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到利雅得机票:中国智谋：上下级利害关系全剖析

文/网络     编辑制作/荷花小女子

中国智谋：上下级利害关系全剖析
目录
内容简介
今天,人们大概已经不太知道，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关系。孔子说： “君对臣以礼相待，臣为君做事尽忠。”孔子时代的“忠”是诚信的意思。孔子说： “为朋友谋划能不尽忠吗？”臣对君的忠心，与为朋友的尽忠没有什么不同。
◇前言
◇放弃满洲家法，确立君权一揽
◇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
◇鳌拜辅政成为乱政
◇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第一帝师熊赐履
◇南书房师友
◇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
◇平定三藩叛乱要图
◇非郑氏叛将不能收复台湾
◇君臣以义合
◇于成龙以道事君
◇康熙帝对汤斌态度的转变
◇保护清官张伯行
◇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
◇康熙帝的法家治术
◇整肃帝师
◇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
◇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
◇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以儿子的才华，博取父皇的欢心
◇夺位成功
◇确立秘密建储制度
◇年羹尧之自裁
◇隆科多之圈禁
◇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模范疆吏田文镜
◇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
◇追查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诺敏、高成龄首倡养廉银制度
◇岳钟琪弹劾贪官污吏
◇宠臣李卫
◇以密折制度威慑地方大员
◇给事中并入御史台
◇鄂尔泰于难以措手之地显才干
◇张廷玉制定军机处章程
◇神道设教以整治贪官
◇不臣之民与文字狱
◇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狱
◇查嗣庭之狱
◇陆生柟之狱
◇谢济世之狱
◇曾静、吕留良之狱
◇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
◇物极必反，殊途同归
◇鄂尔泰、张廷玉的命运
◇傅恒、岳钟琪初定大小金川
◇阿桂再次平定大小金川
◇刘统勋、刘墉父子皆贤
◇于敏中的忠心与“小聪明”
◇和珅是乾隆帝的知己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胡中藻之文字狱
◇乾隆帝的霸道
◇结语
内容简介
今天,人们大概已经不太知道，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关系。孔子说： “君对臣以礼相待，臣为君做事尽忠。”孔子时代的“忠”是诚信的意思。孔子说： “为朋友谋划能不尽忠吗？”臣对君的忠心，与为朋友的尽忠没有什么不同。……
◇前言
◇放弃满洲家法，确立君权一揽
◇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
◇鳌拜辅政成为乱政
◇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第一帝师熊赐履
◇南书房师友
◇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
◇平定三藩叛乱要图
◇非郑氏叛将不能收复台湾
◇君臣以义合
◇于成龙以道事君
◇康熙帝对汤斌态度的转变
◇保护清官张伯行
◇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
◇康熙帝的法家治术
◇整肃帝师
◇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
◇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
◇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以儿子的才华，博取父皇的欢心
◇夺位成功
◇确立秘密建储制度
◇年羹尧之自裁
◇隆科多之圈禁
◇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模范疆吏田文镜
◇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
◇追查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诺敏、高成龄首倡养廉银制度
◇岳钟琪弹劾贪官污吏
◇宠臣李卫
◇以密折制度威慑地方大员
◇给事中并入御史台
◇鄂尔泰于难以措手之地显才干
◇张廷玉制定军机处章程
◇神道设教以整治贪官
◇不臣之民与文字狱
◇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狱
◇查嗣庭之狱
◇陆生柟之狱
◇谢济世之狱
◇曾静、吕留良之狱
◇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
◇物极必反，殊途同归
◇鄂尔泰、张廷玉的命运
◇傅恒、岳钟琪初定大小金川
◇阿桂再次平定大小金川
◇刘统勋、刘墉父子皆贤
◇于敏中的忠心与“小聪明”
◇和珅是乾隆帝的知己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胡中藻之文字狱
◇乾隆帝的霸道
◇结语
1、前  言
今天,人们大概已经不太知道，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关系。孔子说： “君对臣以礼相待，臣为君做事尽忠。”孔子时代的“忠”是诚信的意思。孔子说： “为朋友谋划能不尽忠吗？”臣对君的忠心，与为朋友的尽忠没有什么不同。鲁穆公问子思（孔子的孙子）： “什么样的人是忠臣？”子思回答： “经常指出国君缺点的人，可以称为忠臣。”这里臣对君的忠表现为谏诤。所以唐朝的魏征说，希望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因为忠臣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君主也会因此而落个骂名。后来，“忠”的涵义逐渐变化，变成了在下者对在上者的诚信态度，忠言就不再逆耳，而是悦耳了。清朝人钱大昕说： “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者为忠，而忠的含义就狭隘了。”现在我们理解的忠，意义就很狭隘，这种狭隘的君臣意识渗透在中国人的上下级人际关系中。许多人都把它归罪于孔子，从而痛恨中国文化。其实这是孔子的思想已被后人歪曲，现代的批评者又不去做探本溯源的工作，而只是站在门外批评的缘故。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以及之后的战国时期，君臣关系是一种松散形式的结合。在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的逼迫下，各国君主莫不求贤若渴，连比较弱小的燕国君主燕昭王也筑黄金台求贤臣。郭隗先生以四类君臣关系供他选择：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在前两种情况下，君臣是合作的关系，是儒家所提倡的。在中国历史上，这四种君臣关系始终是并存的，并没有一种单纯的形式。康雍乾时期也是如此，本书将从这四个角度分析这个时期的君臣关系：
第一，“帝者与师处”，辅政王与君主的关系。这种臣与君的关系比朋友关系更进一步，甚至是臣重君轻的关系，是原始儒家所提倡的古代社会最理想的政治体制。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就是最典型的虚君摄政。顺治朝前期为摄政体制，多尔衮的摄政，形式上类似于周公摄政，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小皇帝拱手而坐。鳌拜飞扬跋扈，四人辅政因而变成了一人摄政。“满洲家法”——摄政、辅政王大臣，乃至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分配形式只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康熙帝夺回权力以后，摈弃“满洲家法”，实行“清承明制”，大权一揽。在君臣关系上使“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成为最基本的形式。人臣只是皇帝的工具，满臣口称“奴才”，汉臣欲享此“殊荣”而不可得。
“清承明制”并非就是承袭原始儒家的政治理想。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就是虚君摄（辅）政，“屈君以申臣”，这与“满洲家法”倒是如出一辙。孔子极端推崇周公，周公摄政的方式是孔子梦寐以求的，他在实现理想的无望之际说： “我不再于梦中见到周公了”。也就是说不再梦想把周公辅政的模式付诸现实了。既然在孔子生前他的理想已经落空，怎么可能在他死后又大行其道，延续两千年之久呢？所以把孔子以后的君主专制都归罪于孔子是不合逻辑的。原始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宰相辅政，君主拱手而治，这是儒家的“无为而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是把这种原则用在官民关系上，并且更加广泛深入了。
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君民关系）。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是要君臣各尽其责，并没有臣以君为纲的意思，而是被后人（尤其是被现代人）加入了这个意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所谓“三纲”，虽然是董仲舒明确提出，但却是引进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发明专利，将法家思想融入儒家的结果。古代学术界把宋明理学称之为新儒家，其实，董仲舒已经不是旧儒家了。旧儒家是不赞成人臣以奴才的身份受“役”于君的，他们与帝王是师、友、臣的关系，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是如此。尤其是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关系，而不是绝对服从关系。虽然实际上行不通，但是他的思想直至今天也不能被否定。看今日总统与部长的关系就是如此。
大凡创业的君主，身边都有一两位出谋划策的“军师”。守成的皇帝，则从小就从帝师学习文化道德，一直到成年以后，都在接受帝师的教育。康熙帝的身边聚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帝师。有些人起初并没有在内阁任职，后来却成为朝廷重臣。康熙帝为人宽厚，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
第二，“王者与友处”，君臣是朋友关系。康雍乾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君臣关系中都有朋友的内涵，只是并不纯粹，也不能长久，不能贯彻始终罢了。比如，康熙帝与索额图的关系，在康熙帝尚未真正亲政，即没有把实权从鳌拜手中夺过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中就有朋友关系的成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微妙的关系，后来索额图才敢为非作歹，而康熙帝所以对他容忍再三，也是因为在康熙帝的思想中还保留了一丝朋友之间的温情。雍正帝则不然，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在夺得皇位之初，他与年羹尧的关系中也有朋友温情的成分，甚至表现得太过分了。也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后来年羹尧就犯下了“胸怀不轨，几欲叛逆”之罪。清朝的臣子一般是捞不上这种罪名的，即使是权臣也无非是“结党营私”或“贪赃枉法”之类的罪名。只有把皇帝看得稍微平常，君臣有点平等，敢于与皇上讲私交情面的人，才够得上“叛逆”。而雍正帝一旦处在最高位置上，就不再允许君臣关系中有一丝一毫的朋友关系的遗痕，他与康熙帝在君臣关系观念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雍正帝杀年羹尧，人们一般都称之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固然很对，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这时君臣之间不可以有类似于朋友的私情，否则就是目无君上了，所以索额图、年羹尧等功臣都必然要被处死。因为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君臣之间已经没有太长久的朋友情分了。
第三，“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君臣完全以利害相结合，关系就很冷漠了，失去了人情味，一般的君臣关系都是如此。这是法家提倡的君臣关系。仅就工作关系说，现代政体也是如此。实际上，中国历史的君臣关系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或者只在较低的程度上有这种关系，主要都是“亡国与役处”之主奴君臣关系。当然，国并不都亡。但如果是按照顾炎武的意思，虽不亡国，也是亡天下。那么，“亡国与役处”就讲得通了。
雍正帝曾经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把它悬挂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这句话出自于唐太宗的《大宝箴》。宋太祖赵匡胤也很赞同这句话。明末思想家朱舜水则修改为“以一人劳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原始儒家也是这个意思。《吕氏春秋》说： “天下并非是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正如“君君臣臣”并不等于君为臣纲一样，这副对联也可以做正面的解释。问题不出在“一人”的称谓上，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本质上总有主奴的内涵，并非改了称谓就能解决问题。“君君臣臣”可以改称为“总统部长”，主奴关系依然如故，或者更甚。人类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进步都不可能否认国家要有“一人”做元首，即使是今日之总统与部长的关系也不能没有“一人”为首，只是古今形式不同，现代政体中的总统这个“一人”要受制于其他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时，诸事也要与群臣商议。区别在于总统不能独断乾纲，而皇帝可以一言九鼎。
康乾盛世“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是比较充分的，既没有宦官、外戚的欺君篡政，也没有君权旁落于宰相之手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君主专制形态，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盛世。那么其他时期为什么不出盛世呢？大概是没有充分的“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而是过多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的缘故吧。
第四，“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君主役使臣子如奴才，君臣之间是主奴关系。“役”只是以奴才的身份受驱使，与“臣”是有区别的。不过，“臣”与“奴”的定义往往是混淆的。在清朝，满臣都自称“奴才”，尤其可笑的是，这竟是满臣的特权，汉人只能自称“臣”。如此一来，“臣”与“奴才”画了等号就是殊荣，是自家人。不能称“奴才”的汉臣，成了外人，低于奴才一等。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康熙帝时期的君臣关系“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重于“亡国与役处”；雍正帝时期的君臣关系是“亡国与役处”等于“霸者与臣处”；乾隆帝时期“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重于其他形式的君臣关系。康熙帝对待人臣比较有人情味，甚至官员犯了法，康熙帝对他们的惩治都比较轻，这样就使得一些贪官无所顾忌。雍正帝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则采取严厉手段整治贪官，朝野官员都感觉透不过气来。乾隆帝又来纠偏，最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意压抑清官，而纵容贪官，盛世就走向下坡路了。
两千多年来，君臣关系越来越坏，从下面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君臣关系发生了负面的变化。在周公孔子时代，君臣可以相对而坐，“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之际，甚至可以坐得很近，促膝谈心也是常事。在秦汉时期，君臣也是如此。一直到唐朝，朝堂上都是，君坐，臣也坐。从宋朝开始就改革了，赵匡胤改革为君坐，臣站。元朝又改革，改为君坐，臣跪，一直延续到明清。“亡国与役处”成为理所当然。乾隆朝以后奴化程度就更深了，连官僚之间下级遇到上级的作揖之礼，都被改革为半跪之礼。年羹尧在忘乎所以的时候，竟敢在雍正帝面前“箕坐无人臣礼”，日后，这就成了他的罪状之一。
中国儒家君臣之道最完善的时期是在汉初。相权崇高，所谓“屈君以申臣”，如丞相进殿，皇帝要站起来迎接，皇帝路遇丞相，要下车，等丞相走过以后再上车。遇国家大事，皇帝一定要去朝廷与丞相商量，然后才能决定。丞相对皇帝的命令可以拒绝。唐代，三省分权与政事堂制度对皇权的约束作用也很大。这些都是儒家君臣之道的表现。如果把明清体现法家思想的君臣关系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显然就是一笔糊涂账。戏说历史绝不仅仅限于文艺作品，许多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或中国人“国民性”的时髦书也都是一笔糊涂账。读这些书就好像是乘坐时空穿梭机，上下几千年，忽来忽去，混淆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没有逻辑性可言。
古人有“君不君，则臣不臣”的说法。“不臣”又如何呢？以“汤武革命”的形式替天行道是儒家提倡的，叫做“宪章文武”。但是“君不君，则臣不臣”更普遍的表现形式却是法家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贪官与昏君的关系尤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与役处”是常态，然而也并不都会亡国，如果没有严重的外部威胁或人民没有力量推翻朝廷，亡国就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隐患而已。如果按照顾炎武的“亡天下”概念的定义来衡量中国社会的“亡”，则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即使没有“亡国”，也是处在“亡天下”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是“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使然。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单纯的“亡国与役处”的关系。在“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这几种君臣关系中，主奴君臣关系造成的亡国趋势，在康乾盛世被其他三种君臣关系形成的力量抵消了，并不能直接导致亡国。一直延续到道光帝后期，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亡国问题才突显出来。盛世期的“亡国与役处”只能说是一种潜在的趋势。
一般来说，在君臣关系中，前三种君臣关系的成分都很不足，而第四种君臣关系的成分则太充分。原始儒家没有找出什么好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以德抗爵（权），或以戚贵之卿易昏君之位，但实行起来有很大困难。儒家的臣道即使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也会因帝王的压制，而被人们所忽视。古人的臣道观念至今也没有多少人了解，而戏说的东西却泛滥成灾。
儒家的观念，为臣者有“责难于君”的责任。孟子说： “责难于君主的行为，称之为恭，向君主陈述善言防避邪念称之为敬。以为君主不能为善的人臣，就称之为贼臣。”虽然在臣道方面加强对君主的道义责难实属不易，但只要不是奸臣，做臣子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尽了此一职责。关键在于帝王能否接受或容忍。清官与皇帝的主奴关系，只是形式上的，本质上则不是。本质上是“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好一点的有“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的关系。在康熙朝，清官与康熙帝很有些“君臣有义”、“君臣以义合”的意思。
在君臣之间的关系中，君无疑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君贵臣贱如父尊子卑，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有其君亦必有其臣。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宰相和大臣。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君臣的明暗程度并不是对等的，要有一段磨合期。或是奸臣最终受到整肃，如明珠；或是奸臣渐渐得势，如和珅。
为臣之道，古人有所谓“难进而易退”的说法。因为如果完全按照儒家为臣的原则去行事，真正的清官就很难做到一、二品大僚，更不要说得到宰相的高位。而纵观康乾盛世一百多年，或一、二品大僚，或首辅为清官者，是不少见的。由此可见，康雍乾三帝及其朝政，相对于历史上其他时代，是较为清明的。
清人陶贞一在《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中说： “世上确实存在大有作为的君主，侧席（虚左以待之意，《后汉书》： “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求贤，岂不愿意得到能人而用之？可是终于不能得到，为什么？历史的积习使然。汉朝的汲黯奉使往河内，不至而返，又擅自开仓赈济流民；唐朝的魏征，进谏不纳，而唐太宗再与他讲话，他就不回应；裴谞奏事，皇上问他榷酤（国家垄断卖酒）之利，（因为皇帝问的是发财的问题），他很久也不回答。他违抗君主的命令和朝廷制度，十分专断。像魏征和裴谞这样的行为，就是大不敬，若是在唐朝以后的时代，岂能一日容于朝廷之上呢？因为明主有特别通达的见识，不在细节上苛责大臣，以激扬他们的意气，如此一来，磊落奇伟的人才就可以出现，骨鲠之臣就能得到进用。这种人只要得到几位，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那么，康乾盛世的出现，是否就是皇帝容忍大臣的结果呢？至少在康熙帝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但是形式却大不相同了。因为君臣关系已经完全等同于主仆关系，所以，像魏征和裴谞这样“从道不从君”的政治恐龙早就在朝廷上绝迹了。在雍正帝时代，就更不大能容忍臣子有违抗旨意的行为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尊重大臣的意见。到了乾隆帝时代，尤其是乾隆后期，由于主仆关系的恶化，差不多到了孟子所说的“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地步了。但是容纳直言的行为仍然有，因为有制度作保障。
一般来说，才干与道德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谨慎敬业的大臣，往往就有政绩，虽然也可能因此得到皇帝的赏识，但是也可能因此而受到皇帝的猜忌，稍有错误，就可能受到整肃。自古以来，君臣之道，缺乏的不是才干，而是道德。康熙帝虽然没有唐太宗的雅量，至少也是宽宏大量的。在注重道德这一点上，康熙帝甚至胜过唐太宗，雍正帝也是如此，所以清朝前期就很强盛。乾隆帝的道德就明显地不行，虽然清官也能被重视，但是，和珅却得到他终身的保护。这固然与和珅的机智有关，然而乾隆帝的有意纵容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官员之间怎样斗争？无非是利用制度。制度无论好坏，都可以被不同的人所利用。对于古代的监察制度，本书略加以介绍，因为这是读历史不可不具备的常识。还有一些常识更是不可不知道的，那就是古人有关为君之道的观念，为臣之道的观念以及君臣关系的观念。人们似乎很缺乏这方面的常识，某些写历史文学的人往往以想当然的态度信笔胡诌，读历史文学的人也只能看得懂戏说的东西。俗话说，读史是“为古人担忧”，今则不然，专门学习古人的阴谋诡计，然而却学不到手，反被聪明误。某些古人把读史称为“玩物丧志”（如程颢之批评谢上蔡）。朱熹虽然并不反对读史，但也不主张没有观点和常识的读史。他说： “史亦不可不看”，“凡观史书，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常人“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朱子语类》卷十一）陈亮（字同甫）是否因读史学坏了姑且不论，至少今人确有不少人因读史而学坏了。常识不知，真相不明，道理更不懂，就坏得一塌糊涂。因此，要从读史中得到益处，首先要懂得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再去理解君臣关系的史实就不是看热闹了。
个人——无论皇帝或大臣——虽然是制度和命运的工具，但同时也是制度和命运的制造者。个人既被他人制约和塑造，也塑造和制约他人。清朝皇帝和官僚们赖以产生影响力的君臣关系与人事关系有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比个人意志强大得多。任何人，不论多么位高权重，机智聪明，只要处在这个实体当中，就要服从于这个他进退沉浮都不离其中的人际关系法则。因此，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就脱离不开某种先行规定的进程。但是，个人的活动空间总是存在的，无论为君或为臣的成败，都是既受制于制度，也取决于个体。这是本书的兴趣中心。在描述历史时，个人的行为是否能解释历史进程，也是一个问题。个人的得失自己也很难完全把握，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都是如此。
2、放弃满洲家法，确立君权一揽
因为顺治早死，康熙幼年即位，由四大臣共同辅政，鳌拜位居最末，却最为专横跋扈，摆在少年康熙面前的既是一个“吏治堕污，民生憔悴”的烂摊子，又是一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康熙帝
辅政大臣鳌拜的跋扈擅权，使得以贤臣辅政（或摄政）这种为儒家所倡导的好制度变了质，这本来是中国古代社会惟一具有进步意义的权力分配方式，也是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这不是有没有制度保障的问题，而是由于人的素质低下，品质恶劣，败坏了好制度。这正应验了荀子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荀子说： “法不能独立存在，律例不能自动施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律是治的开始，君子是法之源头（源清则流清）。故有君子则法虽然有缺失，而足以周全；无君子则法虽具备，施行必然有所失，不能应事之变，足以导致乱局……故贤明的君主急于得其人，而昏暗的君主却急于使法律贯彻。”（《荀子·君道篇》）。康熙帝非常赞同荀子的观点，以为这是至理名言。
康熙帝整治鳌拜以后，学习汉儒文化，中国明朝的权力形式又被恢复了，所谓“清承明制”，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有重大的遗憾。康熙帝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而抛弃满洲家法，成为古代中国最高文化利益的保存者，堪称大智大勇，然而失误也是如影随形。
康熙帝重新制定了治国方针。在“渐习汉俗”、“振兴文教”的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上，理学大儒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熊赐履、李光地、张英等帝师们的言教启发，使康熙帝树立了仁义的价值观念，促成了他在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成熟。理学对他的影响最有价值，人称“理学皇帝”。康熙帝以“与民休息”的政策为治国宗旨，这既是康熙帝深谙“戒急用忍”谋略精义的体现，也是理学“惟在躬行，不在口讲”之主张的实用。
3、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
明清的改朝换代，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次以儒家理想为形式的君臣分配权力的绝好实验机会。非常可惜，中国人把它很轻易地放弃了，当时似乎没有人认识到中国有一个良机被错过，至今似乎也没有人对此从制度角度进行过研究。
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帝，24岁就驾崩了。他的早死是一个谜，有病死于出天花和出家为僧两种说法，与此书大旨无关，姑且置之不论。顺治帝有遗诏一纸，以十四罪自责，大意是说他自己忘记祖宗家法，渐习汉俗，清廷制度与明朝无异，而对满洲大小诸臣未加重用优遇，深自痛悔，云云。顺治帝遗诏是他晏驾（或出家）之后，鳌拜命汉大臣王熙撰写的，完全是按照鳌拜的意思批评了顺治帝。可见在人臣的眼中，君主也是有错误的，可以批评的。这大概也反映了满洲王爷们的意见，有虚君的意味。以后就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兹摘录几段，并加以分析于下：
朕以微薄之德，继承祖宗基业，于今十八年。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承效法太祖、太宗谋划之余威，因循悠忽，苟且目前，而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某些满洲贵族们对于顺治帝欣赏汉族文化的行为很不满意。顺治帝是满洲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既然住进了紫禁城，满洲家法不可避免地要被抛弃，不论是否有益都避免不了这一命运。所谓汉习，就是指明朝的政治制度。
满洲家法一大特点，就是所谓的议政诸王大臣会议。汗王也不能绝对地一意孤行，军国大事要经过八旗王爷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来决定。如此“淳朴旧制”，绝对是有积极意义的。清史学家孟森指出：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清太祖努尔哈赤制定“八王公治”制度，君权不能一揽，君臣权力界限不清，相互制约。努尔哈赤说： “继我为君者，勿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尊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倘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国政时，或一王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者，七王当会其意而发明之，如己无能而又不能赞他人之意，但默默无言，当选子弟中贤者易之，更置时如有难色，亦不可任彼意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这与孟子的主张如出一辙。
努尔哈赤像八王和硕贝勒共议制又称国议制度，由努尔哈赤创立的王位传续制度和治国方针。其核心是八和硕贝勒共掌大权，后金军政要务均由八和硕贝勒商议裁处。努尔哈赤决定，在他去世之后，不承袭国主独尊的旧制，而采取八和硕贝勒（小王）共治国政的新制。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努尔哈赤下谕，不立嗣子，实行集体共议制，正式确定实行八和硕贝勒共同治国的制度，即所谓“八王共议”制。在八旗制度下，和硕贝勒拥有较大的权力，诸贝勒互相制约，不允许一人独断专行。天命七年三月三日，努尔哈赤对八子说： “嗣朕大位之人，不可以使强梁有力者为也。以这种人为君，恐怕他尚力自恣，获罪于天也。况且一人纵使有知识，终不及众人之谋。今命你们八子为八和硕贝勒（小王），同心谋国，差不多可以无过失。你们八和硕贝勒（小王）内，选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汗（大王）位，若不能受谏，所行不善，更择善者立之……尔八王面君时，勿一二人相聚，须众人皆聚之，共议国政，共商国事。”（《旧满档案》）这一规定提高了八王的政治地位。八王共议制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继任汗（大王）者不是太子，而是在八子中议选“有德者”为之，八贝勒（小王）掌握有立汗罢汗的大权；
第二，不得以豪强专断之人为国主，诸事须八王共议，不容许汗（大王）一意孤行。这就是说八贝勒（小王）掌握着议处军国大政的权力，汗（大王）只有与八王平等的发言权并执行八王决议的义务，而八贝勒享有“共理国政”的最高决定权和否定权，以防止一人之专断。共议制度使新汗（大王）不能凌驾于八王（小王）之上，不能大权独揽；
第三，汗谕还规定，八贝勒拥有奖惩、任免各级官员将帅的权力，有各类大案之终审权，有八旗间争执之裁处权，更换和惩治凶暴、无能的和硕贝勒（小王），大汗不得一人操生杀之柄；
第四，八和硕贝勒享有“八分”特权以及同新汗并肩同坐共受群臣朝拜的地位。经济上保持八王之“均势”，从明朝掠得之财物，不是大汗个人私产，而应分割为八份，防止大汗独吞；
第五，在礼仪上还规定： 朝会时，继任汗（大王）必须先向众叔兄（小王）叩首，然后登上汗座，请诸贝勒并肩齐坐，同受八旗官将兵朝拜。
在努尔哈赤发布谕令后的四年中，后金政权实行共议制，没有类似于汉族皇帝南面而坐，一人独享至尊的特权。虽然努尔哈赤仍执掌最高统治权，但军、政、财、罚等日常事务，已由八贝勒共议，报汗批准，一般都依议而行。这就扩大了八王治理国政的权力。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逝，诸贝勒遵照“共议国政”的遗命“集议”任立新汗，正式进入八贝勒共治国政的新阶段。皇太极时代是国议制度正式开始实施的时代，由四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阿敏、皇太极）按月轮值，执掌政务。但是皇太极是不能容忍别人分享权力的，他逐渐削弱八旗贝勒权势，终于确立了个人独裁的极端专制形式。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均为皇太极之兄，分掌大权，皇太极事事受掣肘，乃设法加强君权。他诡计多端，连续整治了几位贝勒。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斥数阿敏擅自撤离戍守之地，并坐受跪拜，“俨如国君”等十六大罪状，将其幽禁，次年死于狱中，夺其所领镶蓝旗。天聪五年，莽古尔泰酒后失态，手出佩刀五寸许频频摩视，众议其“御前露刃”，对汗“悖逆”是为大不敬，革掉了贝勒名号。后来莽古尔泰气愤而死，皇太极夺其正蓝旗，令长子豪格统领。自此以后，诸贝勒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天聪九年，因皇太极指责代善宴请他素怀怨恨的大姐莽古济格格公主，是轻视大汗，不遵制令，代善几乎被革去大贝勒名号。代善年老体迈，又势单力孤，已无法遏止皇太极独裁的野心。六贝勒臣都惧怕受到整治，“大小纲纪，俱听皇太极裁定”。至天聪末年，皇太极已控制了两黄、两蓝、两白六旗，于1636年被拥立为皇帝，定国号为清，改元“崇德”，一切朝仪都依汉俗。所谓“既已为君，制令统于所尊”，八旗共治局面由此结束。皇太极终于可以“南面中坐”以显示至尊之体了。
八王共议制度就此完结。如果把清朝的八王共议制度坚持下去，就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了。然而清朝没有这样做。平心而论，满洲家法虽然有许多野蛮性质，但是也很有可取之处。特别是权力的分配方式，满洲家法就比“汉俗”优越得多。汉俗就是秦始皇的家法，无非是“朕一言九鼎”，这是法家家法。人们以为自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皇帝就一直秉承着儒家家法，其实不然。儒家礼法仅仅是一个外壳，内容还是法家的。原始儒家的思想与努尔哈赤的思想是一致的。原始儒家那一套礼法总是制约皇帝，有几个皇帝能自觉遵守？法家的法治观念则不然，其核心内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其表现形态就如阿Q所说的：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要如何便如何。从逻辑上说，一个人既然有了绝对的权力，怎么可能自觉自愿地受他人制约？怎么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导致“朕之罪一也”？
遗诏又说：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太祖、太宗子孙，为国家藩篱支柱，理应优遇，以示亲亲之道。朕于诸王、贝勒，接见既是疏少，恩惠亦复鲜见，情谊暌违隔膜，友爱之道未能周道，又是朕的一个罪过。
鳌拜主张恢复祖制，由贵族们分享权力，即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撇开鳌拜要求自己更大的权力这一点不计，单说这种权力分配的形式也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人们常常把“进步”理解为“新的形式”，其实不然，客观地说，“历史总是进步的”这一观点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圆其说的。应该说凡事有所进步就有所倒退，《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就是这个意思。儒家的一阴一阳之道在权力分配方面的体现就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主张学习尧舜的禅让，或仿效周文武王的革命，这两种权力的转移方式孔子都赞成。在君主制的政治框架之内孔子也很赞赏周公模式。所谓周公模式就是以贤臣摄政的方式治理国家。所谓摄政就是代理，由贤臣辅佐君王治国。同时又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此纠正鳌拜一类军事强人的擅权越位。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极限，也是最现实的办法，哲学上称为一阴一阳。今人对孔子多有误解，不知道孔子也有君臣分权或虚君的思想。子曰： “无为而治者，难道不是指舜吗？为什么呢？恭正自己（身心）南面端坐而已！”（《论语·卫灵公》）孔子强调权力的道德内涵，天子只是修正身心南面而坐，看着百官做事。分权的形式固然重要，然而有永恒意义的则是权力的道德化。后人借用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外壳，把道德内涵掏空，装进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法家思想内容。从秦朝到明朝都是如此，但也不全是，要具体分析。今人有故意将儒家与法家的观念杂烩于一锅者，似乎是要以此来坚固自己反文化传统之决心。对韩非与孔子、鳌拜与周公不加区分，笼而统之曰“王权主义”，一笔糊涂账。
鳌拜认为，明朝那一套君权一揽的制度是不能学的，要确立贵族分权制度，小皇帝最好是拱手缄默。鳌拜虽然权欲熏心，然而，正如庄子所云，“道在屎尿”。仅就形式而言，鳌拜之屎尿，有大道存焉。孔子也是主张天子居丧时期，拱默三年，由宰相摄政。子张说： “《尚书》云： 殷高宗居丧庐，三年不言。为什么？”孔子说：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主死了，百官都要谨守职务，听命于冢宰摄政，三年如此。”（《论语·宪问》）对此作肤浅的解释是，孔子强调“三年之丧”，其实孔子是在强调“冢宰”摄政是常态。对于权力的形式，孔子重视相权的作用。孔子极其赞赏周公的本意就是赞成国家政权的虚君形式，然而这一点往往不易为人理解。周公辅政远远超过三年。不过，鳌拜与周公却有着天壤之别，形式上都是辅政，内容却绝不相同，因为周公有德，鳌拜则甚缺德。这就是“有治人无治法”的最好注释，所以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等序。鳌拜如有周公的贤明，中国最后一个盛世就不会是与皇权极盛合流了。盛世总是短暂的，皇权极盛却长久得多，如要太平盛世长久，就不能不解决皇权与相权的轻重问题。原始儒家的观念是，天子可以在贵戚中选择，退一步说，即使不能换人，就无为而治，由大臣们做事，而臣子做得不好可以换人。满洲家法与此大同小异，岂不是很好吗？
遗诏又说：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依托，尽其谋划。朕不能信任，使之有才莫展。且明朝末年失国，多由于偏用文臣，朕不以此为戒，仍委任汉官，即使部院印信，也常令汉官掌管。致使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骛远，不能虚己以延纳人才。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等，未能随才器使，致使治国乏人。若舍其短而用其长，则人有微小技能，亦获见用，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
鳌拜所要求的权力分配方式，不仅仅是大臣制约皇帝，而且要武将贵于文臣。这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他自己要掌握大权而已。他毕竟只是一介武夫，又是出于独揽大权的私心，使得以相权制约君权的含义不可避免地具有邪恶性质。鳌拜的倒行逆施，把大臣与天子分权制积极的一面掩盖了。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
这里就“道在屎尿”问题再略加分析。黄宗羲云： “古代商汤之后的宰相伊尹（曾经把天子太甲放逐）、周武王之弟周公也是以宰相代理天子，犹如大夫代理诸侯，士代理大夫一样。后来君主骄横，大臣谄媚，君主之位才不与卿、大夫、士一样受约束……古人不传子而传贤，把天子之位视同宰相之位，都可以移换。以后天子之位传子而不再移换，只宰相之位不传子，仍可以移换。天子之子并不都是贤明的，可以由宰相的贤明加以补救。天子传贤的意思犹可以通过宰相的贤明来体现，仍不失传贤的实质。（明朝）把宰相罢弃，天子之子一不贤，就没有办法了。”从形式角度看，鳌拜否定明朝的政治制度本来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可惜鳌拜本人缺乏道德，没有能力实现如黄宗羲所说的由宰相的贤明补救天子的不贤明这一理想，而是相反。鳌拜擅政太过，没有给康熙帝尤其是汉臣们反思的机会，这是历史的悲剧。
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在议政诸王大臣会议中没有汉臣的一席之地，朝议时汉臣们也不能与满臣平起平坐，他们也就不可能赞成八旗旗主分权共治的满人祖制。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大好的机会，就因为君相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不能调和而被错过了。明朝“皇权一尊”的旧制度又被清朝全面承袭了，其本质就是消灭相权。
后来，乾隆帝就相权问题特别指出： “尹嘉铨所著各书把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称为相国（宰相），而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守仅是票拟承旨而已，不是古之秉权执政的宰相。我朝列圣相承，朝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中岂无一二行私舞弊者，然总不至于擅权枉法，能移动君主权柄。大学士之于宰相虽然其名不同，而其职守仍在……如我皇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宪皇帝及朕躬临御四十六年以来，无时不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还有何事须借大学士参赞？……昔程颐云： 天下之治乱系于宰相，此只可以就当时朝政卑劣繁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人君就几乎如头戴皇冠之木偶，况且任用宰相的人不是君主吗？使人君深居高处，而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至于协办大学士职务本为尚书，不过如御史、学士之类，献谀者称之为相国，已深为可鄙，而身为协办大学士也俨然以相国自居，不更可耻吗？……至于名臣之称，必须其勋业能安社稷，方才当之无愧。然而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何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朕以为朝纲整肃，应既无名臣，亦无奸臣。为何？有朝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之别，也是社稷之福了。”君贵臣贱至此为极，把臣子参赞的权力都夺去，臣子的职守只是承旨而已，相当于秘书。而且不分名臣奸臣，视同一物，都是人君的工具，只求好使，不论是非。名臣虽不易得，难道明君就易得吗？何况大臣能换人，而君主不可易位。乾隆帝与朱元璋一样，害怕宰相有了权力会威胁到君主的存在，乃至于连儒臣“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也受到他的仇视，这是典型的法家思想。乾隆帝这种思想与体现满洲虚君精神的顺治遗诏相去甚远了。
顺治的遗诏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错误，如：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升降，不可忽视。朕于廷臣，明知其不肖，不立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太监。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官。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太监，与明朝无异。致使营私作弊之事，更超过往昔，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临朝御政绝少。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不通，是朕之罪一也。
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机，岂能一无违错？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日积月累，过错愈多，是朕之罪一也。
一个君主能够如此14次反复承认错误，简直是不可思议，如此忏悔当然不会是出自顺治帝本人的意愿。如果这是出于皇帝的自觉自愿，那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君主制了。人类的根本弱点之一就是死不认错，天下永无宁日的主观原因就是人人都死不认错。君主集权制把人类的这个弱点无限放大，加强加固至于极点，因此要求皇帝主动认错无疑是与虎谋皮。这份遗诏是鳌拜自己的意思，它表明，满人旧制（本质上是虚君）也有比明朝旧制（本质上是君主集权）进步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说，清朝取代明朝就是进步，八旗分权制本来可能导致一次权力分配制度的改革，可惜清朝又放弃了分权制度，改习“汉俗”的权力一元化了。
以今人的眼光看历史，明亡国与否并不重要，遗憾的是老病中国并没有因为输入新鲜血液而脱胎换骨。从君臣关系角度讲，失去了一次改革权力分配制度的好机会，也就失去了社会进步的好机会。只要是人就有争权夺利的本能，这种本能可能很不好，但是，“道在屎尿”，这种本能可以导致君臣权力的平衡状态，避免极权状态。因此“满洲家法”中的积极因素——八旗分权共治制，如果不被抛弃，或把大臣的权力提高，很可能使中国的君主制度大为削弱，至少不是加强至于无以复加之极限。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中国的政体转型不经过贵族分权或“冢宰”摄政的过渡，而一步到位才是好的。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一步到位的想法根本不能实现。
中国人这次错失良机，可以深入分析，为了避免离题太远，只能留待以后了。
4、鳌拜辅政成为乱政
玄烨登基时年仅8岁，是为康熙帝。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作为皇帝，乃空有其名。辅政四大臣中以鳌拜最为专恣跋扈，欺负玄烨年幼，轻视太皇太后为妇人，目空一切，为所欲为。
鳌拜（？~1669），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在清朝开国时期，他驰骋疆场，屡建战功。皮岛战役鳌拜奋勇登岛，大破明军，被赐号“巴图鲁”(意为勇士)，从此成为皇太极手下的主要将领，参与了清明之间的许多重大战役。
当年，皇太极突然病逝，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诸王争位。鳌拜、索尼等人欲立肃王豪格为帝，白旗诸王则主立多尔衮，双方僵持不下，几乎兵戎相见，最高统治集团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但是，经过一番实力的较量和幕后活动，双方最终达成一项折衷方案： 由皇九子——年仅6岁的福临即位，而由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关于这场危机的和平解决，历来有“太后下嫁”的说法，即福临生母孝庄文皇后施展巧妙的政治手腕，为了使福临继承帝位，乃以太后的身份下嫁皇叔多尔衮，以换取多尔衮对皇位的放弃和对福临的支持，史称“宅中定鼎”。在满洲未被汉化之前，这种兄长死后，弟娶兄嫂为妻的事情并不奇怪。孝庄文皇后在各派势力之间所起的平衡作用是关键性的。多尔衮摄政之后，鳌拜屡遭打击。先是治他支持豪格之罪，本应处死，因念其战功，从宽发落，改为出钱赎罪。以后他在平定明末农民军时，征湖广，打败李自成，征四川，击杀张献忠，一直打到贵州，立下大功。但是，有功不赏，反而屡遭摧抑，三次论死。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死去，福临亲政，鳌拜才得以翻身，并且极受福临倚重。福临24岁夭亡，临终前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佐小皇帝康熙。
索尼，满洲正黄旗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为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元老，功劳卓著，威望最高，是首辅大臣。
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因功劳卓著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是第二位辅政大臣。他与鳌拜虽是儿女亲家，但意见不合，俨然仇敌。
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太祖外孙，因战功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傅，居第三位辅政大臣。
鳌拜位居最后，他与遏必隆都是镶黄旗人，遏必隆自然不会反对他。索尼年老多病，又不愿管事。只有苏克萨哈常常与鳌拜意见相左。从另一角度讲，鳌拜与苏克萨哈的矛盾，也是黄、白两旗的矛盾。两旗的矛盾根源于清太宗皇太极的改旗措施。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即汗位后，就将自己掌握的正白、镶白两旗，改为正黄、镶黄两旗，分别列于左、右两翼之首，大大提高了两旗的地位。而将原两黄旗改为两白旗，列为左翼之中，地位下降。
顺治初年，八旗圈占北京附近的田地。多尔衮利用权势，擅自将镶黄旗所圈的蓟县迁安、卢龙一带土地肥沃的良田，给了苏克萨哈所领的正白旗，而将正白旗应圈的保定、任丘、大城、河间一带土地贫瘠的瘦田，给了鳌拜所领的镶黄旗。鳌拜慑于多尔衮的权势，只能忍气吞声。这些都是宿怨，如今，鳌拜有了权力，就要擅权发威，他提出要换田迁丁。命令一传出，朝野“皆言不便”，广大旗民和汉民百姓纷纷弃地不耕，数十万人失去生机。鳌拜这样做既是报当年之仇，又是为打击现在的政敌苏克萨哈。
换地既是一件麻烦之事，更是摧毁农业经济，不得人心之事。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把这份苦差事交由兼管户部事务的大学士苏纳海，叫他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一起办理。三人均非镶黄旗人，鳌拜故意制造这个难题交给他们去办，也是打击异己的一种手段。
苏纳海，满洲正白旗人，姓他塔喇氏，原为多尔衮护卫，顺治三年(1646年)，授弘文院学士，累迁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康熙帝即位，拜国史院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他一向做官清正，不肯阿附鳌拜，被鳌拜视为眼中钉，总想寻机除掉他。
朱昌祚，字云门，汉军镶白旗人。顺治初，授宗人府启心郎。顺治十八年，以工部侍郎巡抚浙江。上任之后，恰遇上浙江大旱，赤地千里，人民嗷嗷待哺，朱昌祚带头捐银，煮粥救济饥民，又连续上疏请求朝廷赈恤灾民。当时，清政府为了切断大陆与台湾郑成功反抗义军的联系，实施迁海政策，强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里，造成大批沿海人民流离失所。朱昌祚目睹人民艰辛，深为忧虑，又上书请求朝廷拨给荒田，供这些内迁人民开垦为生，同时准免三年赋税，使内迁人民得以重建家园。朱昌祚在浙江的政绩，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康熙四年(1665年)，擢升朱昌祚为直隶总督。
王登联，字捷轩，汉军镶红旗人。顺治六年，由贡生授河南郑州知州。顺治八年，巡抚吴景道奉旨考核府、州、县官，发现王登联是德才兼备的清官，特向朝廷推荐，遂擢升为山东济南道，后来又累迁至大理寺卿，保定巡抚。顺治十八年，康熙帝登基，以王登联兼理顺天巡抚事，加工部尚书衔。
这次鳌拜借口多尔衮当年圈地时偏袒了正白旗，提出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再另圈土地补足，借此来打击白旗势力，在八旗内挑起争端。终极目的是趁此压制苏克萨哈，以夺取更大的权力。两黄旗大臣从本旗利益出发，都赞成鳌拜。索尼一向厌恶苏克萨哈，因此三位黄旗大臣，联手打击白旗大臣苏克萨哈。黄旗官民集体签名向户部诉请，要求换田。
所谓“换田”，其实就是“夺田”。当年多尔衮利用摄政王的权势胡作非为，侵害了黄旗的利益，对于黄旗虽然不公，但是，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公正，再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并不等于就是正义。其实，八旗的土地都是跑马占地而来，他们的土地既然是用非正常的方式抢来的，这种所谓的“公平”与“不公平”归根到底都是罪恶。现在以“换田”去纠正过去“夺田”，这种“公平”的背后其实就是权力之争。鳌拜为了攫取绝对的权力，利用两黄旗与白旗的矛盾，翻出陈年老账，既打击了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又使自己得到了黄旗大臣和旗人的拥戴，可谓一箭双雕。然而鳌拜这样搞，社会的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很明显，换田耕作将使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亩土地荒芜，至少一年之内颗粒无收。
户部尚书苏纳海接到诉请报告后，上疏反对圈换土地。奏称： “土地分拨已定，旗人安居已久，且康熙三年俸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
鳌拜根本没有请示康熙皇帝，就矫旨强令苏纳海、朱昌祚和王登联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丈量土地，办理换田。
朱昌祚、王登联和苏纳海经过实地调查之后，分别奏疏朝廷，请求停止换地。
康熙帝将此事向祖母太皇太后奏报，孝庄太后切责四辅臣圈地扰民。鳌拜大惊，深感危机，如果圈换土地的阴谋失败，自己将失掉辅政大臣的权力。他气急败坏，又假传圣旨，以“藐视上命”之罪为名命吏、兵、工部将朱昌祚、王登联和苏纳海革职，交刑部议处。刑部以《大清律》无此项律条为由，拟判三人各鞭责一百下，籍没家产。康熙帝接到刑部议复奏疏之后，召集四辅臣询问。这时，三位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极力主张应将苏纳海等三人置以重刑，白旗大臣苏克萨哈默然不语。康熙帝虽然年仅13岁，但很有主见，不同意鳌拜等人重处苏纳海等三人的主张。可是，鳌拜等人竟然矫旨将三大臣绞死，家产没收。
鳌拜杀了苏、朱、王三大臣之后，强令推行换地。这是自顺治初年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地圈换土地。人民深受其害，直隶地区流离失所者有数十万之多。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大臣虽然没有能力阻止鳌拜的倒行逆施，但他们不畏强暴刚直不阿以及为民请命的行为，深得民心。直隶人民纷纷为之设祭，以示悼念。
四大臣辅政的弊端颇多，因为皇帝年少，皇权丧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朝廷原有机构的职权也随之丧失。四大臣取代了内阁大学士入值和票拟制度，又代替皇帝行使批红之权，这就给了鳌拜擅权乱政以机会。当然，在人治的制度下，任何一种形式的权力都是弊端丛生，争斗不休。有时由大臣辅助小皇帝，也可得善政，这四大臣之中也只有鳌拜是祸国殃民的大奸，然而有一个奸人处在这个位置上，国家就会遭殃。
四辅臣之首的索尼病危，索尼和一些大臣见鳌拜野心毕露，遂奏请康熙帝亲政，以绝后患。索尼不久就死了，孝庄太皇太后便同意康熙帝亲政。此时，鳌拜已把握了朝中大政，他的党羽分据军政要职不下20人。
康熙帝于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举行了亲政大典。六天之后，苏克萨哈向康熙帝提出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去看守皇陵“以求生全”。他的本意是用这个办法迫使鳌拜也一同辞职，取消辅政大臣，因为皇上已经亲政。这本是一步高棋，偏偏小皇帝并不解其中奥秘，误会了苏克萨哈的苦心，以为苏克萨哈在搞什么鬼，派人去查问原因 。
鳌拜一下子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他又矫旨称： “不知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着议政王等议奏。”然后，鳌拜与其党羽为苏克萨哈编造了“背负先帝，藐视冲主，心怀异心”等二十四条罪状，建议处以极刑，满门抄斩。
康熙帝见鳌拜又要诛杀大臣，并且是先帝指派的辅政大臣，坚决不同意。可是鳌拜一连几天上朝，都不肯罢休，甚至在皇帝面前撩袖挥拳。最后，他竟然当着康熙帝的面，矫旨判苏克萨哈处绞。他拿起朱笔，在奏文上批示，并蛮横地说，“我替皇上代笔了”。康熙帝目瞪口呆，于是暗下决心： 此人非除不可。
有的历史研究者认为，小皇帝亲政以后觉得辅政大臣是多余的了，杀一个就少一个，所以没有阻止鳌拜杀苏克萨哈，其实不然。康熙帝当时的主要对头是鳌拜，不是苏克萨哈，并且留着苏克萨哈还可以牵制鳌拜。况且，就康熙帝的性格而言，他也不是那种阴险刻毒之人，后来他连鳌拜都不杀，现在怎么会愿意杀苏克萨哈？
如今四辅臣死了两位，遏必隆虽位居鳌拜之前，却一切听从鳌拜指使，鳌拜更加目中无人了。
满洲贵族以军功起家，其实也就是以杀人起家，这些人在非正常的环境中，以拼命不怕死为能事，往往不懂得在正常情况下朝纲法纪为何物，更不知道国计民生为何物。封建社会固然不是法制社会，但是过分的无法无天也是不正常的。武人当政，朝政必然黑暗，连最起码的国家秩序也会被扰乱，人民必然惨遭祸殃。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下令永停圈地。然而事实上圈占土地的行为，持续了很久才结束。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又一次下令禁止圈地。看来，圈地的人不只鳌拜一人，并非只有鳌拜喜欢生夺民间资产，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人物。
三大臣抵制鳌拜换田，并不仅仅是八旗内部的财产再分配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它其实是非正常的掠夺方式与正常的剥削方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以乱政治国还是以善政治国的矛盾和斗争。单单依靠暴政不能使清朝的统治合法化，国家政治需要一定程度的程序化。尤其是农耕人口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稳定，能为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物资之后，才可以支持这种统治。
5、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苏克萨哈一死，朝中无人敢与鳌拜争锋，鳌拜施威震众，益加专横，每奏事则挥臂向前，强说不已，根本不把亲政后的小皇帝放在眼里。康熙帝要使国家政治走上正轨，首先必须摆脱汉献帝似的可悲处境。
鳌拜的妄行，引起朝廷上下普遍不满。有一次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时政，暗示鳌拜擅权谋私，要求皇上“朝纲独断”。鳌拜请求治他的“妄言之罪”，并且请求禁止言官上书陈奏，康熙帝不许。康熙帝深感鳌拜“欺君妄为”之恶，决意铲除之。
康熙帝从小由孝庄太皇太后抚养长大，他对这位祖母既崇敬又信赖，每日照例去祖母处请安，听取教诲，每遇重大事件都向祖母请示。太后则充分运用自己的经验才智和威望影响，悉心指导，辅助康熙帝处理军国大事。康熙帝几次向太皇太后提出要剪除鳌拜，太皇太后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告诫他要“戒急用忍”。康熙帝按照太皇太后的吩咐，先加封鳌拜一等公爵太师太傅，施欲擒故纵之计。
康熙帝读书的南书房前面有片开阔场地，孝庄太皇太后为了让康熙帝练习弓箭，特令人在此设立一个箭亭。康熙帝从小就天天在此射兽皮箭靶。太皇太后又定下计策，招集一批身强力壮的满族少年作为侍卫，直接听命于皇帝，由索尼的次子、比康熙帝大两岁的索额图为领队，天天在空地上练武，做布库(摔跤)游戏。鳌拜入宫奏事，常见康熙帝和这些少年跌爬滚打在一起，以为是小孩子玩耍，不以为意。
现在，鳌拜简直不像辅政大臣，倒像一个太上皇，每天与其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儿子纳穆福以及一批党羽在家中议事。国家大事先要经过他们的家庭会议，议定之后，方可施行。他们在朝廷内外，遍布亲信，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些善于拍马的官员，竟把他捧为圣人，比作古代辅佐成王的周公。
周公摄政有“君逸臣劳”的意思，绝非篡权。战国思想家慎到说： “大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主垂拱无为，仰成其事，因此国事无有不治，是治国之正道也。”非常可惜，这种事情，自中国进入成熟的封建帝制以后就很少发生了。像诸葛亮那样的不思篡权的宰相真是绝无仅有。自古以来人们只是消极地强调诸葛亮之“忠”，而忽视了他的以相权治国的巨大进步意义。鳌拜虽然也是以相权治国，但是没有道德可言。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制度不是问题的关键，处在权位上的人才是关键。儒家之所以提倡修身，就是把重点放在人，这是治国的大根大本。
鳌拜见康熙帝现在对自己更加言听计从了，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其实，康熙帝正在加紧组织力量，准备行动。他知道，如今鳌拜势力强大，党羽众多，连宫中都有他的耳目，而鳌拜本人亦勇猛过人，许多人都畏他三分。要除掉他，只能智取，不能力敌，还要行动干净利落，不能拖泥带水，以免造成政局不稳。
康熙帝担心训练小侍卫的意图为鳌拜在宫中的耳目察觉，就叫索额图带领小侍卫们练习武艺的同时又斗蛐蛐，又逮麻雀，以此为掩护。索额图见小侍卫们训练得技艺高超，擒拿鳌拜已不成问题，向康熙帝提出可以动手了。康熙帝借向太后请安的机会，向太后请求逮捕鳌拜。为了万无一失，太后让康熙帝在实施行动之前先将鳌拜的一些亲信死党以各种名义逐步派调出京，再擒拿鳌拜本人。
康熙帝遵照太皇太后的主意，与索额图商议之后，分别将鳌拜的胞弟巴哈、亲侄苏尔玛、姻党理藩院侍郎绰克托、工部尚书都统济世等人，先后派往察哈尔、科尔沁、苏尼特及福建等地。为了不使鳌拜生疑，将他的胞弟清西将军穆里玛、儿子纳穆福等仍留着不动。
鳌拜也颇狡猾，有一回假装生病，要康熙帝亲自前往问候，以试探皇上对他的态度。康熙帝亲临其府邸，至寝榻前。鳌拜骤然变色，御前侍卫乃急趋榻前，揭开卧席，见藏有利刃，问他意欲何为。康熙帝神色不变，笑着说： “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也不奇怪。”其实，他心里有数，鳌拜是心怀不轨，康熙帝马上就离开了那里。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一天，康熙帝召集少年侍卫问： “你们都是朕的股肱耆旧，是畏惧朕？还是畏惧鳌拜？”小侍卫们齐声说： “独畏惧皇上！”康熙帝放心了，然后命人宣鳌拜单独入见，鳌拜昂然而入皇宫内院。康熙帝厉声问道： “鳌拜你可知罪？”鳌拜傲然回答： “臣何罪之有？”康熙帝道： “你欺君擅权，妄杀大臣，罪不胜数，左右快与我拿下!”小侍卫们立时围了上来，鳌拜稍加反抗，便被摔倒在地，痛打一顿，随即将他监禁起来。同时，又将他的党羽一网打尽，都交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处理。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行动起来就干净利落，鳌拜虽然党羽甚多，但一时之间群龙无首，也只能一一俯首就擒。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何况他们实在不得人心，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康熙帝要将狂妄自大的鳌拜除去，先利用他的狂妄，以退为进，褒奖他，纵容他，使他失去戒心。下手时，康熙帝既不在朝堂上发难，也不动用御林军，而是用这种秘密逮捕的方式来治服他，确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康熙帝看出，用公开的方式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所以惧怕鳌拜，不仅因为他是辅政大臣，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大老粗，人们惧怕他本人，因此只要把他治服了，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这种事情往往有一种心理的因素在起巨大的作用。清朝末年，光绪皇帝要夺回权力时，也遇到了这种心理因素的障碍，大臣们早已习惯听命于西太后了，小皇帝即使亲政了，人们也不信服他，他永远是一个傀儡，他要夺回权力必须首先除掉西太后，而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所以他无可奈何。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为什么在此时又不起作用了呢？可见，在制度与正统观念这两个因素之外又有另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有什么因素呢？是人际关系的因素。这种人际关系的因素似乎是超乎制度之外的。
大臣会议审实鳌拜罪状30条，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子侄兄弟一并斩首，眷属家产籍没。鳌拜请皇上察看他当年在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时，身上留下的刀疤箭伤。康熙帝念其历事太宗、世祖两朝，效力多年，屡建战功，不忍加诛，将死罪改为终身拘禁，其子也免了死刑，同党多人处斩，其余分别作撤职、降级处理。数年后，鳌拜在幽所郁郁而亡。
被鳌拜冤杀、革职的大臣都一一平反昭雪。那些依附于鳌拜，不把小皇帝当回事的大臣们，这下可知道了这位小皇帝的厉害。少年康熙在孝庄皇太后的指导下，“戒急用忍”，计除鳌拜，夺回权力。此时，康熙帝只有16岁。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是不好惹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戒急用忍”并非仅仅是一种计谋意义上的小智小慧，它更是一种具有深刻哲理意义的东方智慧，其渊源来自于儒学经典《中庸》。难能可贵的是，在夺回权力之后，康熙帝治国仍然是以“戒急用忍”的态度来开创太平盛世的，而不是好大喜功，任性胡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熙帝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用“戒急用忍”四字概括，后人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智慧。
从此，康熙帝废除了辅政大臣制，收回了批红之权，所有奏折朱笔谕旨，皆出自他亲手，一直坚持到晚年，他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就勉强用左手写，也不叫人代笔。 这些显然都是为了加强君王极权。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独掌权柄之后，深感武人治国的危害，为此大力提倡文治。
6、第一帝师熊赐履
前文说到，汉族大臣们不可能求得“冢宰”分权的地位，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帝师的地位了。早期儒家都是以周公事业为理想模式的，唐宋时期士大夫还有“致君尧舜”的气象，就是在最昏暗的明朝，还有过一次张居正辅政，都是“冢宰”分权的先例。惟独到了清朝，皇权的旁落除了鳌拜擅权就是太后垂帘听政，都没有积极意义。在清朝初期，汉臣只有做顾问参谋的份儿，士大夫的地位低于满族家奴者，有时甚至连士大夫的尊严都保不住。
康熙初年，参与决策的除四大臣之外，还有议政王大臣、贝勒。这些满洲贵族大多对汉儒文化不以为然，其中孝庄太后的影响力也不小。她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偏爱，自然也是讨厌汉语、汉俗，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不赞成顺治帝和康熙帝学习儒家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孝庄太后是喜欢汉学的，康熙帝尊重儒学也是受到她的影响。这就矛盾了，然而历史常常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帝从小对汉儒文化就十分感兴趣，首先要归功于他身边的两位原明宫太监，张某和林某。二人原是读书之人，他们不仅教授他四书五经，书写汉字，而且经常给他讲述明朝的宫廷轶事和典章制度，使康熙帝幼年就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幼年教养是何等重要。
儒家文化意识最重视教育兴国，对君主的教育尤其重视。虽然说是“君权天授”，但君德却不能不得之于学养。“天”与“德”也可以画等号，把权力赋予有德之人，是古人“尚贤”观念的体现。心术不正之人，一旦处于至高无上之尊位，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浩劫和灾难。自然灾难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坏皇帝的祸害深重，所以教育皇帝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事。封建社会既然不能民选皇帝，就只有通过教育皇帝的途径来“选择”皇帝的贤愚。贤明的皇帝是通过道德教育这一选择方式产生的。其实，皇帝的权力是天赋这一观念的本意，不是指神权与皇权合一，所谓“天择”、“天授”，就是要讲道德，因为道德是源于人之天性（自然之性），人欲则是源于外界刺激。儒家认为，向善是人之天性。今人否认人之初性本善，也就会误解“君权天授”的意思。其实，天就是大公无私之意，“君权天授”就是要求皇帝大公无私。历代皇帝故意歪曲儒家的观念，掺入法家观念，后人就搞不清本意了。
康熙四年(1665年)，太常寺少卿钱铤上疏，要求教授小皇帝儒学，他指出： “君德关于治道，儒学尤为急务，请将满汉诸臣中老成耆旧、德行温良、博通经史者，各慎选数员，令其出入侍从，以备朝夕顾问，先将经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用贤纳谏等善政，采集成书，分班值讲，每日讲说数条，不使间断，必能有裨圣德。”这在鳌拜辅政之期当然不可能实行，鳌拜所要的仅仅是权力，而非权力的道德化。权力说到底也就是人际关系，以什么为基础呢？以德为基础，抑或是以利为基础？《左传》说： “君能掌握天命为义，臣能承受天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宣公十五年）所谓“天命”也无非是规律的意思，以义与信谋利，就是符合天命，就是保卫社稷，可以做人民的君主。让皇帝学这些知识，鳌拜是反对的。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汉族大臣再次纷纷上疏，请求教授皇帝儒学，开设经筵日讲（即为研读经史而设的御前讲席），这些建议仍然没有被辅政大臣们采纳。在他们看来，满洲是从马上得天下，如今以马上治天下，乃是顺理成章，满洲皇帝只需精通骑射，所要学习的也只是“满洲家法”而已。后来康熙帝剪除鳌拜，抛弃清朝“祖宗家法”，“悉承明制”。令人遗憾的是，“祖宗家法”中的积极因素也被抛弃了，“悉承明制”却是把明朝的消极因素加强了。
在封建社会，汉族皇帝或皇太子的教育向来受到特殊的重视。汉朝贾谊说： “天下兴亡，悬于太子之手，太子善恶，皆在于少年所受师傅的教育和周围人的影响。”康熙帝后来又为皇子们规定了学习制度，皇子6岁必须读书。以后雍正帝把它作为一条制度固定下来，正式设立上书房，以总师傅、总谙答为首的教育管理系统。自古以来，帝师往往是由名重一时的硕彦大儒来担任，称太傅、太保。不仅是为了小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成年皇帝的教育仍要照常进行，学习内容从文史知识转为探讨治国之道。对于成年皇帝，师傅又称为侍讲、侍读或经筵日讲官，如宋代的程颐、朱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做过经筵日讲官。经筵为盛典，每月三次，平时则不定日进讲，以收持之以恒的效果。皇帝选官以才能和道德为标准，“以臣选君”既然不行，以道德塑造君主就是惟一的办法。
在促使恢复经筵、日讲制度这件事上，弘文院侍读熊赐履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进士，东阁大学士，居官清廉敢于言事。康熙六年，他上著名的《万言疏》，列数朝廷上下存在的种种弊端，特别指出教育皇帝是建国之本，“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薰陶德性。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读书。不徒然从事讲读之虚文，不徒然虚应经筵之故事，不以天气寒暑而有停辍，不以日夜晨夕而有间断”。帝师的作用初步表现为教授小皇帝基本的文化知识、道德修养，而且有很明确的目标，是为了“行政出治”。同时注重民间教育，如今“学校极其废弛，士子惟揣摩举业，为掇取科名富贵之工具，不知读书讲学是求圣贤之道理。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中国古人有“仕必由道”的观念。创立科举就是为了使“以道取仕”有一个标准，然而读书人大多都把科考与富贵紧密相联系，却与“圣贤道理”远离了，入朝为官，鲜有不做贪官者。
熊赐履提倡讲学以明了道理，这是做官的基础。与做君的基础一样，君臣都是同一个基础，这是儒家的君臣观，如臣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立君为民，无为；君以道驭臣，纳谏等等。法家君臣观念则不然，讲的是君势、法术一类的关系。一般来说，君主所注重的都是法家观念，熊赐履要求康熙帝学习儒家观念。
次年，熊赐履又上《清除积习销隐忧疏》，“皇上聪明，而朝纲独断，讲学与勤政二者不可偏废”。熊赐履两次上疏均遭鳌拜斥责。康熙帝受到鳌拜的压抑，对于权力分散的满洲家法十分厌恶，立志要朝纲独断，以儒学为治国经纬。从此，“满洲家法”中的积极因素被否定，而汉文化中的法家毒素却被发扬光大了。“朝纲独断”与其说是儒家的思想，倒不如说是法家的思想更确切。
在擒拿鳌拜一个多月之前，康熙帝采纳汉官建议，亲自到国子监去祭祀孔夫子。皇上亲自祭孔，这是一个象征，表明清王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尊孔崇儒，孔孟之道仍然是中国人的正统思想，这既起到了笼络汉族官民的作用，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增加了合法性，因此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一个月以后，康熙帝剪除鳌拜及其势力，满洲贵族中的仇汉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康熙帝立即着手施行经筵日讲制度。
康熙九年(1670年)七月，康熙帝召国史馆学士熊赐履到瀛台试讲。熊赐履进讲《论语》“道千乘之国”一章，继讲“务民之义”一章。康熙帝听后，感到哲理深奥，切中事理，大有所获。
十月，康熙帝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内阁之制始于明代，其所以名之“内”，是因为“以其授员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是统率百僚“行政总汇”的封建官僚政治的中枢机构，协助皇帝治理庶政，商议朝政，传宣御旨，而内阁大学士称为“枢臣”、“相国”。内阁地位在六部之上，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被人们视为宰相。又重设翰林院，并选择翰林数人入值内廷，以后又设立专门供皇帝咨询和顾问的南书房。
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经筵典礼，由工部尚书王熙和熊赐履分别进讲。此后，每年春秋两季照例举行。经筵讲官都是由皇上慎选的德才兼备的学问优长之士，如熊赐履、王熙、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等，此后这些讲官便担任大学士，所谓“以大儒为名臣”，即以帝师为大臣。日讲地点初在弘德殿，后移乾清宫。讲官由翰林院官员担任，有熊赐履、史大成、李仙根、张贞生、严我斯、蔡启尊、孙在丰、杨正中、杜臻、张英、沈俭、史鹤龄、陈廷敬等，还有满族学官折库纳、傅达礼、莽色、喇沙里等。从此，清代帝王的培养、教育制度得以制定完备。经筵日讲的恢复有重大意义，满洲皇帝学习汉儒文化必然对帝师由尊重信任而重用。康熙帝说： “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倦。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
一般人学知识，多为谋生之资本。既然是皇帝，“我要什么就是什么”，何必学知识？儒家认为，学习的最高目的不为谋生而为修身。贵为天子当然须求学习最高目的之实现，老百姓也就有福了。此时，康熙帝作为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嗜欲日开之时，他把精力用于治国，尤能勤奋治学，确是十分难得。康熙帝的学习精神不仅使那些庸碌懒惰、淫乐无度的明朝皇帝黯然失色，也使那些专为科举考试而读圣贤书的汉族士人相形见绌。他五更就起床读书，常常读到深夜，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也不休息。汉儒文化对这位年轻的皇帝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多年的苦读精修，为康熙帝以后的治国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刻苦学习成为传统。以后，雍正帝、乾隆帝等清代皇帝都是从小就刻苦学习，这是其他朝代的皇帝无法相比的。
清代宫廷内，有两个书房。一为上书房，是皇子受师读书处；一为南书房，是皇帝研究学问处。故宫的乾清宫之西为懋勤殿，是康熙帝读书处。南面的乾清门右阶下是“内廷词臣值庐”，因其位置居懋勤殿之南，故称南书房，是康熙帝与入值翰林院探讨学问的地方。这些人基本上为汉人，最重要的作用是顾问。
从康熙帝开始，满汉矛盾确实已降到次要地位了。满汉君臣关系中的文化矛盾，至少在表面上被掩盖了，从本质上也被稀释了。如果实行满洲家法，八王共治，汉人也是没有决策权的。两种权力分配方式都对大多数中国人不利。满汉两种“家法”孰优孰劣呢？正如不可以把生长于沙漠中的胡杨柳与生长于江南水乡的垂杨柳相比较而定优劣一样。我们只能说，适应具体的客观环境的某一种柳是好的，不适应就不好——不论是旱死或涝死。古代的君臣关系是当时客观条件的产物，关系和谐，老百姓就过好日子；否则老百姓就遭殃。历史选择了汉人的“家法”，至少可以避免发生内战。满洲家法的形式不适应大一统的中国，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却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一致。这真是一个悖论。正如鳌拜与周公从形式上说都是好的，但是个人修养不同，结果就不同。中国古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关系其原因在此。借用鲁迅的话，“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例”： 在西方历史上，德国人民把希特勒选上台，造成人类大劫难，就充分证明了制度好坏不是根本，人的好坏才是根本。修身与治国的因果关系是不可以颠倒的。君主制的形式可以改变，做好人的观念永远不可以变。至少，在无法直接改变某一种制度的历史条件下，求其次，提高君臣的道德，总是于老百姓有好处的。中国老百姓要好皇帝和清官，并非是愚昧，因为历史条件的改变非数十年或百年之功不可以成就。
历史不能不走“弯路”。清朝初年，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为代表的激进儒学，在清廷文字狱的高压之下，无法取得主流的地位。因此，只有承认既成政治现实，与朝廷合作的士大夫及其尊崇的理学，才能成为儒学主流，这一派儒学所起的作用，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的功绩在于改造了清政权的落后野蛮性质，缓解了满汉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安定了战后的社会秩序。可以说南书房的帝师们为清初盛世做出的贡献是极大的，其功不可没。
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刚正不阿，以道事君，是康熙帝最为信赖的一位帝师。康熙帝说： “朕初立讲官，熊赐履早夜惟勤，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通过与熊赐履的反复论讲，康熙帝的涵养功夫不断深化，确是大有益于治国。及至晚年，康熙帝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曾说： “朕自幼读书，略观经史，知道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虽德不厚，性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兢持守五十年，未曾间断。”
康熙帝从熊赐履的讲论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庸之道”，对其用人行政都有极大影响。对于“中庸之道”，今人多有误解，以为不过是中立，或调和，不知“中庸之道”乃是智谋的极至，表现为公正无偏，大智若愚。康熙帝在用人上的中庸之道，体现为强调廉与能的结合，虽然他很强调清廉，但是只“廉”而不“能”者也不用。他说： “督抚为地方大吏，操守为要，才干为用。大法而小廉，百姓则俱蒙福矣。为官不可过于贪婪，亦不可过于廉刻。过于廉刻则不能和平宽宏以率下，操守虽清却不利于办事。只有既廉洁又能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者，才堪委任。”这就是中庸之道。
熊赐履治程朱理学，主张默识笃行，穆然清静，治国以宽缓平和为善，严猛繁苛为不善。康熙帝深受其影响，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几乎贯穿于一切政务之中。康熙帝非常理解与民休息的政策并非权宜之计，而是长治久安之策，并始终遵守着这一治国方略。
君臣常常结合时政探讨理学问题。有一次，熊赐履进讲之后，康熙帝问他： “近来朝政如何？”熊赐履答道： “奢侈荒怠至今日极矣!官贪吏酷，财尽民穷，种种弊蠹，皆由于此。皇上励精图治，明令严禁奢靡，崇尚节俭，人人皆以为当今第一要务。而有司视若虚文，奉行不力，但恐积习沉痼，猝难改移。惟在皇上躬行倡导，加意剔除恶习，太平无疆之业，全在于此。”康熙帝又问： “从来治国在安民，安民则弭盗。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熊赐履答道： “圣谕及此，是天下生灵之福。臣阅邸报，见盗案烦多，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克扣。今日弭盗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将。少宽缉盗之罚，重悬捕盗之赏，就可以了。”康熙帝深表赞同： “诚然。”一般来说，忠臣对英明的皇帝总是报忧不报喜，如果大臣报喜不报忧，英主就会认为他是佞臣；反之，大臣对于昏暴的皇帝则报喜不报忧。问题不出在大臣身上，主要是看皇帝的喜好而定报喜或报忧。康熙帝、雍正帝比较喜欢大臣们报忧，乾隆帝比较喜欢大臣们报喜。
康熙帝对熊赐履十分依赖，频繁召对，言听计从，深为信任。所讨论的内容也极为广泛，凡诸子百家，国计民生，用人行政，无所不论。康熙十四年，熊赐履升内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
一次，君臣讨论不扰民的问题。熊赐履说： “为治固患废弛，然而求治甚急，将更纷乱丛生，必然困扰百姓，弊端丛生，所谓欲速不达。求治太急，还是人欲用事，必须无欲然后可以言王道。”官员以多事为政绩，以喧嚣为繁荣。急于用事者，不仅仅是欲速则不达，而且是欲留名则不达。康熙帝极赞成他的观点，以为清静无为之道确是治国的上策，“致治实在是不宜太快，只须日积月累做将去，久之自有成效”。一想到从朝廷到地方，那些日思升迁、亟亟乎建立丰功伟业的官吏们，他就摇头叹气： “从来与民休息，其道在于不扰民，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
康熙帝特做一篇《宽严论》阐述他的治国理念，他认为： 天下大治之本在于宽仁，这是上天爱民的体现。康熙帝要求自己“不多生事，但穆然清静，处之以和平”。宽仁、不事苛求，施教安民；和平，不事喧嚣，清静无为，行事太平，才有盛世。康熙帝读史书，见汉朝发生灾变即诛宰相，感叹道： “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竟然归罪于宰相，或有的君主，凡事都托付宰相，此君主之过，不得独归咎于宰相也。”
康熙帝常常要求督抚大员用人行政之时“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有一次，康熙帝对新任职的进士们谆谆教诲道： “士子读书稽古，原本期望穷理致用，平日砥砺廉洁，敦修品行，皆为异日服官莅政之本。等到一登仕途，志在功名，未免专意求进，干营奔竞，丧其素怀者往往有之。你们多从田间来，才通仕籍，务要率其平素行履，不改初心。凡受内外职任，当益加勉励而行，情操自矢，恬静寡营，循分尽职，洁己爱民，以副朕造就人才之至意。”
使汉人传统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大清帝国起着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熊赐履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一个大国若要国泰民安，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汉儒文化虽然有许多荒谬之处，但是在明末那种世俗文化泛滥，而招致国家灭亡的悲剧之后，汉儒文化在异种称王的清朝又重新发挥了拯救世道人心和扭转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帝以宽仁著称，除了天资的成分，受益于帝师熊赐履的指导不少。就这一点来说，熊赐履对康乾盛世的贡献比其他汉臣都要大。这是人臣治国的大手笔，不是一般的智谋权略可以相提并论的。论智谋，熊赐履却不高明，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得很拙劣，大大有损于他的清誉。
康熙十五年，熊赐履犯了一个错误，因票拟出错，欲委过于人，改写草签，撕去嚼毁，失大臣体，被革职，迁居江宁（南京）。熊赐履虽然官拜大学士，但是家中竟然毫无积蓄，在江宁清凉台寓居时，清寒度日，与童仆一同锄地种菜。他自号“清凉老圃”，有时遇到青黄不接，往往“数米粒而炊，杂以野菜”。康熙帝南巡，接见他，赐御书匾。二十七年，起用为礼部尚书，仍值内廷，后调吏部。三十四年，其弟熊赐瓒因事下狱，御史趁机弹劾熊赐履，说他窃道学虚名，负恩溺职，请予严惩。都察院议欲降三级调用。康熙帝置之不问，并赦免熊赐瓒。三十八年，授赐熊赐履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以及《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
康熙帝对熊赐履教授辅弼之功，一直感念不忘，常说： “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熊赐履退休之后，仍然食俸，留住京师以备顾问。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帝命礼部官员前往视丧并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号文端。又眷念其旧劳，擢用其子。
7、南书房师友
清初，在中央衙署内，满汉关系十分紧张。汉官极受压抑，六部尚书，概为满员。顺治五年(1648年)，始设六部汉尚书，但无实权，不过“相随画诺”而已。顺治皇帝亲政后，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不见汉臣。顺治帝虽有过尊儒的举动，但只不过是表面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要把“本朝家法”原封不动地搬进来。大学士陈名夏提出“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的进步主张竟被杀头，这很可以说明满洲统治者对汉人的态度。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就曾把其控制区内的汉族缙绅（士人）尽行捕杀，仅有少数人逃匿。这种仇视汉儒的政策，在皇太极时代略有改变，但清廷视汉官仍不过是高等奴隶，汉臣见了满臣必须下跪。甚至汉官也要学满语，学不会而遭打骂的事司空见惯。廷议时，满臣可坐，汉臣须跪，地位明显不同。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汉族儒臣再次受到严重的政治打击。为了压抑汉人，削弱文臣在朝廷的地位，他们改变了顺治帝仿明朝政治和汉化的治国方针，将内阁和翰林院撤销，恢复皇太极时期的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等旧制，并降低了汉官品级；裁减汉人言官；减少了进士的录取额；官缺，汉族仅占四分之一，且并非重官要职。如此压抑汉臣，其目的无非是驯养汉臣的奴性心理，并防止满族政权的汉儒化。
顺治时期，大学士为正五品，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但大学士多以尚书入阁，所以实际上仍享受正二品。大学士品级低，是防止大学士权力过大的意思。内阁没有明朝时期总制均衡的地位。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御理政事之后，于翌年（九年）八月，承顺治十五年之制，“命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大学士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内阁之制才稳定下来。
康熙帝修改尊满抑汉的政策，所倚重的两位满洲贵族，一位是协助他逮治鳌拜的索额图，还有一位是明珠。两人都是满洲正黄旗人，都与爱新觉罗氏结亲，二人共同辅佐康熙帝，成为康熙帝的两翼。而二人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满汉矛盾。康熙帝意识到，满洲的“祖宗家法”于满洲贵族王公大臣们有利，却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所以他赞成学习汉人的制度。汉臣们因为受到满臣的压抑，当然也反对满洲家法。索额图是满洲贵族的代表，而明珠却是主张汉化。康熙帝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自然是倾向于汉化的。
明珠（1635~1708），字端范，姓纳喇氏(又译纳兰)，满洲正黄旗人，出身于“海西四部”，极受康熙帝倚重。康熙三年(1664年)，任内务府总管，五年授弘文院学士，六年任纂修清世祖实录副总裁，七年奉命视察长江、黄河、淮河水利工程，对治河有正确的建议，后历任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康熙帝御政之时年仅16岁，明珠则长康熙帝19岁。明珠审时度势，看到满汉矛盾的激化将不利于清朝的统治。为此，他辅佐康熙帝力除陈习，洗刷积弊，基本抛弃了压抑汉官的政策，实现了清初治国方略的转变，开拓一朝新政，为清朝中期的盛世奠下了政治基础。这个根本的政策转变的本质就是尊满用汉、崇儒重教。
中国历史上，皇帝与地方诸侯的矛盾深刻时，往往导致国家动乱，吴三桂之乱更有民族矛盾的成分在内。叛乱之所以能够得到许多地方汉族军政官员的响应，与清朝初期的民族歧视政策有很大关系，而朝廷平定吴三桂之乱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康熙帝在用人制度上抛弃了民族歧视政策，转为重用汉将。吴三桂之乱，明珠与王熙同掌兵部，起用“河西三（汉）将”赵良栋、张勇、王进宝等，提高绿营兵的地位。康熙帝同意绿营官兵自成一军，独立作战。正是由于汉人官兵地位提高，战争形势才开始好转。
明珠协佐康熙帝开经筵日讲，开博学鸿儒科，修纂《明史》，设南书房，起居注官增加汉员，内阁学士增设汉官等。总之，尽力争取汉族士大夫与清廷合作，调整统治阶层内部的满汉关系，限制满洲贵族的特权，提高汉官地位，以加强政治稳定。此后，除了少数士大夫仍拒绝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外，大部分士人都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汉人入仕人数明显增加。
明珠亲自任经筵日讲官，他精通满汉两种文字，又具有较深的经学素养，值讲论经时，口若悬河，辩才无碍，这在满洲贵族之中是极少见的。明珠的相府一时成为汉族儒士诗酒文会之所。他的长子纳兰性德，作为康熙帝身边一等侍卫，颇受青睐。纳兰性德才华横溢，是当时的著名词人。他广交文坛名流，与汉族士大夫朱彝尊、姜宸英、顾贞观、严绳孙、陈维崧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所作的《纳兰词》在清代词坛独树一帜。明珠次子纳兰揆叙，少年时即受业于江南名士吴兆骞，读四书五经，成为著名的儒家学者，后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充经筵讲官，每于退朝之暇，仍手不释卷。三子纳兰揆方，于书无所不读，乃至于废寝忘食。吴兆骞流放宁古塔二十年，经纳兰性德、明珠援救入京，纳兰父子因此深受士人赞誉。
康熙帝东巡之后，纳兰性德受命考察雅克萨，染病回京，将边界形势奏明皇上，康熙帝决意用兵。当雅克萨战役捷报传来时，纳兰性德已死六日。士人无不痛惜，赠哀辞者却都是汉人，满族竟无一人。显然满人对明珠父子热爱汉儒文化很不以为然。
年轻的康熙帝在辅政大臣和议政王大臣的制约下，感觉颇不自在，而汉儒文化是主张皇帝乾纲独断、大权一揽的。这当然是康熙帝的理解，也是他欢喜接受的原因。需要强调的是，君权至高无上这一点，正是康熙帝选择汉儒文化最关键的考量因素，然而绝非原始儒学的本义。历史发展的进路就是如此的非理性，幸运的是清朝政治能由此而转为比较清明，不幸的是原始儒家的虚君观念与满洲家法的分权制都失落了。对于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人们往往不能理解，似乎如果承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就等于削弱了某些人此时正在“理性地”创造历史的作用和意义。
满洲大臣多为军事贵族，无不以立军功为荣，耻于读书。明珠辅助康熙帝裁汰大批满洲旧军事贵族，启用一批满洲新文职官员，又鼓励满人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满人渐渐以较为平和的态度对待汉大臣。满官普遍通晓汉语，满人学习儒学也渐渐成为风气。如饶余亲王阿巴泰的曾孙文昭辞爵位而读书，不久便成绩斐然，才名卓著。正白旗人阿什坦将《大学》、《中庸》诸书译成满文，其儒学基础十分深厚，被康熙帝称为“我朝大儒”。满族对儒学这一汉族文化精髓已普遍产生认同，儒臣的地位逐渐提高。可惜，吴三桂之乱时期，朝廷出于武备的考虑，为防止八旗子弟日益懦弱，又下令停止八旗子弟的科举考试。
国家的政治走上正轨，这一切都与明珠的作用分不开。明珠广泛结交汉官文士，特别是江南儒臣，如徐乾学、徐元文、高士奇、王鸿绪等博学硕儒。他与高士奇的关系颇有戏剧性，值得一叙。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家贫无资，肩扛破被旧褥徒步入京乡试。落第后在明珠看门人的家里教馆为生，卖文自给，并书写春联、扇面遍赠权贵悍仆，以求仕进。一日，明珠要写文字，找不到人代笔，正在犯愁，看门人推荐高士奇，明珠试他文笔，高士奇一挥而就，明珠大喜，荐用于内廷，授詹事府录事，得到康熙帝的赞赏。于是选入翰林院，入值南书房，参与书写密谕及编辑讲章、诗文等事。
高士奇才智敏捷，很得康熙帝赏识，当时南书房专用汉官，为他们提供了对朝政发表意见、单独进言的理想场所。现在连明珠都得反过来向高士奇讨消息了。高士奇每次回家，门外街巷九卿轿子塞满，明珠亦在。高士奇直入家门，好像不知道门外有客。等高士奇吃罢饭，先呼明珠入，谈话后，再呼其他人入见。
康熙帝曾说，朕所以厚待高士奇等人，是因为他们对朕治国治学有极大贡献。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书》本经，作时文，因为得到高士奇的帮助才开始知晓学习门径的。初见高士奇得古人诗文，一看就知道其时代，心中奇怪，现在朕也能如此了。高士奇虽无战功，但是他裨辅朕读书治学问功劳也很大。
康熙帝南巡时，高士奇陪伴而行。君臣游览金山寺，登高远望，极目千里，寺僧求皇上赐匾额。康熙帝欣然同意，正考虑未定，高士奇送上一纸，上书“江天一览”四字。康熙帝很满意，于是挥笔写就，赐与寺僧。游苏州，康熙帝见狮子林景致奇妙，连连说“真有趣”。赐匾额时，康熙帝提笔沉思，高士奇说： “皇上说‘真有趣’，何不就书‘真趣’二字？”康熙帝一听，正合心意，遂赐书“真趣”。游杭州灵隐寺，寺僧求赐额。康熙帝写“靈”字时，把雨字头写大了，下半截不好安排，正在犯难，高士奇佯装磨墨，写“云林”二字，康熙帝领悟其意，遂题“云林寺”三字，从此灵隐寺又称为云林寺。康熙帝游罢西湖，又特别亲临高士奇的家乡西溪山庄，并赐额“竹窗”，以示嘉奖。
康熙帝出游仍不忘读书，晚上由高士奇伴读，君臣二人夜坐舟中，讨论古今兴废之迹，读《尚书》、《左传》，谈《周易》，赋诗，兴致很浓，常常谈至下半夜。康熙帝曾说： “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寒暑不必辍讲”，“《大学》格物二字，包括无余”，“经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通鉴》一书，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批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
康熙帝勤奋读书，但不盲目信书。凭常识，他会对书本提出质疑。如他曾说： “即如史书所载，项羽坑秦卒二十万。夫二十万卒岂有束手待毙之理乎？”又如，古人一向认为塞外蒙古迁徙无常，逐水草而居，似乎无一定居处，可以任意栖止。康熙帝指出： “不知塞外地虽空旷，亦有水草不能相兼者。若有草无水，虽欲驻牧于此，其势断有所不能。是知毡庐毳幕，常有不定之居，而其实则不越乎平日所居之故址也。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亲履其境然后能知之。”
平时，康熙帝常与南书房儒臣一起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同堂师友，私恩甚重，经常赐给他们笔墨砚台，字画诗集，乃至撤自御膳的食品，以示眷顾。康熙帝优渥词臣，是出于治国的需要。他说： “夫天道人道必待人而后兴。”古人所说的“天子”不仅仅是就权力的来源而言，这是现代人的理解，其实本义是皇帝须代表天意，就是要做好人的意思。不仅是做皇帝，做人也要符合天意。所谓“得最上一层道理”，也就是得最根本的道理。万物生长皆是天意，人的生长离不开社会组织，好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人的生长，有了好人才有好的社会组织。这就是天人之道，并非迷信。
南书房作为皇帝的宫廷御用顾问处，是一个非正式的权力机构。在康熙朝所起的作用却往往超过内阁和议政王会议。军国大事不再单纯由军事贵族——王爷、贝勒们决策，往往由儒臣在与皇上的讲学中以讨论的方式，更为理性地策划。国家兴盛不以迅猛喧嚣为能事，而是由尊儒崇教以稳健的姿态渐入盛世。
到了雍正时期，军机处成立，南书房就不再参与政治，而成为皇帝单纯读书撰文、吟诗作画、消闲遣兴的场所了。这正是封建时代，非程序化政治的典型表现。南书房与军机处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于治国的方式和作用而言，前者还是比较人性化和理性化的，后者则完全工具化和官僚化了。
康熙帝主张“满汉一家”，以前满汉大臣官员职位相同而品级有异，满高汉低，现在均予划一，权力分配日益平等。过去儒臣尽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如今不少儒臣已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这些人大都依附于明珠，为明珠成为康熙朝的权臣奠定了基础。
南书房另一位重要的讲官是张英（1637~1708），字敦厚，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清初成例，以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入馆肄业三年后，再经过考试，按等第分别授职，称为“散馆”，成绩优良者，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为编修。康熙十二年七月，张英以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入值南书房，成为皇帝的亲密顾问。每天清晨雄鸡未鸣之时，他便来到宫门外等候进宫，然后与奏事诸臣一同入宫，等到退朝之后，由内侍传入，为皇上讲经、咨询，从早7点到晚8点都在南书房值班。有时回到家里，又有内侍宣召，他放下饭碗随即入宫。每次皇帝出巡，张英必然侍从，极受信任。入值三年后，被升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升为掌院学士、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总督南书房”。在朝中任职四十年，退休后，康熙帝南巡，仍一再接见。其子孙四世为讲官，皆入翰林院，三世入值南书房。其子张廷玉历事康雍乾三朝，官至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事务，进封三等伯，死后配享太庙，乃三朝元老，一代名臣。桐城张氏世代为官，显赫不衰。
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在教授康熙帝理学方面，其重要作用不下于熊赐履。
李光地（1642~1718），福建安溪人。治程朱理学，精通《周易》，多年为康熙帝讲授易学。康熙帝对明朝永乐帝御修的《周易大全》不满意，为了体现大清朝的盛世气象，康熙帝特御纂《周易折中》一书，以统一思想。《周易折中》实则为李光地总裁其事，而由数十位儒士编纂而成。李光地又奉命续修《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自著有《榕村全集》、《榕村语录》与《续集》等。
