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prosso:美国智库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特点

韦磊 芦跃威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智库对当代中国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相对于传统汉学和学术界的中国研究，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体现出了前瞻性、及时性、实用性、多样性、互动性等鲜明特征。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智库对当代中国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举行了诸多活动，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美国智库有关中国的观点既能影响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又能影响美国公众。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以利于了解当代中国发展的国际形象，把握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走向。本文拟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中名列前十的美国智库作为研究对象，总结近年来其当代中国研究的特点。
特点之一：前瞻性。这种前瞻性一方面体现在美国智库针对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特别是针对对美国利益构成或可能构成影响的相关问题进行预测性研究，供政府决策参考。中国经济、中美关系、中美贸易、对华战略、中国崛起、中国外交等是近期美国智库前瞻性研究的集中领域。如，2008年总统选举之前，布鲁金斯学会专门设立了“机遇O八”项目。该项目的主旨是：“帮助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和公众关注国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关于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的各种政策主张。该项目致力于提供政策解决方案和选民关心的问题的背景材料。”这意味着，该项目是一种直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前瞻性研究。其中涉及中国问题的成果主要有：布雷纳德和胡永泰的《引导中国崛起：发展一个持续的、高水平的贸易战略》、杰弗里?贝德和卜睿哲的《应对中国崛起：基于三十年的进步》、迈克尔?格林的《构建一个成功的中国战略：促进亚洲的平衡和民主理想》。另一方面，为了向美国政府提供决策依据，美国智库还就中国发展方面进行了前瞻性研究。2009年10月对外关系委员会以“中国2025”为题就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发展前景及未来影响展开了系列讨论。讨论会的论题包括；“来自内部的挑战”、“国内的新兴趋势”、“中国走向全球”、“中国未来的安全”；主题发言包括“中国崛起对于研究的意义”、“中国经济展望”、“2025年的中国与美国”。此外，近期涉及中国的前瞻性研究成果有：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崛起问题，有企业研究所盖瑞?舒密特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崛起》；关于中美关系的有企业研究所约翰?马金的《中国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威廉?科恩和莫甲斯?格林伯格的《中美关系中的软实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史天健等人的《避免彼此误解：中美关系与新一届美国政府》、裴敏欣的《中美关系未来的三十年》和布鲁金斯学会李侃如的《美中关系展望》；关于美台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问题的，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史文的《<与台湾关系法>的未来25年》、兰德公司习拉帕克等人的《平衡问题：中国一台湾争论的政治背景和军事方面》报告等；关于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兰德公司2008年出版的《美国在东亚的盟国和安全伙伴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报告；关于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有兰德公司麦艾文的《中国的国际行为》报告；关于中国国内改革方面的，有兰德公司的《中国企业管理的演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裴敏欣、张国炎、裴斐、陈立新等人的《演进中的中国司法体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是近期美国智库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迈克尔?佩蒂斯的《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减速增长》、高路易的《全球局势下的中国经济前景》、盖保德的《鉴于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有望在2030年以前赶上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不会放慢》、桑德拉?博拉斯基等的《2006－2020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企业研究所约翰?马金的《中国能保持增长吗？》和《中国：伪造的繁荣？》、布鲁金斯学会胡永泰的《中国的短期和长期经济目标与展望》，等等。
特点之二：及时性。美国智库在进行当代中国研究时基本上都是及时抓住当代中国发展中新出现的问题，以及涉及美国利益的热点问题。近期美国智库及时追踪的热点问题主要有：（1）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问题。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对外关系委员会组织的前财政部副部长史蒂芬?罗奇等人关于“中国是一个货币操纵国吗？”的讨论，尼科尔?刘易斯的《中国外汇储备：无意识方式的战略目标》，杜纳威的《中国的汇率政策：正在施压》，罗亚?沃尔森的《直面中美经济失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门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美贸易问题采访了美国在中美贸易领域的四位权威人士，他们是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前首席代表黄育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北京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列斯多维兹及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研究员阿兰?托尼尔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鲍泰利、尤里?