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龙神配置:甲骨文趣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7/04 19:24:06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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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 大规模挖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
  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5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
  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特点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发展
  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
  

       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
  一、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仅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内容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意义
  甲骨文引导炎黄子孙走上使图形记号表示意义而不约束其读音的文字发展历程。这既造就了绵绵数千年统一的文化意识,也导致汉民族语言扩张乏力。语言对象的丰富和对语言对象的认识深化,迫使象形规则产生更多字和升华象形规则(会意),迫使编撰字书词典成为标示字词含意、约束字词歧义的方法,迫使炎黄学校成为学习字读音的场所(对照的是,基于字母原则文字史真实可以正本清源文化与传统。记载了商王室的历史活动的甲骨是商时期学校用具。)甲骨文字打开了观察 3000 年前黄河流域人们生活的窗户。
甲骨文书法
  
  

       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甲骨文的“钟王颜柳”
  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殷代的“钟王颜柳”们,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
  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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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书法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
  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详解甲骨文的发现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第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 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 “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相关研究 
甲骨文之父
  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的学术研究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记载着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的甲骨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的发掘和研究
  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关于商代历法与地理的研究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146]。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147]。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148],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现在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
甲骨文受到的破坏
  1、由于药铺老板拒收上面有刻画痕迹的龙骨,小屯村的农民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刮掉,以6文钱一斤的价格,将挖出的龙骨卖给药铺。于是许许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当作药吃进肚里,这就是所谓的“人吞商史”。
  2、甲骨文发现后,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外国人开始大量搜购。这些非科学的发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况,使所出甲骨的价值大失。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十万片以上。
更早的甲骨文
  1985年夏,陕西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西安市西南20多公里的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一带,发掘出西周名都镐京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原始社会部落居住遗址,并且在这个遗址上发现了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据此,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认为它是我国迄今所见的最早的甲骨文,这批甲骨文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4500~5000之前,比过去认定的商代甲骨文要早1200~1700年。
相关资源
       甲骨文的收藏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除商代卜辞外,1954年起又发现了大量西周甲骨,其中有字的不少,时距殷墟卜辞的发现已半个世纪,作伪之风无存,当然也就谈不上辨伪了。

 

甲骨文为甲骨文书法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我想,可以运用象形甲骨文的字画同源之理,在保持甲骨文字基本字形的基础上,赋予其更多画的意境,用简洁笔画,形象的笔调,组合成古朴、有趣、具有诗情画意的“素描”。也有的是字画组合,融字于画中或融画于字中。在创作中着重于写意,就是以保持甲骨文原来字形为基调,运用毛笔特有的软毫韵味,采用形象的手法表达出甲骨文的本意。其精髓在于“传神”。用长毫毛笔书写甲骨文,字之笔画有粗有细,有方有尖,有轻有重,尽情挥洒。用流畅的笔法写出甲骨字的峻峭、欹丽、古拙、空灵。当然,创新而不离法度,强调原始再现和艺术再现,熔哲理、功法、气势、悟性、情感、格调、书法艺术于一炉。在“形似”中更创造出“神似”,在古味中更有新意,从而演变成象大写意画般精美的艺术品。本着以上创作意图,我曾创作了一些作品,今选择了几幅分别介绍如下,以求方家教正。

这幅作品是把甲骨文的“鹿”字、“鱼”字、“草”字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幅作品。鹿在青青的草地上自由奔跑,来到河边喝水,看到河中的小鱼,抬头呼唤自己的同伴快来。表达“水不求深鱼自乐,人之好吾鹿则鸣”。

这幅作品是把甲骨文的“鱼”字、“网”字和两只手(即网上下的两个“又”字),组成用手持网在捕鱼,实际就是进行渔猎。也即“渔”字。正是,“启网得鱼,船满网盈”。

这幅作品实际也是一个“渔”字。不过不是用鱼网,而是用鱼竿钓鱼。鱼竿下方的“又”字,在甲骨文中代表“手”字。正是“得鱼贯柳乐渔夫,斗酒传花约友朋”。

五是字画派。即运用象形甲骨文的字画同源之理,在保持甲骨文字基本字形的基础上,赋予其更多画的意境,用简洁笔画,形象的笔调,组合成古朴、有趣、具有诗情画意的“素描”。也有的是字画组合,融字于画中或融画于字中。商代晚期卜辞中就有“文字画”(见图十二)。字画派作品,充分利用甲骨文的基本笔画横、竖、点、斜、曲,尤其是巧妙地运用甲骨文中“曲笔”的“曲无常态,随物、意曲尽其妙”之特色,创作的作品达到“所书动物字,飞禽展翅,蛇虫曲伸,猛兽獠牙,栩栩如生;所以人体字,立、卧、蹲、跪、躬、手举足行,如朝夕相见;所书景物字,山、水、草、木,犹身临其境,画意盎然;所书器物字,具具形象。”(《商甲骨文选》前言)(见图十三、图十四)。

