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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河东进发

◎ 古 雨

一条大河将城市分为两半，一边叫河西，一边叫河东。叫河西的这一半，已经沉积了2300年的历史嬗变，不同的城市主人在城市的这一边涂抹着不同性格的色彩，刻画着不同时代的印记。河东这一半，在十七世纪初的一段岁月里吸引了全中国的目光，在之后漫长的时间里，它始终期待着再一次的崛起与辉煌。

在河西的空间里，你可以感受到巨大的时间落差。护城河畔的广佑禅寺，是佛教早期传入中土的寺庙之一，早在东汉时期的辽阳，就已经体现出了开阔的胸襟和包容的性格。散落在河西北部、东部的汉魏壁画墓群，透射着古代辽阳人的精神世界和艺术构想，在中华文明的殿堂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芒。作为辽阳城市象征的辽代白塔，以中华六大古塔的身姿傲然屹立，以其鲜明的佛教象征和精湛的建筑技艺，将厚重的文化遗产留给了今天。建于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的关帝庙，其宏大的建筑规模以及在古代东北首屈一指的地位，昭示着自古至今辽阳人对信义的尊崇和膜拜。

翻开古老中国的相册，不时闪现着辽阳人的身影。辽阳城内旧有“华表仙桩”，是蜚声华夏的辽阳丁令威“化鹤”之处。丁令威古籍有传、仙册有名，是中华最早的古仙之一，足征辽阳为吉祥之地并非只是今日。秦汉以降，辽阳代有才人，展现着辽阳不同的面孔。隋朝末年揭竿而起的李密，追求的是公正和平等；金代主持燕京修建的张浩，体现的是运筹和规划；清初治河专家靳辅，展示的是科学和理性；大败雅克萨俄军的彭春，维护的是疆土和荣誉；有关东才子之称的王尔烈，留下的是才智和机敏；祖籍辽阳的文学巨匠曹雪芹，则成为辽阳永远的光荣与骄傲……千百年来，辽阳作为东北文化的首善之区，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中华北方文明的领跑者。

新中国建立后，辽阳同样人才辈出。王崇伦在这里长大，雷锋从这里入伍。在辽阳的儿女中，有中科院院士王立鼎，工程院院士沈荣显、王兴治、丁德文、衣宝廉，文学家徐放，艺术家刘江、刘兰芳，史学家金毓黻、孙文良、佟冬、孙克复、张博泉，奥运冠军王义夫、袁华……辽阳始终是一个充满了激情与活力的城市。而这样一座承载着历史积淀和文明光辉的城市，一定会有更加夺目的辉煌。

千百年来，河东在期待中，默默地为河西的灿烂输送着血液和养分，一起书写着辽阳的历史。河西的丁令威，修行之地在河东的华表山。河西的广佑寺主持道圆，却把灵骨安葬在河东的青云山。河西的壁画墓石，采自河东的石场。河西所用的陶瓷，来自河东的冮官窑。一代帝王努尔哈赤独具慧眼，在取得辽阳后，竟发出了“辽阳乃天赐我者”的慨叹，毅然将都城迁到辽阳，完成了由偏居一隅到割据辽东的战略大调整，为其后代进攻中原、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河东实为河西的大后方。

历史上，太子丹藏匿太子岛，公孙渊授首梁水上，薛仁贵横山大破敌，清太祖陈兵攻辽城。这些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都与河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王朝绥抚、控御辽河以东少数民族，均需大力经营河东，视之为锁钥之地，驿站、馆舍沿途而建，自汉至清，几未断绝。河东实为东北的桥头堡。

河东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向北，通过沈阳连接东北亚；向南，越过辽东半岛连接广阔中原；向东，跨越丹东连接日本、朝鲜；向西，穿过辽宁连接整个中国北方。在中国，江南开放了，江北也开放了。在上海，浦西崛起了，浦东也崛起了。在辽阳，河西发展了，河东也要发展。

中国发展的中心在北移，由珠江三角洲而长江三角洲，由长江三角洲而环渤海。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都开始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辽宁更是千帆竞发，时不我待。河东有山林之饶，有矿藏之富，有水利之力。河东为发展积累了太多的能量，等待了太久的时间。我们期待的是那摧枯拉朽、催人奋进的东风。

开发河东，是辽阳市民殷殷的期待，是辽阳决策者们多年的梦想，也是全省发展蓝图上的点睛之笔。陈政高省长对河东的描绘充满热望，向世界的宣言激动人心：“举全省之力建设河东。”我们期待的已经来临，多少代人的梦想将要实现。我们，深孚众望的当代辽阳人，有幸成为伟大时代的见证者，更有责任成为城市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我们相信，把河西装扮得日益美丽的辽阳人，一定会让河东变得更加美丽。……

中国·辽阳

辽阳市位于以沈阳市为中心的辽宁省中部腹地发达城市群的南侧。全区最大横距92.2公里，最大纵距100.3公里，总面积4743平方公里，人口183万。是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投资环境百佳城市，连续六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2007年在全省文明城市创建评比中名列第一。

一

辽阳地区气候宜人，东部低山丘陵地带为温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北部丘陵平原地带为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西部沿河平原区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

辽阳地区水资源丰富，境内流程5公里以上的大小河流86条，其中10公里以上的大小河流29条，组成了太子河、浑河两大水系，是东北少有的优质水富成水地区。至今仍提供辽阳、鞍山市约200万城区人口生活用水，鞍钢、辽化两个超大型企业和辽鞍两市工业用水，以及辽阳约150万亩农田灌溉和农村120万人生活用水的全部水源。

辽阳矿产资源丰富，种类之多、储量之大，可列为全省资源丰富城市之一。其中硅石、白云母的储量，分别占全省的60.76％、69.35％，矿产保有量居省内第一位；居第二位的矿藏有铁、石膏，分别占18.33％、40.47％；居省第三位的有水泥灰岩、熔剂灰岩，分别占17.25％、16.8％。此外，石油、天然气、煤、金、黄铁矿、磷、耐火粘土、钾长石、菱美、滑石、透辉石以及稀土等在辽宁省内都占有重要位置。

辽阳地区交通发达。以长大铁路和沈大高速公路为主要交通干线，北往70公里，紧依全国机器制造中心、辽宁省省会沈阳市，并经长春市、哈尔滨市与全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输油管道和铁路相通；南去26公里,与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鞍山毗连，又南去125公里,即达海湾港口营口市,距全国最大的海运口岸和沿海开放城市大连300公里；以辽溪铁路、辽溪公路为交通纽带，东去79公里，与煤铁之城本溪市紧邻；西去与辽河油田腹地盘锦市有铁路、公路相通；通过距辽阳60公里的沈阳航空港和大连港口,与全国及世界各地相联系。1988年国务院批准辽阳市为辽东半岛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

二

辽阳，古称襄平，始终是古代东北地区最发达的城市。早在西汉武帝时，辽东郡即设有铁官、盐官管理冶铁业、盐业的生产和交易，官办铁场有100余户。陶器、漆器、纺织品、铜饰产品等，也都有较高的水平。已出土的文物表明，西汉时期襄平城人口密集，农牧业生产、建筑技术、粮食加工技术及筑井技术都相当发达。1955年在辽阳市北郊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发掘出铁制生产工具265件，农业生产工具占一半以上，其次是手工业生产工具、车马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发掘的铁铧分大、中、小三种类型，证明当时已经大量使用畜力耕作。在商业方面，辽东郡18个县的商人，聚集襄平直接进行交易。东汉末年，军阀割据，中原少安，而辽东郡偏居东北一隅，得以振兴，不仅商业、手工业等经济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文化教育艺术方面也成就显赫。当时为战乱所迫，中原一批贤良高士避居辽东，管宁、邴原、王烈号称辽东三杰，设馆授课，从事文化教育，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在东汉、魏晋墓葬中发现的车骑仪仗、宴饮、乐舞、杂技、仓禀、庖厨等壁画，说明当时襄平城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记载，襄平城的规模宏大，为土筑方城，四面有门，城内外居住人口达到30余万人，是辽东郡辖县中最大的县城，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商品贸易、各种货物的集散地。

辽代时，这里是辽国五京之一。辽阳城附近人口又恢复到近30万人，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辽阳中心城市的作用已经体现。在采矿冶铁方面，东京辽阳府设有户部司，管理辽东地区的矿冶生产。辽阳南部地区考古发现有辽代矿坑遗址两三处，深者达18米，可见当时矿冶规模。这个时期辽阳城内的手工冶铁、锻铁工艺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生产的镔铁农具和兵器，以精好见称，驰名中原。东京辽阳府也是辽代纺织业的重要基地，辽初，东丹国每年以细布5万匹，精布10万匹，向辽朝中央纳贡。陶瓷生产也是当时东京辽阳府的突出成就，可以大量生产白釉粗瓷等产品。东京辽阳府已经是东北方的商业中心，城内有朝夕终日不断的贸易市场，生意兴隆，来自朝鲜、蒙古、黑龙江等地的商品，栈垛如山，南方的罗纨、茶叶、中草药，本地生产的牛、马、羊、人参、貂皮、鹿茸等各色商品，在城中进行交易。建筑业非常发达，可以建造工艺复杂的70余米的高塔。

金代辽阳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继续发展。这一带的荒地被大量开垦，耕地面积扩充，形成了发达的农业区，是著名的粮食产区。在冶铁、锻铁业方面，从已出土的金代铁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证明，其生产技术都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也证明农业生产的规模和精深程度。当时辽阳城内外纺织业作坊也非常多，除产丝棉、绫、锦、绢以外，还盛产著名的“师姑布”。当时有民谣描绘金代辽阳经济的繁盛：城东“甲乙”木，城南“丙丁”火，城西“庚辛”金，城北“壬癸”水。“木”指辽阳东部山区的大量木材，多经由太子河水运至城东或转运外地；“火”指城南多窑地，冶铁、制陶，夜晚火光冲天；“金”指城西多手工业作坊，铁制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生活用具等都在这里制造；“水”指城北临太子河，是重要的水运口岸，百姓多以渡船营运为生。

明朝立国后，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长达万里的防御线上，设置了9个国防重镇，辽阳是其中之一的辽东镇。从洪武五年（1372）起用了4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辽阳城的建设。“城高三丈三尺，池深一丈五尺，城周围二十四里三百八十五步。城门六个，南二，左安定，右泰和。东二，南平夷，北广顺。西肃清，正北镇远。”另有北城，门三，东曰永智，西曰武靖，北曰无敌。角楼四座，东南名筹边（即清代魁星楼），东北名镇远，西南名望京，西北名平胡。钟，鼓楼各一处。此城规模之宏大，城池之坚固为当时东北第一。万历四十八年（1620），熊廷弼守辽东，又“大修辽阳城，高厚壮固，屹然雄峙。” 当时辽阳城内驻军两万五千多人，驻军与屯田，给辽阳城带来的繁荣是相当可观的。店铺、茶楼、酒肆林立，集市大多分布于南城，城中央主要干道两边商号密集。

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在辽阳河东修建东京城作为都城。清朝夺取全国政权后，因辽东系发祥重地，在辽阳设城守尉和辽阳府管理旗民事务，此后辽阳城屡加修缮。

三

辽阳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人文景观和许多美不胜收的风景区。闻名世界的汉魏壁画墓群和中华六大古塔之一的辽代白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自汉代的广佑寺规模宏大，有世界最大的室内坐佛。清代东京城，是后金定鼎的国都。清代东京陵，一度作为后金国的祖陵。曹雪芹高祖曹振彦题名碑，无可争议地证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著籍襄平。

辽阳的自然景观有山青水秀的汤河旅游风景区，风光旖旎的核伙沟自然风景区，谷幽林茂的石洞沟森林公园，碧波涟涟的葠窝水库旅游区，蜿蜒奔流的太子河及四亿年前形成的喀斯特古溶洞——观音洞和冷热地奇观。

著名的汤河温泉水温高达72℃，含氡量居全国之首，是珍贵的高氡硅酸医疗矿泉。汤河冷泉位于温泉区内，常温15℃，硒元素含量很高，优于崂山矿泉，是良好的矿泉饮料资源，开发利用潜力极大。

辽阳的饮食文化丰富而具特色，汤河鲜鱼冠绝辽东。汤河鲜鱼皆取自辽宁省唯一未被污染的水库——汤河水库，主要品种有：鲢鱼、鲫鱼、老头鱼、鲤鱼、草鱼、岛子鱼、麻口、公鱼、嘎牙鱼、虫虫鱼、黑鱼等30多种，年可销售鲜鱼近15万公斤。汤河鲜鱼肉质鲜嫩，味道清鲜，其特色餐饮品牌，在省内外远近闻名。2002年，汤河“滋补鱼头”被省旅游系统评为“辽宁省十大风味食品”。

四

近年来，辽阳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2007年，全地区生产总值实现469.5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8.08亿元，增长28.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0.5亿元，比上年增长27.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7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41元，比上年增长16.5%。农民人均纯收入5425元，增长17.9%。

辽阳是国家、省商品粮基地和瘦肉型猪、淡水鱼养殖基地,以高产优质粮田、蔬菜温室大棚、畜牧业（黄牛、生猪、肉鸡）、林果业、淡水养殖业“五项开发”为重点的“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正向纵深发展。西部平原土质肥沃，享有“粮仓”之称；东部山区林果茂盛，盛产山楂、南果梨。

全市农村建起了9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培育了10大主导产业和10条产业链，形成了与资源特点相适应的区域化格局。民营经济形成了以矿业开发、建材、钢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服装加工为主的一批有影响的企业集团。铝型材、钢模板、纺织袋、皮装加工等行业在东北乃至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

辽阳不仅历史积淀厚重、自然秉赋优越，而且工业基础雄厚、高素质技术工人集聚。已形成了以石油化纤工业为主体，以化工、轻纺、机械、电子、建材为重点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辽阳正紧紧抓住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倾力开发河东地区，打造世界级芳烃基地，建设沈辽鞍营经济带（辽阳段）。争取在未来的几年内使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00亿元、建成区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100万人。市委十届五次全会确定的“三大战略举措”和“四个一”奋斗目标，让辽阳未来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确，前景更加喜人。未来的辽阳必将成为沈阳经济区的经济隆起点，为辽宁和东北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历代典籍中的辽阳

◎ 李大伟

《史记·匈奴列传》：

“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史记·刺客列传》：

“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银雀山汉墓竹简》：

“东伐青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孙子曰）

《汉书·地理志》：

辽东郡，秦置。属幽州。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襄平，有牧师官，莽曰昌平。……居就，室伪山，室伪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

《后汉书》：

“会襄平社生大石丈余，下有三小石为足，度以为己瑞。初平元年，乃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并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为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鸾辂九旒旄头羽骑。”

《三国志》：

丙寅，司马宣王围公孙渊于襄平，大破之，传渊首于京都，海东诸郡平。

《资治通鉴》：

“始皇帝下二十一年 冬，十月，王翦拔蓟，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东保辽东，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遗燕王书，令杀太子丹以献。丹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斩丹，欲以献王，王复进兵攻之”。

《晋书》：

时有长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东北，坠于梁水，城中震慑。  

初，帝至襄平，梦天子枕其膝，曰：“视吾面。”俯视有异于常，心恶之。

丙戌，麟见襄平。

魏置东夷校尉，居襄平，而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后还合为幽州。

怀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县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汉皆可涉。

公孙文懿时，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体不声，其国灭亡。”文懿寻为魏所诛。

起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

此后关东遇水，民亡产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用，胡可胜言。

宣王薄伐，猛锐长驱，师次辽阳，而城池不守；枹鼓暂鸣，而元凶折首。于是远近疆埸，列郡大荒，收离聚散，大安其居，众庶悦服，殊俗款附。自兹以降，九野清泰，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楛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巍巍荡荡，想所具闻也。

《宋书》：

晋愍帝建兴元年八月癸亥，嘉禾生襄平县，一茎七穗。建兴二年六月，嘉禾生平州治，三实同蒂。建兴三年七月，嘉禾生襄平县，异体同蒂。

晋愍帝建兴二年六月，木连理生襄平。建兴三年十二月戊午，白雉见襄平。

《旧唐史》：

右羽林大将军、辽国公李多祚进封辽阳郡王，赐实封六百户。

隋室列四郡于卑和海西，创三州于扶南江北，辽阳失律，因而弃之。

《辽史》：

冬十二月庚子朔，幸辽阳故城。

二月丙寅，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

东京道 东京辽阳府，本朝鲜之地。周武王释箕子囚，去之朝鲜，因以封之。

神册四年，葺辽阳故城，以渤海、汉户建东平郡，为防御州。

天显三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天显十三年，改南京为东京，府曰辽阳。

天显四年，太宗幸辽阳府，人皇王备乘舆羽僺以迎。乾亨五年，圣宗东巡，东京留守具仪僺迎车驾。此故渤海仪僺也。

《金史》：

十月乙巳，阴迷失道，二鼓始达营所。丙午，庆云见。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即位于辽阳，改元大定，大赦。

是岁，世宗居贞懿皇后忧，在辽阳，一日方寝，有红光照其室，及其龙见于室上，又夜有大星流入其邸。

辽阳府，中。东京留守司。本渤海辽阳故城，辽完葺之，郡名东平。天显三年，升为南京，府曰辽阳。十三年，更为东京。太宗天会十年，改南京路平州军帅司为东南路都统司之时，尝治于此，以镇高丽。

