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风景区:“四怨干部”要不得，如何破除干部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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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富文化”与慈善

  ■卢周来

  □如果中国社会仍然一味朝着“嫌贫爱富”方向走，对富人没有约束，在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十分惊人的背景下，最后，社会倒可能真会因断裂而走向对富人的清算。

  症状：怨“上”怨“下”怨“别人”怨“前人”，怨条件、怨环境、怨制度、怨文化

  石开：一为怨“上”。对上级的要求、部署，往往不作理解，一上来就质疑。自己工作做不好，怨上级不了解情况、“一刀切”、瞎指挥。二为怨“下”。工作出了问题，不问具体情况，只是一味怨下级缺少执行力、没有行动力，动不动就斥责，把所有过失都记在下级的账上。三为怨“别人”。总觉得别的部门别的单位，不协作、不配合。四为怨“前人”。抱怨上一任干部基础没打好，留下烂摊子。止步不前是因“历史包袱”，出了问题是因“历史隐患”。

  张铁：还有一些干部，对人不批评、不指责，可谓“老好人”。但一旦出现问题、面对矛盾，却仍然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怨这怨那。他们的心态，也可总结为“四怨”。

  一为怨条件。怨物质条件不好，永远缺乏资金、永远人手不足、永远资源有限。怨精神条件糟糕，没有待遇、不给提拔、缺少激励。二为怨环境。不发展是“环境缺乏”，发展慢是“环境恶劣”，发展由快转慢则是“环境变化”。三为怨制度。一出问题，就往“制度”上推，动辄说“制度不科学”、“体制有缺陷”。四为怨文化。一个单位、一段时间的工作出了问题，抱怨是几千年的“文化”拖了后腿。工作没开展，是因“地方文化”；政策没落实，是因“书斋文化”。远的怪“传统文化”，近的怪“官场文化”。

  病因：缺少责任、缺乏担当

  石开：怨气沉沉，怨念丛生，只因为缺少责任、缺乏担当。这“四怨”，无不是把问题往别人身上放，把困难往他人身上推。危中有机，事在人为。“四怨”把外因当根据，正是找借口、寻开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换位思考，对上级，你是执行者；对下级，你是决策者；对同事，你是协作者；对下任，你是前任者。工作出了问题，你怨别人，别人也会怨你。怨来怨去，只会使得工作无法开展、问题无法解决。牢骚太盛，怨声不绝，往往更是因为缺少能力、缺乏行动。

  看什么都不好，是因为什么都做不好。如果只抱怨、不行动，兰考的盐碱地怎能被焦裕禄变成绿洲，阿里的老百姓怎会记下孔繁森的名字？遇到困难，怨天尤人，满口牢骚，首先就是缺少应对挫折的能力。什么成功都不会一蹴而就，任何发展都会经历曲折风险，不能正确地看待困难，不能很好地破解难题，才会用抱怨包围自己、用借口安慰自己。

  张铁：怨这怨那，都是借口。总有制度规范，总有条件、环境甚至文化的束缚。而且，自己也是环境、文化的一部分，作茧自缚，当然放不开手、迈不开步，甚至会助长弊端，让环境更艰苦、“文化”更恶劣。“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铁人”王进喜的豪言，是对外在条件、环境的“蔑视”，当成为每个抱怨者的强心针。怨这怨那，归咎问题于外，忽视了自己的“能量”，看轻了自己的“价值”。把埋怨“改造”成自我批评，或许能踏上进步的阶梯。怨这怨那，是“失败者心态”。转变心态，认真应对抱怨中发现的矛盾和问题，找出更全面、更本质的因素，勇敢地负责，大胆地行动，才能化危为机，干好工作。

  危害：干不出好工作，形不成好风气，带不出好队伍

  石开：一级干部，是整个工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带着怨气，自己不能奋发进取，下级也不会充满激情。怨字是“心上两人相背”，有了怨气，怎么谈团结，怎么讲和谐，又怎么可能创造积极健康的“生态”？“四怨”，肢解了共识、消解了合力、瓦解了和谐。而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级干部的怨气，可能造成整个系统的“怨风”。陷入无休止的抱怨，必定干不出好工作，形不成好风气，带不出好队伍。

  如何破除“四怨”：个人、制度齐努力

  网友：政府是服务为人民的，干部是组织资源和力量行使服务职能的带头人。既然带不好头，又不能为人民服务，就下课，换上能够埋头苦干的新鲜血液。因此，还是要从干部的任用体制上来完善这些问题。在考核时要多走群众路线，多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在使用中加强监督。

  网友：要克服“四怨”陋习，一是要摆正心态，以平常心对待生活，以不平常心对待工作；二是要认识自我，自知能力深浅，不因“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包容自己；三是要坚守目标，不吃别人嚼过的馍，不受外界因素而左右，坚持自己正确的工作思维及方法，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奋进；四是要操守德性，加强个性修养，与人为善，多反省自己，少怨天尤人。

