出息的。
第二本：《天香》，作者王安忆。王安忆是我一直喜爱的作家。他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短篇小说《野菊花、野菊花》（或许今天没有人能记得了）当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刚刚问津于文坛的小说《银河里有一颗小小的星星》应该是在这一篇小说的启发下写的，当时在安徽文学界也是有着一定影响的。王安忆的长篇体现了一个女性作家的特点，委婉、细腻，她在编织一部小说时不急不躁，就像一个细心的女人在编织一件毛衣，一针一针，每一针都有交待，每一针都有出处，没有一针错讹，没有一丝疏漏。王安忆的长处，恰恰是我的短处。我性子急，所写往往只有茎杆，而缺少枝叶。我若再写小说，就必须学会“织毛衣”的活。王安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我读了两篇，那种对女性心理的刻画真正是淋漓尽至，有时会有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天香》初读有些障碍，就是描写太细了，对织工的细写，对园子的细写，对一道菜的细写，细读，则不能放下。这是王安忆有意转型的一次尝试，也是一部大作品。有人将其与《红楼梦》相比，但《天香》毕竟不是《红楼梦》，王安忆也无意去用一部小说解读一个社会，但这部小说却仍然以她织毛线的手，织出一个可知而可感的天香园，也充分体现了王安忆对中国工艺中国文化的熟悉，这也是一个作家所必须的。王安忆天香园中的每一座假山，每一座亭榭，每一块池塘，都不是随意安放的，它都是按照建筑学的原理合理而精致地安排着，美是其次的，重要的，王安忆通过天香园，寻找着旧上海的源头，中国文化的源头，就像贾平凹的古炉村，一座天香园，就是一个大中国。作家并非政治家，但一个优秀作家的笔下世界，无疑就是一个经过思考的真实的人类世界。这世界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无不是脚踏实地的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
第三本：《长日留存》（在读），作者，日籍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石黑一雄1954年出生于日本，随后随父母移居于英国。虽然母国日本并没有留给他太多的记忆，但他却以一个纯正的日本人的血统去感受西方世界（这必然有别于纯正的英国人）。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曾获得欧美的文学大奖，《长日留存》更于1989年获得极有影响的英国布克奖，并被拍成电影。我是先读到一个人的评论，再寻到他的这本书读的。该评论认为，石黑一雄是一位唠叨大家，《长日留存》中的大管家史蒂文森太唠叨了，但这是他的职业特点，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但是，石黑一雄正是通过这位忠心耿耿的英国管家的口述，刻画了英国贵族虚伪、枯燥的生活，从而描绘出一个邪恶的世界。因为“唠叨”，初读起来有些障碍，但耐下性来，就读出味道来了。小说家应该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必须是人物自己，而不是作家。作家不能做全能的代表，管家是管家，贵族是贵族，但是，无论是管家还是贵族，都是小说家手中的玩偶，作家正是通过这些自己制造的玩偶，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对邪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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