辽阳倚东梁河，国名兀鲁忽必剌，俗名太子河。

《辽史》：

戊戌，大赦。敕弛辽阳渔猎之禁，惟毋杀孕兽。

丙寅，赐云南王涂金驼钮印。改南京路为汴梁路，北京路为武平路，西京路为大同路，东京路为辽阳路，中兴路为宁夏府路。

《读史方舆纪要》：

太子河即故衍水，燕太子丹匿于衍水中，后人因名为太子河。

《天工开物》：

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横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

《元史》：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徒存其名而无城邑者，不在此数。

辽阳路，上。 唐以前为高句骊及渤海大氏所有。梁贞明中，阿保机以辽阳故城为东平郡。后唐升为南京。石晋改为东京。金置辽阳府，领辽阳、鹤野二县；后复改为东京，宜丰、澄、复、盖、沈、贵德州、广宁府、来远军并属焉。元初废贵德、澄、复州、来远军，以广宁府、婆娑府、懿州、盖州作四路，直隶省。至元六年，置东京总管府，降广宁为散府隶之。十五年，割广宁仍自行路事，直隶省。十七年，又以婆娑府、懿州、盖州来属。二十四年，始立行省。二十五年，改东京为辽阳路，后废婆娑府为巡检司。户三千七百八，口三万三千二百三十一。 壬子年抄籍数。 领县一、州二。

《明史》：

辽东都指挥使司 元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治辽阳路。 洪武四年七月置定辽都卫。六年六月置辽阳府、县。八年十月改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治定辽中卫，领卫二十五，州二。十年，府县俱罢。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由海道至山东布政司，二千一百五十里。距南京一千四百里，京师一千七百里。

《清史稿》：

天命六年庚申，乘胜趋辽阳。袁应泰引水注濠，环城列炮，督军出战，不支而退，守城楼。壬戌，我右翼军毁闸，左翼军毁桥，右翼傅西城升陴，左翼闻之，毕登。明军犹列炬巷战，达旦皆溃，袁应泰自焚死，御史张铨被执，不屈死。癸亥，入辽阳。辽人具乘舆鼓乐迎上，夹道呼万岁。命皇子德格类徇辽以南，所至迎降，兵宿城上，不入民舍。

天命七年二月癸未，上还辽阳。辽阳城圮，迁于太子河滨。

天命九年四月，营山陵于东京城东北阳鲁山，奉景祖、显祖迁葬焉，是曰永陵。

《清史稿》：

辽阳州 明，定辽中卫，兼置自在州。天命六年三月克辽阳，四月迁都于此。十年移沈阳。顺治十年设辽阳府，辽阳县附郭。十四年，府移县来隶。康熙三年六月，县升为州，仍隶府。有城守尉。南：千山山脉，东自怀仁老岭入，为辽东半岛之脊，山南之水，独行入海，辽东山脉主峰也。北：太子河，自本溪入，西流至辽中境，迤南入海城。左受细河、蓝河、汤河、沙河、鞍山河；右受十里河，浑河支水，国语曰塔思哈河。旧设驿三：曰迎水寺、浪子山、甜水站。商埠，光绪三十一年中日约开。有东清铁路。

《满洲秘档》：

天命六年九月，上谕群臣曰：“我国家承天眷佑，奄有辽东。然东南有朝鲜，西北有蒙古，二国皆未帖服。若往征西南之明，则辽阳城年久失修，颓废不堪，恐贻内顾之忧。必更筑坚城，留兵驻守，庶可坦然前驱也。”贝勒大臣等谏曰：“土木劳民，不如其已。”上曰：“吾今决意征明，岂容中止。汝等惟惜一时之劳，不图远大之业，善谋国者，岂若是乎？其速令新附之民筑城，勿得迟疑。至于庐舍，悉宜自建，以省民力。”群臣皆曰：“善。”遂筑城辽阳东太子河边，建宫室，迁焉，名曰东京。

《清史稿》：

志七十五·乐七 

乐章五铙歌大乐 铙歌清乐凯歌辞

巡幸铙歌大乐二十八章乾隆七年定。

第二十一 建辽阳，爰筑崇墉。矗金城兮万雉，控列辟兮朝宗。远迩兮归怀，庶邦兮是同。 一解 慑天威，争执鞭弭；歌孔迩，原受帡幪。兴朝正朔咸尊奉，遂荒大东。 二解 有哈达，首鼠两端，数渝盟，自外陶镕。天兵一举咸惊悚，似草从风。 三解 有辉发，反覆不常，外生成，夜郎自雄。六师迅发如雷动，弃甲投弓。 四解 有乌拉，包藏祸心，逞螳臂，欲试车冲。戈鋋一指雕弧控，似扫蚍蠓。 五解 有叶赫，凭陵负嵎，似游鳞，翔洋釜中。狡焉潜结朝鲜众，朝夕羽书通。 六解 有朝鲜，僻处海滨，与叶赫，狼狈交通。蛩蛩甘草相承奉，结垒似屯蜂。 七解 闵明季，阳九方丁，如悬磬，杼柚其空。朝鲜叶赫相愚弄，势蹙不知穷。 八解 四路兵，犄角来侵，无纪律，谁適为雄。一时乌合无拳勇，号令马牛风。 九解 五十万，封豕长蛇，肆贪狼，非不恟恟。止缘逐利非心奉，临事各西东。 十解 恣侵陵，师出无名，我天朝，用诘兵戎。堂堂八阵天威耸，落叶扫秋风。十一解 壹戎衣，为救黎元，曾不费，蒿矢桃弓。……

辽阳历史沿革

◎ 叶红钢

辽阳，古称襄平，最早的称谓见于《史记》。以后曾先后易名为昌平、辽东、辽州、东平、铁凤、南京、东京等。西晋初年，代表今辽阳市的辽阳一词出现。辽会同元年（938）置辽阳府，为官方辽阳一词出现之始。

由于古代辽东地区“东逾鸭绿而控朝鲜，西接山海而拱京畿，南跨溟渤而连青冀，北越辽河而亘沙漠”的地理位置，因而在我国东北边疆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辽阳位于辽宁省中部，东依千山山脉，西临辽河平原，是辽东连接各方的枢纽之地。因此，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7世纪，长期作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而载入史册,被古代统治者誉为“东北之雄藩，国家之重镇”。建置史长达2300年。

根据考古发掘得知，旧石器时代辽阳地区已经有古人类居住。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看，辽阳地区安平、小屯两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证明辽阳是东北地区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大约从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初－前11世纪）灭亡后的公元前1046年起，商朝三贤之一的箕子（另两位为微子和比干）不愿做周国的臣民，率5000余人由孤竹国东行，经辽阳地区“走之朝鲜”。箕子入辽期间，用中原王朝的道德礼法教化辽东百姓，并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这应该看作是辽阳文明的开端。

燕国（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22年）在周初立国不久，即进入辽西地区，统治区域开始向辽东扩展。《管子·地数篇》载：“燕有辽东之煮”，表明至迟到春秋时，燕对辽东已经有了一定的管理关系，但真正将辽东纳入燕国版图，则是在战国的末期。约公元前284-279年间，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辽东郡郡治襄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辽阳建置之始。此前，辽阳地区应被称做“衍”。1972年出土于喇嘛园的一件战国青铜矛上，一面就有“衍”字铭文。太子河最早称为“衍水”。

秦始皇十九年（前228），秦在灭亡了赵国后，兵临易水，将攻燕。燕太子丹在危急之时，通过田光认识荆轲，欲派其刺杀秦王。次年，他派荆轲为使者，秦舞阳为副使（秦舞阳即建辽东等郡的秦开之孙），携秦国逃亡燕的将军樊于期的人头连同燕国督亢地图，以请“举国为人臣”为名，朝见秦王。事先把匕首卷在图里，慢慢展开地图，最后露出匕首。（即“图穷匕见”或“图穷匕首见”成语的由来） 荆轲刺秦失败后，秦王派兵攻燕。次年，秦军攻克燕都蓟城。燕太子丹和燕王喜“走保辽东”，秦将李信率大军随后追击。太子丹藏匿于衍水中，但终被燕王喜斩杀并将头献秦军以求和。经考证，多数学者认为辽阳城东的太子岛即为太子丹殉难处，这也是衍水后来改称太子河的渊源。明代诗人韩承训《太水环带》诗中就有“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传太子名”的慨叹。

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攻下辽东。次年，分天下为36郡，仍设辽东郡，首府仍治襄平。

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但辽东地区为封国，并未实行郡县制。公元前195年，汉政权在剪灭异姓王的过程中，汉军北上驱逐燕王卢绾，收复燕地，结束了辽东等地被诸侯王割据长达14年之久的历史，设置了地方管理机构，襄平仍为辽东郡首县。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汉朝东定卫满朝鲜后，辽东郡领有襄平、新昌、无虑、望平、房、候城、辽队、辽阳、险渎、居就、高显、安市、武次、平郭、西安平、番汗、文、沓氏18县。其中，襄平、居就两县在现今辽阳区域内，居就县位于今天辽阳县河栏镇亮甲村西北的汤河上游东岸。当时的辽阳县位于今天辽中县茨榆坨镇偏堡子村附近浑河北岸。

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大乱。辽东太守公孙度趁机割据自立，自封为辽东侯，称平州牧，以襄平县为平州和辽东郡首府。中原世家大族以及流民蜂拥而至，管宁、邴原、王烈等名士也纷纷前来投奔公孙氏。（时人称华歆、邴原、管宁三人在一起为一条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身、管宁为龙尾。此外，“管宁割席”、“割席”、“割席绝交”就是讲的管宁不齿华歆，与之绝交的故事。）

公元238年正月，魏明帝派司马懿将兵4万人征伐辽东。双方大战于首山，辽东兵大败，退保襄平城。司马懿在雨中围困襄平城一月有余，8月城破，斩杀公孙渊于梁水（即太子河），城中官吏、将士及15岁以上男子皆被杀。

汉代太子河称为梁水、大梁水、东梁河，时人有“居就粱，梁水鲂”的赞誉。曹操就喜食辽东赤粱。

晋朝统一天下后，晋武帝于泰始十年（274）又置平州。设平州刺史兼东夷校尉，居襄平。（就在此前一段时期，作为现今辽阳市的“辽阳”城市称谓开始出现。此时，位于辽中县茨榆坨镇偏堡子村的辽阳县已经撤废。另：北魏时，山西左权县一度称为辽阳县）。这时的平州刺史，不仅管辖东北地区的汉族，还统御、羁縻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实际上是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官员和军事长官。由于北方游牧部落不断南下，到东晋时期，辽东地区已呈现汉人与鲜卑人杂处的局面。公元319年，鲜卑慕容氏取代晋朝而据有辽东，后成立燕国，史称前燕。公元370年，前秦苻坚击败前燕据有辽东，淝水之战（383）后，前秦势力逐渐衰微，从公元385年起至404年，襄平地区置于后燕的管辖之内。

上世纪上半叶起，辽阳地区陆续发现20余座东汉魏晋时期壁画墓葬，集中分布在辽阳市北郊的北园、棒台子、三道壕以及城东鹅房一带。墓葬壁画内容丰富，色彩鲜艳，有车骑、仪仗、宴饮、乐舞、杂技、斗鸡、仓廪、庖厨等等，形象地反映了汉晋时代豪门大族的奢侈生活场景。墓葬及其壁画在全国享有盛誉，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和绘画艺术价值。早在1961年3月，棒台子、三道壕、小青堆子等9处汉魏墓葬与万里长城、故宫一起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北园三号和鹅房壁画墓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入选，使辽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壁画墓达到了11座。

在遭受了中原王朝两次沉重打击后，偏于一隅的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势力开始逐渐恢复并壮大。到了东晋末年，东晋政权已失去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能力，各割据势力纷纷拥兵称雄，慕容氏的后燕政权也因内讧叠起，国势渐衰，高句丽遂开始再次向辽东扩张。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高句丽终于击败后燕，攻占了辽东中心城市襄平城，将辽东地区据为已有，并改襄平城为辽东城。此后，燕王慕容熙虽两次出兵反击，力图夺回辽东地区，但均告失败。辽东自此牢牢地控制在高句丽手中。

唐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举兵征高句丽，驻跸首山，破白岩城（即燕州城）、辽东城，才使辽阳在被高句丽统治了240余年之后重新归属中央政权。唐太宗改辽东城为辽城，设辽城州，并做《辽城望月》诗。

在唐太宗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于大业年间曾经三征高句丽，唐太宗在初征高句丽后也曾多次采取骚扰战略以耗其国力，一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王朝才攻灭高句丽。置安东都护府，并一度将安东都护府的首府内迁至辽阳。

唐朝末年以后，契丹族兴起于辽河流域。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契丹，后改国号为辽。神册三年（918），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辽东城。翌年，修葺辽阳故城，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并“铸铁凤以镇之”，因称辽阳为铁凤城。天显元年（926），阿保机攻灭渤海国后，封皇太子耶律倍于其地，称“人皇王”。天显三年（928），辽太宗耶律德光改辽阳府为南京，迁东丹国首都于辽阳，建东丹王宫（今辽阳市老城东北隅）。辽会同元年（938），改南京为东京，设东京道，置辽阳府，辽阳遂为五京之一。这是辽阳行政建置上称“辽阳”的开始。东京辽阳府辖辽阳、仙乡、鹤野、析木、紫蒙、兴辽、肃慎、归仁、顺化等9县。当时的辽阳城规模宏大，高三丈，有楼橹，幅员三十里，八门，格外壮观。宫墙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辽代崇信佛教，在辽阳兴建了许多寺庙，辽阳也因此成为辽代的佛教中心之一。

天显五年（930），耶律倍因受其弟耶律德光猜忌，逃奔后唐，东丹国名存实亡。耶律倍曾做《海上诗》以抒胸臆。

太子河一名出现在辽代，与东梁河和大梁水并称。这个名称的由来，大概反映了辽阳人民对燕太子丹和辽太子耶律倍的共同怀想。

继辽代统治辽东地区的王朝为金朝，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国家。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建国，1116年5月，金兵攻占东京城。仍因袭辽制，辽阳为五京之一，东京路首府，领辽阳、鹤野两县。置东京留守司，治今辽阳城。公元1155年，完颜雍出任东京留守司留守兼府尹，在渤海李氏大族等的支持下，于1161年10月在辽阳拥兵称帝，史称金世宗，并改元大定。

金代，因金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李氏出生于辽阳，以及金世宗登基于此，因而辽阳城处于非常荣耀的地位。贞懿皇后寡居后，于金熙宗年间出家为尼，熙宗赐其法号通慧圆明，并赐紫袈裟。回到辽阳后，营建清安寺。根据辽阳出土的《东京大清安禅寺英公禅师塔铭》所记，“贞懿太后以内府金钱三十余万，即东都建清安寺……有资巨百万……金帛山积。”该寺庙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金朝后期，北方蒙古族迅速崛起。金贞祐三年（1215）夏，太师、国王木华黎命令也先率千骑为先锋，兵锋直指辽东，以诈术夺取辽阳城。后元朝政府设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辖区北至黑龙江流域及外兴安岭地区，南抵于海，东至朝鲜半岛中部，西南与大都、上都所在之中书省毗邻，与汗国之故地岭北行省接界。辽阳行省辖7路，其中有辽阳路，辽阳路领有辽阳县。

明朝建立初期，元顺帝仍拥兵北边。洪武四年（1371），明将马云、叶旺攻破高家奴老鸦山寨（今辽阳市东），随即攻破辽阳等地。洪武八年（1375），设辽东都指挥使司，为全东北的军事管理机构。辽东都司下设25卫，辖境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大部地区，治辽阳。其中定辽中卫、定辽左卫、定辽右卫（后迁至凤凰城）、定辽后卫、定辽前卫、东宁卫、自在州与都司衙门同在辽阳城内。

明代的辽阳城，规模宏大与坚固为当时东北第一，人口繁盛，经济发达。时任辽东苑马寺卿的张鏊有诗称赞“辽阳春似洛阳春，紫陌花飞不见尘。”

明朝中期之后，位于辽东东部山区的女真部落迅速崛起。明万历十一年（1583），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剿杀建州右卫阿台时，误杀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努尔哈赤以此为由，以13副遗甲起兵对抗，开始了统一女真部落并最终对抗明王朝的历程。至公元1616年前，努尔哈赤统辖的地域东到图们江，东北达松花江乃至乌苏里江，北至开原并到达了内蒙古的东部，南界鸭绿江与朝鲜为邻。并完备了八旗制度，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增强。1616年农历年元旦，努尔哈赤在今抚顺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年号天命。为了区分此金国与11世纪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国，我们称努尔哈赤建立的国家为“后金”。

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四月十五日，轻取抚顺。次年，取得萨尔浒(距赫图阿拉西北一百二十里，今抚顺东大伙房水库所在地)大捷，大败明军的围剿。此后，明金双方军事态势发生了变化，后金由以守为主转入主动军事进攻。同年六月，努尔哈赤又轻取辽东军事要镇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为夺取辽东创造了条件。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决定进攻沈阳、辽阳，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二次大决战，并于3月13日攻占沈阳。

