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月年天数多不多:张学良从“不抵抗”到“西安事变”

              吴双江（编撰）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号毅庵，汉族，辽宁海城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6年6月，张学良任安国军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 8月，任东北陆军讲武堂监督。 12月，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令张学良负责京、津地区的警备任务。 1927年 3月，率三、四方面军到河南与北伐军对抗。 5月，在河南和北伐军作战失败，率军北撤。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学良授陆军上将军衔。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谋害。 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军结束，东北军诞生。 面对日本的威胁，张学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所以张学良的“不抵抗”与蒋介石为了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是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的。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但是，东三省的沦陷张学良是推托不了责任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于  1934年2月张学良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主要有四条：第一，由于他的不抵抗政策，使东三省迅速落入日本人手里，三千万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张受到人民的唾骂，面对乡亲们的苦难，他逐渐有所悔悟；第二，受共产党抗日救国思想和行动的影响。在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的时候，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 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了办事处，双方交往密切。第三， 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1936年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对群众的要求表示同情。第四，张学良对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逐步产生反感。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12月9日西安学生游行示威时，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杨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就不可避免了。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对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如果没有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和对西安事变的妥善处理，当时的抗战局势向何方发展确实难以预料。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能否在陕西立足并取得日后的迅猛发展也很可能是个未知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不仅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而且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完全配得上“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这样的称号。
　“西安事变”无疑是张学良人生中最重大的事件。此后，他被蒋介石软禁了五十多年，许多志向再也无从实现。这种丧失自由的生活，对于他这样一个胸怀大志、才干突出、当时正值盛年的人来说，其痛苦岂能以语言来表达？因此，张学良是一个悲情英雄。在值得我们敬仰的同时，更是极为令人扼腕。 有诗人《题张学良将军第一幽禁地》诗：“为邦兵谏死何哀，臣道终缧不世才。苍坡受旨观书处，抗日频传捷报来。”（《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要言不烦地反映了将军兵谏目的和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所付出的牺牲及其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