吴三桂之乱时，李光地正在福建安溪老家省亲，他拒降耿藩，遁迹于深山密林中。他的同乡同科好友陈梦雷因家居省城福州，家有老父，被逼接受伪官。而二人同心合谋，由陈梦雷探耿藩虚实及用兵设防情势，密画平闽机宜，裹蜡中作如药丸，再由李光地派人带蜡丸潜出福建，至京入奏。康熙帝亲自剥蜡出疏，得到了详细的情报，十分高兴，特命军中保护李光地全家。清军根据他们的情报大破耿精忠和台湾郑经的联军，恢复全闽。李光地从此受到康熙帝重视，而陈梦雷仅以免死远戍辽东。有人说，李光地卖友求荣，以蜡丸事为一己之功，而抹煞陈梦雷的功劳。这件事后人说不清，但无论如何，李光地也救了他一命。康熙帝不杀陈梦雷，又同时赦免了其他几个人，以免让人说是看李光地情面免其一死。
李光地也曾援救过其他人。当时的古文桐城派领袖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有一次，康熙帝偶然问： “侍郎汪霖卒后，谁能作古文？”李光地趁机说： “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康熙帝见方苞的古文确实作得很好，于是下谕将方苞释放，并召入南书房，成为帝师。清官陈鹏年与阿山之争，李光地保陈鹏年；清官张伯行与噶礼之争，李光地保张伯行；此外，尚有杨名时、赵申乔、何焯、惠士奇、梅文鼎等人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李光地能救援清官，不仅须富于同情心，也需要胆量。因为皇帝最怕汉人结党，而鼓励汉人相互攻讦。如果是明哲保身之人，是不会冒险去救助别人的。李光地由此得到扶植善类的美名。他还有类似于黄宗羲的民主意识。他说：
（孟子）答汤武放伐的说话，语吻似觉诧异，然推到最上一层道理，本是如此。天生民而立之君，非要坐享富贵也，要其抚养天下耳；苟自绝于天，则人亦不戴之为君矣。
由孟子之论见得，天为民立君，原以治安百姓，非为君一家、欲其富贵长久、世世子孙享受也。故汤武革命，受命于天，绝无不是处。孟子直是从天立论，得最上一层道理。
治天下样样皆当讲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汤曰：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 “作之君，作之师，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有此，便要算他是圣人。
（《榕村语录》卷二十，《诸子》）
所谓“汤武放伐”是指“汤武革命”。夏桀残暴，成汤造反，桀逃奔南方，称为“放”，放逐之意。商纣无道，武王伐灭之。所谓“一人横行于天下”，就是君主专制。君主不仁，则汤武革命发生。古人认为“民为邦本”，今人多以为“民本”不如民主高明，其实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民本是民主的基础，羡慕摩天大楼却蔑视大楼的基础，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在康熙帝身边的帝师中，李光地是最具有民主思想的一位，他在精神价值上有大贡献。他出卖朋友的事情既考据梳理不清，也很无聊，可以不论。
徐世昌《清儒学案》云： “安溪（李光地）学问渊博而精微，以朱子为依据发挥……康熙朝儒学大兴，左右圣祖者，孝感（熊赐履）、安溪，后先相继，皆恪奉程朱，而穷究天理人道，研求经义性理，旁及历算、乐律音韵。圣祖所契许而资赞助者，安溪为独多。”康熙帝与李光地进入晚年之后，君臣二人更成为知己，在立太子之事上，康熙帝只与李光地商量。这与乾隆帝晚年以和珅为知己恰是鲜明的对照。
为康熙帝侍讲《易经》的另一位日讲起居注官，是著名清官汤斌。
汤斌（1627~1687），字孔伯，河南睢州(今睢县)人，顺治八年进士，授翰林，曾以一篇《政贵知变论》震惊朝野。他极力主张根据时势的变化更张法度，指出“当更张而不更张，虽大贤不能善治”。然而，他的意见当时没有被完全采纳，真正的更张是由康熙帝来完成的。不久，他又连续上《拟汉文帝耕藉田诏》、《拟汉以禁囿假贫民举直言极谏诏》，受到顺治皇帝的重视。他纂修《明史》时，为明末抗清诸臣秉笔直书，而遭人弹劾。世祖福临召见他，把奏折给他看，并安慰他，汤斌虽感恩却仍然坚持如实记史，终于被清除出国史馆。后以父病乞归。他居家潜心读书，师从北方理学大师孙奇逢多年，既笃守程朱理学，也不鄙薄陆王心学，编理学发展史《洛学编》。汤斌居官以正风俗为先，非常注重身体力行，不徒尚讲论。康熙十七年，他复出授翰林院侍讲，仍纂修《明史》，主纂《两朝圣训》。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为太子（胤礽）师，荐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一次尚书达哈塔与汤斌、耿介入见，康熙说，“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清世以理学名臣从祀孔庙者三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
清圣祖康熙书法最早入值南书房的是沈荃和励杜讷。二人以善书法入值，康熙帝的书法艺术得力于二人的教益匪浅。康熙帝学书法时，沈荃在他身旁，指出他每一笔的错误之处，分析错误之由。康熙帝十分感激沈荃的严格教授，在他离开南书房之后，仍常常将其召入，请教书法。又擢其子沈宗敬，以编修入值南书房。沈荃曾提出： “唐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君臣咨询恭儆，大有裨于治道，皇上宜置左右，时时浏览加以反省。”康熙帝说： “此书朕亦时时览之。”又说： “《四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康熙帝颇重视《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其讲学之道，经史并重。
励杜讷入值书房，授编修、侍讲，后曾任光禄寺少卿、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刑部侍郎等职。他也是子孙四世入翰林，三世入值南书房。
清初，魏象枢、魏裔介两人也是理学名臣。魏象枢廉正耿直，曾疏请定布政使会计之法，以杜绝欺隐；立内外各官治事之权限，以清除稽滞。他的意见朝廷都采纳施行。他又屡次分疏： “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国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抚。”曾言“以言道学，则躬行实践真道学也”，常能言人所不敢言。见大臣就规劝为善之道，态度诚恳，现身说法，人感其诚。而魏裔介居言官最久，25年的官场生涯，历经四个时期，即多尔衮时期、顺治帝亲政时期、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康熙帝亲政时期。生平笃信程朱之学，有胆有识，屡次上疏敷陈剀切，多见施行。可惜，康熙帝亲政以后，并没有重用他，几乎遭到整肃，能保全性命已经是万幸了。这是康熙帝用人上的一个失误。
入值南书房者，不论原来是何官职，一律授予翰林院职衔，称南书房翰林，往往兼任或转任外职，备受信任，加以重用，如陈廷敬、张玉书任尚书、大学士，王士祯、徐乾学任尚书，王鸿绪任御史，叶方蔼、孙在丰等任侍郎。入值南书房者，大多为汉人，只有少数满人，这对提高汉族大臣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康熙帝擢用他们之前，会先有一番观察过程，有一次，他对张英说： “翰林系文学亲近之臣，一向因为日讲，时时进见，可以察其言行举止。近日来进见稀少，讲官侍班不过顷刻，岂能深悉？著将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每日轮四员入值南书房，朕不时咨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
王士祯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入值南书房前，在一次考察中竟出了丑。康熙帝召他入懋勤殿，出题面试，命他赋诗，王士祯诗虽作得好，但文思却慢，初次见到皇帝，一紧张更不知如何下笔。张英见状替他着急，便悄悄在一张纸上写诗一首，然后揉成纸团，放在他的桌案上，王士祯也就照抄一遍，得以完卷。康熙帝无意之间，将此看在眼里，却不点破，给二人留了个面子。只是调侃张英说： “人家都说王士祯的诗丰神妙语，朕看来跟你写的诗也差不多嘛。”张英也只好厚着脸皮说： “哪里，王士祯的诗比臣的诗强得多啦。”
由此小事可以看出，康熙帝对儒臣向来持一种仁和宽容的态度，这样，儒臣对皇帝就真正地心悦诚服。康熙帝对以仁义、恕道为标志的孔孟之道是完全服膺的，他为政宽仁之处在优容词臣这一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书房词臣高士奇、陈廷敬、王鸿绪等人身兼要职，高、王为姻亲，结成朋党，广收贿赂。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三兄弟号“昆山三徐”，东南文学之士想猎取功名者，莫不依倚三人以为奧援，趋之如水之赴壑。徐乾学任左都御史时，力倡风闻言事（即可以根据道听途说弹劾官吏）。三徐在朝招权纳贿，其亲属门客，在乡倚势横行，欺压百姓。他们多次受到御史弹劾，康熙帝也不深究，只是让他们回籍休致了事。以后又召进京修书，或官复原职，大多得以善终。
对于官僚的腐败，康熙帝深有了解，但是面对制度性腐败，康熙帝也无可奈何，不过他没有如乾隆帝纵容和珅那样纵容过臣僚。明珠有识有才，但是结党营私，贪赃弄权，声名狼藉，常常遭到康熙帝的批评。后来明珠受到御史弹劾，康熙帝仅革除他大学士职衔，不予深究，仍授内大臣职。康熙帝两次亲征准噶尔，明珠从征有功，后来又恢复原职，最终得以善终。
康熙帝曾告诫漕运总督徐旭龄说： “为官须廉洁，不可纵吏扰民。然而待属员不可过苛，下吏各有艰难之处，惟心平气和，则皆悦服矣。”持平则不偏，不偏即是执中。康熙帝自己对待大臣一向是较为宽严适中的。他说： “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做官之人有几个不贪的？若不过分贪婪，他一般都不纠，稍贪而又能办事，能过得去就行了。所以，康熙朝晚期，吏治非常松懈，国库也空虚了。这是康熙帝过于宽仁的后果，迫使雍正帝不得不一登基就力纠腐败。
康熙帝不断把汉族地主阶级中的才智之士，充实到中央行政机构中，委以要职，询以治国之道。他通过学习汉书，谙熟了儒家学问，带动满洲贵族子弟讲明礼仪，习于学问，讲求尊君亲上之道，推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清朝政权中的地位，也缓和了满汉的民族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
一些讲究气节的明代遗臣，对清政府仍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绝不出仕，但对其后代，却不再限制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有了科名，当然也就开始参与国事，亡国之仇也就淡化了。事实上，清朝前期社会的繁荣和安定，以及平定吴三桂之乱、统一台湾，这些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康熙帝重用了汉官、汉将和汉儒，吸收了汉族文化，康熙帝和明珠的最大功绩是使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事务都走上了正轨。所谓“正轨”就是国家化，而不是民族化，剃头束发当然是一个例外。
儒臣士子空谈性理，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朝亡国的原因，而满洲重武轻文又不能治国，二者折衷，取长补短，符合中庸之道。康熙帝倡导的理学，偏重于实践。他说： “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从而造就了清朝前期的盛世。
李光地盛赞康熙帝说： “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五百年必兴）王者之期，躬行圣贤之学，天期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统与治统复合乎？”张玉书称赞康熙帝： “圣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统治统兼总百王，而犹日御讲庭，经典学之不倦。”封建社会有所谓“正统”和“道统”之说，前者指权力的合法性，后者指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权力的来源几乎都是暴力，因此无真正的正统可言，而意识形态则不一样。汉朝统治者之所以“独尊儒术”，是鉴于秦朝推行法家的严刑峻法治国方针的失败，乃大力倡导儒家的仁政、爱民的治国理念。当然，在实际的施政措施上，法家的统治方法却保留的更多，因为法家的学理来源之一就是儒家某一流派的某些思想，儒法两家有相同之处。但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还是儒家思想。借用丘吉尔的表达方式，可以说： 儒家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不坏的。这当然是指中国社会的封建时期。不过即使在今日，儒家思想也并未完全无用。
清朝的崛起和立国依靠的是武力，在明朝前期满洲连文字都没有，努尔哈赤时期刚刚创造了文字。很显然，依靠满族自身的文化，根本无法统治一个大国。因此，吸收汉人的文化乃是不可避免的。鳌拜一派的清朝贵族也许不久就会被迫接受汉儒文化，但是被迫接受汉儒文化的效果一定很差，且太平盛世亦绝不可能出现。元朝就是如此。康熙帝的选择是最明智的，由主动吸收到热爱的程度，中国因为有了康熙帝才又强盛起来。这些都离不开帝师的帮助。
在汉人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异种称王”必然导致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和政权的不稳。面对汉族广大知识分子不合作的状况，康熙帝一面制定了民族高压政策，一面实施“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使程朱理学“死灰复燃”。 这固然是出于征服人心的需要，但也确是出于他对汉儒文化的衷心服膺，反映出其胸襟的广大和智慧的高深，以及他的务实精神。康熙帝崇尚理学，也是他治术的技巧。他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要削弱“祖宗家法”对皇权的限制，这是康熙朝汉儒大臣受重用的主要原因。康熙帝把程朱理学作为儒学正统，是重视实用精神的表现。清朝前期社会的繁荣也证明了理学有其实用的价值，后人实在不应该一概予以抹煞。
康熙帝不但吸收了汉儒文化，甚至对西洋文化也有莫大的兴趣。这种学习兴趣是由儒家的“格物致知”思想决定的。儒家有一事不知、君子之耻的观念。儒家文化既然没有妨碍康熙帝学习西洋文化，怎么又会成为中国社会学习西洋文化的阻碍呢？问题出在康熙帝之后的雍正帝和乾隆帝身上。尤其是乾隆帝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登峰造极，前所未有，才使中国的士人求新知和求真理的学习兴趣和能力都丧失了，只能搞考据这类无聊的玩意，于是中国由盛而衰。
就把国家由强盛引入衰亡这一点来说，乾隆帝颇有几分像唐明皇。如果乾隆帝能够像康熙帝一样具有求新知求真理的态度，清朝像唐朝一样坦然地吸收外来文化本不成问题。然而乾隆帝对儒家的修身、仁义、爱民等思想非常轻视，与康熙帝有天壤之别，所以他也不可能容忍士人自由的求真精神和西方的先进文化，完全背离了康熙帝的治国方针。
8、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
清朝廷利用原明朝的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人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之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镇守云贵，封耿精忠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封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当时并称为三藩。朝廷这样做表面上是奖励功臣，实际上是防范功臣。吴三桂等人明白，朝廷所以不把他们调回锦州镇守，而封在遥远的边疆，是为了防止他们在靠近京城的地方威胁朝廷。清廷对手握重兵的汉人决不会真正信任，如果让吴三桂仍回锦州，一旦吴三桂造反，很快就会打进北京，远在云南就好办一些，后来的吴三桂之乱，也证明这种考虑是有远见的。
统一中国的战争结束以后，朝廷与三藩之间在裁军问题上很快就发生了矛盾。吴三桂原来在山海关外，拥有精兵四万，投降清朝以后东征西讨，四万精兵损失大半，但他又收降了许多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残部，都是身经百战、勇敢善战的部队。吴三桂在云贵又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此时兵力已达十多万人。这是他的资本，赌徒有了资本，胆子就大了。对于朝廷来说，这个吴三桂太强大了，再加上广东、福建二藩，真是尾大不掉，并且军费开销也是个大问题。
首先是户部向朝廷提出报告，说天下财赋的一半都用来支付三藩的开销，国库已经负担不起了，建议把三藩的满洲兵统统调回北京，并裁去两万绿营兵。这等于釜底抽薪，吴三桂当然不会同意。他不断地挑起战争屠杀苗、彝等少数民族，以此来抵制裁军。“养匪自重”是功臣对付朝廷“狡兔死，走狗烹”的最好方法。
三藩拥兵自重，把持地方财政大权，鱼肉百姓，成为一方之患，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大学士魏裔介上《请罢吴三桂居滇南疏》言： 滇、黔、蜀、粤边疆，不可撤满兵，一旦有变，鞭长莫及，荆州、襄阳乃天下腹心，请设满兵驻防控制，若无事，则可以消奸党窃伺之心，若有事即可以扼四方水陆之要冲。此疏颇有先见，可惜不为朝廷所用。朝廷御史以及广东、四川等地的地方官员先后疏弹吴三桂等人“横行不法”。鳌拜擅权时，朝廷畏于吴三桂的势力，竟然不加追究，反而多方笼络，并把敢于直言的地方官贬斥，以讨好吴三桂。如庆阳知府傅宏烈，即因弹劾吴三桂“拥兵自重”，反而遭受吴三桂的诬陷，被谪戍苍梧。由此，三藩更加坐大，俨然独立王国。康熙帝亲政以后，对此忧心忡忡，把三藩之患记在宫中的大柱之上，时时提醒自己，此乃国之大患，不可等闲视之。
著名清官汤斌任江西岭北道时，有一次，尚之信的部下经过江西，两个旗兵越货杀人，其中一个被捕后，反倒要苦主每天送牢饭，一天一只肥鸭，不得有误。他们在广东横行惯了，以为在江西也可以如此。汤斌亲自问案，军头董游击带着士兵们前来听堂，企图向汤斌施加压力。汤斌指着堂前的士兵，严肃地对这位姓董的游击说： “士卒须受法律约束，不宜干预民政，请贵官将所部带回营地，千万注意军纪，倘滋事扰民，本官断难回护。”董游击只好带着部下灰溜溜地走了。汤斌审案后又去找巡抚，请求巡抚行文到平南王府，要求移送另一名凶犯，巡抚起初不同意，但在汤斌的激励下终于发出了公文。虽然最终没能追回另一名凶犯，只杀了在牢里的旗兵，但以后平南王府的官兵过境，都畏惧汤斌，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为见儿子尚之信太过嚣张，为免受连累，遂向康熙帝疏请回到辽东养老。康熙帝交由部臣商议，大臣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致同意撤藩，命尚可喜率原所部回籍。耿精忠一看形势不利，也上奏疏，请求撤藩，回辽东养老。
消息传到云南，吴三桂也感到自危。吴三桂也向朝廷上奏疏请求撤藩，回锦州养老。他的谋士刘玄初说： “朝廷久欲撤藩，苦于没有借口，王爷这份奏书递上去，岂不是给了朝廷撤藩的借口？撤藩是铁定了，请王爷三思。”而吴三桂却自作聪明地说： “朝廷决不敢撤藩，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使皇上放心罢了。”吴三桂很精明，但是对大形势的错误分析，是吴三桂失败的主观原因。所谓大形势就是改朝换代的时机已过，天下大定，此时再折腾，搞不出一个新王朝了。分析形势的能力，来源于客观的态度，一个妄想做皇帝的人，当然很难具有客观的态度，同样也缺乏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
不过，从康熙帝这方面看，一下子就把三藩同时撤去，也未免操之过急。应该把尚、耿二藩先行撤去，福建、广东换上朝廷的满洲军队，就可以有效地威慑云南的吴三桂。如后来雍正帝即位，川陕总督年羹尧在西北威慑大将军王胤禵，尽管胤禵手握重兵，并且颇有韬略，也不敢轻举妄动。这确实是一步稳棋。吴三桂之所以认为皇帝不会撤藩，也就是以为康熙帝和朝廷的大臣们会走这一步棋。这场博弈，如果康熙帝再棋高一着，或许可以避免八年战火，生灵涂炭。
康熙帝把吴三桂的奏疏交由议政王大臣和部臣讨论。对于吴三桂的撤藩问题，大臣们有分歧。大学士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以及苏拜、塞克德图等人力主撤藩，大学士索额图、图海等人不同意撤藩。
明珠说： “吴三桂入云南已近十载，多行不法，其志不小，今日已盘根错节，如不早日撤藩，必致乱于将来，为国家计，应把吴三桂迁到山海关外，另遣满洲兵戍守云南。”
米思翰说： “云贵早已安定，吴三桂不宜再握重兵，长期驻扎，历史上藩镇久握重兵者，皆尾大不掉，于国家不利，此种教训不可不察。”
大学士索额图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撤藩必定引发战乱，不如维持现状更好。
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撤藩，而是要不要三藩并撤。只撤两藩，就不会发生战乱，三藩并撤必然要逼反吴三桂。如果能不发生战乱而将三藩撤掉，当然最好，但这种好事是绝不可能的，维持现状又能维持多久？拖延解决，付出的代价是否更大？双方意见不能统一，只好由皇上决断。康熙帝认为，三藩蓄谋叛乱已久，撤藩，他们会叛；不撤，他们迟早也要叛。正如身上长了恶疮，早晚要开一刀，与其晚开刀，不如早开刀，所以他决定撤藩，下诏批准了吴三桂、耿精忠的奏疏。
吴三桂原来以为皇上会下旨安慰他一番，却不料朝廷派使臣来收回他的权力，交给地方督抚。吴三桂妄图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终于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发动叛乱。吴三桂打出这个旗号，极具讽刺意义，然而它仍然能唤起许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二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响应。再过了一年，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广东起兵响应，广西将军孙延龄也起兵响应。各地响应者不少，吴三桂之乱很快扩展到了云、贵、闽、粤、湘、(鄂)、川、陕、甘、浙、赣、桂等十多个省份。毕竟是反抗异种称王，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场叛乱中起了主导作用。
当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时，康熙帝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当初反对撤藩的索额图说： “吴三桂兵多将广，三藩要攻入北京易如反掌，看来只有清君侧，把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杀了，将首级送去谢罪，事情也许还能挽回。”既然已经下诏撤藩，岂能因为惧怕吴三桂而妄杀大臣？索额图头脑简单，又过高地估计了吴三桂的实力，并且有借机倾轧明珠之意。两人皆权倾一时，各植党羽，明争暗斗。
明珠说： “如果杀了臣可以使吴三桂罢兵，则臣这颗头颅不足惜，但吴逆决不会因朝廷杀一二大臣而罢兵。”
大学士莫洛说： “我大清定鼎北京以来，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府库充盈，可开支十年军饷，请选武艺精粹的八旗子弟组成劲旅，前往讨逆，定可一鼓荡平。”
康熙帝表态说： “汉景帝错杀晁错并未制止吴楚七国之乱，这是历史教训，应该记取，可令福建、广东两地暂停撤藩，着削去吴三桂爵位，速行剿灭。”
康熙帝的决定得到了群臣的赞同，尤其是当初主张撤藩的大臣“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若是听从了索额图的意见，杀了主张撤藩的大臣，也决不会使吴三桂悔悟撤兵，反而助长了叛臣的嚣张气焰，他们还会得寸进尺，要求杀更多的地方上主张撤藩的大臣，朝政也会进一步由他们来把持，皇帝也许就会变成傀儡。一旦朝野的忠臣受到打击和屠杀，形势必会更加恶化，不可收拾。
吴三桂从云贵分兵两路，一路进犯四川，一路进犯湖南，而以湖南为主要战场。他亲自到湖南，在常德一带督战。叛军攻势猛烈，连续攻陷常德、澧州(今湖南澧县)、衡州(湖南衡阳)、岳州、长沙等重镇，震动全国。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变，清军全线失利。满人建国之后，满洲旗兵骄奢淫逸成性，打了胜仗就气焰嚣张，一遇强敌就裹足不前。清军退守荆州及武昌、彝陵、襄阳、郧阳等地，形势于吴三桂非常有利，然而吴军却迟迟不能北上。吴三桂也是才智短浅，做贼心虚，他一是惧怕孤军深入，陷入困境，二是因为他的儿孙还在北京做人质，他的儿子吴应熊是皇家驸马。他妄图在不能取而代之的情况下就与清朝划江为界，南北分治。他委托西藏的达赖喇嘛代他向康熙帝说情，康熙帝严厉拒绝了达赖喇嘛的求情。
康熙帝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表示要御驾亲征。他说： “前方战事一无进展，皆因各路将军庸懦，八旗子弟懒惰，不肯用力之故，朕决意亲征。”
明珠说： “皇上未必要亲征，然而当今形势，非‘以汉治汉’不可，汉将及绿营兵不可不重用。”明珠的一句话，挽救了大清帝国，否则，满洲八旗兵有多少可用？
大学士王熙建议道： “请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和孙子吴世霖处死，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三军之心。”康熙帝同意，遂下令赐死吴三桂的儿孙。
同时，在军事上增强力量。康熙帝任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进攻岳州；任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进攻江西；任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统帅诸将镇守江南；令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与抚远大将军图海从陕西攻四川；遣天津总兵赵良栋为先锋，令贝子傅赖塔为宁海将军，从浙江入福建。
康熙帝在处理地方官员和将领反叛的问题上，也极有谋略和气度。他下令处死吴三桂的儿孙，却不株连其他在京的吴三桂旧部，只要他们不做内应，朝廷照旧信任他们。他命新任云南提督胡拜，贵州提督赵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广告，告诫军民人等，不要听从吴三桂的威胁利诱，对误入歧途者，只求能幡然悔悟，弃暗投明，朝廷一概不咎既往，欢迎归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康熙帝对汉官做出这种姿态，绝非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或权宜之计，而是他以中庸之道治国的具体体现。
对叛将王辅臣的招抚，是康熙帝在战场上大力实施招抚政策的初步。原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变，杀死莫洛之后，吴三桂立即派人送去二十万犒师饷银，拉拢王辅臣，又命大将王屏藩由汉中出陕西应援。王辅臣攻陷兰州，发布反清檄文，陕甘大乱。
吴三桂之乱，离清朝建立近四十年，八旗兵勇悍之气已经消歇，面对吴三桂的嚣张气焰，十几万大军与吴三桂隔江对峙，不敢与之决战。如果不是绿营诸将奋力苦战，战争将很难取胜。其中尤以河西三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功劳卓著。
在清军中，汉人绿营兵地位低下，待遇微薄，备受猜疑和歧视，吴三桂之乱迅速扩大到半个中国，与绿营兵的反叛有很大关系。莫洛率领王辅臣的绿营军进征西北，对王辅臣百般压迫，终于逼反了王辅臣，自己也被杀害。有鉴于此，康熙帝尽力纠正以索额图为首的贵族对绿营兵的偏见。在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康熙帝接受了甘肃巡抚华善的疏言： “河西危甚，其得免于沦陷者，提督张勇之力。目前情势，非张勇不能守，非张勇不能战，非张勇不能破贼恢复，但事权不重，未免掣肘，请赐赦便宜行事。”张勇原是吴三桂部下，正受猜忌。重用张勇，是大胆明智之举，康熙帝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授张勇为“靖逆将军”，不受总督节制，一切征剿机宜听其自便，汉兵自成一军，独立作战。
张勇智勇双全，他手下有三位总兵，个个骁勇善战。这三位总兵是： 西宁总兵王进宝，宁夏总兵陈福，甘肃总兵孙思克。由于绿营兵地位的提高，智慧和力量得到更大的发挥，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将王辅臣占据的三边地区大部收复，并迫使王辅臣归降。
康熙帝对王辅臣实行剿抚并用策略，以金钱和高官收买他，并许下诺言，只要他投降，可以不咎既往，官复原职。王辅臣在战事不利之时被迫来降，康熙帝也不食言，只命他立功赎罪。吴三桂之乱平定之后，朝廷召王辅臣进京，他认为此去准没有好下场，便自杀了。一般来说，朝廷是不会饶恕这种人的，王辅臣也算聪明。
为了表彰绿营兵的军功，康熙帝封赏张勇及三总兵。莫洛歧视汉人，化友为敌，自取灭亡。康熙帝反其道而行之，把全国的绿营兵地位予以普遍提高，战争遂由守势转变攻势。“以汉治汉”是康熙帝对治吴三桂“反清复明”的关键一着棋。他说： “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
在福建和广东战场上，康熙帝特别指示清军主将康王杰书对二藩采取剿抚相结合的战略。康熙帝一向把耿精忠、尚可喜与吴三桂相区别。在京中只把吴三桂子孙处死，而耿精忠、尚可喜在京的人质家属却并未加罪。
清军翻越仙霞岭，攻破建阳，康王即致书耿精忠招降，耿精忠要求朝廷先宣诏赦罪才肯投降。康王又挥师迅速攻下建宁，直逼建平，耿精忠这才派儿子耿显祚前来接洽投降。康王见耿精忠仍无诚意，遂率大军兵临福州城下，耿精忠只好亲自出城前来请罪。康王遵照皇上指示没有处罚耿精忠，还恢复了他的爵位，命他们留守福建。
广东的尚之信见形势不利，抵抗没有前途，投降还能保命，也于两个月之后宣布投降，康熙帝也下诏赦免，命他戴罪立功。后来二人均被朝廷召回北京处死。
吴三桂之乱，平定了二藩，军事攻势固然起了巨大的作用，政治攻势也发挥了显著的效力。给出路的政策，使耿、尚二藩不必背水一战，康熙帝灵活的政治手段是平定吴三桂之乱的关键因素，高明的策略往往胜过百万大军。 将敌人营垒中的软弱者分化出来，化敌为友，便可以集中力量打击最强硬的敌人了。
吴三桂亲赴湖北松滋地区督战，遥应西北，企图从西路打通进犯中原的缺口。趁吴三桂离开湖南西去之机，安亲王岳乐使奇兵抄近道袭破袁州(江西宜春)包围长沙。吴三桂又急忙回师长沙督战。康熙帝立即命令荆州、岳州的清军利用叛军集结长沙之机，渡江速进，与吴军展开决战。
现在清军可以用优势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吴三桂失掉了广东、福建、陕甘三路支援，势单力孤，军心涣散。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他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也许是为了鼓舞士气，或者是为了过一过皇帝瘾，在军事连连失利、前途渺茫的情况下，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市)宣布即皇帝位，自称“大周皇帝”，改元昭武，把衡州改为定天府，设百官，封侯拜相。
八月，吴三桂集中兵力猛攻永兴。双方激战二十昼夜，大炮轰鸣，声震长江，战斗甚为惨烈。清军都统依里布、护军统领哈克山等战殁，前锋统领硕岱率兵入城死守，浴血奋战，战况十分危急。康熙帝闻报为之寝食不安。然而就在此时，吴三桂心力交瘁，突然一命归西了。叛军撤退，战局才稳定下来。吴三桂的孙子吴世藩从云南赶来奔丧，草草收殓了吴三桂的尸体，逃向昆明。清军趁机收复岳州。
在加强军事攻势的同时，朝廷又尽力招降涣散动摇的叛军，大有成效，形势越来越好。清军三路进兵云南，新任云贵总督赵良栋提出一个由四川、湖广、广西三路进兵云贵的方案，受到康熙帝的赞赏。
赵良栋，字擎宇，甘肃人，行伍出身，富有韬略，原来在洪承畴手下任副将，曾受到吴三桂的荐举，但他早就对吴三桂的狼子野心有所认识，知其必反，拒绝了他的拉拢，几乎被吴三桂杀掉。以后他就任天津总兵官。良禽择木而栖，人生在世，慎选安身立命之所是很要紧的，不可糊涂。但是，以什么来作标准呢？私欲重的人，无非是以名利来衡量，名利之所在，就如蝇逐臭而至，吴三桂就是这类人，无论仕明仕清，他都是贰臣，只因为他立身处世以名利为归宿，贪心不足，最终也没有好下场。赵良栋看出了高官厚禄后面的陷阱，于是远远躲开吴三桂，实在具有先见之明。
当初，康熙帝苦于无将可用，想到起用赵良栋，朝中满臣认为他是陕甘人，不可靠，反对任用他。这些人为吴三桂“反清复明”的口号迷惑住了，对汉人普遍不信任。狭隘的民族意识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对人的态度问题。上司对下级的态度，无论表面上是赏识还是轻慢，在本质上则只有“利用”二字，一个人才与一匹良马的价值是相同的，所谓“伯乐相马”，正反映了这种态度。
为此，赵良栋向康熙帝请求暂且把自己的眷属留在北京当做人质，而自己率兵前往陕甘剿灭叛军，这下朝廷对他就可以放心了。康熙帝擢升他为宁夏提督。他在平叛战争中大展雄才，夺密树关、略阳，占领进川要道阳平关，康熙帝闻讯，无限欣慰，立即部署进川事宜。
9、平定三藩叛乱要图
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一月，赵良栋、王进宝会师宁羌州(陕西宁强)，疏请两路进兵，康熙帝当即批准，并授赵良栋为勇略将军，负责西线军事指挥。赵良栋跃马横刀，浮水渡江，大破叛军，收降无数。康熙十九年正月，顺利收复成都，康熙帝擢升他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另一路，王进宝则于正月十三日攻克保宁府(今四川阆中)，迫使吴三桂手下悍将王屏藩自杀，吴之茂被擒。十八日，又收复顺庆府(今南充市)。绿营兵只用三个月就收复了四川大部分地区。
清军进兵的中路指向湖南，由贝子彰泰代替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
清军进兵的南路指向广西，由简亲王喇布负责，不久康熙帝特授湖广总督蔡毓荣为绥远大将军，节制汉兵先行，又授傅赖塔为征南大将军。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傅赖塔平定两广进入贵州，大败数万吴军。康熙帝说： “平定湖南，傅赖塔之功最大。”
此时，中路彰泰也向云南逼近，西路赵良栋欲由四川入滇。
南路蔡毓荣一路猛进，势如破竹，把吴军逐出贵州。收复贵州后，蔡毓荣首先打开了进滇门户。蔡毓荣与傅赖塔、彰泰合兵一处进攻昆明。吴世藩派悍将郭壮图率叛军抵抗，并把诸将亲属都拉来据城死守，十数万清军围城九个月不能攻下。
康熙帝命赵良栋将四川叛军就地歼灭，勿令归援云南。赵良栋追剿叛军，乘胜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将叛军一一剿灭。九月，赵良栋抵昆明。赵良栋观察形势之后，建议切断叛军水路，使其粮运受阻，然后速战速决。满兵粮足，绿营兵无粮，故不宜久围。又建议，降者宜分别收养，不宜尽发满洲为奴，满将军们不以为然，以满语驳诘漫骂，赵良栋听不懂，也不予计较，好在他已经直接向皇上奏报请示方略。康熙帝闻奏，下谕： 悉照赵良栋之策，迅速攻城。整个战争多亏了康熙帝遥控指挥得当，慎重详密，大大加速了战争进程。
赵良栋见城墙上敌人大炮密布，为避免过大伤亡，决定夜战。十月二十二日夜，赵良栋亲到前线持大刀督战。几日来，清军在湖中横放木筏，断绝船只往来，城中断粮，赵良栋破南坝，夺玉皇阁，进逼新桥。叛军据桥死守，郭壮图亲自上阵搏杀，双方激战，三进三出。赵良栋奋勇夺桥而进，城破，天色尚未明。吴世藩、郭壮图皆自杀，其他叛将投降。
蔡毓荣、吴丹等数月之久都不能攻取昆明，赵良栋三天就成功了。城破之后，蔡毓荣抢夺女子玉帛，并以侵吞的财物向贝子、将军、大臣们广泛行贿，以巧夺他人战功。赵良栋则约束部下秋毫无犯。赵良栋性情憨直，在四川时得罪了将军吴丹，吴丹是明珠的侄子。赵良栋还多次参劾满族将军纵兵掠民，满族将军反诬他纵兵掠民，故有功不赏，几乎被杀。康熙帝爱惜他是个将才，命他退休回家休养。后来，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路过他的家乡，特意去访他，征询讨敌方略，这是后话。
康熙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尽量以宽容的态度待人，任何事业成功的关键，都在于用人得当。吴三桂从一开始作乱，就很善于拉拢盟友，一些汉族官吏纷纷投入反抗清廷的斗争。某些贵族对此的反应是，愈加猜忌和打击汉族官吏，其结果是大大地帮吴三桂的忙。如果不是康熙帝及时纠正这一错误，采取了重用汉军绿营兵的办法，吴三桂也许真的会打进北京。可惜，吴三桂的对手比他更高明，既斗勇更斗智，吴三桂最终没能稳住军心，又丢失了盟友，这些人又被康熙帝分化拉拢过去了。由于康熙帝宽宏仁厚，信任汉将，终于转危为安，平定了吴三桂之乱。
10、非郑氏叛将不能收复台湾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占据台湾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夺王位而火并。清廷趁机招抚驻守厦门的郑经，郑经交出了明朝敕命及玉印等。次年五月，郑经杀死郑世袭，台湾内乱平息。郑经向清廷请求仿照朝鲜、琉球藩国方式，占据台湾，永不登陆，不剃发，不改汉族衣冠，否则，虽死不降。
清廷内部对台湾郑氏一直存在着招抚和攻剿两种主张，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一贯主张以武力攻剿台湾。朝廷与台湾和谈失败之后，施琅上疏康熙帝，建议以武力进取台湾， 以杜绝后患，并就如何选练士兵、筹集船饷、海上指挥、攻战机宜等事提出全面意见。
施琅（1621~1696），字道侯，福建晋江人，原来是明朝的游击将军，后为郑芝龙手下左先锋，因为诛杀逃兵得罪了郑成功，被迫降清，任清朝福建水师提督。康熙三年（1664年），施琅与另几位郑军降将周全斌、杨富等人率水师，进攻台湾，遭遇台风退回。次年，再攻台湾，又遭遇台风无功而返。朝廷中许多王公大臣，因此对施琅的忠诚产生了怀疑，说他有亲属留在台湾，与郑氏旧恩未断。施琅这次上疏的结果是被朝廷召进京城面陈攻台方略。
施琅进京之后，又上了一道《尽陈所见疏》，详述武力统一台湾的方略。他提出“因剿寓抚”的策略， 即抚与剿并用，但侧重点在于剿，以剿促抚。剿抚都须根据具体情况，敌顺则抚，敌逆则剿，既然朝廷三番五次招抚无效，就应以武力征剿，以强大军事压力迫使郑经就抚。十分可惜，此时正值鳌拜辅政，竟将施琅奏章搁置一旁，非但不理，反而解除他的兵权，留在京师，授内大臣职，实际上是闲散供养。福建水师多是郑成功旧部，均调往外省垦荒，并将战船悉数焚烧，攻台计划尽遭破坏。由此可见，鳌拜擅权多行谬政。
裁撤福建水师之后，朝廷继续对台湾进行招抚。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逮治鳌拜之后，命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去福建，与靖藩耿继茂、总督祖泽沛在泉州府商讨招抚台湾之策。然后派太常寺卿慕天颜，都督佥事季全，带了诏书去台湾。慕天颜、季全往返台湾，两次都不能与郑经达成一致，只好返回京师复命。
在平定吴三桂之乱的战争期间，郑经配合吴三桂，反攻大陆，占领了福建和广东很多州县，康熙帝仿效当年秦始皇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策略。派兵镇压福建、广州的耿精忠，对郑经则一如既往，坚持招抚政策。而耿精忠再次降清之后，又与福建总督郎廷相一齐将郑经赶下海去。郑经退守厦门，清朝水师尚未恢复，对他无可奈何。和硕康亲王杰书修书一封，派人往厦门招抚，郑经仍然坚持“不剃发”原则，回答得十分慷慨悲壮： “何必裂冠毁冕，然后为识时务之俊杰哉？”民族感情异常强烈。康王大怒，下令造船，准备进剿厦门，然而谈何容易。进剿不成，双方又开始了谈判，仍无结果。清朝虽然屡次招抚郑经不成，但招抚郑经部下军民却大见成效。这几年，不断有台湾军民从台、澎等地投奔大陆。新任总督姚启圣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姚启圣，字熙之，一字忧庵，原为浙江会稽人，后随族人籍隶汉军镶红旗。康熙二年中举，授广东香山知县，不久因事革职。平定吴三桂之乱期间，他投效康王帐下，屡献奇谋，很得康王赏识，由代理知县累升至布政使。康熙十七年（1678年），郑经骚扰福建，派悍将刘国轩登陆，连败清军，进围海澄。福建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束手无策，被朝廷革职。由康王举荐，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又撤换了其他几位重要官员。
姚启圣采用黄道人的建议，在漳州设修来馆，大力招抚郑经手下官兵，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同时将招抚情况公布于众，并不限制投诚官兵往来。有人领了赏银又回到海上，因此消息四处传播，引起郑军矛盾重重，相互猜疑。结果，郑经五镇大将各率所部官兵来降，到第二年，投诚官兵已达13万人。康熙帝对于姚启圣的招降工作十分满意，亲降玺书褒奖，高兴地对大臣们说： “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授予姚启圣兵部尚书衔，对黄道人也大加赞赏，优叙黄道人军功，特旨以佥事道任用，后授为直隶霸昌道。
黄道人，名性震，福建漳浦人，原在郑成功手下任百夫长，郑成功死后，黄潜回老家，出家为道人，以避乱世。自姚启圣任总督以后，社会日趋安定。他极赞成姚启圣的宽大政策，于是出山来助姚启圣平定台湾。后来，他任湖南布政使时，正值夏逢龙叛乱，朝议出兵，康熙帝很有把握和预见地说： “湖南有黄性震在，他能佐平数十年的海患，何愁不能平定这个跳梁鼠辈？”可见康熙帝对他的器重，果然他很快就平定了夏逢龙的叛乱。
为了进剿台湾，康熙十八年（1779年），恢复福建水师，调湖广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为提督，将江南战舰百艘，14000水师调往福建，拨西洋大炮20门给福建水师。
万正色，字中庵，福建晋江人，原也是郑成功部将，投降后因惧怕被追究，曾改姓黄。他善使大刀，勇猛无敌，号称“黄大刀”。平定吴三桂之乱有功，升参将，才改回本姓。万正色仅用了一年便收复了厦门、金门、铜山，受到朝廷嘉奖。
平定吴三桂之乱以后，姚启圣上书请求满洲兵撤出福建。当满洲兵撤出福建时，企图将抢掠的百姓（主要为妇女）裹胁北上，姚启圣再三恳求康王杰书制止这种行为，得到了康王的同意。康王下令： 敢有私携良民同行者斩！他又不惜重金将百姓赎回，“使闽人出汤火之厄”，一时闽人争说“姚公活我”。这是姚启圣最值得人称道之处，但在官场中却未必有人会称赞他拯救了两万百姓。常有人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康熙帝对他也就有了偏见。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病逝，姚启圣收到台湾密报，立即上疏朝廷，建议趁机攻取台湾。康熙帝召集大学士会议，商议攻剿台湾方略。许多人不赞成以武力攻取台湾，认为海上风涛莫测，没有把握。福建最高军事长官镶黄旗满洲都统宁海将军喇哈达，也是反对者之一，连万正色也上奏说： “台湾断不可取。”
赞成以武力攻取台湾的有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和福建巡抚吴兴祚等人。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这些人代表了闽浙沿海地方利益集团。反映了沿海地区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迫切心情。台湾问题最终仍需武力解决，台湾不剿平，东南沿海就不能安定。有人认为，李光地看出康熙帝已决意取台湾，所以逢迎皇上。自古以来“逢迎”都是大臣邀宠的手段，李光地似乎不是这种人，因为康熙帝并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君。
李光地与施琅有过多次交往，对他的才能有深刻的了解，当康熙帝询问他福建水师提督人选时，他举荐施琅，“若论才略，实无其比”，“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先夺敌士气”。大学士李霨又推荐施琅。姚启圣更是一再上疏保举施琅担任此职。反对武力征剿的大臣们不同意起用施琅，理由是施琅的儿子和侄子都在台湾，施琅一旦去海上，必然叛变。 姚启圣通过派往台湾的密探，得知一年以前施琅的子侄两家已经被郑经满门抄斩。如此看来，施琅就与郑氏有血海深仇，从而解除了对施琅的怀疑。既然万正色反对攻台，正好由施琅替换，重新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13年前所上《尽陈所见疏》，受到鳌拜的轻视，现在得到了康熙帝的重视。13年前所以不可行，是因为施琅可疑，他的儿子、侄子都在台湾，他本人又是降将，因此他提出的平台方略也就不予考虑。许多事情，可行与不可行，并不在于事情本身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而在于此事由谁提出和由谁来做。康熙帝召施琅于内廷问计，施琅说： “如今卜测天时，揆度人事，郑氏气势决不能再延。”然后详细分析了双方的情况，以及他的用兵之法。康熙帝很是赞赏。
施琅请求给予他专征之权，总督和巡抚只负责后勤给养，不必干预军务，可是朝廷不允。他知道自己仍受到朝廷的怀疑，万一有人打小报告 ，自己还是不容易自我洗刷，他请求皇上派遣身边的侍卫吴启爵，随自己一起去。他任内大臣十三年，深知侍卫与皇帝关系密切，受皇帝信任，可以保护自己，但是兵部不同意这么办，认为如果皇帝的侍卫也发号施令，与当年派太监作监军有什么区别？如此必然贻误军机大事。康熙帝明白施琅的用意，就说： “吴启爵只是一个侍卫，留在京城有什么用处？如果去福建，也可以通消息，就照施琅所请办吧。”并特别设宴为他赴任饯行，以示信任。后来吴启爵在关键时刻往来于福建与北京之间，反映前线战况，沟通君臣的意见，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看来，施琅确是明了君臣关系之奥秘。
施琅与姚启圣在利用风向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此出师时间迟迟不定。康熙帝召集朝中大臣议事，都认为师期不宜屡变，应限期于夏至以后进取台湾。康熙帝十分开明，对于进兵日期并不作硬性规定，他说： “此事关系重大，施琅身在地方，必然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作战计划。”
施琅主张先打澎湖，因为据守澎湖的是郑军主力。他说： “郑军以刘国轩最为骁勇，如果打败刘国轩，台湾可不战而下。”姚启圣主张，他与施琅各率一支船队，同时进取台、澎。这样势必分散兵力。姚启圣虽然颇有才略，但是指挥打仗还是外行，有抢功之嫌。施琅反对两路出击，因为即使集中兵力也未必取胜，何况分散兵力，两路出击？而且这也是不必要的，他正确地估计到，打败刘国轩，台湾可不战而下。两路同时进兵，万一有一路打了败仗，就会影响另一路，使整个战役受挫，那时候，朝廷就要治他的罪了。施琅再上《决计功剿疏》，恳请皇上授以专征之权。他表示： “如果皇上信任臣的愚忠，独任臣讨贼，令督抚二臣催办粮饷接应，使臣整训官兵，不限日期，只要风利可行，臣即督师勇进，一鼓荡平台湾。如若失败，请治臣之罪。”
康熙帝又一次召集群臣商讨。大学士明珠说： “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诸多不便，所以不必命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军，似乎可行。”明珠是首辅大臣，于是众臣们都表示赞成。康熙帝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大臣们的意见很好，就同意由施琅自行进剿。康熙帝能完全信任叛将施琅，可见他既善于识人，也能用人不疑。
在用人问题上，姚启圣、施琅也有分歧，施琅对被姚启圣处罚过的蓝理十分器重，而对姚启圣赏识的朱天贵却不打算使用。兵部不同意施琅重蓝轻朱的意见。康熙帝认为两人皆可用，特旨授二人官职。在后来的海战中，蓝、朱二人均英勇善战，不负厚望。在征剿台湾的准备过程中，各方面意见常常对立，康熙帝能够消除大臣们的偏见，审慎对待不同意见，不独断专行，也不优柔寡断，又颇有知人之明。两位大臣都能做到以大局为重，姚、施二人虽意见不合，但仍然相互合作。姚启圣督办粮饷，保证供给，前经姚启圣所定武弁功罪条例，施琅则照例遵行。有分歧是正常的，求大同存小异，战争的领导者们齐心协力，是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施琅会齐各路总兵，宣称利用北风进攻台湾，然而却迟迟不发兵，给台湾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姚启圣趁台湾人心惶惶之时，再次派人前往招抚。在发兵之前，刘国轩忽然遣使议和，但是仍然坚持以前提出的不剃头不登岸的条件不变，还是不承认不服从中央政府，这是双方最后一次谈判。
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五月，康熙帝见招抚无效，下令进兵。经过两次激战，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清军也伤亡数千人，总兵朱天贵阵亡。刘国轩率残兵败将退回台湾，澎湖守军随即投降。康熙帝接到澎湖大捷的战报，非常高兴，立即命令将这个胜利消息，传达给各级官员，并特派一名侍卫赴福建，慰问全部官兵。时恰逢中秋夜，皇上衣锦袍，登楼宴赏，看月宫景物，闻捷报大喜，即脱锦袍赐施琅。又自作一诗，写一手卷，并赐之。
台湾既平，论功行赏独不及蓝理，当时蓝理死战，身被七伤，大肠已流出，裹伤复战。而叙功时，施琅却将蓝理名字删去，因为蓝理刚猛，不肯屈意事人，施琅忌恨他这一点，遂落其名。后来李光地在皇帝面前赞扬蓝理，康熙帝乃接见蓝理并亲自查看他的伤口，既是关心蓝理伤口是否痊愈，也是察臣工是否欺君，并手书“所向无敌”横幅赐蓝理。
这时，姚启圣主张，乘胜直捣台湾。有人主张应诛杀郑军残余，其子女没入军中为奴，以血前恨。黄性震密请保全之，使数万人得以存活。施琅则表示，为国为民不必计较仇怨，只求郑军能不战而降最好。他优待俘虏之后，将他们放回，令其规劝台湾军民来降。被俘郑军感恩不尽，一时台湾军民人心思归。郑军主力既已大部覆没，台湾已是囊中之物，就不必过于着急拿下台湾，其用意无非是少杀伤而多保全。中国人的哲学中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战争中的“人和”表现在哪里？就是“网开一面”，不搞“斩尽杀绝”，消灭敌人不是战争的真正目的，只是手段，当可以不杀伤而达到目的时候，又何必再制造伤亡呢？武将不嗜杀，不邀功，才是真智慧，才是真将才。还有一点，那就是中国人的乡土观念也很强，姚启圣是江浙人，对于福建人的伤亡不太介意，而施琅是福建人，战场上拼死搏杀的双方大多为福建人，施琅不忍见到家乡子弟过多的死伤，所以力主招抚，能为家乡父老做一些善事岂不更好？虽然，当初他是坚决主张以武力功剿台湾的。招抚不行当然要用武，可以招抚时，又何必用武呢？当时有人说，施琅回台湾“必报父仇”，施琅则明确表示“断不报仇”。
郑氏集团打算再窜吕宋，重建国家，刘国轩极不赞成。这里也有黄性震的功劳，他潜入台湾，施计离间刘国轩和郑氏集团的关系，由于刘国轩兵权在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赞成，事情就办不成。不得已，郑克塽派出代表，到澎湖谈判，又提出居留台湾不登岸的要求，被施琅当即拒绝。郑克塽再派人携降表赴澎湖呈缴，不再提居留台湾的条件。
施琅将降表上报朝廷，康熙帝交议政大臣讨论，大臣们认为可以接受，康熙帝也认为，为了防止其再窜外国，又生事端，还是抚之为善。 康熙帝派工部右侍郎苏拜等前往福建，赍送对台湾投降人员颁发的赦诏。施琅前往郑成功庙行告祭之礼。这是安定民心之举，康熙帝南巡时也行祭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的仪式，都是为了安慰汉族人的民族感情。可见施琅不是一般的军事家，他具有政治家的胸襟气度，康熙帝任用施琅征台，可谓得人。
统一台湾之后，放弃还是留守台湾，朝廷内部却有了争议。李光地等人主张放弃台湾。福建总督姚启圣指出，台湾不仅要守，而且决不可拖延。施琅也坚决主张留守台湾，并亲自到台湾做了一番考察，然后向皇帝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备述台湾的战略价值和放弃之后的危害。侍郎苏拜、御史赵士麟、大学士李蔚、王熙也都同意施琅留守台湾的意见。至此，康熙帝表明意见，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
康熙帝下诏设台湾府。姚启圣推荐蒋毓英担任第一任知府。蒋毓英在任内颇有政绩，使台湾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其政治地位更加重要。蒋毓英三年任满，升按察副使，专门负责管理台湾府事，等于连任三年，他还主持了第一部《台湾府志》的起草工作。
姚启圣、施琅、蒋毓英等人，为台湾的统一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多年以后，康熙帝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功绩。 而康熙帝的知人善任，从善如流，也是使他们能够施展才能的一个重要条件。明君贤臣，共同以国事为重， 通力协作，上下同心，军事和招抚手段并用，终使台湾回归祖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先是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是统一台湾。在这两次战争中，康熙帝放手重用汉将，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康熙帝的开明大度真是清取天下的运气。
11、君臣以义合
满族统治者与汉儒联盟，就取得了统治中国的合理性，而依靠汉儒清官治理庞大的帝国，是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君主的贤明与否决定了政府的清廉还是腐败，君主贤明的标志之一是选用有德有才的官吏。这就是君臣以义合。在中国历史上，康熙朝的君臣关系特别能体现这一点。康熙帝服膺理学，以安定民生为做君主的本分，而养民与爱民是要通过官吏去具体实行的事情。所以皇帝的清浊是首要条件，吏治问题又是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两者都事关国运的长久。
清承明制，国家设置六部，以吏部为六部之首。吏部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吏治是民生的保障。康熙帝深刻了解到吏治与民生的因果关系，他说： “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惠育百姓，必先澄清吏治，而后民生得遂。”
吏治的核心是“实心为民”。康熙帝说： “选用一官如其心中没有百姓，不念民生，便是用人不当。”他十分强调督抚大员的表率作用。他说： “民生的安危，取决于吏治的清浊；吏治的清浊，则取决于督抚的表率。倘若督抚清正，实心爱民，那么下吏哪个敢不洁己奉公？”
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走的是人治路线，强调治人崇德。而治人之要首在治吏。用人标准，简单说就是“清”、“慎”、“勤”、“能”这四条。做臣子的，往往把“慎”视为第一位，其次为“能”。康熙帝则把清廉作为选择官吏的第一条标准，他说： “居官既廉，办事自善。”并常以廉吏的事迹来激励百官，表彰清官鼓励官吏争当清官。他说： “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从来百姓最愚而其实难欺，官员是非善恶与否，人人有口，不能强使之毁誉，尔等须要自勉。”
康熙帝是以什么方式来选拔官吏的呢？首先，他不喜欢科举考选的方式。他说，科举人才多是只会“记诵之学，文词之末”的书生，对于国计民生往往一无所知。武举也是只能得到弓马娴熟的一介武夫罢了，这是一种低级的选才方式。他更喜欢亲自明察暗访，每年都要用大量的时间去地方巡视，查访吏治。他说： “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还有一个选拔官吏的方式就是保举。他说： “朕观人之识见精神有限”，“天下之官员，朕一人何能周知？惟左右大臣是赖”。通过保举，既避免了一人不能周知的局限，又给康熙帝提供了一个考察官吏是否结党营私的机会。如此人所举之人俱是庸劣不堪者，他自己必然是结党营私的污吏，喜好裙带襟连任人惟亲；如此人所举之人皆是公忠为国的清官，他自己必是“实心为国无私之贤臣”；如此人所举之人良莠不齐，他自己可能是一个见识不精、才力有限的人。对于大臣或地方官推举的人才，康熙帝还要亲自面试，并颇能识人。
康熙帝非常赞同唐太宗李世民所说“得贤能之臣，为国家之大瑞”的观点，称之为“千古名论”。康熙帝发现和培养了不少清官，康熙朝著名的清官有： 大小于成龙，张鹏翮、邵司尧、陆陇其、赵苍璧、彭鹏、郭琇、陈瑸、施世纶、傅拉塔、王骘、靳辅、汤斌、张伯行、宋荦等等。其中汤斌、张伯行、宋荦三人都是河南人，故被时人誉之为“中州三贤”。
康熙帝的专制统治具有明显的开明色彩。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康熙帝的这种开明色彩，已经不再突出表现在容忍不同意见的“虚心纳谏”方面了。它的具体表现是提倡清正廉洁，任用清官“敷治”天下。在清代历史上，康熙朝以清官迭出著称，清官往往又是理学家。重用清官是康熙帝治术的最大特点，这一长处为雍正帝所继承和发扬，又不幸被乾隆皇帝所抛弃。
12、于成龙以道事君
做清官，为百姓谋福，就是忠于皇帝，这是儒家“以道事君”之臣道，也是“学而优则仕”的本义。于成龙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甚至于掩盖了其“能”的特点。
在广西罗城县的深山丛林之中，有一座败破的院落，每日都有一些百姓前往那里。原来，那里就是罗城县衙。这个县衙既没有朱门粉墙，也没有大殿高堂，甚至连个土墙都没有，院落外面只是用荆棘周匝围了一道，院中用土堆成的方台上面铺一块木板做成桌案，知县于成龙每天就在这里办公。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山西永宁（今离石）人。任广西罗城知县时，年已45岁。人生老去，机会方来。于成龙正式的科名并不高，只有一个副榜贡生的学历，他由秀才考举人只得了副榜，在国子监读书。按照吏部的制度，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做官，于成龙的举人副榜的资历太低，勉强可做最辛苦最卑微的小官，他抽签得到偏远地区广西罗城县令的小官职。当时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去那个穷乡僻壤赴任，上任前他在寄友人书信中表明心迹： “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然后，变卖家产，凑足盘缠上路了。由此看来，“学而优则仕”已经异化了，于成龙为什么不能中进士呢？
战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罗城县是一个贫困山区，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于成龙废除苛捐杂税，以身作则不要“火耗”。所谓“火耗”即是指散碎银子重新熔铸入库时会有所损耗，故额外多收一些。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田赋开始征收折色税银，这一项加额就应运而生了。火耗同时又成为补贴官吏的加派，一般的官吏正好借此搜刮百姓。官场中又有许多的“陋规”，其名目甚多，官吏送往迎来，投递公文都要上下打点。送钱多少要视具体情况，肥官多送，瘦官少送等等，都有规矩，所以叫“陋规”。归根结底都是得自于“火耗”钱。清官与贪官的区别往往不在于是否收受火耗和陋规，而在于程度不同。地方官把搜刮来的钱财要分一部分给京官，事才办得了。文官加派火耗，武官侵蚀兵饷，都是常事。这些已经成为公开的“陋规”，连康熙帝都说： “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清朝前期，官吏有俸无廉(只有分内的俸禄，没有额外的“养廉”钱，廉俸始于雍正朝)，即使是清官，不收火耗钱的也很少见。因为不收火耗就等于倒贴税银，有几个官员能这样干呢？
有一点历史常识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在清朝，官吏的俸禄并不高，大约只够维持生活，他们的财富主要靠他们利用手中之权去弄，所以几乎是无官不贪。上贪下亦贪，衙门里的那些书办衙役，一个个更是如饿虎饥狼。康熙帝有一次对前来辞行的江西巡抚王骘说： “你到地方要以操守为要。”王骘回答说： “臣在四川时，从来不食民间粒米，不取民间柴草，臣一身之外只带两三个家僮，往往于家中取给盘费，有时借资于督抚。从来不敢私取民财。”康熙帝说： “身为大吏，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如果还要家中贴补，也是不可能的。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以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这里王骘也是倒贴，而皇帝也知道低薪的弊病。
国家不给官吏高薪，但是允许官吏向地方少量加派“火耗”钱，标准以正税的十分之一为限，叫做“养廉钱”。然而这只能约束那些严于自律的清官(如于成龙连“火耗 ”都不要)，但不能约束贪官。“火耗”是个无底洞。御史赵璟曾上疏指出贪污的严重情况，认为俸银太低是造成官员贪污成风的主要原因。他说： “俸银不增，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然而康熙帝对“人心不足”这一弱点认识特清，深知国家增加俸银有限，官吏贪心无厌，反正要贪，不如低薪，国家还可以节省一笔开支，所以皇帝往往对大臣们的受贿都予以默认。
于成龙做县令不用追逼税赋，都是百姓主动前来输纳，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怕于成龙离任。如果百姓不主动输纳，于成龙可能因政绩不合格被夺职。换上一个贪官污吏，老百姓就遭殃了。他做官以自身为表率，体恤民情，以德政争取民心。他为百姓做了好事，令百姓满意，从而赢得了民心。官心正则民心正，罗城县内经济虽然并不发达，可是民气融和，百姓有俯仰之乐，隔夜之炊，苍颜野老，黄口稚子，无愁衣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有一次廉官秋试，众廉官皆鲜衣艳饰，俊奴高马而来，惟独于成龙，布袍破被如铁，携一苍头而来。众人相互寒暄，不屑于理睬于成龙。巡抚却早闻其贤名，特意要与他亲近，看见他敝衣垢褛，说： “此人必罗城令也！”后见于成龙处理政务，甚有章法，“与之谈古论今，具有伦要，大为敬服”。于成龙可谓是既“清”又“能”。
清朝初年，清官迭出，尤其是康熙一朝。康熙帝面对满朝大臣多为贪官这一基本事实，努力澄清吏治，大力推行奖廉惩贪的察吏考官制度。他说： “考察官吏，以奖励廉洁为要。”他着意发现清官并加以保护和培植。他最赞赏的清官是于成龙。清朝奖廉制度，把清正廉明，不搞加派勒索、政绩突出的州县官吏，定选为“卓异”。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兴祖，特别推荐了于成龙。
康熙六年，于成龙升迁四川合州（今合川）知州，罗城百姓闻讯，遮道哭送，有人送出数百里。于成龙也感动得泪下。有人知道他身上没有余钱，旅资不足，特意护送。路上果然旅费用尽，靠了百姓的帮助，才得以到达任所。
合州又是一个穷地方，人口流亡严重，一年向国家交纳的正赋仅有十五两银子。大凡清官去穷困州县任职者居多，因为肥缺不是容易得到的，要走后门。于成龙得到提升，去的也还是穷困州。
有一次上峰下帖子，要求合州献鱼。于成龙说： “民脂民膏竭矣，没有一人怜悯询问，却只问献鱼之事。官吏只知享食鱼之乐，百姓从哪里去搞鱼？”于成龙不但不送鱼去讨好上司，反而向上级请求减除正赋之外的加派。上峰无奈，只好裁革了十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他又招集流亡百姓，贷给他们牛具稻种，鼓励人民生产。一年以后，合州经济就大有发展，人口增长数倍。
于成龙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大力奖励开荒，发出公告明文规定： 凡新开垦的土地，三年之后即可归开垦者个人所有。当时合州三县只有遗民百余户，然而“开荒归己”的布告一出，百姓趋之若鹜，仅一月有余，户口就猛增至1000户。当然，开垦的土地归私有，并非是于成龙的创举，这是有朝廷法律为根据的。战争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朝廷提倡人民大力垦种荒地，并“给以印信，永准为业”。康熙帝常说，必须能使家家有产业，户户有余粮。用之不足，其心不正。民无衣食，即使是繁刑严诛也不能禁其为非。康熙帝多次强调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人情安土则重迁，田亩关系百姓的生业，衣食所赖，朝廷不可以随意侵夺，故有国之君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制民之产。即是说，使人民都成为有产者，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而如果使人民都成为无产者，天地之间没有他们的一草一木，对他们来说，发展生产和建设国家都没有意义，破坏反倒可以浑水摸鱼，天下岂能不乱？孟子早就指出，民若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逸邪侈，无所不为。此乃显而易见，千古不易之理。康熙帝性格宽厚，其治国之策的特色是“以静为治”，反对“以动为治”，不愿多生事，他提出了“教、养、安、治、刑”的治国原则。于成龙贯彻这一治国方针，因此治绩突出。真正的惠民事业是要稳步地一件件地逐步实行。治理贫困地区，尤忌大轰大干，于成龙没有搞“出奇制胜”的噱头，做出的成绩是显著的。
继任合州知州之后，于成龙又出任湖北黄冈州同知，由于他端品自励，政绩卓异，又一次被湖广巡抚张朝珍推荐为“卓异”，这是他第二次获此殊荣。
康熙十四年秋，黄州遇灾，民大饥，于成龙及时赈济灾民，使数万饥民免于饿死。当他调任江防道员、福建按察使赴任时，数万人民遮路相送，哭声与江潮相应，感天动地。上船前他买了几十斤萝卜放在船上，有人笑话他“这等便宜货，何必带许多”。于成龙说： “我一路上吃菜就是这些。” 在平常人看来，千里带萝卜是无谓之事，清官爱民何必表现在饭菜上节省呢？殊不知，在口腹之欲上不节俭，又如何能爱民呢？那些从早到晚都在筵席上吃喝不休的官吏们，哪有心思为民办事？如果于成龙不是带最便宜的水萝卜上船，而是金银珍宝载了满船，那么岸上还会有百姓挥泪相送的情景吗？贪官离任走后，也有百姓主动出来相送的，不过是拿扫帚而来，因为贪官走过的路，百姓嫌脏，要打扫干净。
民心不可欺，官吏离任时从百姓对待他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政绩了，这是最简单最真实最硬的道理。康熙帝出巡时曾说： “朕前往各方巡行，为检查地方官吏是否实心任事。”有一次，康熙帝西巡，问百姓： “何官好，何官不好？”百姓说： “张辽祥道台是好官。”康熙帝点名询问巡抚等官吏，百姓皆摇头不知其谁。康熙帝意味深长地说： “民心不可欺，官好与否，于此立辨矣。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升武昌知府。由于他善于治狱破案，康熙十七年，升调福建按察使，主管刑狱和官吏考核。于成龙处理案件迅速，“狱无淹滞”。遇有“疑狱”，必追根问底，查个水落石出。他办案公允，无论属员或百姓有讼情狱案，一律不徇私情，清廉守法，坚决杜绝馈送，因此他办的案子，无人不服。康熙帝一贯主张“以刑弼教”，尚德缓刑，反对严刑重法。于成龙简政清刑以安民，力求地方上安而又安，治而益治，因此很受康熙帝的赏识。
当时正值“吴三桂之乱”，台湾郑经也派军队到福建骚扰。清军为了防范郑经，以恐怖政策压制沿海人民，捕杀无辜。于成龙去见福建的最高军事指挥康亲王杰书，说： “皇天在上，人命至重，身为刑狱官我誓不能阿曲从事。”要求他释放无辜平民。康亲王对于成龙素来器重，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成龙一句话就救活了数万人民。当时，清军常常虏掠良家子女入军为奴婢，百姓痛苦不堪。于成龙无力革除这一弊病，只有多方筹集金银，为这些人赎身。
康熙帝多次要群臣推举廉能。“廉能”是与“卓异”相似的一种荣誉称号。福建巡抚吴兴祚，推荐于成龙为“廉能第一”，于成龙因此被擢升为福建布政使。
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迁直隶巡抚。京畿之地，八旗豪强横行不法，有司不能治，官场中流传一句话叫： “京兆尹难当”。所以康熙帝特意将他放在这个位置上。在任上，于成龙支持清官廉吏，打击贪官墨吏，八旗豪强也不敢不有所收敛。次年，康熙帝在懋勤殿亲自召见他，表彰他是“当今清官第一”，赏赐白金、良马、御制诗等，以此嘉奖他的廉能。于成龙每次提出免税和赈灾的要求，都能得到康熙帝的同意，这也是康熙帝鼓励清官的一种办法。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于成龙清介绝俗，重门洞开，官吏有事找他，就直接进入寝室。他的桌案上左面放着生姜、豆豉一类咸菜，右边放着文卷书本，就像农村的教书先生一样清贫，随便与人交往。于成龙对子女教育很严格，孩子们冬天只穿粗布衣服或棉袍，未尝制一件裘衣。有一次，儿子要回老家去，家里碰巧有一只腌鸭，也只割半只给他。
于成龙不愿与权贵交游，遭受巨大压力。他晚年曾拜访罢相闲居南京的熊赐履，两人坐在梧桐树下，于成龙向熊述说忧谗畏讥的苦衷。熊说： “公亦有此顾虑吗？大丈夫堪得透时，虽生死不可易志，何况其他呢？”次年于成龙请求退休，不许，再访熊赐履，面有忧色。熊厉声问： “你忘记我们梧桐树下的谈话啦？”
清官出污泥而不染，固然高洁，但在压力之下也很容易患病。过了不久，于成龙病逝。署中官员去他家吊唁，看到他家中的遗物只有床头一个破箱，里面有一套官服官靴，以及瓦缸中粗米数斛，粗盐豆豉数罐而已。康熙帝对此十分感慨，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保，予谥“清端”，荫一子入国子监，并御书“高行清粹”四字为祠额，以及楹联赐赠。熊赐履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称他是“性善吃苦，诸人所不能堪者，他却处之如饴，为学务敦实行，不屑词章之末，尝曰‘学者苟识得道理，埋头去做，不患不到圣贤地位’，识者都很赞成”。
百姓闻听于成龙病逝，罢市聚哭，家家绘于成龙画像设案祭祀。康熙帝闻此，叹息说： “于成龙因在直隶居官甚美，朕特简选他出任江南总督。听说上任以后，他变得不如从前好了。至病故后，始知他居家清廉，甚为百姓所称道，或许于成龙向来所行耿直，与之不合之人挟仇陷害，造谣污蔑，是不屑之徒嫉妒也，居官能如于成龙者有几人？”康熙帝认为是百姓的口碑，比官场中的评语更可靠，可见其颇具洞察力。
雍正十年，于成龙入祀贤良祠。雍正帝以此来鼓励大臣做清官。
13、康熙帝对汤斌态度的转变
于成龙的理学功夫主要表现为实践，汤斌则既有理论又有实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57岁的汤斌迁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年四月，江苏巡抚出缺，部议提名的人选康熙帝不满意。他对明珠说： “道学之可贵，贵在身体力行，见诸事实。现在讲道学有名的人很多，仔细考究，大都言行相违，只有汤斌是真道学，说的话是这样，做的事也这样，操守极好，江苏巡抚叫他去。”
汤斌早年做官时，有一次，朝廷考查官吏。考官问他，如何能这样治绩突出？他答道： “我只是在保甲、乡约、义学、社仓等四个方面，多加留意就是了。”
考官又问： “你不但得到百姓的拥护，而且得到部属幕僚的信服，是怎么做到的？”
汤斌说： “我对于属下从不看得一无可取，总是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所以他们能够心情舒畅。”
汤斌出任江苏巡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田赋。江南一向号称“鱼米之乡”，朝廷以为百姓富裕，故而赋税特重，名目繁多，历来如此。苏州、松江两府的赋额，竟与大省一百多州县的总额相等。年年征收不满，欠税愈积愈多，州县加紧催索，百姓困苦不堪。前任巡抚余国柱一味搜刮，又从中截留，哪会向朝廷请求减免？百姓呼他为“余秦桧”。汤斌上疏请求减免，得以获准，民困稍苏。“余秦桧”随即以此来敲诈汤斌，他派人来说，此事多亏了明珠从中斡旋，故须送明珠“酬谢银”四十万两。汤斌大怒，说： “百姓若有钱，肯不完国库而入私门吗？我宁愿被罢官，也不能让余国柱剥民而媚权贵。”江苏绅民聚会商议，决定还是由七府一州共凑足四十万两银子，交余国柱转送明珠，以保住汤斌的职位，好使他保护江南人民的更大利益。可见当初余国柱贪污之数要比这四十万多得多。然而汤斌坚决不妥协，他说： “减赋出于天恩，如今百姓不得实惠，似乎皇上口惠而心不至，一不可；我平生矢志，不以一己富贵荣辱而降志，现在这样做岂不是等于花钱买官来做，良心安在？二不可；现在他要四十万，如了他的愿，将来他要四百万，又将如何？三不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汤斌不但要严拒勒索贿赂的上级，还要严防滥征杂税的下属。江苏正赋每年都不能清完，还要补交往年欠赋。一到上级官员来追考，就送陋规搪塞。汤斌把下属的司道州县官员招来，严肃声明，本抚决不收取陋规，你们也不许要属下的红包。陋规一去，田赋的征收就走入正轨了。
江南多河湾湖荡，水中有莲藕芡实，有司上报汤斌，要求收税。汤斌把这个报告驳回，有司仍然坚持要收税，说： “有利就要抽税，这是公例。”汤斌仍不准收税，说： “公例是由人定出来的，上面宽一分则人民受一分恩惠，莲芡未必年年好收成，一旦上报户部，就成为永额，年年征收，遇到荒年，再要取消可就难了。”这就是儒家“恤民为立国之本”思想的体现。“有利就要收税”这条公例，则是典型的“竭泽而渔”的思想作祟，人民没有积蓄，生产岂能增长？国家的税收还是增加不了，此理甚明，这也是贪官与清官如何考量经济增长率的分歧所在。而官吏为私欲所驱，哪管人民的困苦，但表面上却明明又是为国家敛财。康熙帝说： “从来民生不安，在于吏治不清，官吏贤则百姓自安，官吏其能任事者甚难得 。”他一再要求地方官，要多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做清官尚须不生事扰民，“苟于地方生事虽清亦属无益……或官虽清，一味生事更病于民”。官吏为什么要征莲芡之税呢？生事生财，是他们向上峰邀功的典型方式，并且自己可以从中获利，真是一举两得。每一种税，朝廷收取一分，各级官吏起码要收取三分。这正是他们大显身手，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所以他们要制造一些机会，工作有成绩，腰包有外快，何乐而不为？
汤斌做官是为了造福人民，这种缺德之事自然干不来，他对于一些缺德之人也是决不鼓励的。常熟地方有个奸民，状告他的主人在清初的时候接受过明末隆武帝的委任状，这可是死罪，主人吓得连夜逃遁，远走他乡不归。这个奸民就想霸占主人的妻子。这个谋反罪案，上报到汤武手里，他说： “国家屡次大赦，这种小事何足问？这个逆奴用这种事情来陷害他的主人，该死!”于是把这个举报的下人杖毙，委任状烧了。当这件“逆案”报上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如此处理真是既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而又大快人心。要知道，清朝初年，因谋反罪而株连九族，一次就杀几十人几百人的事是很常见的，汤斌敢于包庇“反叛”，是要有极大勇气的。当初他修《明史》，就敢于叙述明末抗清忠臣的事迹，受到奸人的诬告，而犹不改信念。
汤斌洁身自好，杜绝奢侈。赴岭北道任所之时，雇一驴车，载被褥出关，回来时衣物竟没有增加一件。汤斌赴江苏巡抚任时，行李萧然如寒士，家人皆布衣。他夏天用的蚊帐，是从街上当铺里买来的旧蚊帐。汤斌有一个绰号叫“豆腐汤”，因为他从不食肉，每日仅食韭芹等素菜，但又从来离不开豆腐，他有时也采食巡抚衙门后园中的野菜。他既不是素食主义者，也不仅仅是为了节省，这只不过是他修身的一种途径。
有一次，汤斌查看账簿，发现买了一只鸡，十分吃惊，说： “我来苏州以后从来没吃过鸡，这鸡是谁买的?”仆人告诉说，是公子买的。汤斌大怒，立即召来儿子痛责一顿，儿子申辩说，鸡很便宜。他说： “你以为苏州鸡比河南便宜?你要只想吃鸡，不如回家，岂有士大夫不能吃菜根，而能做百事的?这并非小事。”他命令儿子跪在堂阶前，背诵朱子家训，并把儿子赶回了河南老家。汤斌从儿子吃鸡看出他不能吃苦，所以生气。
明珠、余国柱与徐乾学相互倾轧，他们想利用汤斌与徐乾学作对。明珠故意先向皇上夸他学问好，推荐他为太子的老师、礼部尚书，把他调回北京。
汤斌奉调入京，离开苏州的时候，仅有一部《二十一史》是江南之物，他说： “吴中物廉，所以买了这部书，然而颇累马力。”闻听汤斌离任，四方百姓焚香遮道相送，夫人乘轿出行，有破棉絮落在地上，路旁百姓见了，无不叹息落泪。官吏清正与否，在他离任之时，由百姓对他的态度上最能衡量出来。汤斌乘船北上，百姓争相以农具家什等杂物堵塞水路，使汤斌的船不能行。汤斌出来对百姓说： “我做巡抚多年，不能为父老留下什么德政，很是惭愧，往年屡次向朝廷申请核减浮粮，都为朝议所阻，如今我要进京，面见皇上，把父老们的困苦向皇上陈述，所以请父老们放开路，让我走吧。”
汤斌回京后任《明史》总裁，授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侍讲皇太子。他在京城租住一套普通的房屋，冬天只穿一件老羊皮袄御寒。入朝时，宫中卫士不论认识与不认识，都知道穿老羊皮袄的人是谁，说： “穿老羊皮袄的就是汤尚书了。”汤斌过生日，大家都知道他不接受礼物，就送他一个屏风，他仍然推辞，人告诉他，汪琬撰文在上。当时，汪琬的文名卓著。他命人把文章抄录下来，然后退还屏风。
康熙帝很赞赏汤斌的学问、操守和政绩。康熙帝本人生活用度就很俭朴。有一次，康熙帝南巡路过曲阜，到孔庙祭孔，孔尚任从他背后，看见他的龙袍上有被蜡烛烧焦处和补丁。简朴的生活原则是与治国道理相通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虽然简单，却非常透彻。《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第一位的事情，正如盖楼的道理一样，先有第一层，才能继续往上建，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明珠、余国柱想利用汤斌反对徐乾学，却没想到自己先与汤斌发生冲突。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天下大旱，康熙帝下旨百官共议抗旱之法。灵台郎董汉臣应诏疏言十事，语侵内阁，得罪了明珠、余国柱。有的大臣附和明珠，论斩董汉臣。汤斌站出来仗义执言，他说： “汉臣应诏直言，没有定死罪的道理。‘大臣不言小臣言’（明朝成语），我们做大官的应当深自反省。我亦愧对董汉臣。”康熙帝赦董汉臣无罪，汤斌却因此更遭明珠、余国柱的嫉恨。余国柱、明珠常在康熙帝面前诋毁汤斌，一些势利小人也趁机弹劾汤斌，建议夺去他的官职。康熙帝总算爱惜清官，仍然将他留任。国子监祭酒翁叔元附和明珠诬陷汤斌，为士人所不耻，翁的学生何焯登门骂师，索还门生帖，举朝大快，何焯由此一夜成名。
汤斌做了一个梦，寅年九月某日中午，皇上派人来赐死。他一算，今年是寅年，时是午时，九月是戌月。寅、午、戌汇成一火局，而自己命中忌火。从此心中悻悻不乐，后来此事果然应验。
汤斌终于死于徐乾学之手。问题出在江苏立海关之事上，汤斌在苏州任上就不赞成立海关与民争利。廷议之前徐乾学对汤斌说： “今日之事，苏州数百万生灵悬于老公祖，主此议者，非老公祖而谁？”
汤斌说： “我已进京，何力之有？”
徐乾学又说： “老公祖皇上倚重，又新从地方上来，知此事之切者，莫如老公祖。合郡生灵，敬以相属。”廷议时，汤斌就说： “与民争利的事，岂有与地方有益的？但只得其人还好，若不得其人，四处立关巡拦，害民无穷。”
事后，徐乾学就到皇帝面前把汤斌的话曲解一番。康熙帝召明珠说： “汤某是道学，如何亦两口？彼进京时，我问以海关事，彼云无害，今日九卿议事，如何又说害民？你去问他。”
余国柱遇到汤斌，说： “有人害年兄，你到内阁只说‘海关得其人便无害’语。”汤斌如其言以对。明珠以汤斌的话回奏，康熙帝以为很对，说： “汤某的话原不差，哪一件事不是坏官做坏。”反过来又派人切责徐乾学。
徐乾学进宫辩解说： “他在九卿会议上的话大家都听到，如果说是我伪造的，那么他在苏州发告示说‘本部院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告示现在，有印在上面，也是臣伪造的？”康熙帝说： “告示何在？”徐乾学说： “在臣家中。”康熙帝说： “你明日带告示来。”
次日徐乾学送上告示，康熙帝见了大怒说： “原来假道学是如此，古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
康熙帝又命人传旨切责汤斌： “你是大臣，你说海关不好，部议不准，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争？我未必就把你问罪。古大臣不避斧钺，为民请命，何遽不言，卸罪于我？而你说‘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将谓我无心救民吗？”
汤斌向来不善于词辩，只磕头谢罪而已。如果汤斌把事情解释清楚，事情也不至于此。康熙帝本来很重视汤斌，此后却非常恨他。徐乾学向汤斌说，告示是余国柱送进，他也为之愤愤不平，说时涕泪交流。汤斌至死也不知道是徐乾学害了他。
汤斌为太子授课，太子自作聪明，反复向师傅问难。太子刁难，汤斌不敢与之争辩，痛苦不堪，由于年老，暑热时甚至昏倒于地。只得向康熙帝请求辞去这个职务，又得不到康熙帝谅解。明珠等人又乘机挑拨，益发加重了康熙帝对汤斌的不满。汤斌死后，大臣鉴于前车，无人敢于继任，此职务虚位多年。
康熙帝谒陵，由遵化南下，直隶巡抚小于成龙在霸州接驾。趁无人之时，于成龙说： “如今明珠、余国柱必欲置汤斌于死地而后快，若非皇上保全善类，天下将无正人好官。”康熙帝见于成龙神色悲愤，惊问其故。于成龙便揭发了明珠的罪行。
有一次，康熙与汤斌讨论真假理学时，汤斌说： “宋儒讲理，视汉唐诸儒较细，故有理学之名。其实理学要躬行。”
康熙说： “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
汤斌说： “自周子至朱子，其学最为纯正精微。后学沉溺训诂，殊失程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学，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失，但语或失中，门人又以虚见失其宗旨，致滋长后人之议。臣窃谓先儒补偏救弊，各有深心，愿学者识圣学之真，身体力行，久之当自有得，徒竞口语无益也。”
康熙对汤斌的评论也不一致，时好时坏，曾说： “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朕闻汤斌曾与河南之人（指孙奇逢）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以后又说： “汤斌前在江宁居官有声，朕亦甚加优遇。且彼尝自以为道学，如果系道学，惟以忠诚为本，岂在君前作一等语，退后又作一等语哉？”又说： “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康熙帝认为他言行并不一致。当时徐乾学等人在康熙帝面前大讲汤斌的坏话，康熙帝难免受蒙蔽。君主对大臣的了解从来都是不全面的。做皇帝的，要想不被蒙蔽是不可能的，要想得到“真知”更是不可能的。
就在康熙帝离京的那些日子，有一天中午，汤斌在某官吏家饮茶回家后，忽然腹痛难忍，到半夜便死了。人们怀疑他是中毒死的，是徐乾学还是明珠下的手，不得而知。同僚们去他家中吊唁，见他躺在板床上，上着敝衣蓝袄，下穿褐色布裤，检点遗物，除了一些书籍，只有白银八两，连棺材也买不起，还是同僚赠二十两银子，才得以出殡。这件事正发生在九月，应验了他的梦。
汤斌治程朱理学，亦不废王阳明之心学，倡导“身体力行”。就在他临死之际，他还在谆谆教导两个儿子说： “孟子有言，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天理。你们总要时时内省，养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会合乎圣人大道。如果只是讲表面文章，规行矩步，外表看来是道学，其实只是内心不知有真是非的乡愿而已，于人于己，皆无益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咽气了。有人诋毁汤斌是“伪道学”，其实，如果士大夫都能如汤斌这样洁己奉公，为民请命，又何至于天下事败坏得不可收拾？汤斌做官多年，仍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国家一品大员，如此清贫，可见他操守之严，怎么能说是“伪道学”呢？
14、保护清官张伯行
张伯行也是一位既讲理论又有实践的理学清官。康熙帝对于清官总是尽量加以保护。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人，治程朱理学，尝言“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因自号“敬庵”。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候补中书。以《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诸书为入圣门的必修课，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张鹏翮任河道总督时很欣赏他的才能，特意向皇上引荐他协助修河，他上“治河议”十条，系统地提出了对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方案，因劳绩卓著授补济宁道。
张伯行以外吏起家，他做官清正，然而要做清官，很不容易。张伯行在济宁道任上，正遇灾荒。他倾家财买米、买棉衣分发给饥饿及冻馁者。不久皇上有旨赈济灾民，张伯行奉旨开仓赈济汶上、阳谷等县人民。这时，有人弹劾他擅自动用官仓米谷数万石。张伯行上书申辩说，赈济灾民乃是尊奉恩旨，决非擅自动用；开仓发粮，乃是广布皇恩，非为一己邀誉；饥民户口皆可查考，非敢自肥，难道可以坐视各州县灾民流离死亡而不救？官仓有余粟，田野有饥莩，才是本官之罪，如果说赈济灾民有罪，那么将来山东各官都以此为戒，把官仓粮米看得比百姓生命更重，其危害就不可言了。
张伯行此疏说到了为官的根本处，当官为民做主，才是本分，是极难做到的事情。康熙帝颇能明辨是非，并没有怪罪张伯行。他对清官一向采取扶植和鼓励政策，扶正压邪，发现清官后无不提拔重用。他亲自保举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到了福建又遇上旱灾，他又力请捐粮赈济，使人民度过饥荒。恐怕在任何时候，灾荒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且不说官府收税地主收租如狼似虎，单说那奸商就可恶得很。他们先大量收购粮食，再把粮食卖到外省，人为地制造粮食短缺之后，然后抬高粮价，大赚一笔。他们从饥荒之中得到最大的利润，单纯从做生意的角度讲，这很聪明，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太缺德。张伯行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每年都派官吏去外省买粮，并严禁粮食出口，有力地打击了粮商的投机行为，保护了人民的利益。终其一任，福建无饥荒。由此可见，自然灾害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人祸。
张伯行认为，治民当以养成为先，以教化为本。这是很显然的道理，百姓没有饭吃不行，但是温饱之后必须教化，否则与禽兽无异，社会依旧动乱。他曾在家乡讲学多年，本来不欲出仕，打算以讲学终老，为官后仍然悉心学问。他在山东时就捐资创建了临清的清渊书院、夏镇的夏镇书院，并修复了济阳旧有的书院，广招士子。闲暇时，他经常到书院与士子讲论学问。这时候他仍然留心河务，并将治河心得写成《居济一得》一书。他认为： 治河在于得人，治河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往往坏于不学无术之人”。所以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兴文教。在福建任上，他又于福州九仙山麓建立了鳌峰书院，捐出自家的藏书一千多卷，并广招儒士，搜集先儒文集，校订刊印，使理学复明，令士子振奋。
不久，张伯行升迁江宁(南京)按察使，有人提醒他，新官上任时，按规矩要送上司礼金。他说： “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随后他再升至江苏巡抚。由于他“操守极清”，大张纲纪，摧抑污吏，很快就与两江总督大贪官噶礼发生尖锐冲突。
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苏省乡试，考官与总督噶礼受贿舞弊，发榜之后，苏州士子哗然，千余人抬着财神爷游行至孔庙，供奉于明伦堂，以示抗议。
康熙帝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由于有噶礼牵涉在其中，迟迟不能定案。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愤而疏参噶礼，告他在科场案中，以白银五十万两，徇私贿买举人，并专门打击守正不阿的清官，包庇秽迹昭彰的逢迎趋附者。噶礼倒打一耙，参张伯行“七大罪状”。
康熙帝将此案先后交由尚书张鹏翮、总漕赫寿、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审理。除张鹏翮外，三人皆袒护噶礼。因为他是满洲贵族，无德而小有才能，所以做到两江总督。由满洲贵族把持大权，是清廷为了保证大清的江山不被汉人夺走的一项基本措施。一般来说，满汉官员发生矛盾，汉人总是遭受打击迫害。噶礼在山西巡抚任内，即因与太原知府赵凤诏勾结，私征加派，贪得无厌，虐吏害民而屡遭御史弹劾，都因为康熙帝的偏袒而得以官运亨通。弹劾他的御史则以诬告罪被革职。有了前车之鉴，他们当然袒护噶礼，打击张伯行，照老规矩办就是了。这是官场做事的技巧，也是造成官场贪风炽烈的原因。
如果换了另一人与噶礼互参，一定是自讨苦吃，可是这个张伯行与众不同，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是一位有名的清官，康熙帝下江南，降旨命督抚荐举贤官能员，张伯行未被荐举，康熙帝亲自举荐，盛赞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他对官员们说： “你们为何不保举张伯行？朕来保举，将来居官好，天下人以朕为明君，若贪赃坏法，天下人笑朕不识人。”张伯行所以敢于参劾他的顶头上司，也许正是利用了康熙帝的这句话。如果康熙帝这次再袒护噶礼，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四位尚书、总督大人都没有看透这一层。因此康熙帝很不满意。康熙帝不能不明确表态了，他说： “噶礼的操守朕是不信任的，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盘剥一半了。当年苏州知府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久欲害之，曾将其‘虎丘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可是朕阅其诗，其中并无谬语。他又曾参中军副将李麟骑射俱劣，李麟护驾时，朕试他骑射俱好。若令噶礼与之比武，定不能及。朕于是已心疑噶礼，二人互参一案，朕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再遣大臣往审，与前次无异，尔等应能体会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君子无所疑惧，天下太平。”
当初，噶礼诬告苏州知府陈鹏年，说陈鹏年所作的《重游虎丘诗》是反诗，康熙帝派刑部尚书张鹏翮查处此事，张鹏翮秉公办事，称噶礼是牵强附会，借题发挥。噶礼大怒，扬言： “张鹏翮若不给我面子，惹急了我，我就杀了他的儿子。”因为张鹏翮的儿子，恰系噶礼的部下。张鹏翮不为所动，仍然大胆揭发的噶礼恶行，为陈鹏年主持公道。然而大臣再议时，仍不愿承认偏袒了噶礼，为了搞平衡就把张伯行拉来陪绑，两人一起革职，理由是： 二人相互讦参，有失大臣体。
当张伯行罢官之日，扬州士民罢市聚哭，万人空巷来送张伯行回苏州。苏州等郡的士民也举行罢市抗议。百姓送果菜给张伯行，他坚辞不收。士民哭道： “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为了安慰百姓，他收下了一块豆腐干和一束鲜菜。张伯行由水路回苏州，沿江数万人护送，到了苏州，百姓又纷纷送来蔬菜水果。
不得已，康熙帝亲自干预此案。他说： “从古治天下者，莫要于至公。朕御极五十余年，凡内外大小之事，皆必公心处之。观近日外官，满洲所参，大抵皆汉人；汉人所参，大抵多汉军，皆非从公起见。朕悉据理处断，并无偏袒。张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其家亦殷实。朕巡河工时，适彼为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略短耳。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语云： ‘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命，然后天下久安。’又云： ‘清官不累民。’朕为天下主，如此等清官，不为保全，则凡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但缺少才具。噶礼虽才具有余，而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命张伯行仍留原任，噶礼依议革职。”在康熙帝看来，论才能，噶礼胜过张伯行。当年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战役中，噶礼因运粮迅速，受到康熙帝赏识，不到三年授山西巡抚。可是康熙帝更重视清廉。康熙帝对“廉”与“能”关系的认识颇清，最终使清官得以扬眉吐气。江苏士民闻讯，奔走欢呼，如逢节日，家家贴红幅，皆书“天子圣明，还我天下一清官”。康熙帝爱护清官，也是尊重民意的表现。康熙帝对噶礼的人品始终有疑问，有一次他向噶礼的母亲询问噶礼的情况，噶礼的母亲揭发了儿子贪赃枉法的罪行，噶礼丧心病狂，竟然要鸩杀老母。事发后，被康熙帝赐命自尽。不久，当年与噶礼勾结盘剥百姓的酷吏赵凤诏也倒霉了，被判斩决，明显是因为两人有过那段关系的缘故。
在封建官场中，即使是整治贪官，也往往成为官吏之间相互倾轧的一种手段，或皇帝用以证明自己高明的手段，反贪固然是为了政治清明，但是纯粹为了政治清明而反贪的事却不多见。一般情况是才胜于德者，往往比德胜于才者更受重视。贪官被整治的真正原因往往不是由于贪腐，而是由于皇帝对他的认识不佳。人类认识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什么？古人以为主要取决于人心，即人心的光明磊落与否。因为康熙帝自己就注重修身，所以对于清官多有保全。但是像康熙帝这样自觉地以“公心处之”的皇帝也难免庇护贪官。可见做清官极其不易，非有深厚的道德修养和坚强的意志决不能做到。
清初，政治相对清明，理学盛行，是一大原因，凡理学名臣，莫不是清官。于成龙即曾被康熙帝誉之为“理学之真者”。史称于成龙“素以帖括无益经济，遂专攻经史之学，于程朱源流尤多发明，为诸生时已负大儒之望”。张伯行更是当时名儒，他一生“读书自少至老，不厌不倦，虽鞍马舟车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尝释卷”。他于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后，不去做官而归乡闭门读书，这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少有。他辟园筑屋，陈书数千卷，凡天文、地理、医卜、农圃以及佛、老之说，靡不涉猎。他在园中苦研七年，一生之中先后纂辑诸儒经典《续近思录》等上百种。他著述颇勤，有《困学录》等著作数十卷。理学主张“知源于行”，康熙帝强调“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得益于所学”。于成龙、汤斌、张伯行等清官之所以备受康熙帝赏识，正在于他们的穷理知性与伦理涵养是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如此之真知灼见去指导治理地方的工作，自然会收到实际成效了。如一切学问道德一样，理学（或称道学）也有真假之分，不能因为有假道学，就将真道学一概否定，如果那样，清官现象就解释不清了。有人贬低清官，自以为是透彻，其实是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蔑视，从哲学角度说就是不懂得时间和空间为何物，一锅糊涂粥。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某位钦差大人对张伯行为民请命的精神很不以为然，硬说他“狂妄自矜”，将他革职，关押在镇江城隍庙中。张伯行不以为意，处之坦然，日日读书自娱，又为侄儿讲解经典，著书立说。在回京路上，张伯行所到之处，士民焚香而拜，挥泪相送，络绎不绝。回京后，钦差大臣向皇上告张伯行“拒不认罪”，康熙帝说，“他原无罪可认”，仍予以重用。先命他在南书房任职，后又调任总督仓场侍郎，数年后又任户部右侍郎兼仓场总督。他把仓场官吏贪污舞弊的行为揭发出来，受到康熙帝的赞扬，说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张伯行介然自处，无论在朝在外，从不结交大臣豪吏，始终以不结党自律。同时，他又大力扶持清官廉吏，保举了一批学问醇正、志操洁清的官吏，如陈鹏年、焦映汉、臧大受、李发甲、余正健和陈瑸等人，皆为国家有用之才。
15、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
黄河中下游，地势平坦，河道开阔，水流缓慢，因泥沙沉积使河床高于地面，形成“地上河”，每遇雨季，往往泛滥成灾。尤其在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灾情最为严重。因为黄强淮弱，黄水灌入淮水，再涌入运河，至使漕运受阻，影响北京的粮食供应。每年，朝廷都须由江南调运四百万担的粮食进京，以供八旗军消费。康熙帝亲政之后，便把平定三藩、治理黄河和疏通漕运这三件大事，写在宫中的柱子上，天天提醒自己，这是国事的当务之急，必须尽快解决。
治理黄河，历朝历代都是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没得力的治河大臣。正如张伯行所说，治河无功，往往坏于不学无术之人，妄行己私，变乱成规。因为面对自然现象，不像面对百姓那样，可以滥用高压手段去“治理”，河水滚滚东流，它可不怕杀头，故此一般头脑简单的治河官僚，面对河患都是束手无策，不过是借机会发发国难财而已。
中国历史上，治河最见成效的时期，要数清朝初年，而康熙朝所以治河大有成绩，在于康熙帝十分敬重清官。最能体现清官聪明才智的事业，乃是“天人合一”治河的事业。清官所要做的只是顺应自然而已，既不必好大喜功，也不可化公为私。历任河道总督，做事极不认真，却要谎报功绩，贪污治河经费。河臣乃是肥缺，在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的时候，选任清官是惟一可行的方法。康熙帝经过慎重考察，决定起用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
靳辅（1633~1692），字紫垣，辽阳（今辽宁）人，汉军镶黄旗。康熙初年任内阁学士，十年(1671年)任安徽巡抚，政绩卓著，加兵部尚书衔，升河道总督。靳辅上任之后，立即开始考察，为期两个多月，走遍黄、淮、运河干道，然后总结经验写成《河道败坏已极疏》、《经理河工八疏》，进呈康熙帝，提出五项工程，得到康熙帝的同意。
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始，各工程陆续开工。靳辅亲自率领治河官员六十多人，食宿在黄、淮河边，栉风沐雨，不辞辛苦。他很善于学习，无论是幕僚还是缙绅兵民以及工匠杂役，只要有一言可取之处，莫不虚心采纳。他还仔细研究了历代治河经验，认为明朝潘季驯的“筑堤束水刷沙法”，很是可取，便实施采用。本来，沿河百姓就有集资集力共同治河的传统，可是各处都是仅治家乡这一段，有些地方无人治理。又或者由于财力有限，治理效果不佳。然而，一旦由国家治理，地方百姓就依赖国家，不再主动参加。所以治河官吏就强征民伕，弄得河工弊端百出。其实花钱雇工就是了，但官吏们认为征调民伕可以为国家省钱。
靳辅的幕客陈潢是他治河的主要助手。陈潢（1637~1688），字天一，浙江钱塘人。有奇才，无奈时运不济，困于科场，很不得志。流落在邯郸，游览古迹，题壁赋诗，抒发郁闷。有一次，靳辅因公事路过邯郸，见到陈潢的题壁诗，大为叹异，寻访得之，二人结下深厚友谊。靳辅敬佩他的才学，将他聘为幕客。从此，陈潢为靳辅出谋划策，办了不少大事。此番治水，靳辅见河道败坏不堪，曾有疑虑。陈潢却认为这正可以有所作为，他鼓励靳辅说，非盘根错节不足以试利器。他的一番话大大增强了靳辅的信心。 陈潢日夜奔走在黄、淮、运工地上，心力交瘁，治河官员深为感动，对他尊敬有加，将其视为师长。
靳辅将黄河下游河道疏浚三百里，以所挖泥土加固堤坝，在临水面修坦坡，以减消水流冲击；并根据大臣冀如锡、伊桑阿的提议，在两岸广植柳树，疏浚湖泊；并设闸渠与河相通，以便于蓄洪；又把淮河、运河疏通改造，同时高筑分水岭，以利于分洪；修建水坝以备洪期泄流，等等。
经过三年的努力，黄、淮、运河的治理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康熙十九年、二十年，黄河上游暴雨成灾，两次洪水又将河道冲坏多处，靳辅一面组织人力堵塞，一面上书自责，请求处分。
康熙帝派大臣伊桑阿、崔维雅等人前往黄河两岸验看堤工。他们对靳辅的治河功绩视而不见，多方挑剔。崔维雅上书将靳辅治河功绩全部否定，还向皇上建议撤换靳辅。工部尚书萨穆哈又提出让靳辅“赔修”。康熙帝不同意，靳辅是清官，哪里有钱赔修？相互拆台，挖墙脚，是封建社会官场中最常见的现象，防不胜防，如果皇帝又从中推波助澜，清官办事就更难了。所以孔子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康熙帝算是一个明君，对小人君子的认识基本上是清楚的。但是，君主对臣工们永远有着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这就造成了一种小人亲、君子远的官场环境。多亏康熙帝对靳辅仍比较信任，他认为，若另用一人，则旧官离任，新官推诿，必致坏事。他虽将靳辅革职，但仍予以留用，只是“戴罪督修”限期完工。由此看来，历代河臣大多治河无功，主观原因是官场环境使然。坏也惩罚，好也惩罚，总是受到干扰，干脆就玩忽职守了，这一点，再看靳辅往后的遭遇就清楚了。
靳辅指挥民工，塞决口，筑堤坝，又经过一年苦干，除了海口工程尚未完成外，各项工程多已完工，黄河归于故道。靳辅又在宿迁清河挖一运河，以保漕运畅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康熙帝恢复靳辅河道总督职。次年，内阁学士席柱从广东回京，路过黄河，顺便拜访靳辅，视察河工。回京复命时，康熙帝问他河道情况，席柱说： “曾见靳辅容颜憔悴，河道颇好，漕运无阻。”康熙帝自慰当初没有换掉靳辅，使其能够继续完成河工，不由感慨系之。治国、治水恰如治病，良医治病，治其根本，其效平缓；庸医治病，因病治病，务求速效，饮鸩止渴，在所不惜。治国与治水，只宜求稳步发展，慢慢地收良性循环之功，不必贪短期效益之利。好大喜功，必致偾事，古今一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吴三桂之乱已经平定，台湾也已收复，靳辅治河已经七年，效果如何，康熙帝要亲眼一见。十月，开始第一次南巡（后来又有五次）。康熙帝至江苏宿迁、桃源县等地视察治河工程，慰问治河臣民，康熙帝告诫官员们不要侵夺工程费用（这几乎已成惯例，所以特别提醒），又视察了天妃闸工程，与靳辅讨论了治河方略。康熙帝对他的水利知识大为赞赏，问： “治河方略都是你一人谋画，或是另有博古通今之人？”
靳辅答： “臣的幕友陈潢先生是位奇才，臣治河措施，皆陈潢所赞画。”
康熙帝立即将陈潢召来一见，对他印象颇佳，破例赐坐。不久就授他参赞河务按察司佥事道官衔。康熙帝返京之前，又召靳辅入帐，褒扬了他的治河功绩，并赐以亲笔所书《阅河堤诗》。
靳辅又进京奏报须及时抢修的一批工程，请皇上转户部审批。康熙帝下谕： “河工紧要，须及时速修方有裨益，若此等事必待题明议复以后，始行修治，就要贻误工程，以后岁修、急修，河工钱粮即行支取，手续年终再行奏销，始于河工无误。”靳辅凡事先请示后行动，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无论如何勤勉廉洁，也会有人说三道四。皇帝又喜欢怀疑能臣自专，这就为靳辅治河造成了种种障碍。
崔维雅显然就是张伯行所说的那种妄行己私、变乱成规的不学无术之人。他视察河工之后，写出了《河防刍议》、《两河治略》二书，进呈康熙帝。崔维雅全盘否定了靳辅的治河功绩，他建议拆毁全部治河工程，重新再修。康熙帝也提出了挑浚黄河入海口的方案。靳辅据理力争，带动明珠等重臣也反对挑浚河口，康熙帝见自己的建议受阻，很不高兴。
于是，康熙帝将治口工程交给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习惯称“小于成龙”，不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去办。于成龙赞成挑浚海口，导黄入海。靳辅坚决反对，理由是河口低于海平面数尺，一旦挖开海口，海水势必倒灌，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高筑河堤，束水注海。
在朝堂之上，二人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于成龙力主开浚海口故道。靳辅认为下河低于海潮五尺，疏海口则会引潮水内侵，故请于高邮、宝应诸州县下河外筑长堤，束水注海，则下河不浚自治。由于两议相持不下，诏命下廷臣会议。在廷议中，支持靳辅者为多，大学士九卿俱从之，惟有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少数人赞成于成龙之议，许多大臣都赞成靳辅的方案。满大学士明珠说： “前靳辅、于成龙两人互相执论，以下河不修，则高家堰一工亦可停止，此不过一时争胜，故发此论。究竟高家堰所关非小，虽不大兴工役，亦当稍加帮修。”汉大学士王熙说： “高家堰关系南河一带及淮扬等处，此工诚不可停。”连康熙本人也认为： “高家堰所关紧要，向立此堰以为堤防，设意甚善。朕意以为此工似不可停。”（《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甲午）对于下河的治理，康熙帝并没有成熟的想法。大学士们多支持靳辅的筑堤束水之议，暂时无法否定靳辅之策，然而康熙帝是倾向于成龙方案的。靳辅又提出了下河屯田提案，建议将治河得到土地招民垦殖，此事最终使靳辅丢官落职。
这本来只是技术问题，却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人类一切斗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我之争。自以为是、死不认错的态度是人性之痼疾，任何意见分歧与斗争说到底就是要证明，是我对而你不对，权力越大就越占优势，权力之争就成为势所必然。官场中的斗争所谓复杂激烈，归根到底，也无非是“我对，你不对”这点儿事。人类的一切意见分歧都有可能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古人要强调“自省”的功夫。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敢于认错而少犯错误，二是受到委屈冤枉时也能心平气和。要避免矛盾激化，只有修身养性一途，制度问题无论如何重要都不对治人性的痼疾。