稍事休整后，努尔哈赤于3月18日进逼辽阳，夜驻虎皮驿（今十里河附近）。19日午时，努尔哈赤率军进至辽阳城东南角，双方展开激战。后金兵击败明军，皇太极等追杀明军60里外，直至今鞍山地界。20日晨，后金兵开始攻城，并掘开护城河西边的闸门，堵塞东边的水口，试图水淹辽阳。明军在东门外扎营，排列枪炮，奋勇拼杀。但最终不敌金兵，退入城内。入夜，双方继续激战，直至第二天天明。21日，战斗更为惨烈，明军再败。傍晚，城内大族及混入城中的谍工纵火，将小西门弹药库燃爆，大火延至城楼，明军的窝铺、草场全部化为灰烬，城中大乱，防守瓦解。辽东经略袁应泰知大势已去，在城东北的镇远楼自缢而死。后金兵入小西门，辽阳城易主。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商议迁都事宜，称“吾之得辽阳如鱼之得水”，定议迁都辽阳。派人迎接汗之福晋和皇子，并将建州地区人丁移驻辽东。鉴于辽阳城年久失修，颓圮不堪。8月，努尔哈赤决定在太子河东岸修筑新城，即东京城。东京城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有城门八，城内建有八角殿。

天命九年（1624），努尔哈赤在东京城东北阳鲁山新建祖陵，四月，将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孝慈皇后及皇妃、皇伯父、皇弟、皇子等诸墓，从新宾赫图阿拉迁葬东京陵。陵周围立界址，界内禁止樵采放牧。天聪三年（1629），太宗皇太极将孝慈皇后墓再迁沈阳东陵，与太祖合葬。顺治十五年（1658），又将觉昌安、塔克世、礼敦（努尔哈赤伯父）等祖辈墓，迁回祖居地赫图阿拉的新宾永陵。现东京陵安葬有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庶弟穆尔哈齐、巴雅喇，长子褚英，侄大尔差（穆尔哈齐子）等六人墓。东京陵经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屡加修葺，并赐碑表墓。巴雅喇和雅尔哈齐墓园，于六十年代毁平，碑石被砸。现存三处墓园，保存基本完好。

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会议，商议欲迁都沈阳，后金国国都遂由辽阳而迁至沈阳。清顺治十年（1653），清廷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两县，府、县均治辽阳城，不久府治移至沈阳。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升辽阳县为辽阳州，属奉天府管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逐渐渗透到辽阳，辽阳半封建、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1月，日军一部在侵占凤凰城、海城、析木城等地后，连续4次进犯辽阳东南山区。东线在大高岭一带被清军提督聂士成击败，西线的日军被徐庆璋派驻吉洞峪一带的镇东军和徐珍率领的乡团武装力量击退。不仅保卫了辽阳，也粉碎了日军“取奉天度岁”的梦想，保卫盛京安然无恙。1900年，义和团在辽阳兴起，他们联合有志之士，扩大队伍，捣毁沙俄在茨儿山的煤矿以及天主教堂、桥梁，阻止俄国军队南犯，处死沙俄铁路公司的头目。不久沙俄武装镇压义和团，杀害数百名中国军民。1904年，日、俄为瓜分中国东北，在东北地区发动了日俄战争。在决定战争胜败的辽阳会战中，辽阳人民同时受到日军和沙俄军队的洗劫，战火中死难走逃者以数十万计。日俄战争后，沙俄将东清铁路支路（长春到大连）转让给日本。次年，日本殖民者将“铁路用地”改为“南满铁路附属地”，将辽阳老城自护城河以西到火车站一带，强行划为商埠地。同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辽阳设立领事馆，经办辽阳、辽中、台安等县的领事事务。同时，大肆搜刮辽阳地区的矿产资源和粮食资源，进行疯狂的政治压迫、精神奴役和经济掠夺。

1911年辛亥革命后，革命志士商震、程起陆、祁耿宗、徐景清、石磊等，分别在辽阳刘二堡地区和城东高丽门起义，响应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1914年，民国政府公布《各省所属道区域表》，奉天省设三道：辽沈道、东边道、洮昌道。辽阳州改为辽阳县，属辽沈道管辖。辽阳县辖10区，一区（城内）、二区（大路烟台）、三区（沙浒）、四区（大安平）、五区（后麻屯）、六区（七岭子）、七区（刘二堡）、八区（大骆驼背）、九区（大沙岭）、十区（前烟台）。县境北至十里河与沈阳接壤；东至朝鲜岭90里，与本溪接界；西至蒲河口80里与辽中接壤；南至生铁岭130里与岫岩接壤。

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辽阳，从此辽阳沦为日本殖民地。1934年，日伪当局改东北4省为10省，辽阳县隶属奉天省。1937年12月1日，伪满当局将辽阳县城区与“满铁附属地”合并成立辽阳市。辽阳设5个区：瑞穗区、协和区、武圣区、日照区、太河区。

“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人冯基平、李兆麟、张一吼、林郁青、白乙化等，在辽阳广大城乡宣传、发动人民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多次袭击侵略者。在14年殖民统治期间，辽阳农民、工人、商人、学生、多次举行罢锄、罢工、抗捐等反抗活动，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驻辽阳，建立辽阳卫戍区司令部。同年12月8日，辽宁省政府第一号通令：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辽阳市（专署与辽阳市政府合署办公，不另设机关），辖鞍山市、辽阳市、辽阳县、台安县、辽中县、盘山县。

1946年3月至1948年2月，国民党政府占据辽阳。1946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裁辽阳市并入辽阳县，治辽阳老城，隶属辽宁省。1947年城区设文圣镇、武圣镇；农村设10个区：大路烟台区，沙浒区、安平区、亮甲区、七岭子区、刘二堡区、唐马寨区、大沙岭区、峨嵋区、小烟台区。区镇下实行保甲制。

1948年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辽阳。同年7月15日，国民党政府军再次进犯辽阳。辽阳市党政机关第二次从市区作战略性撤出。同年10月30日，辽阳市县全境解放。这时，辽阳市隶属于辽宁省，全市辖6个区：白塔区、文圣区、武圣区、襄平区、铁西区、兴隆区，区下设街。1949年5月，辽宁省与安东省合并，成立辽东省，辽阳市归属辽东省。之后，辽阳市县隶属关系屡有调整。至1980年，国务院决定恢复辽阳县，设立灯塔县，两县均由辽阳市领导。1978年6月，宏伟区正式成立。 1996年8月，灯塔县撤县建市。辽阳市现行行政区划格局形成，即辽阳市辖辽阳县、灯塔市、白塔区、文圣区、宏伟区、弓长岭区、太子河区。

秦开将辽东郡

设在辽阳的地理原因

◎ 叶红钢

我们都知道，辽阳建置始于战国末期，燕将秦开于公元前三世纪末，东向、北向拓地而据有辽东。从今河北北部的上谷至辽宁地区建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其中，辽西郡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市附近，辽东郡位于襄平，也就是今天的辽宁辽阳。因而，辽阳与朝阳成为祖国东北最早建置的城市。从此，辽阳担负起对东北地区的镇服、控御和羁縻职责，从那时起到十七世纪努尔哈赤时期，长期成为全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在中国东北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不可一时或缺的角色，影响了东北历史的走向和进程。那么，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历史为什么会偏偏选择辽阳呢？这首先要从辽阳所处的地理位置说起。

位于辽宁省中部的辽阳市，在古代东北亚地区占据着极为重要而优越的地理位置。辽阳位于渤海沿岸的辽西走廊与朝鲜半岛的黄海沿岸北向陆路交汇处。东连朝鲜，西接中原，与山东等处隔海相望，和东北各地道路相连。是名副其实的枢纽之地。

辽阳处在辽河平原和辽东山地结合部之东缘山前平原上。太子河从山地中由东向西流入平原，形成一个弧形弯曲，南向汇入辽河入海。太子河环绕着辽阳的东、北、西三面，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辽宁省地势的主要特点为东、西两侧高，而中间地势低洼。东侧为长白山的余脉，西侧为大兴安岭余脉，中间为广阔的辽河平原。当秦开拓地进至辽宁地区的时候，由于当时气候的原因，辽河平原多为河池、沼泽和湿地，很少有人居住，不具备形成大型聚落的条件。只有辽河平原与两侧山地结合部，地势较高，汇聚了大量人口，形成有中心的聚落，出现了城市的雏形，才存在建置统御的可能。就当时情形而言，只有位于辽西的朝阳和位于辽东的辽阳才符合这样的条件，因此，秦开选择了辽阳作为辽东郡的治所。

原来，从大约一万年前起，大理冰期结束，全球气温回升，大量冰川融化，海平面急剧上升，到距今约七千年时，接近于现在的高度。大概在距今六千－五千年间，在更新世后海侵高峰时，海平面至少比现在还高6－7米，海水的内侵，使当时的辽阳已临渤海。在海进过程中，渤海不断扩展，向内陆推进，辽东半岛多被海水淹没。当时的人们只能转移至高处生存。

海水退去后，许多低地变为湖泊和沼泽。辽河平原位于辽东丘陵与辽西丘陵之间，直至辽东湾。地势低平，海拔一般在50米以下，辽河平原南部地区海拔不足10米。这一区域有辽河、 太子河、浑河、大小凌河、沙河等，由于河流中下游比降小，水流缓慢，多河曲和沙洲，港汊纵横，堆积旺盛，河床不断抬高，汛期常导致排水不畅或河堤决溃，酿成洪涝灾害。因而，古代辽阳西部地区被称为“淡池”或“淡渊”。当时，淡池东起辽阳西，西到医巫闾山，面积很大。至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全国大旱，那一年，黄河、洛水、长江、汉江的有些河段竟可涉水而过，襄平淡池开始枯竭，遂逐渐演变成为“辽泽”。直至唐太宗征辽东时，“辽泽”仍然泥淖难行。因此，辽河以东的原始聚落，只能生活在沿辽河平原的东缘，背山面水。一方面靠近水源，辽河下游冲积平原河湖纵横，多渔泽之利；另一方面住在高地，辽东山地古代森林繁茂，多山林之饶。而在这呈串珠状南北方向分布的原始聚落中，辽阳恰恰占据着聚落间交通的枢纽、必经之地。从辽阳沿太子河谷地向东南，可以到达朝鲜西部沿海平原地区。从中原地区到辽东半岛，经过辽阳的这条路线也是最方便的捷径。而且，辽阳位于太子河的出山口处，既扼制住了这条交通线的咽喉，也掌握着水运的便利。所以，当战国末年，燕将秦开驾战车来到太子河边举目远望的时候，在这位军事家眼中，辽东郡的所在就已经非辽阳莫属了。可见，辽阳城市的建立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和机遇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而辽阳太子河东岸的河东地区，位于平原与山地的结合部，是辽阳地区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地区，只是当原始农业文明出现后，人们才从河东涌向河西。因此，河东对于辽阳市而言，是发祥之地、孕育之地，也必将成为繁荣之地、兴盛之地。

千古悠悠太子河

◎ 叶红钢

人类自古就有“择水而居”的习俗。远古以来，缘河而居的辽东先民不仅因太子河而繁衍兴盛，更因水的灵性而变得聪明智慧。

太子河发源于辽宁省东部山区，经本溪市流入辽阳境内。自辽阳鸡冠山乡瓦子峪西沟附近入境,由东向西经小北河镇附近转为西南流向，经穆家镇大台村附近出境，入海城市境。境内流程143公里，流域面积4000平方公里。千百年来，太子河哺育着沿河两岸的人民，也见证着辽阳以及辽东地区的兴衰更迭和世间沧桑。

一

先秦时期，太子河称衍水，两千多年来，这一称呼久盛不衰。现藏于辽阳市博物馆1972年出土于喇嘛园的一件战国青铜矛上，一面有“□造杜阳”的铭文，另一面的铭文则为“衍”字。此为以水名地，以地名器。

最迟至西汉武帝时，官书称太子河为“梁水”、“大梁水”,亦称“东梁河”，一直相沿至明代。《汉书·地理志》记载：“大梁水西南至辽阳入辽。莽曰辽阴。”《辽史》记载：“（辽）太宗即位，……是岁，诏徙东丹国民于梁水，时称其善。”《明史·地理志》：“定辽中卫，元辽阳路，治辽阳县。……东北有太子河，一名大梁水，又名东梁水，下流俱入于辽水。”所谓大梁水不过言其水势大，而东梁水、东梁河是指其自东而来。

从辽代起，东梁水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即今天所称的太子河。《辽史·地理志》：“东梁河自东山西流，与浑河合为小口，会辽河入于海，又名太子河，亦曰大梁水。”《金史·地理志》记载到：“东梁河，国名兀鲁忽必剌，俗名太子河。”《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二十四年……辽东饥，弛太子河捕鱼禁。”明代时东梁河、太子河称谓尚同时出现，到清朝时东梁河的称谓已消失，多代之以太子河了。《清史稿》记载：天命六年努尔哈赤攻辽阳时“明经略袁应泰急注太子河于隍，闭西闸，环城列守。”“（天命七年）二月癸未，上（努尔哈赤）还辽阳。辽阳城圮，迁于太子河滨。”“辽阳州……太子河，自本溪入，西流至辽中境，迤南入海城。……国语曰塔思哈河。”

关于太子河名称的由来，史书多以燕太子丹为命名的原因，但同时不排除其与东丹国耶律倍密切的联系。《辽史》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元年(916)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天显元年（926），契丹大军灭渤海国，改名东丹国，又以耶律倍为人皇王，对东丹国进行统治。耶律阿保机死后，次子耶律德光继帝位，猜忌耶律倍，乃迁耶律倍及渤海遗民大族于辽阳，并派人进行监视。耶律倍极为不满，两年后投奔后唐。人们非常同情耶律倍的不幸遭遇，但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人们不能明确表达这种同情，又因为习称他为辽太子，加之人们内心对于燕国太子丹的怀想，遂以“太子”名河，民间遂称梁水为太子河。

明代，官方称太子河为代子河。《明史》记载：“（永乐）十四年夏，……辽东辽河、代子河水溢，浸没城垣屯堡。”“辽阳既破，（震孺）因上言：……河去代子河不远，兵从代子径渡，守河之卒不满二万，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曾任明三边总督的王之诰在《过代子河》诗中有“代子津头泛野舫，澄波滉漾见晴光”的描述。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周天子之嫡与诸侯王之嫡皆可称太子，所以，燕丹可以称为燕太子。但到了汉代，对王侯之嫡的称谓发生了变化，班固《白虎通·爵》：“‘汉制，天子称皇帝，其嫡嗣称皇太子，诸侯王之嫡称代子。’后世咸因之。” 由于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明代的正统观念是很强的。既然奉周秦为正朔，作为战国七雄的燕国，当然只能是王侯一级的国家而已，对太子丹也就不得不舍弃掉太子的名号而称为代子丹了，而太子河则自然应称作代子河了。

二

太子河在辽阳境内的主要支流有24条，其中较大的河流是：蓝河、汤河、北沙河、南沙河、柳壕河、运粮河、杨柳河。这些河流盛产许多不同品种的鱼类，水产资源较为丰富。有句谚语说得好：“居就粱，梁水鲂。”鲂是鳊花鱼，扁身细鳞，是鲜美的鱼类。据民国《辽阳县志》记载，太子河等河川有鱼、虾、蟹等三十余种，名贵者有鲤、鲂、鲫、鲇、重唇等。

从很早时起，太子河沿岸人民就利用太子河修渠引水灌溉农田，培育了辽阳地区的农业。此外，太子河更给人以舟楫运输之利。往昔没有火车、汽车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水运就特别发达。人们凭借太子河，用牛船、槽船、木船，航行其间，运输货物。1903年中长铁路修成后，水运量逐渐减少。1941年，辽溪铁路建成，并由于太子河水位下降，太子河水运作用才逐渐被取代。

太子河流经辽阳区段为中游，水量充足，自古以来就给辽阳人民带来了许多便利。太子河货物运输大宗为木材，大豆次之，此外还有药材、皮张、烧酒、线麻、烟草等山区土特货物。另据《奉天通志》和《东北县志纪要》记载，上游田师傅沟所产的煤和马鹿沟开采的铜矿石，也曾通过太子河向外地运输。上航商品主要是面粉、布匹、糖、盐、火柴等日用生活必需品。航运工具多为漂运的木筏，木筏“下辽阳”者居多。放排，也被称为“打筏子”，几节十几节木材绑成木筏，在古时陆路不发达的状况下，运输木材最好的办法就是水运，上游以及辽阳东部山区的木材就是通过水运销往本溪、辽阳等地。木筏也可以少量载货，把不怕水浸的货物装在事先扎好的木排上，带上小槽船及途中所需的粮菜及炊具即可。筏型根据水量大小，从五六排到二十排不等，长者达三四十米，在河面首尾相连，浩浩荡荡，宛如出水蛟龙。另有少量木船，称作“小船子”。这种木船是将四条独木舟用横木穿连一起，约4丈长，1丈宽，上放各种山货，其上搭棚，可乘坐些旅客。现辽阳管桥东岸路北老地名称为郑家厂，就曾是沿河著名的木材码头。航运高峰期一般在五至七月间，从上游本溪碱厂顺流到本溪湖要一天到两天，到辽阳要二天到三天。

民国年间，境内陆路交通开始有所发展，但远远代替不了水路运输。随着商业的发展、关内外铁路的贯通以及大连、营口港运的发展，辽阳连接上游的航运一直处于繁荣和发展状态，成为太子河水运的鼎盛时期，航运量明显增大，水路分布进一步延伸。“九一八”事变后、兴盛一时的太子河水运逐渐开始萧条。进入二十世纪40年代中期，太子河水运几乎绝迹。其原因，一是公路、铁路的发展以及机动车辆的出现，逐步取代了水运。二是日本侵略者对粮食、木材的强制统一购销，不准私人贩运，造成无货可运的境地。三是上游林木过伐，植被破坏，河道逐渐淤塞，使太子河逐渐失去了航运的条件。