达杜什的《对人民币的误解》、包道格的《奥巴马是否会判中国货币“有罪”？》、迈克尔?佩蒂斯的《多空双方都误读了中国》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等。（2）中国能源、环境问题。代表性成果有：布鲁金斯学会李侃如的《美中清洁能源合作：未来之路》；《中美两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挑战和机遇》，戴维?桑德洛的《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对外关系委员会易明的《关于中国绿色能源与环境政策的证词》等。（3）关于中国社会问题。代表性的成果有布鲁金斯学会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状况的研究，如哈拉斯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即将出版的李成的《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超越经济转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理查德?杰克逊、尼尔?豪等人的《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长征：<银发中国>再探》。（4）中美关系问题。代表性成果有对外关系委员会查尔斯?库普乾的《舒缓中美紧张局势》。（5）关于中国军事发展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对外关系委员会的《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巴乔瑞亚的《应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军力》等。
此外，美国智库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还体现出了反应迅即的特征。2007年1月19日中国击毁一颗报废卫星，立即引起美国智库关注，对外关系委员会很快就发表了查尔斯?弗格森的《对中国反卫星试验的反应》、卡林的《中国的反卫星试验》。2008年3月，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结束后，美国智库迅速组织有关专家就选举本身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展开讨论。3月24日，即选举后的第三天，容安澜就接受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采访，提出“台湾选出的新总统有可能改善两岸关系”。3月26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台湾选举举行了专题讨论，包道格、容安澜、薛瑞福等人参与讨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美国智库对奥运会高度关注，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对外关系委员会于5月7日就奥运会专门采访了米特?罗姆尼；6月12日播出了易明和史国力的《中国的奥运噩梦》的谈话；6月17日专门举办了“聚焦中国：奥运会”的讨论会；同日还发表了巴塔查尔吉的《中国奥运会的压力》；8月22日发表了巴乔瑞亚的《中国的奥运契机》，等等。2009年新疆“7?5事件”的第二天，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发表了巴塔查尔吉的《维吾尔人与中国的新疆地区》；7月 9日发表了克里斯蒂娜?拉森的《中国如何赢得和失去新疆》；同日，杜磊和巴乔瑞亚等围绕“维吾尔人和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展开了讨论。
特点之三：实用性。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都是以维护和促进其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这首先体现在当代中国研究的现实国家利益关怀方面。这种现实关怀最集中地表现在智库当代中国研究中所探讨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面对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如何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国家利益展开。针对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经济外交势力的扩张是否与美国的全球利益发生冲突？”这一问题的担心，2004年10月华盛顿智库圈举行了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讨论会，“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是其中六个议题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杰西卡?马秀丝在讨论会上指出：“我们要探究的是，未来25年，中国能否成为领导国家？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的贸易是否会保持持续的增长，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中国能否克服国内问题，确保其可持续增长？中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其总体崛起？中国如何利用其增进的经济和外交实力影响美国的利益？美国会因此担心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吗？如何对中国的经济和安全收益做出最佳反应。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崛起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关心的重点，也是这次会议探讨的重中之重。”2009年10月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2025”研讨会所探讨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将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什么挑战？”