治河方略的君臣斗争一开始只是隐形的。康熙帝毕竟是有修身功夫的皇帝，愿意多方听取意见，只是潜意识中还是愿意听到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意见。在经筵讲官进讲时，康熙帝向江南籍日讲官征询意见，侍讲乔莱力请用于成龙之策。康熙帝说： “乡官议如此，不知民意如何？”康熙帝能如此注重民意，实在难得。他又命工部尚书萨穆哈与学士穆称额赴江南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考察民意。但萨穆哈调查的结果却是诸州县民意见参差不一，再令每州县派出十位通晓事体之人集于淮安询问，他们都说不便挑浚海口。于是，萨穆哈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回奏时疏请两议并罢： “详问居民，他们说，从于成龙之议，则积水难施工力，从靳辅之议，则水中也难于取土，请一并暂停。”（《清史列传》，卷一○，《萨穆哈传》）萨穆哈、穆称额去淮扬征询疏浚海口意见时，淮扬道高成美陪同，康熙帝便怀疑高成美反对挑浚海口，从中作梗。康熙帝以“高成美居官未有善绩”、保举人吏部侍郎胡简敬是“本地乡绅”两条理由，命将高、胡二人“严加议处”，并斥责九卿推举高成美为广西按察使“殊为疏忽”。这显然是因迁怒而制造的冤案。
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汤斌由江苏巡抚升任至京，于乾清门陛见。汤斌说，萨穆哈、穆称额前去调查时，自己同意下河开海口暂停，但见康熙帝赞成开海口，就附和上意说： “上流之水滔滔而来，下流无一去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涸期，且恐城郭人民将有不测之患。”并说自己曾私下与萨穆哈和穆称额谈过，由于萨穆哈与穆称额没有把汤斌的非正式意见向皇帝反映，康熙帝认为他们有暗中偏袒靳辅之嫌，以回奏不实罪，将他们革职。工部有人乘机疏参靳辅： “修理河工已经九年，并无成功，虚糜钱粮”，应“严加议处”。
康熙帝命大学士再度传问九卿的意见，由于皇帝的态度已明，许多人便转而支持于成龙。九卿都说： “汤斌前任江宁巡抚，所见必确，今称开海口有益，故复议应开。”（《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六，康熙二十五年六月戊午）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六月，康熙帝命工部右侍郎孙在丰主持下河挑浚工程的实施，靳辅随其督修。在闭塞滚水坝问题上，孙在丰与靳辅又发生了争执。康熙帝认为靳辅是在有意阻挠河工，下命“下河决宜开浚，断不可止”。因河员多为靳辅旧人，不听孙在丰调度，孙在丰事事被掣肘。二十六年(1687年)三月，康熙帝令大学士、九卿就此事会议，说： “孙在丰是汉人，不能约束满人。”原任淮扬道高成美乃“罢职之人，今犹不赴京，必与往修河工诸员串通妄为”（《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康熙二十六年三月辛丑、癸卯）。显然，治河的技术问题转而变成了朋党之争。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官场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党不成，则计不得行”的情况。人们必须相互攀缘交结，走门路，讲交情，请客送礼，才能办差，并且官运亨通。古之朋党，略相当于今之所谓“集团”。君主最怕大臣结党，明君考察官吏，往往把不“交游”，不走动权门作为一条准则。古语云： “君子不党。”为什么？因为“结党”无不“营私”，若不“营私”，何必“结党”？故“君子不党”。在污浊的官场之中，谁要保持清白，谁就会受到别人的打击排挤，同流合污才可以保全禄位。私欲严重的人自然要相互勾结，左右逢源，扶摇直上。所以精明的皇帝无不提防着大臣们交游和结党，喜欢结党的贪官污吏靠这些方法成势，但有时也因此而吃大亏。
此时，（小）于成龙已从安徽按察使升任直隶巡抚。于成龙主要依靠自己的才德和皇上的明鉴，逐步升迁。这在盛世或中兴时代是比较典型的，康熙帝特别予以表扬，说： “设官分职，原以为民。地方得一良吏，则民遂其生。今观各官，虽有品行清洁者，但畏国法而然，如直隶巡抚于成龙之真实清廉者甚少，观其为人，天性忠直，并无交游，惟知爱民，即其本旗王门上亦不行走。今人不往来于大臣之家，则恐其意有不悦。如于成龙介然自守，无所交游，为大臣者其奈于成龙何！直隶地方百姓旗人无不感戴称颂。如此好官，若不从优褒奖，何以劝众？着加太子少保衔，以为廉能称职者劝。”要使大臣做到“以道事君”有两方面的条件： 首先是自觉地修身，做到“品行清洁”；其次是“畏国法而然”。在康熙帝看来，于成龙属于前者，所以格外器重他。但是，儒家又有“以道抗权”的思想，这显然不是皇帝所喜欢的。在康熙帝的潜意识中，于成龙是自己的忠实工具，比靳辅听话。在治河问题上，朋党之争日益明朗化，而小于成龙其实也不是超然不党的。康熙帝在利用于成龙打压靳辅的同时，也就亲手制造了党争。这大概是康熙帝所不愿意承认的。
康熙帝不愿意给人留下以势压人的印象，特命户部尚书佛伦、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与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再次会勘河道。佛伦支持靳辅的意见，回奏称： “臣等阅视高家堰地势，应如靳辅原议。”（《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乙丑）而总漕慕天颜、侍郎孙在丰则与佛伦意见相左。慕天颜说： 尚书佛伦等人“皆从靳辅臆说，臣不敢附会。且靳辅倡举屯田一事，屯官丈占民田，百姓苦累”（蒋良骥《东华录》卷一四，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大学士明珠支持靳辅，九卿诸臣也是赞成靳辅者居多。
御史郭琇上《特参河臣疏》，率先参劾靳辅： “靳辅治河多年，迄无成效。皇上爱民，开浚河口，靳辅专信幕客陈潢之言，百计阻挠，宜加惩处。”（《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丁酉）小于成龙又向皇帝揭发了明珠揽权纳贿的问题。郭琇再参劾明珠。明珠随即失势，靳辅自然也就跟着倒霉。这是靳辅的反对者的战术。郭琇参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人树党营私，称他们是靳辅的后台，几人互相勾结，侵吞了大部分治河经费。对于贪污这一指控，靳辅似乎早有预防，他把治河账款交由陈潢亲自管理，无论大小开支，一笔一笔，陈潢都记得明明白白，没有丝毫遗漏。贪污指控，拿不出证据，只好不论。
郭琇疏劾靳辅，确实无道理，但是对权臣明珠的弹劾却大快人心。那日，正值明珠寿诞，大宴百官，郭琇忽然从袖里掏出弹章，当众宣读，然后饮大杯酒自罚，说： “郭琇无理。”随即昂然而出。郭琇力挫明珠势焰，也是间接受皇帝指使。康熙帝早就痛恨明珠把持朝政，排斥异己，这次他借题发挥，声东击西，免了明珠等人的职，赢得了道义人心，然而，却也输了道义人心。这真可谓是一阴一阳。明珠是贪官，治河观念却是对的，靳辅是清官，治河观念也是对的。他们的观念一致，就被一锅烩、一锅端了。官场无是非，清官也心寒。做皇帝的最怕大臣结党，因此鼓励大臣们互相攻讦拆台，自己则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今日拉甲方打乙方，明日拉乙方斗甲方，永远没有完结，可谓乐此不疲。于成龙是著名清官，深得康熙帝信任，康熙帝利用他来反对靳辅，是颇费苦心的，因为靳辅也是著名清官。
康熙帝赞同于成龙的方案，其实也就是皇上自己的方案。一些善于逢君之恶者，都拼命诋毁靳辅的治河功绩。给事中刘楷疏劾靳辅题补河员之权过重，他说： “河道官员题补之权总归河臣，若是虚己求才，果能奏安澜之效，也不可久擅用人大权。何况靳辅任事以来漫无寸功，只见每年上报河道冲决而已。以后大小河官，应仍由吏部选补。”这是非常厉害的一击。君主对于权力一向十分敏感，视臣工任用私人为擅权结党。后来于成龙任河道总督时也是如此，并说“宁杀于成龙，至于属下效力人等不可不用”，康熙帝当面予以斥责。
山东道御史陆祖修疏劾靳辅结交朝臣，说： “靳辅身虽外任，与九卿呼吸甚灵，会议定时，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侍郎傅拉塔、左都御史葛思泰等不顾公议，左袒河臣（靳辅）。九卿中赞决异同者不过三四人，余者都依户部尚书佛伦等所奏具稿，箝众人之口。河臣积恶已盈，中外人心总望睿断罢斥。”（《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三，康熙二十七年二月癸丑）靳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竟然都成了罪证，就因为他与明珠等人是“一党”。
康熙帝召见靳辅询问，靳辅反唇相讥说： “于成龙久与结拜弟兄慕天颜频繁宴好，孙在丰亦与亲密异常者也。”又说： “郭琇与孙在丰为庚戌科同年，陆祖修为诸生时，拜慕天颜为师，又系孙在丰教习门生，刘楷、陆祖修己未科同年，并为江南人，与隐占田亩者，无非桑梓亲戚年谊之契，故彼呼此应。”“慕天颜与孙在丰结姻亲，因于成龙倡开海口之议，故必欲附和于成龙以攻臣而助孙在丰。”（《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看来，治河之争，完全变成了朋党之争。这可不是皇帝所希望的。康熙帝只想证明自己正确，大臣却互相倾轧。既然是斗争，就不能处在孤立无援的地位，结党（“彼呼此应”）与党争（“党同伐异”）就不可避免。
孙在丰又上疏弹劾靳辅，说： “臣与佛伦等会勘河工时，原议海口应行挑浚，拟有疏稿后不以上闻。虽系佛伦主稿，实靳辅阴谋也。其幕客陈潢黩货无藉，法所不宥。”（《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四，康熙二十七年三月甲戌）。两江总督董讷上奏说： “总河靳辅复欲筑重堤一道，臣等公议以为重堤可不必筑。其时佛伦亦从臣说，云依臣议。后来赵吉士忽而不从，云必须总河（靳辅）承担。遂面问靳辅，靳辅断不担承，因而众论游移。佛伦遂议筑重堤一道，想是若辈故作止局……佛伦又不容人说话，臣不得已而从之。”（《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三月甲戌）
康熙帝召见群臣再议河工之事。在廷议时，诸人互相诋诟，有失大臣体面。慕天颜、董讷说佛伦将看视河工后的公同奏稿私行易改。佛伦说： “董讷、慕天颜伙同党谋，将臣暗行巧陷。”于成龙指责靳辅于下河开浚，“百计阻挠，将海口已开工程不令成功，皆系妒嫉私心”。靳辅说： “慕天颜、孙在丰朋谋排挤，此二人原系亲家。”“于成龙与臣幕客陈潢结为兄弟，私通书札，岂正人所为？”“于成龙前在泰州妄自尊大，讹传他升兵部侍郎，信以为真。后知不确，疑为臣所阻抑……泰州士民曾有： ‘兵部侍郎冒不得，八人轿坐不得，司道官管不得’之歌。因羞成怒，恨臣刺骨。”于成龙又说： “靳辅事事贪黩，专任陈潢，横行无忌。拜陈潢为父，馈送华美楼房，三千银两，诸如此类，罪不胜诛。”“今数年以来，河道尽为靳辅所坏。”（《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辛巳）
康熙帝希望群臣对此事能有所评议，然而“九卿各怀私意，畏惧汉军这斯，所以不肯定议”，“诸臣皆畏靳辅、于成龙，无一人与之辨难者”（《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辛巳；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壬申）。于成龙挑浚海口的意见显然是幼稚的，偏偏皇帝也是如此。康熙帝就靳辅与于成龙之间的河工之争再次做出了明确的裁决。他说： “屯田害民，靳辅纵有百口亦不能辩，开海口乃必然应行之事。”“海水倒灌，无有是理。”（《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四，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辛巳）在黄河出海口附近必然会形成一大片积水的湿地，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这是应该保护的。当初康熙帝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以为只有干地才是好的。此事，康熙帝显然缺乏“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太突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出于爱民的热情，急于疏浚海口，将一切违背自己意志的意见都视为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一旦把个人的私意掺入其中，技术问题也就成了政治问题。
明珠已被革官，虽然罪名是卖官受贿，其实，在治河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一才是主要原因。群臣更怕被皇帝视为结党，“今若有人顺靳辅而言，又恐议为靳辅之党，谁复敢言”。（《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丁酉）康熙的态度一明确，廷议中再也无人为靳辅申言。随后，三月二十四日，九卿等奉旨议复河工一案的应革人员，康熙帝诏命将靳辅革职，幕宾陈潢革去佥事道衔。慕天颜、熊一潇、赵吉士也分别以居官不善、庸劣、行止不端被革职。佛伦、孙在丰、董讷以及达奇纳分别降级留任，对两方人员作出处置。显然，康熙帝表面上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以于成龙为核心的汉军旗人朋党明显占了上风。尤其是将陈潢与靳辅同时削职，显然是康熙帝人为制造了朋党冤案。陈潢遭逮捕押解北京，未及下狱，即忧愤而死。康熙帝迁怒于陈潢，犹当初迁怒于高成美，大臣没有结党，皇帝也要制造朋党之狱。
一些人为了自保官位，见风使舵，连日间交章弹劾靳辅。连康熙帝也觉得太过分了，自己还特别褒奖过靳辅的治绩，如果靳辅全错了，自己岂不也错了吗？ 现在他要反过来整肃于成龙的支持者了。康熙帝说： “近因靳辅被参，议论其过者甚多”，“众皆随声附和”。（《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三，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庚午）有些于成龙的支持者，以前却是靳辅的支持者，如两江总督董讷就是这样，有他亲自起草的奏章为证，但他却说是别人篡改了自己的原稿。佛伦拿出原稿呈交康熙帝，当场揭穿了他。河道总督慕天颜还故意制造假象，蒙蔽皇上，他下令漕船退回，又奏报运河不能通行，漕粮无法运京。督理河口疏浚工程的工部侍郎孙在丰，经过实地考察，也认为靳辅的方法合理并予以支持，可后来他主持河工时又反对靳辅的方案，康熙帝将他们一一革职或降级。康熙帝及时将彻底否定靳辅之风刹住了。
接替孙在丰督理下河工程的是凯音布，姓西林觉罗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累迁至左副都御史、户部侍郎。他为人正直，办事也精干。甫到任所，便发现靳辅所开之中河，水足流畅，商贾舟楫往来不绝，颇有些欣欣向荣的气象，事实与于成龙所说不符。他据实上奏。康熙帝很生气，下谕旨批评于成龙说： “前于成龙奏云，靳辅开中河无所裨益，甚为累民，河道已为靳辅大坏矣。今凯音布等往勘中河，奏云，河内商贾船行不绝，若塞支河之口，则骆马湖之水汇流中河，水势既大，漕艘可通。今数年以来，河道未曾冲决，漕艘亦未至有误。若谓靳辅治河全无裨益，微独靳辅不服，朕亦不惬于心矣。于成龙在直隶爱民缉盗，居官颇优，但怀挟私仇，阻挠河务，殊为不合。”接着又斥责其他攻击靳辅的人说： “今九卿已将靳辅议罪，皆言其治河无益。若王新命闻之，亦顺从于成龙之说，以靳辅所治不善，大坏河道，将原修之处尽行更改，是伊等各怀私忿，遂致贻误河工。”又因凯音布奏折中提到原漕运总督慕天颜曾令漕船退出中河，康熙帝命将慕天颜“提拿挟讯”。康熙帝说，慕天颜如此胆大妄为，定有主使，所以要审“问谁为唆使，则实情毕露”。并说： “此等之人不重加惩治不可也。”（《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庚申）刑部尚书图纳等将审问慕天颜的结果奏上，说： “臣等公问慕天颜，慕天颜供称，于成龙所与书内云，董讷、慕天颜汝二人，我曾荐举河工，尔等为何顺靳辅而言，竟不各出己见启奏？尔等即不启奏，我启奏有不可乎？”（《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壬申）为此，九卿质询于成龙，于成龙说“云寄书是实。至挑浚中河无益，得之传闻，并无指实，自甘妄称之罪”。原来是慕天颜为了附和于成龙才这样做的，这就是结党营私了。现在康熙帝对于成龙也不那么信任了。
康熙帝任命王新命为河道总督，又派出兵部尚书张玉书、刑部尚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侍郎成其范、徐廷玺等人，对靳辅主持的河工进行全面审查。康熙帝特别嘱咐他们对实际情况要做出客观评价。康熙帝说： “尔等到彼处，宜从公详看，是曰是，非曰非，据实陈奏。”皇上既然显示了公平的姿态，说明他不想全盘否定靳辅的功绩。
康熙帝为了搞平衡，同时打击两派大臣，总算没有使靳辅对黄河的十年治理前功尽弃。围绕河工方略进行的辩论和由此而起的整肃是人为制造的一场闹剧，根源在于封建帝王对臣工的不信任感，以及对自身权力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因此，不断地搞整肃的同时又搞平衡，是高明的帝王永远玩不完的权术游戏。玩弄靳辅和于成龙的这场游戏，可谓帝王权术的经典之作。低能的皇帝只知道对臣工一味整肃，拼命打压，那只能使得臣工众叛亲离。高明的皇帝要通过整肃，使臣工都有所畏惧和感激，从而更加死心塌地地为皇帝效力。现在康熙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治河方略》既然康熙帝特别嘱咐张玉书等人要据实勘察，他们何必不取客观的态度呢？ 靳辅的治河功绩是有目共睹的，这次勘察的结果，自然是有利于靳辅的。尤其是开凿中河，成效显著，却被于成龙诋毁。但是就在运河中段修闸还是修减水坝问题上，他们又与靳辅发生争议。九卿会议也不好做决定，把问题推给了皇上，谁知道万事通皇上怎么想的呢？大家再也不敢直抒己见，还是请皇上再去亲自看一看，自己做决定吧。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初八日，康熙帝第二次南巡，靳辅、于成龙、王新命随行。康熙帝看到新开挖的运河十分狭隘，认为不可靠。这段漕运以前是借用黄河的一百八十里，非常险要，所以靳辅新开这段运河。挖得狭隘是为了蓄水，有利于航船通行和刷沙敌黄。王新命认为，这样洪水一来不利于排泄。康熙帝对靳辅的做法也颇为怀疑。康熙帝详细考察了这段运河，并询问商民和官吏，反复听取意见。商民们都说行船很安全，随行大臣们也认为挖这条河是有益的，他才对靳辅的做法表示赞同。
康熙帝又阅视了七里闸、太平闸、高家堰一带坝，认为很坚固，减水坝也修得好。沿河官民及商人船夫都盛赞靳辅的功绩，使康熙帝大为感动。回京之后，康熙帝下谕表彰靳辅，命靳辅把治河经验纂述成书，供参考，靳辅遂著《治河方略》进呈皇上。
以后，靳辅处世小心谨慎，每次讨论河工，他发言都引圣谕以为根据，不轻易提出自己的见解，当年与于成龙当庭辩论时的勇气和火气已荡然无存了。由此可见“新官上任三把火”是有好处的，即使是清官，官场斗争久了，锐气也就没有了。
又有善于察言观色的人来疏劾王新命了，说他勒取库银，浪费国帑，应予革职。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王新命被解职。董安国被任命为河道总督，他和王新命一样外行，喜欢筑坝拦黄，败事有余，不久他也被解职。靳辅重新被任命，靳辅急忙推辞，这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使，他也干够了，但皇上不允，他只好受命。
靳辅为人忠义，他念念不忘幕友陈潢，上《义友竭忠疏》为陈潢申冤。康熙帝借口陈潢已死，竟搁置不议，其实是拒不承认错误。陈潢的治河经验，后来由他的同乡张蔼生收集为《河防述言》一书，使后人不忘陈潢治河之功。此书附载在靳辅的《治河方略》之书后流行。靳辅年已花甲，又屡遭打击，尤其是为知己陈潢的遭遇愤恨不平，其心已冷，上任不久就病倒了。康熙帝派皇子及大臣前去探视，靳辅病笃，仍连续上疏，陈述《两河善后》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数万言。康熙帝十分重视，大部分都采纳实施，到了冬天，靳辅病死。康熙帝深为惋惜，降旨悼念，特命灵柩入京，赐祭葬，下部议恤，谥号“文襄”，礼遇隆重。
靳辅可算是“事君以道”，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以道抗权”、“从道不从君”，这一点比汤斌做得都好。汤斌甚至在领会了皇帝意图之后逢迎皇帝，康熙帝一向认为汤斌是正直而“和平谨恪之臣”，说话有分量，既然他与自己的意见一致，就更固执己见了。靳辅只有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才放弃了“以道抗权”的原则。就此而言，靳辅做得最好，汤斌次之，于成龙又次之。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正月，康熙帝任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又严厉斥责于成龙对靳辅的攻击是妄言，告诫他，排谄他人则易，身任总河则难。康熙帝亲自布置治河规则，详细具体，又命于成龙及直隶巡抚李光地，在直隶治理浑河，排浚河道，加固堤防工程，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从此，永定河下游的泥村水乡，捕鱼虾而度生者，皆筑高屋新宇而居，“种谷黍而有食矣”。康熙帝高兴地说： “朕观永定河修筑之法甚善，河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沙尽皆冲刷。今治黄亦用此法，方为有益。”
康熙帝谕令于成龙，将黄河道曲处，也挑挖使直，以利束水冲沙。于成龙却没有认真执行，康熙帝也没有责怪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于成龙又病死了，由谁来任河道总督呢？这时候，康熙帝更加怀念靳辅，叹息道： “惜哉靳辅！”康熙帝经过反复权衡，终于选中了著名清官两江总督张鹏翮。
张鹏翮（1649~1725），字运青，四川遂宁人。康熙八年（1669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当时张鹏翮年仅21岁，在翰林院中年纪最小，但读书最勤。他既不奔走权门，也不追逐浮华，终日与人讲学不倦。他是康熙帝亲自发现和提拔上来的才学之士、著名清官，做过刑部主事、礼部郎中、苏州知府、兖州知府，因举“卓异”，擢河东盐运使，再至浙江巡抚，兵部侍郎，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授两江总督。康熙帝曾盛赞他的清操说： “从前清官惟宋文清一人，近日张鹏翮堪与匹。”又说： “朕留心察访，张鹏翮果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矣。”命他扈从进京，赐朝服、鞍马、弓矢等。
张鹏翮授任河道总督，鉴于以往之经验，陛辞时就提出三项要求：
第一，撤销协理河务徐廷玺，以专总河之任。
第二，撤销河工随带人员，以节省开支。
第三，工部与河臣事关一体，请敕部臣，不要以不应查驳之事从中阻挠。
这在以前，任何一任总督也不敢提这种要求。现在康熙帝简直把他当做靳辅第二，痛快地表示同意，说： “过去河工之无成者，一应弊端起于工部，该部掌管河工钱粮，每借机勒索贿赂，贪图肥己，以致河工总无成效。自后河工经费直拨总河，无须经过工部，使其不能掣肘。”手续多一道，就扒一层皮。人多不干正事，不如减员以省开支。张鹏翮固然不能根除河工腐败，但是这三条改革措施，也使他自在了许多。
张鹏翮视察河口后说，治河须明了水性，河之形态虽有古今之异，然水性则古今无别。明了河水就下之性，而利导之，即能除去水害。若董安国等人所为，违背了水性，必深受其害。筑坝违背水性，致使黄水倒灌，清口（即黄河、淮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口）淤塞，下流不通，上流溃决。他奏请将云梯关外前任河总董安国所建拦黄大坝尽行拆去。堵住引河，挑挖正河，使黄河之水滔滔而入大海。张鹏翮又奏报皇上，请将“拦黄坝”之名， 改称“大通口”。康熙帝十分高兴，赐名“大通口”。连他写的奏章也加以赞赏，说“此则河工大有望也。观张鹏翮奏章，辞简而意明，其办事精详可知矣。”（《清代七百名人传》水利第1441页）在评价某位理学家时，康熙帝认为，他的文章写得不好，必然没有学问，进而认为他没有道德。此处则认为，张鹏翮奏章简明，办事也必然精详。古人把“道德文章”视为一事，基本上是对的，但也不尽然。尤其是奏章，许多大吏的奏章是由师爷代笔，如雍正朝的田文镜、李卫也是办事精详，奏章却不是他们写的。不过，最后定稿者毕竟是职官本人，所以基本上康熙帝的观点也对。
张鹏翮又上疏十九款，详论治河之法，“极其周备”。朝议都如所请。九卿见皇帝甚器重张鹏翮，暂时没有人敢于捣乱了。康熙帝显然是吸取了整治靳辅反倒败坏治河工程的教训，此番张鹏翮治河，给予大力支持。他说： “张鹏翮遇事精勤，从此久任河务，必能有益。”谕令工部、户部、内阁等，对治河所需物资、人力、银两，满足所请，及时拨给，不得有误。他说： “张鹏翮遇事实能宣力，朕不之信，将谁信耶？”在潜意识中这都是在忏悔对靳辅的不公，以此弥补过失。由于有皇帝亲自监督河工，各部门都不敢怠慢和作弊。张鹏翮不断地上疏汇报，康熙帝一再予以鼓励，“张鹏翮自到河工，在署之日甚少，每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官如张鹏翮，更有何议”？
可是，治河并不是只要能干就行，人总有无能为力之事。康熙四十一年春，天公不作美，洪泽湖春水猛涨，将泗州、盱眙一带淹成汪洋。康熙帝向张鹏翮垂询修治善策。张鹏翮说： “泗州、盱眙屡被灾，应开六坝。”康熙帝大不以为然，说： “塞六坝乃于成龙题请，不自张鹏翮始。今泗州、盱眙被灾，朕今与议修治，非欲开六坝救盱眙，而令淮、扬罹患。张鹏翮奏章，昏愦已甚！”此时张鹏翮就不是“辞简意明，办事精详”了。又有人弹劾张鹏翮贪污十三万两，应交刑部治罪。康熙帝不相信有这等事，说“张鹏翮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谓以十三万两入己，必无之事也”。康熙帝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因为官员的俸禄甚低，即使是清官大老爷，也非“小有所取”不能维持生计。所以无论清官或贪官都“有所取”，清官“小有所取”，贪官大有所取，有些区别。
张鹏翮又上一疏： “请以治河方略纂集成书。”他要将十数年治河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最近康熙帝对张鹏翮颇为恼火，便对这一提议异常反感，说： “朕于河务之书，无不披阅。大约坐言则易，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绳之？编辑成书，非但后人难以仿行，即撰之己心，亦难自信。张鹏翮试编辑之！”康熙帝这话颇不近情理。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康熙帝第四次南巡，视察河工，由于张鹏翮治河颇有成效，康熙帝很是满意。他见到洪湖水势，畅出清口，高兴地对随行大臣说： “向来黄水高于淮水数尺，淮不能敌黄，常患淤垫，今将六坝堵闭，洪泽湖水升高，力能敌黄，运河不致有倒灌之患，此河工之所以能告成也。”他见到张鹏翮将河道裁弯取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于成龙更有见识，极口赞扬张鹏翮实心办事。
康熙帝回銮之日，又赐张鹏翮御制诗扇。他又对张鹏翮说： “朕三十年前泊舟于此，水不能覆堤者数寸，今安澜若此，卿之功也。”对他大大鼓励了一番。因张鹏翮治河殚心竭力，不辞艰瘁，又清洁自持，由吏、工二部议叙奖励，加太子太保衔。康熙帝书榜赍张鹏翮之父张琅，并赐他御制《河臣箴》和《览淮黄成》诗，恩宠有加。
以后，康熙帝每隔两年南巡一次，视察河工，对治河提出具体指导，康熙帝见河水清畅，高兴地说： “异哉！此二十年所仅见也。”他又不断督促张鹏翮，及时纠正他的错误，有时张鹏翮表现得十分懒散，安居署中，数月不出，凡事委派下人，康熙帝告诫他要时时巡视河堤，不避风雨，以勉尽职守。
张鹏翮及其以后数任河道总督治河依照靳辅成法，使黄河大堤得到进一步治理。从靳辅治河遗规，中经雍正到乾隆，直到1855年黄河改道北上入渤海，这一百多年间黄河从未出现过大患，黄河下游，农业连年丰收，治效之好是历史上所仅见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朝前期的皇帝多是英主，却又很专断，不容臣下有表现才能的机会，所以官僚多无建树，这一点在靳辅等人治河的事情上表现得最明显。如果自始至终都信任靳辅，治河工程将会更好。
靳辅的冤情有目共睹，于成龙之冤，却冤沉海底，无人谅解。挑浚海口明明是康熙帝的意思，他不过是附和而已。反对靳辅的逆流，如果没有康熙帝推波助澜，本来是不会泛滥成灾的。康熙帝以万事通自居，为了逞一己之能，把好事办成了坏事。但康熙帝毕竟是英主，没有像某些昏君那样办了一件坏事就再办一百件坏事来掩盖，而是把坏事改正，办成好事。只是劳民伤财稍多。
靳辅治河十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国家的人力财力)都在内耗中荒废了。于成龙毕竟是清官，他初期反对靳辅，后来在河工中却尊重事实，故多照靳辅旧制，没有大坏河工，王新命、董安国几乎把靳辅所建工程损毁殆尽，亏得以后又有清官张鹏翮治河，他依然仿照靳辅旧制，才得以保障黄河治理工程的最后完成。
16、康熙帝的法家治术
虽然康熙帝的君臣观念主体上是儒家的，但是法家观念也是不可或缺的，儒法交互为用，否则就会像梁武帝那样亡国。熊赐履曾经从宗教的角度告诫康熙帝要以梁武帝为诫，不可佞佛。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雍正帝、乾隆帝都笃信佛教，却并没有被大臣篡权。现在，需要从法家的君势、法术的角度谈一谈康熙帝是如何加强皇权的。
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利用胡惟庸案件废除宰相后，就增设殿阁大学士作为秘书顾问，到明成祖时称之为内阁。至明中叶后，内阁首辅大学士实际上已经形同宰相，朝中官员也尊称内阁首辅为宰相。虽然清初沿用明代内阁体制、设置内阁大学士，但这只是一种荣誉头衔，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笼络汉族官员。康熙初年把南书房改造成草拟诏谕的中枢机构，吸取了议政王大臣兼职的特点，“南书房行走”都出自翰林院。
为了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清初，统治者对中枢机构的权限以及人员构成屡屡予以变更。清入关前，受军事民主制的影响，创建议政王大臣会议，入关后又在关外旧制内三院（内弘文院、内秘书院、内国史院，1636年建立）的基础上组建内阁。但清代的内阁与明朝内阁不同，实际上只是一个传达谕旨、发布文告的衙门，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而交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廷南迁北京，顺治小皇帝没有实权，议政王大臣的权力也受到摄政王的压抑。康熙初年也是如此，皇权受到严重侵犯。康熙帝逮治鳌拜以后，议政王大臣们的势力又有所抬头。康熙帝乃借助于汉臣的力量和儒法两家的君臣观念，极力加强皇权，逐渐把议政王大臣们的权力夺归皇帝。满洲贵族们在清朝政治生活中不能再发挥任何制衡作用了。
清朝完成君权一揽形式的专制政体是从康熙朝开始的。
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使国家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并将这种专权形成传统。他说： “天下大权当归于一”，“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任于他人则断不可行，事无巨细，朕必躬自断制”。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日趋衰微。当时，参加议政的还有大批宗室王公，如和硕康亲王杰书、庄亲王博果铎、安亲王岳乐、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贝勒察尼、董额、尚善等。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博翁果诺等辞去议政，此后又罢领兵诸王议政之权。康熙二十四年，又将都统中不能办事者罢去议政权。此时，参加议政的宗室王仅剩杰书一人，议政王大臣会议从最高决策机构变为皇帝议事和咨询机构。康熙三十六年杰书去世，议政王大臣会议就成为议政臣会议。满洲王公贵族在中央的发言权日趋削弱。
当时，无论是议政王大臣、内阁大学士，还是值南书房之汉官，均不得专擅朝政，他们中一些人可能参与某些重要政务，拥有较大发言权，但这种权力只能源于康熙帝的授予。康熙帝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理论与原则，使其后世子孙有章可循，有案可稽，从而保证了这种政体的长期延续。概括起来，他在这方面的君势、法术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皇帝独揽兵权，犹今日总统为国家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八旗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八旗王爷拥有兵权。康熙十八年，康熙帝限定八旗王公府邸官员名额，各旗设都统、副都统，掌管宣命教养，整饰戎兵，以治旗人。各都统直接听命于皇帝，将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剥夺。以后，把八王统兵征伐的惯例改为由皇帝任命出征，往往是以皇家子弟为帅，这就削弱了八王的军权。康熙晚期，更由皇子管理旗务，彻底改变了八王及其子弟统兵出征的传统。
康熙帝对将军控制严密，绝不使军权下移。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总结经验，不但不许将军久握兵权，而且令其经常朝见，使其心知敬畏。他说： “边疆提镇，久握兵权，绝非美事。久握兵权，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也。”又说： “边疆提镇常来朝见，则心知敬畏。如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辈，因为不令来朝，心生骄妄，以致反叛。此处所关甚要，况边陲将士，惟知其统辖之主，不习国家法度。昔者，朕曾降赦于广西将军马承荫，承荫跪受，其下诸人皆惊，谓我将军也跪人耶？由此看来，不可令人久擅兵权也。”（《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第二，用人之权不可旁落。朝中重臣，用黜一概出自皇帝，绝不分权于大臣。
用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授予或分配政治权力，这是实现政治控制的关键。康熙帝说： “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故臣下不得专擅。在列数鳌拜罪行时，曾特别指责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文武各官尽出其门下，朝廷内外都用其奸党”（《康熙实录》卷三四）。有鉴于此，康熙帝亲政后对朝廷用人实行高度垄断，严防臣僚僭越。其实是防不住的。康熙中叶，权臣明珠、余国柱，卖官鬻爵，权势熏天。康熙二十六年，小于成龙控告二人卖官。康熙帝问： “何无人参？”答： “谁不怕死呢？”康熙帝说： “有我在，他们的势力重于四辅臣吗？我欲去，则尽去之，有何怕？”然后才有人敢于参劾，乃将二人革职。
又如： 当时河道总督（小）于成龙“自任巡抚及为河道总督，惟知援引私人”，这本来也是官僚体制之内的成例，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但是于成龙却说出“宁杀于成龙，至于属下效力人等不可不用”的话，康熙帝听到他这种言论，颇不以为然，当面训斥他说： “用人之权，岂人臣所得专擅？朕今用人，若有保举官员，亦必就中论俸升补，即素所深知者，亦视其效力之处，酌量用之，否则，俱使论俸。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际尚不肯任意，为人臣者，乃妄意自擅，可乎？大抵欲援助人者，后必自己获罪，尔其戒之。”又说： “于成龙居官好，亦曾效力，但为人胆大，凡事必欲取胜，其所奏之事只徇人情面，欲令人感彼私恩。夫擢用人才乃朝廷之大权，非为臣者市恩沽名所可擅行之事也。”既然于成龙是针对自己一部分属下说这话的，某些职位也不可能都由皇帝来任命，就不必深究。显然康熙帝认为，于成龙有藐视君权的意思。
朝中权臣索额图、明珠用事，必然影响到皇帝的用人之权。一般官员以为非走他们的门路不能得肥缺，舆论也是如此。康熙帝有所耳闻，特降谕旨： “今朝廷用一人，外人即曰是某大臣荐举，故用之，或有商议之事，即声言某大臣称某官之优，言某官之劣，致使躁进之徒营求奔竞于大臣之门，从此而起。凡官员之优劣，朕若不问大臣何由而知？大臣虽有荐举，用与舍则皆出于朕之独断。间或用一二人，也不过是朕所知而用者，若但因大臣荐举而用之，那么朕所治理之事又为何？虽有经过询问九卿举出之人，用者与不用者各半。”大臣可以荐举，但用人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决不在大臣，否则皇帝就没有事干了。
如征讨台湾，康熙帝就是先问后定。姚启圣多次上疏举荐施琅重新担任福建水师提督，认为他熟悉海上情形，并富有谋略，郑氏对其颇为畏惧。启用施琅之前，康熙帝问李光地： “你胸中有相识人，可任为将者否？”李光地答： “此非小事，容臣思想数日后，斟酌妥即覆旨。”康熙帝说： “很是，你去想。”后数日，皇帝派明珠来问，李光地说： “都难信及，但计量起来，还是施琅。他全家被海上（台湾）杀，是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没有人超过他。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勇之夫。又为海上郑军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先夺郑军锐气。”后来，大学士李霨又推荐施琅。起用施琅，李光地认为是自己起了关键性作用。康熙帝则认为，特别擢用施琅是“断自朕衷”。其实，最早并多次保举施琅的人是姚启圣，他甚至以全家百口力保施琅担任此职。施琅征台成功，康熙帝就认为是自己用人权运用得好，但如果施琅不成功，恐怕就该问大臣的妄举之罪了。
康熙帝的法家用人思想，必然有其失误之处。试举两例：
清初名臣大学士魏裔介于清廷颇有贡献。但是，在康熙帝清除鳌拜之后，却遭到弹劾。康熙九年五月，御史李之芳举劾他与鳌拜的亲信班布尔善相互勾结，专权乱政。吏部都察院会勘的结果是，此奏不确。魏裔介受此打击，遂于次年正月以病乞假。虽然魏裔介与鳌拜不是一党，但是也没有势同水火，这就很可疑，有些不可靠。这种思维逻辑是人们常常使用的。年轻的康熙帝不免对其有迁怒之意，所以对于魏裔介就毫无挽留之心，这就使朝廷失去一名卓有建树的能臣。魏裔介颇有远见，早在康熙元年二月，当魏裔介得知吴三桂俘杀了明永历帝后，他就上《请驻防荆襄以防要害疏》说，云南虽平，但地处边陲，倘或戎寇生心，鞭长不及，鉴于前史，荆襄乃天下腹心，据水路之胜，当选一大将领兵数千常驻荆襄，无事则控扼形势，有事则提兵应变，这是百年久远之计而非徒今日之谋也。（《兼济堂文集》卷一一）当时是鳌拜当权，未予采纳。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叛，迅速进入湖南。康熙帝平叛的第一个行动正是运用当年魏裔介的建议，命前锋统领硕代率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赶往荆州防守。时人都佩服魏裔介的远见卓识。可是，魏裔介始终没再被起用。康熙帝既然用魏裔介之谋，为何不用其人？原因在于康熙帝认为魏裔介“为人强悍”，“生平实好生事”（《康熙起居注》1493页）。其实，这种看法只是偏见。再看康熙帝是如何对待另一位能臣的。
吴三桂之乱期间，福建总督姚启圣亲自收复了被台湾郑军攻克的平和、漳平，又分兵救援泉州等地，使清军在战场上大有转机。姚启圣上疏说： 福建百姓一苦于战乱，二苦于清兵，三苦于贪官污吏。其中，又以兵丁占尽民房、徭役繁重难当等事为害最烈（《忧畏轩奏疏》卷二）。他一面安定地方，一面招抚郑军，整肃吏治，严行赏罚，为了兑现奖赏条例，他自捐银8万余两。澎湖之战前夕，他昼夜赶修战船，竭力筹措粮饷，将自家的银盘杯碗并其妻妾首饰等物，悉数捐出，以供军需。官兵见此情景，“相视感叹，莫不涕零，各矢用命”。平定吴三桂之乱，收复台湾，姚启圣成效卓著，康熙帝也予以表扬。
由于施琅与姚启圣意见不合，清军攻克澎湖后，施琅随即派侍卫吴奇爵进京奏捷，蓄意“得姚（启圣）一点阴私事”在皇帝面前进谄（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一二）。康熙帝当然深信自己身边的侍卫，因为这就等于是相信自己正确。同时，明珠等人也在康熙帝面前中伤姚启圣。康熙帝因此指责姚启圣“颇多虚妄”，“并无劳绩”，“妄言保举施琅，饰为无益虚词”（《康熙起居注》1067页）。这些说法也否定了自己以前对姚启圣的评价。康熙帝喜欢亲自召见大臣，为什么康熙帝在从未召见姚启圣的情况下，就对姚启圣下此断语？显然有失公正。
收复台湾后，姚启圣又比李光地、施琅更早提出台湾宜守不宜弃的主张。此外，他还疏请复五省迁界，开六省海禁。这些都是切中时政的远见卓识。但是，康熙帝却斥责姚启圣“明系沽名市恩，殊为不合，着各本皆不准行”（《康熙起居注》1078页）。时隔数月，康熙帝于同年（1683年）十月和次年正月却下达了与姚启圣上述建议相同的谕旨。同年，康熙帝赞扬施琅平台之功，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而姚启圣则被停其“议叙之旨”，这真是令姚启圣寒透了心。他心情郁闷，疽病复发，于是年十一月逝世。
第三，为保证君权不被侵犯，严禁臣僚“越权”。自从明朝废除宰相以后，皇帝就兼决策与执行权于一身，成为专制极权的化身。康熙帝在汉人文化影响下，对君权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说自己“岂肯以大权授人”？那么，大臣有什么权力呢？只有出谋划策和具体执行的权力。
康熙帝提倡大臣勤慎守分，而厌恶大臣专权。他说： “部院堂官，惟勤慎者能守分，不生事，其专权好胜之徒，特欲借公事以遂其私意耳，于国家何益？”（《康熙圣训》卷四四）大臣的“勤慎”比“能”更可贵，因为“能”与“专权好胜”可以画等号，即使是为国分忧，也是“遂其私意”，所谓“于国家何益”可解读为“于皇权何益”。
五十三年，康熙帝认为刑部郎中宫梦熊行止不端，胆大执拗，恐其“留在部内，必致紊乱”，特令革退，并说，部院内复有如此等人，着即参奏。次年，户部尚书赵申乔欲变成例，康熙帝大不以为然，说： “看来近日或有人欲专权用事，此辈在朕前则不可，凡事俱宜满汉合一，折衷办理，自用可乎？”（《康熙起居注》第三册）能臣要有所作为，往往被视为自行其是。
康熙帝为政崇尚宽大的同时，也竭力强化君权一揽。如臣僚中有奏请颁行恩诏者，往往被视为越职，而予以斥责。例如，二十年十二月，左都御史徐元文以天下荡平，请大颁恩诏。康熙说“颁行恩诏，出自人主”，徐元文是“沽名市恩”。（《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也就是说，徐要在老百姓面前买好，使自己成为“皇恩浩荡”的背景。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礼科给事中郑显以平定噶尔丹，请颁赦诏，康熙说： “凡颁赦诏，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郑显妄以诏款陈奏，念其本系言官，特从宽处理，着大学士等严厉训斥之。”（《康熙圣训》卷二四）臣子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罪呢？因为这样一来就使皇帝处于被动的地位上了。好事要皇帝自起，美誉要归皇帝享有，在这里面不允许有臣子一丝一毫的影响力。好事好话不允许臣民发自良心而为之，要由君上提出来。所谓“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皇帝怕的是“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皇帝有这种心态，好事自然也就没有人主动去做了。
第四，监督地方官员，创立密折制度。
皇帝要独揽大权，防止臣僚僭越，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防范、监督、控制机制。当时，清廷沿用明朝的方法考察官吏，有京察、大计、军政等方式。京察是考察京官，六年一次；大计为考察外官，三年一次；军政是考察武官，五年一次。康熙帝经常接见文武官员，通过谈话，察言观色，又往往亲自验看武官骑射，想方设法了解实际情况，可惜这都只能是表面观察。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连表面观察也没有。康熙帝说： “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康熙后期，吏治松弛，各级官吏很少据实上奏。皇帝为了强化控制，必须掌握真实情况，密折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起初，密折只是皇帝的特别耳目。密折是不经内阁而直达御前的、非程序化的小报告。
康熙五十一年，发生江南科场案，督抚互讦，震惊全国。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两江总督噶礼与考官通同作弊，贿卖举人，收取银两。噶礼疏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监毙人命等七大罪状。康熙帝派大员审理此案。他们鉴于上次噶礼被参，而康熙帝宽容噶礼，反坐参劾者的教训，照例依然偏袒噶礼。不知此次却又不然，康熙帝也许是要弥补上次的错误，一定要秉公执法。既然正常渠道无法畅通，只好开辟二渠道。康熙帝令苏州织造李煦调查审案实情，以及江南群众的舆论，噶礼与张伯行的动态等，然后密折上奏。当时，主考官为左必蕃，副主考是赵晋。发榜后，苏郡中试者多为扬州盐商子弟。诸生哗然，千余人聚集苏州玄妙观。有人写对联讽刺两位主考道： “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又有人以纸糊“贡院”之匾，改为“卖完”。诸生认为，是赵晋与噶礼共同贿买关节。噶礼以谋反罪名逮捕诸生首领。此事使人想起顺治朝的士人哭庙抗议贪官事件，那次事件以金圣叹等人的被杀头而告结束。一时，贪官污吏，大受鼓励，三尺小儿，皆叹不平。
康熙帝得到密折，了解了情况，使他得出了审案大臣偏袒噶礼的结论，从而做出了严惩噶礼的决定。皇帝掌握众官员情况的渠道不再因为官官相护而堵塞。有些问题通过主渠道难以查清的，经过密奏之二渠道就清楚了。康熙帝认为允许密奏有利于约束官吏： “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惊惧，修身反省矣”。（《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如此一来，密折的形式就是不可或缺，密折的精神更是牢不可破。非程序化的密折当然有好处，犹今日非程序化的电话窃听，再民主的政府也离不开它。
又如江南三江口及山东地方，盐枭横行，致使官盐壅塞，商旅受害。而当地军政官员并无一人据实奏闻，又是织造曹寅、李煦上密折启奏。康熙帝闻奏后，钦派禁旅，清除盐枭。康熙帝尝到了密折的甜头，就把密折权进一步扩大。有些差遣到各地办事官员回朝复命时，受皇帝之命，将所见所闻密报；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许密奏。有的钦差可专折密奏；因派出钦差等人有在外地为非作歹者，又给予督抚密奏并擒拿歹徒之权。两者相互制约。康熙帝说： “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
这些都是康熙帝的法家思想在吏治方面的表现。
第五，亲自考察地方。
康熙帝除了多次下江南，也常常巡狩北方。康熙帝出巡与秦始皇或乾隆帝出巡不同，他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解下情。他对随行的翰林学士高士奇说： “上下不通是帝王为政之大忌。明朝失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崇祯帝居于深宫不了解地方，不了解下情，造成君臣隔膜，君民不通，以致最终失国。李闯打到了京郊昌平县，他尚全然不知，何等荒唐。”
高士奇说： “为君者要明了天下大事，百官要了解民情，就不可不经常深入地方，庶可使上下畅通。”在一个专制时代，要做到上下畅通，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皇帝出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一些民情。如有一年北方大旱，却无人向康熙帝报告，他出巡时见到饿殍遍野，感慨地说： “日居深宫，天下大灾都不知”。
处在地方的官吏，因为“天高皇帝远”就敢于为非作歹，百姓无处申冤。对于皇帝来说，有了密折制度，再适当地出巡，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下情上达”。有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多了解一些情况总比少了解情况好，对下面的官吏即使不能了如指掌，也总比完全被蒙在鼓里好。
今日的影视作品常常戏说康熙帝如何微服私访。其实，康熙帝最反对微服私访。他说： 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为传闻，以警众人。“然此等事，朕断不行。若如此行，举国臣民，以及汝等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于大体有伤”。（《康熙起居注》第三册）“欲知天下事理”靠密折远胜于微行私访。出巡也有利于亲自考察民情和官民关系。皇帝出巡，浪费钱财无数，皇帝久居宫中，又不能了解民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南巡，对清官宋荦大加赞扬，说： “朕到此，无一人说尔不好，尔真是好官， 深得大臣之体。”
中国历史上如康熙帝这样具有民本思想的帝王是不多见的，康熙帝常说“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全在于此”。其实，如能尊重民意，知人就不难。封建时代由于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官吏的升迁与否，完全由上司决定，故此，官吏大多都一门心思只求讨好上司，而不顾百姓死活。其实皇帝心中很明白，鉴别官吏良莠的途径很简单，只要向百姓一询问就知道了。正如康熙帝所说： “民心不可欺，官好与否，于此立辨矣。”既然如此简单，那么皇帝为什么不常常听取百姓的意见以评选官员呢？
皇帝尊重民意和扶持清官，只能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超出这个限度就不允许了。即使是封建盛世时期的英明君主，也往往由于个人的学养和性格而有很大区别。康、雍、乾之朝，这三个皇帝对官吏的考察就大不相同。康熙帝较能尊重民意，因此也较愿意听取百姓的意见来考察官吏的清廉与否。雍正帝则是派员巡察和实行密折制度来监察官吏，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乾隆皇帝则不然，多以主观好恶为标准，除了兴文字狱超过康、雍二朝之外，对民意和清官也最不尊重。
以上是康熙帝法家治术的几个重点。不要以为康熙帝服膺理学儒术就会拒绝使用法家的君术，也不应该把法家的权术与儒家的权术简单地对立，或把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正如前面说过的不能孤立地把胡杨与杨柳相比较而定优劣一样，法家思想（君权一揽）与儒家思想（君逸臣劳）也是不可以简单地比较而定优劣。具体情况适合用哪一种方式就用哪一种方式。儒家的思想是君权不必与相权相矛盾，而是相互促进，这种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这显然是太理想化了。法家则不然，过于强调人性之恶。确实许多情况下人就是不自觉，非严治不可，但是以为人性只有黑暗的一方面，人类的前途就没有一点希望了。所以要有“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康熙帝是法家与儒家两手都有，两手都硬。中庸之道要做得好，却不容易，中国历史上，康熙帝算是做得很好的一位皇帝。
17、整肃帝师
康熙帝的统治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刚柔兼济，恩威并用。他既首重满洲（利益），又崇尚理学；既兴文字狱，又尊儒兴学；既坚持君主专制，压制整肃汉臣，又允许汉臣说话，以中庸之道寻求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强盛。
熊赐履久居官场中，迷恋权势，最后也难免沾染许多恶习。这里把他最著名的嚼签子丑闻揭出，使人知道，害人之道德最深者，无过于官场。
吴三桂之乱时，内阁大学士们常常错批奏章，朝议罚俸。康熙帝都免了，说： “他们心乱了，本无大事。”当时冯益都、李高阳、杜宝坻与熊赐履同在内阁，熊赐履有一次偶然拟批错了一件，被皇上检出来问。熊赐履颇心动，次日五鼓，便先到内阁，叫中书拿奏本来，又支走中书，找出自己错的签子（批答小票）嚼了，因见杜宝坻平素糊涂些，就裁去他别本一条批签，把自己错批的文字易书此于上。
等到杜宝坻来，熊赐履迎之说： “老先生昨天又错批了本了。”没想到这日杜宝坻却又精明，立即取本看，自己摇头作色说： “学生不曾见这个本。”熊赐履说： “老先生忘记了，不是你是谁？”杜宝坻又审视一遍，说： “昨日不曾见此，是何缘故？”厉声呼中书林麟焻至前，骂道： “我不曾见此本，都是你等作弊，我要启奏，先夹起你来审。”林麟焻大惧，跪下表白： “与中书不干，中书为何作弊？”杜宝坻问： “为何这一条签独短些？”林麟焻说： “不知道。”又问： “这一条是你的字么？”答： “不是。”问： “别签是你的字么？”答： “是”。杜宝坻说： “这必定有弊了。”
索额图在旁边有所知觉，说： “这容易，查昨日几本、几原签，即可知是谁错。”查少一原签字，问熊赐履。熊赐履忿然说： “这样难道原是我作弊不成！”
彼此喧争起来，大学士觉罗沙麻出来说： “熊阿里哈达何苦如此？某今夜在亲戚家丧事守夜，过来得更早，在南炕上倒着，看见阿里哈达检本，口内嚼了一签子，如何赖得？”
熊赐履语塞，索额图遂必欲启奏。众劝不止，索额图拉杜宝坻竟启奏，康熙帝命交吏部审问。以明珠为首的大学士们都到场，熊赐履不出一语，只说： “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无可说。”
索额图说： “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赐履仍不语，索额图又说： “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备至。最后说： “罢了，就是如此罢了。”
为了这件事，熊赐履也就被落职回籍。康熙帝也不好袒护他，但以后又加起用。
明珠结党营私、贪赃弄权，声名狼藉，康熙帝也有耳闻。有一次康熙帝旁敲侧击地对明珠说： “如今做官像于成龙那样清廉的人非常少，做十全十美的人确实很难。但是，如果把‘性理’一类谈修养、正人心的书多少看一些，就会使人感到惭愧。虽然人们不能全照书上说的那样做，但也应勉力而为，依理而行才好。”
康熙帝总是告诫官员们要“存理遏欲”。他说： “大凡人衣食可以自足，便应知足，理应洁己守分。”又说： “洁己操躬，臣子之意，财悖入而悖出，古训所戒，子产象齿焚身之论最为深切著明，当官者宜铭诸座右。”“财悖入而悖出”一句，出于《大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钱财来的不明不白，去的也不明不白。《左传》曰： “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因为象牙珍贵，所以招致毁灭。大臣如果过于聚集钱财，也会招灾。
小于成龙颇有胆力，他为官清廉，很得到康熙帝的信任，授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谒东陵，于成龙陪驾，向皇上揭发了朝廷的弊病，说： “天下官尽被卖完了，没有一个巡抚、布政使不是用钱买的。”康熙帝愕然，问： “何致如此？有何证据？”于成龙说： “皇上但使人将各省藩司库盘一盘，若有一处不亏空，臣便认虚妄之罪。他将藩库银子买升巡抚，藩司焉敢发其奸？相习成风，都是用皇上的钱买皇上的官，岂不可惜？”康熙帝又问： “是谁卖？”于成龙答： “不过是满、汉宰相，还有何人？”
所谓满汉宰相就是明珠和余国柱，清朝虽然承明制不设宰相，但是总要有俗语所谓的“领班”之人，视同宰相。明珠是满洲领班，余国柱是汉人领班。于成龙敢于揭发宰相之奸邪，大约也是因为明珠在治河的问题上支持靳辅的意见，与皇帝的意见相左，使康熙帝十分生气，此时揭发明珠的罪行，胜算的把握比较大。明珠之贪赃枉法，康熙帝尚能容忍，而他在朝廷内外交结朋党，在某些事情上藐视君主的意见，就不能容忍了。
回宫后，康熙帝又向高士奇询问，有关明珠卖官之事，可是真的。高士奇也说是真，然后将他们许多营私舞弊之事详细汇报一通。康熙帝问： “何以无人参？”高士奇答： “谁敢？”康熙帝说： “满洲不敢，汉官何惧？”高士奇说： “汉官独不要命吗？”康熙帝说： “有我。他们势重于辅政四大臣吗？我欲去则竟去之，有何怕？”高士奇答： “有皇上做主，有何不可呢？”
高士奇把康熙帝的意思向徐乾学说了，二人商议一番。徐乾学草书弹章令佥都御史郭琇奏上，又令刘楷、陈世安各上一疏，弹劾明珠、余国柱。高士奇先将他们三人的疏稿交给康熙帝过目，说： “郭琇早已俱稿，但迟徊不敢即上。”康熙帝改定几个字，说： “即此便好。”
第二天他们的奏章就上了。事前，风声已露，余国柱找到陈世安打听，说： “风声甚恶，听说你要上疏参我，确有此事，有何来历？”陈世安反问： “老师信吗？”余国柱说： “我正心疑，故来问君。”陈世安叹息说： “小人如此喜欢挑拨离间。我受老师大恩，豢养无所不至，哪里敢做如此的负心事呢？说这话的人，太不通情理了。”其实，陈世安是受到大学士索额图的指使。
余国柱释疑，放心去了。次日，弹章奏上。余国柱在内阁迎着陈世安，持其手扯至一边，问道： “听说有参疏上，可信吗？”陈世安说： “有。”余国柱问： “参谁？”陈世安说： “参的便是老师。”余国柱问： “谁参的我？”陈世安说： “人甚多，就是门生不得已亦在其内。”
余国柱大惊失色，震惧之下，已不能自然行走，距离内阁不过几步之遥，他手扶石栏杆一步一步，半天才移回到内阁。他平时胸中只有名利，紧要关头自然没有从容不迫的态度了。
郭琇的《特纠大臣书》共八款，摘录如下：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皇上圣明，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上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之及，则保举张汧原属明珠指麾，即此可见矣；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云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结党群心，挟取货贿。至于每日启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拉塔、席珠等，汉人之总揽者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把持，而余国柱更为之囊橐（收容包庇），惟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矣；
“一、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朘剥，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圣主，爱民如子，而民犹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价（请问价钱）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上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下河初议开浚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及见皇上欲另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举出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有倚托大臣（明珠），故敢如此。天鉴甚明，当洞悉靳辅累累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内升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多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颜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兴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以上各款，但约略指参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余国柱奸谋附和，负恩罪极，伏冀立加严谴。”（蒋良骥《东华录》卷一四；《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
皇帝要大权独揽，无奈精力不济，必须要大臣参与决策。皇帝的旨意就在大臣票拟时被歪曲或阻挠。票拟不可避免地要被权臣掌控。明珠指挥“票拟”，操纵部院，暗中左右康熙帝的意志，在任免官吏时从中“展转贩鬻”、“图取货贿”。其实，卖官索贿，也不仅仅是为了积累财富，更是为过足官瘾，也就是把自我意志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运用。这是人类的通病，一入官场，此病就恶性膨胀。每个官吏在潜意识里都是皇帝。所以古人对治此病的良方只是自我修养，清官必然是人性自觉的表现，不可能是制度的产物，什么样的制度也治不了此病。
康熙帝对权臣明珠、余国柱倒很客气，只是降职了事，没有对之深究严谴。大约宽容也是运用权力获得快感的一种方式。有些皇帝非虐人杀人不痛快，而康熙帝以宽容为乐，其心理基础，可能要追溯到康熙帝对理学的体认。而御史们的心态就不同了，他们看到官吏们被整肃，纷纷落马，就高兴。所以总是要求严惩，以此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高士奇、徐乾学顶替了明珠、余国柱位置，郭琇升左都御史。其实徐乾学也是大贪官，更是一位野心家、阴谋家。过了一些时日，他见到高士奇较自己更受皇上信任，就妒火中烧。他也要做权臣，一旦驶入这条轨道，就无法停止弄权收钱的运作，总是妄想把自己的意志充分发挥，所有贿赂都归一己，皇帝对自己言听计从。时人说： “徐健庵（乾学）势倾满汉，高澹人（士奇）呼吸风雷”，“直至徐复谋高，而始两败俱伤矣”。（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一三、卷一四，《本朝时事》）
康熙帝又将南巡，徐乾学料定皇上到了南京一定要召见罢官后侨居南京的熊赐履。徐乾学企图把熊赐履拉回京，一起攻击高士奇。他派家人事先到熊赐履处传话，说皇上不喜欢的人，有高士奇、李光地、王鸿绪，皇上喜欢的人是徐氏兄弟等等，嘱咐熊赐履顺着皇上的意思说话，推荐皇帝喜欢的人，排挤皇帝不喜欢的人。康熙帝到了南京，果然就召熊赐履谈话，问到朝臣的优劣，熊赐履就按照徐乾学的意思说话。
康熙帝问： “李光地学问如何？”熊赐履说： “一字不识，皆剿窃他人议论瞎说，总是一味欺诈。”康熙帝问： “听说他晓得天文历法。”熊赐履说： “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认不得。”熊赐履又称高士奇、王鸿绪招权纳贿，奸滑诡诈，荐徐乾学道德、文章、经济兼而有之，古无其匹。
在南京，康熙帝特意试验李光地天文知识，觉得不是那么无知。又向高士奇询问： “李光地的学问如何？”高士奇答： “不相与，不知。”高士奇已经料到熊赐履在皇上面前诋毁李光地，而皇帝现在正在考察，又不知皇帝的态度如何，所以不敢轻易说好说坏，只是模棱两可。康熙帝说： “岂能全不相见？毕竟有所闻。”高士奇说： “相会也相会，但是不深相与，如何知道他学问？但看来自是读书人。”康熙帝又问： “不然。熊赐履说他一字也不通，且为人奸伪。”高士奇说： “是吗？这却看不出，或者福建人见闻短浅，则有之，若说一字不通，恐怕也太过分。或词章之学非其所长，倒是读些有根底书，也还算读书人。”康熙帝说： “你说话公道，到底是读书人。张英也如此说。”又说： “不特他，也有人说你不好哩！”高士奇明白一定是皇上听了熊赐履的谗言，但佯作不知，说： “臣学问很不成，学问、诗文何尝有胜人处？圣恩容恕，姑留在此，臣实无知。”康熙帝说： “却不是说你学问。倒说学问还好。”高士奇说： “然则说什么？岂说臣犯皇上法吗？”康熙帝说： “恐是如此。”高士奇故作不解状，惶悚而已。康熙帝说： “你也要提防。”高士奇说： “臣与人无怨无争。”康熙帝说： “总是要提防。”做皇帝的能如此关照大臣，已经非常难得。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熙帝的仁慈。
回到北京，徐乾学见到高士奇脸上不悦，心知肚明。他又唆使郭琇参高士奇、李光地、王鸿绪，并亲自属稿交给郭琇。高士奇马上就知道了。在送孝庄太皇太后灵奉安到梓宫的时候，高士奇扯徐乾学到僻静处问： “老师何为做此事？”
徐乾学仰天叹气，发誓说是被小人诬陷，挑拨离间至于此极。又拉着高士奇的手，找来郭琇对质，说： “真奇怪，刚才高老先生忽然说我做疏稿，令你参他。今郭君在，老先生试问之。”
郭琇说： “学生今日至此，谁之力也？当日参明、余，非老先生左右，学生焉得至总宪（左都御史）？天下容或有为负恩之事者，然何为至此？真狗彘不食其余矣！”他们都说决无此事，高士奇将信将疑。高一走，徐乾学就握着郭琇的手说： “事情紧急，先发者制人。”
次日，郭琇的弹章就递上去了。参五人： 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九敬、何楷，并要求立正典刑。然而，高士奇早有准备，事先得到奏稿，交给康熙帝。既然皇帝事前就提醒过高士奇“要防备”，现在也就不可能重谴高士奇，只将其罢官，让他在南书房修书。
有人曾在康熙帝面前揭发南书房侍讲高士奇，说他当初肩破棉被入京应试，现在只要问他有多少家产，就可知道他利用权力收了多少贿赂。其实康熙帝对此早已知悉，却不追究。他说： “诸臣为秀才时，谁不是布衣步行？一旦做了官，便高轩驷马，前呼后拥，这些钱都是哪儿来的，可以细究吗？”
在封建社会，御史的监督是否起作用，常常要看皇帝的好恶而定。康熙帝对高士奇等人的纳贿睁一眼闭一眼，到了乾隆朝，和珅公然纳贿，富可敌国，御史也参劾过，如果不是受乾隆皇帝的变相保护和鼓励，根本就不可能参不倒他。问题并不在于“下情不达”，而在于“上情不明”。到底是贪官好，还是清官好？皇帝喜欢哪一个？永远是一个问题。而且，在人治社会也不可能搞“高薪养廉”，所以御史赵璟的意见就没有被康熙帝采纳。皇帝不是最怕大权旁落吗？如果把权臣的纳贿与揽权看做是互为表里的一体两面，皇帝就不会纵容大臣收受贿赂了吧？不知为什么皇帝看不清两者的逻辑关系。
当然，总体上来说，康熙帝还是要抑制腐败、提倡廉政的，他的吏治方式是以优待清官为主，革除恶吏为辅，正面鼓励是其特点。雍正帝则正相反，他实施“以猛治贪”的政策，力纠康熙帝之偏，这两种治术的不同虽然与个人性格有关，但主要还是由当时的形势和皇帝本人对问题的认识有关。乾隆帝就比较纵容贪官，他不是像康熙帝那样出于宽仁的性格，而是讨厌批评朝政的清官，鼓励报喜不报忧的贪官。由于乾隆帝的吏治方式大不同于康熙帝和雍正帝，吏治遂腐败不堪。到了嘉庆朝，事情就败坏得一塌糊涂，无可奈何了。
高士奇一解职，徐乾学势炎熏天，而其弟徐元文的地位更高一级。
小于成龙又做了总宪，在皇帝面前揭发高士奇、徐乾学的罪过，得罪了许多人，被大家群起而攻之。康熙帝对他也很不满意，“在宫门上骂”，问道： “他们几个同我读书的人，你必定都要弄了去，为什么呢？”小于成龙笨笨地回答： “臣为什么？不过是为尽忠报国。”
此处，小于成龙可谓是“事君以道”，尽为臣子的义务。而康熙帝则是以“能群”的方式优待帝师们。《荀子·君道篇》说： “君者何也？曰： 能群也。”也就是，能容人，能爱人，“泛爱众”的意思。康熙帝尽量保全大臣，不求全责备。与历史上某些皇帝如朱元璋之无情的大清洗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康熙帝也并不是一味纵容大臣招权纳贿，而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解决。往往是因为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就拿贪污受贿说事儿，整肃大臣。
有一天，康熙帝又与高士奇谈起有人说他招权纳贿的话。高士奇问： “是谁说的？”康熙帝说： “就是你平时所夸之熊赐履也。”高士奇说： “即此可见，臣在皇上面前说人不好，非与臣不好，说人好，非与臣好。但是别人说臣还可，熊赐履说不得臣。臣虽不与之相交，而书札时常往还。他与臣书，说臣人品是程朱一流人，岂有程朱会招权纳贿的？”康熙帝说： “书札何在？”
次日，高士奇取书呈上，康熙帝笑而存之。小于成龙常向康熙帝说高士奇的不是，而说熊赐履的好。康熙帝对他说： “你常说高士奇是小人，熊赐履是正人。看看这些信吧。”于成龙看完信之后说： “这就不晓得他们蛮子的事了。”于成龙是汉军旗人，无论满汉旗人都称南方汉人为蛮子。
不久，徐乾学因牵涉张汧案被解任，留京修书，而其弟大学士徐元文仍受到康熙帝的重视。他们虽被解职，但仍在南书房修书，还是在皇帝身边做事，只要是在皇帝身边就有招权纳贿的资本，依然我行我素。高士奇又指使左都御史许三礼上奏疏参劾徐乾学，康熙帝认为这些都是汉臣之间的嫉妒陷害，勾心斗角。康熙帝非常厌恶，说： “汉人倾轧，阴险可恶已极。”
许三礼参徐乾学的疏稿先让学生许时菴看过，徐乾学知道了，责备许时菴说： “许三礼有疏，与你同谋？”许时菴说： “此言何来？门生岂敢做此反复事？”徐乾学问： “你昨晚至其家，以疏稿相示，你若不同谋，何以不告我？”许时菴说： “看稿是有的，若以告，却不敢，因为两处皆是老师。此事门生原不与闻，偶然撞着，老师持以相示，敢不观看？观而遽以转告，倘老师先下手，中以祸，则门生将置身何地？如老师弹劾许师，门生断不敢与谋，若以稿相示，门生亦但观之，而不敢转告许师也。为门生者，职分如是足矣。”徐乾学仰天叹息： “人之不同也如此，当日成荣若不过一年友，每次见面必唏嘘相戒说，‘家君（父）未尝一刻忘年兄，年兄其备之。’父子不顾，尚披露肝胆如此，而年兄遂忍不以告？”
许时菴说： “老师若引此，门生知罪矣。门生诚然不能效此等肝胆也。”
康熙帝非常反感大臣之间的相互攻讦，曾借故责问于成龙为什么不能像徐乾学那样做文章。康熙帝之所以容忍徐乾学，在于他拟的圣谕总是能够称旨，与皇帝的心思符合。并非康熙帝不知道他的劣迹。康熙帝又想处置许三礼。许三礼闻到风声，情急之下，更把徐乾学的大罪状胪列出来复参一本。徐乾学就被攻倒了。康熙帝为人宽厚，不忍心将这些帝师置于死地“立正典刑”，只是罢了他们的官，让他们回家养老。为了给他们面子，并不押送回籍，而是要他们主动辞职。徐乾学还恋恋不肯辞，康熙帝对高潢说： “徐乾学是你的同年，何不劝之去？”
高潢就把皇帝的意思转告了徐乾学，而徐乾学竟然不信。高潢说： “皇帝的旨意我敢伪造吗？何况年兄在此，可以照应我们，怎么能希望你走呢？”
徐乾学只好上本请辞，康熙帝立即允许他辞归。徐乾学又固请陛辞，见到皇帝，喋喋不休，康熙帝很不耐烦，但仍然忍着。徐乾学说： “臣一去，必为小人所害。”康熙帝问： “小人为谁？”徐乾学说： “满汉俱有。”康熙帝问： “你们汉人相倾相害，满洲谁害你们？”徐乾学又说： “但要皇上分得君子小人，臣便可保无事。”康熙帝问： “如何分？”徐乾学说： “但凡说臣好的便是君子，但凡说臣不好的便是小人。”康熙帝强忍住怒气说： “我知道了，你去吧。”
徐乾学在老家江苏昆山受到两江总督傅拉塔（明珠的外甥）的监视。傅拉塔弹劾徐乾学及其弟徐元文的家人、门客诸不法事，徐元文遂解任，“惊悸呕血而死”。明珠复职以后，常有告讦徐氏者，徐乾学日日处在惊惧之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有诏取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三人回京修书。而徐乾学本来是希望皇上有朝一日还会起用他，但是近来风声特紧，他只知有使者前来，而不知其来召之意，疑有不测之祸，做贼心虚，竟然以惊悸死，也许是心肌梗塞。理学家处在危难之中，就不会如此。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的学问修养都不好，徐乾学平时文字敏捷，文章常能称旨，然而没有修身功夫，一到临危之际就现原形了。
康熙帝理学修养深厚，为人慈爱，对大臣非常客气，比雍正帝、乾隆帝要宽宏大量得多。尤其是对于帝师们，遣回老家就是最重的惩罚了。李光地称之为“如天大度”。他所以骂小于成龙，是因为他知道，无论是京官或地方官都普遍贪污受贿，都罢了官，国家机器就要停止运转了。然而既然国家机器要运转，皇帝就不能制止御史们弹劾贪官污吏。其实，弹劾权也是大臣与皇帝分权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仅是很有限的分权。就这一点来说，康熙朝君臣分权的情况比较正常，国家机器的程序化程度比较高，雍正帝则破坏了国家机器的程序化，到了乾隆帝时，大臣就不敢丝毫违背皇帝的意志了。
康熙帝除了反感汉臣们的相互倾轧，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以外，他甚至还认为所谓理学名臣们大都是名不副实的。康熙帝看到理学家们往往言行脱节，引起他对理学真伪问题的重视。他对侍讲官张玉书等人说： “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然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他一再批评汉官说： “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不过，康熙帝并不因理学家的言行不一而否定理学本身的积极意义，这种从容客观的态度，比起某些人的激进态度，高明多了。康熙帝颇不赞成当时一些理学家夸夸其谈的作风，他曾说： “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如熊赐履攻击李光地“不识一字，皆剽窃他人议论”。而李光地则说熊赐履“不讲学问，但以明末门户人语说过”。李光地说： “我初入翰林时，孝感（熊赐履）声望甚重，就是嚼签子事，天下都不信，还说是索（额图）公害他，没有这事。假使孝感不落东海（徐乾学）圈套，竟不复出，其声名到后代了不得，却被这再次起用弄丑了。”
至于李光地，康熙帝也曾有微词，说： “朕一生所赖者，惟在记性……前李光地所作一本《易经》讲书，朕留在内。顷者《周易折中》告成，因复发出。李光地以为奇异，奏曰‘此有何紧要之书，乃臣幼年所作，全无足取，上犹记忆发出’。”又左都御史徐元梦奏谓： “前年李光地过浙江，语臣曰： ‘我自幼年留心易学，数年修《周易折中》，常听皇上教诲，较前觉有可信。’”康熙帝认为，李光地前后所言，判若二人。这本来没有什么，皇帝却要较真。李光地曾说： “欲人主辨奸，难矣哉！”
明珠、徐乾学又曾举出翰林院侍读学士德格勒假借道学之号以欺世盗名，他因为学问不精，而受到整肃。而德格勒为李光地荐举，徐乾学意在倾轧李光地。
康熙帝问李光地谁精通《易经》？李光地就推荐德格勒好读书。康熙帝用德格勒讲《周易》，问他的《易》学，是何人所传授，德格勒说是从李光地学的。康熙帝问，你尽得李某所学吗？德格勒说： 尚无百分之一。康熙帝又问，李某尚有他学否？德格勒说： 《性理》各经俱精通。
但是徐乾学一再要德格勒向皇帝进言，除去奸臣明珠，终于惹怒了皇帝。有一次，天大旱，皇帝让德格勒揲蓍占卦，得夬卦。
德格勒说： “泽在天上，有雨，但决去小人，便立降甘霖。”康熙帝问： “小人在何处？”德格勒答： “阴乘阳，逼近九五，乃得时得位者。”把矛头指向宰相。康熙帝问： “如何去之？”德格勒答： “卦辞说‘扬于王庭’，自然明正典刑。”康熙帝说： “以我的看法，彖曰‘健而说（悦），决而和’，‘和’‘而说（悦）’，似不动声色，而隐然去之，岂不更好？”德格勒说： “‘健’与‘决’，似终从斩截为好。”
德格勒借讲《易》之机，有意曲解《易经》，诳皇帝除去明珠，如果遇上不学无术的皇帝，这一套也许可行，偏偏康熙帝学问高深得很，看出德格勒心术不正。如果德格勒像小于成龙一样揭发明珠的劣迹，皇帝对他还要尊敬几分，现在则弄巧成拙。
德格勒立即受到整肃，下狱受审。徐乾学命大司寇追究德格勒受何人指使？意在倾陷李光地。德格勒受夹刑，始终不攀扯李光地。
德格勒对主审官图讷说： “君为法司，而用刑不严，我不痛，安得成招？”图讷问： “如何是严刑？”德格勒说： “夹我的足我有何痛？一夹就睡过去了，舒服得很。如果把夹棍往我头上夹，我就害怕了。”
图讷知道德格勒想以死殉志。而事前皇帝有旨： 糜烂其皮肉无不可，但须留一活口。图讷不敢夹德格勒的头，据实复旨。康熙帝为什么不许杀德格勒？因为他令班弟去抄德格勒的家之后，发现德格勒穷得很，他毕竟是清官，不能不予以保全。
班弟回奏： “其母亦恨德格勒之狂妄。但其家实无一物，敝衣粝食，穷苦不堪。”康熙帝问： “他难道把财物转移了？”班弟答： “不太像。”
后来李光地也被诬陷，遭弹劾，受审查。德格勒是李光地推荐，自然要追究李光地的欺君之罪，李光地回答： “我只荐他有志肯读书，并不保其为人。但不曾奏明其狂妄，则认罪。”主审官据此复旨。移时，宣布圣旨： “李某从来奏事不欺，如平台湾，举朝无有建议者，而李某主其议。只有荐德格勒一节错，今既已服罪，令他还到掌院任职。”
李光地受审之日，恰逢日食。“问口供时，日食将既，人面才见影，天昏地暗。及旨意出，日方复圆。有以此为言者。”李光地说： “天变乃一定之规，与此有何关涉？”其人说： “恰巧遇此，便是天意。”李光地懂得天文，并不以日食现象为灾难祸福的征兆。但是巧合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李光地受人倾轧，遭到皇帝猜疑，明察暗访，常常处于危惧之中，然终能化险为夷。康熙帝说： “李光地久任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李光地者”。
李光地谨小慎微，清廉自立，不卖官受贿，也就遭人忌恨。有一年，李光地入京，在维扬遇到吴玉老先生。吴先生对他说： “你作编修，可谓荣遇，此行，我觇你的气运，可卜远大，然而英气亦害事，士无论贤与不肖，入朝见忌，不可不慎。”
李光地问，如何避免英气害事？吴先生说： “不可与皇上私语，对奏须在人共见共闻时，若是单独对奏，讲话须高声。”这两句话，李光地终生守之。在他晚年，皇帝多次就立太子之事单独与之密谈，不过，此时他的地位巩固，已经没有危险了。
临别时，吴先生又说： “内有中书高士奇者，此时官虽小，然非久居人下者，君须留意。”后来一一如其言。
李光地乡试中举时，吴老先生做主考官，吴先生遍观诸人，独指李光地说： “李兄第一远大，其精神足，皆内敛。”对众同年说： “你们都要学此。”又特指李光地的表弟吴某说： “君尤当学李年兄。”并问吴某年岁、家世、父母、子息，吴某说，尚无子嗣。吴先生愀然说： “父母之身，须当保重。亟学李年兄。”
吴某甚恐惧，丁未年会试不中，回家时又在淮河舟中遇吴先生，还是如此说。庚戌年，他们兄弟共同登进士第，表弟吴某即死于北京。吴先生之神鉴如此。
可见人要免除命里注定的灾难，只有做好人行好事一途，别无他法。李光地能免于灾难，并非如某些学人所说，是善于玩弄权术。如果道德修养无济于事，只有权术可以保身，明珠、徐乾学一类大臣为什么也会倒霉？现代某些学人不知为什么对于古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一笔抹杀为快。
康熙帝对于汉臣互相倾轧十分不满，说： “许三礼参徐乾学荐举熊赐履，往者皆言熊赐履不好，今见朕起用熊，又言熊赐履好……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帝对其评论说： “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宋明季之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有人指责熊赐履的理学功夫不行，康熙帝也有同感。至少他嚼签字一事，反映了他道德有亏。
大学士王熙说： “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而康熙帝认为： “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帝主张讲学不应各立门户，但如果确有真知灼见，又能坚持一己之说，也是完全许可和值得提倡的。其实，变易其说也是正常的，即使自相矛盾也不妨，关键是要有求真的态度，而不可以固持一边，对于程朱与陆王，不必抱定一边，排斥另一边，两边相互融合才能透彻明理。
理学家常常以语录的形式发表思想，有些人可以借此掩盖自己的文采不足。康熙帝认为，文章如果写得不好，就是假理学。他说： “从来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须能明理，而学道之人亦贵能文章。朕观周程张朱诸子之书，虽主于明道，不尚词华，而其著作体裁简要，析理精深，何尝不文质灿然，令人神解意释。至近世则空疏不学之人，借理学以文饰其陋”。这种认识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人的思想是由语言组成的，文字反映了人的思维状态。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今人多不能懂，首先就是因为语言不通。但是，这也是一边之理，另一边的道理也要知道，即文章与道德也可以毫不相干。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时，开列名单内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读了他的文章，说他无知，“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并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读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实践。这种思路也是对的。关键是考察是否客观。许多所谓考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
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于当时的理学名臣十分求全责备。康熙帝认为读书明理，贵在学以致用。所谓“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道学即是理学，又称新儒学，有别于孔孟之旧儒学。康熙帝认为假理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认为汉人道学家大多如此。
对于那些平日以理学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师们，康熙帝虽未公然斥之为假理学，但也不以真理学视之。这些人都遭到或轻或重的整肃。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时，开列名单内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读了他的文章，说他无知，“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并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读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实践。这种思路也是对的。关键是考察是否客观。许多所谓考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
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于当时的理学名臣十分求全责备。康熙帝认为读书明理，贵在学以致用。所谓“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道学即是理学，又称新儒学，有别于孔孟之旧儒学。康熙帝认为假理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认为汉人道学家大多如此。
对于那些平日以理学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师们，康熙帝虽未公然斥之为假理学，但也不以真理学视之。这些人都遭到或轻或重的整肃。
18、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
索额图（？~1703），满洲正黄旗人，是索尼第三子，俗称“索三爷”，而《清史稿》误为“第二子”。逮治鳌拜，助康熙帝掌握实权，索额图实为首功。康熙帝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十月，改内三院为内阁，索额图为保和殿大学士，任纂修《清世祖实录》总裁官，十一年告成，加太子太保。仅几年时间，索额图便由侍卫跃居高位，其升迁之速，大概只有乾隆朝的和珅可以与之相比。
索领图兄噶布喇之女是康熙帝皇后（孝诚仁皇后），康熙十三年生太子胤礽。索额图是太子外叔祖叔父，史载“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与朝士独亲李光地”。时明珠因主张撤藩，符合皇帝的意图，受到器重，授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明珠与索额图同柄朝政，二人因主张不同，早有夙怨，因而相互倾轧，各结党羽。“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二人为树立门户，均不分满汉、不论新旧，于官僚集团中广为朋比交结，于朝政各执一端，以人论事。索额图善待太子，明珠则反之，朝廷中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在康熙朝，除了鳌拜，威胁皇权的权臣，就是索额图与明珠。就权势与地位而言，二人可谓势均力敌。索额图的特点是嚣张，明珠则阴险。
康熙帝为人宽厚，虽然索额图有“撤藩激变，请诛建议之人”的奏议，但是并没有因此失宠。索额图权势依旧，在内阁办事作风专横。如康熙十八年，京察，翰林院掌院学士拉萨里、叶方蔼对于侍读学士顾八代在镇南将军莽依图军中的功绩予以“政勤才长”的评语。索额图擅自改为“浮躁”。按照清朝制度，“浮躁”例应降调。将军莽依图上疏为顾八代表功并请委以副都统职，参赞军务，顾八代之委屈始得申。
康熙帝说，索额图、明珠二人结党相倾，“徇庇党羽，图取财赂，作弊营私。种种情状，朕久已确知。”召索额图等至乾清门，历数朋党之祸。康熙说： “人臣服官，惟当共同不懈，安靖国家，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与，始蠹国害政，终必祸及家身。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饶。百工臣僚，理宜痛戒。”（《康熙起居注》第318页）这是对两位权臣的公开警告，但这主要是针对索额图的。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京师地震。左都御史魏象枢借机上书指责索额图怙权贪纵，请皇帝严加谴责，以回“天意”。康熙召索额图及诸大臣，命明珠传旨： “今朕躬力图修心自省……尔各公亦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且尔等自被任以来，家资颇已饶裕……今见所行，愈加贪黩，习以为常”，倘若再犯，“国法俱在，决不宽贷”。又御书“节制谨度”赐索额图。这明显是对其贪黩骄纵之习，委婉地示以戒饬。皇帝修身养性而大臣贪赃枉法，实在是不可思议。康熙帝对索额图之结党与贪纵一再警告，而“吴三桂之乱，索额图时参谋议，从未发一善策”（《康熙起居注》第1994页），又无功绩可言。
索额图已知“圣意”不悦，翌年（康熙十九年）八月，以生病为辞，请解大学士任，康熙帝立即允准。但也不完全予罢斥，“命于内大臣处上朝”，授议政大臣职。索额图既罢阁，然其贪纵之习不改，康熙帝乃再加以惩创。索额图弟心裕袭父爵一等伯，任銮仪使，贵胄子弟素行懒惰，屡次旷职。康熙帝故意命索额图议处，索额图拟罚俸一年。其弟法保袭父爵一等公，任内大臣，也因懒惰革职，仍然我行我素，索额图纵容法保，不加训诫，康熙帝借此对索额图严加训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谕议政王大臣说： “且索额图巨富，通国莫及。朕以其骄纵，时加戒饬，并不悛改，在朝诸大臣，无不惧之者。”命严加议处。索额图被革职，两个弟弟也受到惩处。康熙帝不过是要警告他一下，不久又复起用。由此可见，康熙帝对大臣之宽容。也是因为索额图的身份特殊，并有擒鳌拜之大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朝廷派索额图为代表，兵部督捕副理事张鹏翮为副使，率领使团，前往尼布楚与沙俄代表进行边境谈判。但是，由于噶尔丹的叛乱，道路中断，中俄代表团均被阻在半路，谈判没有进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索额图、佟国纲在尼布楚同俄罗斯代表戈洛文举行边界谈判。这时，张鹏翮已外迁浙江巡抚，前方将领萨布素、郎坦奉命随行。谈判地点设在尼布楚城外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
谈判一开始戈洛文就自欺欺人地说：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俄国的。”
索额图问： “俄罗斯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古？”
戈洛文说： “还在17世纪初的时候，俄罗斯人波雅科夫奉沙皇之命，已到过黑龙江，把那里认定为俄罗斯的领土。”
索额图反驳说： “比波雅科夫的祖父还要早得多的时候，中国皇帝就已经领有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土地。尼布楚本是我茂明安部落的旧址，雅克萨原系我喧斡尔总管倍勒尔的故居。环绕黑龙江的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及赫哲、费雅喀等族所居之地，历来属中国管辖。这有赋税册子可以为证，如果贵国有此种记载，不妨拿出来示众。事实是，贵国四十多年前才远足到此地，把我国土地强行霸占为己有。我奉中国皇帝陛下指示建议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
戈洛文又说： “达斡尔土地的合法占有者，根特木尔酋长已自愿加入俄罗斯国籍，所以他领有的土地自然而然地归属俄罗斯所有。”
索额图驳斥说： “根特木尔是大清国的臣民，他领有的土地更是大清的土地。即使他个人叛国，达斡尔的土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他叛逃到贵国，我们要求贵国把他交还给中国。我国也收留了贵国的一些人，按照贵大使的逻辑，那么是否可以说，他们原在贵国的地方都应归属于中国吗？”
17世纪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侵略性极强，根本就不讲道理。他们只有在战场上打了败仗，才会走到谈判桌边来。然而，即使是坐在谈判桌边，他们仍然是一派强盗口吻。戈洛文故意把清朝的土地说成是酋长的土地，在逻辑上玩弄偷梁换柱的小把戏，简直是在糊弄小孩子。索额图是清廷内部的强硬派，他是主张寸土不让的，其他几位代表都是亲身参加过抗击沙俄的军人，也是强硬派。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谈判桌上的高手，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谈判往往是精神和意志的竞赛，沙俄更是背信弃义的专家，文化落后的满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俄国的政治比清朝的政治更有弹性。具体地说，索额图等人如果不能完成谈判任务，不订条约空手而归，就要倒霉，起码要被视为无能，可能闲置，退出官场。而俄方代表并没有这种顾虑，因为即使签订了条约，他们也不打算遵守，沙俄的既定国策是永远地向外扩张，清朝的既定国策则是闭关锁国，政治制度更是僵化，丧失活力。从另一个角度比较，则可以说是两国皇帝的较量，彼得大帝确实比康熙大帝略胜一筹。
自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六日，双方经过十几次谈判，终于达成一致。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中俄关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中俄第一个边界条约。
其后，索额图又扈从康熙帝出征噶尔丹。明珠也在军中参与军机。清军初战失利。康熙帝也许是一时烦恼，不幸染病，令各军统归和硕裕亲王福全指挥。清军分为三队两翼迎敌，索额图、明珠等协助大将军福全指挥全军，八月初一，清军于乌兰布通击溃噶尔丹军，但福全等未能乘胜剿灭，致使噶尔丹逃去，廷议众人之罪，索额图罢议政，降四级留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内大臣索额图随之。噶尔丹扬言： “今领俄罗斯炮手鸟枪兵六万，再等俄罗斯兵六万至，即顺克鲁河而下。”“若他们能打败满洲人，他们就直接进军北京，若他们征服了皇朝，他们将伙分地盘。”（《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六辑194页）这一消息使索额图、大学士伊桑阿大惊。此时，西路军为风雪所阻，不能如期与中路军会师，中路军因之突前。索额图与伊桑阿等奏请回銮，以使中路军脱身，只留费扬古西路军单独迎战。康熙帝愤怒地痛斥道： “朕为一意前进，以剿灭噶尔丹为念。况尔大臣俱系情愿效力，告请从军之人，乃不奋勇前往，逡巡退后，朕必诛之。不知索额图、伊桑阿等视朕为何如人……且大将军费扬古兵，与朕约期夹击。今朕失约即还，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第23页）如果真有俄罗斯兵参战，西路军单独迎敌，必败无疑。康熙帝为索额图退兵的建议感到羞耻，激愤得泪流满面。索额图等免冠叩首，说： “臣等真怯懦妄奏，死无地矣！”（同上）索额图临敌怯懦，缺乏英雄气概。康熙帝临危不惧，可以媲美于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盛世也类同。
西路军在费扬古、孙思克的指挥下与噶尔丹血战于昭莫多，噶尔丹惨败，仅以身免。第二年（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再出师宁夏，索额图扈从。三月，噶尔丹败死。叙从征诸臣功，索额图复原级。上次吴三桂之乱，索额图就表现懦弱，每次到关键时刻，索额图都是如此，尤其是这次遭到康熙帝的申斥，无颜再入朝事君，康熙四十年(1701年）九月，借口年老乞休。
人最根深蒂固的缺点就是死不认错。索额图犯有大错，而受到康熙帝的薄惩。他非但不感激，反而对康熙帝极其不满，多有怨言，又不甘心寂寞，就投靠太子胤礽，结成太子党，非议国事，企图东山再起。这似乎也不失为一着有远见的棋。
胤礽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为太子的，时年不足两岁。他自幼由康熙帝亲自教以诗书，“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又为其善择辅导师傅。可惜，太子冥顽不灵，结交匪人，熏染恶习，肆恶虐众，曾当着康熙帝的面，将师傅推下水去。他对诸位皇兄弟极少仁爱，对父皇也绝无忠爱之念。每次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皇太子留守京城，都是荒忽政事，亲昵匪人，有人将太子蜚语奏闻于康熙帝。康熙帝回京，只得将太子左右亲近之人置于法。康熙帝说： “朕出师宁夏后，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自此朕心眷爱稍衰，置数人于法，因此外人窃议皇太子不孝，所行不善，遂自此始。”（《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第23页）
索额图遭申斥，太子失宠，两人皆心怀不满。太子与索额图勾结一处，引阿迷达、麻尔图、额库礼、温待、邵甘、修宝等为党羽，如温待、额库礼，本是犯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师，乃与索额图结党，谋议国事，妄自怨恨。他们趋奉太子，希冀新君即位，以实现自己的野心。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帝南巡，太子胤礽随驾，至德州，太子病重，康熙帝留驻，召索额图自京师来德州侍胤礽疾。太子久病不愈，康熙帝决定先行回京，留太子在德州调养。他们在德州一月有余，索额图乘马至太子住所中门方下，按皇家礼法，这是死罪。太子却不加责怪。而索额图亦助太子为虐，索额图怀私倡议，凡太子御用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皇帝相似。这些不法情事被康熙帝“访知”，于是康熙帝决定对索额图严加惩创，连发上谕切责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十九日，康熙帝命将索额图拘禁，并传谕说：
尔任大学士时，因贪恶革退，后朕复起用，尔并不思念朕恩。即若养犬，尚知主恩，若尔者，极力加恩亦属无益。朕差人搜与尔行走之江潢家，得书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尔原系大臣，朕不忍心，但若著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著交宗人府与根度一处拘禁，不可疏放。（《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二，第15页）
谕旨中“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一语，表明索额图助太子“潜谋大事”似乎到了有所行动的地步，再从“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一语中，又可窥见从者颇众。由于事关太子，宫廷内幕，讳莫如深，“不可宣说”。康熙帝采取断然措施，对索额图及其同党中的主犯严加惩处。在拘禁索额图的同时，将其子并家中主要成员一并拘禁。索额图同党额库礼等“俱著锁禁”，同祖子孙在部院任职者，“俱查明革退”。再传谕旨： “著晓谕门上大人与众侍卫等，若尔等在索额图处行走，必被索额图连累致死。”此上谕乃专为隔绝皇太子与索额图的联系而发，严禁宫门大人与侍卫与索额图往还。索额图于五月十九日被拘禁，七月初二以前，于禁所被处死。
索额图与康熙帝的矛盾是权臣与皇帝的矛盾。“索阁老者，皇后之叔也，专权用事，贿赂公行，人多怨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册，第4038页）索额图的权势初在明珠之上，后来明珠的地位上升，明珠与索额图的“形势相埒，相互倾轧”。在当时有这样一则时谚，说： “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又有一则民谣，说： “天要平，杀老索；天要安，杀老明。”他们都曾被革职，又被再次起用。康熙帝几次惩处索额图之后又予以重用，明显的是利用他来牵制明珠。事实证明，这并不高明，反倒搞得皇帝自己身心憔悴，因为其中又牵扯到太子的废立问题。索额图之罪是“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后来又说是“潜谋大事”，这是篡位的委婉语。确凿的证据是没有的，也不需要那么严谨，康熙帝又不是书呆子，既然索额图当年曾经参与了康熙帝“潜谋大事”，逮治鳌拜，他的最大功绩也就成了他最大的可疑点。既然当年可以是本朝第一功臣，如今就可以成为“本朝第一罪人”。这真是“功臣不可为”呀，后来年羹尧的幕客汪景祺作《功臣不可为》一文警告年羹尧，也是说对了。这是一条永恒的原则，某些时候即使是小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看到有人躺在地上奄奄待毙，围观者都见死不救，这现象背后也有“功臣不可为”的意思，有很深的历史教训。
索额图一旦与太子结党，就只有两个结局： 一是“潜谋大事”成功，一是被康熙帝处死。如果康熙帝不是对太子绝望，索额图如果不是与太子结党，当不至于被康熙帝制死。索额图被拘禁后，“人们仍旧怕他”。以为太子终有登基的一日，甚至竟有人欲将他救出来。康熙帝不能不将索额图置于死地而后安。
19、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
皇帝与皇子（尤其是太子）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君臣关系，但也不出君臣关系的范围。当皇帝对大臣不满意时可以杀掉。同样，杀掉皇子或太子也不新鲜。只是因为其中有亲情在，皇帝就不大好办，即使是英明如康熙帝也为此大伤脑筋。因为皇帝与皇子或太子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有人就说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这种误解大约是从唐朝李勣的一句话而来，唐高宗李治要立武则天为后，顾命大臣褚遂良拼死反对。李治就废立皇后一事询问李勣的意见，他说：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六年九月）这是李勣“以心机事君”的典型表现，既以此自保，也倾轧了同僚褚遂良。乾隆帝说： “唐太宗之待臣下，未尝不任权术，以至于后来‘陛下家事’一语，贻留宗庙社稷之祸，究之权术有例益乎？”就是说，皇帝待臣下用权术，臣下待皇帝也用权术，最终贻害国家，究竟权术有什么好处？
古人向来把立储大事称之为“国本”，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国本”，闹得朝廷鼎沸，乱杀大臣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以明朝为例，明武宗死后无子，由他的堂弟继位，史称世宗，为了“名正言顺”，大臣们要求他由小宗入继于伯父孝宗皇帝的大宗之下，称孝宗为“父亲”，世宗和他母亲坚决不能同意。当时恰好宫中失火，大臣们说这是上天示警，世宗只好曲从。过了几年，世宗下令恢复旧称。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以调侃的口吻叙述此事： “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他们大声疾呼： “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数百臣工跪在宫门外嚎啕大哭，结果是二百多人被皇帝逮捕、廷杖，十多人被打死，这就是著名的“大礼议”事件。这场闹剧，在今人看来，简直莫名其妙，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其意义了，所以就有人称之为“皇帝的家事”。如果真是皇帝家事，在集权专制淫威之下，大臣岂敢力争？
言归正传。依照清朝的制度，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由诸王大臣共同推举皇子之中贤能者为新君。像皇太极和顺治都是通过此种方式继位的，康熙帝当初也不是太子，而是顺治临终前根据皇太后的提议，指定继位的。然而这与汉儒的宗法伦理观念相矛盾，康熙帝深受汉儒文化影响，很早就预立了皇太子，像历代汉人朝廷一样，这种做法产生了严重的弊端。
太子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不断扩大影响力，权力逐渐膨胀。一些大臣们为了预留后路，也主动靠拢和逢迎太子，随着皇太子年纪的增长和康熙帝身体的衰老，太子竟大有与皇帝分权之势。朝廷内部已明显形成了皇帝和东宫两个权力中心，前者以大学士明珠为核心，后者以索额图为首领，两方大臣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皇帝最担心大臣们结党互斗，不得不予以打击。康熙帝首先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将明珠罢斥。康熙帝是担心太子受到明珠一党的排挤。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又将索额图逮捕圈禁，乃至最终将其秘密处死。这又说明康熙帝对太子完完全全丧失了信心。索额图被处死，太子深感自危，加紧了夺权的阴谋活动，致使皇太子与皇帝的紧张关系趋于公开化。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天，康熙帝出巡塞外，命大阿哥胤禔、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等皇子随行。康熙帝逐渐发现太子胤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行为反常，夜晚常常围绕康熙帝的军帐巡视，从缝隙窥视里面的动静，显然是居心叵测，似乎欲有所动作。康熙帝大为光火，这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又感到极为不安。为了防止隋炀帝弑父夺位的事件重演，康熙帝决定先下手为强，在返京之前就解决问题。康熙帝做事果断由此可见一斑。
九月初四，他召集随行的臣僚开会，他命胤礽跪在御座之前，康熙帝痛斥太子历年来种种不法行为，以及太子近日来的反常举动。他说： “这几日以来，朕不知道是今日会被毒死，还是明日会遇害，昼夜不得安宁，时时警戒，朕若不先发制人，尔必先发制我。”康熙帝痛哭仆地，被大臣扶起，他又流着眼泪，宣布立即将太子胤礽废黜，并下令诛杀太子党数人。一回到京城，康熙帝立即命令将废太子拘禁于上驷院旁，由胤禔、四阿哥胤禛等人严加看管。
在康熙帝之前，满洲没有立过太子。康熙帝从小即系统地接受了汉儒文化教育，对汉人的宗法观念也全盘吸收。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有长不立幼，有嫡不立庶。皇室以嫡长子为储君，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绝不可以立幼立庶。长子胤禔因系庶妃所生，故不得立为太子。次子胤礽系孝诚皇后嫡子，出生后不久，孝诚皇后就病死了，康熙帝对他格外怜爱，还不到两周岁就将他册立为太子。
康熙帝一生最无奈也最能反映其内心阴暗面的事情，就是立太子问题。于此也可以看出，人的私心是人无奈的根源，即使是贵为天子也不例外。人们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及权大于法的信条，这两项于康熙帝都不是问题，可是照样有无可奈何之事。康熙帝自以为是真理学家，亲自教育太子。据说太子的才能极高，“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但是道德却一塌糊涂。这就是康熙帝亲自教育的结果吗？汤斌、于成龙对儿子的教育比他要强得多。太子为非作歹，康熙帝说是因为他“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如果“素行”是好的，怎么能听了别人的话就变呢？自己错误的教子方法才是太子“变”坏的关键。康熙帝把错误推给别人，还自以为是理学家。
作为嫡长子，胤礽是天经地义的储君，大臣和皇子们一向没有异议，现在康熙帝之所以要废掉太子，实在是因为胤礽根本就不符合康熙帝对继承人的要求。因为从小骄纵过度，太子习性乖戾，13岁就“刚愎喜杀人”，成年后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他常常勒索地方官员，贪得无厌；甚至凌辱大臣，责打王公，令康熙帝大失所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在远征噶尔丹时患病，命他从京城驰奔驿站来见，他对父皇患病竟“毫无忧戚之意”，康熙帝见此十分生气，当即命他先回京师。康熙帝痛心地说，胤礽“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他若当政，“必至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为了震慑太子，康熙帝将太子身边的膳房人、茶房人或拘禁或处死。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这当然不会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多几个冤死鬼而已。
长期以来，太子的权势与日俱增，他与大学士索额图勾结，形成势力强大的东宫集团。为了打击其他皇子，提高太子的地位，他们将太子的礼仪制度抬高至于几乎与皇帝一样，太子的衣物一律用黄色。对于这一点康熙帝十分不悦，说： “太子所用的仪仗等物，太为过制，与朕所用相同。”太子的倒行逆施，对他自己其实是一大损害。他遭到许多人的忌恨，慢慢地在朝中形成了一些与“太子党”相对抗的“皇子党”，康熙帝的其他皇子都很有才华，他们聚集成了强大的反对派。
现在，胤礽被废，储位虚悬，诸皇子觊觎储位，各树党羽，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争夺。其中大阿哥胤禔、八阿哥胤禩的地位格外突出，他们为了得到储位，拼命落井下石，恨不能将废太子立即处死。这时，惟独胤禛能替胤礽说几句好话，在看守废太子时，他几次请求将胤礽脖子上的锁链拿去，从而博得了康熙帝的好感。