图十二甲骨原版及摹片

图十三鹿

图十四燕 鱼图十五 鸟 山

四是写意派

即以保持甲骨文原来字形为基调,运用毛笔特有的软毫韵味,采用形象的手法表达出甲骨文的本意。写意的精髓在于“传神”。又称之为“甲骨文意书”。代表人是怪夫子宋大海。怪夫子师古不泥古,创新而不离法度,强调原始再现和艺术再现,熔哲理、功法、气势、悟性、情感、格调于书法艺术一炉。其写意作品,匠心独具,古朴迷幽。著名书法家东山先生评价说:“综观大海写意甲骨文,有着不可重复的意韵力度。是民族情趣、民族哲学、美学、文化精神意蕴的体现。”“纵笔纷披,酣畅无拘;构思雄伟,大开大合;中锋硬笔,凝重势动;线条爽利,运笔诡谲。入金石,出石鼓,行意落落;吞四海,吸五湖,气势勃勃;铿锵节奏,顾盼映带,奇丽甲骨文艺作集于腕下”(见图十、图十一)。

图十 龙

图十一凤雏鸣云

 三是游于艺派。

即用长毫毛笔书写甲骨文,字之笔画有粗有细,有方有尖,有轻有重,尽情挥洒。用流畅的笔法写出甲骨字的峻峭、欹丽、古拙、空灵,在“形似”中更创造出“神似”,在古味中更有新意,从而演变成象大写意画般精美的艺术品。代表人是我的老师“优秀人民艺术家”魏峰先生。其作为大写意画家,在进行甲骨文书法创作时,融入东西方艺术及中国画的写意性,探求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他大胆地“变形”,“破体”,在章法布局上追求新的形式,强调整幅作品疏密、对比,计白当黑,用笔大起大落,甩得开收得住,痛快爽利。用墨上强调干、湿、浓、淡的变化,常用缩墨作书。“狂怪求理,鲁莽求笔”,目的是追求现代书法的审美情趣。启功先生评价魏峰的甲骨文书法作品是“甲骨遗风”(见图七、图八、图九 )

 

图八 艺风

图七登山临水

图九 殷商王朝在洹上,龟甲契文出异光。不用贞卜集新句,刀笔书艺要弘扬。

二是形似派。

即以摹写的甲骨文入书,创作的甲骨文作品字形形似,保持原味。代表人是老甲骨文学家董作宾先生。先生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曾对甲骨作了大量摹写工作,对甲骨文形体与笔法谙熟于心,因此得其用笔之妙。卢贤生先生评价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作品是“笔致秀润端雅,深得卜文神韵。他的甲骨文书法多为第一期卜辞的风格,并吸收了卜辞中朱书墨书的丰厚风格于一体。写的清润朗健,字体整肃峻峭,形态变化自然,    婀娜多姿,潇洒飘逸。”(见图六)。

                                图六

甲骨文书法,从广义的角度讲,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刀代笔”,即在甲骨片上进行契刻的书法艺术。包括发现的三千年前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和现代仿制的工艺品甲骨文;二是“以笔代刀”,用毛笔在纸上书写甲骨文的笔墨书法艺术。

甲骨文笔墨书法艺术,是从20世纪20年代罗振玉编集的《集殷虚文字楹帖》为开端,迄今才八十多年,比起金文,大篆,小篆,隶,行,草,真各种书体的书法来,它是最年轻的一种书体类别。在这不长的时间里,老一辈的书法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极为珍贵的可供借鉴的墨宝。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热衷于研究甲骨文的各种学科及甲骨文书法艺术,创作甲骨文书法艺术作品的新老甲骨文学家,众多的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这对繁荣甲骨文书法创作、发展甲骨文书法艺术,无疑是件幸事。综观几十年的发展,甲骨文书法艺术已形成五大流派。为了从多个流派中汲取精华,充实自己,从而写出自己的风格,走出自己的路,今将各流派艺术特点概括如下:

一是规范派。

即用字严格,主要以临写或以甲骨文集字严肃创作,不臆造或妄加改窜。书写甲骨文以篆和钟鼎笔意入字,作品均衡、对称、稳定、端庄、谨严。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临写甲骨文。完全忠实于甲骨文原貌,如徐无闻先生的临写甲骨文作品(图一)

图一

一种是甲骨文书法创作作品,甲骨文字大小一致,整齐排列,圆笔等划书写,融有篆书笔意,有的以钟鼎文笔意书之,如丁佛言的书法作品(见图二),罗振玉的书法作品(见图三)。

图二

图三

笔者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在书写佛经及经典著作时,也是采用融入篆意的笔法书写的。拙作不能和大师们的墨宝相提并论,但为了说明问题,斗胆举出二篇。(图四是笔者写的60米长卷《孙子兵法》节选局部,图五为25米长卷诸葛亮《出师表》局部)

图四

 图五

局部放大图

 

   罗振玉的甲骨文书法“用笔秀润,格调清丽”(杨鲁安先生语)“罗氏写甲骨文有两种形式,临写原刻辞和集联。他以体势开阔宏伟、结构严谨的一期卜辞为宗,参以中锋篆法,坚实挺拔的结构字形,既有盎然古意,又别具心裁,成为契刻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丛文俊先生语)。张俊之先生的评价是:“分析罗氏甲骨文书法是吸收篆意而雅化了。用笔改变了甲骨刻辞恣肆放纵的瘦劲,而为玉箸篆的圆韵丰满,起笔藏锋,兼用侧锋,收笔斩齐,运笔中有的中锋,圆笔书之,有的加大了按笔力度,使笔锋铺开,有方笔遗韵。结体采篆法纵长,大小整齐,点画间平衡对称,协调而统一,隽雅而质朴,行款章法,楹联单行,虽有倚侧,但中轴稳定。卜辞纵有行,横无列,端庄谨严。粗笔画的,也有细笔画的,不失甲骨神韵。为我们如何用毛笔书写甲骨文开辟了一条正宗之路。”老一辈的甲骨文学家罗振玉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严谨规范的榜样。

    八十年代以来,甲骨书法或篆刻作品时有出现。研究甲骨文书法并作为创作体裁在一些大型的展览中比重明显加大,作品在质量上也有了新的提高。作者在继承前贤作品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拓宽视野,涵养学识。随着甲骨文物资料的刊布增多,注重了从甲骨原版文字本体中间讯消息,书体也不再囿于典范书家格定的旧模式,开始追求新的体态风貌。1984年10月,在河南安阳市首届举办“殷墟笔会”和“甲骨文还乡书法展览”,这一时期甲骨文书法创作可分为以下几种倾向:

    1. 恪守甲骨文原字型,依照契刻效果,再现刀笔形态。

    2. 采用甲骨文字,施以石鼓或金文笔意,一改甲骨文劲直而为凝重的效果。

    3. 将甲骨文字整齐划一,以小篆笔致成之,追求工稳精致的格调。

    4. 保持甲骨文字的大概结构,行书用笔简率急就,突出天真稚拙的意趣。

    5. 打破甲骨文的形体结构,草书用笔,潦草开合,觅求欹侧恣肆的境界。

    1985年安阳甲骨学会成立。1986年9月,何崝《甲骨文字帖》由巴蜀书社出版。1988年 孙常叙撰集《龟甲兽骨文字集联》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4月,徐振韬在英国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举办甲骨文书法展,为国外举行甲骨文书法展之发端。10月,刘兴隆《甲骨文集联书法篆刻专集》出版。这个时期刘顺、潘主兰是其中代表人物。刘顺的甲骨文书法(见图十七)“没有束缚于甲骨文的表现形式,而是透过刀刻的痕迹想见古人书写的风神,使刀刻的线条活泼起来,柔挺合度,是书写的甲骨文,而非刊刻的甲骨文。”(《中国书法》2001年8期41页张海《关于刘顺》)而潘主兰先生甲骨文书法的“布白呈均衡式但能自由构筑,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字距参差有别致,行距疏宕有余韵,用笔直取瘦硬,能活泼,具生气,“字外出力中藏棱”,经衍化的繁简错落有致的线条,于无规划中求规则,于纤微要妙处临事从容,情驰神纵而任其自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令古树开新花。”(摘自蒋平畴先生《枕流漱石逸清刚——潘主兰先生艺术世界》)此外还有“吴昌硕的嫡传弟子诸乐三结字取自甲骨文,结体与笔意多存金石碑版气息,与董作宾,叶玉森等的风格大相径庭;苏州沙曼翁影响亦及于一代。北京王友谊在近年书作中,写甲骨文体线条灵动,刚柔相济,颇受时誉。”“他更多参入了行书笔法,如运笔的裹锋绞转、中侧并用;结体以固字立形、依象取势,章法以随形布势、虚实相生;墨法的浓度相间、燥润相杂。因而线条委婉多致、灵动活脱而不失劲挺,具象造型稚拙自然、天真可爱而不神秘,意境古朴而清新,明爽而蕴藉,一面以现代审美意识解读着先民‘仰观’、‘俯察’的构思,同时抒发着“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的情致。”(见王世征《发远古之韵抒时代之情》)

    90年代,大批甲骨文书法集出版,以及个人书法展的展出,给书法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1991年王乃栋书《写意甲骨文》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刘兴隆《新编甲骨文集联》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台湾董玉京撰《董玉京甲骨文草书集》出版。9月,安阳段长山、魏峰合编《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誉为“我国第一部集近现代甲骨文书家作品之大成”的著作。1994年9月,柳学智《甲骨文集唐诗一百首》由北京龙门书局出版。10月,安阳举行“94’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95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大会还在殷墟博物苑举办了甲骨文书法篆刻艺术作品国际大展。1995年1月、3月和11月徐振韬分别在英国帝京大学、杜伦大学和美国柏克利大学举办个人甲骨文书法展,每次展出30余幅作品。2月安阳殷墟甲骨文艺术研究会成立。1996年台湾袁德炯《甲骨文游艺集》出版。南京举办江苏省甲骨文学会首届书法展,并举行“发展甲骨文事业,弘扬民族文化”座谈会。1997年南京举办首届中日甲骨文书法展,展出作品118件(其中中方92件,日方26件)。李鸿伦书《甲骨文书法》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1995年以来,江苏省甲骨文学会围绕甲骨文出土百年纪念,连续几年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分别在南京、北京、淮安、常州等地举办了全国性、国际性甲骨书法大展6次,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与各种座谈会5次。其中 1998——2002年,江苏省甲骨文学会等主办了二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推出了一些较为优秀的甲骨文书法作品。“他们大多数书法创作的轨迹是沿着罗振玉、董作宾、丁辅之和简经纶等近现代著名书家的风格而逐渐演进的。与前辈书家不同的是,当代书家在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创作手法的灵活性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就台湾和大陆的作品而言,台湾书家的作品特别注重传统,书写普遍工稳严谨,深受董作宾雅静秀美书风的影响,安国均、王学勤、董玉京、瞿达三、柯美风等人为其代表。大陆书家则取法较宽,风格多样。师承罗振玉雄浑古朴书风的以范毓周、徐自学、仲贞子等为代表;取法丁辅之刚挺瘦劲风格的以石学鸿、王一羽、王冰石、吴柏军、何昌贵等人为代表;师法简经纶粗放恣肆书风的以秦士蔚、周风池、焦智勤、王小平、胡家持等人为代表。”。这一系列的展示活动,受到中外学术界、教育界、书法界的极大关注,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书法向前发展。

    1999年4月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由江苏省甲骨文学会会同江苏省社科联、江苏省教育工会、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甲骨学商史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台湾甲骨文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甲骨文与商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海内外甲骨文书艺展”。5月,由江苏省文化厅、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年——海内外甲骨文书法大展”,展出作品178件。8月,“魏峰甲骨文书法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从上可以看出,八、九十年代甲骨文书法越来越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出现了甲骨文书法创作热,书写内容、形式、风格及表现手段的大有改观。他们用诗词、古句、自撰诗为题材,以横批、斗方、扇面等多种表现形式,追求浑厚、险峻、写意的个性,其制作技巧不择手段。打破了单一表现契刻原貌为正宗的条条框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卜辞的神韵。但与各种传统书体相比,甲骨文书法只不过才八十余年的历史,甲骨书家的队伍还比较小,甲骨书法也还有一个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接受的过程,但作为书法艺术的一个新品种,必将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沙鸥国学论坛)