三

太子河的航运有很早的历史，辽阳历史上的许多辉煌都与太子河息息相关。

公元238年，司马懿征讨公孙氏，从辽河口经过太子河将粮食运抵辽阳城下，应该是太子河运输的最早历史记录。

驰名中外的辽阳壁画墓群，是东汉魏晋时期的重要文化遗迹，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迄今共发现20 多座，集中分布在辽阳市北郊的北园、棒台子、三道壕一带。这些墓都是大、中型石椁墓，全用淡青色的南芬页岩加工修整成的长方板和柱枋筑造，四壁支立，下铺上盖，石灰勾缝。墓室平面多呈方形或丁字、工字形。壁画直接绘在墓内石壁上，既有几壁相连的大作，也有独立成幅的小品。壁画内容丰富，色彩鲜艳，车骑、仪仗、宴饮、乐舞、杂技、斗鸡、仓廪、庖厨等等，形象地反映了汉晋时代豪门大族的奢侈生活场景。东汉时盛行厚葬，稍有家资者即倾力建造石棺墓，但壁画墓集中的几个区域都是平原地带，并不出产石材。所用石材全部取自太子河东岸山区，依靠太子河水将重达数吨的石板成批地运往下游地区。可以说，没有太子河，就没有美轮美奂的壁画墓。

在辽阳城东25公里太子河南岸的冮官屯,有一处辽金时期的窑址,这就是冮官窑，中国北方重要的古窑址之一。冮官窑场始于辽，隶属东京辽阳府岩州管辖。盛于金，归石城县所属，元废。辽阳地区许多辽金墓随葬瓷器均属此窑产品。冮官屯窑 烧造产品主要有两类瓷器。一种为粗白瓷，另一种为黑釉瓷，以粗白瓷为主。纹饰铁花较多，剔粉刻花划花器较少。窑场被河水冲刷，河崖暴露出大量陶瓷器残片，瓷器以仿定窑为主。冮官烧造器物不用匣钵入窑，而采用各式耐火砖障火和支、顶、挤、垫工具入窑法，主要有瓶、罐、钵、壶、碗、盘、碟、方匣、油灯及玩具等。烧造时需用大量来源于太子河的水，制成的产品更是依赖太子河、辽河运往西辽河流域和辽北三江口地区并进而运往东北各地。冮官窑的长期兴盛，直接得益于太子河。

明朝时，各卫所炼铁、粮食运输也都倚仗太子河航运。清代太子河航运的历史见诸于《满文老档》：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七月，努尔哈赤攻宁远（今兴城）未克，“上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八月沿太子河水路返盛京（今沈阳），殁于盛京南四十里的叆鸡堡。据《奉天通志》记载，清初的太子河水运已是“船排争泊，水利颇饶”，具有一定的规模。因太子河流域处于明清频繁用兵之地，最初太子河水运多为战争服务，用来运送士兵、辎重、粮草。清朝中叶以后，沿河居民激增，随着商贸业的发展，太子河已经成为交通方便的辽东腹地沟通外埠的重要通道。

如今的太子河，又将目睹翻天覆地的变化。河东新区的开发将使太子河再一次焕发青春和活力，辽阳人民也一定会把太子河建设得更加美丽。

衍水悲歌——

一段历史故事在古城辽阳的终极演绎

◎ 李大伟

荆轲刺秦王是一个在我国民间流传极广、近乎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对这一历史悲剧的尾声部分是落幕于我们古城辽阳,尤其是对这一悲剧的策划者——燕太子丹殉国于辽阳,还从此演绎出了我们的母亲河——太子河名称的由来,并不一定都十分了解。今天我们就回顾一下两千多年前，落幕于我们这块土地上的那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时间回溯到两千二百多年前……那是在战国时期，秦国逐渐强大，于公元前230年，灭了韩国。至此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兵锋已经威胁到了燕国的安全。燕王喜的儿子太子姬丹，见此形势非常焦急，为了要保卫自己的家园，挽救燕国，开始实施了他的“刺秦”计划。

周密策划，精心准备

计划的第一步无疑是选择刺客。他礼贤下士，结交了一位很有本领的勇士，名叫荆轲。不久,秦国占领了赵国，并一直向北进军，逼近了燕国。太子丹十分焦急地对荆轲说：“拿我们的兵力去对付强大的秦军，简直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要联合各国合纵抗秦，看来也办不到了。我想派你扮成使者去见秦王，让他退还我们的土地。秦王要是答应了最好，要是不答应，就把他刺死。”

荆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要想靠近秦王身边，必定得先叫他相信我们是真心向他求和去的。听说秦王早就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督亢，还有秦国将军樊于期。我如果能拿着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一定会接见我。”

太子丹感到为难地说：“督亢的地图好办，樊将军受秦国迫害来投奔我，我怎么能忍心去伤害他呢？”

荆轲知道太子丹心存不忍，就私下去找樊于期，樊于期一听要“刺秦”，为促成此举，毫不犹豫地拔剑自刎了。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把用毒药煮炼过的匕首，谁只要被这把匕首刺中见血即亡，还派了个叫秦舞阳的勇士做他的副手。

视死如归，图穷匕见

一切准备就绪，于是就上演了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送别。

公元前227年春，太子丹和少数宾客到易水河边为他们送别。临行前荆轲给大家高歌一曲：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听了他那悲壮的歌声，大家都伤心得流下了眼泪。荆轲拉着秦舞阳跳上车，策马扬鞭，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刺秦”之路。

荆轲一行到了咸阳。秦王一听燕国派使者把樊于期的头颅和督亢的地图都送来了，就下令在咸阳宫接见他们。

荆轲和秦舞阳捧着装有樊于期头颅的木匣和地图走上了大殿，秦王打开木匣，见果然是樊于期的头颅,又叫荆轲拿地图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展开，当地图全都展开时，预先卷在地图里的匕首就暴露出来了。

秦王一见，惊吓得跳了起来。

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持匕首向他胸口刺去。秦王使劲地挣脱，并挣断了袖子才得以脱身而未能被刺中，之后秦王用力拔他的佩剑,因过于紧张和佩剑太长一时没拔出来,荆轲拿着匕首逼了上来，秦王就绕着宫殿上的铜柱子跑了起来,荆轲在后面紧紧地追着。瞬间秦王终于拔出了佩剑并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在地上，只有无奈地将匕首抛向秦王，秦王一闪，匕首从他耳边飞过，打在了铜柱子上，迸出了火星儿。

秦王见荆轲手里没有了武器，便上前和侍从的武士们一起，结果了荆轲的性命。而那个秦舞阳同时也被武士们所杀。

秦王对太子丹派人行刺非常恼怒，当即就下令攻打燕国。太子丹带领将士顽强抵抗，但哪里是秦军对手呢？马上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退守辽东，血洒衍水

公元前226年，燕王喜和太子丹感到抵御不住强大的秦军，于是就带领残兵越过辽河，退守到了燕国统治较稳固的地区——辽东郡的首府襄平。

燕王喜又急向代王嘉求援，昏庸的代王嘉不但不敢发兵,居然还给燕王出了一个馊主意：“秦军所以要消灭燕国，就是因为太子丹，如果您能杀了太子丹，向秦王谢罪，秦王就一定能谅解你而保住你的国家了。”太子丹得知消息，被迫躲在了襄平城附近的衍水中，以暂避灾祸。

最可恨这位愚蠢的燕王喜,为了苟全性命和王位，居然听信了这番话，泯灭人性地下令并派人去太子丹藏身之处，杀了太子丹。也恰逢此时秦军要汇集大军攻楚，便停止了攻打燕国,使燕国这个危在旦夕的流亡政府暂时保存了下来,又维持了四、五年。

公元前222年，秦灭楚后,秦军还是照样攻打了燕国，最后把燕灭掉，燕王喜也成了俘虏。

这段历史在《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中，都作了记述。图穷匕见（图穷匕首见）、悲歌易水、燕市悲歌等成语都源于此。

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传太子名

太子丹为国捐躯,血洒衍水，也深深地感染了后人,为了纪念这位爱国的太子，我们的先人就把衍水改名为太子河，这就是太子河名称的由来。太子河也正是因此而成为了一条富有传奇色彩的河流。

近来不知为什么，对已成定论的历史，总是有一些人愿意胡乱地去戏说。

有观点说：“太子丹不是被杀，而是在太子河本溪段投河殉国的”。更有甚者说：“太子河和太子丹没关系,浑江就是衍水，太子丹死在了浑江流域，浑江才是真正与太子丹有关的太子河”。

但凡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太子河即故衍水，燕太子丹匿于衍水中，后人因名为太子河”。

《奉天通志》载：“辽置衍州，或取义于衍水，溯及燕丹而命为河名也”。

明代诗人韩承训《太水环带》诗云：“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传太子名。”

清代才子王尔烈《赞辽阳》诗云：“雉堞圮荒已半凋,背城衍水涨春潮。”

民国诗人张之汉《初春衍河待渡》诗云：“冰消衍水河声起，云破辽天塔影来。”

从上述所摘录的部分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故衍水即今太子河，千百年来就已经是不争的史实了。

至此，如果喜欢寻根问底的一定还要问，太子河即故衍水，那么太子丹匿于衍水中的确切地点到底在哪里呢？大家若感兴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寻找吧！

探寻燕丹殉国地，拨云见日衍水中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太子丹藏匿的地方似乎已很难稽考了。最早记述此事的太史公,又笔墨吝啬，给我们留下的信息实在太少，只有寥寥数语，但我们若能认真地对待,还是有可资考证的东西。

《史记·刺客列传》载：“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

我们只要以“丹匿衍水中”、“丹至于衍水中”几个字作切入点,还是不难找到太子丹当年藏匿地点的。

大家知道，司马迁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史学家之父”，鲁迅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记述历史严谨、遣词准确，绝无闲字。”

如大家所说，太子丹是藏匿在衍水附近，那么“丹至于衍水”、“丹匿衍水”就已经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却在其后缀上了“中”字这个方位名词,看似有些多余，在这里必有其存在的用意。显然前者是泛指一个地区，后者是确指一个地点。“丹匿衍水中”、“丹至于衍水中”绝不是藏匿在水边，更不是藏匿在水下，因为水中又不能长时间待人，那么唯独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藏匿于衍水中间的某个岛上。

这是不是太史公的本意呢？我们无法向他询问。碰巧明代冯梦龙先生似乎领会了太史公的这一“本意”，他把太子丹藏匿的地点认定在了岛上。他在《东周列国志》中做了如下的叙述：“太子丹惧诛，乃与其宾客，自匿于桃花岛。李信兵屯首山，使人书数太子丹之罪”。

在这里还提供出另外一条信息，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历史性的定位坐标。我们知道首山位于辽阳市西南十五里处，历代乃兵家必争之地。司马懿、唐太宗征辽东时均曾屯兵于此。李信为追杀太子丹而“兵屯首山”，并“使人书数太子丹之罪”，那么太子丹就应该藏匿在襄平附近地区而不可能离此太远，也就是说要确定太子丹藏匿的地点，必须要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且二者缺一不可：其一，是要在衍水流域的某个岛上；其二，是要在襄平城附近地区。

大家知道，故衍水就是现在的太子河,襄平城就在现辽阳的老城区。从辽阳附近的地理环境看，同时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只有太子河上的太子岛（原名为沙坨子）。因为太子岛位于辽阳市东偏南约5公里的太子河中，是太子河主干流与北支流多年冲积所形成的一个狭长的自然岛屿，东西长约6250米，南北宽约1250米，土地面积约7.7平方公里。那里正当辽河平原与辽东山地的分界线，由此西出不远，便是坦荡无垠的平原，而由此东去即进入峰峦叠嶂的群山之间。环岛河面宽阔，水深浪静，岛上植被繁茂，岸边树木极多，每到春季，岛上桃花盛开。太子岛在这样的环境中，足以隐匿藏人，而且可退可守，正是绝佳之处。

同时太子岛既是太子河流域中最大也是唯一有人居住的岛屿。岛上现有居民540户，1700人。虽然先民在此居住的上溯年限无考，但在1985年，岛上曾出土了一件战国兵器——青铜戈。双面均刻有篆字，其一面为：“卌年上郡守都造漆工□□丞□工隶臣家”17个字；另一面为：“□平周”3个字。该青铜戈现藏于辽阳博物馆。

经考,卌字，发音xì（细)，意即四十。卌年即四十年。上郡治所位于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平周为古县名即今山西介休县。据此推断，该青铜戈应当铸于战国时期秦昭王四十年（公元前267年），为秦国士兵所持武器，却出土于燕国的辽东郡首府襄平附近，太子河的一个岛上，应该与两国之间的那场战事有关。这又为太子丹曾匿于此提供了一条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考，大家是否同意太子丹为避秦逃奔辽东“匿衍水中”的确切地点，就是在太子河的太子岛上，后来亦殉国于此呢?

后  记

悠悠衍水,奔流不息。见证历史,逝者如斯……

太子丹为国捐躯而血洒辽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和他那一片赤诚的爱国之情,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对这一历史悲剧的深深思索。他不仅让衍水融入了忠诚的气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也让衍水流淌出了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更因此而演绎出了一条带有着苍凉意蕴和千古悲歌的太子河。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太子丹——沿河两岸的古城儿女将会永远地怀念他。

太子河上太子岛

◎ 王成科

出辽阳城东行，经漫水桥至瞭高山东南望，在水流舒缓、蜿蜒而来的太子河中，有一个东西狭长、林木葱郁、风景优美的岛屿。每到春季，岛上桃花盛开，花香四溢，水村山郭，牧笛袅袅，令人流连忘返。但如此清幽俊秀的地方却被我们的先人赋予了一个通俗得极致的名字——“沙坨子”。

翻开词典看看，所谓“坨子”，即指成块或成堆的东西。那么，这沙坨子就是我们的先人对太子河中这个由泥沙堆积而成的沙洲的最平常、最普通的命名。一般情况下，河流从高山峡谷、丘陵沟壑中奔流至平坦广袤的大平原时，因坡度减缓、水面变宽且多迂回，使流速骤降，河水中夹带的泥沙就会迅速沉积下来，天长日久，便逐渐形成了沙洲。历史上著名的沙洲当数湖南长沙湘江上的桔子洲了。桔子洲上流传着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前朝旧事，更因一代伟人曾在此“到中流击水”而名满天下。至于辽阳沙坨子这一名称到底始于何时，史无记载。但千百年来，饱经沧桑的沙坨子岛和附近地区却也留下了许多的风物传说。2003年6月，辽阳市人民政府曾一度将沙坨子更名为桃花岛。2006年5月，辽阳市人民政府为开发利用燕太子丹殉难之地的历史资源，推进我市招商引资工作，复将桃花岛更名为太子岛。

为表示对市政府这一重要决定的支持，笔者根据日常了解掌握，佐以相关地方史典籍，汇辑成一篇小文，以飨读者：

1、岛上曾现青铜戈

1985年，岛上曾出土一件战国兵器——青铜戈。双面刻篆字。其一为：“卌年上郡守都造漆工□□丞□工隶臣家”。另一面为 “□平周”。该青铜戈现藏辽阳市博物馆。

按：“卌年”即四十年。“上郡”，古郡名，秦汉时期治所位于肤施(今陕西榆林)，“平周”，为古县名(今山西介休县)。据此推断，该青铜戈当铸于战国时期秦昭王四十年(前267)，为秦国士兵所持武器，却出土于燕国辽东郡，应与两国战事有关。

2、燕姬丹血洒衍水

燕太子姬丹舍命抗秦的故事，应该是辽阳乃至整个辽东地区流传最广的历史故事之一。

公元前230年—前221年，秦王嬴政开始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秦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在灭韩并赵之后，兵临燕国南部边境。公元前227年，为抵抗强秦，太子丹把燕国的命运赌在刺客身上，遂派荆轲去秦国谋刺秦王，但天不遂人愿，在上演了一出“图穷匕见”的惊险短片以后，荆轲被杀。秦王借机发兵攻燕，一举而下其国都蓟城(今北京大兴附近)，燕王喜及太子丹战败，退居辽东城。正当太子丹整顿队伍准备与秦国追兵决战时，糊涂透顶的燕王喜却轻信了别人的谗言：“秦王伐燕，全在报荆轲行刺之仇。若将太子丹人头献于秦王，则燕国辽东一隅之地可保。”遂自毁长城，派人将太子丹斩杀于衍水之上。但事实上，秦国并没有改变灭燕的决心。就在太子丹死后五年，即公元前222年，秦国派大将王贲进军辽东，俘虏燕王喜，灭掉燕国。

太子丹慷慨悲歌的一生，深受后人的敬仰和爱戴。传说辽东一带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将他最后活动之地——衍水，改名为“太子河”。

按：目前，有学者已考证出太子丹的蒙难地即在太子岛上，如此，则该岛的历史价值大矣。

3、司马懿攻占襄平，公孙渊父子被斩

据史书记载，东汉末年，中央政权衰微，地方豪强蜂起，190年，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称雄一方，祖孙三代共统治辽东地区达50年之久。238年(魏帝景初二年)正月，司马懿率兵4万征讨辽东公孙氏政权。魏军于首山击败公孙渊军队主力后，兵围襄平城。八月，公孙渊乞降未成，携子及数百骑突围出城，被魏军追击，斩杀于襄平城东南。