其实胤禛有自己的打算，就当时的地位而论，显然还轮不到自己做太子，他当然也想做太子，但不能明争，必须暗夺，采取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是最为明智的。不论是胤禔或是胤禩做太子，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而使储位虚悬才是最好的，他可以等待机会悄悄地夺取储位。他也许看出了康熙帝对太子仍然抱有幻想。所以，他对废太子表示关切，“十分着急，很想要救他”。这就给康熙帝留下一个为人公正的印象。他在许多场合也常常为各位阿哥说些好话，康熙帝说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比如，胤禛被封为贝勒，而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等被封为贝子时，他奏请降低自己的爵位，以便和众兄弟们的地位相当。
有一次，康熙帝向诸王大臣论及诸皇子的优劣，论到胤禛时，说： “只有四阿哥，朕亲自抚育，幼年时稍觉他喜怒不定，至于他能体贴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则可谓诚孝。”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专人记录，写进《起居注》，胤禛听了父皇的话，立即上奏： “‘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请不要将此四字写入《起居注》。”康熙帝同意，说道： “此话不过是偶然提起，无非是加以勉励之意，可以不记。”然而越是不想记录就越被记录下来。
长期以来康熙帝总是托付长子胤禔以重任，皇子中又以他的爵位为最高，封直郡王。现在，他自以为储君应该属于自己了，便积极活动起来。他相信厌魅巫术可以咒人致死或致疾，早在太子未废之前，他请来一位蒙古喇嘛施行厌魅巫术，把一些镇物埋于十几处，常常念咒，想在冥冥之中加害太子。太子被废，他自以为得计，又鼓动康熙帝诛杀废太子。康熙帝认为他秉性躁急而愚顽，做太子不够条件，明确表示，“朕并无意立胤禔为太子”。
胤禔见自己做太子无望就转而支持胤禩做太子。胤禩少年时为胤禔的生母惠妃所抚养，二人一向深为相得。与太子相反，胤禩待人宽厚仁和，很善于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康熙帝的哥哥裕亲王在皇帝面前屡次称赞他如何有识量，如何有才有德；朝中许多大臣也都十分赞赏胤禩。
也许是出于独裁者逆反心理，康熙帝反倒对大臣们赞赏的胤禩特别厌恶，说： “二阿哥（皇太子）悖逆，屡屡丧失人心，八阿哥（胤禩）则屡屡笼络人心，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处，他都归功于自己，人人称赞，此人之险诈百倍于二阿哥也。其党羽甚恶，阴险已极，连朕都怕他。”康熙帝对大臣与皇子结党十分警惕和反感。
自古以来，真正欣赏仁义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历史上许多英主都不满意太子的仁义，以为这样是难以有效地实行统治的。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明成祖都是如此，康熙帝也犯了这一毛病。但是，康熙帝与那些皇帝不同的是，把仁义视为险诈，想必是他身边理学之士太多，他都看不上眼，乃至于对于仁义也反感了。大约是因为“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处，胤禩都归功于自己”的缘故，可见，私心是康熙帝不能有理智地选择太子的病根。他对汤斌不满，与对胤禩不满似乎有内在的联系，都是对讲道德之士的反感。
三阿哥胤祉，年龄较大，也受封王爵，他负责修订图书和历法等，《古今图书集成》即是他主持编辑的。在诸皇子中，他的才学最高，颇受康熙帝重视，也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朝中大臣各有所属，私下里积极活动，以求为日后的荣宠做垫步，康熙帝对此发出警告说： “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为国贼，国法断不能容。”
当初，康熙帝废黜太子时，一气之下，曾产生诛杀太子之心。他与大学士李光地商议此事，李光地劝诫说： “废太子不妨，但杀太子不可。古昔文王废掉伯邑考而立武王，太子何妨废？至于杀太子，则是大不祥之事，断不可行。”康熙帝才打消了这一念头。
后来，康熙帝反复考虑了很久，还是打算恢复胤礽的储位。但又拿不定主意，找谁商量呢？朝中大臣都各有所属，必然推荐自己依靠的皇子，只有李光地洁身自好，置身事外，还是请他来一议。于是，康熙帝在乾清宫单独召见李光地，征求他对复立太子的意见。
康熙帝说： “现在眼看着诸皇子为了储位争竞不息，朕担心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停尸争位的悲剧也会在朕将死之日重演。”康熙帝见李光地并不发表意见（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随便发表意见是很危险的），只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朕看二阿哥的样子，不过是被大阿哥以鬼物厌魅所戏而已，不然，何至于如此丧心病狂，悖逆荒谬？”意思是说，太子过去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是因为中了邪魔，是可以原谅的。这也是康熙帝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的曲折表现。
李光地则不以为然，说： “臣有幸位居高官，享受厚禄，鬼物尚且不敢相侵犯，更何况贵为天潢之胄呢？”他分析说： “人之常情，即尊荣则骄狂，即安逸则放纵，即骄狂放纵，则神智日渐昏昧，起初不过贪图目前之安逸，续之则厌恶正人君子，一闻善言规劝，便如芒刺在背，待人接物必会惶惑颠倒，以恶为善，以善为恶，至于极点，乃如鬼物附缠于身。”这话的意思是说，所谓鬼魂附体，不过是由于太子的地位接近于绝对的权威，导致了他的道德和精神的堕落而已。这与英国哲学家洛克指出的那种“绝对的权威导致绝对的腐败”倾向的意思很有些相近了。
康熙帝虽然能同意李光地的观点，但是仍然认为太子也确实是有病。他说： “回顾二阿哥的经历，诚如卿所言，但他的邪病难道不可治愈吗？”他还是在自欺欺人，把太子的骄奢淫逸归结于邪病，而不是道德品质的堕落。康熙帝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误。
李光地只好说： “欲使二阿哥恢复理性，其方法莫过于令其清心寡欲，屏绝声色的诱惑，使其凝心静志，涤神清虚，久而久之，平淡之气日益回升，而其本性之光明也会逐渐恢复。”表面上是顺从皇帝之意，而实际上是纠正皇帝的意见。一个人要他恢复光明的本性，非有长期刻苦的修行不可，一般的人根本没有希望，皇太子就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李光地精于易理，对江湖邪术有所了解，不会轻易被迷惑。他相信，人之正气足，则邪气不可犯。太子狂疾问题的关键还是他的品性不洁。这一点康熙帝是不愿意承认的，他还是寄希望于太子的病愈，所以他决定复立太子。
李光地不能公然反对，他说： “建储大事，须慎重为是，一旦立为太子，起居服物一同帝制，到底不妥，故连仪注也要斟酌。”这是针对太子服制越礼之事而言的。李光地又最后劝告康熙帝： “对太子要徐徐调治，才是天下之福。”言外之意是不同意现在复立太子。作为臣子他不便深说，因为深说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招祸，这也是他处世讲求中道的表现。康熙帝希望这一决定最好是由大臣们主动提出来，自己才不失面子，想借李光地之口代他传达，可是李光地不同意复立太子，所以并没有替他向大臣们透露皇帝的非正式性意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里的一天，康熙帝将部分文武大臣召集到畅春园中，对他们说： “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致于此。”因此他命令群臣从诸阿哥中（大阿哥除外）举荐一人为皇太子，并申明说： “众议属谁，朕即从之。”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以臣选君”的形式，显然是满洲家法的遗存。从本质上讲，“选君”意识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长期被压抑了而已。做大臣的自然是希望皇帝做仁义之君，宽仁的胤禩必然就会被推举。康熙帝既然不看好胤禩为什么又要大臣们推举？他的目的却不是真要“以臣选君”，不过是要复立太子，也就是坚持自己的错误，因为太子是自己精心培养的。这次“以臣选君”实质上是要借“臣选”之名，以掩盖“钦定”之实。
最后，他特别提醒，此事不可让大学士马齐参与。他知道马齐与胤禩关系甚好，向来就主张立胤禩为太子，最近正在积极活动。马齐（1652~1739），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在清代，富察氏是一个很显赫的大家族，而马齐则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其父米斯翰在康熙朝前期曾任内务府总管、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吴三桂之乱时，以力主削藩而出名。马齐由荫生授工部员外郎，屡迁至兵部尚书，调户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列议政大臣，授武英殿大学士，在满洲大臣中他与国舅佟国维的威望最高。
马齐没有听从皇帝的命令，一大早就来参加大臣们推荐太子的表决。大学士张玉书问： 谁最合适？马齐说： 大家都推举皇八子。胤禩党中骨干王鸿绪等人在手掌心书“八”字，暗中鼓动大臣公推皇八子。李光地虽然也赞成八阿哥，但是他早已明了皇帝的用意，左右为难，故此，他在会上不明确表态。
公推结果是立八阿哥胤禩为太子，而不是复立废太子二阿哥胤礽，这使康熙帝十分气恼。他立即就食言了，并追问，是谁首先推举胤禩为太子的？大臣们都不说话。康熙帝说： “必定是国舅佟国维和大学士马齐的意思。”于是将马齐与其弟马武等人夺官。汉大臣也要有人倒霉才平衡，王鸿绪就被罢斥回乡了。康熙帝认为，拥立胤禩的官僚，是要结恩于他，“为日后恣肆专行之计矣”。他深知太子一旦登基，昔日有功的朝臣其权力不可避免要扩张。但是，这总比拥戴太子的一帮人强得多。康熙帝就是不认错。
康熙帝对李光地也十分不满，自己明明已经提前向李光地打了招呼，可他却不向下转达。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一言不发？除了他不赞成废太子而赞成八阿哥这个原因以外，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他认为，既然立太子就会有人结成朋党，倒不如不立太子为好。
康熙帝召见李光地，责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李光地回答： “此事关系甚大，只应皇上一人乾坤独断，非臣子所当言。”他的回答很巧妙，康熙帝也不好再追究他的责任了。
康熙帝特别传谕表彰胤禛： “前次拘禁胤礽时，并没有一个人为之陈奏，只有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如此居心行事，确是伟人。”胤禛急忙推辞说： “父皇褒嘉之旨，臣不敢接受。”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要“传位于四子”的。胤禛是惟一与胤礽关系密切的人，这在心理上算是一种补偿。史学家们都不从心理角度看问题，因为虚而不实，要实实在在的史料才算数。其实，中国历史的许多史料都是故意制造给后人看的，这些故意制造的史料，骗人还少吗？拿这些明显是制造给后人看的史料来做论据，能得出科学的论断吗？古人把考据之学视为最无用的学问，确实是如此。
太子复立，李光地奉旨为册立正使。太子尊父命向他求教，他告诫太子说： “勤思孝道，笃志正学，天聪益开，天性益厚，如此而已。”这些话是针对太子的根本弱点而说的，可谓对症下药。虽然他知道这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但是李光地也只能以此正道公理教他。
康熙帝对太子逼宫篡位之心防范甚严，但对其骄奢淫逸和暴虐无道却不加限制，反而纵容之。康熙帝说： “太子所奏欲责备之人，朕无不责备，太子欲惩处之人，朕无不惩处，太子欲驱除之人，朕也无不驱除之，只有太子欲杀之人，朕不曾杀。”太子不孝不仁，为什么要纵容他？其理由十分荒诞： “凡事如其所欲，以感悦其心，望他因此而徐徐迁善。”意思是说，太子如果万事如意，心情舒畅了，自然就会改恶从善。这是典型的封建帝王思维方式。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愈矫愈暴。孟子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尊儒重教的封建帝王们总想为子孙万代寻找一个万全之计，却绝不按照孟子所说方法去做，人之私心是很难自我澄清的，中国的传统思想要求人们自我约束，除非圣贤，常人是难以做到的，尤其作为太子就更难以做到了。
儒学以“智、仁、勇”为修身大义。太子胤礽的胆略才智颇高，可谓智勇双全，惟独缺乏仁义，这是最令康熙帝痛心之处。胤禛看出了这一点，故意表现得仁孝一些，多少赢得了康熙帝一定程度的信任，至少是比较好的印象。
康熙五十年，康熙帝又制造了太子党狱，把都统鄂善、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副都统悟礼和步军统领托合齐等人以“结党会饮”的罪名予以整治。这明明是无中生有的事，实在是因为看到太子无可救药，非废黜不可了。胤礽长期处于太子的地位，等得不耐烦了。他急不可待地要当皇帝，他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抢班即位的阴谋活动。太子的倒行逆施再次激怒了康熙帝，他说： “太子狂癔之疾，仍然未除，乖张益增，迷惑转甚，暴戾僭越，断难姑息。”结果是太子再度被废，太子党数人被诛。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既为太子，何必又争？其实，这也是康熙帝纵容的恶果，世界上哪有被纵容娇惯之人而能“徐徐迁善”的道理？由此可见，私心必然误国，既使是英明如康熙大帝，也逃不脱这一规律。就这一点而言，他又与唐太宗李世民很相同。
太子复废，东宫虚位，皇子们又蠢蠢而动了。他们各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有一次，胤禩向康熙帝请安时顺便问： “外间有人仍要推举我为太子，我该如何自处，要不就装病吧？免得再发生保荐我的事情。”他明明是在试探老皇帝的态度，他的太子梦仍然未醒。康熙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意图，训斥说： “你这是越分的不法之言！”胤禩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不死心，加紧内外活动。九阿哥胤禟甚至公然对洋人传教士穆景说： “外面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康熙帝听了这些传言，气愤地说： “这些阿哥行同狗彘，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搞逼宫的。”
八阿哥被压下去以后，十四阿哥胤禵又活跃起来了。他特别笼络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以取得李光地的好感，进而影响皇帝。当时李光地多次与皇帝单独密谈，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告老还乡，临行前到热河陛辞，康熙帝又与他进行笔谈，因为他耳聋，讲话声音大了怕太监偷听，李光地阅后当即撕毁。当时的形势除了建储问题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如此神秘？李光地可能会以《周易》“事不秘则不成”的法则，规劝康熙帝秘密建储。虽然秘密建储是在雍正朝最后确立的，但是康熙帝晚年明明已经实行了这一方法，李光地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帝又召他进京商议建储大事。福建知府戴铎（雍王府属人），知道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康熙帝专与李光地一人私下商议，因此征取李光地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天，戴铎忽然来访问李光地。戴铎问道： “李大人以为皇子中谁可以为太子？”
李光地回答： “目下诸王，八王最贤。”
戴铎说： “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助，将来富贵共享。”
李光地不置可否。康熙帝已经私下里向他表了态，要复立太子。何况他本人赞成八阿哥胤禩。 八阿哥有才华，更主要是胤禩的性情比较温和宽容，做大臣的谁不愿意与温和宽容的皇帝相处呢？所以多数大臣都拥戴他。李光地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谁能料到事情最终发展到哪一步？还是不说为妙。
康熙帝并不欣赏“柔懦无为”即仁义的皇子，而喜欢刚毅果断的皇子。太子之所以得以复立，就是因为具有这一特点。
李光地不久病逝。康熙帝很深情地说： “只有我最了解他，也只有他最了解我，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考虑千秋万世之人，惟独此一老臣。”
二次废太子之后，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康熙帝发谕旨说：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第8页）这说明，康熙帝已经痛下决心，不再搞公开立储了。太子年长以后不可避免要与皇帝发生权力分配的矛盾。胤礽曾说： “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尤其是清朝的八旗制度更容易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子成人之后，分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就是小王，各自的属员都各庇护其主。太子地位待遇又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必然对皇权产生威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康熙帝召集诸王子以及满汉大臣入宫，发布口谕： “朕自从第一次废太子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他历数历史上逼宫的事件，然后说： “人之死生乃是常理，不必忌讳，只是天下大权，当统一于一人之手，十年以来立储大事，朕岂能忘记？”康熙帝暗示他已定计立储，只是现在不必讲明。又有一次，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 “朕百年以后，必会选择一位坚固可托之人，与你们做主，必令你们倾心悦服，断不至于令你们受赔累。”康熙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英主，在立储问题上，只是因为私意过重，以至于弄得心神憔悴，身体虚惫，害人害己。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个满洲镶白旗人、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上了一道奏折，疏请复立废太子，说是： “二阿哥性本仁孝，虽以疾废，然其过失皆因小人诱导所至，若尽罢佞倖，则潜德定会日彰。”康熙帝正在遵化汤泉，便将朱天保召至行宫门前，问他： “二阿哥仁孝，尔怎么得知？”朱天保先还支支吾吾，后不得已说出受他父亲、兵部侍郎朱都讷及岳父戴保支持。康熙帝冷笑道： “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朕料定必有同谋。”遂传谕返京，立逮朱都讷、戴保。又过一月，便颁旨，说是“朱天保为异日希宠，违旨妄奏。又首将其父供出，不忠不孝至极，着即正法。戴保着亦正法。朱都讷免死，妻子入官。”康熙帝认为，朱天保疏请复立太子，是为了将来太子登基，可以借此邀功。这是官场赌博的惯技，押宝不准，就要掉脑袋。朱天保这回是把自己和父亲、岳父都输掉了。
偏偏还有那不怕死的，仍复上疏不止。文渊阁大学士王掞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受到皇帝的申斥。王掞决心效法祖父王锡爵在明朝万历年做首辅时，连续上疏奏请求册立神宗长子为太子而成功的先例，也是为了报答皇帝曾赐与他的祖父王锡爵“懋襄贻范”的匾额的特殊恩眷。王掞在康熙六十年，朝廷将举行康熙在位一甲子大庆之际，再次上疏“争国本”。他先找到著名理学家户部侍郎张伯行，邀他一同上疏，遭到拒绝。同时又有陶彝等12位御史联合上疏，恳求早定储位，康熙帝认定他们是在搞朋党。康熙帝传下谕旨，说： “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不知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其口实。朕无可悔之处……朕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王掞等人说是皇帝老了，请立太子以分理政务。康熙帝反驳说： “伊等奏请分理，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当初他要大臣们推举太子时曾说过“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至于此”。那时需要太子来分理政务，现在又决不允许立太子分理政务，不是出尔反尔吗？
皇帝决不能与任何人分理政务，大臣只是会思考会说话的工具，即使是太子也绝不能与皇帝分权。在如此极端集权体制之下，要想限制皇权显然是妄想，所以古人只能以促进皇帝和太子的道德修养来减轻专制主义毒素对社会的危害，可谓用心良苦。但就是这一点点人性的微光却也遭到后人的抹煞。
廷议将王掞等人处死。恰巧康熙帝接得胤禵的奏报，说是西北战事吃紧，请增派军旅。康熙帝转念一想，便谕道： “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云‘为国为君’。见今西陲用兵，为人臣者，正宜灭此朝食。伊等暂停议罪，着于此番军前照满洲文官例委署额外章京遣往。王掞年老，着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行奏闻。”王掞、陶彝等人得以不死。
20、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西北战事发生。康熙帝特将胤禵由贝子超级授予王爵（满洲爵位，贝子之上是贝勒，郡王之上为亲王，胤禵的王没有号，颇耐人寻味），并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出发之前康熙帝亲自前往祭堂行祭告礼，登太和殿向胤禵授大将军敕印。胤禵乘马出天安门，诸王及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军营送行。康熙帝允许胤禵“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胤禵的称呼——“大将军王”，也颇耐人寻味，在军中以及所上奏章和皇帝的谕旨都这样称呼他。
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胤禵是有可能被立为储君的。一是让他在西北建功立业，并且手握重兵，有实力可以依靠。二是远离京城是非之地，要知道，自古以来有多少人都是仿照“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条古例行事，最终避祸得福登上王位的。不过，毕竟远在万里之外是无法继承皇位的，当年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在外，不能即位反而被杀，也是历史的教训。康熙帝对他似乎是有所期望的，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人选。从后来没有把他调回京城这一点看，康熙帝又放弃了他。或者康熙帝认为胤禵是胤禩一党，把他派往西北，可以拆散他们。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康熙帝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当时能与胤禵争夺储君位置的人，正是他的一母同胞，四阿哥胤禛。胤禛的生母乌雅氏，是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出身并非显贵。她生有二子，四子胤禛和十四子胤禵。胤禵原名胤祯，后改为允禵。
胤禛将谋夺储位的想法付诸实践，大概是在太子第二次被废黜以后。这之前，戴铎曾劝他“戒急用忍”，说，“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面前毫无瑕疵，与诸阿哥相处，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遭猜忌，无才者可以为依靠。”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太子再度被废之后，戴铎又写给雍正一封信，建议他应该如何营求储位。首先，戴铎劝他加入争夺储位的角逐：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我主子知遇于万一也。”看来，在戴铎写此封信之前，他还没有夺嫡的具体计划，不然戴铎的信中也不至于说“一言而死”云云。戴铎为之分析形势，陈述数条建言：
“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显露己长，恐其弃置而不用，过分显露己长，恐其见疑而不用，此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彼此爱好各异，必有所争，争则必有胜负，此其所以为难。我主子天性仁孝，在皇上面前毫无瑕疵，诸王阿哥之中，要大度包容，不可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就是说，要想方设法取得康熙帝的好感，同时又不要得罪了兄弟们。
“至于皇帝左右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待也。他们一言之誉，虽不能立时得福报，但他们一言之谗，却可能成为伏祸之根。主子一向敬老尊贤，名声很好，以后更应刻意留心，逢人小心应付，素为皇上之亲信者，自不必论，即使是汉官太监之流，主子也应于见面之时，温语褒奖数句，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他们已感激无地。主子贤明之声誉，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众舆论自然拥戴主子。”就是说，要刻意笼络人心，与百官搞好关系，让他们替你造舆论。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与闻也。”就是说，不要去招惹是非，蹚浑水，以免误了谋权篡位的大事。
“本门之人，寻事出力者甚多。殊不知，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承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恨。古人云： 不贪女子玉帛，天下可以反掌而定。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谋些须小利乎？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细之长，何由表现？恳求主子加意栽培，于尚未知者，亲自试其才能，于已知之者，恩上加恩，以使本门中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以致在外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在朝为内阁、六部、九卿，虽未必人人如此，然而若能有几个人才脱颖而出，未尝不可形成东南半壁之势。”就是说，要大力培植雍府人才，多多谋取朝内外的显要职务，为夺权篡位扩充实力。
戴铎最后告诫胤禛说： “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微懈怠，被他人捷足先登，恐遭所害，此事势难中立。”就是说，你不想当皇帝，到时候别人做了皇帝，可容不得你保持中立。
这封信，详细地陈述了胤禛集团为争取储位应采取的策略。胤禛对戴铎的告诫十分重视，称为“金玉之言”。从此以后更加谨慎小心，竭力揣摩康熙帝的心思，尽量讨得康熙帝的信任。同时，暗中扩张自己的势力。
戴铎不久由福建知府升为道员，他写信来说，奴才在五夷山遇见一位道人，行踪甚为古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胤禛对此大感兴趣，命他继续访问，细细回报。戴铎又来信说： 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之事问他，以卜主子前程。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之不胜欣悦。当然，胤禛闻之更是不胜欣喜了。
不久，戴铎转任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锦由胤禛向吏部活动，而出任河南开归道。康熙五十六年，戴铎又向胤禛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他认为台湾远处海洋之中，沃土千里，而台湾道兼管钱粮，我应该谋调这个职务，替主子屯聚训练，也可以为将来之退计。
胤禛党人在朝廷内外大多单任一般性职务，然而有两个关键性职务却被两位死党掌握了。雍府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年羹尧，其妹为胤禛侧福晋，他于康熙四十八年出任四川巡抚，不久晋升四川总督，他又自请担任川陕总督，被朝廷批准。年羹尧有一次在给胤禛的信中露骨地说： “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不负王爷。”这话说得太明显了，受到胤禛的申斥。胤禛并非不想当皇帝，而是怕做太露骨了，可能招祸。
胤禛集团中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隆科多。隆科多（？~1728），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他是佟国维之子，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子，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佟氏先为汉军旗人，清制满汉不通婚，与汉军旗人是可以通婚的，但康熙帝仍然将其家族抬旗为满洲旗人，姓改称佟佳氏。隆科多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很受康熙帝信任。他也被胤禛争取过来，在胤禛继承皇位时起到了最大作用。
胤禛着意搜罗人才，他曾企图结交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遭到鄂尔泰的拒绝。他命门下人马尔齐哈联系礼部侍郎蔡珽，召他来见。蔡珽以“身为学士不便往来王府”为由，不受召，以后他又命雍邸一位重要人物年羹尧代表自己往请蔡珽，蔡珽仍不受招，康熙六十一年，蔡就任四川巡抚，到热河陛辞，胤禛也在热河，他终于通过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召见了蔡珽，将其争取过来。蔡珽又将左副都御史李绂介绍给雍正帝。李绂是理学家，道德文章俱佳，在当时的文坛上是很著名的。胤禛集团还有魏经国、沈廷正、博尔多等人。
为了麻痹外人，胤禛故意装出不问世事的样子，他本来就崇信佛教，雍王府旁边即为柏林寺，是京城著名的密宗道场，他常与章嘉呼土克图喇嘛等僧人频繁往来，讲论佛法，又在西山修建大觉寺，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他把古人出世的文章摘录辑成《悦心集》一书，宣传消极出世的思想。他表面上过着清心寡欲的恬淡生活，处处忍耐，以欺蔽世人。
胤禛谋求储位，有两个特殊的条件： 首先，他搞谋夺储位的活动起步较晚，使他可以吸取了兄弟们失败的教训，活动就更隐蔽、更狡猾了，康熙帝一直对他比较放心。康熙帝痛恨某些皇子刻薄寡恩，在晚年岁月中与胤禛关系最和睦，除了他常常表现出仁孝之外，还利用儿子弘历来为自己增加筹码。
弘历本为胤禛的第五子，古代医学不发达，无防疫苗可用，故皇帝的儿子也常常夭折。弘历上面三个哥哥，死了两个，他就成了第二子。大哥弘时“年少放纵，行事不谨”颇令人失望，只有弘历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年龄11岁，不大不小，正合适。
21、以儿子的才华，博取父皇的欢心
太子与诸皇子的权位之争，使康熙帝的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第一次废黜太子，他失眠六日，大病一场。为了建储之事，十几年来，他“心思用尽，容颜清减”，身体一直不好，乃至于右手有时不能写字，他坚持以左手批红，也不令人代笔，以防有人借批红之际擅权乱政。他活得非常累，为了散心，他常住畅春园，或往热河避暑山庄休养。胤禛和三阿哥胤祉经常请康熙帝到他们在京西和热河的花园游玩，使康熙帝在暮年岁月中，又享受了一番天伦之乐。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季，胤禛陪侍康熙帝到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弘历也跟随前往。
有一天，胤禛陪同康熙帝散步至山庄观莲所下，趁康熙帝高兴之时把11岁的弘历叫来陪伴。康熙帝问弘历正在读哪一部经书，弘历回答说，在读《论语》。胤禛也有意无意地问弘历记熟了没有，可不可以背一段来给大家听听。康熙帝命他背诵几篇，弘历遵命，走出来站在众人面前，从容不迫地背了起来，居然一字不落，康熙帝及左右随从都大为惊异，齐声夸奖。多年来聚集在康熙帝心头的乌云，忽然被一阵清风吹开。这些年他心中的苦恼之事，纯粹由儿子们的争位而起，因此能够慰藉他心灵的，也只有骨肉亲情。他立刻就喜欢上这个孙子了，这日显得特别开心。
这是康熙帝第一次对弘历的才能有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一年，春暖花开之时，胤禛请康熙帝游圆明园。当时康熙帝正住在附近的畅春园，那时圆明园只是胤禛当皇子时的赐园，叫“和硕雍亲王园”，规模不是很大，圆明园成为占地广大豪奢无比的名园，是在乾隆帝时期。那几年康熙帝每次游览颐和园，胤禛都请康熙帝驾临圆明园，设宴演剧。使康熙帝寂寞孤苦的心怀得以排遣，他常常对嫔妃们夸奖皇四子的孝敬。在康熙帝游园之时，弘历始终不离身旁，朝夕相伴，康熙帝对弘历格外欢喜，抚爱备至。胤禛说： “让弘历随侍父皇读书如何？”康熙帝马上就同意了，胤禛巧妙地利用了父皇的爱孙之情，把儿子安排在皇帝身边，做得不露痕迹。康熙帝命将畅春园内的“澹宁堂”赐给弘历，同时又将自己在圆明园寝殿旁的牡丹台，设为弘历起居读书之所，这里后来又称作“镂月云开”，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
胤禛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康熙帝苦恼的情绪，以及老年人爱孙的心理，把弘历推到康熙帝的身边。这种让孙子在皇祖面前显示才能的方式，比自己直接在父皇面前显示才能的方式更高明。曲线夺储的策略比较容易奏效。这一切都做得那样自然，水到渠成，不留痕迹。
这年夏天，弘历又扈从康熙帝到避暑山庄，时时伴随康熙帝身边，备受宠爱。康熙帝又将日常批阅奏章、引见官吏的“万壑松风”殿旁的三间小殿“鉴始斋”，赐给弘历作为读书之所。
有时康熙帝浏览经史，见弘历站在身旁，则亲授章句，为他讲解文义。写字之时，见弘历从旁窃观，便问道： “你也喜欢我的书法吗？”弘历点头微笑，于是弘历不断地得到康熙帝所赐书法，或长幅，或横幅，或诗扇。之后，弘历就拿去给父亲欣赏，“宝而藏之”。康熙帝接见朝臣，弘历则敬立座侧，传膳用餐时，弘历常常倚靠在康熙帝的膝前，一同进餐，“特被宠爱，迥异他人”。
有一次，康熙帝乘御舟来到晴碧亭畔。弘历正在湖边玩，他听到康熙帝叫他名字，急忙从假山石上跑过来。康熙帝又赶快叫他不要跑，不要摔跤。康熙帝爱抚着弘历的肩头指着湖畔茂盛的荷花问他，还记得周敦颐的名篇吗？弘历一字不落地将《爱莲说》背诵出来。康熙帝又问他，懂得文章的深意吗？弘历滔滔不绝，解说融彻，康熙帝龙颜大悦。康熙帝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里，含饴弄孙也许是他惟一的快乐。
在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前的大门门壁上，刻有乾隆帝的一首诗。他在诗及自注中记述了自己12岁时，常常在康熙帝面前表演箭法，并以箭法优秀而受到康熙帝的垂爱的事实。有一次，他随侍康熙帝在校场阅射。弘历连中五箭，康熙帝很高兴，对他加以褒奖并赐黄马褂。
又有一次在围场打猎，侍卫们射伤一只大熊，众人上前观看，弘历刚刚上马，大熊忽然立起，弘历不慌不忙，搭弓射箭，康熙帝举枪将熊打死。事后大家入帐休息，康熙帝对温惠皇太妃说： “弘历之命真是贵重，将来福报必在我之上。”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已经在有意识地培养弘历做皇帝了，否则无法解释“将来福报必在我之上”这句话，如果这话不是雍正帝后来捏造的话。
胤禛请康熙帝到他在承德的赐园“狮子园”用膳，弘历也随同前往，康熙帝指着弘历说： “可带其生母来见。”当时他仔细看了看胤禛的福晋钮祜禄氏，不住地点头说： “这真是有福之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古人一向很迷信命相，宿命论的意识根深蒂固，认为富贵之人必有福相，而且某个人的福、禄、寿，往往与其父母的命相有关系。弘历的生母原是雍王府的侍女，后被收为侍妾，在雍王府地位很低下。康熙帝此时特命召见弘历的生母，已属破格，似有深意，恐怕不是随便看看吧。在祖孙三代翁媳同堂的和睦气氛之中，康熙帝又给胤禛亲书“五福堂”匾额，以后胤禛将它悬挂于雍王府后室。何谓“五福”？即长寿、大富、端正、尊贵、聪明。这五福是人生福报的极点，人们一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乾隆皇帝所得最为完满。很可能康熙帝在那一天之后，最终决定将帝位传给胤禛。后来乾隆帝在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曾说： “仰窥皇祖的恩意，似乎已知道我是异日可以付托之人，因此要看一看圣母佛相。”
当时，康熙帝常常在西山一带筵宴游玩，先后共十一次到胤禛的花园，祖孙三代，同享天伦之乐。
因爱孙而传帝位与其父的事情，明朝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明成祖朱棣先立了皇长子朱高炽为世子，但又嫌他柔弱，常想以汉王朱高熙替换，可是他又十分喜欢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认为他的性格刚强果断与自己很相像。后来他命朝臣议立太子，大臣们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他不同意。大学士解晋说，皇上有一个好圣孙，难道忘记了吗？这句话打动了明成祖，他最终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
很明显，胤禛也是企图通过儿子弘历来打动康熙帝的心，他确实是做得相当成功。到此，人们不难看出，胤禛谋夺储位的计划已经接近于完成了。
从当初康熙帝对胤禵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可能是打算立胤禵为储君的，也许是由于他对弘历的喜爱，使他改变了主意，又决定立胤禛为储君了。康熙六十年，康熙帝命胤禵回京述职，胤禟就说： “父皇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康熙帝大概就在此时改了主意。后人因此感到迷惑，认为胤禛是篡位而得皇位的，公平而论，胤禛不是篡位，而是谋位成功。康熙帝既然就立储问题考虑了多年，怎么到临终却又没个清楚地交代？历代英主往往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失败，无非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教育皇子的方法，除了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外，别无他法。
22、夺位成功
胤禛越来越受到父皇的信任和重视。康熙帝晚年体力不支，祭天、祈谷、祈雨三大礼就由胤禛代行。清朝，三大祀的主持人往往都是由皇帝亲自担任。尤其是康熙帝，十分重视大祀，他曾说： “天坛大祭，朕必亲往行礼，方展诚心”， “自即位以来，凡大祀皆恭亲行礼。”他是轻意不使人代替的，现在由胤禛来代替，表明了他对胤禛重视的程度。康熙六十年，他派遣胤禛前往盛京三大祖陵告祭，回京后又祭祀太庙；六十一年胤禛又再次代康熙帝行大祀典礼。谁是康熙帝心目中的储君，由此也稍微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也许康熙帝是想以此挽回当年为胤禵隆重送行的影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忽然病逝于畅春园。前几天，他因为往南苑猎场行围，着凉后患了感冒，不知为什么会死？当时守卫畅春园的是掌握京师卫戍大权的隆科多，时人怀疑： 是不是他与胤禛相勾结害死了康熙帝？民间一直有这种传说。雍正七年（1729年），发生了曾静案。曾静在他的著作《知新录》中指责雍正帝犯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恶。所谓“谋父”，是说雍正帝用一碗人参汤毒死了康熙帝。雍正帝为了洗刷自己，将当时的情况描述为这样：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当时皇考身体不爽，朕请求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为重，朕遵旨于斋所至斋。十三日，皇考招朕回畅春园，朕未回之前，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 “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承继大统，着继承朕即皇帝位。”……及朕驰至畅春园问安，皇考告之以病情严重。朕含泪劝慰，当天夜里皇上即归天了。朕哀恸号哭，痛不欲生。隆科多乃宣读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才振作起来，开始办理大事。
当时朝鲜使臣金演回国后，有一段不同于此的报告： 康熙帝在畅春园病剧，自知不起，召阁老马齐至病榻前说： “第四子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并以做皇帝不易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道理训诫胤禛，然后解脱其头颈间所挂念珠，对胤禛说： “此乃先帝（顺治）临终时遗赠之物，现在我把它赠给你，你要好好保存。”又说： “废太子皇长子性情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三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言迄而逝。
这段记载与清朝的官方记载或野史都不同。正史固不足信，野史描述此事，则明显为演义之笔，更不能令人信服。国内所存史料虽不能支持这个说法，但朝鲜使臣的报告也未必无所根据。
这里还需补上一笔，交代马齐的复出。当初马齐因操纵群臣拥立胤禩为太子，被革职。不久佟国维病逝，使得朝中满汉官员之间失去平衡，大小事都由汉族大臣做主，满洲大臣内竟然没有可以和汉族大臣抗衡的人物。康熙帝于是又重新起用马齐为武英殿大学士、内务府总管，以壮大满臣的势力。可见当时马齐是朝中颇具威望的人物，他被重新起用后，不再支持胤禩，但何时转而支持胤禛的则不清楚。难道他真的只是临危受命，秉公办事吗？
胤禛即位后任命马齐、隆科多、胤禩、胤祥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他赞赏马齐“任大学士二十余年，甚属敬谨宽厚，先帝出巡，每尝随从，殊为出力，此番改元大事，又公同善为办理，黾勉勤劳，著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雍正帝即位的关键时刻，马齐是积极的支持者之一。雍正帝又令马齐为《康熙实录》的总裁官，马齐一定在销毁康熙朝对雍正帝不利的各种材料方面，为雍正帝出了不少力。弘历被秘密立为皇储，雍正帝指定马齐的侄女为弘历的福晋（即未来的皇后），后来，弘历继位以后，富察氏一门荣耀至极，傅恒、福康安等都官至大学士，深受皇帝倚重。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对马齐和富察氏一门的优待，似乎可以视为是对马齐当初拥立功劳的奖赏。
可以肯定地说，隆科多是确保胤禛继位的关键人物。他掌握北京的卫戍兵权，康熙帝死后一日，他奉胤禛之命，立即关闭了京城九门，隔断了胤禩、胤禟等人与胤禵的联系。他保护雍正帝处理善后事宜，对胤禩、胤禟等人的不满和可能的反抗，起到了威慑和压制作用。胤禩曾被众臣推举为太子，在朝野都颇有影响力，他觊觎皇位久矣，现在眼睁睁地看着胤禛以非正常的手段继位，他心里十分懊恼，行动反常，态度倨傲。胤禟则倚柱发呆，叫他做事，他也不理不睬。但是他们都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反抗行动，说明他们对隆科多的禁军是畏惧的，虽然他们根本就不打算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但也并不能说隆科多的作用不重要。当年康熙帝在世的时候，他们尚且能大肆活动，把父皇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今天也必然会兴风作浪，之所以没有采取什么反抗行动，也实在是因为对手是有武力做后盾的，而自己却是赤手空拳。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强大武力的反抗，只能是以卵击石，稍有头脑的人不会出此下策。
与在京城中手无寸铁的皇子们相反，当时胤禵却是手中重兵在握。可惜他无法行动，因为他的驻军之所，正在川陕总督年羹尧的辖地之西，他如果要举兵东进，年羹尧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胤禵也许并没有举兵反抗的打算。但是，年羹尧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他起码能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雍正帝命大将军王胤禵立即驰驿来京。封胤禵手下的都统延信为贝子，并命他驰驿赴甘州，然后又发一道密谕给延信，说： “你抵达之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他的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大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他家信等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使他得以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如在路上遇见大将军王，勿将此谕稍有泄露。”雍正帝显然是害怕康熙帝曾经给大将军王胤禵的朱批中有传位于胤禵的暗示。他说： “皇父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谕旨，妄行指称，为生事证据。”因为，雍正帝并没有得到康熙帝的真遗诏，只是由隆科多口头传达遗嘱，当然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因此他很害怕胤禵手中康熙帝的朱批，有对他不利的文字。
戴铎此时正在四川布政使任上，他向巡抚蔡珽表示，如果胤禵敢于起兵反抗，四川应该出兵丁钱粮支持雍正帝。蔡珽则向雍正帝上书，提出优待八旗、从西北撤军等建议，以便稳定人心。
胤禛做了皇帝，就下令其他皇子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以避其讳。
当时就有传说，雍正帝是矫旨篡位，因为康熙帝没有正式诏书留下来，对此问题这里不做分析。仅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分析，雍正帝是高明的，他和他的属下为了争得储位，做了极其周密的谋划和多方面的活动。他与诸位阿哥谋位的方式不同，他不是去争取，而是“逃避”，他把做皇帝称之为“大苦之事”，把自己打扮成 “富贵闲人”，这是他高过诸阿哥之处。在常人的观念中，凡是要求的东西不争取就得不到。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行得通，但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行得通。往往有这种情况，某些东西你越是去争取越是得不到。适得其反，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雍正帝学佛与僧侣往还，制造出世假象，真骗得了人吗？章嘉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常与他谈论佛法，恐怕谋位之事，也能从僧人那里得到一些以忍让求进取或“感应道交”一类的“开示”吧，可惜这些事情没有留下记录。从胤禛做了皇帝把文觉禅师安置在宫中，“倚之如左右手”，军国大计常与他商量这一点来看，在他谋取储位这件事上，僧人必然也会与他谈论世间法。
雍正帝利用弘历博取父皇欢心的做法也很巧妙。不能把他的孝心视为纯粹的阴谋，真正的孝心还是能打动人心的，康熙帝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康熙帝痛恨太子不孝，对于其不仁则可以容忍。对于胤禩的仁义非常反感，甚可怪也。难道有这样的理学家吗？
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历史记录的缺失。康熙帝在位61年，时间久，所处理的军国大事亦多，《清圣祖实录》至少应在1000卷以上（乾隆朝实录为1500卷）。在清代各朝实录中，每年所占的篇幅以康熙帝最少，每年只5卷，顺治朝每年8卷，雍正朝每年10.32卷，乾隆朝每年25卷，这说明在后来纂修《清圣祖实录》时有些记载被大大删除了，当然是将于雍正帝不利的记载销毁，皇子们争嫡之谜也就被永远地掩盖了。
23、确立秘密建储制度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雍正帝前往天坛举行祭天典礼，这是他登基后第一次祭天。祭天归来，回到宫中养心殿休息，雍正帝命人将弘历召来，将带回的一小块祭肉赐给弘历吃，而没有赐给他的哥哥弘时。多年以后，弘历做了皇帝，回忆起这件事，认为其中定有深意，想必是父皇在第一次祭天时就已将建嗣之事默告于天，然后赐胙肉于他。雍正帝封弘历为“宝亲王”，暗含有将授予其大宝（玉玺）的意思。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弘历做了皇帝以后人们的分析，当时并没有明显的迹象。
雍正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皇帝生前预立太子的制度进行了改革。他鉴于康熙帝立太子失败的教训，也吸收康熙帝晚年不立太子的经验，结合满洲的历史传统，废除了公开建储的制度，明确建立了一个秘密立嗣法。一般都说是雍正帝创设了秘密立储法，似乎并不尽然，康熙帝晚年不明立太子的做法本身就是秘密建储法的开端，只是因为他的病忽然加剧，使他还来不及做完最后的工作而已。
公开预立太子的制度源于儒教的宗法制度。按照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从血统来说皇帝的嫡长子是法定的大宗，其他诸子皆为小宗，诸弟对嫡长子在亲属关系上是兄弟，但从政治上说则是君臣关系，不容有所僭越。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即皇位理所当然要由正皇后所生的长子继任，如果长子夭折，则立长孙，如果没有长孙，再由嫡次子按顺序继承。只有在正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可能考虑立嫔妃所出的长子为太子，如果皇帝根本不曾生育，则依照族内亲疏顺序选立皇储。
在君主专制时代，国家的兴衰都在君主掌握之中，因此如何选择君主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宗法制度是儒家文化中的糟粕，有着严重的缺陷，究其本意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希望以血缘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来确保皇位交替时能够和平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一切事情都有所谓的悖论。往往由于嫡长子本人的品性不良，使得和平交替的正面价值被它的负面价值大大地抵消了。因为“龙子龙孙”生长于禁宫之内，长成于阉宦妇人之手，自幼娇生惯养，所以“童昏狂暴，接踵继出”（赵翼《廿二史札记》），他们对国计民生一无所知，怎么能治理国家？
清初思想家唐甄批评儒家的宗法制度说： “帝王之家，富贵尊荣，天生的习性就是骄纵恣意，岂能成为贤人！一个朝代十多世中能有两三个贤君，不能说不多。其余不是残暴即是昏暗，不是昏暗就是乖僻，不是乖僻就是懦弱，懦弱之君使国家隐藏动乱，乖僻之君引发国家动乱，昏暗之君招致国家动乱，残暴之君激发国家动乱。”（唐甄《潜书·鲜君篇》）总之，宗法制度是国家动乱的一大根源。
“宗”，从“宀”，从“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是宗庙和尊的意思，表明终身、世袭与不可变易是顺理成章的。汉族的宗法制度，虽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历朝历代都有破坏者。如明太祖朱元璋因太子朱标早死，乃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承帝位，史称建文皇帝，不久即被皇叔朱棣夺去帝位。虽然是皇家内部的争夺，但也是“以臣易君”的弑君行为，是宗法制度所不容的“乱臣贼子”。宗法制度虽然不断受到冲击和破坏，但是这种冲击和破坏却是消极的，皇子们为谋夺储位而相互倾轧，皇后妃子们争夺“母由子贵”的机会而搅乱皇帝的视听，宫中和朝中各种政治势力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闹出了许多的宫廷政变。
由于嫡长继承制弊大于利，汉族统治者也常常不遵守嫡长继承制，储君不是由皇帝指定，就是由权臣拥立，全是非程序化的独断专行，往往演出逼宫篡位的悲剧，谈不上正面有益的经验，少数民族政权则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辽、金、元三个朝代都是实行王公会议推定继承人的办法，比较成功。然而，汉人对此方法的优越性却视而不见，反而斥之为“以臣选君”，认为是野蛮民族的做法。
其实，“以臣选君”这一原始的方式比儒家的宗法制度高明得多，国家元首的产生形式永远是国家政治的核心。中国的封建社会停滞落后的根源主要在于宗法制度，而重农抑商或八股取士，轻视自然科学等等原因倒还在其次。
按照满洲的惯例，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后，由诸王大臣共同推举新君继位，如皇太极和顺治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继位的，顺治在世时，康熙也并非太子，而是顺治临死前在皇太后的示意下指定继位的。福临死时只有24岁，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他共有八个儿子，本打算立次子福全为太子，被孝庄皇太后否定，乃另选三子玄烨。他征求洋人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认为玄烨已经出过水痘，不至于夭折。因为这个理由，玄烨就做了皇帝。对这种偶然性的解释，只能说是天意了。
可惜，康熙帝吸收汉儒文化后放弃了满洲传统，也许是接受了乃父的教训，他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自己年仅22岁时就按照汉人立嫡长子的制度，册立了不到两岁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太子长大成人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培植势力。许多大臣出于将来利益的考虑，靠拢趋奉皇太子，结成了太子党。他们的势力不断扩大以至威胁到了皇帝本人的安全。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是大学士索额图，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礼部制定祭祀奉先殿的仪注，在索额图的授意下尚书萨穆哈将太子的拜褥与皇帝的拜褥都放在栏内，康熙为此十分不快，说： “太子与皇帝应有所区别，不可违礼。”命将太子的拜褥移至栏外。事后萨穆哈请求将此事明确记录入档，其实不必他请求，此事也会记入《起居注》，他惟恐史官不记，日后太子登基会提起旧事，治他的罪。康熙帝由此感到太子党人的威胁，于是开始整治太子党，先对索额图下手，将其逮捕诛杀，两次废除太子，最终将预立太子制度取消。
康熙帝是清朝惟一的一个搞公开册立嗣君的皇帝，这又是他遇到的最无能为力的难题。他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几年，因为废立太子的事情，搞得他心力交瘁，许多本来应办之事都耽误了。如面对西北地方政权坐大的形势，朝廷不能及时处理，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叹息说： 我老了，要是年轻，这事早就成功了。在他的晚年，吏治废弛，国家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他所立的太子趁他老迈之时加紧夺权，废黜太子之后，诸皇子又各立门户，结党蓄势，明争暗斗，加剧了政治危机。这就是预立太子的弊病，是雍正帝需要认真吸取教训之处。
有了康熙朝预立太子而朝政愈乱的教训，雍正帝决定不再按汉人的宗法制度办事了。雍正元年，他下诏宣布： 大清朝的皇位继承，自此以后改用“密建皇储”之法。所谓“密建皇储”，即是由在位皇帝从皇子中物色一人做自己的继承人，被选之人不论长 、幼 、嫡 、庶，只要他的品行和才能堪当大任，就可入选。入选之后，并不公开，还须继续考察，必要时可以更换。选定皇储之事完全由皇帝一人操作，大臣们不得建言推举，甚至也不许用有任何暗示性的言行来影响皇帝。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新的立储之法。他说： “当年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之状，难以描述。如今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周密详慎，现在不可举行。然而圣祖既将大事托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先筹划。现在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顺治）皇帝御书 ‘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朕另备一份密旨，随身携带，以作勘对之用。诸王大臣都应知悉，也许这个继嗣文书收藏数十年也不一定。”继嗣文书上所定的储君是谁，除了皇帝之外，大家都不知道。要等到在位皇帝临死之前或驾崩之后，才将密旨公布，储君立即登位，一切嫡庶兄弟尽列臣工之位，如有抗旨不遵者，应予严厉制裁。
雍正帝问：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明言。”隆科多奏称： “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布明旨，臣下惟当谨遵圣旨，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岂有异议？”雍正帝表示满意，然后令众臣退出，但是留下了总理事务王大臣（辅政大臣）数人，当面将圣旨装入锦匣密封，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
密建储君，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乾隆至嘉庆，再至道光，再至咸丰，一百余年来执行密建制，没有出现汉人皇权交替时常有的那些弊病。既无兄弟夺位之举，也没有昏君登基之事。把清朝的皇帝们与明朝的皇帝们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明朝的皇帝远远不及清朝的皇帝。撇开才干不谈，仅就品性而论，明王朝除了前期的几位皇帝比较明白事理之外，中后期的皇帝大多冥顽不灵，昏庸残暴。中国历史上，少有王朝能像清朝这样，出现如此众多的头脑清楚又工作勤奋的帝王。
究其原因，不立太子是关键因素。清王朝只在康熙朝立过太子，最后还是废掉了。秘密建储，使皇子们地位一律平等，不论长幼或嫡庶，都只能以品行和才干的优异来赢得皇储的资格。这就避免了皇长子以天然的储君自居，因为没有竞争，而不求进取，或因其不可替代，而眼睁睁看着国家的命运，交到一个顽劣愚痴之人手中的可悲局面。同时也避免了产生太子党，从而威胁皇帝地位的局面。
汉人遵循宗法制度，是出于稳定高于一切的考虑——要求稳定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征。但是以不公正来求稳定，这种稳定又是很黑暗，很可悲的。历史早已证明，宗法制度不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是动乱的祸根。密建储君之法，吸收了满族“以臣选君”办法中不以嫡长子为惟一的候选人的合理因素，迫使皇子只能以自己的人格和才干争取候选。诸皇子为了日后能登大位，必须好好做人，不能搞其他的名堂。虽然皇子们也不可避免弄一些小花样，小机智，但必竟是伪善（人能伪善也算有是非之心），绝不会有皇子乖戾白痴，或昏聩狂暴，而无可“选择”之事。
乾隆帝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乃父密建储君之法不太满意，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后还要回到儒家宗法制度的老路上去。不过他并没有实际做这件事，他只是提前逊位，做了太上皇而已。
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避免明立东宫，可能出现的储君与皇帝争权，储贰骄纵或诸皇子争储位等弊病。以人品学识为资本来竞争权力，在封建社会是很理性的表现，体现了中国人“尚贤”的文化传统。在封建时代，还没有其他更高明的“选君”办法，因此雍正帝创建“密建储君”之法，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可以算做相当进步的一项改革。
24、年羹尧之自裁
雍正帝任人惟亲的典型表现是过分宠爱隆科多、年羹尧，宠爱势必纵容，臣子坐大，也就成为权臣，不可避免要威胁到皇权，于是转向另一极端。
年羹尧（?~1726），清汉军镶黄旗人，康熙进士。年羹尧是文武双全，诗文书法俱佳。年羹尧是雍正帝的家臣，可能比雍正帝还大几岁，也有比雍正帝小一岁的说法。他们是郎舅之亲，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帝的侧福晋（后称年贵妃）。雍正帝与年羹尧私交甚厚，二人关系有超越君臣之处。康熙末年，年羹尧受到康熙帝的重视，出任四川巡抚，授总督，办理松潘军务。雍正帝夺嫡成功，年羹尧有钳制胤禵之功。虽然这只是一种威慑作用，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首先是西北地区的总管，一切事物“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防边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边疆事务，断不可贻误，并传谕大将军延信知之”（《清世宗实录》卷七，元年五月庚子条）。这样就使延信抚远大将军的西北军事指挥权也隶属于年羹尧。雍正帝在云贵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道： “年羹尧近年来于军旅事务边地情形甚为熟谙，且其才情实属出人头地”，“兵马粮饷一切筹备机宜，如及与年羹尧商酌者，与之会商而行”。在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奏折上批示： “西边事务，朕之旨意，总交年羹尧料理调度。”同年十月，雍正帝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往青海讨平厄鲁特蒙古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年羹尧平叛成功，封一等公世袭罔替，兼预云南政事。一时，年羹尧称霸一方，俨然成为一个割据势力。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雍正帝命年羹尧进京，说： “为商酌地方情形，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可见当时雍正帝决定大事，必得隆科多、年羹尧二人参与谋划。年羹尧在中央没有任何职务，又远在西北边陲，而朝中重要政务雍正帝必与之商讨、听取和采纳他的意见。年羹尧俨然宰辅。如耗羡归公之事，雍正帝同意山西巡抚诺岷的提议，但廷议遭到抵制。雍正帝征求年羹尧的意见： “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又如雍正帝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入祀孔庙，但康熙帝先已将朱熹入祀，雍正帝觉得如将周、程置于朱熹之前，于乃父面上有妨碍，委决不下，要年羹尧“详细推敲奏来”。对于年羹尧的意见，雍正帝特谕大臣们，说年羹尧“读书明理，持论秉公”，要他们细心参考他的意见。雍正二年（1724年）冬，年羹尧陛见之前，雍正帝命各省大吏届期赴京集会，以年羹尧之行止定其他督抚的进京行动，雍正帝明显把年羹尧置于其他督抚之上，所谓“超群之大臣”。对于允禩集团的处理，雍正帝不仅与年羹尧磋商，更让他参加执行，把允禟交年羹尧监管。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年羹尧也有很大权力。除了在他的辖区内，“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俱听年羹尧分别弃用。其他省份的大员的任免，年羹尧也可以参谋意见。如年羹尧密参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可担当巡抚重任，雍正帝就将赵撤职，改用李维钧。李维钧的妻子，是年羹尧家下人魏之耀的干女儿，雍正帝又特地叫李维钧与年羹尧亲近，李维钧间接地成了年羹尧的“下人”。又如李绂就任广西巡抚时，保荐徐用锡同往，年羹尧说徐是小人，不能用。年羹尧随意任用私人，年羹尧的家仆桑成鼎累宦至直隶守道，家仆魏之耀也署副将；其私人胡期恒、王景灏出任甘肃巡抚、四川巡抚。陕、甘、川三省府州县官及军将，多为其党羽私人。每遇文武员缺，年羹尧必拔擢其私人，俗称“年选”。吏、兵二部视同虚设。年羹尧大权在握，“于是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竞相奔走于其门”。
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态度异乎寻常，称之为“朕之恩人”，说： “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朕处，朕皆体到。每向怡（亲王）、舅（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何谓“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这是佛教的观念，即前世有很深厚的因缘，转世以后又来相会，相互报答恩情。雍正帝以年羹尧平叛有功赐其貂皮褂、安息香等，年羹尧上折谢恩，雍正帝批示： “实尚未酬尔‘心劳功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这知遇。只有互相以勤勉为民为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文献丛编》第四辑《年羹尧奏折》）君臣际会简直亲如兄弟。又说：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雍正帝要求皇子和臣民对待年羹尧的态度，要与对待皇帝的态度类同。
雍正帝给予年羹尧的殊荣，以及年羹尧擅自享受的特权，多有违封建等级规范之处。他无视皇权，恩诏颁到，不按照规定在公所设香案开读跪听，“不宣读张挂”，宣示于众。“奏折不穿公服拜送，只私室启发”。雍正帝将侍卫送到年羹尧军前效力，这些人多为满洲勋贵子弟，本来是用以监视年羹尧的耳目，不料却被后者用为“厮役”，“似奴仆听命而行”；年羹尧还接受了许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说是在军前效力，其实也是表示依附于年羹尧的意思。官员向他馈送物品，称为“恭进”；而他给予别人物品，叫做“赐”，受者须“向北叩头谢恩”。他接见新属员叫“引见”。他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他出行，竟然也要黄土垫道，净街，擅用黄袱，官员补服跪接。同他平行的官僚，一律被视同下属。年羹尧给将军、督抚函件竟用令谕。总督、巡抚向无跪接大将军之例，但是直隶巡抚李维钧、山西巡抚范时捷却跪道迎接他。在军中蒙古诸王皆跪谒，连额驸、郡王阿宝也不例外。雍正二年，雍正帝特令礼部拟定迎接年羹尧的仪注，侍郎三泰以正常规格草拟，被降一级。年羹尧“进京陛见，沿途垫道叠桥，铺面具令关闭”，“入京日，王公大臣跪接于广安门外，年羹尧策马而过，毫不动容。王公下马问候他，他也只略点头而已”。（《清世宗实录》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甲戌）年羹尧身边的人也骄纵不法，傲视百官。年羹尧路过河南，怀庆府同知穿着官服向年羹尧的巡捕官跪着回话，巡捕官安然受之。家人魏之耀进京，知州县令道旁打躬，游击、守备跪道迎送，魏乘轿而过，全不答理。年羹尧家塾教师沈某回原籍江苏省亲，沿途“将吏迎候如贵宦，至江苏，巡抚以下皆郊迎”。年羹尧编选了陆宣公奏议，进呈后，雍正帝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年羹尧却自行草拟一篇，要雍正帝认可。雍正帝非但不怪罪，反而表示赞赏他这样做。年羹尧陛见，在雍正帝面前“箕坐无人臣礼”。这些都越出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某些方面颇有点帝王之友的味道。
年羹尧权势炳赫，明显由于雍正帝对其宠异过分所致。雍正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幼稚，还是帝王与友处的平等？或是欲擒故纵之计？
一些史学家认为，雍正帝“天性险诈”，早晚都要收拾年羹尧。王钟翰持此观点，他说：
世或以年（羹尧）恃功骄蹇，不缴朱谕，为致死之由，当属皮相之论。若深察世宗之为人，则年、隆（科多）之戮辱，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反覆无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存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清世宗夺嫡考实》，见《清史杂考》）
孟森先生说：
世称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入五里雾中，莫能了其实状。……盖羹尧之为功臣平青海之功小，钳制胤禵之功大。世宗纽合年羹尧、隆科多两人为一体，可见其同效事之力，又皆以其挟功泄漏秘密遭忌，隆禁固而年杀身。（《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见《明清史论著集刊》）
台湾史学家陈捷先说：
年羹尧与世宗之间，既有旧怨在先，而他又恃功骄纵在后，世宗对他的不信任，是在所难免的。羹尧以战功与残杀著称，而又聚敛财物，植党营私，定会令君上心胆震慑，内生畏惧。皇帝对他骄狂无礼，与尾大不掉的态度，当然会日久生厌。而羹尧的谋逆言动，更足以触发世宗的怒心。疑也畏也厌也怒也，有此四者，羹尧还能不凶终吗？（《年羹尧死因探微》，见《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1975年第二号）
此处所谓“既有旧怨在先”，是指康熙五十六年，年羹尧攀附三皇子胤祉之事，他对主子有所冷淡。胤禛寄信责问他： “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矣。”骂他是“儇佻恶少”、狂悖、藐视主子。由此可见，雍正帝早就对年羹尧不满了。那么，先利用他，故意放纵他，之后再收拾他，就很有可能了。
台湾另一位史学家杨启樵认为，年羹尧既没有参与“夺嗣”之功，也没有钳制胤禵之功。杨启樵说：
拙见则以为允禵虽不满世宗继位，却无兵变意图，自毋庸羹尧箝制。羹尧于雍正朝所获恩宠，乃本于君主的用人政策，及其本身立功边陲的关系。至于他的身败名裂，乃骄横贪暴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世宗自负的情报网。气愤之余，年羹尧自难逃越鬼门关。
说到两者间关系的暧昧不明，乃官书芟略过多及笼统不清所致。我以为世宗曾由衷地宠信过羹尧，宫中档朱批可证。《雍正朱批谕旨》付梓时，这些资料被删除一清，因世宗对年余怒未息，岂料因此反蒙杀功臣的污名。（《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
所谓“官书芟略过多及笼统不清”就是《圣祖实录》的被删削，这是张廷玉所为。那么，雍正帝为什么不杀张廷玉灭口？因为张廷玉一向以谨小慎微著称，不留把柄。可见，“杀人灭口”之说就不能完全成立，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一般来说，只要是权力的享有者，都会自然而然地膨胀。孟德斯鸠曾说过： “有权力的人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中国古人的修身反省是从内部自我约束，其效果好或不好，不能一概而论。就张廷玉与年羹尧二人比较而言，张廷玉是修身有效的典型。身心受益，起码可以保全首领。年羹尧不修身，要保全首领就只能得到皇帝开恩的不砍头而已。大臣的权力过大必然会成为权臣，进而危及皇权，更危害了社会。“杀人灭口”之说也就成立了。两事合而为一，都是皇帝的“维权”行动。
年羹尧开罪雍正帝是在他第二次进京之后，起初雍正帝对他非常热情，要九卿给他优叙加恩，说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后来，雍正帝赏军，朝野传言说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等人，也是如此。雍正帝岂不成了年羹尧的傀儡？这可能就是雍正帝下决心收拾年羹尧的起因。雍正帝就此发上谕说，朕是小孩子吗？需要年羹尧指点？年羹尧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他不过是记忆力好，代朕传旨，书写上谕罢了。外人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深可痛恨！雍正帝又说，大臣若市恩望报、植党营私，罪不容诛。（《上谕八旗》36~42页）这就是怀疑年羹尧有侵夺君主之权的意思了。
当时有人向雍正帝建议，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留京控制。据说是与雍正帝关系密切的僧人文觉法师的建议。“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永宪录》续编，第358页）。雍正帝没有接受文觉的建议，年羹尧陛见回任之后，他接到雍正帝上谕，口气大变： “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致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其勉之，慎之。”（《文献丛编》第六辑《年羹尧奏折·奏报抵署日期并谢蒙陛见折朱批》）这些话使年羹尧“惶汗交集”，皇帝为什么会“返恩为仇”呢？显然是年羹尧的权势太大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功臣谨慎小心尚且难于自保，而年羹尧却太狂妄了。
年羹尧的倒行逆施当然会遭到一些官员的指责。都统图腊、副都统鄂三等曾说雍正帝“凌逼众阿哥，纵恣隆科多、年羹尧擅权”。陕西巡抚范时捷多次说年羹尧“狂纵”。山西按察使蒋泂向皇帝描述年羹尧擅权之状： “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位，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者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督、镇标、布政使、按察使大吏皆皇上所特殊简选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已传闻某人为巡抚、提督、镇标、布政使、按察使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位果然出现矣，未几而其人果得补其缺位矣。”（《朱批谕旨·蒋泂奏折》）雍正帝终于看到“年选”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然而这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吗？
雍正三年三月，年羹尧表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时，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成为“不敬”的口实，雍正帝下诏切责： “年羹尧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许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雍正起居注》，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条）过去，那么多的“大不敬”都不妨，现在写错了几个字，就不行。何况这也是鸡蛋里挑骨头，“夕惕朝乾”与“朝乾夕惕”的意思都一样。后来，雍正帝又大兴文字狱，与此如出一辙。
四月间，雍正帝又指责年羹尧妄举胡期恒为巡抚。雍正帝召见胡期恒，见此人“所奏之言皆属荒唐、悖谬。观其人甚属卑鄙”。雍正帝在年羹尧的折子上批道： “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岂是年羹尧在朕前保举巡抚的人，岂有此理！”又指责他妄参陕西驿道金南瑛，因为金是怡亲王允祥保荐的，皇帝最信任的人所荐举之人，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者。年又将青海、蒙古饥馑隐匿不报，雍正帝怒斥道： “年羹尧从前不至于此，或系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系诛戮过多，致此昏愦。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陕总督之任！”所谓“诛戮过多，致此昏愦”，就是说有冤魂恶鬼缠身使之糊涂了。明明是自己对年羹尧宠异过分，导致其忘乎所以，却说成是他杀戮太多，冤孽缠身所致。这仍然是不承认自己错误的表现。虽然，他后来也一再承认自己有错。皇帝即使是真心认错，也不能掩盖他拒绝认错的事实。不认错或假认错是人性之根本弱点。
雍正帝没有给年羹尧痛改前非的机会，只是一味地予以严谴。四月，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念年羹尧尚能操练兵丁，著调补杭州将军，拔离其老巢。年具折谢恩，雍正帝批道： “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救；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文献丛编》第八辑《年羹尧奏折·奏谢调补杭州将军折朱批》）这话的意思是，把你从西安调到杭州，是成全你谋反的大计，只看天意如何了。雍正帝怕权臣要夺帝位，这就说明君臣关系完全变成你死我活的性质了。年羹尧是非死不可了。
年羹尧虽将行李发往杭州，仍不赴任，雍正帝认为他是欲加皇帝“遗弃功臣”之名。当时有人怕因皇帝屡次降旨严责年羹尧，他会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帝不可过急。雍正帝却早已“洞察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看来雍正帝也清楚，年羹尧根本就没有谋反之心，不过是强加他这个罪名。
以前有人揭发年羹尧，雍正帝斥之为无知之论。现在则欢迎揭发年羹尧。有人揭发年羹尧保题各官，莫不营私受贿，赃私巨万。如被年奏参过的葛继孔，两次向年羹尧打点，送去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被年羹尧密奏罢官的赵之垣，向年羹尧赠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珠宝，年羹尧转而保举赵可以起用。年羹尧冒销军需、开例捐纳、侵用税款、私自行盐、贩卖经商。他利用对准噶尔、罗卜藏丹津的战事，冒销四川军费白银160余万两，又加派56万两，冒销西宁军需47万两；运米4万石至军前，冒销脚价40余万两；抄没塔尔寺，私自变价14000余两，抄没青海喇嘛寺金佛、貂皮、珠宝等物40余车。勒索捐纳人员额外银24万两，侵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银149000余两，侵用河东盐政盈余捐修银56000余两。隐匿夔关历年税银88000两，加派军需粮规5万余两；将拿获私茶商罚赎银40000余两入己，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人富斌名色，私占山西潞安、泽州等17处盐窝；自出本银行盐，别以心腹伪编商名，私占陕西咸宁等18处盐窝，代己买盐，获利17万余两；私行印票12000张，每票抵作十引，共增盐引12万张，上报10万，以2万张课银尽入私囊。又以保举题补各官之手段，营私受贿。此外，还委派家人贩卖马匹、木材，经营房地业、典当业，牟取暴利。其庞大的私财分别寄匿于直隶的保定、易州，陕西的西安，江南的镇江等地。保定、易州藏寄资财箱匣厨柜捆包等达431号，玩器86号，细缎65箱，房1020余间，地297顷。
年羹尧凭借雍正帝给予的特权，聚敛了太多的财富。此时，雍正帝正开始整顿官场的贪污腐败，当然不能容忍他。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权臣的贪污敛财都不算太严重的罪过。前面康熙朝的明珠、徐乾学、高士奇都是大贪官，无论皇帝整肃与否，都不至于被杀。后面乾隆朝的和珅的家财，更是空前绝后，也没使皇帝感到不可容忍。权臣之所以不能够被容忍，只在于擅权太过，而非贪污受贿太多。
雍正帝最怕大臣结党，特意要求官员们疏远年羹尧。在表彰河道总督齐苏勒“一尘不染，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说： “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从此可以看出，雍正帝整肃年羹尧、隆科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权力下移。既然不能容忍年羹尧，隆科多又岂能容忍？逻辑的结果就是二人同归于覆灭。
直隶总督李维钧上奏说： “向与年羹尧通问稀疏，近复与之断绝。”雍正帝反驳道： “据奏殊属狡辩，西安总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见直隶总督李维钧之使者，众目昭彰。”想必是雍正帝在年羹尧的辖地安插的密探已向他汇报了。不过他仍然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奋然易辙，犹可谓之勇于自新。似此巧言粉饰，一旦发觉，罪无可逃，尔其思之。”李维钧连上三疏，说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署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军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怀亲、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钱元昌、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奏劾年羹尧不法罪状，雍正帝把他们的奏疏都发给年羹尧看，令其回奏。
雍正帝说： 对“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姑容”。大同总兵马觌伯说自己与年羹尧没有关系，雍正帝批示道： “满口支吾，一派谎词，对君父之前岂可如此，欺谁乎？”雍正帝在河北镇总兵纪成斌奏折上问，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纪奏称年“背恩负国”，雍正帝说他对年羹尧的批评仍然“留有余地”。
年羹尧于五月到新任所，所经过地方的官员，如田文镜都及时向皇帝报告了他的行踪。六月，严惩年氏子弟和亲信，肃清年羹尧朋党。其实雍正帝自己又在制造朋党。年羹尧离京回陕后曾参劾蔡珽贪暴，逼死人命，刑部拟斩。雍正帝却予以保全，原因是“蔡珽系年羹尧参奏，如置之于法，人必谓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这与前面指责年羹尧妄参陕西驿道金南瑛都是一个意思。不论是非，只分你我。其实，雍正帝明知道，蔡珽确是大贪官，既然要整治年羹尧，年反对的人正可以利用来整他。雍正帝将蔡珽提升为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署理直隶总督，为经筵讲官、议政大臣等。
七月，大学士九卿请将年羹尧正法，雍正帝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革其官职，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九月，逮年羹尧进京会审。大臣议罪罗列其罪状达九十二款之多，大逆罪、欺罔罪、僭越罪、狂悖罪、专擅罪、贪婪罪、侵蚀罪、残忍罪、忌刻罪等。雍正帝说，其中有30多条罪可以将年羹尧立斩，但是念他青海立功，开恩赐自裁。由蔡珽监刑，蔡珽惟恐年不死，严厉促年羹尧赶快自缢。雍正帝把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225口以及金银首饰衣服器皿等物赏给了大贪官蔡珽。雍正帝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年羹尧一死，雍正帝翻过来就整肃蔡珽。这虽然是肮脏的权力之争，但贪官污吏受到整肃也是好事。以为整肃贪官应该是纯粹的出于正义的动机的想法是很幼稚的。整肃贪官污吏从来都与权力斗争密不可分。
当初雍正帝那样肉麻地赞扬年羹尧，后来又不给年羹尧改正错误的机会，好像不合逻辑，这与雍正帝的权力瘾太大有关。年羹尧最后向雍正帝求饶：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饶了臣，臣年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帝在给年羹尧的回答是： “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条）可见雍正帝是很有些心虚了。他也曾说： “朕今深恨辩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条）在给纪成斌的朱批谕旨中，说年羹尧之负恩，“殊令朕愧见天下臣工”。这些话并非虚词，雍正帝是相信天地间有是非，人死后有灵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雍正帝死后不葬东陵，另辟西陵安葬，似乎也有怕在地下无颜见康熙帝的意思。他即使是合法继承皇位，而把兄弟们都整死，也无颜见父皇于地下。
最后，再简单分析雍正帝与年羹尧的关系变化的原因。一般来说，皇帝总是过分重视能臣。年羹尧无疑是能臣。雍正帝与他又有特殊的关系。在皇帝初登大位之时，为了保住帝位，既要任人惟亲，又要求贤若渴。年羹尧即是集亲信与能臣于一身者，当然备受宠信。雍正帝曾说，像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有十来个，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又说，朕福薄，不能得到十几个像年羹尧这样的人。雍正帝有一种看法，他认为，西部地区的封疆大吏最难得人。因为要兼理少数民族的事物，情况复杂，必须具备讨抚之长才，文武双全者才能应付裕如；至于两江地区，经济繁荣，所理事务无非是钱粮征收和整顿文化风俗而已，中才者亦可对付；直隶地区则中才以下也可以应付了。年羹尧文武双全，在当时的群臣中大有鹤立于鸡群的气势。
年羹尧固然有才能，但是他过分的嚣张又明明是很蠢。雍正帝说： “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看来，除了是亲信和有才能之外，德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一般论者，都忽视此点，以为是迂腐观念。雍正帝又说： “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奔竞之路，因种种败露，不得已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戒，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雍正帝自然是言不由衷，但是如果年羹尧表现得仁义一点，当不致遭杀身之祸。
有史学家说，年羹尧即使是小心谨慎也难免于祸。但是笔者认为年羹尧毕竟不是胤禩，没有必死之理。主要还是他咎由自取。许多人对于古人的正统思想显然是不屑一顾，而过于陷溺于权术技巧的思考之中，以为非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深刻。古人关于君臣之道思想总是既有正面之“道”，又有负面之“术”，怎么可能只有一面？“一阴一阳之谓道”，万事万物都是如此，君臣之道独能例外吗？古人（董仲舒）视君为阳，臣为阴，以分尊卑。笔者以为，也可以视儒家的道德为“阳”，法家的权术为“阴”，也有明暗的分别。无论任何时代，人类的价值观都是“一阴一阳”，没有例外。皇帝重才，也不能不重德。年羹尧明显是才胜于德，权不称德，如果他低调一点，韬光养晦，就既可以视为有权谋，也可以视为有道德。可与年羹尧的才干媲美者，如鄂尔泰，道德功业兼备，不但善始善终，而且备受宠信，享尽尊荣。道德与权谋可以相称，符合儒家为臣之道的精神。
因为年羹尧有大功，人们就简单地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成语运用过来，好像特有洞见，其实是抹煞了仁义与残暴之是非的观念，很值得商榷。雍正帝曾说过诛功臣的问题： “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惩？”（《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七月十八日条）任何皇帝都不会给予有功之臣违法乱纪不受惩罚的特权。退一步说，即使雍正帝真是不能容忍功臣，也是年羹尧不遵守臣道所致。年羹尧始荣而终衰，反证了雍正帝的寡恩。上述几位史学家的结论，杨启樵的观点是最有价值的。年羹尧的嚣张过分与雍正帝的阴险过人，两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主要原因是相权威胁到了皇权。但是客观上也是为民除害。对一个极端自私自利无法无天的权臣的覆灭，无论如何，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好处的。雍正帝并没有把他从战场上拉回来，而对于隆科多就不一样了，雍正帝恰恰是把他从中俄边境谈判桌边拉回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由此看来，权力的分享是君臣矛盾的实质。
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雍正帝毕竟不似朱元璋之昏暴，与其说年羹尧是一把“良弓”，不如说他是一条恶犬。这种恶犬不用时必须杀掉，因为他本质上是恶犬，不可不杀。也许杀它的人比它还恶，也不能认为它的被杀不是因为恶。帝王的权术是权臣必死的原因之一，权臣的嚣张也是其必死的原因之一。认为即使年、隆不嚣张，也难免一死，即使是洞见，也不免邪恶之讥。正如因为病人已无可救药，医生就见死不救一样，这是邪恶之洞见。功臣的冤屈与老百姓的苦难比较，哪一个更重要？杀掉一个贪赃枉法的功臣，可以使老百姓减轻负担，就是大好事。如果杀功臣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就是坏事。朱熹说：“凡观史书，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当今流行的历史观是，轻是非，重权术，喜欢从功利与实用的角度解读历史，这种“看人相打”并研究如何打得巧妙的历史观，是非常邪恶的历史观。

25、隆科多之圈禁
雍正帝一继位，隆科多、年羹尧就成为股肱之臣。雍正帝先任命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又把其父佟国维在康熙朝获罪失去的公爵赏给隆科多，又下命称隆科多为“舅舅”，虽然雍正帝与隆科多辈分是甥舅，但皇帝公然称之为“舅舅”，却属于皇帝的封赏，不是天然的。由此可见，皇帝的家事绝不仅仅是家事。此后提到隆科多时除了职务还要冠以“舅舅”。同年十二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次年命隆科多兼管理藩院事，任《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大清会典》总裁官，《明史》监修总裁。雍正帝还赐给他太保加衔，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这时的隆科多，作为“密勿大臣”，是雍正帝在中央的左右手，参预处理重大事务，可算宠荣备至。有人说，雍正帝“听用总理事务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系伊等亲友”。
作为皇亲国戚、密勿重臣的隆科多，在揽权纳贿方面，与年羹尧可谓不相上下。他在吏部，司官对他惟命是从，“莫敢仰视”。他掌管朝廷内外用人大权，对他经办的铨选，人们称为“佟选”，可与“年选”相提并论。但是过度享受用人大权之际，就是触犯皇帝的根本权力之时。
论才能隆科多远远比不上年羹尧，所以年羹尧看不起他，对皇帝说他是“极平常人”。雍正帝则努力调和二人的关系，说： “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掌故丛编》第十辑《年羹尧奏折》）雍正帝做主把年羹尧之子过继给隆科多。这是君臣关系和睦时期，君臣三人亲如一家。后来翻脸，又把他们二人打为朋党。隆科多之被雍正帝猜忌，更早于年羹尧，同时受整肃。隆科多有一点却比年羹尧有远见，就是他预料自己可能会受到整肃，多少有所克制。然而他的自我保护术实在不高明，隆科多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他光知道雍正帝好搞抄家，却忘记了皇帝的密探系统特发达，此事马上就被雍正帝察觉。明智的皇帝必然会这样想： 隆科多这不是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吗？既然知道自己有错误，为什么不公开改正？还是自认为没有错处，为君臣难以相处预留后路？无论如何隆科多所为都于臣道不合。
雍正帝对人有病态的猜忌，臣工们的行为都在雍正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隆科多自不能例外。一次，隆科多与王公所属人员有所接触，立即受到雍正帝严厉追查，雍正帝批阅隆科多的密折后，在另一纸上写道： “诚王（允祉）牧场的喀尔坎为何差往你处，都说了些什么？你如何回答后让伊返回了？祭祀礼毕，你俩远离他人，在厢房前站着，又说了些什么？仔细想想，写下封好奏来。这件事上朕能知道你是否变心了，是否将此事泄露给诚王了。三思后缮写具奏。”雍正帝即使是对他的宠臣也不放心。受到极大威慑的隆科多，以转移财产的方式自我保护，等于自我暴露。
隆科多又知道自我谦抑，在雍正二年主动请辞步军统领兼职。雍正帝在告诫年羹尧时提及此事： “朕并未露一点，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雍正帝对于二人都不再信任，或者说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收拾他们。雍正三年五月，公开晓示廷臣，责备隆科多，说他屡参允禩，务必将其置于死地，却把允禩的党羽鄂伦岱、阿尔松阿、都统汝福包庇网罗为己所用。六月，雍正帝惩治年羹尧之子年富，并撤消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
吏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之罪，先后拟了两个处理办法，雍正帝说，如此错乱，他人断不敢为，必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令都察院严加议处。定他庇护年羹尧之罪，削去他的太保衔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山修城垦地。这明明是强加之罪，不能服人。雍正帝还特地指示署理凉州总兵宋可进： “隆科多亦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他到你处，尽管你曾经是他的属员，但似此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等于指示宋可进要虐待隆科多。雍正帝做的许多事情都表明他为人刻薄。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帝给了隆科多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令他往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部游牧地界，然后与俄国使臣会议两国疆界。雍正帝说隆科多“若实心任事，思改前愆，朕必宽宥其罪”。隆科多与郡王策凌、四格等人前往楚库河，代表清政府与俄国谈判。谈判中隆科多态度强硬，他要求俄国将其侵占的蒙古大部分土地归还中国。俄国人背地里施展阴谋诡计，致信蒙古王公和雍正帝，声称由于隆科多态度恶劣，谈判可能破裂。又指使巴多明神父等在北京活动，通过贿赂大学士马齐，由马齐劝说雍正帝让步。恰在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的事被揭发出来，雍正帝不听议政大臣们提出的谈判之后再处理隆科多的意见，断然召回隆科多，并决定向俄国人让步。隆科多走后，由策凌担任中方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当时中俄两国的中段边界线，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在这个问题上策凌表现得不如隆科多强硬，他虽然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还在雍正帝。隆科多以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忠诚于皇帝，却没有想到雍正帝把防止大臣擅权看得比维护国家领土更重要。历来中国的独裁者维护国家领土的决心，远没有他们维护自己权威的决心更强烈，这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先天痼疾。无怪乎清朝的最后一位独裁者西太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会说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昏话来。
所谓私藏玉牒事，是隆科多从辅国公阿布兰处要去玉牒底本，收藏在家。玉牒是皇家宗谱，非常神圣，“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雍正起居注》，五年六月初八日条）。隆科多私藏在家，雍正帝乃以“大不敬”罪为借口，严厉惩治隆科多。十月，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 大不敬罪、欺罔罪、紊乱朝政罪、奸党罪、不法罪、贪婪罪等。雍正帝说，隆科多之罪当处斩，但是念其在先帝驾崩时是惟一承旨人，格外施恩，命将隆科多永远圈禁，禁所设在畅春园附近，他对先帝有罪，守在园外以思其过。次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雍正帝为了表示公正，赐金治丧。这比对年羹尧的态度好多了。
山西按察使蒋泂就权臣的专擅和官僚投靠权臣的问题，提出“欲杜其流，必防其渐，法制一定，大权不分”的建议，雍正帝回答说： “似汝如是条奏者颇多，朕因践阼不久，耳目未广，知人尚少，诸凡且循旧典，徐徐自有制度。”可见人治社会也必然有制度性的制约机制。本来君臣都要受制约，逐渐地只有相权受制约，皇权不再受制约了。
隆科多与年羹尧身为雍正朝的两大权臣，都是皇亲国戚，带有皇帝家臣的色彩，雍正帝对他们的过度赞赏，颇有点帝王之友的味道。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们倒了霉。在皇帝看来，君臣关系的本质就是主奴关系，这是法家的观念。儒家观念则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等的。孟子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思想，这样的臣子，帝王是不可能容忍的。雍正帝是典型的“霸者”而非“王者”，既不能容忍权臣，也不能容忍友臣，只能容忍奴臣。他们敢于承受皇帝的特殊待遇，就是自找倒霉。
人们常说雍正帝是杀功臣灭口，怕自己“篡位”之事被年、隆传扬出去，于己不利，一杀了却这桩心事。有人认为，即使雍正帝是改诏篡位，也不怕他们揭露。年、隆若要披露真相，就等于暴露自己的罪行，岂不是自掘坟墓，他们绝不能干这种蠢事。所以雍正帝无杀人灭口之必要。笔者以为，如果雍正帝真是改诏篡位，就有杀人灭口的必要。不杀也可以。人要去除心头之患，往往是不论事实，非理性非逻辑的。人的行为，大多是非理性的，否则就没有精神疾病了。凡人皆有点精神疾病，不足为奇。特别是皇帝，往往是喜怒无常，雍正帝从小就是如此。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对于权力都有病态的戒护和迷恋。今日美国总统尚且定期看心理医生，封建帝王就更免不了精神反常了。雍正帝之暴死，可能就因为乱服补药所致，足见其精神之脆弱。他的冷酷也是精神脆弱的表现形式。尤其是从他不葬东陵另辟西陵这一点看，雍正帝必有隐情，而隆科多必是知情人。当然，如果隆科多也像张廷玉那样谨小慎微，就不会发生杀人灭口的事。两种可能性都有，此时，修身自省的意义就见其伟大了。
26、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雍正帝是清入关以后的第三代皇帝，他在位时间虽不长久，只有十三年（1723~1735）。但是，他却是清代非常重要的一位皇帝，上承康熙盛世，然而这个鼎盛之世已呈现衰落趋势，财政危机日增，吏治渐趋废弛。由于他的大力整饬刷新，国力才又明显上升，于是下开乾隆六十年的太平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得以持续130年之久，雍正帝所起到的继往开来及振颓起衰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雍正帝得登大位，已年过四十，成熟老练，他的治道风格崇尚严厉和讲求实际,做事精明果断，又善于周密的谋划和隐蔽的活动。也许是因为雍正帝长期在与父皇及诸王兄弟极其微妙的关系中周旋的缘故，使得他难于被臣下愚弄和欺骗，他擅长于冷静观察和分析思考，又能谋定而动，果断坚决。
雍正帝是一位为政务实“不尚虚名”的人。他说： “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事无大小，周思详虑，求其见诸施行，实可有济天下者”，批评“内外衙门于奉到事件若不过行一文书，出一告示，徒托空文，竟不见诸实事”。雍正帝的一大特点是精力过人，处理政务，从早到晚没有停息，“孜孜以勤慎自勉”。他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则批览奏章。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在考虑问题。他的工作作风也以精细缜密，雷厉风行，敢想敢干著称。他喜欢亲自处理大小政务，他时时通过批答奏折的方式，了解和处理全国的政务。雍正之世，为政严刻。然而，他施行的多项改革措施，都是经过反复调查验证，深思熟虑之后而付诸实行的，并非一意孤行。在大清王朝正在由强转衰的关键时刻，经过他的励精图治，力挽狂澜，遂把清朝的发展又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雍正帝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并有实际统治才能的政治家，他所以能够在短短的13年内取得超乎寻常的业绩，与他在皇子时期能充分研究朝政，了解吏情有关。同时他也善于探求统治方法。他在藩邸时就洞悉官场弊端，对官场中盛行的欺上瞒下，逢迎隐庇，因循苟且等等颓风恶习，一方面深恶痛绝之，一方面又精心揣摩对治之法。他细心考察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矛盾，以及官场社会的人情世故，所以能够一登皇位便做到心有定识定见，立即大刀阔斧地革旧布新。
雍正帝曾经说： “朕在藩邸四十年，对于臣僚之间的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欺上瞒下，贿赂请托，阳奉阴违，假公济私等种种恶劣之习，朕早已深知灼见，可屈指而数之。朕对于民情事理、利弊得失等等，所知也无不周详。朕洞悉下情之处，得之于亲身阅历，这是皇考当日所不曾亲历的。比起自古代那些以藩王而登大位者，如汉文帝，朕所见所闻之深广，也远远超过他了。”真知来源于实践，雍正帝胸怀策略权谋，是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之后，他抓住国务朝政的要害之处，做出有针对性的整顿，其兴废革新无不有章有法。
雍正帝为人苛刻，性喜猜忌，却又有任贤使能的胸襟。他所倚重的大臣如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在性格和作风上与他十分相似，成为他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
27、模范疆吏田文镜
雍正元年九月，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反映情况，说： “云贵两省土司承袭一事，向来有向地方衙门送礼的陋规，上下衙门，每每因为文书中有错字，借故刁难土司，意在索取陋规。臣已严行禁革，并请求今后上报六部的文册中，若有个别几个错字，无关大局者，免予驳换。臣于疏内代为声明，以便土司承袭一事易于了结。”高其倬的奏疏正符合雍正帝整顿吏治的精神，所以立即得到雍正帝的嘉奖。可是高其倬为人圆滑，不大肯弹劾官员。当时有一位以弹劾官员而得到皇帝赏识的封疆大吏，就是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45），清汉军正蓝旗人，后因受雍正帝宠爱，被转入上三旗之正黄旗，田文镜仅是监生出身，历任县丞、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田文镜祭华山经过山西，见到山西正闹饥荒，百姓大量流亡，而巡抚不闻不问，也不上报朝廷。他返京后，把山西的情况如实汇报皇上，雍正帝十分欣赏他的坦率直言，命他前往山西赈灾，拯救了七八十万灾民。事后，他授任山西布政使，并不断提升，他由一个八品小吏快速升至一品大员，完全靠的自己的才干和勇气，当然也是因为遇上了雍正帝。他由河南布政使而巡抚而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帝又置河南、山东总督，由田文镜任之。