  网友：四怨干部的产生不能孤立地看，里面有推卸责任的成因，也与用人体制不顺畅不科学有关。现实情况是有能力的不一定得到重用，在基层的不一定有人体恤，工作多的不一定得到的就多。久而久之，有责任心的变无责任心，想做的变不想做，想学好的不敢学好。久而久之，想做的、想学好的怨气就生。

  作为部属和下级，把“官位”看淡些，把工作、责任、人民看重些，不要推卸责任、上交矛盾；作为组织和上级，多体恤部属，关心部属，帮助下级多解决困难，有问题多担一些责任，多保护那些工作尽心尽责的干部，不能有成绩是自己的，有问题是部属的。

  网友：这种“四怨俱全”的干部确实不可用。但干部偶尔有怨气确是正常的，作为上级和组织要全面客观来看待。一是要看干部是不是真的“怨”。现在确实有很多上面“许愿”下面“买单”的事，也不管下面能不能“买得起单”，有的自己“唱高调”部属“担责任”；二是要看干部能不能正确对待“怨”，是不是能尽心尽职，能不能干好本职工作。说实在的，现在最不能接受的是那种看起来一点“毛病”没有，工作中一点责任不敢承担的干部。我们应该大胆使用一些“李云龙”式的、对党忠诚、对工作负责、勇于为事业献身，但偶尔也会“发点牢骚”、有一些“小缺点”的干部。

  网友：四怨，其中最主要的是怨上，这和当前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百姓对政府的“怨”——期待，一脉相承，应考虑其合理性。化解四怨，要考虑当下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上级政府如何从全局破解系统矛盾。另外三怨，更多的是从干部自身修养、能力提高诸方面入手。

  本报记者 宋广玉综合

  《人民日报》近日刊发署名“石开”的文章《“四怨干部”要不得》，署名“张铁”的文章《还有“四怨”也误人》。文章指出，面对困难问题矛盾，一些领导干部摆不正心态放不平心绪，怨“上”、怨“下”、怨“别人”、怨“前人”。文章说，陷入无休止的抱怨，必定干不出好工作，形不成好风气，带不出好队伍。“四怨干部”是怎样产生的？有何危害？如何破除干部“四怨”？

  这些年，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人习惯“红眼病”，有仇富情结。并且还把仇富情结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贯的东西，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对富人持排斥态度，在西方文化中比我们更深厚，这源于基督教传统中对“富人原罪”的说法。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认为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并以下地狱和“上帝”的震怒作为对罪恶之人的威慑。富人要想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将自己的全部财富都捐赠给穷人。《新约·马可福音》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位富人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富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又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富人脸色大变，转身走了。于是，耶稣环顾四周，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尽管后来随着资本统治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基督教关于富人原罪的观念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近使基督教教会不得不重新以上帝的名义解释商品经济。但整体上讲，基督教义中关于富人原罪的说法早已深入西方人的骨子里头，潜存在其文化血脉之中。“富人生而有罪”的潜意识像一根无形的鞭子不停地提醒美国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富豪们：想进入天堂吗？先将你的财富捐赠出去才有可能。这至今是美国富豪们热衷于慈善事业的最深层次文化动因。尽管有人争辩说基督“罪富文化”未必对富人真正公平，但无论如何，它构成了对富人的一种有效的心理制约，使他们不致于滥用财富。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罪富文化”的一面。中国“重农抑商”以及“重义轻利”的传统沿续了数千年，在这种传统下，中国古代富人乐施好善的事迹与历史也相当久远，但为何到了今天，这种文化传统反而对中国发迹富人失去了作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罪富文化”已经受到了彻底的摧毁；整个民族心理由“罪富”变成了“崇富”与“罪穷”。

  正是因为缺乏罪富文化的制约，头上三尺没有神明，所以与美国富豪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相比，尽管中国富豪中也不乏慈善家，但整体上讲中国富豪们的形象并不佳：一方面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另一方对慈善事业上十分吝啬。

  为了使中国富人成为慈善家，我还是主张需要适度的“罪富文化”，只要不是“劫富文化”就行。相反，如果中国社会仍然一味朝着“嫌贫爱富”方向走，对富人没有约束，在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十分惊人的背景下，最后，社会可能真会因断裂而走向对富人的清算。因此，从这点上讲，适度的“罪富文化”，使中国更多的富人成为慈善家，使社会更加公平，也符合中国富人的更长远利益。

  以格局定高下

  不以一时快慢论英雄

  发展论坛

  □在经济步入调整周期、经济格局剧变的关键时期，要“以格局定高下，不以一时快慢论英雄”。

  美国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振本土工业，那么，中国如何走上新一轮持续增长之路？

  今年一季度经济负增长5%、广东全省垫底的珠海，“顺应规律保增长，逆势而上抓建设，共克时艰促民生”，前三季度增速迅速回升至4.1%。近两年，珠海通过调结构敲定了超过改革开放30年总和的投资总额，奠定了未来持续高效发展的新格局，未来五年经济总量有望翻一番。