按：公孙渊父子被斩杀的具体地点无考，但据史书记载，其地似应在今辽阳城东门外至小屯之间方圆几十里之内，太子岛适在其中。

4、薛仁贵征东遗迹

据民国年间成书的《辽阳古迹遗闻》记载：“城东十五里上下瓦沟子村南有山名庙岭山，其山阳西南隅有一石大如磨盘，中有形如足迹及马蹄印各一。相传，唐征高丽时，薛仁贵在该石乘马，故留此迹焉。”

按：今上下瓦沟均为东京陵乡朴家沟村的村民小组，东京陵乡政府址即在下瓦沟，村南山下即太子河，与太子岛相毗邻。该山南坡现为庆化厂区。

5、太子岛畔施妙计，罕王兵下辽东城

明朝末年，辽东地区女真族崛起。天命四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后金军即由被动转为主动，并将下一个进攻目标锁定在了辽东首府辽阳城。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八日，后金兵在轻易地占领了沈阳城后，乘胜发兵辽阳，并于第二天上午巳时（九点至十一点）到达城东南太子河东岸。鉴于辽阳城防坚固，以及八旗兵擅野战不擅攻坚的特点，老罕王采取了诱敌出城决战的战术。在指挥八旗兵渡过太子河后，并没有西进围城，而是佯言要进攻山海关，直捣京师，并率军径直向城西南方向的进关大路奔去。正在辽阳城东门楼上观敌的辽东经略袁应泰不知是计，慌忙命守城精兵出城追击。老罕王待时机成熟，遂挥旌反击，双方在城外首山附近展开激战，明军大败。当晚，八旗兵包围辽阳城，自二十日开始攻城至二十一日傍晚后金兵攻破西门，袁应泰见大势已去，在城东北镇远楼上举火自焚而死，城遂破。二十二日，老罕王即与众贝勒、大臣商议，迁都辽阳，并于当年八月，迁都东京城。

按：辽阳城破，全在“素不知兵”的明军守将袁应泰中计，若坚守不出，即使城池终被攻破，断不会如此容易也。老罕王此计当实施于今城东鹅房外漫水桥至太子岛一带。

另，太子岛北隔河有山名瞭高山。传说当年老罕王率军到此后，曾在山顶之上瞭望辽阳城内，观察明军情况，故称“瞭高山”。  

又闻，太子河区稠井子村南有山名龙顶山，主峰叫龙望顶，也是传说老罕王曾于此瞭望辽阳城内，后来成了真龙天子，故名。

6、岛上旗人两大家

太子岛上居民起于何时，无从查考。但到了明朝末年时，即使有人居住，也因战争的影响，非死即逃。后金占领辽阳后，剩下的汉人也都成为了满州旗人的包衣、奴隶。辽阳地区的旗人及其包衣、奴隶，在顺治初年又大都从龙入关，呈现出“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状况。据史书记载，康熙初年，整个辽阳州才有男丁3335人。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后，辽阳的人口才逐渐增加。其来源：一是招民开垦。顺治十年（1653），清政府颁布《辽东招垦令》，规定：“凡招民百户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招民百余户至辽阳，遂被授予清代辽阳首任知县；二是被俘的三藩王属下及家眷大都被迁回辽东；三是随着关内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加之抵抗沙俄入侵的需要，促使清政府从关内逐渐调回了部分八旗兵；四是清政府还陆续内迁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部分少数民族编入八旗，驻防东北南部，称为“新满洲”。康熙十七年（1678），由赫哲族编入的31佐领新满洲，连同眷属万余口，曾被遣往盛京等处当差。乾隆即位后，政府一方面限制关内汉人移居东北，另一方面又扶持、鼓励京旗闲散人丁移垦东北，辽阳地区旗人逐渐增加。据民国版《辽阳县志·人类志》记载：富察氏，原籍长白富察地方，因此为姓。自其四世祖起以国戚从清太祖出征，隶满洲镶蓝旗。五世祖汪克巴颜死后葬于东京陵，遂家焉。其后代散居城乡四处，分隶镶蓝、镶红、镶黄诸旗，今均冠汉姓为富姓。其隶镶黄旗一支即住城东沙坨子，书香绵世、代有人出；另有，尼马察氏，其一世祖随清太祖起兵征讨。清世祖定鼎中原后，驻防北京。不久，其二世祖阿克偏武又移居辽阳，子孙散处城内及新城、长岭子、陶官屯、沙坨子等村，现冠汉姓为张姓。

7、祈福古寺源流长

清康熙间编纂的《辽阳州志·辽阳州图》中，标注有“石嘴寺”。从位置上判断，该寺可能即是原东京陵乡石林子村（2001年该村与沙坨子村合并）后山的祈福寺，盖不同时期称谓不同也。

关于祈福寺，在民国版《辽阳县志》中有专述，俗称老太太洞，为城东一处较大的寺院。该寺与太子岛近在咫尺。相传建于唐代，有清乾隆五十一年（1796）重修碑记。洞内有古铜铸佛像70尊，高三尺许，其高数寸者不下数百。可惜，大跃进时期，小屯乡破除迷信，崩山取石，致佛像散佚。

一段被冰封的历史

——记太子河皇家冰上运动会

◎ 李大伟

在383年前辽阳太子河的天然冰场上，清太祖努尔哈赤和他的后金皇族们在这里举行了对他的后代较有影响的一次冰嬉活动，今天被我们称之为最早的一次“皇家冰上运动会”。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被冰封在了《满文老档》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跨越时空，解冻历史，回放一下当年上演于我们母亲河上的那场冰上运动会吧！

冰嬉活动的历史

冰嬉，即各种冰上运动的总称，又被俗称为“跑冰”或“跑冰鞋”。它起源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盛行于清代，钦定《大清会典》曾经把它定为“国俗”，至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小时候曾经玩过的打冰尜(gá)、支冰车、打雪杖、堆雪人等都属于冰嬉活动。

由于大自然的恩赐，冬季的东北冰封大地，历史上一向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之一女真人（满族的前身），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天生造就了他们必须要擅于在白山黑水间的冰雪上驰骋。他们除了擅长走冰（滑冰）这项最基本的冰上运动外，还发明了其它一些冰上娱乐项目，诸如踢行头（冰上踢球）、打滑挞(tà)、拉冰床等。

清军入主中原后，这一满族传统体育运动也随之被带到了关内。在入关初期，还是作为保留本民族传统并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活动得以延续，而到清中后期则已演变成为了皇家的一项娱乐活动，其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增加了花样滑冰、冰上射箭、冰上摔跤等项目，呈一代之盛。当时皇家每年冬季都要从八旗兵中挑选上千名“善走冰”的能手进行集中演练，并于冬至到三九期间在太液池上（现在的北海和中南海）进行竞技表演，每次皇上都是御驾亲临。这当中要属乾隆皇帝最为热衷，他不仅大力提倡这种源于民间的冰上运动，将其定为了“国俗”，使之以“冰嬉大典”的形式得以延续百年之久，还曾颇费心血地亲自考订了冰嬉项目的沿革、名称、技法和器具，撰写了大量有关冰嬉运动的诗文，其中以《冰嬉赋》影响最大。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冰嬉图》长卷，就是一幅展现乾隆年间皇家冰嬉恢宏场面的宫廷绘画。而在最早的满族文献《满文老档》中，也曾记载过后金最早的一次皇家冰嬉活动。这次在辽阳太子河上举行的冰嬉活动，无疑地成为了在她之后所进行的历次皇家冰嬉活动的鼻祖。

《满文老档》及其它文献的记载

《满文老档》是后金时期以满文撰写的官修编年体史书(档册)。该书史料原始，记事广泛，内容丰富，多为清入关以后官撰史书所不载。针对这次皇家冰嬉活动，书中有以下一段较为详尽的记述，就让我们把那珍贵的情节一字不漏地摘录下来吧！

天命十年（1625）正月初二，“汗率众福晋、八旗诸贝勒、福晋、蒙古诸贝勒、福晋、众汉官及官员之妻，至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诸贝勒率随侍人等玩球二次之后，汗与众福晋坐于冰之中间，命于二边等距离跑之，先至者赏以金银，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先将银置于十八处，令众汉官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十八名妇人，未得银，故每人赏银三两；继之，将每份二十两银置于八处，令蒙古小台吉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八名妇人，各赏银十两；继之，将每份银二十两、金一两置于十二处，令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福晋及蒙古之众福晋等跑之，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及福晋等先至而取之，蒙古众福晋落于后，故赏此十二名女儿金各一两、银各五两。跑时摔倒于冰上者，汗观之大笑。遂杀牛羊，置席于冰上，筵宴，戌时回（东京）城”。

——摘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一版《满文老档》（上）第619页

《满文老档》的这段文字，对“跑冰”即“走冰”的描述可以说是极尽其详，而对“冰上踢球之戏”的着墨实在是少了点，其实这种“冰上踢球之戏”就是所说的“踢行头”。

“行头”是用熊皮或猪皮缝制成圆状的球，内装绵软之物，或将猪膀胱灌鼓做囊，其形如今日之足球。“踢行头”的比赛规则也与现代足球比赛相类似，只是将比赛场地设在了冰上。开赛时两队队员们都脚蹬靰鞡，划三道横线为界，设三名裁判，每人各执一根木杆，立于线上，双方任何一方将“行头”踢入线内，裁判手中木杆即刻落下，判为得分，得分多的为胜方；或双方列队于线上，一方开球，另一方则横立于线上竭力阻挡，双方来往冲墙，如同现代足球罚点球的“人墙”。比赛场面非常激烈，表现出了满族那种剽悍、机智、灵活、勇敢的民族风格。

对于这项运动，其它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康熙朝宫廷学者高士奇在他的《金鳌退食笔记》中对冰上踢球就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伍而立，以皮作球，掷于空中，俟其将堕，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或此队之人将得，则彼队之人蹴之令远，喧笑驰逐，以便捷勇敢为能”。

我们的同乡、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他的《楝亭集》中曾著录了三首《冰上打球》词，其中对冰上打球（即冰上踢球）也有以下一段较为生动的场景描述：

青靴窄窄虎牙缠，豹脊双分小队圆。

整洁一齐偷著眼，彩团飞下白云边。

万顷龙池一镜平，旗门回出寂无声。

争先坐获如风掠，殿后飞迎似燕轻。

曹寅以他那诗人所独有的敏锐笔触，仅用了短短56个字，就把冰上踢球那种生龙活虎的宏大场面呈现于我们面前。虽然例举的这两段文献仅是反映康熙年间上演于太液池上的冰嬉场面，但是，我们从中还是能够领略到当年在辽阳太子河上，那场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冰上踢球之戏”的影子，只是相对而言又有所发展和演变而已。

对这次冰嬉活动的解读

《满文老档》的这段记载，读后使我们倍感亲切和弥足珍贵。它不仅记载了三百多年前发生于我们母亲河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而且还填补了我市乃至我们国家体育运动史上的一项空白。这段记载的存在，足以能进一步证明，我国是世界上开展冰上体育运动最早的国家之一。今天我们就试着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冒昧地对它解读一下吧！

后金天命六年（1621），清太祖努尔哈赤率领他的八旗铁骑横扫辽东大地，在攻下了明朝廷设在东北的第一军事重镇辽阳后，他力排众议毅然决定迁都于此。第二年，他在太子河东岸2.5公里处又亲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新建了一座都城——东京城，为有别于辽阳老城，称之为新城。

就在新城建成后第三年的大年初二那天，后金的皇族们放弃了法定假日的休息，一大早就穿上了新年盛装，去参加由努尔哈赤本人亲自组织的这次，也应该是唯一一次在太子河天然冰场上举行的皇家冰嬉活动——“皇家冰上运动会”。那时的太子河夏秋季水深浪静，河面宽阔，漕运发达，可以航行大船直通牛庄入海，而冬季的严寒使太子河又自然地形成了水平如镜的天然冰场，这正是开展冰上运动的绝佳之地。

这里我们之所以把这次冰嬉活动解读为“皇家冰上运动会”，其理由至少有三：首先，它具备了一般运动会应具备的所有元素，诸如：有比赛场地、比赛规则（先至者为胜）、比赛项目、比赛奖项（除金、银奖项外还设了“精神文明奖”），有运动员、裁判员、大会组委会，还有现场观众啦啦队、开幕式表演（冰上踢球之戏）、颁奖仪式及较为隆重的闭幕式（冰上国宴）。总之，与奥运会相比，仅仅是少了一项点火仪式。其次，规模不大但规格极高，又有别于一般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所设比赛项目的确很少，只设了“男子冰球”表演和“女子速滑”的三个级别比赛，但参加人员规格极高，所有“运动员”全都是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以及他们的家眷，“大会执行主席”和“裁判员”竟然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本人，仅凭这一点就是空前绝后的；其三，耗费资金也绝对不菲，非一般的民间冰嬉活动所能及。这次活动仅奖金一项就发出赏银1000多两，金12两。这对于建立初期的后金国力而言，绝非是一笔小数目，而且，大会闭幕时，龙颜大悦的努尔哈赤还特意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冰上“国宴”，犒赏了全体与会人员，直至黄昏时分，意犹未尽的努尔哈赤才乘兴回宫，就这笔花销也一定不会太少。所以，我们称之为“皇家冰上运动会”一点都不为过。

1625年的农历新年，无疑是努尔哈赤在辽阳生活四年中所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春节过后他就决定迁都沈阳）。然而这年的大年初二，却可能是他和他的妻妾儿女们最为开心的一天，更应该是他一生中少有的，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的开怀大笑。他留在太子河上的笑声似乎还没有完全散尽，就在与明将袁崇焕的宁远之战中，兵败受伤，怀忿而归，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逝去。

无论怎么说，《满文老档》的这段记载，还是为我们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一幅绝好的皇家冰嬉图卷。这组珍贵的历史镜头伴随着岁月流逝，被永远地定格在了三百八十三年前辽阳的太子河上。

后  记

欣逢盛世，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河东新城开发的大幕正是在当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曾亲选建都的那块风水宝地——太子河的东岸上，被徐徐地拉开。追溯历史，努尔哈赤本人固然算不上是一位多么高明的城市规划设计师，他当年只是出于军事目的需要，才弃辽阳大城不住，而建都于河东新城。但我们换一个角度客观公正地看，他当之无愧地又成为了历史上最早构想辽阳实现跨河而立的第一人。

今天，历史的重任已经光荣地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肩上，多少代人没能实现的梦想，就要即将在我们的手中变成现实。这其中，就如何发掘河东历史文化并使之弘扬和光大，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另一种责任。因此，我们寄希望于在河东新城开发暨太子河风光带的建设中，能够围绕历史惠予我们这座古城不可多得的又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衍水冰嬉”，去做足文章，做好文章。

我们热切地期盼着，不久的将来，冰嬉这一传统的冰上体育运动项目，能够早日回归到它的发源地之一——古城辽阳，重新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水运码头鹅房

◎ 王成科

位于辽阳城大东门外的鹅房，濒临太子河。在往昔没有火车、汽车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时候，水运就显得尤为重要。古时候，由于太子河上游水量较大，能够行船，辽东山区本溪、桓仁一带的木材、煤炭、山货等能顺着河流运下来，而由营口溯河而上的船只亦能到达这个距辽阳城最近的口岸，因此，鹅房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就成为了古城辽阳重要的水运码头。至于码头兴起于何时，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记载。笔者曾在一份历史档案中发现，早在清康熙、乾隆时期，辽阳州衙门即在鹅房地区设立了税收征管机构，想必鹅房码头的兴盛当不会晚于这一时期。

当年，在此间航行的船只主要是吃水很浅的牛船、槽船以及小木船。牛船前后是尖形，槽船两端与船身宽度相同，船的长度均在12米至15米之间，载重量普遍在2500公斤以上。在营口与辽阳之间，每艘船每年大约可以往返九次；从本溪至鹅房，顺流两、三天就可到达，返航时多为空船，有时也搭载一些日用杂品。由于逆流而上，航行困难，往往需要雇人裸身水中拉纤，需五、六日才能到达本溪。

当时水运到鹅房码头的最大宗物资是木材。运输方法是，利用夏季水量大的时机，在上游将砍伐的原木推入河中联成木排，由船工摆渡，顺河而下，到鹅房码头靠岸，再由人工拆开木排，搬运上岸。清朝中期以后，随着关内流民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咸丰年间清政府被迫放弃了对满族龙兴之地的封禁政策以后，太子河上游人口急剧增加，森林资源也迅速得到了开发利用。每年夏秋之际，木排便顺着太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辽阳，再由鹅房码头转运各地。到光绪年间，本溪地区每年流放到鹅房的木排能达到三千排以上，贸易额达数十万两白银。当时，鹅房地区木材商铺林立，外地商贾云集，街面比较繁华，是辽阳乃至整个辽东地区重要的木材交易区和集散地。

1904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而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战争。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辽阳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先是20余万俄兵云集辽阳，他们强行将鹅房各木铺库存木材全部征购，用以修筑工事和炊火烧柴，并不给分文。同时，上游放下的木排行至半路，也被俄军全部抢走，致使当年没有一根木材运至鹅房。日俄辽阳会战后，日军占领辽阳，又将俄军未及用完的木材当作战利品全部拉走。为此，鹅房地区广兴裕等19家受害木商曾联名呈请辽阳州官与日军交涉，将木柴发还，但软弱无能的知州面对日军的淫威也无可奈何。鹅房木商因而蒙受了5万多两白银的经济损失。日军占据整个东北南部后，对太子河上游的森林、煤炭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砍伐和采掘，受季节限制的水运已远不能满足其贪欲。1941年，随着辽溪铁路的建成通车，太子河水运量骤减，鹅房码头遂废。