雍正帝用人惟贤，或因事权授，往往不拘定制。督抚的设置时有变化。比如，直隶原设巡抚，为李维钧改作总督，后成为定制。闽浙总督先为一人，雍正帝用李卫为浙江总督，兼理江南五府二州的盗案，于是福建也单独为一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时期，两广总督辖下的广西割归云贵总督。巡抚，历来各省只有一个，当王国栋署理山东巡抚时，雍正帝又用吏部左侍郎刘于义协办山东巡抚事务。伊都立为山西巡抚等等。这是雍正帝用人行政敢于打破成规的表现。
田文镜在河南厉行廉政，毫不瞻顾，不避嫌怨，弹劾贪官污吏数十人，他因此屡遭攻击和贬抑。从朝廷大员到下辖官民，反对他的人非常之多。陕西延安知府沈廷正原系雍王府旧人，颇不满意田文镜。雍正二年，他调任河南开归道，田文镜因他是雍王府旧人，有所顾虑。雍正帝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 “听说他未到河南即先存成见，欲与你作梗。试想朕岂有命一属员前来约束上司，使之掣肘于你之理？他要是露有不肯尽心协助，实力承办，反而倚仗其雍府旧人身份，借端生事，妄作威福，出卖你而取媚于他人的情景，你可严加参劾，待朕重惩，决不姑息，你接到此谕可与他共观之。”
当时，雍正帝常常以在一位官员的奏折上批示，同时令其他官员知悉的方式发布上谕。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使官员互相监督。有人认为，田文镜所以提升极快，因为是雍王府旧人，所以格外受到重用。其实田文镜并非雍王府旧人。雍正帝既然做了皇帝，再偏袒雍王府旧人就太狭隘了，对沈廷正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得到皇帝支持的田文镜，在河南以极严厉的手段大刀阔斧地整刷吏治，剔除陋规。整顿吏治成效不大的原因之一，在于上下不同步进行，往往是对下严而对上宽。约束下属官员容易，抗拒上峰则难。有一次，钦差大臣何国宗到河南办公，按照通常的规矩，地方官要送礼给钦差大臣。田文镜的左右对他说，您对下面可以严禁陋规，对上面却不可不敷衍一下。他却说，岂有对下严而对上宽之理？欲禁州县之火耗，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他坚决不送规礼。何钦差没有得到红包，认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回京后就到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可是皇帝反倒因此更加器重田文镜。因为他的行政风格，恰恰体现了雍正帝振刷数百年颓风的革新精神和政策，雍正帝对他雷厉风行施行严政的手段十分欣赏，特为他设河南山东总督一职，并把他树立为“模范疆吏”。所谓“数百年颓风”是把明朝也算在内，在明朝初期，朱元璋曾经下大力气肃清贪污，以后就没有皇帝再大力整治贪污了。清朝，康熙帝大力提倡清廉，对于贪污的官吏有时虽然也严厉打击，但更多的是以规劝的方式教育，效果不太好。康熙帝晚年吏治松弛，以至于国库都空虚了。雍正帝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决定他行事的坚决果断，打击贪官污吏绝不手软。
田文镜对治下的贪官污吏，毫不徇情，坚决题参革职审查，三年之内，他共参奏属员22人。雍正帝赞许说： “田文镜参官最多，鄂尔泰从不轻弹，然二人皆各有道。”鄂尔泰的事情，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田文镜参奏隆科多一案，颇有些戏剧性。有一天，他的师爷邬先生问他： “公愿为名巡抚呢，还是做普通巡抚？”
田文镜说： “谁不愿意做名巡抚，庸庸碌碌有什么意思？”
邬师爷说： “公若愿为名巡抚，须任我草一疏上奏，但疏中一字不能令公看，可以吗？”
田文镜平时上的奏折，凡是由邬先生代书的，往往得到皇帝嘉许，所以对他极为信任，于是同意了。邬先生的奏折由田文镜盖印发出。奏章发出去以后，邬师爷才告诉他，是弹劾国舅隆科多贪污受贿等罪行的奏章。田文镜听罢，连连叫苦，生怕因此惹出大祸来。
邬师爷却笑着说： “皇上早欲除去此人，不过苦于没有借口而已，公无须顾虑。”
果然，皇帝将田文镜的奏折交部臣议处，结果，隆科多被罚为永远监禁。朝野上下都佩服田文镜有胆量。
以后田文镜又对邬师爷的孤傲性格有些厌烦，邬师爷便辞职不干了，田文镜的奏章就常常受到皇帝的申斥，田文镜只好再把邬师爷请回来。有一次，雍正帝还特意在批复奏章中问候邬师爷。于是田文镜再也不敢轻视邬师爷了。田文镜死后，许多封疆大吏争相以高薪聘请邬师爷，邬师爷一概拒绝。传说，后来邬师爷到了京城，有人还在宫中见过他，因此怀疑他是雍正帝派在田文镜身边的人。这也并非不可能，封建政治黑暗的一面，怎样估计都不算过分。
言归正传，犁剔陋规可要比弹劾某一位高官困难得多，因为它是全体官吏的命脉所系，所谓“千里做官只为钱”。陋规也是官场腐败的一面镜子，官僚体制的运转的主要动力就是陋规，所以骂田文镜的人特多。
田文镜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就任河（南、山）东总督之际，他上奏折说： “臣在河南行政，使贪官墨吏、玩法士民不得遂其私，多称不便。因此谤腾毁积，物议风生。臣到山东仍照河南一样行政，山东也会怨声蜂起。臣一如既往，不恤人言，坚决把河南的政策移到山东，以不负皇帝之宠眷。”田文镜在山东总督任上，一口气剔除官衙陋规数十项之多。
田文镜为犁剔山东粮驿道衙门的陋规，直接向雍正帝奏报户部等中央衙门接收陋规的情况，请求禁止。廉政要想实际有效，必须上峰不收规礼才行，否则地方也难于实行廉政。一时，从地方到中央，怨声蜂起，田文镜屡遭弹劾，但是雍正帝却十分信任他，支持他。陋规是官场痼疾，既然是下级向上级送礼，只整顿地方，不整顿中央，本末倒置，起不了作用。整顿下级，叫下级不送，何如整顿上级，叫上级不勒索？田文镜反腐败搞到中央六部，能不遭人忌恨？田文镜铁了心就是不怕，因此很得雍正帝的青睐。
高其倬、田文镜奏请革除这一弊政得到了雍正帝的坚决支持，却得罪了中央大员。因为京官没有机会直接搜刮百姓，必然要吃外官。而外官只要有事报批，就只好被吃，送礼不断。“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乡同年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敬。”通常是在夏至之前或冬至之以后不久，派专人持“问安函”附“敬费”奉赠京官。至于具体的钱数，也有一定之规。以“别敬”为例，外调的官职较高或所任是肥缺，送钱就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比如雍正初年西北用兵之时，陕西粮道就是肥缺，“别敬”要送17000余两左右。当然不是只送给某一人，也不是大小官吏平分，其中也要分三六九等。关键人物得大头，次要人物得小头，一般的人物沾点光而已。如果光赠大员，不送小吏，他们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让事情办不好，起码要拖延几天，“懂事的人”不能不按陋规办事。
下面说几个关于陋规的故事：
康熙五十一年，方苞因文字狱“《南山集》案”入狱，出狱后有《狱中杂记》一文，讲述狱中陋规。狱吏与狱卒向犯人收取陋规心狠手辣： 死刑犯也要交陋规，交了就死个痛快，否则就尽量延长你受痛苦的时间。有人被判凌迟，交规钱者，先被刺心，不交者，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痛苦可想而知了；绞刑则反复数次才使人断气；捆绑犯人也是如此，不交钱就把臂膀捆伤，终身残疾。方苞问： “与被刑、缚的人，又没有仇，实在无钱，何不稍稍放宽一些，岂不是仁术吗？”老吏说： “这是为了立规矩，以警示后人。不如此，他们就会存侥幸之心。”
雍正十年（1732年），发生了一件借命索规的惨剧，说来令人发指： 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弹劾，告他贿卖秀才，赃私累万，雍正帝大怒，下令将俞鸿图立即革职，严加审训。半年后，判处斩立决。处决犯人，也是刽子手向犯人索取陋规的极好机会。如果收受了规费，就可以一刀落下，立时毙命，犯人死个痛快。不得规费，则“刀下留情”，使犯人想死也死不了，痛苦至极。俞鸿图忽然被押赴刑场，他事先毫无准备，来不及向刽子手送规费，他被斩为两段，上身在地上乱滚，奄奄一息而不死，他以手沾着自己身上的鲜血，在地上连续书写七个“惨”字，其宛转未死之状，令人目不忍睹。事后监斩官据实奏陈，雍正帝也为之恻然，于是下令封刀，从此废除腰斩之刑。
上司利用权力勒索下级，收取陋规，已是代代相因的公开的积弊。总体来说，清朝皇帝比起明朝的皇帝要精明得多，他们都十分清楚其中的奥妙。早在康熙朝，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就曾向康熙帝上密折，反映地方官收取陋规情况，请求禁止。康熙帝批示道：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目前之计，恐怕以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又有一次，曹寅反映，前恩准借给两淮盐商库银100万两，但是商人实收只有80万两，对此康熙帝只有三个字的批示： “知道了。”曹寅向康熙帝奏请革禁两淮盐课浮费所列出的院费、省费、司费和杂费四大项陋规，其中送给江苏省督、抚、司、道各衙门的规礼就有三万四千五百两。康熙帝对此批示道： “此一款去不得，去则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皇帝难道还不敢得罪于督抚吗？康熙帝是怕督抚因捞不到油水而不肯尽心做事，或再向小民加收火耗，因此对官场的陋规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由上述几例可见： 社会生活中，陋规之多，其无孔不入，简直就像空气和饮水一样。
各地的大小官吏们贪得无厌，他们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分享贪赃。州县官吏把赃款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一部分以种种名义馈送上司。正如康熙朝林启龙在《严贪吏以肃官方疏》中所说： “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以州县之大小，分礼物之多寡，以馈赠之厚薄，定官评之贤否。”康熙帝对陋规深有了解，他曾说： “地方官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可是，他对贪官污吏的处理却相当宽大。以至官场中陋规累累，贪污冒领，相习成风。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在一份奏折中，详细开列了两省五花八门的各种杂派项目，较大的有三十多项，他说： “以上所开陋弊，有包差、定差、轮差、飞差种种名色。在各州县原非尽同，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或更随事生法，自难搜罗枚举。至于派敛银数，又各随州县之大小，其间多寡迥别，且派一分，则百姓所出必不止一分，以吏役头人层层侵剥，官府明知其弊而不能查，故民间派银数目难以核实。”
雍正帝批道： “此奏甚属公诚，不但川陕，各省皆然。”雍正帝对官吏收受陋规一事的态度不同于乃父，他决心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肃清贪污。田文镜正是他在地方上的得力大员。雍正帝执法严峻，田文镜严刻的行政风格与其十分相似，所以很受他器重。他坚决支持田文镜犁剔陋规的举动。雍正元年，雍正帝发布谕旨说： “各省奏销钱粮，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或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官员内外勾通，欺盗虚冒……朕今不得不加以整理。”
山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在任期间，凡给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送陋规，都予登记。被人揭发出来，田文镜对朱成元和受礼的前巡抚黄炳和博尔多、余典等人进行审讯，严厉整饬。
雍正帝大力支持田文镜搞政治革新，夸他是“巡抚中第一人，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大治矣”。
田文镜得到雍正帝的赏识有秘诀。有人说： “世宗生性高傲，好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臣下奏章，虽然殚精竭虑，却故意留下一两处罅误，以待批驳，或故作一二误字，以待改正。非如是则世宗之心必不快，将格外吹索，而前程危矣。田端肃文镜深知其妙，对豫省民则苛刻搜求，务以严厉为尚，对朝廷则强作呆态，似不解事，故官河南、山东总督最久，帝眷最宠……”（柴蕚《梵天庐丛录》卷二）简单说来，就是对下精明，对上装傻。田文镜奏折表示： “臣目中惟知有皇上，君臣大义如父子天性，间不容发。”“总之此心惟知有君，则凡是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这就是“强作呆态”，雍正帝批道： “难为你此数句议论。”（《雍正奏折》六、七田文镜）雍正帝的精明原来如此。
田文镜死后，雍正帝这样评价田文镜： “老成历练，才学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
28、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
不过，田文镜做事也有些过于严刻了，难免有酷吏之风。尤其是对于读书人的态度非常苛刻。他对于“师生一道，平日痛恶于心”。在科举制度下，一向有攀援师生特殊关系的陋习，新进士要到主考官家里报名，自称门生，大讲师生之谊、同年之交。官员之间相互援引，即使并无师生关系的官员，下级官员也要拜朝中权贵为老师。一以自保，一以进身。这个陋习在科举制度的初期唐朝就有了，相沿千年，积习深重，到清朝就更严重了。田文镜自称为官40年，从未搞裙带关系于显要之门。田文镜非科甲出身，年轻时由监生出仕为福建长乐县县丞，9年后迁山西宁乡县知县，13年后迁直隶易州知州。次年内迁，任吏部员外郎、刑部郎中、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他历40年始升为地方大员，没有师生同年可以援引，惟知感激君主的拔识，竭力以图报效，因此对科甲出身的官员有偏见，视士人搞师生关系为朋党之源。雍正帝特别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搞朋党，并对于搞师生关系的官员予以严厉打击。雍正帝对科甲官员的偏见源于储位之争。当初，康熙帝要大臣们荐举太子时，大多数官员都倾心于允禩，其中汉大臣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因为允禩的宽仁、正符和儒家精神，深得士人之心。但却不符合雍正帝的治国理念。此事使雍正帝对科甲汉臣产生了偏见。现在由他的宠臣田文镜出来，替他出了这口恶气。
雍正二年十二月，河南巡抚田文镜为防止官员以师生关系朋比庇护，出告示“严禁夤缘钻刺以正官方以肃法纪”。这种打击“科甲朋党”行为不断升级。雍正三年十一月，题参信阳州知州黄振国，次年正月密参汝宁府知府张玢，息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陈州知州蔡维翰等人。黄振国、张玢、邵言纶和汪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有些人说田文镜不许师生夤缘是无端排斥士人，不容科甲之人在河南做官。汪景祺说，当时由于对科甲士人的压制造成了“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的局面。
李绂雍正四年，李绂由广西巡抚奉调为直隶总督，入京面见皇帝。他路过河南，对于田文镜的做法表示不满，责问他何以蹂躏读书人？李绂进京陛见时向雍正帝当面述说了田文镜种种苛刻严酷负国殃民的行为。因为当时雍正帝对李绂也非常看重，所以认真倾听了他的意见，谈至午夜方罢。李绂随之又上疏弹劾田文镜，参劾田文镜“任用佥邪，贤否倒置”；信任“本属市井无赖”的署理知州张球；张球向邵言纶勒借未满所欲，勒索汪馈送不遂，转而向田文镜诬告他们，于是田文镜参劾他们；又说田文镜把黄振国害死在狱中，以杀人灭口。
雍正对田文镜本人深信不疑，但又怕田文镜上了张球的当，就把李绂的折子裁去头尾发给他看，要他审查张球。田文镜回奏说张球是贤能之员，才具操守均有足取。他故意说，看看疏内斥张球为“市井无赖”，可知此人必为进士。李绂是康熙己丑进士。六月，他更以黄、张、邵、汪都是己丑同年进士为理由，进一步说他们同年科第不无徇私袒护之处。并借题发挥说，将来科甲自多，一旦他们被参便群起妄议，如此一来，科甲之员如有贪污苟且之事，督抚诸臣断不敢题参弹劾了。又说皇上屡次颁旨解散朋党，他们却违背圣意，公然结党。田文镜把评定是非的标准与师生同年、科甲朋党相联系，深深地触动了雍正帝长期以来的隐恨。雍正帝以为他的意见很对。田文镜果然是酷吏本色，这种手段足以置对手于死地。
不过，雍正帝头脑也不简单，对于事实还是要调查清楚的。六月派遣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审理黄振国等案。海寿等查明张球贪污不法之事，证明田文镜确实是在袒护张球，但却又揣摩上意，把李绂对田文镜的参劾视为是朋党行为，反之田文镜打击科甲官员就不是朋党行为而是打击朋党行为。这多少有些讲不通。朋党的本质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党同伐异。田文镜袒护张球与李绂袒护黄振国都是朋党行为。雍正帝却只认李绂是朋党行为。
雍正帝为什么特别警惕朋党？原因就在于多年的储位之争。太子与皇子们各自结党营私，雍正帝本人就是靠结党营私登基的，隆科多、年羹尧等人如果不与他结党，他就没有今日。自己靠这个方法上台的就决不允许此法再被别人所用了，一定要把朋党生存的空间挤得死死的，一丝一毫的空间都不能留。不是朋党问题也要当做朋党问题处理，尤其是科举朋党，宁可冤枉人也不放过人。雍正帝对朋党一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严重的病态程度。
钦差承审中，河南管河道佟镇向钦差揭发了田文镜信用的道员陈世倕。佟镇是隆科多亲属，而隆科多曾说汪是好官，被田文镜冤抑。雍正帝认为这是年羹尧、隆科多对田文镜不满，所以佟镇揭发田文镜信用的陈世倕就是打击自己信用的田文镜，也就是反对皇帝了。那么弹劾田文镜就是与隆科多的结党行为。钦差到河南，证实黄振国并没有被田文镜害死，当时只是“血流不止，饮食不进”而已，李绂听到他已死的传言就相信了。人总是相信愿意相信的事情，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毛病。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蔡珽在四川巡抚任内的属员，本来考核政绩时已被参革，由于蔡珽的推荐才得任知州，李绂与蔡珽的关系向来密切，这就是出于朋党之间的庇护了。
田文镜也要承认错误，他毕竟袒护了张球，但不是朋党，田文镜“羞愧无地，悚惕难安”地谢罪，但这是虚的；然后就要奖励他，这是实的，因为他打击了朋党，有功。一虚一实，人主用权之道也。雍正帝安慰道： “何罪之有？……此等人此等事阅历一番，亦未尝无益。”特地赐给田文镜风羊、荔枝。当年雍正帝赐给年羹尧荔枝，由兵部快马发送，从北京至西安几天之内就到，人们都说，只有唐玄宗为杨贵妃能做这等事，现在雍正帝又送田文镜荔枝，虽没有特别使用快马，如此一虚一实的处理，也使河南“通省臣民惊为异数”了。田文镜也就在雍正帝的虚实兼用的权术中受到保护和鼓励。
此时，李绂也还在受雍正帝的信用，他就还敢于为自己辩护并一再攻诘田文镜。对于指责自己袒护同年的说法，他不承认，他不是也题参过同年张玢、陈世倕及广西官员孙来贺吗？怎么能说是朋党呢？他说这种言论“立说甚巧，而实未合”。田文镜确实是巧妙地利用了雍正帝的弱点，李绂这话也等于是暗中对皇帝提出批评了。对于他的置辩，雍正帝加以严厉申斥，说是“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与田文镜的认罪乞怜相比，李绂身上读书人刚直好辩的坏毛病就太可恶。李绂被调离直隶总督，改任工部侍郎，不久，又受到蔡珽在直隶总督任内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之事的牵连，把他降为奉天府尹。
四年十二月，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题参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雍正帝把他的奏章掷还，不让他参劾，他却偏要坚持。雍正帝认为，他所奏内容，与李绂所说完全吻合，显系受人指使，这是公然结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如果说李绂参劾田文镜不免有偏袒同年科甲的话，那么谢济世的弹章却不是。他不过是听了好友陈学海的话，是以“济世”为己任的言官本分而已。翰林院检讨、员外郎陈学海跟随海寿、史贻直赴河南审查，了解了实际情况，当时曾据理力争，钦差大臣海寿不敢与皇帝唱反调，没敢完全揭发事实真相。陈学海回京后向谢济世说明了事实真相，谢济世就上奏了。雍正帝当然要袒护田文镜，乃将谢济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钦差大臣为了与皇帝保持一致，就不得不欺君，此时欺君就不是罪，而是忠。谢济世实事求是却是欺君了。雍正帝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绂、蔡珽的指使。他要查清李绂与谢济世关系，命令广西提督、署巡抚事韩良辅调查谢济世在其家乡的行止，了解李绂在巡抚任内同谢的关系。韩没有查出他们的朋党关系。后来，谢济世在阿尔泰军营效力，思想得到改造，承认了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李绂终被下狱，但也不杀。据说，有两次决囚，雍正帝命将李绂陪绑，刀置其颈，问现在知道田文镜的公忠了吗？李绂却回称，我是愚笨之人，虽死也不知道田文镜的好处。李绂颇有些“以道抗权”的精神，坚持这一原则是儒臣的本分，理学名臣本该如此。
李绂、蔡珽、黄振国、邵言纶、汪、谢济世都是科甲中人。此次科甲案的结果是： 黄振国、汪论死；邵言纶戍边；蔡珽、李绂下狱；张球绞监候。后来，谢济世在充军地又因为注疏《大学》、《中庸》获罪，但是也没有杀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可以视为常规，一般来说，皇帝是不轻易杀言官的。雍正帝之所以开恩不杀谢济世就是因为杀言官的皇帝名声不好。直到乾隆帝即位，李绂、谢济世才恢复官籍，蔡珽也获释。
李、蔡一方受到了沉重打击。田文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宠臣的地位稳固了。本来田李二人都是雍正帝的宠臣，对于两人互参相争，雍正帝先是调和，希望挑起争端的李绂认错，至少不要再辩解，再攻讦田文镜了。毕竟他是欣赏这位理学名臣的。李光地曾说，六百年以来，没人能超过欧阳修和曾巩，而李绂大有希望。诗坛领袖王士祯也说： 通观当时的文士，没有一个顶得上李绂。李绂在康熙末年待罪于永定河工地，雍正帝对之迭加升赏，迁任督抚，当他就任直隶总督陛见时，皇帝赐宴内廷，赏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赐对联。雍正帝曾在李绂的奏折上批道： “汝与田文镜二人，实难辜负朕恩也”。雍正帝说李绂“乃不由旁人荐举，为朕所特用之人”，“尔实非他人可比”，“汝之出处与众不同”。（《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说过： “诚然不党者李绂也。”（《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可是最后李绂却以朋党罪下狱。雍正帝本来不愿意过度打压李绂，但是当谢济世参劾田文镜以后，雍正帝认为李绂既然非与田文镜斗到底不可，那么李绂与田文镜二者之间就只好舍掉一个了。
李绂不是朝臣或言官，河南与直隶也风马牛不相及，他为什么要死咬田文镜呢？说到底，他是在争取大臣制衡君主的权力。田文镜坚决贯彻皇帝的意志，他也只能向田文镜发难。首先，田文镜非科甲的监生出身就与科甲出身的官员有矛盾。明清时期，监生可以捐钱买得，未必一定在国子监读书，也可取得乡试资格。有监生的资格就可以做县令了。这象征着对“学而优则仕”的否定。监生出身的田文镜等人打击科甲官员也可以视为是进一步在否定“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李绂作为理学名臣，他的理念和地位决定他必然要与打击科甲的非科甲官员作斗争。科甲出身的谢济世、陈学海等官员与李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说到底都是向皇帝为儒臣争地位，鸣不平。
雍正五年二月，雍正帝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 要把官场中科甲人的自“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雍正起居注》，五年二月初三日条）。七年，上谕说，科目进身官员以“科甲流品相夸尚，其风自唐宋以来就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极”。又说： “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尔等当豁然醒悟，庶可使历代相沿之弊习，廓然顿除也。”他的决心很大，甚至有废掉科举的意思。雍正帝有计划地打击科甲官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其本质却是要打击相权。说起中国的相权，当数汉朝最盛，其次为唐朝。科举制完成于唐朝，有利于把人才选拔出来，但是弊端也就同时产生。朋党营私即其一。唐朝牛李党争，就是科甲士人与非科甲士族的斗争。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没有科甲官员，也有朋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此种现象发生。既然是朋党之争，就至少有两个对立面。现在雍正帝所要打击的仅仅是科甲朋党一面，就不公平。
田文镜犁剔陋规严猛苛刻正符合雍正帝的既定方针，而李绂与田文镜相斗又是儒臣与酷吏的斗争。一般人们都是说雍正帝袒护田文镜，打压李绂，是为了打击“科甲朋党”。雍正帝把李绂与田文镜的互参案看成是朋党问题。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从根本上说，这些科甲官员都是孔孟之徒，骨子里都是有限制君权膨胀倾向的。只要气候稍微温暖一点就敢于廷辩，不顺旨。比如李绂一定要论辩是非，坚持己见，就是藐视君权，或挑战君权了。
五年，田文镜又题参进士出身的知县周知非“顽废不职”。雍正帝认为这是科甲入仕者怨恨田文镜而废弛政事，用今天的话说叫“消极怠工”。下令将其革职拿问，以使科目出身之员因结党怨望上司而废弛公事者知所儆戒。
后来，雍正帝又一再有意打压科甲官员，搜寻他们的过失，予以惩治。对当时很有名气的儒臣吏部尚书、云贵总督杨名时的打击为最典型，再略说几句。因为杨名时对雍正帝片面地打击科甲官员不满。雍正帝说： “朕整理科甲积习，伊挺身乐为领袖，抗违朕意，仗伊向来夙望，必因其党庇恶习，即如朱轼、张廷玉现任大学士，莫不因他是前辈，慑服尊重，若不惩治他，恶习万不能革。”（《清世宗朱谕》，第六函）后来为请求修浚河道事，杨名时不用密折本而用题本。雍正帝作诛心之论说，他即将离任才有这个请求。用题本是欲令众人皆知，以此博取赞誉，给自己在地方上留好名声，却不把好事留给后任，如此沽名钓誉，“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并不知有君，尚得腆颜自命为读书人乎？”又“出奇料理”了一番，说他既然是想造福于地方，就让他个人出资修治洱海河道好了，他死后，让他子孙继续承办，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雍正帝这种观念与康熙帝所说的“古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真是如出一辙，都是厌恶大臣没有把一切功劳归于皇帝，考虑问题比皇帝更长远，比皇帝更爱民，有吃醋的意思。从权力的角度讲，皇帝把大臣或官员的仁政视为对皇权的削弱——孔孟的思想在本质上必然与君主的权力意志相矛盾。这才是雍正帝打击科甲官员的实质。打击科甲朋党的意义并非像它表面所呈现出来的那么简单。从“台省合一”与设立军机处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雍正帝的目的是要把相权挤压到最小程度。
后来，乾隆帝一登基就接见杨名时。杨进京的路上人们奔走相告，设宴迎送。可见，雍正帝打压科甲朋党之不得人心。雍正帝表面上是严禁朋党，实际上是摧残儒家理想，要把“霸者与臣”的君臣关系彻底而不留余地地实行之。雍正帝的思想基本上属于法家。一般来说，君主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康熙帝是少有的儒家皇帝，有人称之为“理学皇帝”），主张宽仁的大臣则代表了儒家精神。李绂与田文镜的斗争，也可以视为儒法斗争，这样区分之后还有需要认识的一点就是，实施儒家的仁政的同时，法家治术也是不可或缺的，此时“中庸之道”就见其伟大了，这样认识历史，也就不是一锅糊涂粥了。
29、追查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追查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雍正帝接见直隶巡抚李维钧问： “直隶亏空多少？”
李维钧回答： “亏空大约四十万两，不亏在道府，都亏在州县挪用之上了，州县挪新补旧，年年奏销过的。”
雍正帝说： “从前亏空，都是赵弘燮（前巡抚）未完公项，如今他自家人愿捐银三十万两，料理此事，你务必追他的出来，以后的亏空交给你补了。”
李维钧说： “是。臣谨遵圣命。”
雍正帝夸奖说： “你参保定知府马兆扆，参的是。”
李维钧说： “通州知州李麟叶，为官暴戾，士民怨极，皇上虽特旨简放，臣今日也参了。”
雍正帝一向鼓励大臣互相监督，不瞻顾徇情，因此十分高兴地说： “参得好！你不要因为他是朕特放的人，就怕参他。将来要认真审，不要瞻顾。”
李维钧说： “臣谨遵圣命，绝不敢徇私。”
雍正帝又说： “若要地方有起色，必要州官好，而州官贤否，全在你等督抚。平时要细心查访，不可徇私。”
李维钧说： “州官不好，全是督抚不好。三年一举大计，原是惩劝大典。向来直隶大计，只参贪官，不选卓异，州县官有做得好的，若没有出头的日子，怎么能鼓舞人心呢？”
雍正帝说： “参劾、卓异，必须并行，朕这就下旨于吏部，举行卓异，不论有赏罚无赏罚，好官就选为卓异。有才者常处于繁剧地方，不能无赏罚；无才者处于偏僻小地方，自然无赏罚。岂可舍有才者，而用无才者？”
李维钧叩头谢恩： “皇上如此用人，不患人才不起了！”
好官与贪官的区别之一就是亏空的多寡。雍正帝即位之时，内阁官员照例呈上一份新拟的新君登基恩诏，无非是普天同庆，大赦天下一套陈规旧例，其中有豁免官员亏空一条，按照成例，这一条是不可少的。皇上得了无上的权力自然是乐事，官吏们也要沾光饱一饱私囊。雍正帝阅后立即删去了这一条，说，不但不能豁免，还要彻底清查！
大赦天下与豁免官员亏空一起实行，真是妙不可言。在狱中的囚犯，与把他们关入牢房的官员本质上都是罪犯，都是盗贼，只是所窃的物品不同而已。读书人窃取功名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国帑化公为私，算是合法的盗窃。普通的小蟊贼就不同了，他们把其它人的财产窃为己有当然是犯法。但是，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都希望新君开恩赦免。
不久，雍正帝向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的命令。他说： “我皇考圣祖仁皇帝澄清吏治，深恶贪墨之蠹国病民，所以警戒训饬至严，只以圣心宽大慈祥，未曾将侵蚀国帑贪取民财之人，置之重典，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实如天之仁也，可是不肖官员人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为廉吏，反而恃有宽大之恩，心无畏惧，将侵盗贪墨视为固然，数十年来，日积月累，亏空污赃之案，不可胜数，朕若不加惩治，仍然容忍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养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康熙后期，由于官吏贪污严重，地方的钱粮被官吏们大量贪污和挪用，导致清廷的国库收入锐减，造成了财政的严重混乱和危机。户部存银，康熙四十八年尚有5000余万两，到了六十一年，就只剩800余万两了，可见官吏贪污现象之严重。
地方官员向朝廷呈报的积贮钱粮的数字，一般只是虚额，实际根本不足，形成巨额“亏空”。历任官员无不侵吞肥私，前任官员把亏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挪用侵吞，积年累月，越亏越多。经过康熙朝长时期的亏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日益虚匮。
雍正帝刚刚登基，就向全国的贪官污吏们发难了，抓住亏空的问题，严厉加以整顿。他说： “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地方亏空钱粮，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以前大行皇帝（康熙帝）宽容，未对赃官明正典刑。虽然有所追补，也不过是虚应故事，亏欠依然如故。库藏空虚，一旦地方有事，则难以应付。”他下谕指斥地方官员亏空钱粮的种种弊端，并限期三年之内，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如数补齐。但是不得苛派民间，不得借端掩饰，如限期仍不能完，则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严惩不贷。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理外，其实际侵欺入私囊者，经审查确实具奏，即行正法。如果仍然徇私舞弊，或被朕访知，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
如此一来，几乎全国的官吏都处于被动地位，谁不挪用公款呢？亏空早就普遍化了。
为了防止官吏们借权贪污，雍正帝设立了会考府（不是考职称，而是考廉政），命和硕怡亲王允祥主持其事。在四位总理大臣中，雍正帝惟一倚重的人就是十三王爷允祥。在诸皇子之中允祥与雍正帝的关系最为密切，雍正帝即位后，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封怡亲王，参与处理最高政务，允祥常常代他传旨。允祥兼管户部，清查亏空之事特意交由他负责办理。雍正帝说： “辅政之初，阿其那（允禩）包藏祸心，扰乱国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怡亲王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镇静刚方之气，使奸宄不得肆其志。怡亲王公廉忠诚，为当代诸大臣中第一人。”
户部掌管国家财政，多年来，积弊甚多。允祥以相当多的精力整顿追查亏空。
雍正帝发出上谕： 钱粮奏销中的弊病主要在于“部费”陋规，没有部费，正常的开支，户部也不予通过。有了部费，即使是靡费百万的开支，也准奏销。过去大行（康熙）皇帝也知道其中的弊端，但是不欲深究，从宽处理了。他特别声明： “朕今日不能如皇考（康熙帝）之宽容。”今后，一切钱粮奏销事务，无论哪一个部门，都由新设立的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都需经过怡亲王允祥等人会同办理。他特别告知允祥说： “你如果不能清查，朕再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出。”表示了绝不宽容的态度。
以前，各部院动用钱粮，只要是给户部送了规礼，就可以自行奏销了，因此助长了营私舞弊之风。会考府设立之后，一切开销由会考府稽查审核，杜绝了不少贪污行为。允祥又查出户部库银亏空250万两，勒令户部历任堂官、司官以及部吏赔偿150万两，其余的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
过去清查亏空，允许官员去勒索百姓以弥补亏空，现在填补亏空，不许苛派民间，只勒令官吏们退出赃银赔补。许多人拿不出现银。允祥一下子抄了许多贪官污吏的家，引起普遍的不满。官场毕竟是贪官污吏的天下。雍正帝明确表示，抄家是朕的意思，这是必须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积弊，以此打消官吏的侥幸之心。以往清查亏空多是走走形式，特别是基本不会触动皇亲国戚。现在允祥对皇亲国戚的贪赃枉法，也绝不姑息。他追索履郡王十二阿哥在内务府任上的亏空，强迫他务必把银子交出来，逼得他没有办法，就把家具器皿都摆在大街上变卖，换了银子来偿还亏空。敦郡王十阿哥虽然被追索数万两银子，仍不能赔完，最终查抄了他的家产了事。内务府官员李英贵等人冒支正项钱粮百余万两，也被抄家。
在清查亏空的时候，有许多官吏还在转移赃物，作弊抵赖。
雍正元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钱以垲提出追补办法： “凡亏空官员题参时，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封其家产追变，才不致于隐匿寄顿。”官僚贪污受贿所得，往往派人送回原籍，或用以购置田产，或密藏起来留给子孙。如有一位曾任云南布政使，后迁广西巡抚的大贪官钱度，家中赃钱太多，乃在家中修夹壁墙，储存金银钱财，以传子孙。所以抄家必须两处同时下手才能追回犯官的赃款，不足之处即将其产业估价变卖，可以较彻底地完纳应偿亏空。这个办法实在很高明，雍正帝立即就采纳了这一建议，大多数贪官的清偿方式都照此办理。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抄家之后仍然赔补不足的，再抄其亲戚之家。雍正帝说，因为当初他们都帮助贪官分赃了，现在也要帮助赔偿。这个办法就是彻底，国库一下子就丰富了。俗话说，花钱如流水。正如水不能从地球上消失一样，这钱也不可能从地球上消失，不过是从国库里流到贪官污吏的老家（子孙和亲戚）而已。雍正帝使这些钱倒流回来，用顺藤摸瓜的办法，可以说是历朝历代皇帝中反贪最彻底的一次。
雍正帝对亏空的两种原因“挪用”和“侵吞”的处罚是有区别的。
挪用轻罚，侵吞重惩。贪官污吏避重就轻，将侵吞报作挪用，以图蒙混过关。通常的办法是先追查侵吞，后追查挪用，官吏们把侵吞之款算在挪用之中，希图以挪用了结案子。雍正帝与贪官污吏斗法，改变成例，先追查挪用，后追查侵吞。官吏们总是有侥幸心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承认侵吞，而侵吞之数远远大于挪用之数，他们先报了亏空小数，如果再核查出亏空大数，必是侵吞无疑。雍正帝所作所为也是历朝历代所仅见。比朱元璋的办法效果好。
河东总督田文镜向朝廷奏报山东省钱粮亏空的原因时说： “山东钱粮亏空，半亏在官，半亏在役，而实际在民欠者无几，此臣之所访得最确也。臣不遗余力督责府州互相觉察，设法严查，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田文镜因此受到雍正帝的赞扬。
雍正帝深知，地方官吏填补亏空的办法，也不外乎苛派民间而已，这是他们惟一精通的理财之道，故此特别强调不得苛派民间。他下了一道谕旨说，在康熙朝，就曾有人提出请加火耗以弥补亏空。先帝未允，如今火耗更不允许增加。
根据以往的惯例，被革职的官员仍然留任以弥补亏空。雍正帝认为，让这些官员留任催追，必然贻累百姓，因为赔款“不取之于民，将从何出”？官员之间更互相包庇，他们只会以新的贪污受贿来填补旧项，故不许其复留原任。
在雍正五年（1727年），发生了一起人们十分熟悉的抄家事件，曹雪芹的家被查抄。
曹氏是皇家世代家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是康熙帝的奶妈的丈夫。曹玺于康熙二年（1663年）出任江宁织造，他的任务就是监督制造和采购宫中使用的丝绸织物，直接受宫中内务府管理。江宁织造局在南京，苏州和杭州还有两个织造局。他们虽然官品不高，但是在地方上颇有权势。曹玺死后由他的长子曹寅承袭其职务。曹寅与康熙帝关系密切，小时候曾陪伴皇帝读书，因此受到皇帝重用，委派为两淮巡盐御史。两淮巡盐御史是个肥缺，中央和地方官吏一有机会就狠狠勒索他一顿。康熙帝每次南巡，他都远出接驾，很受皇帝赏识。皇帝有时就住在江南织造署。每次接驾，“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红楼梦》语），又没处去报销，亏空之大可想而知，曹寅报告皇帝，他历年亏空有190万两，康熙帝让他设法弥补，他生前没能补完。
曹寅死后，他的儿子曹颙仍然承袭他的职务，但是亏空也仍然没有补上，曹颙死后，他的兄弟曹常常受到雍正帝的训斥。到他这一代，曹家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了。更由于他与废太子的关系密切，犯了雍正帝的忌讳。现在，雍正帝对他可不客气了，雍正帝先是让允祥“照看”他，以后，山东巡抚塞楞额参奏江南三织造扰累驿站，正巧今年是曹负责解运，他的亏空迟迟不能弥补，已经使皇帝不快，如今又骚扰驿站，皇帝一贯禁止官员骚扰驿站，一怒之下命令两江总督范时绎查封曹的家产。查抄的结果，只没收了几万两银子，雍正帝以为他把家产都转移了。因此曹家的亲戚，苏州织造李熙的家也被查抄，搞得曹、李两家彻底破产。曹家迁到北京，再迁到西山。雍正帝大搞抄家的副产品，使得中国产生了一部杰出的小说《红楼梦》，曹家如果不败落，曹雪芹也许就写不出《红楼梦》了。曹雪芹就在“举家食粥”的窘况之中，才写出了不朽名著《红楼梦》。当今国内力争诺贝尔文学奖的诸位先生们，不知是否能从当中受到一点有益的启发？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有些官员亏空数额巨大，无法弥补，在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也无处可以潜逃，就畏罪自杀了。他们以为只要自己一死，事情就算了结，不会再抄家了，贪污的财产就可以传给子孙。然而雍正帝却加重处罚这种人，继续向他们的家属追赔赃款，决不轻饶。
虽然被揭发和抄家的赃官不少，但是仍然有大部分亏空无人可赔。因为这些亏空全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已经搞不清楚该由谁来赔偿了——如果真要搞清楚的话，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能做官了。所以大部分亏空的赔偿都不可能落实到个人头上。凡被人举报告发者就被革职抄家，算他们倒霉。可是地方上被纠参的官吏过多，官员频繁改换，也于统治集团不利，因此必须采取一项既可以充实国库，又不加重百姓的负担的新措施。
30、诺敏、高成龄首倡养廉银制度
皇帝最可怕的敌人就是身边的大臣和地方官吏。过去，人们强调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不然，君臣矛盾才是主要的社会矛盾。最难解决的社会矛盾是君臣权力之争。国家最高层领导的任何一种活动，都会严重影响到全国。比如，朱元璋取消宰相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君臣矛盾最基本的内容，就是财富分配的矛盾。皇帝是全国财富的分配者，中央大臣和地方官吏是财富的掠夺者。雍正帝在《御制朋党论》中说，反对他亲理琐事的人都是朋党中人，他们想方设法蒙蔽君主，担心当今君主英明洞察，不利于他们谋取个人私利。官员的财富由分配所得太有限，掠夺则无尽无休。社会财富在国家、官吏、商人、平民诸方面分配，用什么调节？当然不是市场经济的杠杆，而是权力的杠杆。官员贪污首先危害到老百姓，最终则危害国家。君主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压制官员的贪污行为。这个问题永远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只有相对的平衡。搞得好，国家就兴盛，搞不好就亡国。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里的一个深夜，忙碌了一天的雍正帝很有些疲倦了，每当疲倦之时，他便以静坐来恢复精力。静坐之后即感觉精神清爽，他又翻出白天刚刚收到的一封奏折来批阅，这篇奏折他已经看过三四遍了，是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所上关于整顿地方耗羡的建议的奏折。奏请把山西全省的耗羡全部题解归公，同时发给官吏养廉银，地方各级衙署发给办公费。上个月，山西巡抚诺敏已经上了一个请求耗羡归公的折子。诺敏、高成龄的奏折当中反映了山西耗羡问题的严重，就全国来说，各省的情形都差不多，这也是他登基以来冥思苦想而理不出头绪的一个问题。
雍正帝回忆起几年前，年羹尧和陕西巡抚噶什图就曾上疏，奏请将耗羡酌留，以便各官用度，其余则捐出以弥补亏空。这是针对当时吏治腐败，贪污风气盛行而提出的一项改革建议，想以此来减少地方官中饱私囊的现象。可是皇考圣祖不愿担当加赋的恶名，没有同意，批谕： “朕谓此事大有关系，断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喻陈瑸云： ‘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陈瑸奏云： ‘此乃圣恩宽大，但不可明谕许其加添。’朕思其言，深为有理，今陕西参出亏空太多，不得已而为此举。他们虽然是密奏，朕若是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故而此事罢论。康熙帝以为地方官吏只是“量加些微”，而不知实际情况是火耗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硬性的标准，反而便于吏役大收特收。这是康熙帝失误之处。
雍正帝又想到，去年湖广总督杨宗仁也提出了耗羡部分归公的建议。杨宗仁奏称： 地方上的公事开销，都是地方官勒派百姓供应，不如令州县官在原有的耗羡银内，拨出二成交到布政司库房，以充一切公事之费，此外私毫不许再加派捐。雍正帝甚表赞同，批道： “所言全是，一无瑕疵，勉之。”
现在诺敏的奏章又提出山西省改革的具体方案： 将全省耗羡银约50万两，悉数上交布政司库，然后从中拨出30万两作为办公用费以及各官养廉之用。20万两可作为弥补无着亏空之用。诺敏任山西巡抚之前，在户部供职多年，一向被同僚称为对财政“稽核有法”（用今人的话来说，叫做“懂经济”），这笔账还是算得很精的： 与其暗中收送陋规钱，何如公开给与养廉银？再以耗羡把多年的亏空补上。诺敏此议真是通权达变，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可将这事交九卿会议商讨，如行得通，全国各省都照此办理，官场贪风数年之内当熄灭矣。想到此，雍正帝感到十分欣慰。
为什么把这项开销称之为“养廉银”？要搞清楚它，有一些职官薪俸制度和官场钱权交易的基本情况，在这里必须费些笔墨来说明一下。
清朝沿用明制，实行职官底薪制，官吏正规的俸禄是非常之少的： 官级正一品，年俸180两；官级正二品，年俸155两；官级正三品，年俸130两；官级正四品，年俸105两；官级正五品，年俸80两；官级正六品，年俸60两；官级正七品，年俸45两；官级正八品，年俸40两；官级正九品，年俸33两。另有俸米若干石。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钱粮实在太少了，既不能养家糊口，也不敷日常费用，连骑马坐轿都不够开销（无怪乎清官如于成龙者，出远门时常常骑一头毛驴）。
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大吏，往往家中人口众多，日常开支浩繁（所以像于成龙、汤斌一类的清官，在外任职时，总是不带家属或少带家属，不雇佣人或少雇佣人，多用家人办事，以节约开支），180两银子的年俸，有时还不够官吏们一天的开销。不可思议的是，连办公费也要从正印官那少得可怜的年俸里开销，因此他们必然要以种种方式去弄钱。而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当然就是以权易钱，借办公事之便，向下级官衙勒索陋规，下级再向下级索求，一直压到县衙一级。为了应付陋规，县官役吏势必向百姓勒索耗羡。
何谓“耗羡”？古代官府向百姓收税，大多为粟米、布丝等实物，这些东西都由百姓自行运送到官府。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以银两代替实物，于是在正税之外还增加了“耗羡”，又叫“羡余”，是一种附加税，用来补正税之不足。因为征税这项工作有许多的开销，如手续费、杂费以及保管解运费等等，这些开销都要由纳税人承担，所以要额外的多收一些。官吏征收之后不必把多余耗羡上缴，可以留作办公费用。
耗羡之中“火耗”所占比例最大，州县官从百姓手中征收来的地丁钱粮，大都是成色不等的散碎银两。而解到藩库的银子必须是重量相等，成色一致的银锭。因此州县官就要将征收来的碎银重新熔铸，税银在熔铸过程中的损耗，称之为“熔销折耗”，为此，税吏要向老百姓额外多收一些来补偿耗蚀。正常比例应是所收正税的十分之一，称“加一耗”，或者十分之二也不为过。朝廷并没有硬性规定一个统一的火耗率，地方官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决定。
正因为火耗的征收多寡，没个准谱，地方官吏往往狂征滥派，无法无天。正如康熙朝监察御史李发甲所说： “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的。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致使百姓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
康熙朝另一位大臣赵申乔也曾经指出：
惟横征私派之弊，其祸尤烈！如收解钱粮，私加羡余火耗，解费杂徭，每浮算额数，以致公私一切费用皆取给于里民。若日用之米蔬供应，新任官吏之器具案衣，衙署之兴修盖造，宴会之席面酒肴，上司之铺设供奉，使客之小饭下程，提事之打发差钱，戚友之抽丰供给，节序之贺庆礼仪，衙役之帮贴工食，簿书之纸札心红，水陆之人夫答应，官马之喂养走差，以及保甲牌籍、刊刷邮单、报查灾荒、编审丈量等项，皆有使费陋规，难以详细枚举。总之，无事不私派民间，无项不苛敛百姓，而且用一派十，用十派千，以饱赃官婪蠹之贪腹，嗟嗟小民，膏血有几，而能满足此漏卮巨壑哉！
康熙帝认为，耗羡的问题由来已久，向来是地方官私征私用，是地方上的私事，应该给地方上这种自主权，还是不管为好。既然皇帝找不出办法治理积弊，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于是就造成了地方官吏私征滥派，没有限制和约束的现象，康熙帝虽然知道百姓疾苦，但也无可奈何。
雍正帝于元年元旦谕告地方官文告中说： “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何堪酷剥，至州县差徭，巧立名色，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用。”其实，一两正赋加四五钱火耗不算多，超过正赋数倍之多的事情他也许不知道，他所了解的情况是经过淡化的。不过，比起那些假装不知下情，而真不懂经济的统治者，他还算是明察。
现在诺敏提出，要求将山西各州县全年所得的耗羡银，全部上交布政司，一部分用做抵补前任所留无着亏空，一部分分给各官用做养廉银，补助官吏的生活和办公费用，以此来代替陋规钱，使他们保持廉洁。
以耗羡弥补亏空，以耗羡代替陋规，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办法， 既可以纠正历史遗案，又能够防范新的弊端。耗羡归公，把地方官吏暗中无节制的苛取，变成国家公开的有限量的征收，财政透明化，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雍正帝说： 实行养廉银制度的好处是“上不误公，下不累民，无偏多偏少之弊，无苛索横征之扰，实在是通权达变之善策。”
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巡抚石文焯，上了一封奏折，称该省共有耗羡银四十万两，给全省各官养廉银若干，各项杂用公费若干，下余十五六万两，解存藩库弥补亏空，因此办公费用都出在耗羡内了，不再议捐搜括民间。雍正帝批示道： “此奏才见着实，非从前泛泛浮词可比，封疆大吏，原应如此通盘合算，如何抵项，如何补苴，若干作为养廉，若干作为公用，说得通，行得去，人心既服，事亦不误，朕自然批个‘是’字。”
山西与河南率先实行了火耗归公和以养廉银代替陋规的廉政改革。河南巡抚石文焯奏请，将沿旧例收受的全省火耗的十分之一共3万两，作为巡抚的养廉银。虽然超过了一般巡抚养廉银的一倍，但是雍正帝立即照准，并说： “即使加倍也未尝不可，但此外必须一无染指，方见操守，与其私以取之，何如明以与之，此所谓厚俸以养廉。”因为即使厚俸，比起河南巡抚过去所收受的各项陋规20万两也少得多了。高官的收入无论多寡，问题的关键在“明以与之”四字。高官的收入透明化公开化，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过，雍正帝的改革可谓是绝无仅有。过去都是搞“双轨制”，一边透明，一边模糊。山西实行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省耗羡扣除亏空和养廉银以及各种杂费之外，尚余白银27541两。
就全国是否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问题，雍正帝命六部九卿会议具奏。虽然人们都看到山西的改革是行得通的，然而，这项改革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就不赞成了。大臣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皇帝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致。因为几乎每一个官员，在其宦途生涯中，总是同时处于馈赠与受馈赠的双重地位中，从根本上说也是他们做官（归根结底是做人）的目的。对于大多数官吏来说，当官不求发财，当官还有什么意义？千里做官所为何事？收受陋规正是做官的主要工作——办公有表面形式与实质内容之分，做事与收钱，是分而又合的一体两面。耗羡归公，财路就从根本上被截断了，他们岂能同意？大臣们提出种种理由加以反对和阻挠。
九卿奏议发到山西，巡抚诺敏感到压力很大。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是诺敏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积极支持者，他缮写了长篇奏折上疏朝廷，对九卿奏议，逐条予以驳斥。他首先指出，州县征收火耗，以补官俸之不足。但督抚没有火耗，官俸不敷使用，官吏又不能枵腹办公，必然收取陋规，这笔钱最后还是要出在火耗项上，所以还不如全省征收后，再分给各官养廉银。他又说，耗羡归公，并非要多征火耗，而是要减少火耗。因为既然火耗征收之后尽归省库，州县多征也不归己，就不会多征火耗。针对最后一项指责，他反驳说，督抚收取陋规和贿赂，才是鼓励属员为非。倒不如合理合法地公开收取养廉银，共受皇上的恩赐。他分析了当时耗羡滥征的原因和耗羡归公的益处，并指出： 九卿所说貌似公允，光明正大，好像是既不增加百姓负担，又让州县满意，似乎是两面兼顾，其实是徒有虚名，说得好听而已。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就只能是维持旧日的弊端，听任地方官吏狂征滥派，既不讲官吏法规，又不顾小民疾苦。
雍正帝阅读了高成龄的条奏之后，大加赞赏，将他的奏折交部臣讨论。并在他的奏折上批道： “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静气，秉公执政，确议具奏。若怀挟私意，以及任性尚气，淆乱是非者，必有一二获罪之人也。须各出己见，明白指陈利弊，毋稍游移，倘不能划一定议，两议三议皆可。”
皇帝已经表明了支持的态度，然而反对耗羡归公的人却仍然不在少数。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建议，在朝野引起官僚们普遍的不满。雍正帝不能不痛下决断了。他发出上谕，批评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们的谬见，分析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必要。他说： “高成龄奏提解火耗一事，朕曾降旨，令尔等平心静气，秉公会议，尔等所议见识浅小，与朕意未合。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及各官养廉，有不得不取给于此者，然非可以公言也，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给于民，而其势有所不能。且历来火耗，皆在州县，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其因即在于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皆取给州县，以致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目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参奏，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
在权力运作中，钱的平衡作用是关键因素。州县用火耗养上司，上司就不能不对他们有所纵容瞻徇。州县送陋规给上司，既是逢迎上司，也可以用来胁制上司。其所呈政务，“道府既批准于前，不敢驳斥于后。若有持正之道府不如所请，州县辄扬言曰： ‘道府收我节寿规礼，不为我弥缝补漏，我之馈送从何而来？’道府受其挟制，不得不曲意相从。”所谓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实行耗羡归公，使州县既不能行陋规于上，又不必滥摊派小民于下，就有利于吏治的澄清了。雍正帝指出： “不能禁止馈遗，必不能秉公察吏，不能秉公察吏，必不能有益于政治民生。”
雍正帝不顾中央各级官员的反对，毅然决定将耗羡归公政策“通行于天下”。
大力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地方官员，以山西巡抚诺敏和河南巡抚田文镜为最优，然而二人在中央皆为“举朝所怨”，在地方则“通省衔恨”成为众矢之的。雍正帝为保证山西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特意将一些抵制改革的山西官员调离山西。浙江省迟至雍正五年尚未制定出具体的养廉银方案，雍正帝又将得力大员李卫调到浙江担任巡抚。 李卫到任后立即拟定了一个全省各级官吏养廉银的详细方案上报朝廷，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在人事方面安排得当，是保证既定政策的贯彻实施的关键一着。虽然雍正帝执法严厉，但是并非简单鲁莽。他曾说： “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根本，其余都是枝节末叶之事。”诺敏提出的方法于国于民有利，但是触犯了大多数官僚的切身利益，必然阻力重重。雍正帝特别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给予支持。一面在山西替他肃清反对派，一面给予他高额数目的养廉银。
耗羡归公以后，低薪制改成了高薪制，所谓“厚俸以养廉”。这笔财政经费则由耗羡银中支付。各省大小官员的养廉银数额按照官职高低，事务繁简，地方不同和耗羡多少等标准，逐渐确定下来。大致如下： 总督2万两左右，巡抚15000两左右，布政使1万两左右，按察使8000两左右，道府5000两左右，州县一二千两。养廉银的用途，既是给予官员赡养家口，也是给官员延请幕客、犒赏下级和公干盘缠之用。养廉银又有些类似于奖金，“增事则增养廉，事毕则停养廉”，对于有功劳者也特别多给。比如立有首倡之功的山西巡抚诺敏，他每年的养廉银数额高达31700两，比原薪俸高出200多倍。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养廉银数额也高达28900两，后来他晋升为河东总督，雍正帝又要给他增加1万两养廉银，他坚辞未受。田文镜说： “人臣食禄当因事，事繁而禄少则不给，事简而禄多则虚縻。”这是决定养廉银数额的一个基本原则，否则又成了弊端。
中央官员的养廉银，施行的时间则晚于地方官，其数目也大大少于地方官。陋规照行不误。对此，雍正帝又下谕重申禁令： “从前题奏事件，俱有部费，朕屡次降旨严禁，今闻仍蹈前辙，凡事不讲部费，不能结案。各衙门书吏势难枵腹办公，酌量稍给纸笔饭钱，于理亦无违碍，何得部费至于盈千累万，以遂小人无厌之求？……此事殊可痛恨，嗣后著永行禁止，若再经朕查出，送者与受者双方一体治罪。”雍正帝治术迥异于康熙帝，他执法严峻，不能容忍官吏借陋规以蠹国害民。雍正一朝，由于雍正帝雷厉风行地推行养廉银制度，将官场中漫无限制的陋规，转变为制度化的合法收入，官署的办公经费有了着落，官吏搜刮百姓的事情有所减少，吏治大为澄清。
官吏做官发财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要求官僚们都大公无私那就过于理想化了，雍正帝并非如此，他不仅是以养廉银来解决官员们的日常开销和办公经费，而且常常以赏赐来鼓励官员廉洁守法。他多次赏赐大学士张廷玉，动辄以万计。有一次，雍正帝又当廷奖赏张廷玉万两白银，张廷玉恳切推辞，说： “叩谢皇恩，臣衣食既不求奢华，所费无多，所得年俸及养廉银已足敷日用。”雍正帝说： “你的父亲（张英）以清白传家，你严守家训屏绝馈遗，朕不忍令你以家事萦心也。”张廷玉接受赏赐以后，以赐金修一花园，并将花园命名为“赐金园”。像张廷玉这样的一品大员能如此谨身节欲，实在难得。
鄂尔泰也是一位儆惕自谦的一品大员，也曾拒绝皇上为他增加养廉银。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又发出上谕： “朕因国家政事，资借大臣之力，而使之分心家计，朕心不忍，五部大臣内，除差往外省署事之人外，俸银、俸米着加倍给与。”
雍正十年（1733年），雍正帝又谕令，将直隶省每年应解白银九万四千余两，分给户部各级官员做养廉之用，以弥补京官不受陋规的损失。不接受贿赂当然就是官员的损失，怎么能不弥补？只要这种弥补是公开透明的，就是廉政。
雍正帝把养廉银制度作为整顿吏治和财政的突破口，取得的成就不小。十年之后他说： “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小民免于扰累，此中利益乃天下所共见。”后世人评论历史，有“雍正朝无清官”之说，因为当时官吏都小心谨慎，不敢大肆贪污，就都成了清官，也就无所谓清官了。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真正的清官如田文镜、李卫之流并不多见。
田文镜把耗羡归公之前后的情形，作了一番比较： “耗羡未归公时，原系各州县所得，各上司因其得有耗羡，于馈送节礼之外，恣意勒索，借名派捐……及至地方一有公务，仍派里甲，小民受累不浅，此耗羡未归公之情弊也。自耗羡归公之后，各上司俱得有足用养廉银，不敢向州县勒索派捐。各州县亦俱得有足用养廉银，反得实在归己，日用即足，又不至亏动正项钱粮仓谷。至于一切公事……既不取捐于官，又不派及于民，数年以来民间竟不知有派款一事。上下各足，彼此相安，此耗羡归公之成效也。”刑部侍郎钱陈群也说： “当时初定耗羡，依从前州县自征之数，有减无增，奉行以来，吏治肃清，人民安业。”
山西、河南、山东等省的财政亏空几年内即已补完，并有70多万两耗羡银的盈余。
户部库存银在康熙末年只有800余万两，雍正年间已增至6000余万两。魏源在谈到雍正朝财政好转的原因时说： “康熙六十载之休养生息，何以户部存银只有800余万，不及雍正七分之一？其病在于： 一、耗羡银未归公也；二、常例银未捐输也；三、盐课未足额也；四、关税无盈余也，全仗雍正十余载清厘整饬之功，故有此收效。”魏源的评价是很中肯的。
雍正帝一向认为，有治人，无治法。这是先秦儒学大师荀子的观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封建社会，无法不弊，法只是一种形式，人心才是根本。人心不古，治法皆虚。从表面上看，官员之间收受规礼是以权谋私的一种方法，但从本体上看，还是人性本身的贪婪问题，养廉银制度其实不过是当时一种理想制度的试验品而已。养廉银尽管数额不小，很是优厚了，但是与过去收受的陋规相比，还是要少得多，习惯于收受陋规和冒领空粮的各级贪官污吏，当然不满意，只要权力在握，他们仍然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暗中勒索钱财。人亡政息，到了乾隆朝，养廉银制度也就变成了官吏们的一种固定的年俸，图有虚名了。康熙帝当初所以不同意提高官员的薪俸，就是充分估计到发生这一流弊的必然性。
反腐败，是雍正朝致治之大要，其成就十分显著。有人说，雍正年间的赋役税费改革，奠定了清代鼎盛时期的经济基础，又有人说，要不是雍正帝励精图治，大清恐怕早就衰亡了。我们要说，赋役税费改革所以能够起到繁荣经济的作用，因为这种改革本身就是反腐败。不然，赋役税费改革也只能是表面文章。
养廉银制度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正如雍正帝所说： 吏治稍有澄清，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减少了（国库有所充实），人民免于扰累。究其原因还在于雍正帝实施了严刑峻法，追查亏空，以及实行密折制度，使官吏之间相互监督，各怀畏惧。一方面使用惩罚手段，一方面他本人注意以节俭的生活方式作表率，这些都起到了廉政作用。雍正帝的实施廉政，颇类似于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挟其绝对的权威，大搞严刑峻法，企图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传说当时还设有一个扒皮庙，专扒贪官污吏之皮，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它依然不能最终禁止贪污。当然雍正帝也不能最终禁止贪污，这里要说的是，雍正帝以养廉银来配合“束湿”（拧干湿布，喻吏治太严）之治，较为合情合理，现实可行。
现在台湾、香港和日本的学者们对雍正朝实行的养廉银制度评价甚高。有人认为，乾隆中期以后，由于乾隆帝专宠和珅，他本人又崇尚奢华，至使陋规恶习再度膨胀，养廉银等于白给，丝毫不能养廉。而如果雍正帝能够长寿，乾隆晚做几十年皇帝，清代历史将会大为改观。
31、岳钟琪弹劾贪官污吏
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川陕总督年羹尧被贬为杭州将军，由奋威将军、甘肃巡抚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钟琪进京陛见皇帝。岳钟琪路过保定，受到直隶总督蔡珽的盛情款待，蔡珽对岳钟琪格外亲切。岳钟琪朝觐皇帝，雍正帝问他一路上有何见闻？对各处官员有何看法？岳钟琪告诉皇帝，蔡珽为人厚道，对自己十分热情。雍正帝听了很是疑惑： 蔡珽在保定大讲岳钟琪的坏话，流言蜚语已经传到了北京。想不到他还能如此热情招待岳钟琪，可见其人阴险诡诈。雍正帝精明过人，觉得其中总有点不大对头，立即召蔡珽入京查问。
原来，蔡珽在四川巡抚任上贪污受贿，罪大恶极。他认为岳钟琪是年羹尧的老部下，如今接替年羹尧任川陕总督后，必定会追查三年前的那起大案，所以打算先下手为强，把岳钟琪整垮。 三年以前，年羹尧参奏夔州知府程如丝贩卖私盐，毙伤多人，四川巡抚蔡珽接受程如丝重贿，包庇程如丝。当年，这是一起轰动四川的人命大案。
夔州位于长江上游，是四川的交通要道，尤其是水上交通十分繁忙，客货商船往来如梭，关税收入大有文章可做。火耗、陋规和平余都是额外收入，向来不必列入户部奏销题奏中。收多少，如何支用，全凭管关官吏自己支配。比如官吏和吏役们的办公费、饭费、官吏赡养家属的开销，税银解送户部的解费、杂役工食等等，这里面营私舞弊的内容特别多。商船过关，少不得被扒一层皮，只要使官吏和吏役们贪欲饱满，痛快了，甚至可以少报关税，否则就课以重税，不交够了火耗、陋规就出不了关。
由此可见，中国工商业不能发达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所谓的“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或政策，而在于下级官吏和吏役们的敲诈勒索。他们收取耗羡和陋规，过分盘剥商民，绝非是出于“重农抑商”的观念，或是在替朝廷实行“抑商”政策，而完全是为肥一己之私囊。其实，雍正帝并非特别要抑商。雍正帝曾一再强调各地税关对商人不可多方勒索，分外苛求。雍正元年（1723年）他就说： “国家之设关税，是为了便利通商，而非以此累乏商业，所以便利民众，而非以此病害民众。但近来闻榷关者依靠胥役，对商民任意勒索以饱其欲。虽货多税重，而蒙蔽不报者有之，或以重报轻者亦有之。不遂其欲，虽货少税轻，而停滞关口，候至数日，尚不得过。”他要求“今后榷关的官员，务须秉公办事，实心查验。过关船只，随到随查。应报税者，纳税即放，不得任意作弊，勒索阻滞，以副朕通商便民之意”。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他又指出： “从来关榷盐税之设，所以通商裕国。或用钦差专辖，或令督抚专理，无非因地制宜，利商便民之至意。然而有些地方额外加派，苦累商民，致使商民畏惧，裹足不前。”“商人失业，国帑常亏”，官府“困商实所以自困也”。因此他要求“经理榷关税的官员，务期奉公守法，遴选委派得人，官员须知商旅之艰辛，绝箕纹之弊窦。通商即所以理财，足民即所以利国”。
皇帝能懂得此理，莫非税关官员就不能懂得？退一步说，他们真的不懂得，然而，皇帝已经多次提出不可以勒索陋规，阻碍商旅。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听呢？因为，皇帝的政策一向可以分为硬性与软性两种，凡硬性的政策，就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至于软性的政策，则不必较真，说说而已，姑且听之而已。什么是硬性的政策？比如文字狱就是，稍一触犯禁忌，或完全是莫须有的事，就大兴冤狱，越恨越不嫌其狠。什么是软性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就是，关税自然也包括在其中。很少有官员认真执行，皇帝也很少真正过问过此事，雍正帝上面的话，不过是泛泛而谈。可是，这一次是封疆大吏弹劾税官和地方高官，事情特别严重，皇帝也就认真起来了。
夔州知府一向是个肥缺，多年来，历任州官无不多收少报，从中贪污。程如丝被蔡珽从马湖知府任上请调到夔州任知府，帮他发财。当时四川生产的食盐，大多通过长江航道运往武昌行销，量大利丰。地方当局历来以重税与盐商分利，商人只要按规定交完夔关关税，及火耗、陋规和平余就可以畅行无阻了。官员和商人都大发其财，相安无事。偏偏这个程如丝贪得无厌，他先取缔了私人盐厂，将该州所辖云阳县私营盐厂强行没收，同时他还不许商民贩运，并要将商民手中私盐，低价强行收买，使得食盐的生产和销售都由官府垄断。
当时，有大批的商船被困于长江夔关，耗时费钱，群情激愤。为防有人偷运出关，程如丝的家奴率兵丁昼夜巡拦，不许商船过关。商民的生计被剥夺，有些人一气之下就强行过关。兵丁开枪打人，当场多人死伤。兵丁遂将船只没收。兵丁胡乱开枪，江中商船慌忙逃窜，急不择路，从江心大流放船而下，一时间，满江船只纷纷倾覆，商民死伤甚多，尸体随着江涛上下沉浮，惨不忍睹，一时民愤滔天。
程如丝自知罪恶深重，怕受到朝廷追究，立即向巡抚蔡珽行贿，送去白银六万六千两，黄金九百两，蔡珽笑纳之后，遂匿而不报。巡抚虽然不报，但是民人之口，道路相传，腾谤不已。川陕总督年羹尧闻知此事，立即参奏程如丝、蔡珽二人杀人及受贿之罪。不知程如丝为何不向年羹尧行贿，也许年羹尧不吃他那一套？
朝旨命年羹尧立即将程如丝捉拿审问。然而，程如丝也不简单，他做了两件“好事”来蛊惑人心。一件“好事”，是将强行没收（即抢来）的食盐运到夔关府城，就地贱卖，他的家奴到处宣说，程知府取缔私盐，是为了使百姓可以买到便宜的食盐。还有一件“好事”，程如丝从重庆府买入大米，在府衙外依照原价出售，以此刁买人心。四乡八镇的乡民都来买米，程如丝一时成了“程大善人”。由此可见，所谓民意也不可靠。谁只要为我们带来了利益，我们就拥护谁的原则常常使民主成为具有否定意义的形式。
年羹尧命重庆知府周天佑，到夔州知府衙门去摘取程如丝的知府官印，然后将程如丝捉拿审讯。周天佑的轿子刚刚进了知府衙门，就被前来买便宜食盐和大米的群众围住了。程如丝的家丁混在人群之中散布谣言，混淆视听。买米的乡民，不明真相，一齐拥进府衙哄闹，阻拦周天佑摘印。现在道路上又到处纷传着“程如丝打击盐商，买米平粜，以苏民困，而遭年羹尧忌害”的谣言了。
程如丝收买人心的伎俩得逞，蔡珽趁机向皇帝荐举程如丝。雍正帝召见程如丝后，夸他“聪明超卓，少年勇敢”，大为欣赏，当即提拔他为四川按察使。雍正帝在蔡珽的奏折上批道： “这样的人，如何早不荐奏？”蔡珽回答： “虽系属员，但了解不深。”这是在为防日后的追查预留余地。雍正帝称赞程如丝为“四川第一好官”。
所谓贩卖私盐，也是盐商与官方达成默契的买卖，真正的私盐另有渠道。官府向来是把盐业的生产和销售交给盐商办理，官吏坐地收钱而已。再度调整利益分配必须双方商定，一方面不可单独变更，单方面制定的霸王条款，必然打乱现有的经济秩序，程如丝新官上任三把火，显示出过分的贪婪，企图独吞全部盐业利益，这样做十分愚蠢，闯下了大祸。
后来蔡珽因污辱重庆知府蒋兴仁，并逼令其自杀，又被年羹尧弹劾。蔡珽奏报皇帝，说蒋兴仁是害病而死。这次蔡珽遭拿逮审问，审出真相之后，经刑部议定，判处“斩监候”，即判处死刑，在监狱关押，待到来年秋后再执行斩决。雍正帝为了给自己遮丑，特意安慰程如丝，说他并非蔡珽所荐，蔡珽说是自己保举了程，乃是贪天之功，也并非蔡珽替他雪冤，是皇上替他的冤案昭雪，又表示，这次皇上决不株连无辜。
不久，雍正帝又开始整治年羹尧。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政治原则和“皇帝绝不会有错误”的法则，雍正帝决定为蔡珽平反，以此打击年羹尧。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蔡珽被押解进京。雍正帝召见他，表示关怀。蔡珽说自己入狱判罪都是年羹尧诬陷，他反诬年羹尧贪暴为害。因他诬陷年羹尧有功，被皇帝任命为左都御史，正白旗汉军都统。
因为要整治年羹尧，被年羹尧参奏的贪官蔡珽、程如丝就顺理成章地得到皇帝的赏识并受到重用，他们杀人枉法之事，也就被歪曲为镇压反叛官府的盐商了。在封建时代，镇压民众的抗议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即使是在封建社会，公然地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无法永远地欺骗人们。所以他们非常心虚，这次蔡珽诬蔑岳钟琪完全是先下手为强的意思。
雍正四年十一月，川陕总督岳钟琪折奏四川按察使程如丝，贩卖私盐，毙伤多人，以及程如丝为消弭此案而收买人心阻拦摘印之罪。奏折中说： “周天佑奉委摘印，未到夔州之前数日，程如丝被参之信已遍处哄传矣！但程如丝有无预为贿买兵民，及蔡珽果否先为送信之处，俱无确据，不敢妄奏。”
雍正帝疑心和自尊特重，决不能忍受被人欺骗，一般小民知道自己被别人欺骗了都很生气，何况是贵为天子？岂能不查个水落石出？现在年羹尧已被治死，该反过来收拾蔡珽了。雍正帝既然已经认识到蔡珽为人阴险诡诈，就命令岳钟琪调查他。皇帝是不允许臣下对他不忠的——做皇帝就是要享受臣民对自己无限忠诚的乐趣。他要岳钟琪再密访奏闻，并会同新任四川巡抚马会伯一起调查。他在岳钟琪的折子上批道： “如不能的确，可传密旨与马会伯，务得此事真情，徐徐密访实据，密奏以闻。”
与此同时，户部行文四川督府，将已革职的夔州知府刘天观交待的情况告之，并要求调查夔关税收的确切数字。据刘天观揭发，夔州知府每年都要私下侵蚀夔关税银四五万两，户部议令岳钟琪与马会伯确查关税实数，以便把夔关税收每年交入国库的银两固定下来。
现任夔州知府乔铎奉命向户部详报夔关税收，乔铎立即就与程如丝商议，如何应付调查。程如丝叫他只须报每年实收2万多两即可。他遂向上申报任内本年的关税税收，有整有零的报出20297两之数，并要求以此数为今后税收定额。又称，前任刘天观任内私收之数，实无案卷可查。
他们又向四川布政使佛喜行贿，请求帮助料理此事。佛喜即给户部的书办章孔昭等人写了一封信。乔铎差家人携带3600两银子、200两金子，进京打点。此事由乔铎的亲戚户部侍郎刘师恕办理，有了银子，事情办得很顺利，送给孔书办2000两银子，还余下1600两银子、200两金子，刘师恕都存在自己家了。
乔铎送佛喜1700两银子，第二年，佛喜要求乔铎以关税火耗名义补办个手续，后来还是不放心，又让乔铎补文归入解交的正项，作为公款收支凭证，有了凭证双方就放心多了。
乔铎还给即将卸任的巡抚法敏，先后送去1000两和500两银子，后来法敏闻知乔铎被参，又将银子退回，乔铎再送去玉石扇一件。
这些贪官污吏相互勾结，企图蒙混过关，大肆行贿。为什么不向岳钟琪和马会伯行贿？因为一向调查官员行贿就等于不打自招，太冒险。
为了查实夔关关税，岳钟琪与马会伯商定，不必查阅以前账目，贪官必定会在账目上做手脚，他们委派原东川知府周彬及马会伯的亲信哈大任为专员，前往夔关监收税银。仅仅80天内，2万两税银已收足。不必监收一年，乔铎、程如丝贪污事实，已是无可抵赖了。岳钟琪与马会伯即将事实奏报皇帝，雍正帝立即命将二人逮捕交由刑部审讯。
刑部侍郎黄炳审得事实，责令程如丝退赔。然而数额太大，程如丝无力退还。问赃银何在？程如丝又交代了重金贿赂蔡珽的事实。
至于乔铎，为何在户部已得到刘天观告发，并据此要求他如实呈报夔关关税时，仍然只报2万两？而布政使佛喜、巡抚法敏，为何首先相信，并为之转呈？户部又是如何批准其所报之数为定额的？于是，一系列贿赂枉法的事实，一一揭露出来。
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刑部侍郎黄炳、川陕总督岳钟琪、四川巡抚马会伯将程如丝贩盐杀人、重贿蔡珽一案，以及乔铎侵蚀税银，程如丝通同隐匿一案，分别定拟上奏。
黄炳等人对程如丝、蔡珽一案，提出了二人俱应拟斩立决的判刑意见；对佛喜提出“负恩悖德”，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的判刑意见；对法敏的处理是交部严加治罪；将章孔昭等人拿解到案，追回原得赃银，照例入官；对乔铎从重拟罪归结，而刘师恕也一并交部严加治罪。
据岳钟琪所知，程如丝并没有交待他全部的罪行，黄炳等人却不予深究。岳钟琪又对黄炳等人进行参奏，说他们对一些问题“均未穷追”，事情被雍正帝压了下去。岳钟琪担心他们的罪行既然不能充分曝光，最终可能不会对程蔡二犯实行“斩立决”。果不其然，雍正帝将蔡珽的判决改为“斩监候”，以后又缓期执行，一直拖到雍正帝死去也没有实行，蔡珽最后被乾隆帝赦免出狱。蔡珽竟然不死，这真是“生死有命”，古人称之为“大数”，不知道他命中有何必活之大数？程如丝则在知道被判斩决时就畏罪自杀了，否则也可能不会死，毕竟皇帝当初欣赏过他。
由于岳钟琪没有考虑到雍正帝本人在程如丝和蔡珽的案件中起到的不光彩作用，一味追究，也就开罪了皇帝。后来岳钟琪被满洲贵族大臣们嫉妒，不断受到排挤打击，被撤职削爵，带罪立功，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狱中等死，乾隆帝登基后也赦免了他，并加以起用。
历史上常有这样一种现象： 前朝的宠臣往往不见容于新皇帝，前朝的罪臣却往往被重新信用。因为皇帝总是喜欢使用感恩戴德的官员。对于前朝的宠臣自己不是施恩者，他就可能对自己不忠心。气量狭隘的皇帝就会猜忌他，想办法拿掉他。当然也有两朝元老或三朝元老的现象。前朝的罪臣一旦被重新信用，必然会格外的卖力。这是从权术角度看问题。从道义角度讲，改正过去的错误是新政的首要任务之一。
32、宠臣李卫
李卫早在康熙年间，雍正帝就知道李卫是一个公正廉明的官吏。李卫在户部任郎中时，有一次，负责收纳钱粮，某亲王要求每收1000两银子就多收10两“库平银”，李卫不同意，亲王强迫他一定要加收。李卫就在户部大堂的东廊下，放了一个柜子，上面写着“某王赢余”，亲王大惊，只好下令停止加收“库平银”。又有一次，某亲王府中的家奴杀人，李卫参与刑部的会审。刑部官员不愿得罪亲王，有意加以袒护，李卫拒理力争，在最终定罪时，同僚们想背着他快速审判结案，会审不通知他，谁知，在会审那一天，他一清早就赶往刑部去了。
雍正帝即位后非常宠信李卫。雍正帝宠信李卫也得力于允祥的极力保荐，允祥一再称赞他“才品具优，可当大任”。雍正帝很欣赏他不畏权贵、勇于任事的精神，称他“为人刚直，忠诚勤敏”。雍正元年，李卫任云南盐驿道，二年升为布政使，三年升为浙江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兼理江苏盗案，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少傅。十年时回京，署理刑部尚书，再授直隶总督。
李卫就任云南盐驿时，雍正帝在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示道： “李卫是一出色好员，尔等宜极加爱惜而委用之。”李卫任云南布政使时，有人密参他以气凌人，恃才傲物，粗鲁无礼，受人馈赠。他私下称呼总督高其倬为“老高”，巡抚杨名时为“老杨”，在自己执事牌子上书写“钦用”字样，还接受川马、古董等礼物。雍正帝在批谕中说，对于他的忠诚勤敏是放心的，所顾虑的是： “尔以少年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于上司僚友中，过于强毅用事，致招恃恩犯纵之讥，则又非朕期许之意也。今后须谦能待人，避免以气凌人之咎。”“嗣后极宜谦恭拮己，和平接物。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其克谨克慎，毋忽”。李卫在奏折中表示： “若稍避嫌怨，万难整顿，惟有谨遵礼法，不敢任性，亦不敢委蛇从事。”雍正帝认为他未分清刚直与傲慢的区别，又朱批道： “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弗相交涉，汝宜勤修者，惟‘涵养’二字最为切要，务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殊恩，竭力操持可也。”又因人的习性难改，郑重告诫他： “书云‘习与性成’，若不痛自刻责，未易改除。将来必以此受累，后悔何及！”
李卫任浙江巡抚时，多行善政，打击贪官，清查积欠，治理海塘，发展生产，使浙江的经济大为改观。李卫仁慈为怀，济危扶困，赈灾救难，很受老百姓的拥护，其政绩是真实的，比田文镜在盐碱地上收税的做法高明得多。
李卫兼管浙江盐务时，盐枭横行，盐官与私贩勾结，官盐流入私贩。因为官盐奇贵，百姓多食私盐。李卫采取降低官盐价格，控制盐官向私贩走私等办法，整顿食盐市场。大力打击盐枭，使混乱不堪的浙江盐政得以肃清。当时，地方官吏只能缉捕一些中小盐枭，巨商大盗可以逃亡邻省逍遥法外。李卫无法越省稽查盐枭，要求朝廷干预，可是户部不准。由于李卫并非科举出身，又嫉恶如仇，做事不留情面，自然得罪了一些朝中大臣，他在户部供职时想必也得罪了许多户部官员，现在他们就利用职权刁难他。李卫再次呈请，户部仍然不准，李卫坚持所请，事情终于在雍正帝的直接干预下实行了。后来户部在议复李卫关于两浙盐务的题本时，故意称“该盐政”，而不称“该巡抚”，被精明的雍正帝看出有故意蔑视李卫的意思，立即发旨查问，后来将起草文书的司官张复革职，发回云南老家交地方当局看管。
当时江南盗案特多，而江南总督范时绎、巡抚陈时夏柔懦不能戢盗。有一次，陈时夏奏报： 有四人窃得绸布3000余匹。雍正帝批示说： 陈时夏定是受了其下属的蒙骗，岂有四个人能偷运3000匹绸布之理？显然这不是毛贼小窃，而是江洋大盗所为。有鉴于此，他授予李卫总管江南缉盗事宜。为了支持李卫，特设浙江总督一职。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命李卫兼管江苏缉盗事宜，并参与江苏军政举劾。李卫料到两江总督范时绎将会干扰自己的工作，上奏折说明。雍正帝叫他不必顾虑，“人事参差不齐，何能计较纤细无遗？况且审办公私，最为不易，朕常言，公中有私，私中有公，枢机正在于此。其中原委既不确知，难以批谕”。 所谓公中有私，是就以权谋私而言，无非是求名求利，求名倒也不可一概否定，清官求名与贪官求名绝不相同，李卫不求利而求名，也无可厚非。所谓私中有公，是就人事关系而言，人一旦走入官场，公私就不能截然分开，个人恩怨不可避免要在公事上起作用。要想办好公务，待人接物不可不慎。李卫的缺点是傲气凌人，心量狭窄，容易得罪人，在公事上怎能不受影响？好在雍正帝对他颇为谅解。
李卫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之后，便大力捕盗，连破多起盗案，摧毁多股盗匪。李卫作为封疆大吏不仅仅善于缉盗，而且善于为百姓营造生计，治河修路垦荒，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安定社会之根本。前任浙江总督满保不允许百姓开垦某些荒地，李卫则招民开垦，当年起科收税，余米可运售别地，给票查验，但不许私贩出洋；他贷款给人民修理塘堤；设灶熬盐，官为收买；渔船入海，给牌查验。渔盐收税，充诸公用，既养活了百姓，又养活了官吏，上下兼顾，左右逢源。捕盗与安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整治贪官污吏，又增加官员的经济收入，可算是善于行中庸之道了。雍正帝曾在李卫的折子上批示： “汝之一身，即国家经费也，何得看做两事！”雍正十二年，李卫任直隶总督时，有一次与户部尚书海望一同勘查海塘，来到浙江境内。浙江百姓听说李卫到了，以为李卫重来任总督，四方百姓，“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前来迎接，可见其深得人心。
李卫自出仕以来，不瞻情面，勇敢任事，使地方顿然改观，是清朝一位方正大臣，虽然有大毛病，但雍正帝看重的是他忠直的一面。所以尽管他受到多方责难，依然信用不移。
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任命李卫为直隶总督。直隶也是多盗之区，李卫严加整肃。当时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违法乱纪，李卫不顾皇帝正宠眷鄂尔泰，依然密奏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雍正帝览奏十分高兴，他并非在搞权术，要借重李卫来整治鄂尔泰，他是为李卫不畏权臣只忠诚于皇帝的精神而高兴。做皇帝对于臣工“惟知有君”的表现一向都是鼓励和赞赏的。他叫李卫公开上奏章弹劾鄂尔奇，然后命允礼等人审查，但是为了照顾鄂尔泰的面子，只将鄂尔奇革职。人们都知道鄂尔泰是皇帝最亲信的大臣，不敢得罪鄂尔泰。唯独李卫能有如此胆量，皇帝怎么能不激赏他的忠心？雍正帝说： “如果不是深悉朕用人无私的衷曲，怎能毫无瞻顾，毅然直言？”
雍正帝对李卫的骄纵粗狂又谆谆教诫不绝。十一年，在李卫的奏折上朱批道： “何须如此急促，诚可谓躁矣。”十二年，又批道： 有人在朕前说你“任性使气，动辄矢口肆詈……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啻再三。丈夫立身行己，于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向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谤毁不弭自消矣。惟口出好兴戎，可不慎诸！”
李卫自辩道： “臣本质愚戆，心直口快，即属官中从无一语轻于肆詈，何况他人！惟嫉恶过严，凡遇公事，即觌面相对，不肯依违曲从。或遇有心钩探藉以进身之人，但能隐而勿答，若问之不已，则于是非二字从未惯粉饰虚词，言不由衷，再加添出枝节，驾辞耸动，结恨益深，此实臣一生招尤取祸之大病。”（《谕旨》李卫）
李卫本是习武之人，识字不多，却注重文事，修方志，建书院，尤其是为浙江士子请命，使皇帝同意浙江恢复科举一事，表明他确实是雍正帝所欣赏的“实心办事”之人。某些人有才华，也能办事，但不实心，雍正帝批评高其倬，总是把保官位放在首位，迎合取悦皇帝，见风使舵，不及李卫朴实无华。雍正帝是很有心机的皇帝，并非昏庸之主。对这种皇帝不可以动心机，他欣赏李卫的坦诚率真。李卫脾气不好，心量狭窄，雍正帝能原谅他，曾对高其倬说“此人但取其心地”，又多次责备他“躁急”，“狂纵”，“骄慢凌人”，“任性使气”等等。如果是换别人，早就将他革职了，哪有如此耐心？他曾赐予李卫御书“公勤廉干”的匾额一方，以表彰李卫的严猛廉洁。
有一次，雍正帝问尹继善，在督抚中谁最值得效法，尹回答： “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
乾隆帝对三人有一段评论： “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
雍正帝所信用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严刻。在有些人的眼中，雍正帝是一个以阴谋夺得大位的独裁者，他刻薄寡恩，逼死母后，杀害兄弟，屠戮功臣，大兴文字狱，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他的继位和暴死都是不解之谜。有些事实不太准确，还不能做定论。他的阴狠残忍虽不容讳言，但是，很明显地，雍正帝还做了许多改革，都应予以肯定。这些改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实际好处，比宋代的王安石改革或明代的张居正改革都要多。人们对王安石那种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好处的改革，都大加赞扬，对雍正帝的改革却不予重视，显然是不公平的。可能是因为雍正朝时间太短了，又没有开疆扩土的缘故吧。与康熙朝和乾隆朝相比，雍正朝显得不那么辉煌。
雍正朝要求大臣官员们求真去伪，务实治国。雍正帝说：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他的务实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可媲美于汉文帝。他一再强调要“实心任事”、“敦尚实政”。他常常严厉训诫那些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官吏，并且以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如密折制度）来监督百官，惩治虚伪巧诈，欺上瞒下的官吏,确实达到了震颓起衰的作用。
人们对雍正帝的用人方式的评价往往有失公允，如有说他任用非人，喜欢任用酷吏。其实也不尽然，他用人的一大特点是重视才干，不拘一格，尤其不看重科甲出身，雍正帝最欣赏的大臣是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这三个人。虽然他们为政严厉，但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反腐败，整饬纪纲，不严厉怎么行？人们常常说：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好听，其实是糊涂话。倒不如雍正帝说得透彻： 既不疑，也不信。这就是以中庸之道待人。
总之，如果我们更新了观念，就会发现，雍正朝的改革，有许多值得肯定和借鉴之处。
33、以密折制度威慑地方大员
在雍正帝的寝宫，养心殿西暖阁有一副他手写的对联“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充分表达了他独揽朝纲，集天下庶务归于一身的愿望。这副对联的上联反映了雍正帝的工作作风非常严刻，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违背他的念头。
唐代以来，深居在宫墙之内的皇帝，依靠着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中国这个广大的帝国。这个官僚机构的最高一级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中书省的首长是宰相。然而，一切事务都委托宰相办理，皇帝不能放心。人主要是通过眼睛看的功能了解外界，除了直接观察事物以外，就是看间接的文字媒介。皇帝了解下情主要的管道就是看臣下的报告。历朝历代的文书不尽相同，有章、奏、表、议、疏、启、记、札子、封事等诸多名目。明清奏章文书有奏本和题本两种形式。凡有关政务、军事、钱粮、刑名、弹劾等公事，皆用题本，由官员用印具题；凡有关个人的事务如到任、升迁、告假等私事则用奏本，不得用印。此外，还有京官所用的部本和地方官所用的通本（都含有题本和奏本）。奏章先送通政司转交内阁入奏，既不易保密，速度也很慢。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宰相擅权，干脆取消宰相。皇帝与外界联系，了解下情的手段是批阅臣工的奏章。朱元璋每天要看的奏章太多，忙不过来，于是要求上奏的官员写出奏章题要，用黄纸贴在奏章文书的末尾，以便于皇帝阅读，称为“贴黄”。但是，皇帝光读内容提要之贴黄也还是忙不过来。朱元璋乃设大学士数名代替宰相做顾问，以内阁代替中书省。奏章经通政司转内阁，由大学士先阅读，然后在每一份奏章中夹上小纸条，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建议，送皇帝裁定，这就是所谓“票拟”。
朱元璋不信任内外臣工，也不信任太监，他之后的明朝皇帝则不然，以为太监是最可爱的人，专门任用太监做监督。皇帝为了镇压官员中的反对派而先后建立了特务机关——锦衣卫和东、西厂，广布耳目，密探遍于国中。太监系统的特务机关，除了给民间制造白色恐怖以外，皇帝根本不能依靠他们了解外界的情况，只能造成太监窃取皇权的局面。明朝中后期，票拟由太监送达皇帝，并由太监在皇帝面前作解释，皇帝的旨意又是由秉笔太监来完成，或口头传达，即所谓“口含天宪”。明朝在太监刘瑾、魏忠贤等人专权时，言路不能畅通，皇帝的权力被太监窃取。
清朝统治者接受这个教训，严禁太监干政，也不再设立特务机构，主要是通过密折制度来了解下情。清朝沿用了明朝的票拟制度，但在具体做法上防止了明朝的弊病。明朝的奏章，只有奏本和题本，没有奏折。奏本和题本手续繁复，经过通政司和内阁，再送达御前，收复迟缓，容易造成泄密和壅蔽现象。
人们往往把“奏章”与“奏折”视为同一物的不同名称，这是误会。“奏折”一词始见于顺治朝，奏折也称奏帖。“折”即折叠之意，用折叠的纸缮写，可以舒展叠合，十分方便。清末，废题本，专用奏折。“密折”一词则始用于康熙朝。康熙帝曾经说： “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前朝皆用左右近侍，四外探听，此辈专好颠倒是非，肆意妄行，援举奸佞，偾事甚多。”奏折是一种机密文书，可以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看，简便迅速而且保密性强，它是康熙帝加强皇权的一种有效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这种手段有利于皇帝了解情况，不易为左右所蒙蔽。 密折制度当然比特务制度高明许多。明朝的东、西厂直属于太监，锦衣卫随意捕人，权力极大。清朝官员仅仅是传递情报信息，裁决之权仍在于皇帝手中。
康熙朝，专为皇家在江南采办物资的皇帝家臣，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就兼有为皇帝秘密搜集情报的职责。有一次，康熙帝在李煦的奏折上批示道： “朕体安，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
康熙帝在曹寅的奏折批示道： “朕体安善，尔不必来，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非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康熙帝曾批示户部尚书王鸿绪奏折： “京中有可闻之事，卿书奏折与请安折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但有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王鸿绪在奏折中写道： “臣此密折，伏祈即赐御批密发，并望特谕总管面交臣手，以免旁人开看之患。又折子封套之外，用纸加封，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以隐臣名，合并声明。”
奏折最初为一种特权，仅限于少数内务府包衣、旗下家奴和亲信官员使用，他们与皇帝之间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职务较低，便于监视地方官员的行动。地方大员如巡抚的奏折之权，是在以后。巡抚的奏报只能循例以题本或奏本的形式上达，以后才获准上奏折。若有上奏之事，可经过有权上奏折的官员代传，如江苏巡抚宋荦、张伯行的奏折就是由李煦代为呈进的。
地方和中央大员普遍获得奏折权，是在康熙五十一年前后。凡涉及机密事件，不便露章上奏者，皆可以亲自写具奏折上达。康熙帝还特别强调，官员一定要亲自书写奏折，词但达意，不计较字画工拙。有的武官不能亲自书写，可由亲近子侄代写，但必须在折尾加以注明，这些都是为了保密。
雍正帝继位以后，为了熟悉和掌握国家的各项事务，确知各种实情，将密折制度进一步扩大化和强化，他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皆有关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以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使得封疆大吏们普遍有了这一权力。
当然，要真正了解实情，必须是这些官僚能够汇报实情。怎样使官吏们都汇报实情呢？雍正帝的办法就是扩大上密折官员的人数。不久，他又将奏折这一权力进一步扩大，雍正元年（1724年）二月，雍正帝在给科道官员的上谕中说： “朕仰承大统，一切遵守成宪，尤以求言为急，在京满汉大臣，外省督、抚、提、镇仍令折奏外，尔等科道诸臣，原为朝廷耳目之官，凡有所见，自应竭诚入告，绝去避嫌顾忌之私，乃为尽忠。今着尔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具实敷陈。其所言果是，朕即施行，即或不甚切当，朕亦留中不发，不令人知。倘有徇私挟仇等情，巧为渎奏，亦不能惑朕之耳目，折内之言不许与人参酌，如有泄漏或同僚知而言之，则同僚即可据以密闻，朕将两人之折合验，事情必不能隐讳推诿。”
皇帝要能够及时确知各处的实情，得到低级官吏的直接报告是很必要的。于是雍正帝又给予道员、知府、同知、副将一级的官员密上奏折的权力。据统计，当时上奏折的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
这样做有明显的好处： 官员密折上奏，而且上奏的人很多，使得事情不好隐瞒，也不敢隐瞒。某件事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别人奏了，自己不奏，就是渎职。上奏之权没有人可以垄断，歪曲事实的奏报可能被其他真实的奏报揭露，所以普遍密奏也有利于皇帝了解事实真相。有一次，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报，广东龙门营千总刘贵，在巡查中遇到匪徒，追捕时被杀身死，匪徒业已抓获，题请正法，并请治疏忽之罪。雍正帝批道： “地方上凡遇此等事件，但要据实奏闻，何罪之有？若隐讳支饰，则反获罪于朕矣！”
扩大密折网，是雍正帝加强集权的方式，使得下对上也可以形成某种权力，这种权力不是传统方式，如臣下对皇帝的“封驳权”，而是下官对上级或官员之间的监督权，并且监督权是通过皇权来体现的。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监督权是皇帝给予的，他们往往是奉旨监督，奉旨打小报告。在封建时代，下级不可能公开地监督上级，密折方式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雍正帝以密折制度令文武互查，上下级互查，使以往只有上级监督下级的状况有所改观。下级属员向皇帝汇报主官的政绩，以便于皇帝了解臣工，听取多人的意见。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一项有积极意义的改革。
官员们必须相互监督。为了加强对督抚大员的监督，雍正帝鼓励布政使以下的官员直接向他上奏折。他批示福建布政使黄叔琬的奏折说： “你等两司之职，向来不能直接上奏，现在特许你等密折奏达，但切勿借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礼。若遇督抚有不合宜处，只可密行奏闻，不可向一人声扬。你但勉力秉公，实心效力，朕自能洞见也。”雍正帝一向非常自信，以为可以洞察一切。以前是上级监督下级，现在下级也可以监督上级，使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也稍知畏惧，不是畏惧下级本人，而是畏惧下级密奏。
密奏的主要内容是筹商、官吏考评、地方吏民动向等等。雍正帝的重大改革往往都是经过密折奏批，君臣反复密商而后决策的。凡是官员认为可奏之事，无不可以上奏。雍正帝对地方官员提出这一要求，他给陕西宁夏道鄂昌的批示说： “今许你等下僚亦得奏折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于你责任外，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雨晴是否得时，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朴浇薄怎样。即使是邻境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真知灼见，都可以风闻入告也。”密奏，已成为官员们的责任和义务，也不论分内分外之事。
凡臣下奏折所提之事不便处理，即将奏折留在宫中，称之为“留中”。
奏折既可以陈事，也可以论人或荐举人才。雍正帝曾下旨： “内而大臣以及闲曹，外而督抚以及知县，有适当人选，便可具折密奏。”两年后，荐举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自副将以上，旗员自参领以上，皆令各举一人。”
雍正帝考察“模范督抚”李卫，就是典型的奉旨密告。
李卫初任云南盐驿道时，雍正帝让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伯，查访李卫的行为。他在马会伯的奏折上批道： “近闻李卫行事狂纵，操守亦不如前，果然否？尔一毫不可瞻顾情面，及存酬恩报怨之心，须据实奏闻。”
马会伯据实回报： “李卫虽赋性急躁，貌似狂纵，却并非乖张悖谬，操守依旧如初。”
李卫任云南布政使时，与贵州威宁总兵石礼哈互相攻讦。二人并不曾共事，一在云南，一在贵州，石礼哈折奏李卫，只为事机不密，被李卫得知，从此誓不两立。雍正帝又把他们二人的奏折发给云贵总督高其倬评判。高其倬认为，两人各有其优缺点。贵州大定总兵丁世杰，折奏李、石的人品官箴，认为他们二人气量狭窄，有负皇恩，而总督高其倬、巡抚毛文铨有徇情之弊。雍正帝将李卫调离云南，升为浙江巡抚。
后来雍正帝又将李卫与石礼哈互参的奏折发给鄂尔泰，令其评判。鄂尔泰回奏： “臣查石礼哈多躁进之心，无坚定之识，然努力办公，殊可以济事。李卫曾面告臣，此去云南，须防备石礼哈。臣云： ‘人但自防，何用防人？’（雍正帝批道： ‘此朕生平之夙志，从来之居心。但知畏天，从不畏人。此朕时常训谕廷臣者’）李卫也首肯臣所言，只说： ‘你到那里去就知道了。’臣赴云贵，石礼哈与臣始终相安无事。李卫、石礼哈皆与臣和好，极相敬重。然论心地，李卫颇正，石礼哈近于狡黠；论人品，李卫高尚，石礼哈卑劣。”雍正帝可能是受了鄂尔泰的影响，对李卫的缺点不予严厉追究，对石礼哈则屡加责备。
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雍正帝又命李卫查访新任黄岩镇总兵董一隆，在他的奏折上批道： “待其莅位后，细加察访，密奏以闻。”
大理寺卿性桂赴浙江清理仓储钱粮之时，雍正帝命他“凡有风闻之事，即行奏闻”。性桂折奏称： 杭州将军鄂弥达与李卫不睦。
河东总督田文镜奏称： “李卫操守廉洁，臣所素闻，听说其官俸偶有缺乏，则取之于家，绝不以权谋私，真乃当世之贤员，所谓难能可贵者也。但好戏游，图游冶之欢于一日，则千百行为受玷污矣。其驭吏绳尺，未免稍微宽疏，振肃规模，未免少于稽查，则于高官大僚之体有不合宜之处，于皇上任使之意亦有所辜负。”田文镜与李卫并不在一省共事，也可以监督和批评。来自多人奏折的评价，使皇帝对李卫的认识就比较接近于真实了。
又如，雍正帝命重庆总兵任国荣，留心查访四川文武官员的声名。任国荣回奏： “四川学政宋在诗，公正廉明，声名甚好；川东道陆赐书，办事细心；永宁道刘嵩龄，人明白；永宁协副将张英，声名平常；漳腊营游击张朝良，操守廉洁，谙练营武，但不识字”，等等。
李绂与朱纲当时深受雍正帝信任，但也须加以考察。雍正帝派李绂为广西巡抚的同时，又命原广西署抚、提督韩良辅“细访其吏治，密奏朕知”。
朱纲任湖南布政使，雍正帝在湖南巡抚王朝恩的奏折上批示： “朱纲行为举止，舆论褒贬不一，依朕观之，他似欲尽快有所成就，然否？据实奏来。密之！”反过来，雍正帝又命朱纲访查他的顶头上司王朝恩： “朕观其为人，于地方吏治颇为谙练，但才具微觉狭小，你可事事留意，看其居心行事，倘少有不妥处，即可密奏以闻。如稍加隐匿，不以实告，欺蔽之过，你难辞其咎也。”
王绍绪由鄂尔泰举荐而授广东提督，雍正帝以为王绍绪“明敏稳妥”但“偏于善柔”，未免有行小惠而沽名钓誉的毛病。他命广东将军石礼哈考察王绍绪，“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密奏说： “王绍绪居官行事稍涉琐细，然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帝又询问两广总督孔毓珣： “王绍绪何如？克胜此任否？”另一方面又命广东巡抚傅泰进行调查。傅泰密折答复说： “王绍绪操守极好，为人稍觉柔懦。”傅泰受命监视奏报了提督王绍绪的情况，又受命监视奏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按察使楼俨的情况。他密折奏报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于藩司之职，颇称胜任。但观其举动言论间，似有自得自矜之意”。他密折奏报楼俨的情况： “于刑名非所谙”，“年已六旬以外，疾病缠绵，精力渐衰，诸事不能周到”。
傅泰同样也处在自己的监视对象王士俊的监视之下。雍正帝命王士俊反过来访察傅泰。他在王士俊的密折上朱批道： “傅泰识见甚不妥协，汝意以为何如？其操守若何？居心立志若何？办事才干若何？统率属员公私明暗若何？秉公抒诚据实奏闻。”王士俊就自己的观察印象密折回复说： “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亦属平平”，“访闻粤海关新充书办陈炳文、范九锡、潘栋、高维新、柳大本五名，傅泰每名各得银三百两，方准入册。傅泰之操守，臣未敢信其廉洁也”。雍正帝认为王士俊所评“甚属公道”，严责傅泰，最后将其降调回京。雍正帝在傅泰的折子上批示：“用人且莫生疑，如有人欺我，听其欺之，无有不败露者。败露时不得轻易放过，如此则人人畏服矣。”（《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7册，51~57页）。
雍正帝通过两广总督郝玉麟对布政使王士俊又有所了解，郝玉麟描述王士俊说： “察其言论，推其居心，委属明达有本之人。”反过来，雍正帝也暗中指示王士俊监视郝玉麟： “观郝玉麟自到任以来，惟以清楚钱粮为要务，朕已批谕训诫矣。如有太过处，汝可尽力规谏之，不妨将朕此谕作汝意，微露令知之。”王士俊具折密报云： “广东督臣郝玉麟语言便捷，人似精明。到任后未能深悉土俗民情，将按察使楼俨起出私藏军器积恶窝盗之黄元捷提至肇庆，竟行保释……其近日施为，似非因地制宜除暴恤商之善政。”
雍正帝让臣工们相互监督显然是对他们不信任，或虽信任也必须进一步考察。确实，没有人是可以不疑而信的。不疑而信，根据何在？就做学问而言，古人也有“大疑大进，小疑小进，不疑不进”的说法。经过疑而达到信，才是正信和智信，而不是妄信和迷信。不疑而信，就是偏信。
雍正帝说： “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一事见信，不可即信其将来百事皆实，一事见疑，亦不可即疑其将来百事皆诈。”又说： “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所以可信者，乃是你自己取信；所以可疑者，乃是你自己取疑，赏罚也是如此，总与朕无关系。朕此一用人法，凡有统率之则者，都应该效法。”所以对人要既不疑，也不信，是因为“过于相信人，则不防其可能改变操守，而过于怀疑人，则可能不容其改正过失，均非时中之理”。
何谓“时中”？时中就是合乎时宜，无过犹不及之弊，《中庸》云： “君子而时中”。人做任何事情都可能会有两种对立的倾向，偏于一种倾向就是偏激。中庸的本意是平衡两端，恰到好处。可是现在人们误以为中庸即是不讲原则，似乎中国古人提倡不讲原则。中庸之道的智慧，人们确实不易掌握，而往往流于无原则的和平。在用人的问题上，雍正帝所遵循的中庸之道是不信不疑。他强调“必须时时加以访察，而后可以深悉”。
雍正帝通常的访察方式是，让某人的上下级官吏们暗中查访汇报，并加以评论，同时也要亲自当面考察，察言观色。他考察贵州布政使毛文铨时，先让当地官员上密折评论，得到的评价不好。他又亲自召见，面试之后大为欣赏，擢升毛为福建巡抚。可见他并不是专信汇报的皇帝。
