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蛋的意思:蒲安臣：给清廷“打工”的美国大使

　　2011年3月9日，骆家辉是一位长着中国面孔、操流利英语的美国商务部长，被奥巴马提名为驻华大使。这位“黄面白心”的美国外交官，迅速成为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热议的焦点。

　　而143年前的2月25日，蒲安臣被委任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清廷首个外交使团，远涉重洋，出使欧美。在外交史上，这位“双面大使”堪称罕见。

　　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在悼词中称他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因“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在他去世一个月后，清政府深表痛惜，不久便颁布上谕：“该使臣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

　　阴差阳错来中国

　　“计划赶不上变化”用以描述蒲安臣再恰当不过。他成为首位美国常驻北京的公使，的确是一系列阴差阳错所致。

　　1820年，蒲安臣出生在波士顿市的一个拓荒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而热心的基督教徒，常常放下自家农场的活，参加教会活动。22岁时，他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846年毕业后，蒲安臣回到波士顿当律师。父亲的熏陶和自身的经历，使得蒲安臣颇具美国拓荒者的进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个性。而这直接影响着他后来的政治活动。

　　1848年，蒲安臣进入政界。此时的美国，废奴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蒲安臣积极投身其中。1856年，作为众议员的蒲安臣发表名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

　　1861年春，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在此之前，蒲安臣曾发表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因此，奥匈帝国政府拒绝他入境。蒲安臣行至巴黎时方得此消息。正当进退维谷之际，恰好清廷已允许列强派遣驻华公使，林肯总统于是改派蒲安臣为第一任美国常驻北京的公使。蒲安臣喜出望外，立即从巴黎启程赴中国。

　　1862年7月，蒲安臣来到北京。在中国任职期间，这个无论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还是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竟然成为最受清廷欢迎的外国人。究其原因，是他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这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清朝政府颇有好感。

　　1862年2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根据美国在东亚的外交传统，命令蒲安臣在对待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在实施“合作政策”的过程中，精明的蒲安臣扩大其内涵，将“与西方列强合作”扩充为“既与西方列强合作，也与清政府合作”。他的“合作政策”虽然顾及到清政府的利益，但主要还是考虑本国利益。“合作政策”的核心有五项，其一，在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各国 “协商合作”；其二，为了条约权利，保卫条约口岸，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其三，赞助满清政府“维持”秩序的努力，不干涉清政府对内镇压；其四，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单独的瓜分或割让；第五，在中国用联合外交来代替武力争夺。

　　主动送上门的工作

　　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达6年之久的蒲安臣辞职回国。在总理衙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他向奕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蒲安臣的这番表态，让处在焦虑中的奕眼前一亮。当时，正在开展洋务运动的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更要走出去。恭亲王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更为紧迫的是，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一方面，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如果中国派出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磕头”的问题必定会成为一个大麻烦。

　　蒲安臣在饯行宴上的这番话，让奕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这既能取得遣使出洋的实效，又可以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获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在奏折中，奕对蒲安臣极尽赞扬之词： “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就这样，在清廷和蒲安臣的一拍即合中，外交史上堪称奇闻的“蒲安臣使团”组成了。

　　更具标志性的是，在出使期间，蒲安臣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样式为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

　　备受争议的《蒲安臣条约》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面对国势颓弱的老大帝国，各国不可能轻易就范。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他深知此行的难度之大。因此，他把使团的第一站选在了最有把握的地方——美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蒲安臣使团抵达旧金山。

　　久历美国政坛的蒲安臣深深懂得，公众舆论对国会决策的影响。从旧金山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充分施展自己的口才，热情地向美国听众陈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它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它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充满热情的演讲，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听众。在华盛顿，蒲安臣取得了此行最大的成就——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而这也是让他在中国成为一个争议人物的关键。

　　单从字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比较平等的条约。在形式上，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订约；在内容方面，其对等性反映在缔约双方均有设领护侨、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这一方面满足当时美国的需要。同时，清政府则通过这个条约，从形式上获得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

　　在论及这个被后世某些史家指责为卖国的条约时，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这些矛盾的观点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对蒲安臣的评价：他要么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要么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

　　殉职异域的“客卿”

　　在结束访问美国之后，蒲安臣使团继续前行，遍访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1870年2月18日，在参观完沙俄皇宫回寓所后，蒲安臣就觉得不舒服，又咳又喘，而且感到两肋疼痛。蒲安臣夫人请来西医替他治病，但不见好转。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病故，志刚对此深为悼惜。他认为蒲安臣“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的出行无疑对此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此外，随行的中国官员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这些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重新走向世界时，这3本尘封百年的游记被再次印发，再度成为启蒙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