后金建都辽阳纪年事略

◎ 戴鸿义

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辛酉

三月十八日 努尔哈赤召集诸王大臣说：“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

辽阳为明代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都司)的治所，辖辽东二十五卫，是辽东乃至东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人口众多，街衢繁华，城防坚固。明廷以袁应泰为辽东经略，坐镇辽阳，统领十三万大军坚守。

袁应泰(?一1621) 字大来，陕西凤翔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进士，累擢至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受任辽东经略后，即刑白马祀神，发誓以身许辽事。天启帝赐尚方剑。然用兵非其所长，到达辽东后，即改变熊廷弼的“持法严，部伍整肃”的做法，“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致使辽东边备更加弛坏。

后金大军前锋至虎皮驿安营扎寨，旌旗蔽日，尔后，直奔辽阳。明哨探来报，袁应泰闻之惊慌失措，急调奉集堡、咸宁等地明军增援辽阳。在城外挖壕三四道，引太子河水注入城壕，关闭西闸，环列火器，配备大炮，四面严阵以待。

十九日 后金军进至城东南，袁应泰令总兵李秉诚、侯世禄、梁仲善、姜弼、童仲揆等率兵五万，出城五里布阵。努尔哈赤见袁应泰已中计，立即调转兵锋，从西南方向直奔辽阳城，向明军发起猛攻。皇太极率所部精锐护军奋勇当先，努尔哈赤急令麾下两黄旗助战。皇太极冲入敌阵，左翼四旗兵亦杀人，两相夹攻，明军接战不力，纷纷溃逃。皇太极乘胜追杀六十里，至鞍山始回。努尔哈赤在城南七里处安营扎寨，全歼城外明军，首战告捷。

二十日 努尔哈赤向诸王大臣布置作战计划，说：“辽阳绕城壕宽水深，必须从东面堵住水口，由右翼兵完成；从西面挖掘闸门，由左翼兵完成。”遂亲率右翼四旗兵布阵于城边警戒，命士卒抬土运石，堵塞水口。明军三万，在东门外安营，布置枪炮，奋力还击。后金军奋力渡过濠水，呐喊着杀进东门，明军难以招架，纷纷投诚。后金大军乘势驱杀，明军士卒溺水死者壕堑皆满，河水尽赤。

同时，后金左翼四旗也奋力夺取西门桥，分杀守壕明军，竖梯登城，遂夺西城一面。城内官民皆丧胆失魂，惊恐溃乱。是夜，城内明兵举灯火，与进城的八旗兵进行肉搏，通宵而战。明监军道牛维曜、高出、刑慎言、胡嘉栋及督饷户部郎中傅国等军民，多乘机弃城而逃。

二十一日 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八旗数万大军攻取辽阳，势不可挡。皇太极率骑兵自西门进攻，与东门进城的大军夹击，全部进入城内。小西门起火，城内一片混乱。明辽东经略袁应泰在城东北镇远楼督战，见城已陷入后金之手，大势已去，遂纵火焚楼引刃而死。分守道何廷魁携妻子及二女投入井中。监军崔儒秀自缢于都司堂上。总兵官朱万良、副将梁仲善、参将王豸、房承勋、游击李尚义、张绳武、都司徐国全、王宗盛、备御李廷干等十余人，俱死于乱军之中。御史张铨被生擒，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被关押中自缢，其余官民皆削发投降。

午时，后金八旗劲旅大张旗鼓进入城内，全城官民俯伏，结彩焚香，以黄纸书写万岁字牌，载道山呼，迎接努尔哈赤的大军。

努尔哈赤驻于原辽阳经略衙门，召集诸王大臣说：“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也，抑仍还本国也？”诸王大臣都以归还都城赫图阿拉相对答。努尔哈赤说：“国之所在，土地人民。苦我兵还，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遗之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且此处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可居天与地。”诸王大臣一致同意迁都辽阳。于是派人迎接后妃皇子来辽阳，遂定议迁都。

是日，致朝鲜国王书说：“如仍助大明则已，不然有辽人济江而窜者，可尽反之。今辽东官民已削发归降，其降官俱复原职，汝若纳我已附之辽民而不还，异日勿我怨矣。”

二十三日 努尔哈赤以攻克沈阳、辽阳大赏群臣将士。赐总兵官各银二百两，布二百二十匹，帛三十匹；副将各银一百五十两，布一百五十匹，帛十五匹，参将各银八十两，布八十匹，帛八匹；游击、备御各得银数十两，布数十匹。

受赏赐和擢升的将领有杨古利、劳萨、图鲁什、叶克舒、博尔晋等。

杨古利（1572—1637） 舒穆禄氏。自幼随父归附努尔哈赤。先后从征讷殷、珠舍里、东海瓦尔喀、哈达各部，破乌拉部，灭辉发部，征东海窝集部，皆立战功。参加萨尔浒大战。统左翼兵，克沈阳辽阳，拔辽阳，以功授一等总兵官，其名仅列八贝勒后。后金定都辽阳后，受命率兵守耀州。又从皇太极征明，攻锦州，克义州，大败明兵，屡立功勋，晋一等公。崇德元年（1636），偕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再征明，夺昌平等十二城，掠十万余人而还。次年卒，追封武勋王。

劳萨（？—1641） 瓜尔佳氏。从努尔哈赤率军征明，克沈阳、辽阳，取辽河以东七十余城，以功授游击。后随征多特罗部，从征明宁远、北京、犯朝鲜，从济尔哈朗克锦州。追赠三等总兵官。

图鲁什 伊尔根觉罗氏，初为牛录额真，克沈阳、辽阳，以功授三等总兵官。后从皇太极征明，克大凌河，伐察哈尔，入大同，死于军中，追晋男爵。

叶克舒（？—1658） 辉和氏。随父归附努尔哈赤，初授佐领。从征辽阳，破明总兵李怀信于城西，以功晋二等梅勒章京。后随阿济格征明，伐东海瓦尔喀部，授副都统。从征索伦部，从多尔衮围锦州，晋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1644）入关，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又从征山东。以总管镇守盛京，晋三等男爵。

博尔晋(?一1627) 完颜氏。以侍卫从努尔哈赤征战。从征沈阳、辽阳，以功晋梅勒章京。后征扎鲁特部，擢副都统，列为八大臣。围锦州，败明军于宁远。以军功授一等男爵。

攻克辽阳后，努尔哈赤任用降服的汉官李永芳、佟养性、刘兴祚等为游击、都司等官，管理汉民事务。

李永芳(?一1634) 铁岭人。原为明抚顺城的游击。天命三年(1618)，以城降努尔哈赤，为明边将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汉官，努尔哈赤将孙女(第七子阿巴泰之长女)许之为妻，尊号“抚顺额驸”，授三等副将。后从努尔哈赤征沈阳、克辽阳，以功授三等总兵官。随贝勒阿敏克义州。从皇太极犯朝鲜，陷平壤，渡大同江，与朝鲜国王派遣的使者订“江都之盟”，还师。

佟养性(?一1632) 原居佟佳，为商贾，后徙抚顺。归附后金，努尔哈赤以宗族之女许之为妻，尊号为“石乌礼额驸”，授三等副将。从军克沈拔辽，以功晋二等总兵官。后授昂邦章京，总管汉人官民诸事务。监铸红衣大炮四十具，为后金火炮之始。

刘兴祚(?一1630) 开原人。率弟兴治、兴贤投后金，初授备御。从征辽阳后，擢升为参将、副将，领兵管辖金、复、盖三州的汉民事务。后随阿敏征朝鲜。

明军在辽沈丧师失地，消息传至北京，满朝文武大臣莫不惊慌失措。下令京师戒严，而不将战败之报进呈给最高统治者明天启帝。以至十几天后，天启帝在给兵部的谕旨中还说：“辽阳声息断绝，是否失陷?有无阻截?”兵部便马上差官问督抚官，从实奏报。当他得知辽阳失陷之确凿消息后，认为“若不严核，何以警后”。

辽阳攻下后，数日之内，后金兵又接连攻下河东的三河堡、东胜、长静、长宁、长定、长安、长胜、长勇、长营、静远、上榆林、十方寺、丁家泊、宋家泊、曾迟镇、西殷家庄、平定、定远、庆云、古城、永宁、镇夷、清阳、镇北、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叆阳、新安、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镇江、汤站、凤凰、镇东、甜水站、草河、威宁营、奉集、穆家、武靖营、平虏、虎皮、薄河、懿路、汛河、中固、鞍山、海州、东昌、耀州、盖州、熊岳、复州、永宁监、栾古、石河、金州、盐场、望海埚、红咀、归服、黄骨岛、岫岩、青台峪等大小七十余城镇。

二十四日 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复其原职，设游击八人、都司二人，以理其事。

将辽阳官民移于北城，努尔哈赤及诸王大臣将士等居于南城。

二十七日 令辽阳的明降官兵二万人隶属于沈阳，受降金汉官李永芳、佟养性、刘兴祚等人统治。

二十九日 努尔哈赤令第十子德格类、侄寨桑古台吉率领八将领、士卒千人，安抚居民，并巡视三岔河浮桥。德格类、寨桑古至海州，传令：“军士不许扰害居民，劫夺财物，可登城而宿，勿入民室。”安抚百姓后返回辽阳。德格类，寨桑古宿于公廨，军士俱屯于城上。

四月初一日 颁布告示，令农工商各界辽民必须做到“各守其业”，“各出其力”。

努尔哈赤提出君与贝勒共同听断国事。

初三日 努尔哈赤给任用的汉官下谕旨，要求归降的汉官必须成为自己的耳目，尽忠效命。

初五日 努尔哈赤谕劝汉民必须“各守其宅，各耕其田。”下诏安慰各城堡百姓。

议定迁都事宜，努尔哈赤的后妃及诸王大臣的眷属皆迁至辽阳。

初六日 明以薛国用为兵部侍郎、辽东经略，以参议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不久，天启帝决计重新起用守辽有功的熊廷弼，以挽回辽事的败局。

熊廷弼（1569—1625） 字飞百，江夏人，万历年间进士。万历四十七年（1619）为辽东经略。在辽期间，加强对后金的防务，守辽有功，后因宦官擅权被革职。明失辽阳，再出任经略，但实权由一贯轻敌的广宁巡抚王化贞掌握，致使广宁一战大败，退入关内。天启五年（1625）八月，被魏忠贤冤杀。

是月 乌斯藏大喇嘛法师斡禄打儿来辽阳，努尔哈赤在城南敕建莲花寺（喇嘛园）。

五月初一日 努尔哈赤谕示，凡遇应死、应答、应罚之罪，必追论其功。

初五日 努尔哈赤令女婿乌尔古岱和孙女婿李永芳率兵千人前往镇江，镇压拒不剃发归降的汉人。

努尔哈赤谕示，“不许向有罪者索银，在审案时也不许喝酒、吃佳肴。”

二十五日 吴尔古岱、李永芳招降诸路，悉令剃发，拒降者杀无赦。

二十六日 辽阳、海州汉民向井中投放毒药，以反抗后金的占领。后金捕获二十二人，并全部斩杀。

努尔哈赤下令大杀不足维持生活的“无谷之人”。

是月 定诉讼审理程序。

努尔哈赤在东鞍山、海州、穆家堡、黄泥洼等地视察边境形势，部署防务措施。

六月初三日 在辽阳西关设立市场，规定市价、税收均依明制。

初六日 为防止中毒事件发生，避免中奸人之计，努尔哈赤令各店铺主人必将其姓名刻在石木上，挂在店铺门前。

明复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第三次经略辽东。天启帝赐尚方剑，令其驻山海关。但熊廷弼受制于巡抚王化贞。熊廷弼主守，王化贞主战，致使经抚不和，辽东防御屡败。天启帝追究辽沈失守的罪则，贬御史姚宗文、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郭巩等职，监军高出逮捕下狱，罢辽东经略薛国用。

十一日 明以兵部尚书王象乾总督蓟辽军务，命其督师援辽，安抚河西民心。

十四日 左翼一等总兵官额亦都死，年六十岁。

额亦都（1562—1621） 纽祜禄氏。明万历十一年（1583）从努尔哈赤起兵，骁勇善战，凡攻城略地，皆往往争先，多立战功。讨尼堪外兰，攻图伦城。从征击溃叶赫部纠集的九部联军。讨伐东海窝集部、灭辉发部。隶满洲镶黄旗。努尔哈赤以族妹后善和硕公主许嫁，又许以四女穆库什为妻。参加萨尔浒大战，为先锋。授左翼总兵官、一等大臣，佐理国政。死后追封弘毅公。

是月 努尔哈赤任命管理贸易的额真。

下达文书至村领催，严防汉人秘密投毒活动。

萨哈尔察部来贡貂皮。

七月初三日 努尔哈赤御八角殿，因得河东，设宴群臣，对总兵以下、备御以上的有功将士酌酒赐衣。

初六日 努尔哈赤不准汉人将牛使用瘦了，要将粮食计数上交。

初八日 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书中说：“所获辽东之人，多迁往他处。”

十四日 努尔哈赤发布“计丁授田”令。将收取海州地方田十万日（一日，约合六亩）、辽阳地方田二十万日，共计三十万日，给与在该处驻居的八旗兵丁。同时，“汗谕”：“吾今计田，每一男丁，授田六日，其中，种粮田五日，种棉田一日，均平分给。你们不要隐匿男丁；如隐匿男丁，便得不到田……每三男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男丁中，征一丁当兵，以一丁应公差。”

努尔哈赤发布“按丁编庄”令，规定每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地百日，其中二十日交纳官粮，八十日供壮丁食用。

努尔哈赤发布“按丁征赋佥役”令，规定一丁缴银三两。

实施“计丁授田”，“按丁编庄”、“按丁征赋佥役”等一系列命令，将农民重新束缚在土地上，保证了后金的财政收入，保证了士兵的来源，有利于稳定社会，巩固后金的统治基础，标志着后金政权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十七日 努尔哈赤谕示：“出征不违农时”，要爱护树木。

二十日 后金镇江守将陈良策，私通明岛中将领毛文龙，诈称明军来袭，城中百姓闻讯大都溃逃，陈良策乘乱擒捉后金驻城的游击佟养正，并将佟养正连同其子佟丰年等六十余人杀害。陈良策叛投毛文龙。毛文龙率兵二百二十人袭击镇江。

毛文龙(?一1629) 字振南，浙江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留驻辽东。辽东为后金占据，毛文龙自海道乘虚袭杀后金镇江守将，明遂授为平辽总兵。设军镇于皮岛(东江)，招集流亡，分布哨船，节制金、复、海三州及旅顺沿海各岛屿，联接登州，以为犄角，抗拒后金，屡败后金兵，直至崇祯二年(1629)被督师袁崇焕矫诏诱杀。

汤站、险山等地汉民亦执杀守卫的后金官陈九阶、李世科等，投毛文龙。

努尔哈赤闻讯，急派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敏等率兵三千，前往镇江征讨。击退毛文龙的进攻，俘获一万二千人带回辽阳。赏赐千总以上的从征官。

代善(1582—1648) 努尔哈赤第二子。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从努尔哈赤征乌拉，获胜。以功封为大贝勒。萨尔浒之役，大破明军。从征沈阳，围锦州，入宁远，攻大凌河，伐察哈尔，直抵大同而还。从征朝鲜，战绩卓著。

莽古尔泰(1587一1632) 努尔哈赤第五子。授和硕贝勒，又称三贝勒。掌正蓝旗贝勒。天命四年(1619)萨尔浒之役，从代善扼守界藩山，后征察哈尔部林丹汗，援救科尔沁部。攻锦州，逼宁远，护卫塔山粮运。屡立战功。因与皇太极争殴，被降职治罪。

皇太极(1592—1643) 努尔哈赤第八子。母叶赫纳喇氏，即孝慈皇后，为叶赫贝勒杨吉努之女。明万历四十年(1612)，始随父出征乌拉部。努尔哈赤称汗建后金，被封为四大贝勒之一。从征明，袭取抚顺，获萨尔浒大捷，克开原、铁岭，败蒙古喀尔喀部，灭叶赫部。取沈阳，占辽阳，攻广宁，克义州。与科尔沁部联姻，打击察哈尔部林丹汗。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逝世，皇太极即汗位，改元天聪，行科举，定官制，设六部，攻朝鲜。编蒙古八旗，统一漠南蒙古。改文馆为内三院。天聪十年(1636)称帝，改元崇德，改后金国号为清。多次遣清军入关，掠人口以还，两次亲征朝鲜。更定六部，理藩、都察二院官制，编汉军八旗。亲率清军取得松山、塔山、杏山、锦州之捷。遣军进入山东、直隶境内。患中风死于盛京清宁宫，庙号清太宗。