雍正帝也依靠特务监视调查臣工。据传说，雍正帝在夺嫡时，于雍王府内招纳了一批三教九流，有的精通武艺，有的长于侦探，飞檐走壁，无所不能。他当了皇帝，就利用他们作爪牙。在内务府有一个所谓的“粘杆处”，粘杆处头目称“粘杆侍卫”，其余职员称“粘杆拜唐”，名义上是从事钓鱼、捕蝉、捉蜻蜓等闲散琐事，实际上是特务密探，办事的总机构设在雍和宫内。皇帝可以随时传旨到雍和宫，总机关得旨即拣派适当人员执行任务。分机关则设在皇宫御花园堆秀山前，山上的“御景亭”就是每夜值班瞭望的哨所，他们受雍正帝直接指挥。比如官员王某，身边有一仆人，在他离任返京前忽然辞职，并说，这些年你表现很好，没有违法的地方，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先回京去汇报。王某吓得出了一身凉汗。
这样，雍正帝就有了密折、面试和特务，三种考察方式，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雍正帝对自己信任的大臣也要怀疑，暗中察访，就避免了受骗。乾隆帝信任和珅不予考察，大臣们多次参劾和珅，乾隆帝也派人调查，就是查不出问题，以乾隆帝之精明怎么会被和珅蒙骗？如果乾隆帝也学雍正帝暗中察访，不会查不出和珅的问题。
雍正帝的宠臣田文镜曾说，常人只知道皇上操生杀予夺之大权而可畏，而不知皇上禀至圣至神之聪明而不可欺。雍正帝却认为，做君主甚难： 若对弊政不予改革，众人会说皇帝懈于政务；若竭力整顿，又会被人目为苛刻；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则是不能受谏；若以其言谬妄而加处分，则是堵塞言路。怎样做都难以令人满意，他因此制一玉玺曰： “为君难”。他从小就性情急躁，康熙帝曾以“戒急用忍”四字训诫之，他一直以此语警诫自己，并书写悬挂于居室之中。
最后，再把雍正帝与明太祖朱元璋作一番比较。表面上两人为政有相似之处，两人的作风都是严刻冷峻，雷厉风行。实际上朱元璋治国无方，雍正帝有章有法。朱元璋精力充沛，一天批阅一百多件奏章，裁决几百种案件。他决不相信大臣，只相信特务，依靠锦衣卫，搞恐怖统治，将特务政治制度化，使得明代政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政治。
雍正帝也是精力充沛，常常熬夜，一天批阅几百件奏折不在话下。虽然有时也依靠某些微官末弁监视臣下的行动，直接密奏，但绝不给予他们以特权。他所利用的监督手段，主要还是广泛的密折制度，虽不是下层舆论监督，但可称为上层舆论监督。当时有些官吏弹劾了别人，事后又解释说，我不参他，别人也要参他，皇上还要怪罪我。可见密折制度对官员们有很大的威慑作用。雍正帝是不许臣工们做老好人的，臣工有什么过失，很快就暴露出来。
明代中期，嘉靖皇帝信赖大奸臣严嵩，而严嵩劣迹斑斑，一再受到御史和其他官员们的弹劾，就是因为奏章不能直接上达，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早被严嵩的耳目探知，提前作了准备，从容化解，而上疏者则遭受打击报复。严嵩独擅内阁二十余年，特务和言路系统都失灵，直到皇帝对他厌倦了，其罪行才“暴露”出来。
密折制度的好处是可使臣僚互相监督。但密奏往往不太可靠，隐恶扬善或诬陷他人或借密奏巧取功名者大有人在。康熙帝说： “密奏亦非易事，稍有忽略，即为所欺。”关键是对其认真鉴别和正确掌握。康熙帝要求臣下“若不可用露章者，应当密奏”（《康熙实录》卷二七五）。
雍正帝实行的密折制度与武则天的告密制度也不可相比，是比较理性化的。武则天对付臣子的手段可与朱元璋相媲美，朱元璋和武则天搞的特务机构，泛滥成灾。雍正帝搞特务监视也以“时中”为原则，适可而止，不使特务的权力膨胀过度。人们总是指责雍正帝严刻狠毒，其实，他为政往往很重视中庸之道。人们认为，以冷酷无情著称的雍正帝与中庸之道一点都不沾边，原因在于误解了中庸之道。单纯静态的中庸之道是不存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有所偏重，向哪一边偏，须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治国如治病，关键在于达到阴阳平衡，阴盛则补阳，阳盛则补阴，在纠正废弛的吏治和普遍的腐败时，以猛治贪恰恰就是中庸之道。过了这一特定的时期，就有失中庸之道了。因此，密折制度不可避免会出现弊端。到了乾隆朝就有人要求废除密折制度了。事情总是反复无常，此一时彼一时，要寻出无弊端的言路，即使在民主社会也不可得。
34、给事中并入御史台
国家的机体与人的机体一样，都是会生病的。所以也需要医治。国家的监察机构，就相当于医疗机构。元世祖忽必烈曾经说： “中书省是朕的左手，枢密院是朕的右手，御史台是用来医朕两只手的。”（叶士奇《草木子》）中央立中书省以总管庶务；立枢密院以掌兵要，一文一武，同时立御史台以纠百官。任何一种存在物，都有异化的趋势。正如人，只要有这个身体存在，必然要生病，“朕”的左右手会生病，“朕”的心脏或大脑独不生病？当然也会生病。以什么医呢？首先丞相就有制约皇权的责任。其次就是给事中和谏议大夫。
先简单谈谈御史的沿革。
秦代以前就有御史的名称。但职务不同，是为史官。在秦汉时期，御史大夫是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主要职务为监察、执法，兼掌重要文书图籍。西汉时丞相缺位，往往由御史大夫递补。西汉末期，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御史（大司空）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其官署西汉时称御史府，东汉改称御史台，又名兰台寺。汉代御史大夫之佐为御史中丞，亦称中执法，以御史中丞为事实上的台长。晋以后不常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遂为事实上的御史台长官。自东汉至南北朝，中丞的威权颇重。后魏一度改称御史中尉。唐宋虽置御史大夫，亦往往缺位，而以中丞代行其职。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都察院之副都御史即相当于前代的御史中丞。
御史台是国家的监察机关，历代多相沿不改。晋以后，御史大夫多不置。隋唐以后虽置御史大夫，与汉制不同，专掌监察、执法，为御史台的长官。唐代一度改称肃政台。
汉以后，御史多称侍御史，一般即称御史。职权专主纠察。唐代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三种。
侍御史在御史大夫下，或给事殿中，或举劾非法，或督察郡县，或奉使出外执行指定任务。侍御史，一般可称为侍卿。晋以后，除侍御史外，又有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等名。唐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而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总为御史台之成员。
御史是人君的耳目，几种御史比肩而立，各有专责，互不统属，是互相牵制的意思。每一个官员都不能逃出纠察范围。
到了明清时期，仅存监察御史一种。分道行使纠察，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废除御史台和御史大夫之名，改称都御史，中丞改为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略相当于侍御史或治书侍御史。明代并有分任出巡的巡按御史、巡漕御史等。御史人数增加到100多人，自古未有。
地方大员一般都兼任都御史或佥都御史衔。御史的职务大略如下：
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琐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图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黜陟，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寺谳平之。（这就是“三法司”审理罪诉讼狱。）
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公开地）露章面劾，或（暗暗地）封章奏劾。其职务，在内： 两京刷卷，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京营仓场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 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漕，巡关，攒运印马，屯田，师行则监军纪。各以其事专监察。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府大臣府州县官主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卷案，有与事实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察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剪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续文献通考》）
在元朝，御史台很受重视。御史的职责虽多，权限虽大，却都是察吏纠官的，专治皇上的左右手。给事中和谏议大夫则是治皇上的心病的。此处只说给事中。
人们常习惯性地把中国的政治称之为专制主义。似乎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殊不知，在专制主义的内部也有制约皇权的机制。首先是丞相的制约。汉初和唐初，丞相或宰相的权势颇大。人们一般认为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尽然，因为这样一来宰相的权力就太大了。皇帝当然要想办法限制相权。君臣权力的分配形式就由秦汉的独相制逐渐转变为六朝和唐朝的群相制，这就削弱了相权。
皇帝（如汉武帝）维护皇权的另一种方法是把位尊权重的大臣从丞相位置上拿掉，而代之以下层官员作丞相，明朝即使取消了宰相，明成祖仍然命官品较低的人员入值内阁，以达到所谓“人寒微则政事勤，位卑下则控制易”的目的。
再一种方法就是设内朝以侵夺相权。所谓“内朝”就是皇帝身边的家奴内侍人员组成皇帝的幕僚性质的权力机构。首先是让贵戚、宦官，还有一些武人、文士与闻朝政。他们习惯上被称为内朝官或中朝官，也称为内臣、中臣、近臣。他们分夺了丞相的权力。这种权力机构半独立于丞相官僚系统之外，而暗中凌驾于其上，使皇权大大地摆脱了相权的制约。内官可以加官而进入正式的官僚系统之中。卫青、霍去病都是由贵戚内侍加官晋爵的。
内官之一“给事中”侍从左右，关通内外，给事于中，故称“给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职务。中国古代官制上，凡称“中”字的官名大都是由宫中内官发展为朝廷正官的，如御史中丞、中书、侍中等等。
给事中始置于秦朝，两汉沿置，为将军、列侯、九卿等官员的加官，都是君主左右受尊宠的近臣，以备顾问，起初是没有“封驳”职权的。这是因为在诏书形成之前的咨询过程中给事中已“献纳得失”参与了意见。汉朝有大臣封驳诏书之事，但非专职封驳。后汉曾一度废除给事中。晋朝，给事中为专官。由内而外，由事先谏止，转为事后谏止。给事中成为宰相官僚系统的职官，主要职责是监督皇帝的过失。
唐朝三省首长同为宰相，分工如下： 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中书省把皇帝的旨意交门下省，给事中的职务是行使封驳权。所谓封驳就是封还皇帝失宜的诏命，驳正大臣有违误的奏章。唐代的给事中隶属于门下省，明代的给事中却是独立的一个部门。明朝六科给事中的职责是传达皇帝的旨意，稽核考察庶政。他们把皇帝批过的臣工题本，从内阁领出，誊抄清楚，发给有关部门执行。此时如发现问题，可以行使封驳权，封还执奏。就是说如果给事中认为原奏章有失当之处，或内阁票拟有错误，或皇帝批示不妥，给事中都可予以驳正。明朝六科，比之唐宋给事中的“封还执奏”，其权限更有所扩张。明代取消中书省，裁去谏官，只留给事中，所以给事中又兼掌谏议补阙的职责，官与职都有所扩大。由原来的专司封驳的职责扩展到奏论朝政得失以及百官贤佞与否的职责。
《明史职官志》说： “君主道德缺违，朝政得失，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独上疏专递，或共同上疏联署奏闻。”给事中官虽然卑微，职权却很重要。“内官传旨，必须复奏，复得旨而后行。”就是说，第一次的圣旨要经过给事中审查，若封驳，再次下圣旨仍经过给事中同意才能实行。这一制度具体的实行也许有困难，但是这一制度使皇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则是无疑的。给事中也行使稽查六部的职责，具体职责在《明史职官志》中有详细的说明，此处从略。明代各部都颇惧怕“科参”，尤其是明代后期，给事中以言官的身份，确实较多地行使了干预朝政、监督百官的权力。
历史上，给事中的品位和权限时大时小。职权最大的时期是盛唐时期。隋唐时期给事中为门下省的要职，位于侍中及门下侍郎之下，掌管驳正政令的违失。给事中可以封驳诏敕；可以驳正刑狱，纠理冤滞无告；可以裁退选补不当的官吏；若侍中侍郎并缺，给事中可以监封题、给驿卷。五代乱世，给事中名存实亡。宋朝，给事中分治六房，升为门下后省的长官。辽金元时期给事中差不多也是名存实亡。明代，仿宋代给事中分治六房之制，相应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定为六科，每科有都给事中一人，有左右给事中两人，给事中数人。不论是职或官都有所扩大。清代设掌印给事中和给事中，均满汉各一人，职和官都缩小了。雍正帝即位以后，把给事中归于都察院，都察院在唐代为御史台，给事中属门下省，两者合并，故称为“台省合一”。
可见，“六科”，是国家政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机构。其官吏给事中的职责就是所谓的“传达纶音，稽考庶政”。六科的重要性不在于转发批奏文件的权力，而在于“封驳权”。此外，六科还负责稽察六部，审核各类事件的执行状况，倘若六科认为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有意迁延迟误，就有权对它们进行参奏。六科给事中的作用不可取消。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把六科给事中的考核交都察院掌管，使他们成为该院的属吏，都御史的属员。给事中归都察院考核后，都御史把他们当作御史一样看待，御史是监督大臣官员的，而给事中是监督皇帝的。如今把御史的事务交给了给事中，这一制约皇权的制度就被取消。
雍正帝的改革，明显是为了取消没有宰相的内阁的最后一点点监督权。儒家“以道抗权”的空间被挤压得一干二净。此事自然会引起一些官员的不满，给事中崔致远上疏力争，企图争回这一点点的权力。雍正帝根本不予理睬。这种极力加强君权的举措，给朝政造成的损失往往被人们忽视。看一看顾炎武对给事中的评论是有意义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 “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科参之力，今人所不知矣。”在顾炎武著《日知录》的清朝初年，人们已经不太知道给事中在朝廷上所起到的权力制衡作用了。现在就更是“今人所不知矣”以为无足轻重了。不过在清初人们也不是全都不知，雍正帝死后，乾隆朝又有人要翻这个案，说“台省合一”的做法是“轻重倒置”。
乾隆十一年，曹一士上《请复六科旧制疏》说：
《会典》开载： 凡内阁交出密本，由各该科挂号，即将原封送交该部，取职名附簿备查。是从前密本未有从内阁径直下达者，即前代中书门下两省更互较验之意也。今臣到任以来，所发见各科本章，只有红本，而密本并未一见。至皇上谕旨径由内阁发部者，臣等迟至十日，始得从邸抄一读。如此则虽欲有所论列，或已无济于事，似非设立科臣之初旨也。
给事中见不到密本，事后才从邸报得知的情况，当然就无从封驳了。这当然不是设立“科臣”给事中的初衷。如此一来，雍正帝就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给事中制度。皇帝的权力完全不受制约，是从雍正帝始，这就使相权彻底取消。雍正帝在取消给事中职能的同时，却加重了监察御史的职任。这是为什么？因为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大臣官员们的，是“医朕两只手的”。
中国历史上，唐朝是给事中和谏议大夫的黄金时代。唐朝在君臣关系上的一个特点是重谏官，薄御史，就是说，重视医朕的大脑，轻视医朕的左右手。在唐朝，给事中和谏议大夫被称为“侍臣”，而御史却只能称为“法吏”，孰重孰轻就很明白了。中国社会由强转弱，有各种代表性事物，此处，我们看元明时期御史地位的上升，达到一二品的地位，仿佛恢复了汉朝御史的高位，但是元明时期，尤其是明朝，相的地位下降，制约皇帝的相权被极大削弱。监督百官的相权却大大加强。朱元璋对御史大夫汤和等人说： “国家立三大府： 中书总政务；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御史台之任尤清要。”（《职官志》）明朝将谏官裁去，只留给事中。明朝的给事中所能做的事与御史和谏官已经有合流的趋势。
雍正帝将“台省合一”，通归于都察院，简称“六科十五道”。所谓“十五道”略相当于今日的十五个省份的监察院。都察院的监察御史，还有巡视京师五城、京仓、通仓、巡盐、巡漕等差，雍正帝派遣了各种类型的巡察御史往地方督察。官员由小京堂、科道及各部郎中内拣选，他们到各省，处理一些政事，监察地方官吏，有钦差的味道。台省合一，削弱六科谏议权，加强都察院对臣工的监察，两者都是为了达到强化皇权这一目的。
汉朝丞相的权限很大，御史的权限也很大，有利于治朕的手与治朕的脑。唐朝则更重视治朕的脑。中医认为，百病由心生（古人所说的“心”主要指大脑）。唐朝能够如此，是它强盛的根本原因。后来，朕的脑不能医了，只能医朕的左右手，中国社会就走下坡路了。在下坡路上竟然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盛世，这与君臣的勤奋、才干是分不开的。可是制度却被进一步破坏，“台省合一”就是一例。
古人“医朕的两只手”有两条途径，首先就是用科举制度把住入门关，把四书五经作为学习内容，这是从人的内心医病；入了官场，就由监察院制度医病了，这是外面的医治。言官（谏议和御史）也可以“医朕的心病”。雍正帝只允许他们“医朕的左右手”。
35、鄂尔泰于难以措手之地显才干
鄂尔泰的特点是“能”，同时也不乏“清”、“慎”、“勤”的品质。他一生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改土归流”。
在中国的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这就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始建于元朝。蒙古大军平定大理政权以后，却难以在这里直接委任官吏统治，于是，朝廷便采用羁縻政策，大量任用当地各部落酋长为各级官吏，称土官或土司。
用设置土司的办法来统治“土民”，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很有点地方自治的味道。在元朝确实起到了安定社会的作用。明朝统治者，也拿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故仍沿用土司制度，只是陆续制定了有关土司的承袭、等级、贡赋、征调等各种办法，使土司制更加完备。
土司有一套由朝廷授给的官职、印信。官职分两类： 土府、土州、土县等文职，隶属吏部；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武职，隶属兵部。凡土司皆世职，父死子承，但须报请朝廷批准。土司有纳贡输赋和应征调的义务，以表示忠于朝廷。朝廷定期对土司进行考核。到了清朝初年，县以上土司大约有四百多个。
除了土司统治的地方之外，尚有大量既无土司统治，朝廷也不管的化外之地和化外之民，称之为“生苗”或“生界”。中国虽然是一个极权国家，但对于难于治理的“蛮夷”，也不愿意劳而无功地去征服，只求他们能够形式上臣服中央，象征性地缴纳一些贡赋也就行了。土司在其内部自行管理，生杀予夺，自有家法，地方政府一向不予过问。
清初，吴三桂统治云贵时期，鉴于“飞鸟尽，良弓藏”的历史教训，求计于洪承畴。洪给他出了一个歪主意： “使苗疆（泛指少数民族地区）日日无宁日”。于是，吴三桂无事生非，连年对少数民族用兵，制造了许多“飞鸟”以求自保“良弓”的地位。从此，中央政府与西南土司的矛盾不断加剧，到了雍正朝，中央与土司的矛盾空前尖锐。土司问题虽然是由于贪官污吏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使之激化和复杂化了，但是土司制度也自有其内在的弊病，不可坐视不理，任其恶性发展。
土司十分落后野蛮。对内，土司对属民任意役使，其征派的赋税比向中央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土司草菅人命，手段残忍，挖眼摘心是普通刑法，杀人如儿戏，土司游猎酒酣耳热之时，常以射人为戏。土司杀人还要向其家属征银，名曰“玷刀钱”。对外，抢夺仇杀是土司致富的重要手段。主要是争夺土地和牲畜，又与盗匪勾结，抢掠妇孺，贩卖人口。土司之间互相厮杀，也是经年不解，所谓“一世结仇，九世不休”，使得当地以及附近的州县永不安宁，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为了富裕起来，土司常到汉人地界抢掠，危害汉民生命财产，有的汉人犯法，逃匿土司处，州县往往要用银钱赎买才能追回逃犯。
有的土司辖地百里，拥兵数万，割据一方，夜郎自大，俨然地方诸侯，成为土皇帝。土司政权颇有尾大不掉之势，许多土司不仅拒不履行规定的职责和义务，而且不断发动反抗中央的武装叛乱。康熙四年（1665年）吴三桂统治云贵时期，云南土司发动叛乱，攻城略地，整个云南为之震动，后被吴三桂剿平。
雍正元年（1723年），礼部掌印给事中缪沅，曾就苗民事务上疏朝廷，建议令土司诸子分袭其领地，以削弱其势力。雍正帝把这个奏折交湖广总督杨宗仁议奏，杨宗仁并不赞成缪沅的建议，认为会因此引出强弱兼并的现象，以至留下后患。雍正帝在杨宗仁的奏折上批示道： “从来统驭外蕃，都是以多建诸侯以分其势为善策。但一时陡然实行，恐怕土司头目不愿遵依，如能缓缓设法，谕令其听从，逐渐实行分袭之法，这是潜移默化的安边之道，其内部强弱欺凌之事，何必为之远虑！朕以为其势既分，其心必异，日后若有纵欲嚣张者，其他土司必然相互掣肘，或者以畏惧相告诫，则邪谋自息矣，于我内地颇觉有益。朕偶然见及于此，并非必欲骤行其事，尔等切勿勉强遵承，以求符合朕旨为念，当徐徐斟酌，详议具奏可也。”雍正帝的办法并不高明，在西藏问题上，他也是搞“多建诸侯以分其势为善策”，实践证明并不是善策。这里雍正帝仅仅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没有下最后的定论，以免臣僚闻风希旨，邀功媚上，残害地方。
雍正二年（1724年），广西巡抚李绂，上疏请求实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帝没有同意，他在李绂的奏折上批道： “土司相袭以久，若一旦无故夺其职守，实行改土归流，谁不惊疑？”
雍正三年（1725年）发生了长寨事件。这一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贵阳府长顺州长寨地方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遭到土司武装袭击。高其倬卸职回京后，向雍正帝反映了土司问题的严重性。贵州提督马会伯奏请对土司用兵，以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此时，鄂尔泰正出任云南巡抚。雍正帝让他与鄂尔泰商讨。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也已做好用兵准备，雍正帝怕他少年鲁莽，把事情搞坏，没有同意。不久，何世基出任贵州巡抚，他奏折主张招抚，雍正帝同意他实行，可是何世基的招抚没有成效。次年四月，鄂尔泰奏折请求向土司用兵，这一次，雍正帝大加赞赏，其实他原来也是想以强力推行改土归流的，只是没有得力的人来做这件事，所以迟迟拿不定主意。鄂尔泰遂向长寨发兵。九月，他上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
鄂尔泰鄂尔泰（1677~1745），字毅安，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举人出身。康熙朝为内务府员外郎，虽有才学却不得施展，他在四十岁时曾写《咏怀》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两句： “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岁已可知。”他感叹自己的年华流逝，才干不得施展，以为这一辈子算完了。然而胤禛却很赏识他，胤禛为雍亲王时，曾拉拢鄂尔泰，而鄂尔泰却以“皇子宜加强道德修养，不可交结外臣”为理由，加以拒绝。胤禛做了皇帝，非但不计前嫌，反倒更器重他，认为他刚直不阿，“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有忠臣资质，擢升为江苏布政使，再升为广西巡抚，云南巡抚。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雍正帝为了支持鄂尔泰实施改土归流，擢升他为云贵总督。因为广西与贵州毗连，改土归流事务较多，而地方官借口境界错杂，相互推诿，故特将广西从两广总督辖下划出，归云贵总督管理。又将先行反叛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由四川划归云南，以便于管理，因为这些府州远离成都，四川总督往往嫌其辽远而不能有效治理，云贵总督又以职权不属，而不愿多事。现在，鄂尔泰的事权一下扩大了不少。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鄂尔泰的前任在改土归流的事情上，不愿承担责任，只是空发一阵议论。鄂尔泰与他的前任不同，洞察形势之后行事大胆果决，雷厉风行。他深知土司一向目无王法，蔑视朝廷，必须施以兵威，但也不是盲目用兵。鄂尔泰在给皇帝的奏折里说： “改流之法，以计擒为上策，兵制为下策；命自投献为上策，勒命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给予赡养，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 雍正帝览奏后十分高兴，批示道： “卿真是朕的奇臣，这是上天的恩赐。”他很欣赏鄂尔泰的才能，相信他定能办好这件大事。
鄂尔泰实施改土归流的步骤，基本上是先抚后剿。他每至一地，必先派人前往招抚土司归顺，反复做解释工作，晓以大义，申明利害。如果土司仍然执迷不悟，拒受招抚，即发兵征剿，绝不手软。雍正四年（1726年）六月，鄂尔泰连续发兵将镇沅土府、沾益土府擒拿，并在其地建州，原府全部土司、土目尽行更撤，改东川土府为流官知府。是年冬季，鄂尔泰再派游击将军哈元生率兵征讨乌蒙、镇雄土府，并在其地建州，改派流官知府。鄂尔泰恩威并用，各地土司震于其势，纷纷畏服。鄂尔泰深知： 土司不畏即不能服，朝廷无威，恩亦不能存。
雍正五年（1727年），广西汉城土府聚兵抗拒改土归流，鄂尔泰亲自巡察贵州南部安笼镇，土府撤兵乞降。于是，鄂尔泰将南盘江以北划归贵州省，设立永丰州，改泗城为府，广西的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工作由此得以展开。
雍正六年（1728年），鄂尔泰着手解决贵州东南部土司。他派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带兵深入土民地区，苗蛮以古州为中心，周围三千里，号称苗疆，土司顽固不化，改土归流十分艰巨。张广泗才略过人，一面招抚，一面用兵，建州办政，成绩卓著。此后，湘、鄂、川的改土归流较为顺利。然而，正如鄂尔泰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所称： “一些土司，凶恶成性，可以威制，难以恩化。”当时，东川、乌蒙、镇雄三府土地辽阔，势力强大，根深蒂固。这些土司不把本钱输光，是不会退出赌场的。
雍正八年（1730年），乌蒙原土府再叛。一时声势大振，东川、镇雄及四川凉山彝民数万人响应。中国的事情往往坏在那些下层官吏手里，他们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政策的执行人。这些人大多品行恶劣，他们仗势欺人，鱼肉百姓。而百姓一旦反抗这些贪官污吏，就是反抗朝廷，必然惨遭镇压，而土司乘势强大起来，就更加不得了。土司的叛乱与百姓的反抗已经无法分出青红皂白，玉石俱焚，也就在所难免了。为了维护改土归流的成绩，鄂尔泰一面上疏皇帝自请罢斥，一面急调云贵官兵，分三路会剿。在这次会剿中，哈元生调度有方，常常以少胜多，所至立功，几年间升任提督。年底，终于将土司叛乱讨平。后来哈元生进京陛见，雍正帝解御衣赐之，宠待有加。
在改土归流中，鄂尔泰对革职土司的处理大致有两种情况： 凡自动交卸印信者，则厚加奖赏，仍授以官职；对顽抗者严惩不贷，没收财产。从总体上看，广西、四川、湖广三省主要是招抚，而云贵两省则主要是以武力解决。一般来说，土司无论有罪还是无罪，只要最终愿意改土归流，不进行武装对抗，都免予处分。对于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土司，则迁往内地。政府取消世袭土司之后，设置府厅州县，派遣流官，增添镇营，改革赋役制度，兴办学校，设立保甲等等，加强了在西南的统治。
雍正八年（1730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的工作基本完成。
雍正初年，就有过关于改土归流的讨论。一些大臣和皇帝都认为土司虽然为恶，但还不是非改土归流不可，雍正帝也不赞成改土归流。因此，当鄂尔泰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以后，“盈廷失色”，朝臣们以为这下必然触怒皇帝。杨名时奏称鄂尔泰“处置苗疆非善策”。想不到雍正帝对鄂尔泰十分偏爱，认为既然鄂尔泰提出此事，必有相当成熟的意见。当时的情况是，滇、黔、川、桂一带山岭密林中，多为苗人所占据，以古州为中心，苗寨辽阔，纵横三千余里，由于境界错杂，职权不属，地方官借此推诿，拖延越久，祸患越深。鄂尔泰指出： “行政划分乃不当，以夷治夷为失计。只有改土归流才可以收万世之利。”
雍正帝览奏大悦，相信鄂尔泰才堪大用，他从来就笃信“有治人无治法”的治国理念。鄂尔泰专以摧抑强暴为治，有“严刻”之名。这颇有几分像雍正帝本人，难怪雍正帝如此赏识他。雍正帝认为，改土归流固然是好事，然而必须委任得人。确实，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其结果往往不同。
不容否认，鄂尔泰对待少数民族有其残酷的一面，但这似乎也不可苛求于他，乃是因为形势使然。他说： “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然恩非姑息，威非猛烈，到得用威时，必须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再犯，则威仍是恩，所全实多。”经过实践，他认识到，“苗人生性，畏威而不怀德”，“若威无可畏，亦恩不知感”。他自辩道： “我非好杀人者，人所共知。但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用恩还是用威，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他总结经验说： “剿抚二字，虽须并用，却是两端，不当抚即剿，不当剿即抚，未有非剿非抚，希图了事，而终能济事者。”
在成都武侯祠大殿楹柱上有一副著名的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里显然也包含了诸葛亮征服少数民族的经验。然而，不攻身又何能攻心？不严如何谈宽？关键在于“审势”。土司叛服无常，对其落后性和野蛮性也不存在教育或改造的问题。鄂尔泰所面临的选择只有剿与抚这两端。还有一点可以肯定，鄂尔泰不是无事生事，希图邀功。清王朝与土司政权的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件事早晚也要有人去干，即使雍正帝不愿多事（康熙帝就是如此看这个问题），乾隆皇帝也一定会去干。当初，以仁义宽厚著称的诸葛亮尚且要征讨西南少数民族，巩固后方，何况是清初这两位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皇帝。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件棘手之事，如果是由才智低劣的人去干，一定会干得很糟糕。鄂尔泰总算干得漂亮。
雍正帝在鄂尔泰的奏折上批道： “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凡有才具之人，当惜之，教之!”鄂尔泰回奏说： “忠厚老诚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对此，雍正帝大为欣赏，称赞他这番道理“实可开拓人之胸襟”。鄂尔泰的人才观是现实主义的。确实，无用之人，其忠心也无用，不能办事，反倒坏事。任用能人，是鄂尔泰施政能力的一个体现，如他对哈元生、张广泗的提拔和器重，可谓慧眼识人。
鄂尔泰对原云南巡抚杨名时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胸襟气度。鄂尔泰曾经救助过杨名时，杨名时被革去云南巡抚之职时，新任巡抚朱纲对杨名时多方罗织罪名，甚至欲用刑讯逼供。鄂尔泰斥责朱纲说： “你过汤阴岳忠武庙见铁人乎？”提醒朱纲要以陷害岳飞的秦桧为鉴，不可妄为，杨名时因此免予冤狱。在如何治理土司的问题上，杨名时反对鄂尔泰搞改土归流，而鄂尔泰也“不以为忤”。鄂尔泰认为个人意见是小事，国家利益才是大事： “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后人评论说： “鄂尔泰生平识量渊宏，规划久远，此数语大有阅历，足以警世之把舵者。”杨名时死时鄂尔泰为其经办丧事，并伤心痛哭，这是后话。
改土归流，是否减轻了苗民所受的经济和政治压迫尚不能说，至少是使国家更加安定，减少了战争的开支和人口的死亡，从而有益于社会进步。改土归流加强了内地与西南地区的联系，有利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但是，后来西南土司再度叛乱，鄂尔泰因此受到处罚。其实，从哲学角度讲，人的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说永远是人的素质（价值观）问题，而非制度问题。制度的积极作用都是人的觉悟（价值观）而起作用。因此，土司制度改为流官制度的进步意义就是很有限的。从制度角度去看，制度的形式总是要变化（此即是进步），然而官总是不能不欺压民，一部分人总是不能不与大多数人相仇视，这就不是制度的进步可以彻底改变的。
自改土归流之后，西南数省的少数民族与中央的联系加强，余威震及缅甸等国。
此后，鄂尔泰更受雍正帝倚重，入朝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逐步升任为首席军机大臣，赐封襄勤伯。清朝承明制不设宰相，首席军机大臣就相当于宰相。雍正帝特别欣赏鄂尔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即“尚贤为为政之本”的理念。明君贤臣是太平盛世的根本保证，雍正朝与康熙朝一样，基本上可以称得上君明臣贤，乾隆朝就差多了。而澄清吏治，则要数雍正朝做得最好，有清一代无出其右者。雍正帝说： “澄清吏治，必本大公之心。虚怀察访，果系清节素著，才具练达者，任以要剧，即行保荐，则举一可以风百。今或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肖官吏滥列荐章，而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是岂风励属员之道乎？”雍正帝把鄂尔泰提到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自然就起到了“举一可以风百”的效果。比起乾隆帝之宠幸和珅，雍正帝就高明多了。
36、张廷玉制定军机处章程
张廷玉最大的特点是“慎”。当然也很清廉，且勤而能干。他一生中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协助雍正帝制定了军机处章程。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决定解决西北准噶尔叛乱的问题，命朝臣讨论用兵事宜。大学士朱轼等人不赞成对西北用兵，大学士张廷玉、云贵总督鄂尔泰则极力主战。其实对西北用兵的准备工作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雍正帝做事很机密，一般人不知道罢了。朝廷派两路大军征讨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为了使这场战争顺利进行，雍正帝采取了一些措施，设立军机处就是其中的一项。因为内阁设在太和门外，机务繁忙，人多嘴杂，容易泄漏事机。六月，雍正帝发布上谕： “两路军机，朕筹算久矣，其军需一切事宜，交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机密办理。”这就是清朝正式设立军机处的事由。西北战争，雍正帝调度失误，纵满抑汉，导致清军失利，所以雍正一朝，用兵西北得不偿失。尤其是产生了军机处，更是相权的损失。
军机大臣的工作主要就是当面聆听皇帝的旨意，奉命起草圣旨和办理机密紧急事务。因此办公地点十分靠近皇帝的寝宫，而不像内阁在太和门外，入值者都是特选的人员，没有泄露机密之弊。
军机处值班房
军机值房最初设在乾清门外西边，后迁到乾清门内，再移到隆宗门之西。当年称之为“军机房”，因为它的房舍是用木板盖成，所以可以迁来迁去。次年改名为军机处。皇帝出巡时，军机处也随之而行。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数人，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之中，指派三品以上沉稳谨密者充任，不定额，正式称呼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处大臣上学习行走”（有人必须经过学习然后转正），统称“办理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则是它的简称。军机大臣之僚属为“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等衙门的官员之中，选择四品以下才敏笔捷者充任，也不定额，由他们赞理机务，票拟谕旨，并负责满、汉、蒙诸种文字工作。
军机处只有值房，没有正式衙门。军机大臣中有个“首席军机大臣”，但他在雍正时期并非是真正的“首长”，成为首席宰相是以后的事。其余还有排名先后的“班次”。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是兼职，军机大臣仍有本职工作要办理，军机章京却以此为职责，但编制仍在原衙门。除了分别直接隶属于皇帝以外，互不统属；同在一个单位之内，事权不许集中，军机处除了奉命办事之外，不能自己做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布任何指示。军机大臣之间相互不能指挥，也不采取“合议”的方式，甚至没有明确的节制关系。
这一切都是为了使皇帝可以剥夺内阁的“相权”，代行臣下之事，这是雍正帝勤政和大权独揽的典型方式。军机处是没有实权的，不过比起内阁来，还算有些权力。皇帝下的谕旨文件，交由内阁和军机处办理，而内阁处理的只是一般性公文，军机处所办则为机密重要公文。同时，军机处还有复核内阁所办公文的责任。
军机大臣的具体工作和权限，总体来说就是“承旨”，即替皇帝做侍从秘书工作。“承旨”的方式是单独召见。由皇帝口授大意，军机大臣下去之后拟成文稿，再交皇帝审阅后发出。军机处初建之时，张廷玉是被单独召见最多的军机大臣，当时正值西北用兵，军务紧急，他从早到晚不离军机处，随时准备接受皇帝召见，在圆明园伴驾时，有时甚至要值班到半夜，才能返回住宅。
本来，内阁作为国家政务的统率机关，是很有权力的，其最重要的职掌就是票拟。所谓“票拟”，就是由内阁大学士把对臣僚们题奏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纸票上，送皇帝裁定。这种预先用小纸票拟写批答之辞，就称为票拟。清朝沿用明朝的票拟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实行很久了，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固定而又完备的票拟程式： 题本送达内阁之后，经过五房（汉本房、满本房、蒙古房、汉票签处、满票签处），还有批本处、收发红本处、稽察房和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辗转办理，异常迟缓，行政效率极低，而且容易泄密。军机处改变了上奏的程序和处理手续，免除了繁文缛节，办公效率和保密性都大大提高。
内阁办理的明发上谕一般都由六科衙门抄发，或由有关部门行文，颇费时日，又不便保密。当时地方官有专门派人在京城各部收买消息的，一旦获悉公事内情，立即回报。当正式公文到来时，他们往往已经做好了准备，从容加以应付。上文提到的岳钟琪弹劾四川布政使程如丝，贩卖私盐，毙伤多人的重案，在成都审理后，送刑部审批，刑部做出“拟斩立决”的意见，被皇帝批准后，发到成都时，程如丝已畏罪自杀数日。雍正帝就泄密问题曾多次严令有关部门加强保密，如有疏忽，从重治罪，然而总是无法杜绝泄密。
军机处成立后，张廷玉经过细心规划，创立了“廷寄”之法，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既加强了保密性又加快了传递速度。具体办法是： 凡发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办事领队大臣、都统、副都统、总督、巡抚和学政的上谕都叫“军机大臣字寄”；凡发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上谕都叫“军机大臣传谕”。军机大臣面承圣旨后，撰拟文稿进呈，皇帝看完同意后即封入纸函。字寄和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封口处并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大为提高。廷寄函封之后立即交兵部，由驿站递送。军机处根据函件性质，决定传递速度，写明于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紧急事务，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七百里，乃至有八百里加急的，十分严密快捷。
皇帝用文字传达的诏令，可分三类。批示臣下奏请的叫“旨”；颁发给各地方官员的叫“敕”；特降或因下面奏请而宣示中外的叫“谕”。这些文件统由内阁和军机处经办。“谕旨”的颁发手续分为两种，主要根据性质来区别。一般的例行公文叫做“明发上谕”或“明谕”，由内阁传抄发送，经驿站或专差递往有关机关；特殊的公文叫“寄信上谕”或“密谕”，这种上谕多为内外职掌官奏事，皇帝批阅之后，把处理意见的大意面谕军机大臣，再由军机大臣或军机章京拟稿后，呈皇帝改定，寄信原奏衙门。为防止泄露而不发抄，即不经内阁，而由军机处直接办好后加封，交兵部捷报处即送，因为它不是由内阁有关部门，而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
“廷寄”兼具密件和速件的性质，内阁无从过问。因为六科（吏、户、礼、兵、刑、工）衙门的职责，不仅仅是把皇帝批示过的臣工题本，从内阁领出，誊抄清楚，再发给有关部门执行，它除了转发文件之外，还负监察责任，有封驳之权，在誊抄文件时，认为有错误或不妥的地方可以将奏章封还或驳正。清代的六科衙门相当于唐代的门下省，给事中有封还奏章之权。现在重要文件不经内阁，而由军机处发出，自然也就绕过了六科这一监督皇帝的机构。这是雍正帝独揽朝政的一项措施，他剥夺了臣工们的一切自主权，军机处只是其传述谕旨的工具而已。
军机处制度由张廷玉一手规划，办事效率大增。 张廷玉（1672~1755年），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历事内阁学士、吏部侍郎、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他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而最受器重的时期则在雍正朝。雍正帝即位之时，许多大臣对他做皇帝十分不满，工作消极。张廷玉以吏部侍郎身份负责书写谕旨，他与众不同，工作积极努力，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当时，雍正帝正在办理康熙的丧事，在乾清宫守灵。他日夜陪侍左右，皇帝每有谕旨，都是由他伏在地上书写，然后交给皇帝认可，再发出去。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张廷玉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他深受皇帝重视的另一原因，是他驭吏甚严。他任吏部侍郎时，得知蠹吏张某舞文弄法，刁钻霸道，被人称为“张老虎”，中外官员屡受其毒害，张廷玉将他重惩，朝中显贵多方营救，张廷玉不为所动，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伏虎侍郎”。
皇帝面谕廷臣，单独召见一个人，大臣往往记不准确，不是没听清，就是遗忘，以之发布，常不能宣达圆满。惟独张廷玉所起草的上谕，全合皇帝本意。表面上，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只是把秘书的工作干得很好，其实，他的才力极高，有时考虑问题比皇帝更全面，更长远，更深刻，可能是早已把一切都想透了，所以皇帝的旨意他没有不理解的。皇帝询问各部院大臣以及司员属吏的姓名，张廷玉都能缕缕陈述他们的姓名、籍贯及其科举履历先后，绝无错误。张廷玉因此很得雍正帝赏识，经常赐予他金银物品，比如赐他内府书籍五十二部，《古今图书集成》只印六十二部，独赐张廷玉两部。清朝官民家门上常贴的一副春联“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就是雍正帝赐给张廷玉的，很快在京城流传开来。有一次，张廷玉患病在家休养，雍正帝对人说： “朕这几天臂痛，你们知道吗？”左右急问缘故，雍正帝说： “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把张廷玉当做自己的臂膀，所谓股肱大臣。他称张廷玉为“本朝第一宣力汉大臣”，并说，朕即位十余年来，每天不离左右的只有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性情宽厚，力行恕道，敢于纠正皇帝治国政策的偏颇。雍正帝为政以严猛为能事，官吏们投其所好，执法用刑惟恐不严，一时冤假错案，遍于国中，官吏们视为固然。张廷玉却不以为然，他不顾时忌，专门奏请慎刑二事： 第一，按照法律规定，各省犯人，凡是罪行严重的都关在监狱，罪行较轻的，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保释。然而，刑部遇到各衙门所送犯人，不论罪行轻重，首犯从犯，一律关押在狱中，使许多无辜者受到牵连拖累。请皇上下令刑部，改变这种做法，将犯人罪行较轻者允许保释。第二，刑部引用法律条文，往往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更有不问具体情况，觉得差不多就轻率断案定罪的，贪官污吏从中上下其手，种种舞弊，都源于此。都察院、大理寺同为司法部门，今后若有刑部引用条文不符，应予驳斥，如不改正，就予题参，如果伙同营私舞弊，草率从事，要严厉处分。
张廷玉办事精明，有一次一位下级办事官员手持一份公函进来请求审批。这位官员指着文件上的错字，说： “张大人，您看，这里有两个错字，他们把‘元氏’县写成‘先民’县了，应驳回原省改正。”张廷玉看了看错字，然后笑着说： “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县名写错呢？如果是把‘先民’县写成了‘元氏’县，那还有可能，也许是他们粗心潦草，少写了一笔，现在是把‘元氏’县写成了‘先民’县，这分明是书吏略添笔画篡改而成。无非是勒索部费不足，就搞此鬼名堂，再行勒索罢了。你们这些小把戏，焉能欺骗老夫？”说罢将这位黠吏驱逐出去，并将错字改正过来。同僚们都佩服张廷玉才思敏捷和办事公正。
张廷玉为人沉默寡言，他恪守宋代黄庭坚“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之说，“终身诵之”，缄默做官。他与鄂尔泰同事十余年间，往往一天也不交谈一句话。鄂尔泰若有所失误，张廷玉必微语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有一年夏天，鄂尔泰脱帽乘凉，因为屋里潮湿，鄂尔泰环顾四周，自语道： “这顶帽子放在哪里好？”张廷玉徐徐笑着说： “这顶帽子还是戴在自家头上为妙。”鄂尔泰为之数日不快。
以后——主要在乾隆朝，一些汉人大学士都学张廷玉的缄默，不建言，不批评，他们所学只是表面，其实是失职。当然，这与皇帝不容大臣讲话有关，后来有人说，是张廷玉开了不建言的先河，这样评价是不公平的。
张廷玉相信命运，曾说： 我在仕途久了，每次见到有人被罢斥，或升迁，众人必惊叹相告说，此中必有缘故！我总是笑着说，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我身任宰辅，掌吏部，常见皇帝想用的人，或遭到弹劾，或得病，或死亡，结果没有见用；而皇帝不想用的人，或因有人推荐，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竟然获用了，所以人生荣辱进退，不在君主，不在他人，而是有定数的，因此，人要以道义和命运自安，不可一味去追求名禄。
张廷玉做事谨小慎微，从康熙朝至乾隆朝，一直如此。他才能出众，书写谕旨未曾出错，到80多岁时，有一次写字颠倒一语，投笔叹息： “我的精力衰竭了！”然而，做臣工的老不犯错误，不挨批评，就成问题了，英明的皇帝也容不得这种人。到了晚年，他被指责为揣摩上意，遭到乾隆帝的冷遇。军机大臣的“独见”也改为“同见”，因为没有人能像张廷玉那样多识强记，大家一起承旨，可以避免遗漏，万一出了错，也好大家分担责任。
军机处日益取代了内阁和议政处的作用，内阁的票拟权和议政处的议决权通统归于皇帝了，天下庶务皆归皇帝一人综理，再加上密折制度的实行，使皇帝能够直接了解和处理全国的事务，不怕被左右蒙蔽了。明太祖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只让大学士们做顾问，虽然强化了皇权，但是办事效率不高。雍正帝建立军机处，由张廷玉规划制度，既加强了皇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过于独揽大权即是弊病。
兼任军机大臣者都是皇帝的亲信，如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马尔赛、平郡王福彭、贵州提督哈元生、内阁学士双喜、领侍卫大臣马兰泰、理藩院侍郎班第、銮仪使讷亲、都统莽鹄立等人。
虽然军机处显得比内阁重要，但实际上也是无权的。军机大臣除了每天都能见到皇帝之外，没有分外的特权。这既是为了保密也是雍正帝为了防止官员借权发财而采取的一种措施。经过七八年的整顿吏治，政治比较清明，军机处官员都比较廉洁，不违法，保守机密，工作勤奋。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们不得与不相干的人员往来，张廷玉在军机处任职多年，拒绝请托，不收重礼；讷亲勤慎敏捷，门庭严峻，杜绝私情。
军机处这个特殊的机构，开始只是临时设置用来处理军机事务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尤其是随同皇帝出巡时，军机大臣往往连写字的桌椅都没有。然而，正由于它是临时性的机构，所以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它起到了强化皇帝权力的作用，便被固定下来了，并且扩大到经办一切重大的政务。可是一经固定之后，弊端随之而来，在乾隆后期，吏治败坏，办公条件非常优越，泄密之事不断发生。军机处成了集权而腐败的机构，到了晚清，首席军机大臣已经颇有实权，炙手可热了，设军机处的初衷也就改变了。
雍正朝，军机处的所有成员均由皇帝简派，“择阁臣及六部卿贰熟谙政体者兼摄其事，并择部曹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为僚属”。军机处只是一个听命于皇帝的办事机构，其所有成员都只能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政，用乾隆帝的话说就是“一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君者明矣”。尽管雍正帝、乾隆帝精力过人，但面对日理万机的重负，他们也需要几个能干的宰辅，协助自己处理政务。《清史稿》云： “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清代的宰相只有名相，没有权相，特别是乾隆朝，首辅的职能仅仅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就连康熙年间像明珠、马齐那样有一定影响的内阁首辅也不可能出现了。
37、神道设教以整治贪官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以来，京畿地区连降春雨，当时的人们很相信“天人感应”，遇到这种瑞相，当然要把它视为政通人和的象征。三月，雍正帝召见直隶总督李维钧，高兴地说： “这样的好雨，真是你做巡抚的体面。”
李维钧说： “皇上御极以来即得此透雨，外面百姓无不感戴皇恩呢，这样的好雨十几年没有过了，还是康熙五十二年得过一次透雨。”
雍正帝十分高兴，说： “五十二年也没有这样的透雨，还是四十七年有过一次透雨，但也没有今年这番点点入土。”
李维钧说： “小麦有望丰收了。”
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得其所哉”，风调雨顺是自然界的“得其所哉”，古人认为这是人世间“得其所哉”的反映。这当然是迷信。其中的哲学思想却不是“迷信”二字可以否定的。人世间的“得其所哉”，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应该做明君，臣应该做忠臣，这是国家政治健康的基本保证，是封建社会是否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父应该慈；子应该孝的问题，则是人类感情的健康的基本问题。君臣父子都要做好人，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政治清明的基础。
正如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科学定义为“可以证伪”一样，中国古人把好人也定义为能“克己”、“修身”，说明他知道自己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当然就不必“克己”、“修身”了。波普尔说，科学并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这与今日流行的观念大相径庭——他认为，科学之为科学，是因为它与一切非科学不同，要在发展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就是说，科学恰恰在于它的可证伪性。（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这与中国古人的好人的标准如出一辙，好人恰恰就是在于承认自己有错误。
今日的伦理学要为做好人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和动力。这是个难题。中国古人是这样来解决此一难题的。简单来说，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自觉，一是外在的制约。中国古人关于内在自觉的观念非常丰富，却被现代人不问青红皂白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古人所能想到的外在制约有两种，一是靠制度，二是靠迷信。神道设教就是常用的迷信方法。这虽然是迷信，却也有一些积极意义。努尔哈赤曾说： “继我为君者，勿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可见，古人认为，天是不主张个人独裁的。连至高无上的君主也要受到天神的谴责，在天神面前，君主也受到制约。非常可惜，因为这是迷信，就连它的进步意义也被抛弃了，甚至作为历史常识也拒绝了解。殊不知，迷信与科学的问题是个很初级的小问题，而一切人都要承认错误的问题，则是最深刻的大问题，是人类最基本的困难，此事无关于科学与迷信，庄子说： “道在屎尿”。迷信当中也有“道”，利用神道设教，只是形式，本质上是要人承认错误。科学与迷信的问题，只具有相对意义，人要承认错误则是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古人利用迷信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尽管是不可取的，但神道设教的本质并不是迷信与否的问题。
下面请看一些历史事实：
康熙十八年，京师发生地震。康熙帝认为，官吏贪酷、群臣结党、诸王将军掠占小民子女、刑狱不清等弊政是致灾之由，要求官吏改过迁善。魏向枢借机提出“非常之变，重处索额图、明珠可以弭此灾”的要求。在当时，这两位满族宰相是大臣官员腐败之表率。但康熙帝还能够容忍他们，所以拒绝了魏向枢的建议，说： “此皆朕身之过，与若辈何预？朕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也。”遇到自然灾害发生，康熙帝往往能自我检讨。雍正帝偶尔也检讨一下自己，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借此机会整顿吏治，惩罚官员。乾隆帝也是如此。
雍正八年四月，京师“雨泽愆期”，就是说该下雨的时候没下雨。雍正帝“虔加修省，推求政事之得失而不得其由”，遂施恩将革职降级留任及罚俸停升之案一概宽免。八月，京师又剧烈地震，雍正帝承认这次地震“非臣工之咎，其过实在朕躬”，并说： 春夏以来，因躬政违和，“勤政敬事之心实不及平时”。
今人大概不太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搞这一套迷信玩意。对于迷信的起源不清楚，就可能误读历史。所以有必要把迷信的根源讲清楚。
儒家思想有“天人感应”的观念，尤其是汉朝，儒生们把灾异和符瑞现象比附于上天对皇帝的谴责或希望。董仲舒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在一篇“对策”中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观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君主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好像很迷信，好像是上天只爱皇帝。其实不然，这话无非是说，皇帝是天子，既然他的权力是天赋的，就要受天的约束——不受臣民的约束，总要受天的约束吧。天不是纵容君主，而是制止他作乱。
天子制约臣民，天子受上天制约；而“民视自我天视，民听自我天听”（《尚书》）。民也就间接地制约了君。三者的关系，虽然不是明确的“三权分立”，但也多少有点相互制约的意思。可惜这种制约只是儒家的一种观念，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但是天子也要受到制约的思想，儒家毕竟是有的。
对于君主制的批判，并非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等人的发明。根据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观念，有阳必有阴，有阴必有阳，可以肯定地说，在君主制产生的同时，就必然产生对君主制的否定观念。《左传》襄公十四年曰：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上天非常爱民，岂有使君主一人肆行于民众之上，为所欲为的道理，必然不是如此。
这种对于君主的否定观念在政治制度方面并非没有体现，宰相摄政的现象一直不断，但只能在君主未成年时期。它的本质是贤明政治，其积极意义常常被扭曲。西汉儒家提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学说，是对治君主昏庸的药方，但是医生（儒生）没有权力使君主服药。请看谷永说得何其尖锐：
臣闻上天生育民众，不能相治，为之立王者以统理之，统御四海之制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黑、白、赤），列三正（正朔），去除无道，开显有德，不私（君主）一姓。显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道理。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草木）。籍税取之于民，不超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越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与气候配合顺理有效，五行征候时序不乱，百姓寿考（年高），百草繁滋，符瑞并降，以昭示保佑天下。（若君主）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妇人（后妃）之言是从，诛逐仁义之贤臣，离散亲骨肉，群小（奸臣）用事，严峻酷刑沉重赋税，使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罪咎征兆显著，上天震怒，灾异屡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涌出，妖孽并现，彗星耀光，饥馑连年，人命短折，万物夭伤。（如君主）终不改悔醒寤，恶洽灾变，（上天）不复谴告，更命有德（之君）。诗云： “乃眷西顾，此惟予宅”。（上天见殷纣王为恶，乃眷顾殷西面的周文王之德，把天子的宅居赋予他）。去除恶者夺取弱者，迁命于贤圣，天地之长经（规律），百王之所同也。（《汉书》）
儒家主张以禅让和革命的方法，选择新的君主。禅让是和平的权力转移，是主动的退位；革命是以武力除去失德的暴君，两种形式都是天意的体现。国家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的合理性。《中庸》说：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说，孔子赞成尧舜的禅让与周文王、周武王的革命，认为这与自然界的变化是一致的，符合天意。“天人合一”也含有天意与民意合一的意思。可见，中国古人早就有间接民主制的思想，禅让与革命是制约天子的天意，民意是隐藏在天意背后的，这种力量是超现实的，但是符合自然规律，好像“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一样自然。这些民主思想往往通过“神道设教”来体现，而不能直接体现。
对此，君主当然不满意。做君主的往往故意把儒家“神道设教”中的间接民主或革命的思想歪曲和抹杀，只片面地强调“君权神授”的一面，把“神道设教”变为封建迷信。雍正帝的做法最具有典型意义。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异化的倾向，何况是皇帝故意将它扭曲，以为己用。“天人感应”有两个层面：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儒家强调后者，君主则强调前者。在君主的高压之下，儒学慢慢走了样，掺入了许多法家思想，出现了儒法合流的现象。中国传统政治观念被君主制搞成了一堆乱麻。搞不懂，理不清这堆乱麻的人，把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和哲学观念都看得漆黑一团，干脆快刀斩乱麻，一锅端掉，全盘西化。
天人合一也有万物和谐的意思。万物莫不有情，有情者莫不相感，相感者莫不和谐。
佛学中也有类似天人感应的观念，雍正帝在搞“神道设教”时，杂糅了佛学观念与儒学观念。大家都知道，雍正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的治国之道既有儒学也有佛学的观念，更杂糅了大量的法家思想。他不赞成儒学排斥异端，他说： “三教之道，原不过劝人为善，佛、道之设，其论虽无益于吏治，其理也无害于民生。至于勉善警恶亦有补于世教，何必互相排压，为此无容量（胸襟）之举。但此辈率多下愚，是不好的。朕认为敬重仙佛之礼不可轻忽。朕向来三教并重，视为一体，每见读书士子多有作践佛、道者，治理学之人尤甚。朕意以为何必中国欲将此三途去二归一？不过互相徒增愁怒罢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525~526页）三教的目的都是为了人心光明，迷信只是手段。他说： “凡天下中外设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亲，奖善惩恶，戒淫戒杀，明己性，端人品为务者。”“释氏原以清净无为为本，以明心见性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于此。若云必昧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弃置伦常，同归寂灭，更有妄谈祸福，煽惑凡庸，借口空门，潜藏奸宄，此则佛教之异端也。”即使他懂得迷信就是佛教之异端，然而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上，也很难不搞异端，他以祥瑞证明自己治术之高明，遇有天灾，多委过于臣民；他的死似乎也与吃道士的丹药有关，这些都是走火入魔。
康熙帝不信佛，但是能尊重佛教。雍正帝则颇信佛道，他搞“神道设教”只取儒佛于己有利的一面，这就不能不歪曲儒佛学说的原意。不过，他把自然灾害归之于贪官污吏的行为所招致，离题尚不算太远。
雍正帝自称： “朕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知之甚明。”他认为，任何一种自然灾变都不是上天造成的，而是人类自身的罪愆，“阴怀悖逆”者必干天和，臣民“心怀怨望”必致灾异。他说： “天以仁爱为心，必无作孽于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其云‘天作孽’者，乃人有过失，天降灾异以示儆，而人能恐惧修省，自可潜为转移，故曰‘犹可违’也。若有过愆而上天垂训仍无忌惮，不知畏惧，故曰‘自作孽也，其可逭乎？’”如果百姓对朝廷怀怨望之心，不能安分守法，必将引发灾变。反之，若国家感召天和，现祥瑞，必由民情之舒畅所致。
谷永认为，天灾的责任要由君主承担。他说： “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消福降，忽然简慢，则咎罚不除。”雍正帝则认为，出现天灾的罪责，主要应由地方官员承当。雍正帝说： “凡地方水旱灾祲，由人事乖舛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或督抚有司不得其人；又或一郡一邑之中人心诈伪，风俗浇漓；又或有一二大奸大恶之徒灭弃伦常，此数端者，皆足以干天和而召灾异。”把谷永的观念与雍正帝的观念相比较，不难看出“神道设教”在君主手中已经异化了。正如给事中本来是“医朕的心病”的，经雍正帝一改革，变成“医朕的左右手”了。
雍正帝把儒家关于天人感应的学说，稍作修改，使之有利于皇帝。这种修改后的观念，与佛家的观念很相近。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众人造孽，天灾也频繁。如果皇帝要造孽，臣民不积极响应也是不可能的，臣民当然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雍正六年，湖南秀才曾静反清案发，当时湘中正连年灾歉，雍正帝说： “数年来，朕以天人感应之理晓谕训导内外臣工及万方黎庶者不啻三令五申矣，乃湖南地方连岁中屡遭荒歉，朕以彼地人事推之，如奸民谢禄正等逞凶肆恶，潜蓄邪谋，又如前年仍被水灾，即有匪类多人乘机劫取米粮，扰害良善，近闻又有抢夺当铺之事，甚至有大逆之曾静、张熙等灭绝天良，性同枭獍。地方有此等逆天悖理之人，乖戾之气上通于天，以致旱涝不时，民人困厄，虽朝廷之政教频施，百司之职业无忝（失职），安能替代凶恶顽民祈祷天恩而宽其谴责乎？”又说： “逆天者岂能逃于天谴乎？如汪景奇、查嗣庭其明证也。”这样，雍正帝把他搞的文字狱也说成是替天行道了。
雍正五年，畿辅地区雨泽不均，保定举人苏庭请将本年待征钱粮缓征，雍正帝特降旨斥责： “小民之心，无时厌足，当收成偶歉之际，蒙朕多方赈恤，近年缓征。乃小民相习视为固然，迨及岁已丰熟，全不念租赋乃正常之供输，乃分内之事，仍思迁延侥幸，遂其私心，转觉纳课完粮为意外之事；相对辗转，志气不舒，遂致上干天和，甘雨不能应时而降，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小民“果能遵朕谕旨，安分守法，循理奉公，则俯仰宽舒，心志畅适。古人云和气致祥，将见五风十雨，大有频书，断不忧水旱灾祲之为累矣”。他认为，老百姓老是希望朝廷免税，把正常的纳税当成分外之事，所以招致了自然灾害。
雍正帝还认为，民风奢侈也会上干天怒： “朕思米谷者，乃上天恩赐以养育万民者也，若人人存心敬爱天赐，随一时撙节，常留有余，崇俭去奢，谨身节用，则天心必垂默佑，雨赐应时，俾常享盈宁之福，若暴殄天物，轻弃五谷，不思稼穑之可宝，罔念农事之艰难，则必上干天怒，而水旱灾祲之事皆所不免，此从来天道人事断然不爽者。”
在以上三例中，雍正帝把天灾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奸民和小民了。不过，小民也是有很多毛病的，今日这种现象是愈演愈烈，空气和水的污染也可以解释为首先是人心的污染，势所必然。所以单单发展科技是治不了污染的。制度就更不灵了。
雍正八年二月，吏治渐趋澄清，雍正帝乃降旨将雍正三年以前发现的应追缴钱粮酌情免追，而后京城附近“时雨未降”，他认为： “乃自降旨宽免亏欠人员之后，干风时作，必系此等贪戾之辈非惟不知感恩戴德，转以为何不于元年即行豁免，至今始降谕旨，蓄此贪昧之心，肆行怨望之所致也。”雍正帝的想像力是丰富的，或者也有所依据。“朕从前政治若果有未妥之处，何以数年雨赐及时，百谷顺成？总之，此等拖欠钱粮贪戾之辈，俱系伊侵盗国帑，剥削生民，获罪于上天者，或朕今日宽免此项有不符于上天之意乎？伊等不思戴恩，转生怨望，朕若执法根究，又将何如？将此传与八旗晓谕无知之辈，令其悛改，倘仍不改悔，朕自另有办理。”此旨颁发不久，天降大雨，“四郊沾足”，雍正帝说： “天人感应之道，呼吸可通，观此显然昭著之象，可敬可畏，至于如此。凡无知之人，益当悚惕修省，以凛天鉴。”
雍正帝认为，官员不实心为政，吏治废弛，天必降灾。若要感召天和，必须君臣上下共同努力，否则难免不招致灾异，他说： “所谓修人事，以感召天和，必须君民上下各尽其道，各尽心殚力以促其成，以为昭事上天之本。若人君有朝乾夕惕之心而大臣官员不能承流宣化，或君臣有移风易俗之念而民情士习不能革薄从忠，则偏而不全，不克成会极归极之盛，而欲冀上天俯垂默佑，普赐繁禧也，岂不难乎？”迷信的目的是要求官员守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种辅助手段。从哲学角度讲，既然科学要不断地被证伪，科学与迷信就只有相对的意义。我们也就不必嘲笑古人的无知，不迷信而多作孽，何如迷信而少做孽？
任用官吏不得其人，官员玩忽职守也会感召天谴，官员“怠忽优游，不能锄奸禁暴，置民间疾苦于度外，上负苍穹，下负百姓”，以致小民不获安生，民气不舒。怨气上蓄，则灾异即发。雍正帝说： “天人交感、其应如响。封疆大吏其或经理纰缪，则此等灾变之事至矣。”如湖南巡抚布兰泰“器量甚小”，“识见偏浅”，“一切料理不能合中庸之道”，“地方遇布兰泰这等巡抚，昏天黑地，而望雨赐时若，不能也”。又如福建总督高其倬“一味护庇属员”，“于地方事不能彻底澄清”，雍正六年，高其倬奏报福建雨水缺少，各处望雨甚切。雍正帝批道： “闽省再不能丰收，何也？吏治在此。或朱纲到任再看，天地恶伪，惟诚心为公方能感召，但观豫省的情形昭然可观矣。”高其倬见谕惶恐不安，连连表示“臣不诚不公，贻误封疆”，请予治罪。雍正批道： “果肯如此至诚悔过忏求，看明年上天之赐佑也。”官员有没有错误，不用证据，因为他们有的是办法骗皇上。所以现在皇上只看“天气预报”，这就把贪官污吏看透了。
雍正十一年二月，雍正帝斥责刑部尚书海寿、侍郎王国栋说： “从来天时之旱涝，由于政治之缺失，人事著于下，天道应于上，感召之机，捷于影响，朕深明此理丝毫不爽，而刑狱为民生休戚所关，更为紧要，一有枉抑，天气即为之不舒。上年京师无雪，今春雨泽又少，朕心惶惧，深恐用人行政之间，错误失当，朝夕修省，莫释于怀。朕观各部院中，惟刑部声名不好。司员作弊，胥吏逞奸，道路之间，人言啧啧。海寿身为尚书，乃一部之表率。伊先挟怀私心，何能使所属之人奉公守法乎？王国栋受朕深恩，膺封疆之重寄，乃伊在湖南、浙江等任，非水即旱，或遇虫灾，历历可数。及回刑部办事，而天时又有亢旱之象，何其前后一辙如此？伊心尚不知儆畏，视为泛常，是汉军污下习气全然未改也。刑部职任何等重大，而海寿、王国栋之居心行事若此，一任司官胥吏作奸犯科，舞文弄法，岂有不上干天和之理？”尔等若不“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必将身试法网。并以此为例，要求诸大臣“慎重周详，小心敬慎，以凛天戒”。雍正帝对刑部官员的丑恶行径认识很清楚，把它与“天气预报”相联系虽然可笑，但也不必从科学的角度来否定这种观念。此事无关于科学与迷信。
在以上几例中，雍正帝又把灾异的出现归咎于地方官员。雍正帝对天灾的解释，显然是把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的实质： 天示警以止君之乱，修改为天示警以止臣之乱或止民之乱了。雍正帝也喜欢地方官员报告祥瑞，此处就不举例了，反正是有祥瑞就说明皇帝英明；有灾变就说明臣民不法。如此“天人合一”，与儒学的本意相距颇远，与佛学也不符合。《易·观彖》曰：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差）；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唐代孔颖达疏： “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而从四时之节气显现。”王夫之说： “《观》之彖曰‘神道设教’非假鬼神以诬民也，不言而诚尽于己，与天之四时者顺理而自然感动，天下服矣。”要想风调雨顺，四季分明，五谷丰登，就要人心向善，这不是科学问题。环境污染和天气反常，难道不是人心污染的反映吗？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
古人以为，虽然天意没有办法解说，然而灾变和祥瑞就是天意的物化体现。雍正帝视其为反映官僚实心任事与否的标志也有积极意义。但是雍正帝进一步将上天之喜怒与人君之赏罚相提并论，说： “上天之赐福降灾，即如人君之赏罚，若休征而承之者骄矜纵肆，则将转福为灾；咎征而承之者戒慎恐惧，则将化灾为福。即如君臣上下，用赏用罚，无非曲成之，使改过迁善也。”天由监督君主的主宰，变成了君主的化身，成为君主监督臣工的工具。如此神道设教，这就是“假鬼神以诬民也”，不是儒家早期神道设教的本意了。
雍正帝说： “天人交感之事，实在呼吸相同，只以敬慎人事，勉力召感和气，以迎合上苍之垂佑。实力勉之敬之，朕亦如是。”又自称： “朕生平‘不负人’三字信得极的。”如此则不负天，就得到“上苍之垂佑”，国泰民安。“朕之福，全在汝等封疆大臣秉公诚以感应天和，若汝等人人洁己而不能奉公，惟筹一身之害而不为万民之利，朕之福从何而来？”在他看来，大臣秉公办事，就符合天意，皇帝也就有福了。以上这些是雍正帝运用“天人感应”的观念治国的表现。
雍正帝对于官吏要求之严刻，使用的方法之古怪，在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多见。他以自然界之天，抽换了民意之天，儒家以天意制约君主的间接民主思想也荡然无存了。可见是皇帝把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搞成了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对于传统政治观念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全盘否定，固然痛快于一时，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把“神道设教”问题看成是迷信与科学（确切地说是科技）问题，就没有读懂历史。古人利用迷信整治贪官，未必不若今人利用科学营私舞弊。科技与迷信的问题是低级简单的问题，权力的公正与否，才是“神道设教”问题的本质。
皇帝把“神道设教”的意义歪曲了，所以在乾隆五十七年，京畿大旱时，乾隆帝召集大臣探讨朝政阙失之处，竟然“反复推求，终莫能得致旱之故”。（《乾隆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帝认为自己的施政没有什么失策之处，既然要找自己和大臣的错误却又找不出错误，那么，错误当然要从地方官员们或老百姓身上找。这个矛盾如果从古人不懂科学角度解释，就肤浅得可怜了。如果从帝王死不认错的角度看问题，难道不是更深刻，更科学，更有意义吗？如果我们仅仅认为封建帝王死不认错，文过饰非，制度不好，等等，依然是肤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不认错，文过饰非，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当皇帝而已。人的认识达到此地，读历史才有积极意义可言。
38、不臣之民与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因为发表的言论和思想触怒皇帝及朝廷而构成的狱案。文字狱由言论罪发展而来，周代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见于《国语·周语上》： “周厉王暴虐，国人批评厉王，邵公向他反映说： ‘国人痛苦不堪。’厉王大怒，使卫巫去监视国人，发现有怨言者就上告，立即杀掉他。于是国人都敢怒不敢言，走在路上只以目光对视一下而已。厉王大喜，告诉邵公说： ‘我能够消灭谤言，现在他们都不敢说话了。’邵公说： ‘这不过是被压制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川由于壅塞而溃决，伤人必多。治理百姓也是如此。所以治川河者，用疏导水流的方法，为民者，提倡老百姓畅所欲言。’”春秋时期郑国的改革家子产说： “治理国民就如防川，大水决口，伤人必多，我是来不及救治的，治河不如小决而导出，治民不如让我听见老百姓的怨言，然后对治弊病。”孔子很赞赏子产的态度。这说明，中国古代言论的自由度是很大的。从历史文献看，朝廷钳制民间舆论是法家变法的主要内容。《史记·商君列传》云： 商鞅变法“秦民起初有说变法令不方便的，有说变法令方便的。商鞅说： ‘这都是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论法令。”《管子·任法篇》云： “是以官员没有私论，士人没有私议，人民没有私说，皆虚其心，以听命于王，王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统治天下就不觉得繁重了。”中国老百姓的口受到法律制度的钳制，始于商鞅变法，酷烈于韩非、李斯，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街谈巷议固所不许，腹诽非心亦所不容。秦始皇焚书坑儒，使文字狱正式成为统治者加强其执政能力的基本国策和制度性保障措施。
文字狱主要针对人们在文字著作中，流露出对现状不满的情绪或独立思想的倾向，而加以构造谳狱，“锻炼而周内之”。有时人们的言论触及当朝某方面的特殊忌讳，也难免获罪。文字狱大多以捕风捉影、莫须有而发生和发展，虽然是制度性的钳制言论，但是却没有法律依据可言。在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无代无之，大兴特兴文字狱，则只有秦朝、明朝、清朝等朝代。
清代大兴文字狱有其必然性。首先是外在的必然性，即民族矛盾。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按汉族文化的传统观念此即所谓“异种称王”，不能算正统。当时一部分明朝士大夫对“异种称王”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顺治年间，先有南明各地士大夫领导的武装抗清斗争。南明彻底覆亡之后，民间各处都有许多明朝遗民的诗文集尤其是私撰《明史》的流行，其中有明显的汉族正统思想。许多士人都以气节相标榜，不与清廷合作。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对汉民族怀念故国思想防范甚严，打击甚酷。然而康熙朝六十余年间，虽有文字狱，但数量不多，文网尚宽，而且主要是民族矛盾问题。与后来的雍正、乾隆两朝极为严厉的文网有显著不同。康熙朝文字狱不超过十起，最大的案件是庄廷《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这两个大案都是因作品中流露出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遭到打击。
其次是内在的必然性，即历史原因。文字狱成为朝廷的基本国策始于法家变法时期的秦国，而文字狱一旦成为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就会无孔而不入。随着清朝的民族矛盾深化，终而成为文字的不同表达方式的矛盾。此时，批判或不满封建专制主义的异端思想，也普遍产生，民主思想的产生更激化了民族矛盾，同时，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又加深了封建专制主义与士大夫独立思想的矛盾，彼此互为因果。雍正帝和乾隆帝必然要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执政力度的方式来达到其巩固满族人对统治中国的目的。雍正帝和乾隆帝绝不能容许人们稍有不平则鸣的情绪存在，由于雍正帝继承帝位引人疑议，在民族矛盾上又加上了权力合法性危机，这就造成了他们父子的神经特别敏感，检查态度特别恶劣。如此一来，文字狱又由文字的不同表达方式的矛盾更进一步发展为正常的思想与病态思想之间的矛盾。雍正帝既然把朱元璋的大权独揽的治国方式发展到了极点，其兴文字狱也就较朱元璋更为严厉。而乾隆帝则以好大喜功的态度搞文字狱，已经超出了文字狱本身的定义。他把编定《四库全书》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机地熔为一炉，把传统的文化专制主义与个人的病态心理牢固结合起来，文字狱的发生方式特别不可思议。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文字狱之愈演愈烈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它是专制主义登峰造极的产物。这种必然性的表现就是文字狱往往由偶然因素发生，常常是由于执政者个人对词义的特殊理解就大兴文字狱，焚书坑儒。在这方面，乾隆帝比雍正帝又进了一步。
下面具体分析几个与权力斗争有关的清代文字狱。
39、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狱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都与权力斗争有关系。首先是年羹尧案内有两个附案，即汪景祺与钱名世文字狱。汪景祺，浙江钱塘人，举人，年羹尧的幕僚，其所著《读书堂西征随笔》，不仅讥刺时政，而且对年羹尧大事吹捧，称年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誉之为罕见之功臣。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的功绩，“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又有“洗涮数十年之陋习，整顿数千里之封疆”的功劳。（《读书堂西征随笔·上年羹尧书》）年羹尧大逆罪之一是对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不行参奏。
《读书堂西征随笔》内中又有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讥讪康熙帝，还非议康熙帝的谥号和雍正帝的年号。尤其是在年羹尧青海建功后，汪景祺想到历来功臣都难以与人主相处，遭猜忌乃至于屠戮，而作《功臣不可为》一文呈进。文章主旨是责备人主猜忌，为功臣鸣不平。文章大意说： 人主杀功臣的原因是由于庸主听说兵凶而惧，功臣能戡乱。认为能定乱者，必能作乱，那么己位就不保，因而疑之，畏之；功臣因功得上赏，礼数崇，受正人尊敬，被小人巴结，人主因以其有人望而忌之，怒之；若其再有建议，甚而谏诤，则谓之无人臣礼，谓之骄横，遂厌弃之。这疑、畏、怒、怨四心生，功臣惟有死而已。
汪景祺说，无论功臣怎么做都要获罪于君，所谓“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以槌心而泣血者也。”他在结语中讲： “杀道济而长城毁，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功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汪景祺劝诫臣子不可以做功臣，也劝告君主不要杀戮功臣。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产生于中国古代，是我们祖先的光荣。
汪景祺做此文，是一种冒险行为。此时，年羹尧的时运正处在盛期，汪显然是要给他提供一点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以年羹尧的秉性，他是不会理解这一层意思的。现在雍正帝看到此书，其感受可想而知。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此书实在是“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了。但是雍正帝也不得不有所避讳，不以“功臣不可为”之论定罪，只以他诽谤康熙帝之罪，按照大不敬律，将他处斩。妻子发遣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亲兄弟、亲侄均革职，发戍宁古塔，五服内的族亲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一律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
再说钱名世案。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与年羹尧南北乡试同年。以参加纂修《子史精华》、《骈字类编》授议叙，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钱赋诗八首赠之，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用的是周成王时召伯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的典故。运用此典故以切合年羹尧川陕总督的重任。当年，周公召伯共同辅佐周成王。大臣以摄政方式治国，孔子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君臣分享权力的方式。钱名世引这个典故，也暗合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虽经历代君主一再地歪曲，儒家的本来意思，仍没有消亡。而皇帝却是实实在在地反对孔子的学说，“雍正阅之，大为震怒”。
钱名世诗又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胤禵调兵进藏平乱，立有大功，康熙帝为之立一碑，碑文为阿布兰所撰。雍正帝继统以后，嫉恨允禵之功，认为碑文不实，只写了允禵的功劳，没有突出“皇考”，于是又重写碑文。钱名世认为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应照先例为他再立一碑石。允禵是对雍正帝威胁最大的政敌，这“第一碑”雍正帝都不能容忍，怎么能为臣子再立“第二碑”？雍正帝说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且以平藏之功为美年羹尧，谓当立碑于圣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后”，这种行为，是文人无耻钻营，违背圣贤遗教，不配做儒门中人，将其革职，发回原籍。比起汪景祺、查嗣庭来可谓从轻发落了。钱名世颇有文名，但“行止不端，立身卑污”，“为名教所不容”。雍正帝别出心裁地以“文词为国法”，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命地方官把它制成匾额，张挂在钱名世住宅以羞辱之。又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亲往审视，是否悬挂。这就制造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使钱名世一生都喘不过气来。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谕”有云： “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并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雍正帝要令天下读书人都不可以照孔子的原意理解儒家精神，而要按照皇帝的意识改造思想。雍正帝令科甲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讽刺他，再由钱名世把它们收集起来，刊刻进呈，并分发直省各学校，以为无耻人臣之炯戒。警告文人学士“深恶痛绝，共为切齿”。正詹事陈万策有“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句。意谓钱名世与戴名世（康熙朝之《南山集》文字狱案犯）同是叛逆之罪；钱亮工又与在狱中的周亮工（入《贰臣传》）同是奸伪之人。或指年羹尧，年字亮工。这首诗得到了雍正帝的夸奖。有些人却因为诗作得不称皇帝的意，倒了大霉。如侍读吴孝登以诗作谬妄，被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则以诗意乖误革职，平白无故地遭到整肃。这虽是整肃士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清算儒家的君臣思想。
40、查嗣庭之狱
查嗣庭之文字狱是因隆科多而兴的。查嗣庭，浙江杭州府海宁县人，康熙四十七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庶吉士。查氏一门兄弟四人皆为进士出身，长兄慎行以诗文著名一时。雍正元年，查嗣庭由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蔡珽又复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廷讲官。雍正四年（1726年），任江西正考官。此科乡试，试题曰： “维民所止”。被人告发试题“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去其首。是为大不敬，文字狱遂起。
案发后，查嗣庭被捕入狱，抄家，查出“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棋相为表里”。他以钱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显系抨击时事，故最后以“腹诽朝政，谤讪君上”获死罪。这时隆科多已待罪边疆，蔡珽案正在锻造中，雍正帝就在召回隆科多的前夕，于五年五月将查嗣庭戮尸枭示，并牵连到一些官员。
关于此案的缘由，雍正帝自己说得很详细：
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他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
今岁各省乡试届期，用伊为江西正考官。所出题目，显露其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派人搜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得日记二本，内容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
对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如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
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
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
朕惟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
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
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雍正帝朝起居注》，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条；《永宪录》续编，410~411页）
查嗣庭是隆科多一党，整肃他的真正原因不外乎此。隆科多是雍正帝合法继位的惟一历史见证人，为雍正帝所忌是必然的。诛查嗣庭等于打击隆科多。查嗣庭典试江西的试题之中，罪证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题：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帝的逻辑是，用此为试题，就是对朝廷保举人才之令有所不满。三题： “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雍正帝认为出此题实为居心叵测。策题： “君犹腹心，臣犹股肱。”雍正帝说查嗣庭不尊君为“元首”，分明不知君上之尊，有辱君威。《易经》次题：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 “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帝认为，这是暗示人要把“正”和“止”两字联系起来思考，其中寓意暗合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文所说“正”有“一止之象”，都是指雍正年号，暗喻斩雍正帝之头。科举考试，考官从“四书”“五经”中摘取文句命题，因涉嫌谤讥而获罪的，在明代已有之，但不至于如此草木皆兵。
雍正帝也知自己牵强穿凿，不能服人，就说查嗣庭这样命题，不是“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对他试题那样分析不是深文周纳，不可以“加朕以深刻之名”。问题不仅在试题，还在于他“向来趋附隆科多”和蔡珽。雍正帝兴查嗣庭之文字狱为了整肃隆科多和蔡珽作铺垫。隆科多有“保奏大逆之查嗣庭”之罪，作为他结成奸党罪状之一。蔡珽的罪名之一就是“交结大逆不道之查嗣庭”。
雍正帝把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与年羹尧、隆科多、蔡珽诸大案相牵连，兴文字之狱，从而使他们成为比年羹尧、隆科多更危险的另一类敌人，是朝廷的主要打击对象。如果说，对于奴臣的不忠，皇帝不能容忍的话，对于不臣之民的读书人就更不能容忍了。
查嗣庭被判处凌迟处死。到雍正五年五月结案时已经死在狱中，仍被戮尸枭示，查氏之子十六岁以上的被处斩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查嗣庭的二哥查嗣傈及其诸子均流放三千里。由于查嗣傈死于戍所，到乾隆帝即位后被赦归的也就只剩下被流放的查嗣庭的儿子与侄子了。
41、陆生柟之狱
陆生柟以有朋党之嫌而获罪，实属莫须有。陆生柟，举人出身，部选江南吴县知县，雍正帝引见之后，将他改授工部主事。李绂、谢济世事发，雍正帝因他是广西人，推论出他“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把他革职，谢济世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陆生柟也如此。雍正七年五月，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奏参陆生柟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诽议时政”。
对于此一文字狱，雍正帝是这样说的：
陆生柟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旧历奏折，开始是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厚谨慎。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柟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懑之色。当时将他补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期改正错误。后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但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
伊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是以将他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期望他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岂意陆生柟素怀逆心，毫无悔悟，怙恶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怼，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
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柟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
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
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心协力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逐，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臣）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
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
又陆生柟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术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
其论兵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
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
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
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柟自述其心也明矣。
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
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塞之弊；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
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
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人之学而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王）安石者”等语。
又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优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但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首要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祭祀之事，则付之有司”等语。
雍正帝对这些观点逐一加以批驳、定罪。陆生柟主要的罪恶思想如下：
陆生柟美化封建制而非议郡县制的议论，是对雍正帝即位后以苛刻严厉的手段打击胤禩、胤禟诸王，穷治其党羽，为排除皇权的潜在威胁，最终杀戮诸王之事有所微词。
陆生柟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议论建储，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又以钩弋宫尧母门之事，认为应早立储君。这是对雍正帝秘密建储有所微词。
陆生柟讥刺康熙帝不能教育太子，至有废黜之事，后不能预立储贰，至使皇子互争，骨肉成为仇人。这是质疑雍正帝即位的合法性。
陆生柟主张无为而治，是暗示雍正帝滥用君权。
这就是所谓“借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怼”。读书人对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对现实的看法，有与当权者的主旋律不和谐或可疑之处都不能被容忍。雍正帝制造文字狱之荒诞不经，自此以后，不仅是时事不敢议论，即使古代历史，也不敢议论了。
42、谢济世之狱
谢济世系雍正时期的都察院浙江道御史，因弹劾田文镜蹂躏士人被发配到阿尔泰军前效力。到军前后又因注释《大学》而在雍正七年陷入文字之祸。雍正帝所制造的文字狱最终都离不开权力的自我保护。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都源于朋党之祸。兹摘录雍正帝上谕一节，以见当时朝廷“监谤之道至矣尽矣”之状况。
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
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
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任地方官员，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无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处果能尽心办理，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令与诺岷和衷共济。嗣因河南诸事废弛，调任河南布政使，未几擢为河南巡抚，见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一二年间，深加信任，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乎”？
又如李绂、蔡珽，与黄振国、邵言纶、汪等结党行私，营求报复。而谢济世奸恶狠戾，听其指使，参奏田文镜贪赃纳赂，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行其排挤倾陷之计。朕当谢济世陈奏之时，立即洞烛其奸，拿交刑部审问。朕尚未忍置之重典，着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一时在廷诸臣，无不以为至公至当。似此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乎”？
至于朕心，并无私好私恶。惟以其人之善恶为好恶，以众论之是非为好恶，何尝豫存成见于胸中。即如引见各官，有见其才具似优者，亦令该上司试看，有见其人似属平常者，亦令该上司试看，并谕令该上司秉公考课，不必存仰合瞻顾之念。是以各员在任之后，或朕旨曾奖其优，而督抚参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为平常，而督抚保奏称职者，亦有之。朕未尝以一己之好恶，令天下督抚以阿徇；而各督抚亦能仰体朕意，从未尝以朕之好恶，漫为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可谓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乎？
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党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菑已逮身，而犹不知省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夫拒谏饰非之说，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责难陈善，忠言谕论，而后可以谓之谏。若乃排挤倾谄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岂可以直谏自居，而冀朕之听受耶？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谄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着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
制造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锡保同时将陆生柟和谢济世参劾，说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讥刺时政。对他的文字加以附会，强加罪名。雍正帝也深明其事，免谢济世死罪，但仍命锡保将谢济世和陆生柟陪绑行刑，杀陆留谢。以这种方式来摧毁有叛逆思想的读书人的精神。谢济世被罚为苦差，受到更残酷的迫害，直到乾隆帝即位才被赦回。
43、曾静、吕留良之狱
吕留良岳钟琪接任年羹尧的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这个职务本是八旗官员的专缺，他破格得到这一职务，遭到一些人的嫉妒。有人密参他，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不可深信”。曾静派弟子张熙去策反他，被他骗供，奏报。这一下雍正帝对他就该放心了。曾静、吕留良之狱，是雍正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大案。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讲，曾静一案关于雍正帝篡位与屠杀诸王的说法是他最痛之处。雍正帝为此颇下了一番功夫。将其始末著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颁之学官，使天下读书人同读。《大义觉迷录》说：
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禵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逆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谣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世不足以赎矣。
从《大义觉迷录》看来，曾静的主要罪状是“遣其徒张熙授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所谓“诬谤之词”即指诬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这种攻击，“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门下之凶徒太监等”。曾静文字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君臣的权力之争，曾静对雍正帝的嗣位、整治诸王、严惩年隆朋党表示不满。吕留良的“夷夏之防”论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作分析了。