  甲骨文书法艺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各具个性的不同流派,下篇将根据我的理解分别进行讲述,以使朋友们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对甲骨文书法产生更大的兴趣 。同时学会如何欣赏甲骨文书法。

近现代甲骨文书法,是指今人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字,与殷商时期用利器镌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甲骨文”是不同的。近现代甲骨文书法是我国墨苑里的一朵奇葩。

    殷商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是古文字学家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在我国的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我们当今社会研究发扬甲骨文书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财富之一。甲骨文里保存了不少商代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也是历史学家和古代科技史家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用毛笔书写甲骨文,书写时并讲究执笔、用笔、点划、结构、章法等,作为一种书法艺术来对待,那应该是1921年罗振玉等学者集甲骨文字书写楹联以后的事情。自此,在甲骨学研究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甲骨书法这朵新的墨苑新花。

    最早出现甲骨文书法作品是1921年左右。著名学者罗振玉在研究之余,首先集甲骨文字用毛笔写成楹联。他曾说:“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后于1921年以《集殷墟文字楹联》为书名付印。这是一部最早的甲骨文书法集,是甲骨文书法时代的大事,使这种古老的书体为现代人服务。尽管罗氏说:“用作临池之用”,但印行出来,传播开去,受到甲骨学者、书法家的广泛注意,真正把甲骨文书法引导到书法园地里。其后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纷纷集甲骨文字为楹联。

    1927年罗振玉将自己和其章钰、高德馨、王季烈三人作品集为《殷墟文字楹帖汇编》由东方学会石印出版,共收400余联,四言、五言、六言至十言不等。在甲骨文可识不足千字之时,他能集出这样多的楹联,可谓极变化之能事,创甲骨书法之奇观。此书1985年以《集殷墟文字楹帖》为书名由吉林大学出版社放大重印。

    “罗氏写甲骨文有两种形式,临写原刻辞和集联。他以体势开阔宏伟、结构谨严的一期卜辞为宗;参以中锋篆法,坚实挺拔的结构字形,既有盎然古意,又能别具心裁,成为契刻书法的杰出代表,”影响着甲骨文艺书界。(丛文俊:雪堂书法叙论)

    “罗氏甲骨文书法用笔改变了甲骨刻辞恣肆放纵的瘦劲,而为玉箸篆的圆韵丰满,起笔藏锋,间用侧锋,收笔斩齐,运笔有的中锋,圆笔书之,有的加大了按笔力度,使笔锋铺开,有方笔遗韵。结体采篆法纵长,大小整齐,点画间平衡对称,协调而统一,隽雅而质朴。行款章法,楹联单行,虽有欹侧,但中轴稳定。卜辞纵有行,横无列,端庄谨严。有粗笔画的,也有细笔画的,不失甲骨神韵,为我们如何用毛笔书写甲骨文,开辟了一条正宗之路。(张俊之《罗振玉对甲骨文书法的贡献》)

    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展开以后,甲骨学研究完成了草创阶段向成熟阶段的飞跃。在这一阶段期间内的甲骨书法艺术作品,基本上是由下述两部分人创作的。

    一部分是非甲骨学者。1928年丁辅之出版了《商卜文字集联》;1937年出版了《观水游山集》。1937年简琴斋也出版了《甲骨集古诗联》上编等。因为他们对甲骨文所知甚少,所写的甲骨文书体已经基本失去契刻刀意,他们几乎不用摹拟甲骨错落疏密之整齐规范,行列划一,笔笔精到,一丝不苟,是一种经过甲骨文改造的篆书,用笔均为方笔,而且集错的字也时有发现。以上所述罗、章、王、简、丁、高诸氏的作品,在1969年由严一萍先生汇为《集契汇编》一书,由台湾艺文书馆出版。此外1974年台湾还出版了石叔明、林翰年编的《甲骨文与诗》,文字犹如刀削斧刻,用笔侧卧拖出,失去了甲骨文的韵味。因为作者没有甲骨文的基本知识,不知道甲骨文写的基本规律,也没有临摹过甲骨拓本,所以写出了和甲骨文相距甚远的甲骨书法。