阿敏(1586—1640) 努尔哈赤之侄，舒尔哈齐第二子。明万历三十六(1608)，同褚英征乌拉部，拔宜罕山城。再从努尔哈赤征乌拉部。天命元年(1616)封和硕贝勒，为“四大贝勒”之一，称二贝勒。萨尔浒大捷，获功。随努尔哈赤取沈阳，占辽阳。渡镇江，击败明将毛文龙。率军征蒙古喀尔喀巴林部。犯朝鲜，拔义州，陷平壤，迫使朝鲜签订《江都和约》。从皇太极围明辽西重镇锦州，攻宁远。率师入关，克永平、滦州、遵化等地，杀明降将降卒，掠夺金帛，屠城而还。皇太极以十六条罪状，将其削爵囚禁，死于狱中，年五十五岁。

代善、莽古尔泰以金州民众通敌为由，将其迁于复州。

阿敏、皇太极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

是月 命八旗设巴克什，召儿童入学。

为弥补兵力不足，努尔哈赤开始在汉人中征集兵员，规定男丁二十人中抽一人，紧急时十丁抽一丁，是为汉军之始。汉军户全家迁入东京城内居住。

八月初七日 明擢毛文龙为副总兵，驻镇江城。

初九日 蒙古喀尔喀部以牲畜一万赎回被俘的介赛贝勒，送其二子一女为质。努尔哈赤刑白马祭天，与介赛盟誓，并大加赏赐。

十五日 诸王送介赛于十里外，设宴饯别。将介赛所质之女许与代善为妃。

将蒙古喀尔喀部送来的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除以一小部分赐给八旗官兵外，其余悉为诸贝勒分取。

十七日 努尔哈赤下令，“从速逼迫督催依照旧例征收官赋之谷草。”

是月 努尔哈赤在辽阳城巡视城郭。该城自明洪武七年（1374）经都指挥马云、叶旺督修兴建，分南北二城，其中南城周围十六里，设安定、泰和、平夷、广顺、肃清、镇远六个城门，城东、南、西三面有护城河。自万历末年因战乱失修，出现颓废坍塌。

努尔哈赤对诸王大臣说：“辽阳城大，且多年倾圮，东南有朝鲜，西北有蒙古，二国俱未服，若释此而征大明，难免内顾之忧，必另筑城郭，派兵坚守。庶得坦然前驱，而无后虑矣”。诸王大臣谏止说：“若舍已得之城郭，弃所居之房屋，而更为建立新城，乃劳民伤财之举”。努尔哈赤坚持说：“苟惜一时之劳，何以成将来远大之业”。诸王大臣都心悦诚服，遂开始在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右岸另筑新城做为都城，以金之东京命名为东京城。

努尔哈赤派兵镇压长山岛、盖州等地汉人的反抗斗争。

九月初一日 努尔哈赤再遣兵前往镇江，俘获民人三千以还。

初四日 努尔哈赤从海岛掠获汉民一万，赐与御备以上各官。

十六日 谕示：“无主之谷草，从速调查处理，征取送来”。

二十四日 朝鲜国王派使者前来进贡，努尔哈赤令三个女婿及五大臣等赴辽阳城外迎接。

是月 准辽东商人开店营业。

派兵镇压汤站堡、复州等地汉民的反抗斗争。

努尔哈赤令自牛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一贝勒各置三拖克索，尽力扩大满洲贵族的庄园。

进一步贯彻“计丁授田”政策。

努尔哈赤命抚顺、清河等处商人迁徙至东京城南半部继续经商。

十月初一日 下谕：“辽东五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给与二十万日”。又从无主之田内拨出十万日，给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民耕种。

初六日 对偷税者严加惩处。

十八日 努尔哈赤命代善、阿敏领兵五千，渡镇江，入朝鲜境内，征讨毛文龙，斩明兵一千五百人，毛文龙仅以身免。

强迫镇红、凤城、叆河、新城、宽甸、汤山等地居民，迁住萨尔浒、奉集堡、清河等地居住。

十九日 努尔哈赤不许降官参与管理汉民事务。

努尔哈赤谕汉民说：“吾自来辽东观之，诸凡服役，皆不计丁，而计以户”。

对徭役制度规定：“遇有急事，则十人出一人服役，百人以下十人以上者，视事之缓急而摊派之。”

是月 济尔哈朗等四贝勒以私授财物，命监禁之。

济尔哈朗(1599一1655) 努尔哈赤之侄。率后金大军救援科尔沁部，征讨喀尔喀，巴林等部。从阿敏进攻朝鲜，与朝鲜签订《江都和约》。从皇太极征明，围锦州、宁远等城。入关取遵化，逼北京。为八和硕贝勒之一，掌刑部事，晋封为和硕郑亲王。

后金废除明以户征赋旧制，实行按丁贡赋制度。

蒙古喀尔喀部古尔布什台吉与莽果尔台吉率所属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来归附。努尔哈赤升殿设大宴，赐衣物、金银、弓矢、奴仆、牛马、房田，应用之物皆齐全。努尔哈赤许以八女聪古图与古尔布什为妻，古尔布什赐名青卓里克图，拨给满洲一牛录三百人和蒙古一牛录，授一等总兵官世职，以族弟济白里杜济之女嫁莽果尔为妻，亦授以总兵官。

熊廷弼驻右屯，受命以重兵坚守广宁，令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罗一贯以三千人守西平，与后金相对峙。

十一月三十日 努尔哈赤下令，不准任何人损坏庙宇，如发现违背圣旨，将惩治不贷。

十二月初十日 努尔哈赤令其官使催征，仍依照旧例征收之赋。

十八日 下令“汉官私下擅自征收之谷、草、小麦、芝麻、线麻、蓝绽、笔、纸等物，俱皆革除。”

二十七日 总兵官李永芳、佟养性，副将刘兴祚为首的三十四名汉降官，挑选上等贡品，包括牛、猪、羊、鸡、鹅、兔、野鸡、狍、葡萄、梨、米、饽饽等多达十五种,向努尔哈赤大送年货。

是月 努尔哈赤再次下令，清查粮食，规定诸申计口给粮。

诸申是女真和早期满族人对自己的称呼。在社会中，是任意耕种、不受压迫的自由的氏族成员。早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努尔哈赤说：“诸申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从不交纳所猎到交纳，以及“计口给粮”，可以看出后金进入辽沈以后，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计丁授田”后，土地已成为主要的财产，诸申有迁徙、定居、耕田、打猎、采参、摘松的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诸申之间，也是平等关系，甚而同贝勒之间的关系，也无尊卑之别、上下之分，可以一起聚会，平等商议，共同决断。

1622年（后金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壬戌

正月初四日 努尔哈赤将辽东汉人分给满洲八旗各级额真。

初七日 依照辛酉(1621)旧例，征取官赋的各种物品，要求汉民必须从速尽行交纳。

初八日 努尔哈赤以平虏堡四百三十四丁给与蒙古恩格德尔额驸。

十四日 以掠夺毛文龙部将卒一万人，一半赐与备御以上官将，一半留待处理。

十五日 努尔哈赤命诸贝勒大臣共议官员优劣，并做书面上报。

十八日 努尔哈赤命宗弟铎弼、贝和齐、额驸沙进、姑父苏把海率一牛录五十甲留守辽阳，亲自统率皇太极等贝勒、大臣及一百甲将士出征。

二十日 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劲旅经鞍山、牛庄，由东昌堡西渡辽河，直奔明辽西重镇广宁。明防河兵见后金大军来势汹汹，遂纷纷逃遁。

时明朝将关外十四万大军驻守广宁，统由新任的广宁巡抚王化贞指挥。熊廷弼只带五千名士卒驻守山海关，“徒拥经略虚号”。熊廷弼曾两次经略辽东，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这次面对辽东业已失守，遂制定固守辽西，坚持积极防御方针，创“三方布置策”。计划西联蒙古，东依辽人为内应，并调蓟、昌、宣、大各镇兵，布置辽河防线，“保辽西正所以保辽东。”熊廷弼积极的作战计划，却遭到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反对。王化贞在张鹤鸣的竭力庇护下，狂妄自负，大言轻敌，叫嚷只要六万兵力，就可一举荡平后金的主力，以不战取全胜。正当素不知兵的王化贞空喊“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之时，努尔哈赤亲率的五万大军已渡过辽河。明军辽河防线过长，首尾不能相顾，一触即溃。

二十一日 明降将李永芳率领后金九万大军攻占西平堡、镇武堡。明副总兵罗一贵、高邦佐等四百将士皆败，罗一贵以下万人被杀。各路防线崩溃。后金军乘胜前进。拥有重兵把守广宁的巡抚王化贞不知所措，遂放弃广宁，尽焚积蓄，踉跄西逃至山海关。游击孙得功偕守备黄进、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等四十余将领以城降、广宁不战而下。前来救援的明总兵祁秉忠、刘渠等在抵御后金的平阳桥战斗中皆战死。

后金军在右屯卫获取明存贮粮谷五十万石，努尔哈赤命李永芳、佟养性调遣八旗官兵和役夫用牛车加速运至辽阳。

二十三日 努尔哈赤进广宁城说：“既征大明，岂容中止”。后金大军尽取辽河以西盘山、闾阳、十三山驿、大凌河（锦县）、义州、锦州、松山、杏山等四十余城而还。

二十七日 努尔哈赤谕旨：包衣阿哈的人身，家主不能完全占有，标志着其社会地位由奴隶转化为封建农奴。

是月 明兵部尚书张鹤鸣视师辽东。明以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又升为佥事。

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保护难民陆续退入关内。

二月初一日 命每牛录出一人自广宁前往辽阳，迎接大汗的诸福晋来广宁与大汗会晤。

初三日 命每牛录出一人护送乌尔古岱之子恩塞德里的尸体自杏山运回辽阳。

初四日 总兵官李永芳、佟养性和副将刘兴祚受命，强迫广宁、义州等辽河以西九卫汉民迁居辽河以东，广宁四卫迁往沈阳、蒲河和奉集堡，锦州二卫人口迁往辽阳，分隶属于满、蒙、汉各将领，赐与都堂、总兵官各三十五丁，副将各三十丁，遭到“邪恶光棍”的反抗。

大贝勒代善率两红旗在义州驻防，杀义州汉民三千余人。

初六日 命辽阳牛录的人，耕种披甲兵丁的田地。

十一日 自辽阳前来广宁的大汗诸后妃叩谒努尔哈赤。

十六日 蒙古科尔沁部明安、兀尔宰图、额诺木、绰乙喇札尔、达赖、密赛、拜音代、噶尔马、昂坤、多尔济、雇禄、绰尔齐、奇笔他尔、布颜代、伊米齐、特灵、石胡那克等十七贝勒、喀尔喀五部台吉共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并牲畜无数来投后金，努尔哈赤设宴、赏赐并授职。

明安（？—1654） 蒙古东部最强大的科尔沁部贝勒，博尔济吉特氏。曾两次兴兵与建州女真为敌，均被努尔哈赤亲御击败。其中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参与叶赫贝勒纠集的九部联军同努尔哈赤的战争，古勒山之役联军惨败。明安骑骣马率残部北逃。次年，遂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万历四十年(1612)，送女与努尔哈赤成婚，称科尔沁侧妃。归附后金后，努尔哈赤授三等总兵官。偕都统武纳格等率兵征察哈尔，招降二千户。从皇太极围大凌河城，大败明军，明总兵祖大寿投降。再从皇太极征察哈尔，因违令受罚，改为三等昂邦章京。顺治初年，晋封二等伯。卒后，谥忠顺。

十七日 努尔哈赤命诸王统兵驻守广宁，携后妃驾还辽阳。

二十七日 命一牛录出十五人，饲养朝鲜马。

二十八日 努尔哈赤谕示逃亡的汉民，可以钱财赎取自己旧有的田宅粮食。

是月 努尔哈赤在广宁期间，致谕留驻辽阳的诸贝勒说：“将尔等得获的汉人及二百匹马、四百头牛给与来自蒙古乌鲁特部的诸贝勒”。

将广宁等地的粮食、军器、火药、马匹、布帛等运回辽阳。

明逐王化贞，罢熊廷弼辽东经略职，回籍听勘。

三月初三日 努尔哈赤宣布不沿袭国主独尊旧制，实行八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八贝勒即八固山王、八旗旗主，简称八王，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八人。努尔哈赤说：“一人之有识，终不及众人之谋……只有同心谋国，才能庶几无失。……八王中应选择既有才能德行，又善于接受劝谏的人继承我的汗位。推选时，一定要合谋共议，谨慎择贤，特别要防止品德不端的人侥幸被荐。嗣位后，若发现才能浅薄，不能主持正义，甚至坐视不管，应经过众议，撤换掉他，在你们的子弟中另选取贤者为君。实现八王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谗佞的目的”。

八王代表的都是庞大的经济实体、巨大的社会势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八王“并肩共坐”，即汗与诸子侄坐在一处，共受诸臣叩贺。共议国事，任贤退奸，集体裁决，断理诉讼，禁止私议。八王所得，平均分配。这是努尔哈赤推行贵族共治的一次创举和可贵的尝试，使后金形成坚强稳定的领导集体，成为获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初八日 明以兵部侍郎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蓟、天津、登莱军务。

二十二日 努尔哈赤令辽东新旧民户房舍合住，粮同吃，田合耕。

二十九日 始设蒙古旗。后金征服漠南蒙古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为蒙古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

历时达十个月之久，东京城营建完毕，后金政权遂迁都于此。

东京城以方砖、石块、夯土筑成。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四面城墙不成直角，城墙高低不一。据现代实测周长为3514米，南面长900米，北面长896米，东面长886米，西面长832米。城门八个，每面二门，东西相对，南北相对。东向者左称迎阳(抚近)，右称韶阳(内治)，南向者左称龙源(德盛)，右称大顺(天佑)。西向者左称大辽(怀远)，右称显德(外攘)，北向者左称怀远(福盛)，右称安远(地载)。每门各有门额，外书满文，内书汉文。如天佑门，东西21米，南北17米，高9.30米。正中券门高4.55米，宽4.40米，西扇木门向内对开。具有满族建筑的特点。

东京城内有八角殿、坛庙、楼阁、衙署等建筑。惜城垣圮毁，这些建筑已荡然无存。现仅存两处遗址，一处在城内正中高岗上，与天佑门相对。有柱础和绿色六角形琉璃砖出土，为八角殿的所在地，是当年努尔哈赤升殿御政、接见外宾、发布文诰的处所。另一处在城内西北最高岗顶上，东西37米，南北28米，高4米，底铺石板，人工夯筑，堆积着大量的黄绿色琉璃砖瓦，为楼阁高层建筑遗址，可能是当年努尔哈赤以及宫妃的寝宫。

营建东京城，工程浩大。后金征发降民，每十丁出一丁，并非传说的“三辆牛车筑都城”。繁重的徭役，激起汉民的不满和反抗斗争。

在辽阳城南莲华寺葬白大喇嘛。

四月 发布文告称，俟北京被攻占以后，应由女真人与汉人轮换居住。

五月 毛文龙自镇江袭击后金占据的汤站等地。

六月初七日 特派都堂吴尔古岱额附等十六人审理国中各项案事；副将莽阿图等八人管理户丁、迁徙，分配房田、筑城、监禁……游击沙进等人调查枪炮、管理哨控和巡逻、天花的发生；总兵官、副将管理甲胄、兵器、鞍辔、车船……

十七日 禁止穿刺耳鼻之刑。

十九日 努尔哈赤谕示：赏给蒙古人的阿哈以及牛、马……分给诸大臣收养。

是月 命店主书名立牌于店门前，以备稽查。

努尔哈赤对诸王贝勒说，在子弟中选贤者继承汗位。

七月十三日 一等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死，年六十四岁。

安费扬古（1559—1622） 觉尔察氏。幼随父完布禄归努尔哈赤。从努尔哈赤征哲陈部、哈达部。随大军击败叶赫等九部联军，同额亦都等讨讷殷部，从努尔哈赤灭哈达部，偕阿巴泰征东海窝集部，从努尔哈赤灭乌拉部，从后金大军攻占萨尔浒城，破经略扬镐的四路明军。攻占辽阳后，以开国功臣之首，授一等大臣，佐理国事，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卒后谥敏壮。

八月十七日 明任命大学士孙承宗为督师，经略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军务，支持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守宁远之议。

九月 明升毛文龙为总兵都督，赐尚方剑玺书。

十一月 明降将孙得功升为三等副将、石廷柱授三等游击、金砺授副将、郎熙载授备御等官职。

孙得功 原为明广宁巡抚王化贞标下的中军，广宁之战降后金，初授游击，以功予二等男世职，任至汉军左翼都统，晋三等伯世爵。

石廷柱（1599—1661） 原为明广宁守备，归顺后金后，初授游击，招降祖大寿有功，晋三等总兵官，后从征朝鲜，围锦州、松山，大败明军。顺治元年(1644)，随多尔衮入关，镇压李自成农民军，从征大同明将姜瓖。因功授镇海将军，晋三等伯世职。

金砺(?一1662) 辽东人。原为明都司，广宁之战，率部归降后金，授参领。后率兵克松山、塔山、前屯卫、中后所等要地，以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顺治元年(1644)入关，招抚山西农民军，克太原，征湖广，占长沙镇守浙江，官至川陕总督。