对于雍正帝搞的这场文字狱，有人公然表示反对。给事中唐继祖的幕客唐孙镐居然写出揭帖，对皇帝的不允许别人说话的霸道治术加以谴责。他说雍正帝治国不如唐虞之治，“说者动辄以唐虞拟之，则失其实矣。”“夫唐虞之世，上有尧舜之为君，复有舜禹夔稷契为之臣，参定可否，君臣交赞助佐，故治化臻于极隆，为千古之所莫尚（超乎其上）。今也不然，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上有忧勤之圣，而下无翼赞（辅助）之贤，此其所以逊于唐虞也。”他为吕留良辩护： “留良之过诚大，留良之功亦不小。当我朝定鼎之初，海氛未靖，东南诸部尚多洛邑顽民，留良自附前代仪宾之后，不觉误入顽民之列，此其过也。至其平生著作，若讲义，若语录，与夫评选两朝制艺，反复辩论，义理透彻，直能窥圣贤之堂奥，兼可启后世之愚蒙，此其功也。”对其焚书鞭尸，则天下“读书明理之士无不为之寒心，孔孟在天之灵亦应为之流涕”。最后唐孙镐说： “是檄也，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者十之九”，自己愿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后之修史者几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他凛然的正气，使雍正帝不敢对之公然诛杀，只是将唐孙镐秘密处死。
此案虽杀人不少，对于曾静却遭“出奇料理”，因为“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雍正帝将曾静的口供与忏悔书《归仁录》与上谕编成《大义觉迷录》，刊刻颁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作为必修的学习资料。否则教官从重治罪。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给他们一个营生，就是以观风整俗使的身份去宣讲《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化导愚顽”。
雍正帝预见到皇位继承人将来必要翻此案，特意下达了“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谕令。但是乾隆帝一即位，立即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并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显然是因为《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帝辩解的效果并不好。
雍正帝搞文字狱扩大化的标志是向地方派遣观风整俗使。浙江文化发达，官员散布朝内外，幕客布满各衙门。自从发生了浙江人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以及杭州士人反对摊丁入亩的事件以后，雍正帝不免迁怒于浙江士人。雍正帝认为“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缙绅“好尚议论”，浙江人是“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他派光禄寺卿、河南学政王国栋为右佥都御史兼浙江观风整俗使，查问浙江风俗，稽察奸伪，务使缙绅士庶有所儆戒，尽除浮薄嚣陵之习。雍正帝说，浙江士人“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因命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王国栋到任，遍巡浙江府县，到处召集缙绅于孔庙明伦堂训话，宣布圣谕，对浙江士人严厉整顿一番。使浙江士人“战战栗栗，叩头谢恩”。雍正帝对王国栋的成就很满意，他到任半年多，雍正帝就将他升为湖南巡抚，把他同鄂尔泰、田文镜相比。只要把有自由独立思想的士人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能臣。“朕又庆得一好抚臣矣。”
雍正帝对浙江士人的打压是他对儒家思想极端痛恨的表现。停科考就是使这些浙江士人无法做官。此事，说到底，还是君臣矛盾的问题，儒家“从道不从君”的观念是雍正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曾静案发之后，湖南也被说成是“风俗不端，人情刁恶”，雍正也向湖南派遣观风整俗使。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只要是民众反抗都在整训之列。广东也因“盗案繁多，民俗犷悍”，设观风整俗使加以整训。与观风整俗使性质相近似的，是向陕甘派出的宣谕化导使。等等。
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也会互相转化。一些臣也是由民转化而来到。正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句话在先秦时期是针对君臣关系而言的，到了唐朝，李世民就将它转化为君民关系了。
44、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
许多人都认为，史书是被人随意编造的，或是被人打扮的小姑娘，或是下跪的婢女，等等。满臣都自称奴才，满清的史书当然就是奴书，因为它不是本来面目。
乾隆帝乾隆帝即位时正是权欲旺盛的青春期。顺治帝六岁即位、康熙帝八岁即位，此时他们都不会对权力产生巨大的欲望。童年皇帝即位后不可避免地需要有一段摄政王辅政时期，康熙和顺治都是如此。相权的作用因此非常突出，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因此也就留下了后遗症。虽然雍正帝即位时已经成年，但是，康熙帝晚年长达十年的储位之争，却使得雍正帝即位必须由大臣传达遗诏，来为自己登基的合法性作证明。隆科多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隆科多的命运也就很不妙了。一般人们都从以下两个方面看此问题： 一、雍正帝杀人灭口；二、隆科多是权臣，为皇帝所不容。其实还有一个因素被人们忽略了，就是新皇帝往往不原意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大行皇帝驾崩之后，新君登基之前，有一段最高权力的空缺期。此时，宰相大臣的作用就是关键性的。对此，雄才大略的皇帝必然会感觉很不舒服，这是隐形的君臣矛盾，不被人们注意。甚至会以为笔者在无中生有地制造君臣矛盾。虽然本书非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论从史出”的原则也是不可违背的。乾隆帝这位自视甚高的人主，“君为臣纲”的思想在此事上就表现得非常典型。
按照张廷玉自订年谱，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清世宗实录》的记载，宣布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的谕旨是在二十三日子时之前，当时雍正帝尚未去世，那么，君权的授受就是在父皇和储君之间进行。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密旨的公布是在雍正帝去世之后。
雍正帝密诏除藏于乾清宫之外，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置放在圆明园内。八年九月，雍正帝重病，他将此事秘密告诉张廷玉，及至鄂尔泰内召，雍正帝又于十年正月向鄂尔泰、张廷玉做了说明，并说“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雍正帝常常居住圆明园，故在大内诏书之外，又备书诏一份，为防不虞。雍正帝死后，弘历以痛哭流涕表现孝道之时，张廷玉、鄂尔泰乃向允禄、允礼等人表示： 如今正大统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
几位大臣同意，问总管太监却并不知有此密旨，更不知藏于何处。张廷玉说： “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旨。”据之寻出，打开一看，正是传位弘历密旨。由张廷玉就灯下宣读，众臣拜请弘历受命。弘历随即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如此安排之后，就扶雍正帝榇舆返回大内了。（《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同时“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鄂尔泰行略》）可见不是从人们所熟知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出的。新君即位一事，大臣们尤其是张廷玉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突出。
《清高宗实录》却将此事加以改造，说成是雍正帝子时死，弘历于寅刻至大内。地点和时间就不对了，提前了一个时辰，地点由圆明园改在紫禁城。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雍正元年所封诏书，等候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到齐，然后启封，才知道嗣君之事。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必依赖大臣执行大行皇帝的遗命，而是皇太子宝亲王在即位以前就颁布了一道谕旨： 着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这表明，在雍正帝病危不能行使权力的情况下，皇太子已经代行君权，君臣名分已然确定。这里只字不提圆明园诏书，显然是为了抹煞鄂尔泰、张廷玉在权力交接中的作用。弘历说他在雍正八年六月亲奉乃父谕旨，谓“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当初，张廷玉修实录，将许多不利于雍正帝的事实删削，现在《清高宗实录》又是如此办理。连不必篡改的事情也篡改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史书呢？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袁枚所撰写的《鄂尔泰行略》，比张廷玉的年谱还要突出宰相的作用，把鄂尔泰视为顾命大臣： “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今上登极”。乾隆帝不原意承认在雍正帝去世与自己遵旨即位之前有一个由宰相鄂尔泰、张廷玉来填补的最高权力的空缺期。真实的历史总是不堪承认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它是非常短暂的，乾隆帝却领会到，此事对君权具有深刻的否定意义。由鄂尔泰、张廷玉宣布立储遗旨，确立弘历的继承人地位，对于乾隆帝是一个羞辱。事后他必然要以某种方式整治这两位使他蒙羞的宰相。
在最高权力更迭中，尽管这个由大臣填补的空缺极其短暂，但对于皇权也是一种威胁。
45、物极必反，殊途同归
乾隆帝当政的前期，君臣关系是比较开放的。他一反乃父的严刻而崇尚宽仁。
雍正帝遗诏说： “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因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饰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苛察大臣官员是雍正朝政的突出特点。当年雍正帝行束湿之治“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有矫枉过正之弊。雍正帝认为这只是适应当时的情况，属于非正常，本打算恢复旧章的，然而来不及了。
物极必反，乾隆帝的初政，相当宽仁。他总结康熙帝和雍正帝的治术，主张以“损益随时，宽猛互济”的中庸之道治国。在雍正朝，大臣们普遍感到压抑，透不过气来。乾隆初政，便对雍正朝的治术有所变更。乾隆帝对王公大臣们说：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因时更化，所以导之至中……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絿（急），以臻致平康直之治。”所谓“因时更化”“刚柔相济”就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中庸之道。这种哲学运用得好，可以避免过严或过宽的毛病。雍正帝的毛病显然是过严了。
早在居藩邸时，乾隆帝就写过一篇《宽则得众论》，文章的大旨是论述施政尚宽，为政宽大才能得人。乾隆帝此文并非泛论，而是有感于雍正帝的苛察而发论的。强调当政者要“宽以待物”、“宥人细故”，如此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过于苛察“虽勤于为治”，也无异于“始皇之衡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不利于长治久安。
乾隆帝还有一篇《汉元帝论》却是反对宽柔的。文章说：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刚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缓。亡速者，一知其将危而济之以宽和，犹可挽救于末路，亡缓者，相互牵连受苦，日甚一日，虽有贤者，亦无以善其后者。故刚暴之亡国也，或聚敛诛戮之已甚，众叛亲离，而祖宗之德泽未泯，身虽亡而国祚有不绝者焉。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祸，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元帝）虽质本仁柔，性好儒学，贡薛韦匡迭为丞相，然所谓仁柔乃姑息之爱，妇人太监之仁也。所谓好儒，乃徒事文墨娴典故之儒，非笃学守道，直节不阿，忧国忘身之儒也。汉业之衰，不自元帝始哉？”
他认为，汉朝的衰亡是由于汉元帝的柔弱，他主张为政宁失之于刚暴，不失之于柔懦。乾隆帝所推崇的宽仁，异于康熙帝之宽仁。其用人行政之严刻，往往较雍正帝更甚。
乾隆帝对雍正帝施政方针的修正，引起了河东总督王士俊的不满。王士俊是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出任河南许州知州。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有意压制进士出身的官员，引发了田文镜与直隶总督李绂互参案。王士俊也卷入其中。他反对田文镜在盐碱地上征税，王士俊因此被田文镜忌恨。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却非常赏识王士俊，后来杨文乾升任广东巡抚后，奏请把王士俊带至广东。在杨文乾的保举下，王士俊升任广东布政使，三年后又升任湖北巡抚。雍正十年王士俊继田文镜之后担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虽然王士俊受到田文镜的排挤，但他本人也是尚严政策的拥护者。他也因此受到雍正帝的赏识，才能够从州县升至督抚。现在乾隆帝实行的“宽严相济”政策，是王士俊所不赞成的。乾隆帝撤销了河东总督设置，任命王士俊为四川巡抚。
乾隆帝即位后首先开放言路，下诏令文武百官轮班条奏，“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广开言路，俾大小臣工皆得密封折奏”。当时乾隆帝初登大位，“外事总未经历”，欲借此集思广益，并以了解臣僚的思想动向。这对于压抑很久的官员们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一时人言鼎沸，议论纷纷。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王士俊鲁莽地在密折中批评乾隆帝施政“惟在翻驳前案”，以致有人认为，“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就是善政。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官员的心态。
乾隆帝就此问题说： 不要“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于纵驰一路……此朕心所大惧者”。“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这就是中庸之道。他并对朝野盛行的翻案之说斥责道： “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无如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过当，不得不畸重畸轻之势，而为之维护调剂，以归于正直荡平之道，此至当不易之理。乃王士俊昔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由此可见，对帝王一类权势者的虚心讷谏的表态决不可以当真。王士俊却有些天真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许多类似的现象中发现一个道理： 臣工对君主不提出异议是受到压制所致，一旦压制放松，异议就表现出来了。人有要求表达意见的需要，是天然的，有没有这种权利或自由，都不能抹煞这种天然需要。不必以为在封建社会，人们就不懂得自由表达意见的可贵。
乾隆帝师傅、大学士朱轼上疏要求改变雍正朝的陈规，尤其是对大小官员断案动则从重的现象给予谴责。他主张朝廷应慎重用刑。在雍正时期，司刑之官以严刻为能事，一案到手，不仔细调查，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从严。因为不这样做，上司就会驳斥，严刻断案成为官员们避免刑部挑剔的法宝。有人就旁生枝节，有意株连，以此显示自己断案的才能。乾隆帝对朱轼的意见非常赞同。他说： “量刑定罪起于州县，成于督抚两司，初不慎重，哪能保证不出冤狱。因此亲民之官一定要设法得到案件的隐情，然后依法量刑定罪。”
这个问题张廷玉早就向雍正帝上书强调过。因为是雍正帝本人喜欢严刻，官吏们才严刻。雍正帝对科举朋党的打击，没有触及到张廷玉，张提出“慎刑”问题也没有触怒雍正帝，是因为张廷玉有功，他的批评就被容忍了。但严刻之风在雍正朝是刹不住的。
户部尚书史贻直对雍正帝压制科甲，变更陈例，科道吏部不专用正途，官员升迁不循资格的做法提出异议。雍正帝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要把相权彻底摧毁。压制科甲与官员升迁不走正途的目的，是防止重臣大僚利用分配权力的机会营私舞弊，收受贿赂。
此时，雍正帝的宠臣“模范督抚”田文镜成为众矢之的，朱轼指责他在河南虚报垦田，逼迫小民输粮，百姓不免苦累。史贻直则对田文镜在河南的两大政策： 垦田和捐输予以根本的否定。任何一位官员都可能在一点时间内做一些好事，但是这不等于他一辈子都会做好事。所以儒家的观念强调人要终生不懈地修身养性。孔子说他的好学生颜回最大的优点是“三月不违仁”。仅仅三个月都不容易做到，要三年、三十年不违仁做得到吗？田文镜不是贪官，而是能吏，尚且不能够坚持做好事，贪官就更糟糕了。
山东道监察御史曹一士又对雍正帝的文字狱提出批评。他说： “举首文字悖逆之案，多挟嫌陷罪，有司见事生风，株连波累，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条例上陈候旨，嗣后有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告之罪。”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且是胆大妄为了。皇帝怎么能放弃文字狱这一基本国策呢？后来乾隆帝搞文字狱也是好大喜功，把修书的文化事业搞成焚书的文字劫难，两者合二为一，盛况空前。
谢济世这位严猛政治的受害者，被发配充军九年，乾隆帝即位，被召还，补授江南道御史。谢济世又不甘寂寞，在“广开言路”一疏中，对皇权扩张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称雍正帝的治术为霸道而非王道，他认为有两点不合理：
第一，密奏不可有。“古之帝王厌恶至察。语云：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公开姓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无论捉影捕风，将无作有，就令其情真事实，而臣子阴私小过，不是君父所乐闻的，恐怕唐虞好问好察不是这个意思，请自今以后，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即或论列朝廷，指斥皇上，如唐魏征之于太宗，后人美魏征之能谏，未尝不美太宗之能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人皆仰之，哪里用保密？”
第二，依靠科道广开言路。雍正帝以密折广耳目，对科道素不重视。谢济世对此批评道： “言路不开，舍科道而问之督抚提镇及藩臬，犹御膳不调，舍掌管膳食之人不问，而问掌管衣物、珍宝或其他执事。”他认为通过科道广开言路的具体做法是： 严肃不言之罚，“将不言者放归田里或改授闲曹，则人知所惩矣”；恕妄言之罪，对言官之言，“言而当，褒美之，言而不当，亦优容之，虽其中有结党挟仇形迹，可疑者仍居官位，不宜加以戮辱”。他又提出，应解除文字忌讳。文字忌讳始于明朝，不但无益，而且使言路闭塞“谀妄成风”，“臣请自今表奏及乡会试出题，皆不拘忌讳，使天下后世谓我乾隆为宽大之朝，岂不盛哉？”谢济世又说： “若皇上必欲为尧舜之君，复斯世于唐虞之盛，莫若于《大学》、《中庸》求之，《大学》言格物、诚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独，致中，和达德，行达道，圣功王道莫要于此，莫备于此。舍此而别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洁而欲流清，以博览广听为求言，以察言观色为知人，以亲庶务折庶狱为勤政，臣恐其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国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谢济世）乾隆帝斥责谢济世“语言淡忘支离，本应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妄行渎奏者戒”。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乾隆帝没有严惩谢济世。
诚如谢济世所言，雍正帝完全是法家的“杂霸之治”，但是也有效果。达到汉唐的程度已经很难，尧舜之治的境界只是一种理想。古人在发表政论的时候总是会这样表达，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其实，古人与今人的理想境界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并非本质的不同。提倡“二帝三王之治”，潜台词就是对君主独裁政治的否定。其中的奥秘今人是不懂的，但是乾隆帝是懂的。在皇帝看来，这自然就是“太阿倒持”了。以谢济世为代表的具有儒家思想大臣对君权一揽的批评，使乾隆帝提高了警惕，他在实行宽仁和平政策的同时，不忘“宽而有制”。“宽严相济”是皇权对相权的让步。“宽而有制”则是皇权对相权的防范。
乾隆帝深知，谢济世的儒家思想是具有危险性的。在雍正朝他注《大学》，罪名是“私注经书”，现在他又把“私注经书”《大学》进呈乾隆帝。他上书言事，建议“去邪勿疑”，“出令勿贰”，都使皇帝很不高兴，说他是“拾取浮言”。后来湖南巡抚蒋溥密奏谢济世刊印《大学注》、《中庸疏》。这些书的注疏大概都要经过“钦定”，敢于“私注”，说明谢济世颇具自由独立思想。乾隆帝当时没有兴文字狱的打算，放了他一马。乾隆帝指示湖广总督孙家淦查处此事，并说谢济世只是“识见迂左”，“至其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乾隆帝能欣赏清官，但是不能容忍自由独立的思想。谢济世注的经书及印版全部被销毁了。这是乾隆六年的事，此时乾隆帝还信守“朕不以言语文字罪人”的原则。可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在兴胡中藻文字狱的时候，就把谢济世也捎上了，可惜谢济世已经病死了。乾隆帝说： “谢济世性情乖戾，其所作书词，颇多谬妄，使其人尚在，自当明证其罪，以昭惩创。”命地方官“将其已印刷之书及原刊刻板尽行查出销毁，勿使稍有疏漏”。
又有一位御史李贤经，对皇帝“乾坤独断”的极权形式提出异议。他上疏说：“今后在内部院，在外直省所办一切琐屑细务，不必尽烦圣览，其无益于治道，或者伤于治体者，请于内咨会九卿，于外饬知督抚，公同酌议，可裁减者裁减，宜禁革者禁革，如果事关重大，方请皇上断裁。”对这种分权请求，乾隆帝的回答很坚决，“断乎其不可”。
后来张广泗在给皇上的请罪词里有一句臣“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使乾隆帝感到气愤，大臣官员们竟然不知道皇帝的英武，一定是宽仁政策过度了，于是反过来实行严猛政策，鸡蛋里挑骨头，大兴文字狱。正如他当初斥责翻雍正朝之案就是善政论所说的，“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他与雍正帝的治术在本质上也确实是没有“丝毫间别”。“霸者与臣处”的逻辑发展就是“亡国与奴处”。
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明显采用了高压政治手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至徐州，江苏布政使彭家屏正在河南夏邑老家养病，特意跑到徐州接驾。奏对之中，彭家屏把老家的灾情如实汇报，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他是跑来煞风景的，他因此而开罪了皇帝。后来，一路上常有夏邑县百姓拦道造御状，说夏邑灾情严重，而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灾不报，请皇上为民做主。又有人投递状纸，告县官散赈不实。夏邑百姓连连告状，使乾隆皇帝大为光火，认为是有人背后指使，他说“民告官就是犯上作乱，此风万不可长”。命图尔炳阿严审，将告状人严刑考打，逼问背后的主使人。最后追出了主使人生员段昌绪，立即杀头，彭家屏因为反应实情有罪，被抄家，并亲自审问，逼他承认家中藏有“逆书”，但是抄家没有找出实物，推论是被他儿子烧毁了，又推论说彭家屏一定对这些逆书加以批阅评点。乾隆帝说： “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谕令其自尽，比起杀头就算是从宽处理了。
其实，乾隆帝并不糊涂，他派人微服私访，得到的情况比老百姓告状反映的情况更为凄惨。乃将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军台效力。乾隆帝固然也常常打击贪官污吏，但是也包庇贪官污吏，如包庇和珅。包庇了一个和珅等于包庇绝大多数贪官污吏。究其根本原因，他不如康熙帝那样尊重民意，尊重儒家思想。乾隆帝前期是尊重儒术的，后期则偏重于法家权术。
46、鄂尔泰、张廷玉的命运
鄂尔泰、张廷玉这两位雍正时期的老臣，是雍正帝最赏识的大臣。雍正帝在弥留之际，特别对鄂尔泰与张廷玉的政治品质予以表彰，并说“朕可保其始终不渝”，这显然是对儿子不放心，怕他迫害老臣。又以“将来二臣可配享太庙”的方式来保护二人。雍正帝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许多新君都喜欢通过迫害前朝老臣的方式来树立新君权威。
雍正帝对科第出身的官员并不赏识，他最欣赏的三位大员田文镜、李卫、鄂尔泰均非进士出身，然而雍正帝对张廷玉却是一个例外，这自然同张廷玉谨慎敏捷、拟旨得体有直接关系，还有张廷玉在修《康熙朝实录》时删削了许多不利于雍正帝的文字，因而很得雍正帝的信用。如果说，雍正帝一律要杀人灭口，张廷玉也就不可能受信用。
雍正七年军机处成立时，已经成为保和殿大学士的张廷玉就成为了军机处第一批成员，而且排名第二，仅次于怡亲王允祥。雍正帝就怕他因生活清苦受贿，特别把一座本银三万五千两的当铺赐给张廷玉，又将位于圆明园附近的澄怀园赏给张廷玉，他因此给自己起了“澄怀主人”之号。对于其他官员，这一点经济利益是不够的，而对于张廷玉就足够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张廷璩以及儿子张若霭、张若澄、张若淳均在朝中为官。张廷玉自称： “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乾隆前期，仅张氏一门登仕者就有十九人。“自先父端（张英）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与张氏世代联姻的姚氏，是桐城另一望族，也是“仕宦众多”。
鄂尔泰是首席军机大臣。入内阁和军机之前，“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下”，执掌内阁后，士人趋附，逐渐形成以满臣为中坚，包括一部分汉臣在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有庄亲王允禄、公哈达哈，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迈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御史仲永檀、陕西学政胡中藻等。
皇帝最怕大臣结党，雍正帝曾先后摧毁诸王党、年羹尧党、隆科多党、乃至于莫须有的科甲官员朋党，但是他也于无意中培植了鄂尔泰党、张廷玉党。在鄂、张党争中也包含满汉矛盾，一般来说，汉官多依附张廷玉，满官多依附鄂尔泰。
同鄂党关系密切的也并非全是满人，全祖望同鄂尔泰就有较深的私交。全祖望在文章中对鄂尔泰多有赞誉。全祖望在中进士后却未对张廷玉执弟子礼。如果不是两党矛盾激烈，全祖望岂能如此？不久就发生了全祖望《皇雅篇》悖逆的控告，将有文字狱之虞。张廷玉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平息此事可能是由于鄂尔泰的干预。在此事的背后，是两党的较量。
在“改土归流”的问题上，鄂党与张党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党借贵州苗民起义对鄂尔泰的改土归流的功绩进行诋毁，张党成员的张照自请平苗。后来张照假传圣旨放弃新辟苗疆，大大激怒了皇帝，乾隆帝将张照下狱，再起用鄂党的张广泗平苗。鄂党遂乘机反扑，必欲置张照于死地。但在处理鄂、张的党争过程中，乾隆帝的权术技巧是，“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乾隆帝赦免了张照，令其到武英殿修书。
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求把田文镜从贤良祠中撤出。乾隆帝认为，雅尔图素为鄂尔泰的属下，此举“其意以为李卫与大学士鄂尔泰素不相合，特见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耳”。乾隆帝因此痛责鄂尔泰。乾隆帝的逻辑似乎很奇怪，古代官场斗争也许就是如此的声东击西扑朔迷离，很难说得清事实真相如何。就事论事，则田文镜确实不够资格入贤良祠。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发生了御史仲永檀弹劾案。将鄂、张党争公开化。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他同鄂尔泰长子鄂容安私交很深，虽是汉人却是鄂党干将。仲永檀揭露的第一个问题是，京城富户石匠俞君弼死后，其女婿许秉义与俞的过继孙子俞长庚为争夺家产而竞相结交权贵。许秉义通过本家亲戚内阁学士许王猷，邀请朝中九卿前往吊唁，凡前来吊唁的官员都送给一红包，前往吊唁的官员以张党居多，张廷玉也差人给主持丧事的许秉义送去帖子。仲永檀又揭发鄂善受红包万金。
仲永檀揭露的第二个问题是密奏留中被泄密一事。而且明确指出“是权要有耳目”。所谓“是权要”即暗指张廷玉。密奏留中泄密一事，指的是御史吴士功弹劾史贻直的折子泄密。吴士功是张廷玉的门生，曾在密奏中弹劾鄂党的史贻直，此奏留中，但“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乾隆帝令怡亲王弘晓、和亲王弘昼、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一起审理鄂善受贿案。虽然鄂善并非张党成员，但因卷入许秉义、俞长庚争夺家产案件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乾隆帝亲自审理此案，他向鄂善保证，可以从轻发落，鄂善才承认了收受贿银一千两。鄂善因此被乾隆帝开恩免予杀头，所谓“从轻发落”是赐令自尽。鄂善又要翻供，乾隆帝大怒。乾隆帝常常亲自审案，特别喜欢以坦白从宽诱供、逼供，官员一但服诬，就从重处罚。皇帝做出了如此榜样，全国的官员都会跟着学。
仲永檀诬陷大学士赵国麟往俞家送帖、吊丧，经审查为诬告。但是仲永檀并没有因此受到惩罚，反而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国麟要辞职，皇帝不许，赵国麟一再请辞，激怒了乾隆帝，把他革职，命仍在咸安宫效力。
乾隆七年（1742年），张照出狱，以刑部尚书兼领乐部。仲永檀再弹劾他“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张照则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长子鄂容安，立即上疏弹劾。经会审，仲永檀与鄂容安结党之事败露。仲永檀供认在弹劾之前先同鄂容安商量，事后又通消息。这“明系结党营私，纠劾不睦之人”，即党同伐异的行为。乾隆帝说： “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党庇之处，已属显然……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张党有了报复的机会，要求逮讯仲永檀、鄂容安、鄂尔泰。乾隆帝对鄂尔泰父子训斥一番，降职处分。对仲永檀予以革职逮捕。这是对张鄂两党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权术的意思。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乾隆帝遵照雍正帝的遗诏，将其配享太庙。但是，乾隆帝为了打击鄂尔泰一党，又蓄意制造了胡中藻文字狱，以此为借口，又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乾隆帝不能“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但是又不愿意公然直接惩治张廷玉和鄂尔泰。这很可能是雍正帝的遗诏起了一点作用。
既然鄂尔泰已经去世，就不能使张廷玉一党独占上风。乾隆十一年，乾隆帝以张廷玉年逾古稀为由，准他不必早朝，遇天热，或刮风下雨，可以不必入内，在家办公就可以了。张廷玉的内阁首辅的位置由讷亲取而代之。刘统勋又上疏要求限制张氏家族官员的转升。乾隆帝也同意对张氏家族的裁抑。对于张廷玉，乾隆帝甚至做出了略带侮辱性的评价： 张廷玉在雍正时得到重用，不过“以缮写谕旨为职”，在本朝的十几年，他“毫无建白，毫无襄赞”，连鄂尔泰也比不上，“鄂尔泰尚有开拓苗疆之功”。而之所以对其“姑容”多年，“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把张廷玉视为古董罢了。讷亲代替张廷玉成为内阁首辅之后，又成为首席军机大臣，毫无经验的年轻人超越了“老古董”张廷玉。乾隆帝说： “我朝旧制，内阁系满大学士领班。”那么，在军机处就更是如此。张廷玉不得志，几次请辞，都不获准。后来乾隆帝同意张廷玉以原官退休。
鄂党大臣史贻直向乾隆帝进言： 张廷玉不配“配享太庙”。张廷玉得知消息，惟恐乾隆将来不能兑现雍正帝“可配享太庙”的遗诏，急忙进宫陛见，声泪俱下，请求皇帝赐一券以为凭证，乾隆帝虽然对于张廷玉请求颇为不快，但还是答应了。颁诏重申了先皇成命。他写了首诗赐给张廷玉，在诗中表明不会改变先皇遗诏，但也对张廷玉的功绩表示怀疑。
第二天，张廷玉没有亲自来谢恩，却让儿子代替他来谢恩。乾隆帝很生气，指责他“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应匍匐申谢。乃陈情则能奏请面见，而谢恩竟不能亲赴阙庭！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张廷玉求配享可以面陈，在得到恩允后为何不能亲自进宫谢恩呢？命军机处傅恒与汪由敦拟旨责问张廷玉“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张廷玉的门生大学士汪由敦立即免冠为老师求情。第二天张廷玉就进宫谢恩了。乾隆帝认为张廷玉没有接到圣旨就来了，一定是汪由敦通风报信了。当初，张廷玉退休，推荐汪由敦接任大学士，显然是结党营私。他说： “朕为天下主，而令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斥责他“负恩植党”，下令削去张廷玉的伯爵，汪由敦也被罢职。后来张廷玉要回老家，又惹火了皇帝，说他“营营思退”是宦途失望，又有家财可以养老。乾隆帝把过去配享太庙的功臣名单给他看，对照自审应否配享？然后罢了张廷玉的配享。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帝又以张廷玉的儿女亲家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考、贿卖生员，再次对张廷玉问罪，没收往年赏赐的御笔、书籍等物件，并罚银15000两，“终身不令觐”。至此，张廷玉彻底失势，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其门生故吏，各寻去处，有人竟然又去投靠张廷玉的政敌史贻直。
不过，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去世时，乾隆帝还是遵照雍正帝的遗诏令其配享太庙，因为他心里明白，剥夺张廷玉配享太庙的理由并不充分。张廷玉是享此殊荣的惟一一个汉人。乾隆二十三年，在修订他的文集《乐山堂全集定本》时，乾隆帝又把当年颂扬张廷玉的一篇文章《送张先生暂假归里序》删去。可见他对张廷玉仍然是耿耿于怀。
47、傅恒、岳钟琪初定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区，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大金川在西，小金川在东。如金沙江一样，所谓“金川”也是因为这里出产金砂。这一带地区居住着藏民数万，其中大金川地区纵约二三百里，横约数十里，人口不足一万。这里高寒而多雨雪，崇山峻岭，山中只有羊肠小径，高山之间多为河水阻隔。藏民以竹索为桥，皮船作渡，住则垒石而居，称为“住碉”，藏民分布在山中，种青稞，以荞麦为食，生活十分艰苦。藏民酋长又称土司，受朝廷节制。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没有触动大小金川，这里仍然保留着土司制度。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雍正元年曾随大将军岳钟琪进藏平叛有功，授大金川安抚司印。年羹尧为削弱金川土司的势力，分而治之，将原旧金川土司改为小金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控制小金川，把侄女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懦弱，为妻所制。
与大小金川相邻的还有许多土司，为了争夺土地和权力，各土司之间经常相互进攻杀伐，使得地方不得安宁。对此，朝廷有时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有时则予以干涉，直接以武力干涉，总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实行。乾隆四年（1739年）川陕总督鄂弥达上奏： “土司性嗜报复，若不慑以兵威，愈无忌惮。”要求朝廷“勒兵化诲”。乾隆帝在鄂弥达的奏疏上批道： “此事由你相机料理。对待此等人，不可不使之畏天朝兵威，但也不可只以兵威压服，而不修德化。”
由于地理环境限制，藏民生产落后，终年辛苦仍不得温饱，土司为了满足他的欲望则以掠夺来补充剥削之不足。历史的规律是： 当落后阶段的民族自相攻杀掠夺而最终被其中一个最强大的部落统一之后，他们就停止搞内部掠夺，转而开始向外部掠夺致富，直到统一全中国，使掠夺致富合法化。所以年羹尧就把金川分而治之，但是依然有反效果。从社会进步的观点来看，川陕总督鄂弥达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不能和平相处的情况下，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应该战胜落后的社会制度。在落后的势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扑灭它。否则它将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利益。乾隆帝提出一文一武相机料理的策略也是理性的，不到万不得已不必出兵平乱。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莎罗奔袭取小金川，生擒泽旺。川陕总督庆复檄命大金川莎罗奔放还泽旺，莎罗奔有所畏惧，遂释放泽旺。庆复上奏乾隆帝“因地势极险，运粮无路”，“且伊自在土司内相扰，并非干犯内地”，不便派兵干预，建议采取“以番制番之法”。乾隆帝批示： “卿所见极是。”
第二年，莎罗奔又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土司和明正土司，妄图吞并其领地。四川巡抚纪山遣兵弹压，并奏请进剿大金川，乾隆帝仍无意用兵。降谕： “如但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置之不问。”于是，莎罗奔更加肆无忌惮，四外攻杀，攻占毛牛，逼进打箭炉，并打死官兵。
看来，中央政府也是把土司政权看作某种独立的“特区”，允许他们有一些越轨行为，他们在“特区”内犯法，中央是不管的，一旦他们越出了一定的范围，可就不允许了。纪山立即命泰宁协副将张兴前往弹压，却不幸失败，官军伤亡惨重。庆复认为大小金川地形复杂，不利于用兵，不如采取“以番治番”之策，利用其他土司的武装力量剿平大金川的叛乱。
乾隆帝接到奏报，立即命庆复回京，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张广泗（？~1749），汉军镶红旗人，监生出身。因为张广泗从前随鄂尔泰征讨苗民很有办法，故此次倚重他来征讨大金川。乾隆帝降谕： “大抵番蛮与苗性相似，今莅川省，即以治苗之法治番，自能慑服其心，消弭其衅。”乾隆十二年（1747年），张广泗调兵三万入川进剿。开头几仗还算顺手，收复了毛牛、马桑等地。张广泗称“酋首不日可以殄灭”。莎罗奔退守勒乌围，另由其侄郎卡守刮耳崖。张广泗分兵四路，再分十路攻打各处据点。金川土兵于险要之地构筑战碉，“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佛塔），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叛兵防御周密，战碉易守难攻，张广泗命官军用挖地道，轰地雷；或围绝水道；或放火炮等方法破碉，然而成效甚微，官军束手无策。
张广泗又误用汉奸王秋和泽旺之弟良尔吉，不知良尔吉已与阿扣通奸，意欲取代泽旺而为土司。良尔吉将清军动向及时通报莎罗奔，预先准备，使清军连连失败。张广泗急于成功，将兵力分散攻碉，反而致使副将张兴，游击孟臣战死。他向乾隆帝上报战况时大部诿过于张兴，并请罪自劾，一般来说，只要是吃了败仗，主帅即使诿过于部下，也必须向皇帝请罪。张广泗又要求乾隆帝增兵。这时，前来督运粮草的兵部尚书班第抵达川西。他见到官兵超过土兵数倍，长达半年都不能取胜，实属将帅无能。他认为“增兵不如选将”，奏请起用罢官在家休养的故将军岳钟琪，再派一名重臣其才识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军务。
乾隆帝采纳了班第的意见，特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四川经略军务。讷亲（？~1749），姓钮祜禄氏，是清初开国五大臣额亦都的曾孙。祖父是辅政大臣遏必隆。讷亲的姑母是康熙帝第二位皇后孝昭皇后，讷亲的父亲尹德曾跟随康熙帝讨伐噶尔丹，因功被升为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尹德办事认真，为人谨慎，深得康、雍二帝的信赖。雍正五年，讷亲因父亲病重袭爵，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帝为维护皇权，采取了重视外戚子弟，而轻宗室亲王的策略，以避免亲王预政对皇权的制约。乾隆帝对讷亲的破格提拔，是因为讷亲有爱新觉罗的血脉，比一般的外戚更亲近；讷亲正直清廉，办事认真不推诿，不模棱；尤其是他独立于鄂党、张党的派系之争之外。康雍时期，宗室亲王或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或入主军机，如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堂兄安亲王岳乐；雍正之弟怡亲王允祥不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而且身兼多种要职。他们在朝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乾隆帝即位以后，改变了亲王身居要职的传统，这样更有利于保持皇权的绝对性。乾隆一朝，亲王不曾入主军机；而外戚多立有殊功，但却不能像汉朝那样成为权臣。鄂尔泰去世后，讷亲被任命军机处首席大臣，位居张廷玉之上，一年后又取代张廷玉的内阁首辅地位，成为乾隆帝破格提拔起来的年轻宰相。
乾隆帝又接受了班第的建议，任命岳钟琪为提督，赐孔雀翎。其实，只要派岳钟琪就可以了，可是朝廷不信任他。岳钟琪于康熙末年率军入西藏平乱，雍正时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又征讨准噶尔部，因战功卓著升至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后来因为有人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与清朝的祖先金国有旧怨，受到猜忌，有反清人士前去游说他起义，被他出卖押送朝廷，但仍不能洗刷自己。在征噶尔丹策零时被张广泗等人弹劾下狱，最终被撤职，在家闲置。这次乾隆皇帝要起用岳钟琪做大将军，张广泗当然不赞成，他上书言： “岳钟琪虽将门之子，不免纨绔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警则茫然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然久在戎行，遇事生风，颇有见解。以为大将军则难胜任，若用提督，尚属武员中不可多得者，且闻为大金川所服，诚如所谕，人地相宜。”他不同意岳钟琪做大将军，位居自己之上，乾隆帝也不真正了解岳钟琪的能力，只授予他提督衔。张广泗对于讷亲做经略大臣却不敢表示异议。讷亲耿直清介，才干敏捷，做宰相政声很好，可是他从来没有过军事经验。不过，在中国古代，以文人做军事统帅的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事统帅并不必亲自冲锋陷阵，主要是运筹帷幄，“纸上谈兵”，文人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许多文人也确实很能打仗。不过这位讷亲却既不懂兵法，又不尊重有经验的同僚，怎么能指挥战役？岳钟琪长期在四川任职，素为川藏土司所服。他既有军事才能，又熟悉“番情”。讷亲为什么不听取他的意见？乾隆帝使用讷亲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汉人很不信任，每次出征，统帅多为满人。这次任用张广泗挂帅不能奏捷，乾隆皇帝认为是汉人不可靠。所以岳钟琪也只能被利用，而不能重用。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岳钟琪驰赴军营。岳钟琪与张广泗商议军机，他提出由他带兵攻取莎罗奔据守的勒乌围，而张广泗却力主由昔岭、卡撒进兵。岳钟琪说，昔岭、卡撒中间隔着刮耳崖，距离勒乌围尚有百余里地，不如改由党坝进兵，党坝距离勒乌围只有五六十里，攻破这个关隘即可直捣敌巢。张广泗又不以为然。张广泗对于岳钟琪有妒忌之心，凡岳钟琪的计策，他都不采用。两人讨论了很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良将相聚的弊病。
以将才论，岳钟琪与张广泗都是出类拔萃的，岳钟琪还略胜一筹。然而两个将才凑在一起未必就能打胜仗。正如清末中兴名将胡林翼曾说：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气识之偏。一言不和，动成水火。”两个才能相当的人共同办一件事，也许会产生副作用，二人是否同心合力是一个关键问题。
大学士讷亲是一位清廉忠正的大臣，做为主帅，却心高气盛，好大喜功，“自恃其才，藐视广泗”，他不顾张广泗久攻无效的现实，下令限三之日内取藏兵老巢刮耳崖，岳钟琪不同意。张广泗轻视讷亲不知兵，而位居自己之上，恃宠发威，瞎指挥。但是他阳奉阴违，故意附和讷亲的意见。打了败仗，自然是主帅负责。这是官场惯伎。讷亲会同张广泗察看腊岭等处的地形之后，制定出作战计划，“限二日内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致使军心瓦解，几次出战都是大败而归。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
撇开讷亲不说，如果张广泗能够与岳钟琪同心合力，凭两个人的大才，事情也早就成功了。屡败之后，讷亲闭营不出，却想出一个改攻碉为筑碉，“以碉逼碉”的蠢办法，奏报皇上，被乾隆皇帝否定。讷亲又奏请增兵，并弹劾张广泗不知用兵，出师一年多，损兵折将毫无战绩。
乾隆帝大为恼怒，又责备岳钟琪自起用之后，“未闻发一谋，出一策”。岳钟琪乃上奏揭发张广泗用兵无法，又误用内奸良尔吉和王秋。小金川参战土兵，“不惟无用，且须防范”。张广泗、讷亲不久又有败仗汇报。乾隆帝乃下令逮张广泗入京，下刑部狱治罪；免讷亲职。不久，张广泗被处死，讷亲也被赐自尽。又有一说，是用其祖遏必隆之刀斩于军前。
张广泗以为可以指日克功，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强敌。强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上了一个狂自大，又不懂军事的上司，二人不和，这仗是决无胜利的可能了。这里还有一层满汉矛盾，满人自以为是主子，对汉人歧视三分。岳钟琪对部下某些满将胡作非为之事，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绝不得罪。张广泗自然也不敢得罪了讷亲，但他用消极怠工，暗中拆台的办法对付讷亲，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被精明过人的乾隆帝识破。张广泗对岳钟琪过分嫉妒，导致不能克敌制胜，被诛杀也是咎由自取。岳钟琪所以被革职而没有被杀头，正因为他本来处境不佳，所以格外留心，不敢得罪满人。
乾隆帝也许是为了表示公正，既然杀了张广泗，讷亲也不能免死。乾隆帝一惯以成败论人，往往不知爱惜人才，讷亲与张广泗虽然有错误，也不该轻易杀掉。讷亲是乾隆帝所任命的第一个宰相，仅仅三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盛极而衰的人生历程。任命不熟悉军事的讷亲为统帅，是乾隆帝的错误。将讷亲破格提拔为宰相，又轻易杀掉讷亲，更是错误。乾隆帝行政的随意性太强。不过，非程序化、随意性一贯是最高掌权者运用权力的正常方式，皇帝无不是如此。
一般认为，乾隆帝杀张广泗是为了削弱鄂尔泰一党的势力，张是鄂党干将。当年平苗叛，一次，鄂尔泰设筵为张广泗饯行，终日饮酒谈笑，却不言及兵事，天暮，张广泗不得已，向鄂尔泰请示将略，鄂尔泰叹了口气说： “老夫错用了人，如果是转运粮草，惟老夫是问，至于用兵之事，瞬间既变，只有临事处决，岂能预定机谋？”由此可以看出，鄂尔泰善于用将，他把兵权交给张广泗之后，就不再遥控指挥。这一点远胜过乾隆帝。历次边疆战争，乾隆帝总是遥控指挥，过多地束缚了前方将领的手脚，往往坏事。乾隆帝自己坏了事，却把罪责完全归之于他人，说“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既要遥控又不负责任，这是乾隆帝的用权方式。
乾隆帝再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代为督师，又调各省劲旅前往川西。
傅恒（？~1769），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傅恒是乾隆帝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富察氏家族是满洲世家，屡立战功，他的祖父米思翰深得康熙帝信赖，几个叔伯都受康熙帝的重用。傅恒的二伯父马齐位居首辅，在康熙四十八年，却因支持皇八子胤禩为皇储而被罢官，康熙五十七年复出，此后直至雍正十三年九月致仕，担任首辅达17年之久。傅恒的父亲李荣保是米思翰第十子，任察哈尔总管，在政坛上并不显赫。傅恒深受乾隆帝宠信，乾隆帝很喜欢任用年轻的外戚亲贵。傅恒是比讷亲更年轻的宰辅。乾隆十三年三月傅恒的姐姐皇后富察氏在陪乾隆东巡期间去世。十月，才当了半年协办大学士的傅恒就被乾隆授予保和殿大学士，十一月初三傅恒从京城出发，率三万五千名将士出征。在傅恒出师前夕，乾隆亲往祭堂；傅恒离京之时，乾隆又派皇子及大学士到良乡为其饯行。金川之役，断送了讷亲，但却成就了傅恒。乾隆帝说： “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于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负重寄，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
乾隆十四年（1749年）春，傅恒整顿营垒，申明号令，使军容焕然改观。并将良尔吉、阿扣、王秋斩首，以断内应，莎罗奔惊骇不已。傅恒查勘地形，分析形势，将金川战情如实向乾隆帝奏报。布政使高越又将用兵川西的运输和经济困难向乾隆帝奏报。乾隆帝又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给四川造成的“物力虚耗”的严重后果。乾隆帝深恨张广泗、讷亲不早将实情奏闻，自称“深悔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有好大喜功的皇上，就有急功近利的大臣，上下相瞒，谎报军情，也是家常便饭。不过这场征讨大小金川之战争并非好大喜功，而是不得已为之，但却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经略，难免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当傅恒提出了一个厚集兵力、直攻中坚的破敌方案时，乾隆帝却要打退堂鼓了，认为“万无可望成功之理”。又屡奉太后“息武宁边”之谕，便决定撤兵。乾隆帝于十四年（1749年）正月一日，宣布： “今朕已洞悉形势，决定收局。”降谕要求傅恒四月底五月初班师回朝。
傅恒却不愿撤兵，他认为现在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要求展期回朝。乾隆帝看出傅恒的心思，劝谕说： “经略大学士此行，原为国家出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费如许帑项，如许生命，去供一己成名之理。”其实，乾隆帝命傅恒挂帅本来就是为了让他成名，如汉武帝之用卫青、霍去病征匈奴，让傅恒撤兵，是怕他失败，坏了内弟的名声。在封建帝王看来，国事即家事，家事即国事，没有分别，如果傅恒得胜回朝，就可以给天下人做一个表率。历史上有些皇帝喜欢指派皇亲统兵，康熙帝与乾隆帝尤其是如此，此时，国家往往很强盛，有英雄气概。
岳钟琪向大金川进兵连连告捷，兵临勒乌围寨下，莎罗奔弹尽粮绝 ，向清朝大军乞降。此时，正是趁势围歼叛军的大好时机，然而，乾隆帝却不想打了。傅恒为了制造继续打下去的借口，故意命令莎罗奔、郎卡必须亲缚至营，方可贷其不死。他一心要把二人逮捕入京。乾隆帝闻奏，坚决反对，要求傅恒“昭布殊恩，网开三面”，允其投降。乾隆帝此举实在是前后矛盾。
莎罗奔请降遭到傅恒拒绝后，转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初到金川督师，金川士兵都不相信，说，“岳公已经死了很久了”。等到岳钟琪大兵连连获胜，才开始有些相信了。岳钟琪请示傅恒之后，带13人亲自前往勒乌围。金川兵见岳钟琪一行人来到，严阵以待。岳钟琪跨马而来，两眼望着莎罗奔，笑着问道： “你们还认识我吗？”莎罗奔惊愕地喊道： “果然是岳公啊!”率领叛军伏地行礼。然后将岳钟琪引进帐篷。
岳钟琪向他们宣布皇帝威德，允其投降，藏兵群起欢呼。莎罗奔头顶佛经宣誓，愿听从朝廷约束。又杀牛宰羊款待岳钟琪。第二天，莎罗奔、郎卡跟从岳钟琪坐皮船出洞，来到清军大营投降。傅恒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大金川的降表。
此番兴师，历时两年，调兵八万，耗银1000万两，却收效甚微，十年之后又不得不再次兴兵。如果直接起用岳钟琪挂帅，战争时日可以大为缩短，人力和物资可以大为节省，何乐而不为？只因为乾隆帝把用兵当做建功立业之举，不愿让罢官闲赋在家的岳钟琪得此殊荣，却误了国家大事。乾隆帝批准岳钟琪奏请，把剩余军粮8000万石恩赈小金川军民，搞一点恩威有别的小把戏，其实是白搭，大金川仍然可以从小金川那里把粮食抢过去，他们的思维能力还不能理解朝廷恩威有别的意义何在。
四川总督策椤上奏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重点是平衡川西各部土司的势力，使之相互牵制达到“以番制番”的目的。乾隆帝一一批准。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以番制番”的方法并不成功。傅恒一心要把土酋逮缚献阙，虽有好大喜功之嫌，却也不失为“恢宏见识，为国家远大计”，这是乾隆帝劝谕傅恒回朝的话。乾隆帝深恐傅恒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不肯回师，定要扫穴犁庭而后已，为之“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一向不怕劳民伤财，这一次却是因为怕劳民伤财而失策了。
乾隆帝最担心大权旁落。傅恒向来惟命是从，不可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事。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傅恒与讷亲同是椒房贵戚，却不敢居功自傲。在平金川后，乾隆帝赏赐他四团补服，傅恒疏辞再三。傅恒不仅对皇帝恭谦，对同僚、下属也从无骄横之气。这一点比讷亲好。傅恒如此谨慎小心也偶会引起乾隆帝的不满。据《啸亭杂录》所记： 一日上朝，傅恒后至，踉跄而入。侍卫某笑道： “相公身肥，故而喘吁。”皇上说： “岂只是身肥，心也肥了。”傅恒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乾隆三十三年，高斌之子高恒在两淮盐政任内侵吞盐引案发，判死刑。傅恒特为高恒求情说： “请皇上念慧贤皇贵妃之情，姑免高恒一死。”乾隆帝说： “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吓得傅恒“战栗失色”不敢再言。
在重大决策上，傅恒从来未曾与乾隆帝意见相左。乾隆三十三年的征缅之役，不少人反对。当时负责征缅的是孝贤皇后的侄子明瑞，因孤军深入遭遇挫折后，傅恒被任命为经略大臣，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前往云南指挥对缅甸的战争。云南缅甸气候湿热，乾隆亲赐傅恒扇子以示关怀。一年后，傅恒在缅甸染病，不得已撤兵，乾隆帝欲问他出师不利之罪，然而傅恒没有回京就死掉了。
48、阿桂再次平定大小金川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再叛。乾隆帝闻报大怒，下令再征大小金川。他指示，须先取小金川，后取大金川。因四川总督阿尔泰不谙军旅，特调云贵总督德福为四川总督，主持军务。又以理藩院尚书温福为定边副将军，统领由云南征缅前线撤回的满洲劲旅及黔兵驰赴川西，副将军阿桂随行。又命军机处行走、户部侍郎桂林，副部统保柱、莽哈察等前往，协同办理军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官军两路进军川西。
官军初战告捷，先攻占小金川。乾隆帝大喜，传谕温福应派阿桂与参赞大臣丰升额速往布朗郭宗，擒获泽旺，并俘僧格桑妻妾，毋任逋逃。桂林昏庸，指挥失误，丧师三千，被乾隆帝革职，从西路调取阿桂，授为参赞大臣统率南路军。
南路军进展顺利，乾隆帝授阿桂和丰升额为右副将军，温福为定边将军。温福攻破底木达寨，俘获泽旺。乾隆帝指示将泽旺解赴京师。温福分兵三路进攻大金川。
温福一路进展不顺，移营木果木，又以筑碉为计，将2万士兵分散各卡，统领任岱、海兰察等人屡谏不听，军心瓦解，金川士兵半夜偷袭木果木大营，温福惊慌失措，中枪毙命。2万大军丧没四千，粮台给养损失无数。小金川之地得而复失。海兰察、明亮收拾残兵退守兵营。
攻入大金川的阿桂一路未受损失，但也因受温福战败的影响被迫撤退。
木果木之败，使正在热河的乾隆帝大为震惊，他急召留京大学士刘统勋前来商议。刘统勋事先是反对用兵金川的，现在则主张不可罢兵。乾隆帝认为，绿营兵极不可靠，从各地调来近万名满洲兵，加上绿营兵共7万多人。命阿桂为定西将军，明亮、丰升额为副将军，再征金川。其实并非绿营兵不可靠，而是满将无能。现在换了一位名将，军心大定。
阿桂阿桂（1717~1797），字广远，满洲正白旗人，姓章佳氏，他的父亲阿克敦是以文入仕的满洲大臣，康熙年进士，协办大学士。他为人正直。这种品质传给了阿桂。他出身举人，以父荫授大理寺丞，累迁吏部员外郎，充军机章京。阿桂清廉正直，智勇兼备，长于治军与治河，功勋卓著，知人善任，又为人平和，深得将士爱戴。猛将海兰察才高自负，不甘屈居人下，却只服阿桂，可见阿桂威望之高。
阿桂分兵三路进攻，只十几天时间就平定小金川。乾隆帝大喜，立即命令阿桂率三军进讨大金川，誓必扫穴犁庭。现在，乾隆帝也吸取上次的教训，知道对大金川土司决不能手软了。既然以番治番无效，就把它彻底解决。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阿桂、明亮两路大军包围勒乌围巢穴。勒乌围山崖陡峭。山崖上有八层碉堡，经过多年经营，碉堡很是坚固。阿桂指挥官兵经过殊死奋战，终于打进匪巢。索诺木急忙逃往另一据点刮耳崖。官军继续进兵，横扫大小碉堡千余处，金川士兵望风而逃。到年底官军将刮耳崖团团围住，大炮日夜猛轰，寨内一片惊慌。索诺木的家属及大小头人纷纷出降。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初四日，索诺木终于出降。阿桂遵旨将这些人分两批押解进京。乾隆帝对大小金川叛酋恨之入骨，下令将索诺木凌迟处死。
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历时五年，调兵近10万，耗银7000万两。虽然劳民伤财，但并非得不偿失。只可惜第一次征金川没能彻底，才有第二次更大的代价。平定金川之后，实施改土归流，将土司权力，收归中央，消除了分裂的隐患。
征讨大小金川之役，前后延续竟可达30年之久。根本原因在于乾隆帝的失策。
失策之一，是不愿意了解实情，半途而废。朝廷一向以为“以番治番”是良策。须知，以番治番只有利用大土司治小土司才有效，遏制大土司对小土司的兼并，就非朝廷出兵不可。出兵而半途而废，是最大的失误。自以为是，不愿意看到事情不利的一面，这是乾隆帝的一贯表现。
乾隆帝失策之二，是喜欢换将，在以后的边疆战争中也常常如此，这是一个坏毛病。造成军心涣散，从而使战争的时间大大地延长。张广泗初征金川，遭遇了藏军的碉楼，攻之不下，情有可原。后来清军将一批批经过刻苦训练的特种部队送往大小金川破敌，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阿桂用兵如神，也须士兵堪用。如果当初张广泗麾下也有这样一支特殊部队，何愁不破碉楼？乾隆帝调不知兵又高傲的讷亲去指挥张广泗，讷亲又急于立功，失败是必然的，根源在乾隆帝。
49、刘统勋、刘墉父子皆贤
乾隆朝，最称职最符合儒家精神的汉人宰相为刘统勋。是“清”、“慎”、“勤”、“能”的楷模。
刘统勋（1699~1773），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乾隆朝先后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职。在乾隆一朝，刘统勋是少有的能臣，其重要性相当于雍正朝的张廷玉。他为人刚正廉洁，料事眼光深远，吏治练达而公正无私，深受时人的赞许。时人赵翼评价说： “刘文正公临事虽颇刚急，然实有厘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乾隆帝称赞他说： “统勋练达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比，故凡审决大狱，督办大工程，悉命统勋前往莅事，无不治者。”刘统勋是少有的汉人宰相。他死后乾隆帝曾感慨道： “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
清朝，首席宰相基本上都是满人，刘统勋既为汉官，又没有像张廷玉那样有家世背景，在最为崇满抑汉的乾隆朝能当上宰相真是不容易的。因为傅恒病逝，一时没有合适的满臣接替，这就使刘统勋得以填补这一空缺。乾隆帝比较偏爱年轻人，此时刘统勋已不年轻，这说明乾隆帝只是要他暂时弥补首席宰相一时之空缺而已，等到有了合适的满人宰相，还是要恢复满正汉副的局面的。
乾隆帝毕竟是英主，善于权衡利弊，为了保证国家政权机构的高效率地运转，乾隆帝循例把汉臣刘统勋擢为内阁首辅，把满臣尹继善擢为军机处首席大臣。此时刘统勋只是副宰相，首席军机大臣尹继善是正宰相。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尹继善就任首席军机处大臣还不到一年，即卒于任，终年76岁。乾隆帝又把刘统勋擢为首席军机大臣。此时，刘统勋就成为正宰相了。然而刘统勋担任正宰相也只有两年，便去世了。刘统勋成为军机处建立以来第一位汉人宰相。
刘统勋也算是少年得志，中进士时只有25岁。他在雍正朝先后供职翰林院与詹事府，并在南书房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主要是做文书工作。乾隆帝即位后，认为刘统勋颇有办事能力，予以擢升。乾隆元年（1736年）为内阁学士，派他去浙江协助嵇曾筠海塘治水工程。乾隆二年为刑部侍郎。后来，刘统勋因母亲去世归籍守制三年。
乾隆六年（1741年），刘统勋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为监察体系的最高官员，俗称“总宪”。他任“总宪”一年后，上了一份疏奏，他请求皇帝遏制两位宰相张廷玉与讷亲的权力。此疏耸动朝野。刘统勋大胆指出了朝廷在用人行政方面存在的弊端，首先是朋党问题，这是针对张廷玉的。张廷玉是康雍乾三朝老臣，雍正帝遗诏身后配享太庙的顾命大臣，“遭逢极盛，然而晚节当慎”。当时，安徽桐城张氏家族通过科考、荐举、袭荫、议叙等形式，入朝为官者有19人之多，就连张氏的姻亲桐城姚氏也有子弟10人在朝为官。他建议在三年之内除皇帝特旨擢用外，张氏亲属子弟“概停升转”，以“保全”三朝老臣的清誉。刘统勋认为，张氏家族有“满招损”的可能，应该自我抑制。刘统勋又认为，作为宰辅培养的讷亲在个性上是有弱点的，请求皇帝加以训示，使之能够省改。而讷亲兼职过多，“统理部务，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近卫”，权力太重，“任事过锐”，也非“谦受益”之道。
乾隆帝拒绝了刘统勋的批评，尽管乾隆帝要摆脱前朝顾命大臣的阴影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并不想马上动张廷玉。对于自己着意培养的宰辅讷亲当然也不能否定。一般来说，英明的皇帝都不会接受这类建议，那样岂不是显得臣工比自己更高明吗？
讷亲是康熙朝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孙。乾隆帝起用他首先是因为他是皇亲，可靠而且年轻，乾隆帝着意培养讷亲，是为使之成为日后取代鄂尔泰的合适人选。乾隆帝认为讷亲的最大特点是清廉。乾隆帝就此发布上谕说： “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箝制臣僚。”
以前，康熙帝整治明珠，雍正帝整治隆科多都是借御史上疏弹劾以开启事端，而此次刘统勋所上并非弹章，不是在弹劾二人。监察御史的权力并不只是以弹劾为权限，监督权则更广泛，凡是妨碍公益紊乱官纪的事情，都要纠正。在正常情况下，皇帝要贯彻自己的意志，也是在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的。朝廷要依靠御史制度监督考察吏治，这就是制度的作用。一切制度不论好坏，都是人在起作用。因此，不可以简单地把人治与法制对立。
此后，乾隆帝对刘统勋格外眷顾。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命刘统勋代理漕运总督；十四年（1749年）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十七年（1752年），命刘统勋以刑部尚书的身份在军机处行走；十八年（1753年），江南邵伯湖的减水闸及高邮的车逻坝决口，乾隆派刘统勋等前往检查决口的原因。
南河工程的总负责人是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斌，在雍正朝高斌就是江南河道总督，同时他也是乾隆帝慧贤皇贵妃的父亲。此时这位治河能臣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高斌虽然本人清廉不贪，但是其属员却放肆地侵吞帑银、偷工减料、贻误工期以至酿成决口的重大事故。刘统勋经过深入调查，了解真相，将情况如实向乾隆帝汇报。乾隆帝遂将高斌及其副手张师载以失察罪名革职。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皇帝命令清军征剿准部叛军。刘统勋又被调往巴里坤负责建立台站、转运粮草。二十年二月，北路、西路清军会师，进抵伊犁。虽然刘统勋从巴里坤运往伊犁的粮食源源不断，仍不能完全解决数万大军的粮草问题，因而在该年六月清军主力从伊犁撤回，只留下1500人驻守伊犁。
准噶尔酋长阿睦尔撒纳趁机发动叛乱。驻伊犁将军班第战死，定西将军永常由木垒撤退。当时刘统勋尚不知道永常已经撤军，他认为，在清军主力回撤的情况下，仅靠一千多兵力是不可能守住伊犁的，为此他上疏建言： 主力军队抵达之前应暂时把军队撤至哈密，以避免更大的损失。然而此时的乾隆帝，正为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及伊犁将军班第战死之事而震怒。刘统勋的建言简直是火上浇油。乾隆帝不问青红皂白把刘统勋与擅自撤军的永常一起逮捕治罪，不仅刘统勋在京的眷属刘墉等全都入狱，就连其家产也被查抄。对于贪官使用查抄手段无可厚非，对于因言论获罪的官员为何也要抄家？无非是搜查证据。未必要搜出金银交公，其他一切违反皇帝意志的什么东西都可能是罪证。
后来，乾隆帝又下令释放刘统勋及其家人，退回抄家的财产。显然，抄家没有得到什么罪证。乾隆帝发谕令对刘统勋敢于建言又表扬了一通： “统勋负责粮饷、马驮，行军打仗是将军之责。若是模棱之人，对此事缄默不言，倒不至于获罪”，刘统勋之获罪完全是乾隆帝头脑发昏所致。他又说，“统勋在汉大臣中尚属奋勇任事”。刘统勋勤于职守，勇于任事，又是敢于说直话的人，此时乾隆帝头脑清醒时又喜欢他。知道对这种人不必打击，至少不能无缘无故地逮治下狱并抄家。
乾隆帝又数次派他去审理官员贪黩案，并对他所拟的判决予以同意。刘统勋又多次出典各省乡试，任会试主考官。
乾隆二十一年，刘统勋被派往治河工地勘测，并取代被革职的富勒赫，主持完成加高堤坝的工程。一年后，他又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坝。此时刘统勋已年近花甲，他事必躬亲，亲临治河工地、风餐露宿，保障了堤坝的质量与按时完工。有一次刘统勋去杨桥工地视察，那里加固堤坝的工程已经逾期一个多月，他询问误期的原因，有关人员解释说是由于柴火供应不上。刘统勋知道其中必有弊端，乃微服私访，结果发现几百辆装满柴火的车辆就停在路边。刘统勋一了解，原来是河员必须收取陋规才接受柴火，他们因无钱行贿，柴火即使运到此地也不能卸车。赶车人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刘统勋立即回到工地，对有关河员进行严惩，杨桥堤坝很快就完工了。
刘统勋多年察看黄河、运河的河工，对河工症结当然有清楚的认识。与一般官吏多注重治工方略不同，他认为河工中的财物管理是治河成败的关键因素。对于河工侵吞工程帑银的痼疾，刘统勋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对治方法。刘统勋非常清楚朝廷用于河工的钱款大多落入各级河工的腰包，这必然使治河工程的质量大受影响。从历史的经验看，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朝廷也无可奈何。尽管经常有几位河工因为贪污河费而受到严惩，但是制度性的腐败决定了官吏们总是可以逍遥法外。封建社会的法，对于异端，是法如深涧；对于贪官，往往是法如虚设。只要上下串通一气，风险也并不太大。河工用料制度形同虚设，河工们弄虚作假的本领大得很，“筑堤则削洪增顶，挑河则垫崖贴腮，买料则虚堆假垛”，另一种情况则是，河工常常以挥霍的方式把河费糟蹋了，实际效果也一样。从制度角度看，当时中国还没有成熟的会计制度和有力的监督机制，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河工中贪污和浪费现象，历年的河费不断加重着朝廷的财政负担。
乾隆十八年（1753年），河工道员李礅、张宾等人贪污案被揭发出来，刘统勋借此机会提出稽查河工工料计算不清的积弊的办法，制定了一套比较严格的财务纪律和报销制度，共有四条。刘统勋这四点建议治理了河工治河的要害之处。因为实际上大多数河工们治河无非是借职贪污和浪费治河经费而已，河道治理与否实在与己无关。不过如果毫无功效，就是失职，也可能受到惩罚。所以功效也必然有一些。但是如果没有水患，朝廷就不必拨款治河了，自己的财源就枯竭了。因此河务工程永远功效不大，小有成绩就不错了。刘统勋认为，首先要治理河工财务制度，才谈得上治理黄河、运河。
刘统勋的奏议得到朝议批准执行，河务的财政和工料管理制度初步确立，河工中历来存在的公然贪污和浪费现象暂时有所好转。
在此期间，刘统勋还多次奉命出京，审理贪污大案，如云贵总督恒文勒索属下案、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任内挪用库银案、江西巡抚阿思哈受贿案等。刘统勋因政绩突出，在乾隆二十四年被授予协办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大学士。
乾隆三十五年，傅恒突然过早逝世了。傅恒留下的内阁首辅与军机处首席大臣的空缺分别由刘统勋与尹继善循例升任，而尹继善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才七个月也去世，于是72岁的刘统勋便循例成为军机处首席大臣，做了宰相。
刘统勋在当宰相的两年中，正值清廷征讨大金川的关键时期。本来刘统勋并不赞成对金川用兵，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月，清军设在木果木的大营遭到突袭、定边将军温福战死、清军四千被歼等情况发生后，正在承德避暑的乾隆帝一改好大喜功高傲自负的态度，变得烦闷不已，无计可施，竟然打算撤兵了。他马上召留守京师的刘统勋急赴热河商讨是否撤兵的问题。刘统勋当即明确反对撤军，并推荐阿桂担任主帅，阿桂果然不负众望，胜利而归。
刘统勋虽然一向直言，但是在某些事情上，刘统勋并不当场表态。他既不会缄默不言，也尽量不直接反驳皇帝。有一次乾隆同刘统勋谈到各省州县多有亏空的问题，说经过三天的考虑打算将亏空地区的州县官吏一律罢免，而以笔帖式（文秘翻译）代替这些官员，并让他对此事立即表态。刘统勋虽然认为这样做未免简单化了，但他并不立即表示反对，而是说： “圣上聪思至三日，臣昏耄，诚不敢立即回答，容退而熟审之”。第二天刘统勋上朝，说： “州县官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他的话还没说完，乾隆帝就表示收回自己昨天的意见。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773年12月29日），已经忙碌了一天的刘统勋又奉命入宫议事，到东华门，轿夫打开轿帘，见刘统勋已然昏迷不省，乾隆帝闻报立即派人送来抢救药品，但刘统勋已经死了。乾隆帝非常悲痛，亲临其家视丧。见到他家中十分俭素，为之感动。刘统勋实在是很符合道德标准的宰相，也堪称楷模。乾隆帝称刘统勋： “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并谥号“文正”，这是皇帝给予臣工最高的称号，入祀贤良祠，对他儿子刘墉也是信任有加。
顺便再谈一谈刘墉。刘墉也是少年得志，乾隆二年，他中进士时只有18岁，一年后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年，因刘统勋下狱他受到牵连遭逮治，逾月获释，但被降为编修。此后，历任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山西太原府知府及山西冀宁道道台。
刘墉乾隆三十一年，因其在太原知府任内某知县贪污，以失察罪革职，初拟死罪，后乾隆皇帝下诏免罪发伊犁军台效力。乾隆三十二年释还，命其在皇家修书处武英殿行走。两年后，授刘墉江宁知府，次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擢任刘墉为陕西按察使。次年，刘统勋逝世，回籍守丧。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令刘墉还京，授内阁学士，充值文渊阁。逾年调江苏学政。在此任内，他劾举徐述夔著作有悖逆处，主动为乾隆帝的文字狱制造冤狱，这是汉臣的最大污点，其社会效果，更甚于贪赃枉法，因他制造此一文字狱有功，乾隆帝将其擢任为湖南巡抚。乾隆四十六年底，又擢任左都御史。次年授工部尚书，同年授上书房总师傅。
乾隆五十四年，乾隆帝偶幸上书房抽查，察知诸师傅及阿哥已有数日不入书房，大怒。遂下谕责罪，以刘墉身为总师傅，负有重责，将其降为侍郎，并夺去一切恩赏兼职，诸师傅及阿哥也相应得咎。自此以后，乾隆帝对刘墉颇反感。刘墉久遭压抑，后又累迁至左都御史，再擢礼部尚书，并恢复所有恩赏。乾隆五十七年，刘墉调任吏部尚书，直至乾隆帝逝世。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一向很紧张。关于刘墉，民间曾有许多传说，将他描写为一个幽默、机智、滑稽的人物。据说有一年新春之际，刘墉知道和珅将应召入宫，便故意穿着破烂的衣服走到和珅的家门口，拦住和珅的车马说： “中堂亲自过府贺年，真是十分难得”，请和珅下轿。刘墉衣服朴素，与和珅服装的华丽光鲜往往形成鲜明对比。时正值风雪天气，道路泥泞，和珅本想站着寒暄几句就算了，没想到刘墉已经跪在地上，按规定，大臣之间必须以平等之礼相待，和珅也只好在湿乎乎的地上下跪，结果将一身华丽衣服弄得肮脏不堪。
在乾隆帝做太上皇时，朝鲜使臣回国后向国王报告说： “皇帝（即嘉庆）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受听，故筵臣之敷奏俱得尽意，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上眷注，异于诸臣。盖刘墉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和珅云。”刘墉继承了其父刘统勋的清介美德，立身正直，他去世以后，嘉庆皇帝赞扬说： 刘墉“克承家世，清介持躬”，授予他以“文清”的谥号。
50、于敏中的忠心与“小聪明”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刘统勋的去世，于敏中循例升为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帝任命两江总督高晋为内阁大学士担任内阁首辅。高晋系高斌之侄，与高斌一样，有治河才能，当时负有开凿陶庄迤北引河的重任在身，这项工程是治河的关键，他暂时不能进京供职，这就使于敏中成为事实上的首席宰相。
于敏中（1714~1779），江苏金坛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从顺治朝开始他的曾祖父就曾任知县，以后祖父、父亲、叔父也都曾做过小官。于敏中少年得志，23岁时（乾隆二年）就考中了状元。此后他便在翰林院供职。除了状元这一金字招牌，于敏中受宠的真正原因是他精通满文。他入翰林院以后，开始学习满文。由于他的满文颇佳，得以在翰林院长期供职。凭这一点，乾隆帝就对他格外地赏识。为什么精通满文就可以受到皇帝的赏识？这与真才实学有什么关系？
乾隆帝即位时，已经是清入关一百年之后，有相当多的满洲贵族被汉族同化，既不识满文，也不会说满语。“清语”已经出现了危机。为了保持满族的优势地位，乾隆帝一再强调学习满文，他对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的现状很不满，认为“清语为国家根本”。他规定，八旗子弟必须熟悉满文，才能参加八旗科考；满洲贵族能否袭爵，也要看其是否能说满语，满文不及格者不能袭爵。乾隆帝要求汉官也要掌握满文，对翰林院官员的考核也要加试满文。他把掌握满文的程度视为衡量翰林院官员对满清朝廷的忠诚态度的标准之一。当年袁枚就是因为满文考试不及格，被从翰林院外放知县的。袁枚当然不是满清的忠臣。
于敏中是忠臣，作为一名汉人官员而精通满文，说明他爱满清，故此受到乾隆帝的青睐。可见，对满清的态度是汉族官员仕途通达的关键因素。乾隆在接见于敏中时给其评语是“人似小聪明”。精通满语固然是忠心的表现，然而只是小聪明。乾隆帝所欣赏的忠臣必然是如此。一般人们所理解的“忠”，就是忠于君主，服从君主。这是皇帝所倡导的“忠”，与原始儒家对“忠”字概念所下的定义并不符合。孟子说： “教人以善谓之忠”。做臣子的应该教诫君主为善。忠即诚，《中庸》云：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而“小聪明”则是不诚，也与善无关。
于敏中凭着“小聪明”在翰林院任职七年，之后又在京师为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六月因生父去世回老家守制。此时于敏中恰被任命为代理刑部侍郎。偏偏他在为父守孝期间，又遇生母去世，热爱满清的于敏中急于回京上任，就没有把丧母之事向朝廷汇报，他怕再为母亲守孝三年之后，到手的乌纱帽又飞了。此事受到御史朱嵇的弹劾，说他把“两次丧亲，蒙混为一”。封建社会官员往往因为规避奔丧守孝之事，遭受弹劾。无非是贪恋官位，有人反而因此丢官。虽然清朝也是标榜以孝治天下的，然而乾隆帝却偏袒于敏中说： “于敏中才力尚可造就，刑部侍郎缺出，一时未得其人，是以降旨起用”，又援引先例为于敏中婉转开脱： “此事正与从前用蒋炳、庄有恭为巡抚而夺情，同一不得已之苦心。而该御史以为侍郎、巡抚应有区别，岂外任封疆不妨从权，而内任部务竟不需人办理吗？”因工作需要而不必守孝，称之为“夺情”，有了皇上的夺情辩护，于敏中得以不倒。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八月，乾隆帝令于敏中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在军机处行走。于敏中小心谨慎，而大展才华。他记忆力特别好，根据乾隆帝在召见军机处大臣时的口谕拟旨，完全符合皇上的原意。乾隆帝经常脱口吟诗，于敏中能于事后追忆记录，并整理成册，因此很受乾隆帝的重视。乾隆二十七年，于敏中得到“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乾隆三十八年，于敏中成为文渊阁大学士，担任国史馆、四库全书馆、三通馆正总裁，并负责皇子的教育，在上书房任总师傅。
于敏中的“小聪明”最终使他翻了船，因为他勾结太监一事暴露了。于敏中曾向太监观亮打听皇帝对官员评语的朱批记载。他想得到一些情报，了解皇上对官员的评价，摸清皇帝的底牌，投其所好，以期受到皇上的赏识，从而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太监高云从“泄露朱批记载”事发，高云从供出于敏中曾向观亮询问朱批记载。高云从又招供说，自己买地受骗，要打官司，请于敏中向有关方面疏通。乾隆帝责问于敏中，于敏中老实承认有此一事，但他没有应允高云从之请。他与高云从的关系必定不一般，否则高云从也不会托他办事。他向观亮询问朱批记载，则是无法否认的，两者都犯了结交太监的大过。太监与官员勾结罪过更大，高云从被判处死刑。乾隆帝生气地说，于敏中天天和朕在一起，还要通过太监打听什么消息？
自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以来，于敏中办事干练，很是称旨，乾隆帝本打算对他加恩优叙，如大学士张廷玉之例，给予世职，因有这件事，过失与功劳相抵而作罢。乾隆帝说： “实在是因为他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于敏中宁不知痛自愧悔耶！”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第二次平定金川战争结束，乾隆帝还是对“于敏中自办理军务以来，承旨书谕，夙夜殚心，且能巨细无遗”的功劳表示嘉奖，原谅他结交太监之过，赏给他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世袭罔替，又把于敏中作为平定大小金川的功臣图形紫光阁。所谓图形紫光阁，是令画匠给功臣绘像并把画像悬挂在西苑（中南海）的紫光阁。这是仿效唐太宗的做法。
于敏中所能做的事情正如当初乾隆帝整治张廷玉时对他的评价： “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伊不过旅进旅退，毫无建白，毫无赞勷”（《乾隆实录》卷三六三）。张廷玉当然有许多建树，这个评语对于于敏中才是确切的。为什么“娴于文墨”能就受到皇帝的赏识？张廷玉是如此，于敏中也是如此。这要从皇帝每日的工作量说起。乾隆帝是一个勤政的帝王，整天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文牍奏折中，处理千头万绪的事务，精力贯注，孜孜不倦。据清人赵翼记述： “皇上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值班处，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皇上日日如此。”（《檐曝杂记》卷一）这是平常无事时的情形，如果有战事，就更加忙碌，“每军书纷繁，应机指示，必揭要领。或数百言，或数十言，军机大臣承旨出授司员，属草文件往往至于腕脱。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告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皇上已披衣阅览完毕，召聆久矣。大臣撰拟缮写，往往须一二十刻。皇上犹秉烛待阅，不稍假寐”（昭梿《啸亭杂录》）。乾隆帝夙兴夜寐，孜孜求治，至少在他统治的前期和中期都是如此。国事如此繁重，乾隆帝就是长出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此时，大学士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虽然清朝不设宰相，但是宰相的工作并不因为形式上被取消而取消，事情总要有人做。于敏中才思敏捷，做事不出错，很得乾隆帝的倚重。
正在皇上“依任方殷”之时，于敏中患了哮喘病，乾隆帝很是关怀，派太医院堂官前往诊视，并赐人参。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于敏中病逝，享年65岁。当时乾隆帝“深为悼惜”，夸他“才练学优，久直内廷，小心谨慎”，恭敬不懈。命将于敏中入祀贤良祠。但是不久以后却因为于敏中家族中后辈间发生了一桩财产纠纷的官司，暴露了于敏中的问题。使乾隆帝对他大不以为然了。
于敏中的独生子死后，他把财产交给在京的侄子于时和照看。于敏中死后于时和携带财产返回原籍，却没有将财产交给于敏中之孙于德裕，而是私吞了这笔财产。于德裕向于时和讨要财产不果，双方对簿公堂。乾隆帝闻听此事，对于敏中的财产案发生了兴趣。命江苏巡抚吴坛调查。吴坛查明了于时和吞没于敏中家产之事，并查出于敏中生前曾用9000两银子购买土地捐作族产，交由同族穷人耕种之事，这是积德行善，值得赞许。可是还查出苏淞粮道章攀桂为于敏中在老家建造花园之事。乾隆帝表示对于敏中“听本省地方官逢迎”的行为，“姑不深究，以示朕始终保全之意”。虽说是要保全于敏中，但是仍然把他的家产部分查抄，只留3万两银子发还于德裕，其余家产则充公做为治河经费了。这就是对于敏中的肯定之中又有否定。至少他家中还能有几万两银子。刘统勋则没有。看来，于敏中对皇帝的忠心是含有比较多的“小聪明”成分的。不过，这也不足为奇，算不上大事。
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冒赈案，则是一件大事，牵涉到于敏中，使乾隆帝要对于敏中“刮目相看”了。大致情况是这样： 甘肃旧例，允许百姓输粮捐取国子监生的资格。乾隆三十一年此例被革除。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因甘肃地方时有灾荒，民无粮储，又向朝廷请求恢复捐监旧例，以筹粮备赈。乾隆帝批准勒尔谨所请，特调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往甘肃任布政使，主持收粮捐监工作。王亶望是原江苏巡抚王师的儿子。王师为官清正，很受乾隆帝的赏识。王亶望以举人捐纳知县，历官至浙江布政使。当年，乾隆帝路过天津，王亶望贡方物以及饰珠金如意，遭乾隆帝拒绝。乾隆帝虽然爱玩，但并非昏君，也知道地方官员以此讨好皇上既是忠而有奸，又是奸而有忠，不可打压，但也不值得鼓励。值得鼓励的是政绩。
王亶望这次就以政绩来讨好皇上。他赴任仅半年，就向皇帝报告，收捐19017名，得豆麦82万余石。政绩如此之巨，却又引起乾隆帝的怀疑，发上谕“四不可解”诘问勒尔谨：
第一，甘肃民多艰窘，安得有近2万人捐监？
第二，民食尚且不敷，又安得如此多粮食捐监？
第三，捐监粮多达82万石，年复一年，经久必陈腐，又将安用？
第四，既然每年借给民间，何不留于民间，听其自为流转？
勒尔谨回奏，甘省报捐监者，多系外省商民。安西、肃州系新疆新辟门户，商民必经之地。近年甘肃收成颇好，富户积粮日多，乐于粜粮得价。商人因粮价平减，遂卖货购粮捐监。乾隆帝又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调查，竟然没有查出问题。如果调查的官员查不出问题，一般来说，都是受贿。乾隆帝虽然精明也只好相信其中没有弊端。只要两方面的官员通同作弊，就可以瞒过皇上。乾隆帝下谕说： “你们既身任其事，就勉力妥善为之吧”。又过了两年，甘肃累计收到监粮600多万石。王亶望也因为政绩突出擢升浙江巡抚。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河州回民起义爆发。乾隆帝派阿桂、和珅前往甘肃督办军务。他们到甘肃后报告说，今年甘肃雨水太多，妨碍行军。精明的乾隆帝立即起了疑情： “该省年年报旱，何以今岁得雨独多？其中必有捏饰情弊。”看来，乾隆帝一直是怀疑王亶望之政绩的。他命阿桂与署陕甘总督李侍尧细察上奏。这一细察，就查出了王亶望贪污案。原来，王亶望与全省官吏通同作弊，捐监收的不是本色粮，而是折色银。然后又以年年旱灾赈济为借口，将上报监粮开销，而把捐监银私下瓜分了。和珅抄出王亶望家赀300余万两，据信大多由此项贪污而来。其他行省府州县官员侵吞2万两以上20人，1万两以上20人，1000两至9000两的29人。被抄家者有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前兰州知府蒋全迪、杨士玑等100多人。乾隆降旨将勒尔谨、王亶望处死。同案犯陆续正法者56名，免死发遣者46名。甘肃省道府以上官员几乎为之一空。
这些事情与于敏中有什么关系？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甘肃总督勒尔谨奏请在甘肃实施捐监，当时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实为一举两得”，建议朝廷接受勒尔谨的奏请。如今查出王亶望与全省官员串通一气捏造灾情、以赈灾的名义侵吞“监粮”。乾隆帝将此归罪于于敏中，认为“设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敢遽行奏请”，而“王亶望亦岂敢肆行无忌若此”，“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酬谢。”这显然是乾隆帝的“大胆假设”。那么是否需要“小心求证”呢？既然已经“大胆假设”了，如果“小心求证”否定了自己的“大胆假设”怎么办呢？除了圣人，谁能自我否定呢？自诩信奉实验主义科学方法的胡适之先生尚且一旦做出了“大胆假设”就决不自我否定，何况是“九五之尊”的皇帝，既然已经做出了“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酬谢”的“大胆假设”，他怎么能自我否定呢？不管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于敏中收受了王亶望等人的酬谢，反正于敏中就是有罪。“莫须有”之罪，无论对谁，也无论是生人或死人，统统都适用。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大胆假设”之后，必然是“大胆求证”，哪有“小心求证”之理？笔者思绪至此，又不能不想到古人的认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修心养性。认识的有效性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从此处入手。认识的主体本身若是混浊不清，对于客体的认识当然就谈不上有效，认识的有效性问题永远是人类的一大困惑。
后来，乾隆帝的联想就更丰富了，简直就像一个受过联想训练的时髦记者。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帝吟咏明朝嘉靖年间的器物时联想到嘉靖朝的奸臣严嵩。并从严嵩联想到于敏中，因为他们都是首辅。朕对于敏中“任用日久，恩眷稍优，外间无识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于敏中亦遂暗为招引，潜受苞苴”，进而联想到甘肃冒赈案。乾隆帝既然把于敏中比作严嵩，却又不愿意自比嘉靖，自己是不会包庇于敏中的，“此案发觉时，设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虽不至如王亶望等立置重典，亦不仅予以革职而已。因其时于敏中先已身故，不加追究”。所谓“不加追究”只是“不肯将其子孙治罪”而已，于敏中入祀贤良祠的待遇则被取消。
乾隆六十年，国史馆把《于敏中传》初稿进呈御览，乾隆帝阅后批示道： “于敏中以大学士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有年，乃私向内监高云从探问记载，又于甘肃监粮一事，伊为之从中主持，怂恿开捐，以致酿成捏灾冒赈巨案……但于敏中简任中枢，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着革除于敏中之孙于德裕所承袭的轻车都尉的世职，“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于敏中能坐实的罪过只有“向宦寺交接”和修建花园二节，修建花园也可以说是“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但是总给人感觉这一说法是在混淆事实，乾隆帝颇有玩概念游戏的小聪明。于敏中的“小聪明”是乾隆帝所欣赏的，也是他所不满意的，死后竟不可容忍了。
类似的事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当年，唐太宗对于魏征非常尊敬，其君臣关系之美妙，已成为千古美谈。魏征死时，唐太宗也很痛惜。但是魏征死了多年以后，就不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痛恨魏征，终于把魏征的墓碑也推倒了。为什么对活人尚能容忍，对死人却不能容忍呢？根源在于君主是不认错的，魏征在生前屡屡犯颜直谏，使唐太宗很丢面子。但于敏中岂敢如此？乾隆帝对于敏中的否定，明显是出于苛察。把两个盛世的君臣关系之异同处加以比较，也可以看出君臣关系是更加恶劣了。乾隆帝对于死人尚且要苛察，是苛察之极至。
51、和珅是乾隆帝的知己
古人常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康熙帝的知己之臣是李光地，乾隆帝的知己之臣则是和珅。和珅之于乾隆帝，可谓如鱼得水。君臣知己是不太容易遇到的事情。刘备与诸葛亮是正面的典型，和珅与乾隆帝是反面的典型。对于朝廷、国家与社会，前者可以起到促进和谐的作用，后者则只有腐化的作用。为什么说和珅与乾隆帝是知己，而不仅仅是和珅投君所好，乾隆帝包庇纵容奸臣的关系？请看这样一件事情：
乾隆帝晚年把帝位让给嘉庆帝，自己做了太上皇。这个时期的乾隆帝已经变得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就是在宫内行走，也需要人扶掖。朝鲜使臣描述说： 乾隆帝记忆力减退，“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也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但是嘉庆帝还要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和珅作为宰相常常陪着一起入见。乾隆帝生命的最后几年，精力已经不济，常常一人枯坐着。有一次，他们入见，乾隆帝正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地口中念念有词。嘉庆帝在一旁“虽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过了很久，他忽然睁开眼睛问道： “这些人什么姓名？”嘉庆帝不知所云，瞠目结舌。和珅答道： “高天德、苟文明。”这两个人是当时白莲教率众起义的首领。嘉庆帝听了和珅的答话更是莫名其妙。事后问和珅： “上皇说的是什么？你所对答作何解释？”和珅答： “上皇所诵为西域秘密咒，念咒可以使所厌恶之人于数千里之外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念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字对答。”乾隆帝并没有明说，和珅何以知道所问就是这件事情？它所代表的意义只能说是君臣知己。常言道，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可是连父子之情都不能与此相比。和珅与乾隆帝的心灵沟通实在是太深了。
对于乾隆帝宠信和珅的原因，通行的说法都是强调乾隆帝后期，体力渐衰，精神不支，理政不如早年之勤劳，办事不如早年之决断，用人不如早年之明察，又贪图享乐，容易受到蒙蔽；或专制主义制度必然如此，云云。这些说法太理性化，太政治化，说是知己就比较接近乾隆帝的内心隐秘之处。和珅之所以受到乾隆帝的格外宠信，升迁极快，贪赃巨大，而言路不敢攻或攻不倒他，奥秘就在此。乾隆帝晚年不像康熙帝与雍正帝那样注意朝政风气。康熙帝在熊赐履犯了轻微的错误之后就命他休致，雍正帝就更不讲情面，鄂尔泰也仅仅有轻微的过失，就加以惩罚。因为要顾忌到舆论和制度的公正，就不得不如此。而和珅贪污那么严重，精明过人的乾隆帝怎么可能一直蒙在鼓里？包庇和珅的代价非常之大，乾隆帝决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和珅固然机敏过人，善于揣摩上意，而乾隆帝能得到和珅这样一位知己臣工也感到很难得，无论如何，也要包庇他，不能失去他。下面简单讲述和珅的发迹史。
和珅像和珅（1750~1799），满洲正红旗人，钮祜禄氏，字致斋。父亲名常保，隶满洲正红旗，时任八旗副都统，母亲系河道总督嘉谟之女。曾祖父尼雅哈纳曾因军功得到“巴图鲁（勇士）”称号，授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世袭罔替。家世虽不显贵，但也不太低。和珅在10岁左右与兄弟和琳一起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咸安宫官学位于西华门内，隶属内务府，为贵族学校，比八旗官学更优。每年只招收90名学生。凡入学者，每年可以得到一份口粮，即使超过十年，也不会被除名。
咸安宫官学首先学习满汉蒙语文，主要功课就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还要学习骑射。和珅天性机敏，记忆力好，学习成绩优异。和珅不仅经史优异，而且擅长诗画，文才斐然。他通晓多种文字，对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等都很熟悉，而且擅长书法，他的字与乾隆帝的字也很相似。
乾隆三十二年，和珅与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英廉的孙女结婚。这一年，他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和珅应戊子科顺天乡试，虽然他对儒家经典很熟悉，仍然名落孙山。此后又得授三等侍卫职，挑补粘竿处，为皇帝的御前近侍。侍卫负责皇宫、行宫的警卫，又有陪同娱乐的任务。御前近侍一般选自八旗大员子弟，得到这个接近皇帝的机会，就为将来的发达奠定了基础。在清朝，由侍卫而入仕，甚至最终升至宰相高位者颇不乏其人，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被擢升为御前侍卫，并授为满洲正蓝旗副都统，从此青云直上。和珅受到乾隆帝的赏识事出偶然，而理有必然。关于和珅的发迹因缘有多种说法，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对君臣相得的奥秘，以及古人对乾隆帝的委婉批评。
据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二所记载如下：
有一天，乾隆帝出宫，坐在乘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事，乾隆帝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一句。扈从的众御前侍卫以及粘竿执事等，都愕然相对，互问皇上说什么？只有和珅答道： “皇上说典守者不得辞其责”，皇上为之开颜。问和珅，你也读《论语》吗？和珅答： “是。”皇上又问他家世、年岁，和珅奏对都称旨。自此以后施恩礼遇日隆，升官不依次序。
薛福成的《庸庵笔记》的记述则不同：
皇上大驾将出，仓促求黄盖不得，高宗（乾隆庙号）问： 是谁之过欤？各官员瞠目相向，不知皇上所指何人。和珅应声道：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高宗见和珅仪度俊雅，声音洪亮，说道： 你们这类人中也有此解人？又问和珅的出身，则官学生也。和珅虽无学问，而四书五经尚稍能记忆，一路抬轿行走，高宗详加询问，奏对颇能称旨。
另据陈悼之《归云室见闻杂记》记载：
和珅扈从皇上游幸山东，皇上喜欢乘小辇出行，辇驾于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珅侍辇旁行，皇上侧脸问和珅： 你是何出身？和珅答： 生员（秀才）。又问： 你下考场了吗？和珅答： 戊子年曾赴举。问： 何题？答： 《孟公绰》一节。皇上说： 还能背出你的文章吗？和珅随行随背，矫捷异常。皇上说： 凭你的文章也可以中举了。其知遇实由于此。
当时会试及顺天乡试头场四书三题，是由皇上出题。既然顺天乡试是皇上出的题，乾隆帝也就可以判定和珅的应试文的优劣了。
又有这样一个传说，乾隆帝之所以宠爱和珅是因为在他做皇子的时候，有事入宫，见一位妃子对镜理发，他从背后去蒙她的眼睛闹着玩，妃子用梳子向后一击，把他的前额击伤。次日他去见皇后，被问到额上的伤，他说出原因，皇后大怒，竟把妃子赐死了。乾隆帝用小指染朱砂在妃子的颈上点一红印，并说： “是我害了你，如果人有灵魂，二十年以后，再相聚吧。”二十年以后，乾隆帝求黄伞不得，问“是谁之过？”和珅回答：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细看和珅，觉得似曾相识，骤然又想不起来，后来追忆起妃子的事情，觉得和珅长得酷似这位妃子，而且脖子上的红印犹在，想必他就是妃子转世，和珅因此得到乾隆帝的宠爱。（《清朝野史大观》卷一，《和珅获宠原因》）这是无稽之谈，大概是在拐着弯地骂乾隆帝与和珅。
其实，和珅得到乾隆帝赏识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有文采，而在于两人是知己。为什么是知己？前面涉及《论语》的两种说法可以印证。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文中所引“虎兕出于柙”“是谁之过”出自《论语·季氏第十六》，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在鲁国季氏做家臣的子路与冉求来告诉孔子说，季氏要攻伐颛臾。孔子批评他们说，这不是你们的过失吗？颛臾是社稷之臣，怎么可以攻伐？冉求说，是季氏一定要这样，我们并不同意。孔子说，周任有这样的话“就列朝班，不能纠正君主的过失就辞职”。看到君主有危险，就要跌倒，而不扶持他，那么这样的大臣有什么用？你说的话是错的。比如，老虎和犀牛跑出了木栅，龟玉在匣盒里被毁坏，是谁的过失？（古人注释： “在柙而逸，在椟而毁，典守者不得辞其过”。）
与今人一样，子路和冉求都把过失归于“君”，（季氏对于鲁公是臣，但是对于子路和冉求相当于君。）而孔子却把过失归于臣。孔子并非不责君，只是间接地责君，不是矛头直指君主。后来的孟子太突出责君。责君的客观逻辑必然是“取而代之”。所以搞完了“取而代之”的朱元璋皇帝会痛恨孟子。孔子之责臣与责君是一体，不是两件事，但是表面上更强调责臣。因为孔子认为，臣应该在国家政治中起更大的作用。
君的责任固然重要，但是臣也不是没有主动性。尤其是地方官，不能因为上面有昏君，他们就可以上梁不正下梁歪。《孝经》说，国家只要有七个忠臣，君无道，也不至于亡国。孔子责臣的用意是，无论君如何昏暴，臣都不可以丧失原则。这样，即使有昏君，只要大臣不丧失原则，老百姓就仍然可以活命。而如果做大臣的不能尽责，甚至助纣为虐，贪官比君主昏暴更糟糕，老百姓可就无噍类了。《论语》这一段文字是孔子批评子路和冉求在季氏那里既不能尽谏君之责，又不能辞职，所以有过。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做好官，如果不能谏，就应该辞职；后期儒家对孔子的思想有所修正，即使不能谏，也可以不辞职，仍然可以为老百姓做好事。皇帝所赞成的就是这种儒家的修正主义。
乾隆帝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一句的用意是责臣。和珅固然是熟读《论语》，马上知道皇上所说是什么。其他人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仅仅知道这一点也不能成为乾隆帝的知己。能与皇上的心思相符合才行。和珅说“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不是他记忆力有差，而是更进一层意思——责臣。乾隆帝就是要责臣。孔子的意思不也是责臣吗？不过，与乾隆帝的责臣不是一个意思。孔子以“虎兕”比喻暴君，以“龟玉”比喻明君。与暴君讲理不通，就辞职；对于明君可以讲理，要尽力谏阻。不谏阻又不辞职，就为过。但不是替君主背过。君有君之过，臣有臣之过，各自承担各自的责任。乾隆帝或和珅在此处所理解的孔子的话，与《论语》的意思不一致，是误解或歪曲了孔子的意思。孔子的意思是臣不谏君又不辞职，就是失职。孔子要求臣做好监督君的工作，责君是臣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孔子之责臣是责臣没有尽到责君的责任。乾隆帝之责臣是责臣没有做好君主交付的工作（决不包括责君）。孔子的臣道是儒家，乾隆帝的臣道是法家，两者的内容和目的都不同，不可混淆。
前文说过，汤斌因为在布告中写了一句“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被人告发，触怒了康熙帝。康熙帝说： “古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做皇帝的当然喜欢“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的大臣，而不能容忍“过则归君，善则归己”的大臣。责君就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能自觉修身，又自认为是真道学的康熙帝尚且如此，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焉能不如此，即如此，焉能不把和珅视为知己？乾隆帝称和珅为“解人”，就是明理识趣的人，和珅能识解乾隆帝思想之深趣，只有这种善于把正理歪说的奸臣才能博得乾隆帝的欢心，是为知己。