    另一部分是甲骨学家。著名的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不仅对甲骨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对甲骨书法颇有研究。他常在公余之瑕,挥毫临习甲骨文契刻。他认为临摹是学习甲骨文书法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能马虎,或当作消遣自娱,一定要认真对待。他总是先用玻璃纸蒙在拓片上,钩出轮廓,再与原版甲骨对照临摹。在刻苦临摹的基础上,也不断地创作了一些集字甲骨文书法作品来。此幅甲骨文书法七言联“为大我不为小我,疑古人也疑今人”,写得秀润遒丽,方圆相济,骨肉兼备。点画起笔都逆锋入纸,呈浑圆厚重状,收笔大多瘦劲尖利,但并不轻薄浮滑,意到笔到。他用墨到位,落笔、运笔到收笔,粗细过渡十分自然匀称,提按的动作和力度,把握得很有分寸。线条刚直遒劲,转折有方有圆,圆处自然内敛,方处挺括锐利,呈尖角状。(王本兴《董作宾甲骨文书法赏析》,此外据严一萍(《甲骨学》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艺术》)介绍,董作宾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逝世时,用甲骨文字撰写了四百多字的长篇挽联。其结体纵横开合,上下错落,浑厚劲削,绵里藏针。董作宾从甲骨文拓片的临摹走出来,带着自己的个性与面貌,启迪着后人。郭沫若其甲骨文书法甚少,尤为珍贵,今仅见《甲骨文字研究》中一小幅甲骨文临作及1934年为柳非杞书甲骨书法条幅。

    1950年汪一庵为所集董作宾、汪一庵书法的《集契集》一书稿本作序,1960年10月《集契集》发表在《中国文字》第一期上。1976年日本欧阳可亮据稿本重新书写,以欧阳可亮、董作宾、汪一庵三人名义由日本春秋书院出版《集契集》,全书共有对联182幅,诗91首,词77阙,令6首,共356篇。董、汪原《集契集》稿本1978年10月由严一萍在艺文印书馆出版。严版集词87阙,其它与欧阳版相同。由于董作宾作为著名学者的声望和他甲骨书法的造诣。国内一些甲骨学家,如丁佛言豪芒雄健,结体疏放;容庚先生笔力犀利,造型古朴;商承祚先生运笔苍劲,体态端凝;胡厚宣先生笔锋挺劲,神情俊朗;陈邦怀先生挥笔工整,书韵秀雅;而王襄先生篆势盘拿,拙中见巧,返扑归真,显示出前辈对甲骨文书法的精深研究。因为写得不多,故他们的墨宝更为珍贵。此外叶玉森与柳诒徵是学者兼艺术家,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了甲骨文书法创作。叶玉森所书甲骨文,以毛笔作刀笔。“得殷契之神采,用笔纵横排傲之势,兼有刀契与笔写之特点,有方有圆,笔意自然贯通;有大有小,参差错落有致;而且字体形态稳重,笔势生动,文字布局虚实相倚,从外形到内涵都给人一种含蓄的对称美观之感”。(李植中《叶玉森与甲骨文书法》)“寓刚于柔,与董作宾甲骨文书法弘毅刚劲相映成趣,其线条极精致细腻,颇有书卷气息,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得殷代甲骨文书家的笔意而少刀意新的甲骨文书体的创造与借鉴,较罗、董更趋谙熟与圆融。”“ 柳诒徵所作甲骨文书,不拘于字形而僵持,而是从用笔到结体颇随情意而行,生动婉转,富有意趣。往往用甲骨文错落的章法,但结字大小相间,方圆并用,与叶玉森的甲骨文体颇多相近之处。” 天津李鹤年,他以毕生精力精研甲骨文书法,兼善多体,于所写甲骨文直溯殷契。虽笔致中锋方圆兼有,而天趣盎然,古风犹存。特别是尖头尾、肥当中的笔画,无纤弱之弊,多生动之机,作品流走通畅,令人叹绝,受到国内外甲骨文书法家的广泛推崇。

    “黄宾虹是一位山水大画家。他以笔墨‘写’山水,蔚成开宗立派大师。由于他对书画线条的深刻理解与锤炼,在篆书上更为自由地融入甲骨与金石的多种笔意,形成形体疏放,结字简古,用笔松活的似甲骨非甲骨,似金文非金文的独特风格,颇受时人所赏。可以说是对甲骨文书体的天才吸收运用。”(刘正成《考古学对二十世纪书法的影响》)(沙鸥国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