美国智库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实用性也体现在绝大多数当代中国研究都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方面。关于中美贸易问题，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雷纳德和胡永泰建议：“下一任总统将需要一个解决与中国贸易的长期的、高水平的战略，而且要大力推进国内政策，以确保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蓬勃发展”。具体措施是：“为中国崛起作好准备，形成有利于美国持续的、优先的周边环境；大力实施这样的项目，使美国具备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能力（包括创新、教育和基础设施），并在支持流动性和机动性方面提供社会保险；大力推行一系列对美国竞争力有重大意义的重要贸易执法行动——针对知识产权盗窃和作为中国中央目标的对出口的全面补贴；作为更广泛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国货币更加快速调整，以推动亚洲货币升值，并促进全球贸易失衡的有序下降；进行最高级别持续的经济外交，以更好地形成多边和区域经济结构和协议。”布鲁金斯学会的杰夫里?贝德和卜睿哲就中美贸易问题向新一届总统提出建议时强调：“虽然我们必须避免贸易战，但是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利益。”为此，他们一方面要求美国政府“鼓励中国摆脱出口导向战略，走向内需驱动战略，建立一个使普通的中国人有消费信心的社会安全网。根据市场决定的水平调整人民币，应该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减少贸易顺差将更有助于迅速地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我们必须说服中国领导人通过创造一个鼓励合理配置资本的金融服务业，通过消除对亏损的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实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标准，来重振改革”；另一方面强调美国政府必须对中国采取一定措施：“对于改革的回报，我们可以提供的正激励措施包括：承认中国参加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小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中国定义为市场经济国家；与在美国股市和商品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合作。负激励措施可以包括：强大的反倾销标准，对于国家补贴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更积极地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当然，我们要大力攻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习惯，特别是他们的可悲知识产权执法。如果中国不在该领域取得显著改善，下届政府应着手向世贸组织投诉，寻求它的裁决。”此外，他们还提出要“防止新兴的东亚区域组织将我们排除在外”。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但是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贸易不平衡问题。关于对华战略，迈克尔?格林建议：“下一任总统将需要巩固我们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伙伴关系，并注意重建关键性的联盟。该联盟已进入漂移期——尤其是美韩同盟。”具体方法是：“小心地调整以避免迫使不希望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的亚洲国家做出战略选择；继续与欧盟就中国和亚洲的战略进行战略对话，这将可以作为应对中国崛起的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认是出于对平衡及对冲的需要，但要对在亚洲稳步地传播加强美国优势和形成区域环境的普世理念有信心，这种环境将促使中国对法治、人权，甚至政治参与的态度出现积极变化。”关于能源与气候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钱德瑞建议美国“帮助中国进行人才能力建设”，“增加对清洁能源技术的财政支持，同时鼓励中国也这样做”；“加大资助力度，合作进行研究和开发项目，可以帮助中美两国共同迈向清洁能源经济”。布鲁金斯学会的戴维?桑德洛为中美政府提出了九项建议：“承认对方观点的合理性；建立一个清洁能源合作框架；突出一两个主要的引人注目的倡议；强调共同开发技术；促进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合作；推动能力建设；在未来承诺的特性中寻求共同点；运用和改善现有合作机制；在中美首脑会晤中突出清洁能源”。可见，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始终都是以实用的服务于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也正是这种对国家利益的现实关怀推动了近年来美国智库开展起大规模的当代中国研究。
特点之四：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从研究内容看，美国智库近年来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发展，可以说，凡是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问题，美国智库都有所涉及。据不完全统计，白2010年1月以来，美国各主要智库以中国研究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和成果涉及的领域有：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发展、台湾以及两岸关系、中国政治、中国军事、环境能源、文化等。其中中国经济发展、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等是美国智库关注的核心问题。（见表一）
表一 美国主要智库当代中国研究所涉及的领域（2010年1月1日—5月10日）
领域                   数量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            60
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  37
中国发展                      15
中国对外关系                  12
环境能源                      10
中国军事                      9
台湾以及两岸关系               8
中国政治                       2
历史文化                       2
合计                         161
二是从研究主体看，近年来，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已经突破了纯粹由智库学者参与的状况，日益走向国际化。也就是说，近年来参与美国智库什展当代中国问题讨论的人员日益多元，既有美国本土人员，也有来自于其他地区的人员。在美国本土人员中，既有长期从事中国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政府要员，或者前政府官员。2004年9月20—21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华盛顿举办了“中国和平崛起？”国际研讨会。该研讨会原本设想是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而实际上有300人参加了会议。参会者分别来自美国国务院、白宫、国会、财政部、能源部、商务部、国防部、环境署等，还有两党政策委员会的代表，美国40个主要思想库的研究人员，包括中国周边国家在内近20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代表（包括埃及、澳大利业、德国、法国、俄罗斯、以色列、韩国、阿根廷、柬埔寨、巴西、菲律宾、芬兰等），商业界则包括了波音、英特尔、摩托罗拉等大公司的代表。参加会议的25名主讲人，包括美国前政府要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等。不过，很长时期以来，在美国智库中很少见到来自于俄罗斯等国家的中国研究学者或政要参与讨论。