乾隆帝与孔子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有微妙的差别。古人记述这两个故事，意在谴责乾隆帝只能责臣不能自责，而和珅逢君之恶，更为可恶。他们歪曲了《论语》，好像孔子主张大臣应该为君主的过失负责。不过，这种谴责非常隐晦，今日读史的人如果不先读懂《论语》，恐怕是无法理解其隐喻之意的。懂得了它的隐喻，也就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在拐着弯地批评乾隆帝与和珅。否则为什么这两种版本都是关于“是谁之过”的？今人如果不懂得古人“责难于君”的思想，以为古人只是一味地拥护君主专制，其实是没有读懂历史。我们应该知道，古人始终只能使用古人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思想，责君的思想不能明明白白，非隐晦曲折不可，又由于如今的新概念汉语不能与古汉语相通，这样就只能把古人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关于和珅是乾隆帝的知己，民间还有一个传说。乾隆三十年（乙酉年）乾隆帝出完了贡士的考题，让太监将《四书》送还内阁。和珅向这位太监打听皇帝出题时的情状，太监说，皇帝捧着论语的第一本，从头翻到尾，这才微笑着欣然命笔。和珅翻到最后几页，深思良久，猜出是从“乞醯焉”这三个字上出题，因为“乞醯”二字，嵌有“乙酉”两个字，与这一年的干支暗和。他把这个秘密泄露给某些人，结果这些人果然考中。和珅所猜的这两个字，在《论语》第五章《公冶长篇》中，原文是： “子曰： ‘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孔子说： “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爽？有人向他讨点醋（醯），（他自己没有），就到邻人那里转讨一点给人。］和珅能从《论语》中，猜出这两字，与其说他善于揣摩上意，不如说他是乾隆帝的知己更确切。
从此以后，和珅开始不断地升迁。乾隆四十一年正月，授户部右侍郎；同年三月，命以户部侍郎衔在军机处行走；四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为皇帝理财；八月，调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充任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朝冠；十二月，令和珅兼步军统领，并赐其享受“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此时的和珅年仅26岁，一般官员都要到了65岁以后，年老体衰了，才能得到这一优待。和珅一路升上去，曾任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封一等忠襄公。此外，又兼任多种职务，管太医院，崇文门税务监督等。
乾隆帝非常疼爱他的小女儿和孝公主，他常说： “我这小女儿长得很像我，一定有福气。”又说： “你可惜不是个男孩，要是男孩的话，我一定立你为太子。”和孝公主性格刚毅，不像一般的女孩子。她有些力气，据说十多岁就能拉弯十石硬弓。乾隆对这个小女儿提出的任何要求，总是百依百顺。
和珅为了讨好乾隆帝，就想法讨好这位和孝公主，以博得乾隆的欢心。一次，他们去圆明园游玩，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皇帝每年赐大臣在这里观剧。乾隆年间，每到新年，园中还设有一条买卖街。这条街上，凡古玩估衣，茶馆酒肆，一切应用之物，应有尽有。这些走买坐卖的，都是那些专门为宫中办事的皇商经营。和珅跟随乾隆帝和和孝公主来到买卖街闲逛，走到一家店铺门前，和孝公主见到一件大红呢夹衣，微露喜欢之色，和珅立即以二十八金的高价把那件衣服买了下来，进献给公主。以后，和珅更能攀龙附凤，成为皇帝的儿女亲家。他将女儿嫁给宗室子弟。乾隆帝为他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丰绅”为满语“福泽”之意），得尚乾隆帝的爱女和孝公主。和珅可是权势熏天了。
或有人认为，自乾隆三十九年于敏中结交太监高云从的事件暴露后，乾隆帝就一直想找一个在拟旨方面可以取代于敏中的人。恰恰在此时，君臣相知，和珅颇有文采，机智善言，遂脱颖而出。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使臣也看出了乾隆帝与和珅的特殊关系： 在乾隆帝出行的时候，“和中堂紧随着皇帝御驾后面”，“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宗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和珅的升迁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乾隆帝的内弟傅恒。当年傅恒在乾隆五年任蓝翎侍卫，两年后迁内务府大臣，而和珅在受乾隆帝赏识一年后由侍卫升为内务府大臣；傅恒从乾隆五年担任蓝翎侍卫到乾隆十年入值军机，用了五年的时间，而和珅却只用了一年。和珅升迁之快竟然超过乾隆帝的至亲傅恒的原因何在？人们一般认为，这同和珅较傅恒更富于文采有关。因为乾隆帝善于舞文弄墨，是否擅长诗文是乾隆帝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条件。
乾隆帝特能作诗，喜欢触兴吟诗并到处题诗，当然许多诗也并非乾隆帝本人所作，由词臣代劳者不少，和珅就是词臣之一。而和珅高于一般的词臣之处是特别能夸皇上的诗做得好。和珅说： “皇上万机之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论，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咏十余韵至十叠者！”极赞乾隆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这固然不假，乾隆帝做诗数万首，然而却没有一首拿得出手。诗人不必以韵多取胜，而要以神韵称雄。乾隆帝自己不可能不懂得这个基本的道理，不过，和珅能深解乾隆帝的阴暗心理： 只要是自己的特点，也就是优点，这些肉麻吹捧就很受用了。
乾隆帝上朝时，咳嗽吐痰，和珅立即“以溺器进之”。也许这本来就是御前侍卫做的事情，和珅自然做得很好。由此也可以看出和珅与乾隆帝之间的关系的亲昵成分。当年汉武帝用儒者孔安国做侍中，执掌唾壶，因为可以与皇帝零距离接近的缘故，时人多以为是儒者之荣呢。那么，和珅为皇帝进溺器当然也很令人羡慕了。这使人想起北宋有一位奸臣丁谓也做过类似的事，一次在中书省进餐，宰相寇准的胡须沾上不少菜汤，参知政事丁谓起身替他擦拭，寇准笑着说： “参知政事是国家的大臣，怎么能干出为长官擦胡须的事呢？”在下者与在上者越是亲密接近越容易分享权力，太监就是如此。
和珅还用了许多小恩小惠，贿买在乾隆帝身边工作的一些太监。这些都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乾隆帝喜欢玩，尤其是游山玩水，乾隆帝常常自比康熙帝，以为康熙帝六下江南之事是应该仿效的。其南游路线也是沿着康熙帝当年南下的路线。几次南游耗费巨大，正直的大臣如纪晓岚就劝乾隆帝不要出游了，被骂一个狗血喷头。和珅则极力赞成。从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和珅担任内务府大臣时起，乾隆就把理财的重任交给了他。和珅负责为乾隆帝理财，必须保证银子花的跟淌海水似的，又永不枯竭，皇上才高兴。和珅是捞钱能手，工作很称职，自然得到乾隆帝的赏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乾隆帝六次南巡，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巨大耗费，是乾隆后期国力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和珅的贪赃枉法。有这样的皇帝，必然有这样的大臣，相得益彰。皇帝的开销是由内务府支出的，当内务府不敷支出时，和珅可以用崇文门的关税所得供内务府开销。和珅在为皇帝弄钱之时，也把银子往自己家运。
和珅为皇帝筹款的方式之一是要督抚“贡献”，这些钱最终还是摊派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官吏也就借机多捞。有的官员说： “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州县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得其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旧例，牢不可破矣”。
和珅为皇家弄钱的另一手段是把其他官员的财产抄没归公，当然是抄罪臣的家。官员们贪污受贿后终归要把钱财运回老家，或购田建宅，或藏匿转移。雍正帝时期，就大兴抄家之风。在这方面，乾隆帝也不甘落后。被查抄的财物不管是侵吞的公帑，还是搜刮的民脂民膏，一律收入内务府库，成为皇家财产。
和珅经手的抄家案子甚多，他的精明手段很能称乾隆帝的意。比如，乾隆后期最大的一起贪污案，乾隆四十六年，清查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为首的侵吞“监粮”案，就为皇家回收了300多万两白银。除了银子，还有乾隆帝喜欢的珍宝字画等。乾隆帝的聚敛是在公正的旗号下干出来的。在和珅任户部尚书（犹今日之财政部长）的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批准创立议罪银法。就是根据官员的罪行轻重罚银赎罪。这主要是针对地方官员而设的，但议罪的对象也包括富裕的商人，因为他们更有钱。议罪银收入，大部分解归内务府广储司供皇室消费，少部分留在地方作水利工程等用途。承办和追取议罪银的，是军机处专门设立的机构“密记处”。密记处由和珅直接负责，秘密进行。这也算是和珅做户部尚书为皇家搞的一项创收。
吏部对罪官正常的处罚是罚俸和停发养廉银。名义上议罪银是比吏部所主管的公开罚俸制度更轻的处分，但在实际上却更严厉。因为罪官出多少赀赎罪，没有一定的标准，由罪官自定。罪官为保险起见，也多自愿从重认罚。俗话说，破财免灾，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乌纱帽保住了，今后还可以再行聚敛。乾隆帝抓住罪官的这一心理，让罪官自报认罚的数量，由官员本人自己评估官缺肥瘦及收入多寡，谁敢少报呢？罚款动辄数万两，多则十几万或几十万两。其经济惩罚自然要比停发养廉、罚俸重得多了。皇帝雅好字画古玩，缴纳艺术品也能博取皇帝欢心。和珅积极推行议罪罚银法，为乾隆帝聚敛了大量银子和艺术珍宝。乾隆帝真是精明透顶了。
为了从官员身上弄更多的钱，一些官员交纳议罪银均由和珅代奏代办，议罪银的数额虽说是由罪官自定，罪官也要大致了解皇帝的胃口，自己尽量少损失而又能满足皇帝的胃口最好。这就要从乾隆帝的知己和珅那里摸清皇帝的底牌，为此他们也要贿赂和珅。这样，岂不是要交两份罚款了？如果不交两份罚款，和珅必然会在皇上面前给罪官上眼药，那么，乾隆帝就会不满意罪官自认的罚款。如果和珅替罪官说上几句好话，就可以继续任职，甚至能补上更大的肥缺。这又成了一个新的陋规。当年，雍正帝极力铲除陋规，如今乾隆帝却又制造陋规。
贪官从百姓身上弄钱，皇帝以对贪官罚钱的手段反贪。于是皇帝的反贪就造成了越反越贪的局面。这使人想起老子的那句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皇帝越是以公正廉明要求官吏，贪官越是前仆后继，贪污不止。因为议罪银的惩罚制度，等于强迫贪官污吏非聚敛不可，这势必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自从议罪罚银法实施以来，和珅的权力和财富都大大膨胀了。为了遏止和珅，并使官员们的贪污行为有所节制，乾隆五十五年一月，内阁大学士尹壮图上奏说： “近来朝廷的有些严罚示惩，反而近于宽纵。如督抚自蹈愆尤，不予罢斥，不过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罪罚银若干万两者，得到宽免。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靠属员资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不得不曲为属员庇护。是罚银虽严，不但不能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忽易与之念。臣请永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为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或即罢斥，或量才予以京职，不许再任外职。”
尹壮图所说很有道理，陈辉祖就是因为其弟侵吞冒领赈济银两，自行议罪，认罚3万两银子，因不堪重负，又去侵吞1600两银子。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姓富察氏），勒索属员白银8万两，国泰的父亲文绶在一年前缴纳的议罪银恰是8万两。两者之间的关系已是昭然若揭了，然而皇帝对此就是视而不见。
尹壮图对议罪银的认识，出发点是吏治的清浊。但乾隆帝的出发点却是财源的创收。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乾隆帝反驳尹壮图说： “督抚等坐拥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议罚充公之项，一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贪官污吏所谓的罪行，归根结底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经济上惩罚他们，必然更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记大过，没有银子入府库，就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到了乾隆晚期，政绩与银子是画等号的，只要有银子往上交就好，对于督抚，只要自己出钱就可以“稍赎罪戾”。那么，“罪戾”与政绩也就混淆了。这就是经济政绩的逻辑性结果。这与乾隆早期的思想是不相符的。
清廷选拔和衡量官吏的标准是“清”、“慎”、“勤”、“能”。尹壮图强调一个“清”字，这是首要条件，后面的“慎”、“勤”、“能”才有积极意义。按照这个标准，和珅不“清”，他的“慎”、“勤”、“能”都用之于捞钱，于国计民生又有什么用处？乾隆帝则不然，首先强调一个“能”字。和珅积极推行议罪罚银法，尹壮图却反对。皇上的抉择是以聚敛为能干，为皇家多捞银子就是好官。以这样的标准拣择官员，和珅当然是能人、好人，尹壮图就是大逆不道了。
一般认为，乾隆后期，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青年时代的锐意进取精神荡然无存，晚年实行的政策与青年时期大相径庭。在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曾说，对于地方官员的亏空，限内完赃减等条例将使他们更加肆行无忌。当初他曾批评那种看重经济政绩，而轻视教化政绩的治国思想。从表面上看，前后是有巨大的变化，其实在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从来都是一样的。哪一点一样？就是乾隆帝一以贯之的君主为国家主体的思想。所谓“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臣奉君；子奉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清实录》乾隆十一年六月）这话是他年轻时期说的，以这种君臣思想为指导，最终也只能是这种结局。所以谈不上前后思想的变化，只不过是具体的行事方法有所变化而已。
乾隆帝文过饰非，不许臣工批评，他对于尹壮图大为不满，要尹壮图就奏疏中所说督抚中有人“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资助”，据实参奏。尹壮图回奏说： “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当年，康熙帝提倡风闻上奏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然而尹壮图用这话答复皇帝，就是顶撞。
尹壮图的复奏，被乾隆帝视为对自己临御五十多年政绩的否定。乾隆帝斥责说： “折内所称，伊经过之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之语，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朕临御五十五年，子惠元元，恩施优渥，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各省漕粮二次，为数何啻百万。偶遇水旱偏灾，不惜千百万帑金补助抚恤，赈济兼施，草屋穷檐之民，共霑实施，凡身受恩膏者，无不家喻户晓，小民等具有天良，方将感戴之不暇，何至蹙额兴叹，相聚怨咨？”又说“小民等爱憎之口，或因吏胥侵扰，或因偶挟微嫌，间有一二人怨其守令，亦属势所难免。若谓普天之下民不堪命，竟至疾首蹙额，相互告语，怨及朕躬，则断断无此情理”，“尹壮图对于朕爱民勤政之意，懵然罔觉，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语，几于摇惑人心，岂伊自外生成，独非大清之民乎？”令他具体指出谁人“蹙额兴叹”，于何处见此情状。
这充分体现了乾隆帝“君主为国家主体”的思想，这种思想与“民为天下之本”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尹壮图读四书五经，与和珅不同。尹壮图体会原意，用之于治国；和珅领会的是皇帝的心思，用之于逢君之恶。
尹壮图说吏治有问题，乾隆帝认为是对当今太平盛世的诬蔑。这本来是两件事，乾隆帝故意混淆两者的区别。可见是心虚，自欺欺人，以势压人。从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至五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连降十余道谕旨打压尹壮图，并吹嘘自己的治绩。他说： “朕历观史册，自明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未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虞，至今年逾八旬，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已到小康，犹心怀大惕”，“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当面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蒙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照察，全然不知”。如果以为乾隆帝不了解下情，不清楚和珅的劣迹，不知道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而是真的相信自己统治的老百姓生活都是富裕的，那就太天真了。他对实际情况其实是清清楚楚的。正如慈禧太后为了要体验民情，提出要吃窝头一样，于是乎，就是有了栗子面的窝头。慈禧太后说，这老百姓平日吃得也不错嘛。人们会说，最高统治者不真正地了解民情，其实是人们不了解最高统治者。
尹壮图对吏治的批评，也就是间接的责君。这是古人的一贯做法，皇帝大臣都心照不宣，只有今人不懂。乾隆帝认为尹壮图把自己视为被官员蒙蔽的昏君了，也等于是对小康社会的诬蔑。乾隆帝登基之时，曾向大臣们表示欢迎批评，说： “即使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前顾后之陋习，而庶政不能就绪之事就很少了。”如今，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容不得批评意见？这变中亦有不变，只要是君主为国家主体的精神不变，欢迎批评的态度也就不能贯彻始终。乾隆帝前期，他的君臣观，多少有符合儒家之处，中后期则完全是法家那一套。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命尹壮图随户部侍郎庆成到各地去“盘验仓库”，以确证现在是否为小康社会。尹壮图要求“密往访查”亏空，才能得到确实情况。乾隆帝却说是“无此政体”，而是预先通知各地官员，并告诉他们说，让尹壮图盘查是为了治他“莠言乱政”之罪，“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邀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这等于是事先就否定了尹壮图的意见。又说“即使偶有亏缺之处，一闻钦差启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查呢？不过是折腾尹壮图罢了。
庆成是奉命出差，自有沿路驿站的接待，按品级支取廪给。尹壮图就不同了，他是“自请盘查之员”，只供驿马，不得支取廪给。尹壮图沿途辛苦窘迫不堪。他陪着庆成到处观察大好形势。首先在山西大同盘查仓库，结果自然是“丝毫并无短少”——能有别的情况吗？再从山西赶到山东、直隶、再往江南。历时40天。中途尹壮图上疏要求回京，说： “昼夜兼程，诚恐偶冒霜露之疾，不能平安回京，以受朝廷处治”。乾隆帝不答应，尹壮图沿途陆续上奏，说“各省均无亏空，沿途所经各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事情”。那么各地方的吏治自然是“清明”的。既然如此，议罪银法也就真的是偶然为之了，本来它也是由和珅秘密进行黑箱操作的业务，没有取消的必要。
乾隆帝指示： “尹壮图谬妄无知，以蹙额兴叹之言诬及朕躬，诬及百姓”，“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丧尽，岂可忝居朝列，玷污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尹壮图被刑部拟斩决，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四日，乾隆帝宣布对尹壮图“加恩”的处分决定： 免其治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用，八年无过，方准起用。
乾隆帝先是把尹壮图折腾一番，又“从轻发落”。这是乾隆帝“仁慈”的一面，他毕竟不能称为昏君，他明明知道尹壮图无罪，整治尹的目的是为了堵住臣工批评的言路。今后大臣们谁还敢批评时政呢？
尹壮图到底有什么罪过呢？按照孔子的标准，他没有不责君之过，只有不辞职之过。古人以四书五经入仕，若完全按照孔子的原则为官，有几人能不辞职呢？在昏君无道的时期，甚至连辞职都是大逆不道。朝廷不允许官员按孔子的原则为官，科举考四书五经的意义被异化，不过像和珅这样将四书五经巧用于逢君之恶的事情，毕竟不多。有人说，科举制度造成了“习惯性说谎”，这显然是倒果为因的认识。事实是，官场政治的客观逻辑造成了“习惯性说谎”。乾隆帝拒谏饰非，大臣们都以尹壮图为教训，谁也不敢再惹火烧身了。乾隆后期，大臣们大多谨小慎微，慎而不言，“清”一旦不存，“慎”、“勤”、“能”都没有积极意义了。
从另一件乾隆帝包庇和珅的事情，也反映了乾隆帝吏治思想的阴暗面。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发生了两广总督富勒浑的家奴殷士俊案件。经江苏织造四德等揭发，在殷士俊住居的常熟家中，查出现存以及出借的银钱竟有2万余两之多，并有田三百六十余亩，房屋三所。又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监部照一张。乾隆帝由此断定，殷士俊作为一个家奴如此富足，肯定是勒索致富，而根源在主子富勒浑，因而将富勒浑革职。家奴之罪，必然牵连主子。既然富勒浑的家奴的不法行为可以追究，和珅的家奴更甚于此，为什么不可以追究？六月中旬，御史曹锡宝疏劾和珅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
乾隆帝此时正在避暑山庄，接到曹锡宝的劾疏，遂对在行宫伴驾的和珅进行诘问。和珅回答： “刘全因家人众多，宅内不敷栖止，是以令其在宅西附近兴化寺街居住，一向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素著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或因奴才扈从皇上出外日多，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亦未可定，请旨饬派严查重处。”（《乾隆实录》卷一二五六）和珅颇机智，回答模棱两可，比起尹壮图对皇上的态度恭顺得多。乾隆帝听了和珅辩解后认为： 刘全久在崇文门代他的主人办理税务多年，其例有应得的工钱，稍有积蓄，亦属事理之常。着留京办事王大臣会同皇孙绵恩，以及都察院堂官传见曹锡宝，令其就所奏情节逐条指定事实，如有以上情节，即据实参奏，从严审办，如若徒托空言，就是以无根之谈入人于罪。（《乾隆实录》卷一二五七）乾隆帝宁愿相信和珅的家奴无罪，而不愿意相信别人的揭发。
第二天，乾隆又说，“曹锡宝如果见刘全倚仗主势，有招摇撞骗情势，何妨指出实据，列款严参，乃托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和珅吧？”既然参劾和珅的家人，就等于参劾和珅，那么，弹劾知己和珅岂不就是把矛头指向了皇帝？官场争斗的逻辑就是如此。如果皇帝置身事外，尚有可能把事情搞清楚，一旦皇帝认为某人是自己的知己，就动他不得了。
和珅又上疏辩解说，他曾询问刘全有无此类事情，刘全回答说： “不但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亦非可以挟以出外之物。我与曹御史名姓，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可见曹锡宝并没有眼见，而是徒托空言了。这样他就是犯了诬罔之罪。
曹锡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参劾刘全之前，曾把他的奏疏送同乡侍郎吴省钦看过。吴省钦卖友求荣，立即跑到热河向和珅报告。和珅马上令刘全把逾制的房屋拆除，凡一切逾制衣服、车马、器具全部藏匿转移或销毁，不留痕迹。六月十八日，留京办事王大臣回奏传询曹锡宝的结果。据曹锡宝说： “我与和珅家刘全向来从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亦不知道。伊与额税之外有无擅自加增，及别项情弊，亦未有人说过。我因闻刘全住屋服用甚是华美，路过兴化寺街留心察看，见有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系家奴，焉有多赀造此华屋，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是以具奏”。（《乾隆实录》卷一二五七）这不能不令人怀疑： 刘全家的房屋高大，即使把房屋拆除，也有痕迹；平时出门衣服车马都有人看见，岂能蒙混过关？查出实情本不困难。可是人人都知道乾隆帝明显包庇和珅，必然是“查无实据”了。实际上，刘全的钱财至少有二十余万，还有铺业四处。他家的深宅大院规模远远超过了一般管家的规格。
乾隆帝说： “看来该御史意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为此奏，隐约其词，以为旁敲侧击之计。”可见，他是在包庇和珅了。
乾隆帝摆出一副实事求是的态度命令绵恩、都察院堂官并步军统领衙门司官一员，带着曹锡宝，先至刘全家中“看视住屋，究有若干”，而后再到阿桂等大臣的家奴住房察看，“有比刘全多且大者，则当诘询曹锡宝，何以转不参劾之故。一经比较，情伪立见”。其实，即使和珅和刘全事先作了准备，只要是真正调查，也可以“情伪立见”。只不过，他们慑于皇帝与权臣的淫威，不敢真正调查，事情当然无从查起了。
刘全有没有违制，不在于事实，全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信则有，不信则无。归根到底，这是人的认识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问题，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求真的问题。古人常说的“天人合一”，就是认识的有效性的中国式表达。人类总是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出错误，权位越高越容易出错误。所以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中的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当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时，看到中国的官吏是通过考四书五经入仕的，赞叹说，中国的官吏都是哲学家。虽然中国的科举考试早已异化，但是也仍然出了一些哲学家。中国哲学在解决认识的有效性的问题上，方法最科学，首先强调修身，因为只有祛除私心杂念，人的认识才能具有客观有效性，否则，“实事求是”与“自以为是”就没有区别。
七月十八日，乾隆帝宣布此案处理决定。他说： “我朝纲纪肃清，大臣中亦无揽权藉势、窃弄威逼之人。此所可以自信者”，“曹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迂腐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必启门户党援之端”云云。因此又牵涉到纪晓岚，乾隆帝知道纪晓岚一向与和珅不睦，认为曹锡宝是受纪晓岚指使“挟嫌报复”。此案以曹锡宝革职留任了结。曹锡宝受到皇上的打压，从此一蹶不振，郁郁而终。
从乾隆帝对尹壮图、曹锡宝只打压而不杀这一点可以看出，乾隆帝的头脑是清晰的，一点也不糊涂，他只要保住和珅。人生得一知己是很难的，绝不能失去。此后，终乾隆之世，无人再敢触动和珅。有了乾隆帝的庇护，和珅的地位稳如泰山。《清史稿》中说，乾隆帝中年之后，“大臣恃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乱”。乾隆后期政局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和珅的擅权和贪污，归根结底是乾隆帝宠信和珅所致。
在此之前，弹劾制度多少起过一些作用。在制度面前，和珅的能力偶尔也有不济的时候。乾隆四十七年，他的羽翼之一，山东巡抚国泰，受到御史钱沣弹劾，揭发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升调以行贿多寡为标准，以致历城等州县各亏空八九万两之多。乾隆帝命和珅与左都御史刘墉（刘罗锅）率钱沣前往山东盘查仓库。和珅事先通知国泰做好准备，在刘墉等到达之前，国泰向商人们暂借银子填补亏空。但刘墉、钱沣颇精明，他们知道市银与官库帑银规格不同。帑银每五十两铸成一锭，市银轻重不统一，明显不一样。他们在历城县发出布告： 凡商民借给官府市银，应尽快领回，迟则封库入官。商人生怕借出的银子充了公，纷纷领回银两，库藏一下就空了。盘查结果，亏空4万两。他们又盘查了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银库，同样亏欠。全省共查出亏空达200万两。和珅无法包庇，国泰被处以死刑。乾隆帝并没有把此事看做是对和珅的打击，否则也可能要包庇。
和珅有贪污之王的美称，连皇宫财物也敢侵吞。和珅一面大肆贪污，一面扶植亲信，广收贿赂，比如当时两淮盐政征瑞一次向他贿赂银20万两，他嫌少，非40万两不收。此后大小官僚谁也不敢少送。和珅把握朝政卖官鬻爵，有时甚至到了欺君的地步。兵部侍郎玉保，诗才敏捷又究心兵家诸书，因此被乾隆帝赏识，想任玉保为山西巡抚。有人却先以厚赀贿赂和珅谋求此缺，最终连皇上的意愿都没能实现。朝鲜在华使者郑东观说： “阁老和相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显要职位，中立不倚者，不是获罪，也必然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夫，莫不侧目唾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
和珅是大学士中最有实权的人物，负责处理各种政务，乾隆后期的官场腐败，政以贿成，从中央到地方，“营求财货，惶惶惟恐不及”的局面与和珅始终得到乾隆的赏识和庇护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是，乾隆帝也不并把大权完全交给和珅，这是乾隆帝自以为精明之处。首席宰相是为人正直平和的阿桂，和珅虽然善于钻营和倾陷，但他却无法超越阿桂，阿桂始终是横在他前面的巨大障碍。这是乾隆帝玩弄平衡的君术、显示的是君势，完全谈不上君道。直到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去世，和珅才当上首席宰相，然而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因乾隆帝去世而被嘉庆帝逮治下狱，赐令自尽了。在清朝，权臣的势力再大，也没有超过君势，这是清朝君臣关系的一个特点。
军机处、内阁的几位宰相，阿桂、王杰、董诰等恪守“以道事君”的为臣之道，都不愿与“以佞事君”的和珅同流合污，他们的关系一直就不和谐。阿桂老成持重，不愿与和珅公开争执，对和珅一直是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尽管他们同在军机处，却不在一处值班。阿桂在军机处值班；和珅或在内右门内值班，或在隆宗门外近造办处值班；和珅的“生死之交”福长安也在造办处；王杰、董诰等人在南书房。一般是在入见皇帝时才能碰到，有时在军机处相遇，也无话可说，私下里绝没有任何交往。他们对和珅时时提防，对于和珅的势炎以期能有所遏止。和珅更是处心积虑地要排挤他们。
前文说过，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回民起义，朝廷派阿桂与和珅前往平叛。阿桂由于正在患病，暂时不能起程，和珅先行一步。和珅自知毫无军事才能，在诗文方面显示小聪明，可以蒙人，指挥平叛岂能如此？他拖拖拉拉，慢慢地到了兰州，令清军四路出击。海兰察一路取得胜利，和珅头脑发热，以为正是天赐良机使他立功，立即命令清军对起义军发起总攻。由于和珅的瞎指挥，总兵图钦保阵亡，清军大败而归。和珅却向乾隆帝诬告诸将不听他的调度，对于图钦保的阵亡，也瞒而不报。乾隆帝知道海兰察英勇善战，必是和珅瞎指挥无疑。他说，和珅想让朕颠倒是非，斥责无错之人，朕是不干的。和珅更加调遣不动海兰察等高级将领了，还常遭戏弄。
阿桂抱病前来，和珅把他瞎指挥打败仗与诸将不听指挥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说成是诸将不听指挥，才打了败仗。阿桂不信，和珅说： “诸将傲慢无礼，公不妨一试。”阿桂说，不听将领者斩。和珅又问当下应如何用兵？阿桂笑而不答。次日，阿桂点兵，让和珅旁观。诸将无不惟命是从。阿桂问和珅，诸将没有傲慢抗命的，你的尚方宝剑该杀谁的头？和珅气得要死。
阿桂对和珅的做为非常不满，如实上报皇上。乾隆帝下旨斥责和珅，命他立即回京述罪。不要以为和珅就要倒霉了。乾隆帝派和珅往兰州，本意是想让他跟着阿桂狐假虎威，立一点军功。和珅是皇上的知己，他也不申辩，因为皇上是不听申辩的。他另辟蹊径，只上奏详报西北兵力部署情况及自己对战况的分析建议。乾隆帝好大喜功，对于在前方打败仗，而纸上谈兵却谈得好的和珅不但不反感，反而大加赞赏，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和珅从一个败军之将，一下子就变为军事专家了。阿桂平定了回民起义好像也有和珅纸上谈兵的一份功劳似的。
和珅入值军机处以后，阿桂不屑于与他争执，“小事一任和珅，至于大事，指陈利害，和珅亦惮之”。早晚入朝的时候，阿桂必定站在离和珅数十步远的地方，和珅知道阿桂不愿与自己交往，有时故意与阿桂说话，阿桂随口回答，但始终不离开自己站立的地方。
乾隆帝晚年，福康安是最受宠信的大臣之一，官至大学士，本应在朝廷任职，他却常年在外奔波。他固然是个将才，可以为朝廷平定叛乱，但是因为与和珅不合，又心高气盛，不服和珅。不知是乾隆帝听从和珅的意见不让他留京，还是乾隆帝怕他在朝廷上与和珅对抗，故意把他派出去带兵打仗，乃至于他的母亲逝世都不想让他回京。
阿桂支持福康安。福康安曾跟随自己行军打仗，作战勇敢，立有军功，两人间有一定感情。福康安和乾隆帝关系亲密，据说是乾隆帝与傅恒妻子所生的私生子。如果他能留在朝中，对和珅的权力是一大制约。清军击退廓尔喀入侵以后，朝廷绘制五十功臣像，起初将阿桂排在最前面，阿桂不允，建议将福康安置于第一。和珅痛恨二人，伺机予以打击。
和珅终于对阿桂实行了报复。乾隆五十四年，清朝发生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命令漕船携带桅木，以致漕运迟延的现象。这一案件的揭发，实际上是和珅一手策划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先是李天培受福康安之托，为其代购桅木，然后让漕船托运到北京。福康安以大学士身份让地方官为自己办私事，李天培私自下令漕船托运货物的行为都是违法。和珅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示意巡漕御史和琳参劾，并向乾隆帝建议让阿桂作为钦差大臣审理此事。这是设好的陷阱，阿桂果然陷入其中。他在审理福康安后，将此案含糊了结。和珅立即向乾隆帝报告，乾隆帝对阿桂的舞弊行为极为愤怒，严厉斥责说： “你受恩深重，如果有良心的话，就应该将真实情况向朕汇报，不该欺蒙朕，朕屡次严旨催促以后，才含糊其辞地予以报告”，“看来阿佳不知道朕办事一向大公无私，没有任何偏向。何况朝廷就是要加恩或者治罪，最后决定也应该由朕作出。难道因为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立有军功，就可以对这种事情置之不问吗？如果福康安违法，阿桂掩盖，而朕居然不闻不问，那么亲信大臣必将串通一气。这样下去。阿桂、和珅等都是拥有一定权力的大臣，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结果将李天培革职发往伊犁充军，福康安革职留任，罚总督俸禄十年，公爵俸禄三年，阿桂等因庇护官员，均交部议处。
军机章京管世铭是阿桂最为信重的属员，疾恶如仇，后来担任御史，决心参劾和珅。弹章尚未写好，乾隆帝就降旨，要其继续留在军机处。清制： 凡是军机章京升任御史又奉旨入直军机处者，其工作仍和军机处章京一样，不得按照言官的特权上疏言事。管世铭为此惭愧不已，感叹自己枉为言官。其实，这是阿桂的苦心安排，阿桂深知，和珅是扳不倒的，就从暗中保全他，让他效力于将来，现在不能惹火烧身。阿桂后来对管世铭说： 你报效国家的时间还很长，何必急于显示自己的忠心呢？
阿桂见到朝政日坏，深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他临终前悲愤地说： “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儿子若孙已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皇上（嘉庆）亲政，犬马之意得以上达，如是死乃不恨。”可是，他终究没有看到这一天就含恨去世了。
嵇璜大学士嵇璜也与和珅关系不睦。嵇璜（1711~1794），江苏无锡人，善于治河，乾隆四十五年为文渊阁大学士。他和乾隆帝同岁，因年老体弱，请求退休，但乾隆帝不许。说是“朕得一做伴老臣，亦属升平盛事”。他一直在朝中和乾隆帝做伴，直到五十九年（1794年）去世。嵇璜为官廉洁，虽然官至大学士，诸子也担任地方官职，但家中十分清贫，他的女婿曾作诗感叹： “老屋区区留不得，而今始识相公贫”。和珅却多次在乾隆面前诬告嵇璜，以致乾隆帝不时降旨斥责，甚至告诫说： “曹操和王莽的行为是人臣不应该效法的”。这使嵇璜在朝中整日提心吊胆，而且作为一个清官，他也不愿意与和珅同流合污。
嵇璜的书法颇佳，负有盛名。有一次，和珅请他为自家中堂屋柱写一副楹联，并送来了宣纸。嵇璜只好答应。然后邀请翰林学士数人到家中饮酒。席中，书童报告说墨已经准备好了，嵇璜喝斥书童，说现在有客人不能写。众人却要看看嵇璜如何写字，嵇璜便当众挥毫，就在将写好的时候，站在一旁的书童却将墨洒在了纸上，嵇璜怒骂书童，诸翰林劝解一番。次日嵇璜将已经污秽的宣纸还给和珅，楹联还是没写。他邀请众人喝酒，让书童将墨洒在纸上，就是想让大家作证： 字没有写，是出了意外事故。这当然是他的表演。
在军机处，只有王杰常与和珅发生正面冲突。王杰为人耿直，居官以廉洁著称，深得乾隆帝和嘉庆帝的信任。王杰为官40年，甘于清贫，做了大学士也与当学生时没有什么两样。一日，有在外地做官的门生来看他，送黄金做祝寿之礼，他说： 以前我对你说过什么？现在如果收你的礼物，我说的话还算数吗？王杰身材不很高，几根银须，和蔼可亲。虽然颇近人情，而不时流露刚毅之气。他刚刚入直军机处的时候，和珅势焰正炽，大学士梁国诒被和珅耍弄欺侮得像小孩一样，而王杰不屑与和珅交往，除了奉谕旨议论朝廷事务以外，就离和珅远远地坐着。和珅有时找他说话，他也含糊应答，不愿与之交谈。
据《清史稿·王杰传》记载： “王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珅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僚多隐忍不言，王杰遇有不可，辄力争。皇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王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珅执其手戏言‘如何生得这样柔美’？王杰正色说，‘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
王杰是乾隆帝特意选拔的状元，仕途顺利，一直深受信任。王杰是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在殿试中原本名列第三，本来该科状元由江苏武进人赵翼夺得。乾隆帝考虑到自本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江苏状元人数居全国之冠，而山西、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入清以来还未出过一位状元。当时平定西北的战争刚刚结束，乾隆帝念及西北等省的劳苦，有意在西北地区选拔一名状元，于是便把王杰与赵翼的名次互换，赵翼由状元降为探花，王杰则由探花升为状元。乾隆帝对于自己特别选拔的人才当然就会照顾、偏袒，何况王杰本人非常正派，和珅虽然善于构陷也拿他无可奈何。
当时，和珅往往利用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在外出的机会擅权，王杰常常据理力争。
据说，有一次，和珅请精通医术的礼部官员陈美为自己看病，王杰正主管礼部，陈美告之此事后，王杰说，和珅是奸臣，你一定要用药将他除掉，否则别来见我。陈美不敢以药毒杀和珅，但也谢绝为和珅看病。后来和珅对陈美实行报复，将他贬为知州。
和珅构陷董诰也不成功。嘉庆元年（1796年），董浩授东阁大学士，他才华出众，一身正气，不愿附和和珅，和珅担心他与王杰等人联合起来与自己作对，于是在朝中极力排挤。太上皇召嘉庆帝的老师朱珪进京，将授职内阁，嘉庆帝欣然赋诗祝贺，和珅以“嗣皇帝欲示恩于师”向乾隆帝汇报。乾隆帝很生气，对董诰说： “你在军机处、刑部很久了，按法律儿皇帝应该如何治罪？”董诰叩首不止，请太上皇息怒，乾隆帝默然良久，说： “你是大臣，好好为朕辅导儿皇帝。”和珅构陷嘉庆帝的阴谋因此没有得逞。和珅却又唆使其亲信指责朱珪在任两广总督的时候不能认真缉盗，以致两广地区治安败坏，于是罢朱珪之召。后来，董诰之母在嘉庆二年去世，董诰回原籍浙江守制。时值五省白莲教起义，朝廷急需大臣咨询，乾隆帝命董诰治丧完毕就回京上班。董诰处理完丧事立即回京。乾隆多次询问廷臣： 董浩何时回来？但董浩回京之后，和珅却不给通报，董诰只能在乾隆帝外出时于途中接驾。和珅的欺君之罪，当然也就暴露出来了。由此可见，乾隆帝不可能永远被和珅欺骗。对于和珅的劣迹，决不可能永远不知道。
乾隆帝老了，对和珅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和珅看见乾隆帝日渐衰老，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他探听到要立永琰为皇太子的消息以后，便向永琰作出亲近的示意。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乾隆正式宣布册立永琰为皇太子，和珅在九月初一就向永琰进献如意，泄露机密，设法和永琰拉关系，同时又不时在新皇帝面前显示自己的权威。乾隆帝做了太上皇，和珅的权力又所有发展，“专擅甚于前日”。他令各级官员将所上折稿，抄录一份，关会军机处，又规定各部官员须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处。而对各路奏报则任意延搁，有意欺弊。嘉庆帝对和珅的种种政治手腕极其鄙视，但惧于乾隆帝的威势，不敢与和珅作对，只好和他曲意周旋，凡是遇到和珅向自己请旨，就说： “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
和珅的机警，揣摩乾隆的心思，往往八九不离十，故很能讨乾隆的喜欢，然而这都是一般奸臣的水平。和珅所具有的优势其他人却不具备，那就是前文分析过的，他修改了孔子的思想，把儒家的君臣之道修改为法家的君臣之道，这正符合乾隆帝的阴暗心理，这才是和珅的文采的实质。一般的奸臣可没有这种文采。我们对于和珅与乾隆帝的关系所作的解释应深入到哲学层面，即认识的有效性问题。王阳明由体悟得出“致良知”三个字，这本不难理解，人若没有良心，黑白的客观标准在哪里呢？如果乾隆帝不是将“天下主”三个字念念不忘的话，凭和珅的才能，怎能受宠？孔子的思想被乾隆帝与和珅曲解自有其奥义。经过反反复复地文字狱之后，清朝人要批评皇帝，只能如此隐晦。我们不能因为不懂古人的思想，就不论青红皂白地把古人思想搅成一锅糊涂粥，全盘端掉了事。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二，88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去世。乾隆帝一死，第二天嘉庆帝就迫不及待地把和珅革职下狱，赐死，并为尹壮图申冤。他说： 尹壮图上疏指出地方钱粮亏空，“其事虽查无实据，而所奏实非无因。似此敢言之臣，急宜录用”。为什么嘉庆帝能认识到和珅的奸诈，尹壮图的忠直，而乾隆帝认识不到？当然不是，乾隆帝必然知道和珅奸诈和尹壮图的忠直，如果乾隆帝年轻，一定不会重用包庇和珅，而打击尹壮图。皇帝做久了，人老了，必然昏聩，就偏爱奸臣，讨厌忠臣。所以皇帝年轻一些必有好处。当然这是指条件（才干、道德）相同的情况，不可把年轻的昏君与年老的明君相比。
52、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摧毁是前无古人的，除了大兴文字狱之外，更以编辑图书的名义，对中国的书籍进行一次大审查，大销毁。多亏编辑图书的实际负责人纪晓岚是一位有良知的读书人，想尽办法尽量多地保存了中国的古籍。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纪晓岚是清朝一位很出名，很有特点的文人。纪晓岚生活在清朝乾隆鼎盛之世，他才思敏捷，又诙谐幽默，常常与大臣们寻一寻开心。乾隆对他也很欣赏，有时故意难为他，试他的才学，君臣之间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有一日，乾隆帝与群臣在便殿中闲谈，说到作对子，乾隆帝说： “《论语》中有‘色难’一辞，甚难属对。”纪晓岚随口说道： “容易”。乾隆帝说： “那么你就试着作一对吧。”纪晓岚回答： “我刚才不是已经对过了吗？”乾隆帝回味“容易”二字，不禁失笑。同僚也都称赏纪昀才思敏捷。
某日，天津牛太守的儿子结婚，纪晓岚送去对联一副： “绣阁团圆同望月，香闺静好正弹琴。”（暗指吴牛喘月、对牛弹琴）牛家很高兴地把对联挂出来，竟不知道纪晓岚在捉弄他。
于敏中死后，梁国治渐得势，有趋炎附势者先是命其妻拜于敏中小妾为义母，后又命其妻拜梁国治为义父。纪晓岚作诗讥讽道： “昔日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赫奕门楣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君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弁尼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此人科名为探花。
有一次，权臣和珅请他为自己的花园中的一座亭子题额，纪晓岚题了“竹苞”二字，和珅不悟，喜而张之。乾隆帝到和珅家见到“竹苞”二字，又知道是纪晓岚题额，马上就琢磨出其意，乾隆帝笑着说： “纪昀在骂你们一家个个都是草包呢。”和珅大惭。
某年初春，乾隆帝东巡谒孔庙，路经泰山，率众臣攀登南天门，半路上休息，乾隆帝见一处山石碎烂，说道： “朕见此石，出一联请诸卿试对之： ‘泰山石稀烂挺硬’。”众臣沉吟良久不得。一会儿，君臣登上南天门，但见晴空万里无云，俯瞰黄河如带。纪晓岚忽然说： “下联有了。”乾隆帝忙道： “说说看。”纪晓岚手指山下说： “黄河水翻滚冰凉”。乾隆帝点头称善。
知识分子皇帝与知识分子大臣之间的文字相娱，可以说是盛世的一面镜子。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皇帝，从来是杀功臣不眨眼的，如刘邦、朱元璋之辈。没有感情上的交流渠道，也是使君王视大臣生命如草芥的原因之一。文字游戏，是一种有益的交流渠道，这就要求皇帝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
有一年夏秋，天下大旱，乾隆帝率诸臣祈雨。在祭坛前，乾隆帝拈香完毕，然后应该宣读祷文。这类文章本来都是预先拟就，但是大家都知道乾隆帝喜欢卖弄文才自撰祷文。因此，赞礼官高喝： “宣读祷文！”之后，就等着乾隆帝的动作。只见乾隆帝从衣袖中，取出一卷纸，直接交给了纪晓岚，命他宣读。大臣见已经有了御制的祷文，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祷文收起，静听纪晓岚朗读。纪晓岚接过祷文展开一看，竟是白纸一张，他疑惑地看看乾隆帝，乾隆帝面含微笑，他知道皇上又在开自己的玩笑了，便从容地念了起来。乾隆帝细听他到底念些什么？
纪晓岚念道： “帝曰： 咨尔龙，岁大旱，用汝行甘雨，汝其往。钦哉。”意思是，皇帝说，通告龙王，今年大旱，请龙王降雨，你赶紧去。他用《书经》中的句子，组成了这样一篇简短的祈雨文。乾隆帝既满意又失望，这一次又没有难倒他。
有一次他针对乾隆帝游江南的习气，指出江南财尽的事实，遭乾隆帝训斥，说： “我不过是看你有些文采，才给你做官，不过是倡优畜之而已，你怎敢议论朝政得失？”
乾隆时期，清王朝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增长迅速，人口激增，文化事业由于有乾隆帝的直接关注，又另有一番景象。乾隆皇帝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文治武功政绩斐然，自诩有“十全武功”，至于文治也有多项，文字狱不在话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修订《四库全书》了。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帝下诏求书之机，上了一道奏章，大意说，明末以来，由于战乱，书籍散失很多，因此恳请皇上延请文士，搜集古书，开馆校辑成册。
乾隆帝一看，正中下怀，他就喜欢搞大事业，立即批示准行。清朝前期官修图书十分兴盛，康熙时修过《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多卷，仅次于明朝的《永乐大典》。这一次，乾隆帝则要修一部规模更加宏大的巨著，它将超过前代所有的书集。
第二年，乾隆帝下令，在翰林院内开设一个书馆，叫做“四库馆”，专作校辑古书之用，而书名也就叫做《四库全书》。为何叫四库？这是乾隆帝从唐朝魏征任秘书监校定秘府图书时，把校定之书藏于经、史、子、集四库而得到的启发。借用了这个名字，也是求大求全的意思。
修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统一百姓的思想。乾隆帝修书的深意是针对汉族文人学士进行思想钳制，修书是强化文化统治的一种手段。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来，这是一项很坏的文化事业，清统治者对古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被篡改、删削、焚毁的古籍为数甚多。中国人的思想被清算、洗刷，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进步的人文思想至此而隳灭不彰，这种寓禁于藏的手法，遭到古今有识之士的非议。中国从17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与满清皇帝病态的文化政策有因果关系。
编修如此一部大书，首要的工作是收集、征求遗籍及各种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中国古典文献经历了两千年的累积，可谓汗牛充栋了。然而历经战乱和毁禁焚烧，亡佚散乱甚多。汉唐遗书已很稀少，但印刷术发明以来，宋元辽金以后的著作却所在多有，只是多分散藏于民间私人家中。清初以来，一些学者先后以个人之力加以搜求和整理，但限于条件，成就不大。现在由皇帝亲自发起纂修《四库全书》，就有力多了。乾隆帝惟恐天下有书搜集不到，多次严令各地督抚官员大力征集遗书，并以此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下令凡献书者有奖，隐匿不报者则予以治罪。这样，一下就收进了很多图书，有13700多种。同时，又从皇宫的藏书中辑录社会上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让更多的古书原本现世，等待着被编修或被焚毁。
搜集来的古今已刊和未刊的图书约有100多万册。有如此丰富的书籍，就要有众多的人来编辑、抄写。四库馆延请了文士名流有360多名。正总裁16人，有皇子、大学士、尚书等，著名的如刘墉、彭元瑞、金简等人均在内。总阅官15人。总纂官三人： 陆锡熊、孙士毅、纪晓岚。总校官4人，分校官100多人，而以保举和考试方式招收的抄书手，先后达3800多人。
三个总办只有纪昀是从始至终负主要责任的人，其他正副总裁多是只挂名很少管事。
纪昀像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河南府人。他从四岁就开始刻苦读书，博古通今，能言善辩，机智幽默。乾隆十九年进士，后擢为翰林院编修，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又多次任考官，为国选才，深得士人爱戴。
乾隆三十二年，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亏空公帑，朝廷正欲查抄卢家，纪昀与卢见曾是姻亲，他事先寄密函通知，而函内无文字，仅封茶叶一包、盐一撮，外用浆糊封固。卢见曾于是明白其含义是“盐案查抄”，急忙做了准备。和珅负责办理此事，他没有捞到油水，就报告了皇帝，乾隆帝十分生气，纪昀因此被遣戍新疆，达三年之久。
乾隆帝要修《四库全书》，向全国征求人才。大学士刘统勋对纪昀的文才一直很欣赏，趁这个机会他首先推荐纪昀，乾隆帝欣然同意。纪昀又推荐了其他学者如周永年、戴震、余集等人，入馆做纂修官。
《四库全书》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每种书先由纂修官加以考订，然后根据内容写出提要，给以评述，放在卷首作为说明。纪昀和陆锡熊则根据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纪昀和陆锡熊的意见，还不是最后的决定，还要送皇帝审批决定。
皇帝审定，是从政治上把关，这对保存历史典籍极为不利。凡是与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都要删改或焚毁。如此重要的大事，只由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来做决定，必然产生严重恶果。
经乾隆帝审阅后决定收录的书籍，再交武英殿的缮书处抄写，同时，总纂官再进一步对入选的各篇提要逐一进行认真细致的修订。从作者的年代，籍贯，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大要，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撰稿的基础上，或增删，或分合，反复予以修改。就连各篇提要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而各篇提要经过纪昀的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后，无不灿然可观。在完成考核审定提要的工作后，纪昀最后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把各篇提要排纂成编，列成总目，成为《四库全书提要》，共二百余卷。
乾隆帝为了显示自己的英明，往往突击检查四库馆的工作。传说有一天，乾隆帝特意换了便装来到翰林院中，时值盛夏，纪昀等人工作时都将衣服除去，正在挥汗如雨地抄写，忽听有人说了一句： “圣驾来了!”众人急忙各自寻衣服穿上，只有纪昀因为眼睛近视，一时找不到衣服，仓皇之间，钻到御座之下躲避。乾隆帝看在眼里，遂故意坐在椅子上两个小时不去，也不说话，有意戏弄纪昀。纪晓岚因酷热难耐，伸出头来向外窥视，问： “老头子走了吗？”乾隆帝笑，诸人都笑。乾隆帝说： “纪昀无理，何得出此轻薄之语？有说则可，无说则杀!”纪晓岚说： “臣未穿衣。”乾隆帝允许他出来穿上衣服。纪晓岚匍匐于地说： “这是百姓称呼皇上的普通名词。听臣解释： 君称万岁，岂非老乎？君为元首，得非头乎？皇上为天子，此所谓子也。”乾隆帝说： “你自信口才敏捷，还敢强辩饰非，今有一成句曰‘此地有崇山竣岭，茂林修竹’，你能随口对来，恕你无罪。”纪晓岚应声对道： “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乾隆帝大喜，起身对诸臣勉励一番，然后离去。
事后，他给妻子写信说： “哈哈！我险些又赴乌鲁木齐效力！……这都是由于目光近视素性畏热所致，古人云，慎言寡过，此话不假。”关于“老头子”的故事，还有多种，但是其他人不如纪昀名气大，所以流传不广。
乾隆帝对进呈的书籍经常抽阅查看，发现错误，立即严厉申斥一查到底，有关官员无一能逃其咎。缮录工作十分辛苦，校勘也不轻松，难免出差，校官经常为一字之讹而受到处罚。比之今日，出一本书，几乎不校，错字连篇的现象真是天壤之别。有一位叫蔡葛山的校官说： “我校勘《四库全书》，因为讹字而数次被夺去薪俸。不过，有一件事却深得校书之力，那就是从书中得到一个药方，竟然治好了孙子的病。”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收集资料确是大而全。
古人校书认真仔细，仍不免出错。错一个字，就罚去一个月的工资，可谓重罚，编书若都能采用这种办法，何至于错别字连篇而不堪卒读？其经验实在值得后人借鉴。
书中的“政治错误”，仍然存在。李清所撰的《诸史同异录》一书内，有对清世祖不敬之处，被乾隆帝审阅书籍时查出，大怒之下，命将总纂修、总校官们严加议处。在复校时又发现同一问题。这部书当初由纪晓岚办理，因此他受到皇帝的诘责，令他删改换篇，自行赔写。
乾隆帝修这部巨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毁灭一切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除了反抗异族统治的文字之外，一切反抗专制体制的文字也都在删削之列。汉族知识分子们对此是不可能完全赞同的，因此在编修中就会与皇帝配合不力。现在经过皇帝惩罚之后，他们便会把可能引起皇帝不快的文字删削干净了。但是，精明的皇帝总是要挑毛病的，纪晓岚有时故意把一些明显的“非政治错误”留着，让皇上去挑剔。因为无论横竖皇帝都是要挑出毛病来的，如果皇上挑不出毛病，事情也不妙。这个有文字狱癖的精明皇上就会往更深处挑毛病，可能使更多的书籍遭到删削或焚毁。可是有时候皇帝连明显的错误也没看出来，那个错误就不许再改正了，因为皇帝已经认可了。专制独裁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主观随意性，许多事情都是由皇帝的奇思妙想来决定的。皇帝常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而故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纪晓岚对此是很清楚的。幸亏此书是由纪晓岚做总纂，如果换一个积极奉行乾隆帝旨意的人去做总纂，可能会删去更多的内容，损失更大。封建帝王过于精明也是臣民的灾难，文化的灾难。
当《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初次复校时，又发现了大量“错误”，乾隆帝再次命纪晓岚、陆锡熊二人赔写，并罚令他们分别带领人员前往热河、盛京校勘文津阁、文溯阁的书籍，以赎前罪。修这部《四库全书》，乾隆帝是下了功夫的，对臣工的督促也很严格。乾隆帝也常常显示出很公平，有错必罚，有功必奖，纪晓岚勤奋工作的杰出成绩，又多次受到乾隆帝的奖赏。
封建社会读书人最高的愿望就是能经由科举之路而入官场，光宗耀祖，然后做出一番事业，报效国家。纪晓岚自从入翰林院以后，并没有什么作为，他的才学和抱负得不到施展，却被发配新疆，只因为他的文才受到皇上的赏识，今日才得以大展身手，报答君恩了。为了编好这部皇皇巨著，他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他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不是为做官而读书，整理国故，写读为生，于愿足矣。他自称从四岁开始未尝一日离笔砚。编书期间，乾隆帝特赏赐他端溪旧坑石砚和御书玉屏拓本，以示嘉奖。
修书绝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纪晓岚和全体四库馆臣不分寒暑，竭尽全力，认真校勘。由于此书籍卷帙过于浩繁，为了便于查阅，而编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乾隆帝认为这200卷提要仍然是不便阅读，又命纪晓岚、陆锡熊编辑《简明书目》一编20卷。纪晓岚的才学和勤勉治学态度受到乾隆帝的嘉奖。乾隆帝下谕褒奖说： “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纪昀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甚属可嘉!着加恩授为翰林院侍读，以示奖励。”
即使是皇帝亲自审查，大臣们竭心尽力去做的事，也难免出错误。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工作，布置之后，如不认真检查或检查之后奖罚不明，都是办不好的。乾隆帝办事认真彻底，对《四库全书》高质量的完成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纪晓岚一生没有写过什么论著，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部，平时写的一些序记碑表之类的文章都随手而弃，不留底稿。他说： “自从编修《四库全书》以来，纵观古今著述，自知写不出更好的文章了，而那些自以为有所得的人，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纪晓岚这种谦虚诚实和认真严肃的态度，才是做真学问的态度。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制造过多的文化垃圾，也是造孽。古人一向把读书看得比著书更重要，古人强调，无论是做什么事，都要求把读书放在首位，明理是根本，著书乃是末艺，至于以写书发财，则更是等而下之的末俗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完成。纪晓岚等人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完成此巨著，心情十分激动，最后再写一篇进表呈给皇上。纪晓岚奋笔疾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这篇《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写得文采飞扬，词藻华丽，条分缕析，纤悉具备，同馆人士争相快睹，无不叹服。陆锡熊、吴稷堂二人又合撰一表，但比之纪昀所撰前表，相差甚远，终不惬意，最后还是以纪、陆二人的名义，把纪晓岚写的表进呈乾隆帝。乾隆帝读了此文也很满足，文章尚未看完，就对左右大臣说： “此表必纪昀所撰。”特命嘉奖。
四部书以色分部： 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装帧极精美，以楠木匣为函套，庋置宫中文华殿后的文渊阁中。全书共收入3460种书，计75854卷，装订成36275册。其中有一些书匣却只有封皮，里面全部是白纸，书被抽毁，仅存书名。全书先写四部，以后又续缮三部，以及翰林院副本共抄八部，分别藏于故宫文渊阁，热河文津阁，奉天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另外，翰林院保存副本。
四库馆集中了当时学术界各方面的专家。如著名考据学家、经学大师戴震就是由纪晓岚推荐的，乾隆帝也早闻其名，于是打破惯例把举人出身的戴震召入馆内，担任纂修官。戴震对清代的考据学影响极大，比如，他校的《水经注》，把历朝的《水经注》中“经”“注”不分的部分加以分辨，是考据学的典范之作，用了十年工夫才完成。后来，现代考据学家胡适为了标榜自己考据家的形象，也仿效戴震校订了一次《水经注》，也用了十年工夫。邵晋涵则长于史学；周永年精通诸子百家之学，简称子学；翁方纲研究经学和金石之学颇有成就。著名的古文桐城派领袖方苞也曾入馆修书，但是他不赞成死钻牛角尖的考据之学，与纪昀等人观点不和，不久便辞职还乡了。
但四库馆中也有一些不学无术之人，如任总裁官之一的和珅就是。乾隆帝让他参加编纂是认为他政治上可靠，而纪晓岚等人虽然才情极佳，但政治上不可靠。这么一部大书，皇上是不可能阅查很多的，必须依靠和珅这种人把关，发现有不利于本朝的文字，一律销毁。和珅每得一卷书，先看有没有笔误涂抹之处，有涂抹的不要，其无笔误，则妄摘瑕疵，以指甲深划之，然后此书也不能要。就这样把收集来的大量图书，大约一半之数，共71万卷书都因政治上有问题，而付之一炬。乾隆帝焚书也是以好大喜功的心态来进行的，多多益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秦始皇以来最大的一次焚书活动。乾隆帝不如秦始皇的地方是光焚书不存资料，秦始皇只焚民间之书，国家书库则保存资料，可惜都被项羽一把火烧光了。李光地认为，萧何应为此负责任，他没有保护图书。纪晓岚修书最大的功绩是尽量保护图书，不毁灭书籍。
焚书之事与文字狱是一致的，其祸害既深且巨。有人说，知识分子皇帝管理国家不行，大老粗皇帝管理国家就很出色。就清朝而论，康、雍、乾三朝皇帝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尤其这个乾隆皇帝学问更是大得很。知识分子皇帝管理国家真正不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搞起文字狱来特别下死功夫，往往令人发指。
《四库全书》编成了，其卷数为《永乐大典》的三倍半，收集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宝藏。但此事也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浩劫。这样的书人们根本也读不到。纪晓岚撰写的《四库全书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成为人们阅读此书的代替品。鲁迅曾为某人开列12种必读古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即其中之一。《四库全书》的纂修对清朝后期的学术界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考据等学科的完善起到了颇大的影响。
53、胡中藻之文字狱
康熙年间的文字狱，康熙帝蓄意制造者很少，雍正年间文网深密，文字狱大有“莫须有”之势，至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则非“莫须有”不成文字狱。请看乾隆帝制造的胡中藻一案。胡中藻是乾隆元年进士，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藻自号“坚磨生”，是鄂尔泰一党，与张廷玉为敌。他与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私交甚好。乾隆帝为了打击鄂尔泰一党，拿胡中藻开刀，硬是从他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中找出许多罪证。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派人连夜赶往江西新建将胡中藻逮捕，又由军机处发出密谕，命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以及与人唱和的三十六首诗密封专差驰送进京。同时，查抄甘肃巡抚鄂昌的寓所，查封他与胡中藻往来的书信、应酬诗文等，迅速解京。乾隆帝说：“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乾隆帝的上谕所举罪款，都是无中生有，如：
“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天匪开清泰”；“斯文欲被蛮满洲”；“与一世争在丑夷”；“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拿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暂歇南风兢”；“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人间岂是无中气”；“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三才生后生”；“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亦天子亦莱衣”；“不为游观纵盗骊”；“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濞彼因时迈”；“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那伙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灯”；“并花已觉单无蒂”；“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得免我冠是出头”；“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一世眩如鸟为”；“钱官我曾惭”；“天方省事应闲我”；“直道恐难行”；“世事于今怕捉风”；“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下眼训平夷”……
在乾隆帝看来，这些诗句“无非怨恨之语”，或“巧用双关耳”。哪些字眼是“巧用双关”？大约就是“清”、“北”、“夷”、“蛮”等是影射满洲。而“明”、“南”则象征明朝。对于一些意义不明、难于索解的诗句，乾隆帝心里特别不舒服。乾隆帝自己的诗都是索然无味，像白开水一样，胡中藻“文辞险怪”他就不能容忍。其实，胡中藻诗中并不乏颂圣之作，乾隆帝都视而不见。胡中藻的诗，是不是“反诗”，有客观标准吗？没有。
中国古人之所以把修身视为学问的基本内容，就是因为这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是认识的前提。人不修身，所认识的世界就是扭曲的，没有客观性可言。这其实是人类的永恒困难。至今哲学界也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往往以为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客观事实与你有什么关系？一旦与你有关系了，就要问你的心是否光明。像明镜一样，自己是光明的，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如果自己漆黑一团，就不能认识客观事实。人心黑暗，好制度也只能助纣为虐。中国古人所以强调修身养性，就是要使认识的主体光明。乾隆帝满脑子都是法家里的阴暗思维，这决定了他一定要把臣民的自由思想视为洪水猛兽。他又在胡中藻所出试题中挑毛病：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须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以上所数出的种种罪证，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并不足以服人。乾隆帝自称：
“胡中藻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
“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是尚有人心者乎？”
“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欲称满洲曰达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达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益可见矣。”
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 “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 “拿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 “暂歇南风兢”。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
其《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借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
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
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
《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
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
又曰“亦天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
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濞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
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镫（燈）之难觏耶？
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尝令有干与（预）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
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洊濯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
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恨之语。
《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
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公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杀（？）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以上这些罪证，根本就是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其实，胡中藻诗中不乏颂圣之作，乾隆帝视而不见，乾隆帝自称：
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
乾隆帝自知是在搞文字狱，却要瞒天过海，说是“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又命将为之作序并出赀刊刻的内廷侍从张泰开革职，拿交刑部。后又从宽处理，免予治罪，仍在上书房行走。至于鄂昌，乾隆帝说： “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使天下后世，共知炯鉴。”鄂昌拿解进京、定罪，赐自尽。对于鄂昌的诗文，乾隆帝说：
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悖谬之甚者，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
……
又如鄂昌家查出塞尔赫《晓宫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诗一首。初似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阅原案，始知明泰身为协领，侵蚀兵丁钱粮，其罪本即应正法，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将伊解送宁夏，永远枷号，实属格外宽典。而塞尔赫所作诗序，但知赞其妾为贞姬，遂饰为仇家行刺等语，此直变乱黑白，不自知其矫诬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谋杀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恶人，而有贞姬为妾之理乎？
谕曰： 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本朝抚临中夏，百有余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孙子，世蒙教养深恩。而胡中藻逆伦悖叛，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
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意在诞妄之徒，必应知所畏惧。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嚣顽。今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公同确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
连“记出西林第一门”一句诗，也成为胡中藻的罪状，乾隆帝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攀援门户，恬不知耻。”鄂尔泰虽然已死，仍降旨严斥鄂尔泰“结党”之罪，云：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且与其侄鄂昌叙门宜，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其诗中谗舌青蝇，供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使鄂尔泰尚在，必将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著撤出贤良祠。”（《清史列传》卷一四，鄂尔泰）可见，乾隆帝兴文字狱也兼有打压相权的意思。
乾隆帝本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但却很少儒家思想，而专以法家的高压手段处理满汉矛盾、君臣矛盾和君民矛盾。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御史汤先甲上疏，反对以“造作妖言，收藏野史”定为“逆案”，而只“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乾隆帝大为不满，严词批驳，将汤先甲奏折掷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南人刘翱发议论说： “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没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巡抚议将其处斩立决。这些文字狱，也有乾隆帝与鄂尔泰的矛盾在内，是新皇帝借此打击旧宰相的手段。
有无名氏批评乾隆帝的文字狱说：
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折云： “古代史官采集民歌，以观民风，借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是《尚书》的《虞书》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到了周朝末年，郑国子产执政，（为了听取国人的意见）犹不禁乡校之议。只有对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少正卯，虽属闻人，孔圣人亦必诛之，是厌恶其妖言惑众也。过去因造作语言，明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是不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康熙帝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其做法可为万世法。连年以来，小人不识康雍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究鞫问，致使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愚臣以为“井田封建”之论，不过迂儒之谈，不可认为非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在野之人一时失检，并非就是心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假使以此类文字，都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实在不是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再现古代采风之盛。臣窃谓朝廷之章奏，尚且捐弃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毛求疵。请赦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开赦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有举报文字者，若无的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照律法反坐，以为挟仇诬造者戒。差不多可以免除文字之累，告讦之风可息矣”云云。
由此可知当时文字之狱，其层见叠出者，殆难数计。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如上谕中所举各条，任意翻开何人文集，此等语句其孰能免？而连坐是诛夷九族，牵连钩党，凡有血气之人，其谁不自危？曹氏所谓井田封建，述怀咏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无怪乎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龚定庵（自珍）尝云： “积数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铲锄天下之廉耻，既殄灭既狝杀既诛夷，不过借祖宗之余荫，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不亦晚乎？”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渐侵久矣。而世宗不杀曾静之身，不焚吕留良之书，而且以其供词判布，颁示天下，其操纵一世之妙用，实有可惊者。嘻！二千年历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类似这样的人大概很稀少罢。
曹一士上奏折请求放宽文网，是乾隆朝初期针对雍正朝的情况而言，然而到了乾隆朝中期情况之恶劣却大大超过了雍正朝。文字狱之兴，无非莫须有之罪名，乾隆帝显然是病态心理，而许多官员更以制造文字狱为能事。所以就出现了“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的局面。无名氏的这句话意义非常深远，所谓“最无用之学术”无疑是指乾嘉考据之学，“无用”是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义理之学而言的。中国学人受乾嘉考据之学的毒甚深，于今尤烈，完全可以媲美于受水和空气污染之毒。考据之学如今非常之现代化，工具理性至极。台湾学者徐复观有一篇文章《两篇难懂的文章》批评两位学者视考据之学术为本、义理之学为末的观点，很值得一读。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对中国社会的遗害实在是太深太远了。
时人王撰有一首诗，控诉清廷文字狱。读来颇为沉痛：
闻雁有感
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
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
54、乾隆帝的霸道
乾隆初年，乾隆帝为政宽和，一派新气象。他曾总结康熙帝和雍正帝为政的得失，说过为政不可过宽，亦不可过严，应实行中道一类的话。但是，当他看到吏治逐渐废弛，官僚日趋腐败的现实以后，就改变初衷，又开始实行严刑峻法。他说： “执用两中（中庸之道），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从康雍乾三帝的治术宽严变化的情况来看，帝王要真正审时度势，宽严相济，实行中庸之道，几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帝做了五年皇帝，观念开始转变。他有一首诗曰，“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要归践履宝，圣言非我诬。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就是说，当初从帝师学习儒家的治道，信服圣人的思想，并要付诸实践。做了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如今才知道儒家理想不过是“空言”。
乾隆十五年，他曾说，当御极之初，依照从宽好名之习，不能忘怀。如今阅事既多，方知道要戒除邀名誉的弊病。熊学鹏借天旱为由，上疏陈言，指出“今年臣工条奏更改刑名律例，大多尚严厉”，建议“降旨晓示内外臣工，办理一切刑名，不可苛刻相尚，条奏增设科条者，概行禁止”。乾隆帝大为不悦，斥责熊学鹏悖谬，声称自己“慎持权柄，必不为浮言所动”。现在乾隆帝对于体现儒家思想的言论，大多斥为“浮言”。他信奉“法在必行”的法家治术。他认为，宽仁治术是妇寺之仁，水懦易沉，朕不为也。
十八年，乾隆帝降旨斥责四川按察使周琬断案宽纵。
二十二年，湖南布政使杨灏以贪黩罪下狱，部议缓决。乾隆帝“检阅之下，不胜手颤愤慄”。一怒之下，将三法司所有办案人员全都交部议处。
二十三年，乾隆帝重新审定了他早年的文集《乐山堂文集》，将当年在理学帝师影响下所写的体现儒家宽仁思想的言论一概删去，比如《宽裕温柔足以有容论》一文就被删削。当年，他受理学帝师的教诲，多少有些儒家理想，崇尚“贞观之治”，自称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 贞观之治盛矣！”做了皇帝多年以后，思维方式大变，正所谓存在决定意识。乾隆帝把儒家思想视为虚伪，大加贬斥。他说： “昔唐太宗之于魏征，徒以金帛赐赠，沽纳谏之名，原非虚衷听受。试思唐太宗果从谏如流，魏征果直言无隐，则太宗缺德之事多矣，即强纳巢剌王妃之时，何不闻魏征谠言谏阻耶？当时君臣之间，相率为伪，不能相与以诚，而竟能博千载美名，实为朕所不取。”乾隆帝对臣工苛察至深，他以苛责臣工的方式苛责古人，走入极端，丝毫没有中庸之道。奇怪的是，他对和珅却并不苛察。
乾隆帝的法家思想集中表现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中。试举几例。
论及“竹林七贤”，他说： “诸人虽然自托佯狂垢污，然而败礼伤化，本为国法所不容也，即以明哲保身而言，也当以孙登为正。”孙登是西晋的高士，“沉默自守，无所言说”，但很善于登山长啸，后世有所谓“孙登啸”之称。他教嵇康，但是嵇康没有学会。孙登对嵇康说： “君性烈而才雋，岂能免乎？”后来嵇康果不免杀身之祸。大概是因为“孙登啸”不会对统治者造成危害，所以乾隆帝认为孙登的明哲保身行为是可以容忍的。
论及明末东林党人，他说： “汉唐末造皆有党祸，至明季而尤烈，东林讲学，实其权舆。在顾宪成、高攀龙辈，其人兴学未必不出于正，然一经号召生徒，树立标帜，而党援门户之祸已成。彼裁量人材，讽议时政，自古处士横议未有过于是者。论者谓阉党无君子，东林未必无小人，当明政不纲，不惟真小人扬其毒焰，而伪君子且益撼其颓波，士习敝而国运随之，气数所必至有莫之为而为者。于东林之美恶以为轻重，政体官场败坏极矣。”（同上，卷一一一）
论及明朝的给事中，他说： “明季科道恶习，立帜分门，借敢言之号，行倾险之谋，假公济私，无所不至，为害甚大。我朝百有余年来，整纲饬纪，朝政肃清，断不敢容有营私博己之人复得稍萌故智。但遇邪防弊，持之不可不坚。”乾隆帝对于言官稍有朋党之嫌者，必予以严厉的斥责惩处。
论及宋代饥民抢粮一事，他说： “饥民贷富户之粟，固然不可与盗贼同科，然而或迫于饥寒强求升斗之粮，尚可量从矜恤，若乘饥荒煽惑民众，兼掠财物，也以饥民宽宥之，则强暴肆行，其风又可长乎？惟在审情事之重轻，分别科罪方为得当，一律从宽未尽善也”。在乾隆帝看来，饥民反抗是重要的事情，饥民饿死是轻微的小事。饥民抢粮逐步扩大事端，必然会演变为打家劫舍，最终以朝廷出兵镇压荡平，已成为规律。问题的关键是他对饥民抢粮一事的态度，说明他对于民众因生存危机而产生的最后一点主动性也不能容忍。正如一个人饿了，如果主动说“我饿了”，并要求吃饭的权利，就是犯上作乱，饥民只能等待朝廷的开恩。
论及朱元璋因为部民乞留被贬官员，而加赏被贬官员一事，他说： “既然是属吏，治罪或宽宥都应出于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就立即对之宽纵，是赏罚之权柄，民众转而操纵之，成何政体？明太祖把他们赏赐超擢，不啻于导之作奸。倘猾吏刁民窥见其谕意，相互勾结混淆视听，流弊何所底止？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乾隆帝认为这就是“纲纪不振”。他一向仇视民意。请看他自己亲自处理民众请愿的一个事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至徐州，江苏布政使彭家屏正在河南夏邑老家养病，特意跑到徐州接驾。奏对之中，彭家屏把老家的灾情如实汇报，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他是跑来煞风景的，他因此开罪了皇帝。后来，一路上常有夏邑县百姓拦道告御状，说夏邑灾情严重，而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灾不报，请皇上为民做主。又有人投递状纸，告县官散赈不实。夏邑百姓连连告状，使乾隆帝大为光火，认为是有人背后指使，他说： “民告官就是犯上作乱，此风万不可长。”命图尔炳阿严审，将告状人严刑拷打，逼问背后的主使人。最后追出了主使人是生员段昌绪，后来又从段昌绪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之乱时发布的檄文，立即杀头。
乾隆帝说： “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彭家屏如今胆敢为民情愿，反映实情，惹怒了乾隆帝，被抄家。乾隆帝亲自审问，逼他承认家中藏有“逆书”，乾隆帝说： “你是久列朝廷大员，世受国恩之人，若肯自首，尚可开一线之路”。彭家屏说： “吴三桂伪檄实未寓目”，乾隆帝再三逼供，彭家屏只好承认家中藏有《豫变纪略》、《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等明末野史。但是到他家查抄，并没有找出实物。乾隆帝就推论说，一定是被他儿子彭传笏烧毁了。令图尔炳阿等“将伊子及家人严行审讯，明白开导，令知此事系彭家屏亲自供出，无可狡赖，速行据实呈出，尚有可宽之路，如坚持不认，即当照律缘坐，立行正法，不能为伊宽贷也。”在威逼利诱之下，彭传笏不得已供认了自己焚毁逆书一事。乾隆帝又推论说，彭家屏一定对这些逆书加以批阅评点： “以彭家屏居心观之，则其所抄藏者自系诋毁悖逆之词，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阅评点耶？”乾隆帝看出彭家屏有怨恨之意，就认为他已经“绝灭天良”，命将彭家屏及彭传笏定斩监候，家产入官。此案是乾隆帝亲自锻造的经典大狱。没有丝毫证据可言，全凭逼供信锻造之。不论是彭家屏收藏“逆书”，还是其子彭传笏供认焚书，都是子虚乌有。而彭氏所供出的所谓“逆书”如《豫变纪略》，写的是李自成“闯贼之祸”，与满清无关，《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则是记明清史事，并未诋毁满清，只是个别字句略有“违碍”而已。
七月，图尔炳阿奏彭家屏刊刻族谱《大彭统记》，乾隆帝说： 彭家屏称大彭得姓于黄帝，甚为狂悖，“身为臣庶，而牵引上古得姓之初，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统记》命名，尤属悖谬，不几与累朝国号同一称谓乎？”又责彭家屏不避庙讳御名，综其罪状，赐以自尽，“以为人臣之负恩狂悖者戒”。谕令其自尽，比起杀头，就是所谓的“开一线之路”从宽处理了。乾隆帝指责《大彭统记》将彭姓与黄帝相联系为有罪，非常可笑。当时托名上古帝王是为社会时尚，不足为奇，更不足为罪。至于说不避庙讳御名之罪，也非死罪。乾隆帝不是自称“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吗？（《乾隆朝东华录》卷四六）归根结底，是彭家屏不该为民请命。
其实，乾隆帝并不糊涂，他派人微服私访，得到的情况比老百姓告状反映的情况更为凄惨。乃将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军台效力。
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明显采用了高压政治手段，而放弃了当年读书时接受的儒家思想。以前他主张帝王要“虚心纳谏”、“包容涵覆”、“宽则得众”。后来看到张广泗在上疏请罪辞里有这样一句话： 臣“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使他感到气愤，大臣官员们竟然不知道皇帝的英武，一定是宽仁政策过度了，于是反过来实行严猛政策，鸡蛋里挑骨头，大兴文字狱。正如他当初斥责翻雍正朝之案就是善政论所说的，“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他与雍正帝的治术在本质上也确实是没有“丝毫间别”。“霸者与臣处”的逻辑发展就是“亡国与奴处”。
乾隆登基后就将李绂冤狱平反。但是到了晚年，却又认为，李绂诗文多有“牢骚已甚之辞”，“此等纰缪语言即已刊刻成书，倘仍听其谬种流传，其于世道人心贻害不浅”，令将“所有各项书本版片，逐一查明，即行销毁，毋令稍有留遗”。
乾隆初年，乾隆帝不满意臣工的消沉，所谓勤者“不过早入衙署，办理稿案，归至家中，闭户不见一客”，对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则漠不动心。处理政务，不求事理之至当，惟以皇帝喜怒为转移，他说“即如朕于当宽之事降一宽恤之旨，而诸臣遂以为朕意在宽，凡所办理所条奏之事，悉趋于宽之一路矣。朕于当严之事降一严厉之旨，而诸臣遂以为朕意在严，凡所办所条奏之事，悉归于严之一路矣，且有今日之号令甫颁而明日之摹拟旋至，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乾隆起居注》三年五月）。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就不允许臣工与自己意志有相左之处，拼命打压臣工的独立意志。臣工们当然只有随风倒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的皇帝。
二十九年，舒赫德等奏报秋审事实，其中请求改为缓刑处决者甚多。乾隆帝看到给自己“法外施恩”所留空间很小，就大为恼怒。说是如此办理有专擅之嫌，降旨训斥道： “所奏并无一二情节稍轻，可以待朕另有抉择者，是伊等所进情实犯中禁不令朕宽免一二人矣。昔人说，皋陶三次曰杀，尧三次宽宥。如今舒赫德等已经以宽宥自居，让朕如何再用权？是伊欲博宽厚之名，小有才而未闻大道，将来如果自己犯法，他人定罪恐怕未必敢于为之改为缓刑处决。”予以严厉申斥，把奏摺掷还。
杭世骏(1695~1773)，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今杭州）人，是清代一位有名的学者，任翰林院编修，他思想解放不受拘限。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考选御史，杭世骏的应试策论仿照孟子与齐宣王问答形式，批评了乾隆帝重满轻汉的政策。他说： “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又论及朝廷用兵敛财及皇帝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孤行，其流弊皆及于百姓；论直省藩库宜款存留，以备不虞，等等。乾隆帝为自己辩解说： “满汉远迩，皆朕臣工，为一体，朕从无歧视……且国家教养百年，满洲人才辈出，何事不及汉人?杭世骏独非本朝臣乎，而怀挟私心，敢于轻视若此。若稍知忠爱之义者，必不肯出此也。”结果，加以怀私妄奏的罪名将其革职归里。回乡之后，杭世骏从不读邸报。同年有新任大学士、总督、尚书者，他全然不知。他自号秦亭老民，和朋友结社，诗酒往来，蔑视权贵。并到处漫游讲学，其能言善辩、不拘小节的豪迈之气一如既往。乾隆帝南巡时杭世骏曾迎驾西湖，被赐复原官，但终未兑现。据说，乾隆帝有一次南巡时问左右，杭世骏还没死吗？结果杭世骏很快就病死了。一次，乾隆帝出巡塞外，他在马上情不自禁地吟道： “迎风苇露清于染，过雨山痕淡入诗。”并对从臣说道： “此杭世骏诗也，惜其没福耳。”
当年雍正帝要求自称“奴才”的地方官员改为称“臣”，批示道“书臣字得体”。而乾隆帝却因为有人不自称“奴才”而自称“臣”而发怒。他说： “臣仆本属一体，均系事奉皇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
乾隆帝还喜欢亲自审讯官吏，甚至亲自动刑。这根本不是皇帝应该做的事。康熙帝就很少廷讯，更不会亲自动刑。有一次，给事中彭鹏参劾顺天乡试考官徐淖等违法舞弊，请康熙帝亲自审讯，康熙帝说： “即依彭鹏所奏，将徐悼等亲问，必将刑具等取入宫中，刑具乃不得已而用者，朕亦何忍见之，彭鹏既系言官，当劝朕宽大和平，乃请亲行刑讯，朕实不解也。”（《康熙实录》卷一六○）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回民起义，攻陷通渭县城池，知县王楼躲入仓房，他不能为朝廷守城或捐躯，虽躲过了农民起义军这一关，却躲不过乾隆帝这一关。乾隆帝命将王楼解至木兰行宫，“亲行廷鞠，加以杖夹，令其羞辱”。然后将其正法，降旨： “王楼系现任县令，且系进士出身，读书明理，岂不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为古今通义？……此等贪生忘义之徒，即身受重辟尚不足蔽其辜，其子孙如有业经出仕及现为举监生贡者，俱著即查明斥革，永不许登仕版……朕办理庶政，务秉大公，其能死王事者，必优于恤荫，恩及后嗣，而于遇贼恇怯，畏死幸生之徒，则不但本身重加惩治，并且罚及子孙，所以励名节而儆官方，刑赏俱视其人之自取。”（《乾隆起居注》四十九年九月）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帝与康熙帝的巨大差异。
另外，乾隆帝诛杀大臣理由不充分之处甚多，远远比不上康熙帝的宽厚，也不如雍正帝具有理性。具体事实不列述。这都是“亡国与役处”的表现。
55、结  语
追求自由是人之天性，“忠君”是对自由的否定。对此，庄子假借孔子之口说： “天下有两大戒，一是命；二是义。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命，不可解体于心；臣民之服从君主是义。无一地无君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对于父母不论在何处都要使之安，就是最大的孝。对于君主，不论在何处都要使之安，就是最大的忠（《庄子·人间世》）。古汉语的“义”即是“宜”，是“应当”或“相安、相善”之意。这是无可奈何的“忠君”。庄子所谓：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宜”与“逃”二字就把臣民与君主的关系点明了。即使是积极的出仕，也是在逃不脱这种关系的前提下的“宜”的行为。朱熹认为，庄子所说的君臣关系是“特出于事势之不得已”。这是臣民的悲哀。如何逃脱做臣的命运？秦政残酷，有人逃入深山，称做“逃秦”。或是隐居，称做“逃世”，古代社会还有一个逃法，就是出家。这是庄子生活的时代所没有的。明清之际，有些人就以遁入空门的方式，逃避做异族臣民的命运。然而即使出家，也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悲哀。康熙帝御驾亲征西北，有一天游寺院，寺院的住持喇嘛见皇帝不下拜，惹恼了在康熙帝身边的大将费扬古，他上前一刀，就将这个喇嘛的头砍掉了。
庄子所说的“逃”，是消极抵抗。儒家的君臣观是积极用世的。孟子明确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显然他认为臣民与君主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形式上比庄子积极得多了。但是在本质上，庄子与孟子是一致的。朱熹又说，孟子的话，“说得来怪差”。朱熹的思想是不自由的，不是原始儒家的。孔子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臣父子都要尽责。孔子的思想既有庄子式的消极对抗的一面，也有孟子式的积极对抗的一面，是典型的中庸之道。在孔子、孟子、庄子生活的时代，思想自由并有抱负的士人，在本国受不到重用，随便就游事他国，并不太在乎忠不忠君爱不爱国的问题。孔子在鲁国做官，行使宰相的权力，因为看不惯君主的行为，连基本的谏议之责都不尽，更不要说死谏，怅然挂冠而去，离开自己国家，到其他国家谋发展去了。孔子在鲁国不能算是忠臣。孔子的行为是“君臣以义合”的最好注解。
君臣关系的实质就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隐居、出家固然是“逃”，“以德抗爵（权）”也是“逃”，而最终都是一个“无所逃”。但是，在精神上则不然，能“逃”出者甚多。庄子本身就是，孔子、孟子也是。高屋建瓴地看透了君臣关系的本质，才可以明了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规则。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儒家精神在国家政治中没有被实行。儒家的精神在汉唐盛世时期却部分有所实现，标志性事物就是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汉唐时期，丞相“有大臣之风”。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之权，提高太尉为大司马并冠以将军称号，成为比丞相更显赫的大臣。这不是君权一揽，乾纲独断，依然保留了相权的崇高，不过是把丞相的权力转移了。在汉朝，皇帝的权柄下移于大司马大将军之手，具有积极的意义。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是任大司马大将军时间最长久的一位权臣。霍光在废掉皇帝另立新君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汉书·霍光传》）。此话成为千古名言，充分体现了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精神，与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念是一致的，这样的君臣关系才是儒家之本怀。千百年来，霍光受到中国史学家和政治家的普遍赞颂。这些赞颂都是曲折地“以德抗权”的表现。经过文化断层后的中国人大多看不懂其中的奥妙。
参照体现儒家精神的“霍光故事”来认识清朝康雍乾盛世的君臣关系，就可以看出，“乾纲独断”在汉唐盛世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与康雍乾盛世最大的区别。中国历史上的“霍光故事”是“太阿下移”的典型，这样的君臣关系在清朝是不可想像的。乾隆帝自称“太阿从不下移”。至于权臣和珅的欺君擅权，却不可视为“太阿下移”，因为这是皇帝纵容的结果。历来有作为的皇帝都容不得权臣，康雍二帝尤其如此，乾隆帝对和珅却是例外。
梁启超曾将“二千年来君主之权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全权、亲裁万机，毫不被掣肘于他人者”。康雍乾三帝都是。最后一个盛世的最大特色是权力的一元化，这也是最后的盛世留给中国人最大的政治遗产。清人陶贞一说： “君臣之义，本来是相互尊敬而成立的，如果是君主独自承当困难，而臣下拱手享受其成，还是有臣下当面听从不敢违逆的弊端。而所谓困难，是用这样的方式治国，就只是有君而无臣。故君道以用人为最难。而臣下称职之难，也与之俱现。”（《为臣难，为君不易论》）所谓“有君而无臣”，就是权力都归于君主一人，“乾纲独断”是不利于治国的。
康熙帝是所谓的“理学皇帝”，对于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是赞同的。在君臣关系上讲究“君臣谊均一体”，有“帝者与师处”的胸襟气度。博得了“宽仁”的美名。
雍正帝能做到“霸者与臣处”已属不易。他对于权术的运用十分在行，曾说： “总莫令人看透末后一着，则皆为己用而不令人愚弄矣。然则有意防范更下乘也，总在无声无臭处着脚，则从何处窥探吾之底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五册，339页）这话是对鄂尔泰说的。何谓“末后一着”？“无声无臭处”是何处？说到底，就是把臣子当工具。比如他明知李绂是清官，却有意摧折。这固然是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却大大打击了儒臣的积极性。
乾隆帝明确反对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把臣子视为奴役。只求好用，不论忠奸；过则归臣，善则归君。乾隆帝说：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乾隆实录》卷三二三）其实，“乾纲独断”只是压抑了正常的君臣关系。康雍乾三朝，权臣就有六位： 鳌拜、索额图、明珠、隆科多、年羹尧、和珅。他们都“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的权力。康雍时期的权臣都遭到整肃，惟独和珅，终乾隆一朝而宠信不衰。
乾隆帝固然也常常打击贪官污吏，但是也包庇贪官污吏，如包庇和珅。包庇了一个和绅等于包庇绝大多数贪官污吏。究其根本原因，他不如康熙帝那样尊重民意，尊重儒家思想。乾隆帝前期是尊重儒术的，后期则偏重于法家权术。
乾隆朝晚期，爆发了五省白莲教起义，明显是乾隆帝施政失败的反映。对此，乾纲独断又虚荣浮夸的乾隆帝并无良策。镇压白莲教起义使国家军费支出激增，这就为和珅大肆聚敛钱财，制造了良好的机遇。和珅借机弄权舞弊，贪赃枉法，朝廷内外，贿赂公行。乾隆帝竭力强化“惟知有君”不知有师门的君臣关系，结局却是贪官污吏“惟知有和珅一人”，不知有皇上。从而加重了官场贪风与吏治腐败，是为清朝中衰之开端。这是君臣主奴关系的逻辑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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