  珠海样本最大的启迪是：在经济步入调整周期、经济格局剧变的关键时期，要“以格局定高下，不以一时快慢论英雄”。

  以格局定高下，是因为包括城市格局、产业格局、交通格局等在内的经济格局，是决定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格局一经定型，短则影响十年八年，长则影响一二十年，不易改变。而经济调整期，则是最好的调格局、“洗牌”的机会。近两年，中国乃至全球，就在经历一轮几十年一遇的大洗牌。在中国粗放型增长模式走到极致并开始转型的同时，全国的产业布局及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各地如何顺势而变、谋篇布局，就成了能否决胜于未来的胜负手。

  以格局定高下，就决定了不能以一时经济增长的快慢来论英雄。这是因为，在经济格局调整的过程中，起初一两年的经济增速，更多的仍然是由旧的经济格局所决定，在经济存量要调整、经济增量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时滞而尚未释放出来之时，经济增速出现较大的起伏甚至迅速滑入低谷的情况，很难完全避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地经济转型起步早晚不一，原有经济格局的惯性大小各异，增量发展的空间条件参差，不同的地方会呈现不同的经济增长走势及发展趋向：有的地方经济转型开始得早一些，这两年回旋的余地就大一些，经济谷底就浅一些，走出低谷的速度也快一些；有的地方经济转型启动晚一些，但经济存量结构问题小一些，剩余的发展空间大一些，这两年的经济波动也就大一些，但未来走出低谷的速度也将快一些，势头猛一些；有的地方经济转型动手也晚了一点，同时经济存量结构问题大一些，新的发展空间小一些，那这两年就会出现经济波动大、阵痛期长的双重考验，但只要能扛得住、忍得住，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岁末年终，又到了盘点一年发展成果、谋划来年发展大计的重要时点，但愿各地能不单纯以一时经济增长的快慢来论英雄，而是将思想统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作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的论断上来，以促转变为重点，以定格局论高下。

  （文/南方日报评论员）

  将传统产业发展为“精致产业”

  ■金 碚

  □美国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振本土工业，我们要靠产业投资、产业创新支撑起我们自己的经济增长空间：不仅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要长期努力将传统产业发展为“精致产业”，培育更多“精致企业”。

  奥巴马新近提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要让美国回归实体经济，重新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曾经依靠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增长的美国，从过去把工业生产大量环节转移海外的“去工业化”到现在“再工业化”，这个调整令人关注。

  我觉得，在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触底、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曲折缓慢回升的过程中，必须靠产业投资、产业创新支撑起我们自己的经济增长空间：不仅要发展高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要长期努力将传统产业发展为“精致产业”，培育更多“精致企业”。

  美国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振本土工业

  回顾美国金融创新鼎盛之时，制造业曾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由于资源环境问题，传统产业失宠于投资者；随着纳斯达克指数的崩盘，投资者又疏远了以电子信息和网络经济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

  然而，虚拟的基石支撑不了经济的长久发展。尽管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只有15%左右，但由于经济总量巨大，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仍高达20%左右。现在，美国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振本土工业，一方面是防止制造业萎缩失去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一方面是要通过产业升级化解高成本压力，寻找像“智慧地球”一样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而不是仅仅恢复传统的制造业。

  形成“精致产业”，培育“精致企业”，与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并进

  就中国而言，我们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美国是“再工业化”，而我们的二产发展还不够充分、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中国在实体经济层面确实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为只有一个发达的工业基础，才能解决中国的城市化、交通运输、国土整治、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和国土治理，乃至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问题。

  但中国实体经济目前遇到两个基本问题：产业结构演变和企业的持续竞争力提升。从长远看，中国产业要升级；现实来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不可能放弃传统产业，或是传统产业中的低端部门。在现阶段，传统产业必须在与新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共存中“复兴”，而不是很快走向“衰亡”。

  还有，由于中国仅仅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世界工业化200年—300年的历史，极度压缩的发展过程，使中国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培育具有不可避免的“速生”性质和“浅层化”现象，缺乏“精致产业”和“精致企业”。因此，中国未来要解决的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问题是，不仅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也要长期努力将传统产业发展为“精致产业”，培育更多“精致企业”。

  解决创新均衡机制问题

  无论是发展高技术产业，还是培育“精致产业”和“精致企业”，都必须要有自主技术。中国发展自主技术必须解决的最基本问题是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中国产业发展长期战略。所以，中国在工业化现阶段，如何以更科学可行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通过更高效率利用资源来根本解决资源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

  我觉得，最根本的出路是激励和培育起各产业和企业通过提升自身效率来消化成本上升因素的能力。关键是要解决一个创新均衡机制问题：一方面要有投资者预期回报的足够动力，另一方面要有创新适度的有效约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