三是从研究形式看，美国智库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官方的重视和民众的认同，往往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研究活动，通过各种途径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其研究活动采取的形式主要有：（1）建立固定的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学会于2006年专门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进行中国研究。（2）设立当代中国研究项目。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设立了“费和中国研究项目”。目前该研究项目包括：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及其对美中关系和美国战略利益的影响；就变化中的美中战略核态势作出分析、发表论著和进行第二轨道的双边对话；重点研究中国的艾滋病危机及其对美中关系的影响；研究中国在中亚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分析台海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着重关注政府间合作的项目；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对其他地域安全的影响。（3）采取讨论会形式进行研究。美国智库关于当代中国的讨论会形式主要有：专题讨论会，如有关“中国能源”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围绕某本书籍进行的讨论会，如布鲁金斯学会2006年1月组织召开了围绕沈大伟主编的《权力转移：中国和亚洲的新动力》一书的讨论会；此外，还有午餐会等形式。（4）学者自己进行研究。这也是美国智库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主要形式。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和兴趣，选取一定的题目自行进行研究，取得研究成果后再通过智库相关途径加以发表。美国智库除了研究形式多样化外，其研究成果的发表也是多样化的，不仅通过主办杂志、出版书籍、发表论文、代写研究报告等形式发表研究成果，近年来还特别注重利用网络等新媒体发表研究成果和观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智库为了将研究成果推向中国，开始建立中文网站，如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达国际和平基金会等。（5）访谈。访谈对象既有智库本身的专家学者，也有其他地区和领域的人员。2009年5月28日布鲁金斯学会就美国财政部长许莫西?盖特纳的首次中国之行专门采访了普拉萨德，7月 9日和 13日，专门就中国的民族问题和中美商业贸易问题采访了李成。访谈已经成为智库展开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形式。
特点之五：互动性。中国学者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活动、成果、观点开始对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构成影响，中美合作研究与互动增加。这主要体现存以下几方面。一是中国学者的观点直接激发美国智库当代中国研究中的热点。最鲜明的例子是，2003年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有关“中国和平崛起”的演讲后，很快引起了美国智库的关注。于是美国智库开始兴起大规模的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布鲁金斯学会还将郑必坚的相关论述译成英文出版发行。为此书作序的桑顿明确指出：“此书值得一读，不仅是其思想的强大，而且是因为其勾画了一个对华关系的政治和政策约束和机会的图景。……郑必坚讲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向美国人回答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应如何认识中国？”二是美国智库密切关注中国学者的观点，并加以评述。2008年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针对中国学者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专门撰写了《让民主造福中国——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一文。三是邀请中国学者参与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活动，与中国方面合作进行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旨是“努力构建一个国际化的研究交流平台，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独立、高质量及有影响的政策研究”。布鲁金斯学会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崛起”问题，曾于2005年6月邀请郑必坚参加讨论并发表讲话。2007年8月11日，“改革开放论坛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合作项目”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的软力量：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研究机构和院校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主要围绕国家力量与软力量理论、中国的软力量、软力量与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年10月20－21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研讨会。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中美两国的几十位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就中美两国的能源安全与全球气候变化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学术讨论。四是美国智库开始接受中国有关方面的委托进行相关问题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7年兰德公司接受天津滨海新区相关部门的委托进行一项技术预见项目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中国的全球技术革命：天津滨海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技术机会的深入分析》的报告。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美国智库将越来越密切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所有问题。
（《环球视野》2010年9月9日第309期，摘自2010年第5期《现代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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