郎熙载 本系明生员，率四堡兵民归降后金，初授备御，因擒获逃卒有功，升三等轻骑世职。

是年 厄鲁特蒙古贝勒布颜代率所属部众归附后金，娶公主，封额驸，授二等参将，后以军功任镶红旗固山额真。

1623年（后金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癸亥

正月初一日 蒙古喀尔喀部扎鲁特贝勒巴克复来辽阳朝见，努尔哈赤遂将其质子卧齐里桑，与之同归。

初七日 努尔哈赤传谕：“八固山王设八贝勒辅之，以观察其心”。

二十四日 荷兰侵略者占据我国领土澎湖。

二十七日 努尔哈赤训谕，汗与诸贝勒、大臣之间为君臣父子关系，明确规定君、臣、民、奴各自的身份、地位、义务和相互关系。

是月 复州城一万一千余男丁叛逃，投明。

明赐辽东总兵马世龙尚方剑。

蒙古喀尔喀部五卫拉把斯台吉、希布台吉、琐诺木台吉、蟒古他不能、娥搏货他不能、大赉台吉等各率所属军民五百户并牲畜来辽阳投靠后金。努尔哈赤依其等级赐职，并赏给貂裘、金银、布帛及房田、奴仆、牛马等物。

二月初三日 取消以往八贝勒家各遣人丁捕貂、采珠、打牲的旧制，改为集中全部猎获和采集物品，按“八分”分取，不准某旗多拿多占。

十日 都堂上书：“一年一丁之征取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军马之料，合其三两”。

十二日 蒙古喀尔喀巴约特部台吉、额驸恩格德尔请求内迁，努尔哈赤准许来辽阳定居，赐爵三等子，给汉民六千丁，给其弟莽古尔岱二千丁。

十六日 令女真官员管辖的各地汉民每三丁交谷二石，一石送往沈阳仓，另一石送往辽阳仓或海州仓。

十七日 有人告发汉人有逃走现象。努尔哈赤以八都堂没能及时捕捉，而加以治罪。

是月 任命每旗设都堂二人、断事官二人，蒙古、汉断事官各一人。

努尔哈赤观览蟒缎等织物，并给从事劳役者嘉奖，免其各项官差兵役。

定淘金、炼银男丁赋额。

四月初六日 禁辽东汉民制造、买卖、携带和收藏兵器，若发现私自藏留，从重治罪。

初九日 努尔哈赤训诫：“居家之诸女，不可违背法度，败坏妇道。”

十二日 努尔哈赤诱劝汉民不要叛逃。

努尔哈赤胞妹沾河之姑病逝。沾河之姑寡居十五年，主要功绩在内治用人，加意训导胞兄的诸女。

十四日 以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截杀后金前往蒙古的使者，夺其牲畜为由，命阿巴泰、德格类、宰桑古、岳托等四台吉领兵三千人征讨。

二十一日 斩杀扎鲁特部贝勒昂安父子，并获钟嫩子桑土贝勒之妻子、军民、牲畜而还都城辽阳。

二十四日 努尔哈赤派总兵官李永芳斩杀欲行叛逃的托伦山村民。

是月 试验焊接技术。

五月初五日 改变过去仅汗处存有一个记载赏罚群臣的档子的旧例。设立八个档子，八贝勒各存一个。

初六日 努尔哈赤出城四十里，至古城堡迎接出征扎鲁特部的将士，设宴慰劳，并将所获人畜赏赐。

是日降雨，努尔哈赤说：“蒙古之国，犹此云然，云合则致雨，蒙古部合则成兵，其散犹如云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时，吾当亟取之。”说毕乃还都城辽阳。

十七日 蒙古科尔沁部第一代扎萨克图郡王孔果尔贝勒送女博尔济吉特氏来辽阳。努尔哈赤命宰桑古台吉与都督台吉至六十里外迎接。在东京城博尔济吉特氏与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大宴成婚。

三十日 赐盐给总兵至游击等官。

是月 额尔德尼巴克什私收朝鲜贡献之绢，并将所获的珍珠、金银等财物匿藏井中。其妻哈达公主被牵连。努尔哈赤下令将额尔德尼夫妇斩杀，惩其子。

六月初九日 努尔哈赤御八角殿，对御妹阿儿格福晋及众公主训斥说：“尔等女流苟犯吾法，吾定岂纵恕，以败纲常乎？……吾之所以将汝等妻诸大臣者，原酌其才、论其功匹配之也，岂令受制于汝乎？若尔等悍恶凌逼其夫，较之鬼魅尤甚，如万物俱赖日光而生，尔等当乘我之光，各安其分可也。”又谕蒙古归附诸贝勒说：“凡在我国结婚立家而娶吾女者，勿以吾女为畏。朕原念汝等远附，故与之，岂令汝受制于吾女乎？吾尝闻喀尔喀部诸王以女妻左右近臣者，多侮其夫，而虐害其国人。若吾女有似此不贤者，汝等毋辄杀伤，即告朕知，罪当诛则诛之，罪不至死则废之，另以别女妻焉。或有不贤而不告朕，是汝等之过，告之而不责其非，是予之过。凡有艰苦之情，切毋自讳，各有心事，当尽告之”。同时告诫已嫁诸女：“毋凌其夫，违者必罚。”

十一日 总兵官奉努尔哈赤之命，在辽阳开店设铺，出售各种货物。

十五日 下令盖州、耀州等地汉民不得逃亡，必须勤耕田地。

是月 派佟养性等前往盖州等地清查民间余谷。

三额附吴尔古岱受贿，赃物被没收，革去都堂之职，降为牛录备御。

复州汉民发生反抗后金的暴动，努尔哈赤派代善、宰桑古、阿济格、杜度、硕托等率兵二千前往镇压，屠杀男丁一万七千余人。将俘获的子女押解至辽阳，赐给各级官将为奴。

始制作黄色火药。

明以张凤翼代阎鸣泰为辽东巡抚。

规定牲畜踏坏农田，每匹罚银一两，牛群毁坏庄稼，牧人要鞭二十。

七月二十一日 规定对女真宣布事宜，应以“汗谕”名义下达；对汉民宣布，则以“八贝勒之书”颁行。

二十六日 努尔哈赤对众牛录宣读“汗谕”，声称要严刑惩治“盗贼”。但诸申的反抗斗争仍时有发生。

规定凡牛录之人若为盗，则使其妻用烧灼烫热之刑惩罚。

是月 努尔哈赤命诸子与蒙古兀鲁特诸贝勒举行盟誓。

派兵镇压岫岩汉民的反抗，俘虏人畜万余而还辽阳。

八月 诸贝勒上书自责。

九月 蒙古扎鲁特贝勒劳萨之女许与代善之子瓦克达为妻。

卖仓粮与汉民，可升银一两。

明以大将满桂和佥事袁崇焕领兵在宁远防守。

十月二十日 一等大臣达尔汉死，年四十八岁。

达尔汉(?一1623) 郭络罗氏，苏克素浒部沾河寨主扬书之子。努尔哈赤起兵时归附，初为牛录额真，积战功，授一等副将世职、都统、一等大臣。努尔哈赤以第二女嫩哲格格(又称沾河公主)为妻。

毛文龙所部袭击后金地区，斩杀七百余人。

李永芳受命致书毛文龙，阐明优待他在后金地区的亲属。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明以魏忠贤提督东厂。

是年 努尔哈赤命李永芳、佟养性等清查辽阳以南各州县人丁，并训斥清查官员，如徇私不追，查不出逃人，“将上奏于汗杀之”。

1624年（后金天命九年、明天启四年）甲子

正月初三日 蒙古喀尔喀部巴约特卫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恩格德尔台吉偕妻逊戴公主（舒尔哈齐之四女，努尔哈赤之抚女，于后金天命二年下嫁恩格德尔）同来，欲率部众请命定居东京城。努尔哈赤发誓说：“恩格德尔舍其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弟兄为弟兄，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佑，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恩格德尔也发誓说：“蒙恩父汗厚养，若忘其恩父，思回本国，不以汗之喜怒为喜怒，犹念故国兄弟，而怀二心者，穹苍不佑，殃及其身”。双方誓毕，努尔哈赤特赐“制诰”对恩格德尔驸马及逊戴公主说：“除叛逆篡位大罪不赦外，其余一切过犯，俱不加罪”。永以恩格德尔为王，并给以“子孙世代罔替之职”，荣任总兵官。

初六日 努尔哈赤命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及众多台吉，与恩格德尔额附一起领兵前往迎接部属人民移来辽阳。努尔哈赤出东京，迎至彰义站。努尔哈赤设大宴，恩格德尔兄弟各受赏赐雕鞍、骏马、貂裘等物，以下部属各有赏赐等差。及还京城，再赏赐恩格德尔等奴仆、房田、金银、布帛及应有之物。

十四日 努尔哈赤授恩格德尔、莽古尔岱为三等总兵官。

是月 努尔哈赤再命逐村逐户普遍清查辽民粮食，全部登记，委派诸申看守。谕示臣僚大杀穷苦的“无谷之人”，声言“得辽东后，汉人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

强迫盖州、析木城一带的汉民迁往盖州城居住。

二月十六日 努尔哈赤之庶弟卓里克图贝勒巴雅喇死，年四十三岁。葬于东京陵。

巴雅喇 明万历十年(1582)生，塔克世第五子，母继妻纳喇氏，名肯姐，是哈达贝勒万的族女。巴雅喇乃努尔哈赤的庶弟。初授台吉。万历二十六年(1598)，随褚英征讨东海瓦尔喀部，克安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余处，招降万余人，攻占内河路，以功赐号卓里克图，汉意“笃义”。万历三十五年(1607)，征东海窝集部，取赫希赫、鄂谟和苏鲁、佛纳赫托克索三路，俘二千余众而归。卒后谥刚果。清顺治十年(1653)五月，追封为多罗贝勒。嘉庆十九年(1814)，立“追封多罗刚果笃义贝勒巴雅喇碑”于东京陵。

努尔哈赤派遣巴克什库尔缠、希福等前往蒙古科尔沁部，与奥巴、阿都齐达尔汉、戴青莽果各台吉会盟结好。刑白马乌牛，盟誓说：“满洲科尔沁二国，因有察哈尔欺凌之愤，故以盟言昭告天地，愿同心合意。”明确情结盟好的目的，在于割断科尔沁部与蒙古察哈尔部的关系。

是月 明以喻安性为辽东巡抚。

三月 明以吴用先总督蓟辽。

四月 努尔哈赤命族弟铎弼同汪善、贝和齐前往祖居地乌兰哈达山赫图阿拉，移先陵至辽阳东京陵。他们将努尔哈赤的祖父景祖觉昌安(叫场)、父亲显祖塔克世考妣、伯父礼敦巴图鲁(景祖长子)、叔父塔察篇古(景祖第五子)、中宫孝慈皇后叶赫纳喇氏、胞弟舒尔哈齐(庄达尔汉巴图鲁)、雅尔哈齐、庶弟穆尔哈齐(青巴图鲁)、继妃富察氏、长子褚英等亲人灵榇迁来。诸灵榇将至，努尔哈赤亲率诸王大臣出东京城二十里，迎至接官亭，至东京城东北四里的阳鲁山上，建立灵堂安葬。努尔哈赤亲自在祖考灵前跪奠，在祝寿辞中说：“吾征大明以报复父祖被杀之仇，遂得辽阳、广宁，今迎先灵葬于所获之地，乞父祖上达天地神祗，冥中默佑”。

努尔哈赤将其几乎所有的亲人墓葬，都从祖居地赫图阿拉附近迁到辽阳东京陵，其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出自于祭祖的方便。当时同明朝的战争虽已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战争还在进行之中，而每次率八旗劲旅出征之前，习惯上都要祭祀祖先，以求神祗的保佑；其二是，出自于自绝退路，在获得沈阳、辽阳战役的胜利以后，努尔哈赤认清了战争的形势，腐朽的明王朝已不堪一击，增强了自己必胜的信心，决心在辽沈地区站稳脚跟，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五月初三日 努尔哈赤命于“汗门”设置云板、铜锣、大鼓。规定：凡在夜间得到军务急信，则敲打云板；如系人逃走的消息，则击铜锣；如果是喜讯，便捶大鼓。

二十八日 蒙古科尔沁台吉桑阿寨(明安之子)送女来东京城，许与多尔衮台吉为妃。

多尔衮(1612一1650) 又称多儿哄，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初封贝勒。后金天聪二年(1628)，从皇太极征察哈尔多罗特部，以功赐号墨尔根岱青。率八旗劲旅入关，趋通州，逼近明都北京。后金初设六部，执掌吏部事。再征明，克保安，略朔州。偕岳托等招蒙古察哈尔部主林丹汗之子额哲。自归化城携降众而还。晋封和硕睿亲王，号称九爷。犯朝鲜，取江华岛，迫使朝鲜国王请降。皇太极伐蒙古喀尔喀部，受命留守盛京，筑辽阳都尔弼城，名曰屏城。率大军攻明，围锦州，下松山，克塔山，俘兵部尚书洪承畴，迫使明总兵祖大寿降。以功复睿亲王号。顺治帝继位后，与亲王济尔哈朗共为辅政大臣，授奉命大将军印。率军入关，收降明平西伯吴三桂。镇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抗清斗争。攻伐南明。推行对汉族的高压政策，创清代各项典章制度。上尊号为皇父摄政王。

是月 明总兵毛文龙遣兵沿鸭绿江，越长白山，入辉发地方，被后金守将苏尔东安率兵击退。

八月初十日 驸马总兵官何和礼死。年六十四。努尔哈赤命皇后往吊，在宫中恸哭说：“佐吾创业诸臣，何无一人在后送我也。”

何和礼(1561—1624) 原为栋鄂部长。万历十六年(1588)，以其所部三十骑卫归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遂以长女东果格格(即固伦公主)许嫁。所部万余人隶正红旗，兵马精强。从努尔哈赤两征乌拉，伐窝集部。破敌有功，为五大臣之一。从努尔哈赤击败明经略杨镐，下沈阳、辽阳，皆捷足先登，以功授三等总兵官，进爵三等公。顺治十二年(1655)追谥温顺，雍正九年(1731)，加封号曰勇勤。

是月 明总兵毛文龙部众渡朝鲜义州城，于鸭绿江岛中屯田。努尔哈赤派正白旗固山副将楞格里、镶红旗固山游击兼副将乌善领兵一千人进袭，突至岛上。毛文龙在溃逃中被后金军掩杀五百余人，尽焚岛中积聚粮食而还。

九月 明将袁崇焕筑宁远城工竣，使宁远成为防守后金进攻的要塞堡垒，堪称明朝在关外的第一个军事重镇。袁崇焕以其固守有功，升为右参政，职责是分守“宁（远）前（屯）道”，并偕总兵马世龙率兵前往广宁一带进行巡察。

十二月 努尔哈赤派兵出征东海瓦尔喀部，进军至柯伊地方。

是年 明福建巡抚南居益率兵二千，在澎湖镇海登陆，在民众的支持下，经过半年的战斗，终于收复被荷兰殖民者占据的澎湖。荷兰侵略者逃往台湾南部，由于明军没能乘胜追击，以至造成后患。

努尔哈赤封长孙杜度（1597—1641）为贝勒。

1625年（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乙丑

正月十四日 明遣兵一万，由海上袭旅顺口，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等率兵六千往攻，克其城，尽杀明兵，毁城而还。

是月 努尔哈赤以八女聪古图公主(?—1646)嫁给蒙古喀尔喀台吉古尔布什为妻。

古尔布什(1597—1661) 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喀尔喀巴林部台吉，游牧于西喇木伦河上游。后金天命六年(1621)，率部属六百户归附后金。娶聪古图公主后，努尔哈赤赏赐满洲、蒙古牛录各一，授三等总兵官，隶满洲镶黄旗。崇德三年(1638)升兵部右参政。顺治元年(1644)，随摄政王多尔衮入关，镇压李自成起义军。累功进一等精奇尼哈番。

朝鲜国韩润、韩义兄弟来降。努尔哈赤分授二人游击、备御之职，并赐给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等物。

努尔哈赤再次派兵征讨东海瓦尔喀部。

二月 蒙古科尔沁部寨桑贝勒之子吴克善台吉送其妹来辽阳。皇太极迎至沈阳北冈，努尔哈赤与诸王及后妃等出迎十里。入城设宴，与皇太极为妃，称永福宫庄妃。努尔哈赤赐给吴克善人口、金银、蟒缎、布帛、盔甲等。

庄妃（1613—1687） 博尔济吉特氏，十三岁成婚，封为永福宫庄妃。为人聪明伶俐，动作敏捷，有礼有节。崇德三年（1638）正月三十日，生福临。福临即位，称顺治帝，母以子贵，庄妃的地位大为提高，被尊为皇太后，其父寨桑被赠和硕忠亲王。庄妃在其孙康熙帝在位期间辅佐有功，被尊为太皇太后，死后尊谥为孝庄文皇后。

是月 后金军攻破旅顺，全歼明守城兵，毁其城。

三月初三日 努尔哈赤召集诸王大臣，议迁都沈阳。诸王大臣谏止，努尔哈赤不允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尔弼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

努尔哈赤以管理驿站章京守护东京。亲率宫城后妃及诸王大臣离开东京城，宿虎皮驿。

初四日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称为盛京，并大修宫殿城郭。

庄妃嫁进东京城

◎ 李大葆

如果时间可以倒退，我们就会看到，在天命十年（1625）的正月将尽之时，由蒙古科尔沁部出发的一队送亲人马，正在奔向辽阳。雪原辽阔，山林茂密，欢快的马蹄趟起一路雪尘，一串爬犁拖着丰厚的嫁妆在昼夜之间行止有序。一个13岁的少女，委身于厚重的皮装里，用蓄满心扉的热望博弈严寒，静静地等待着目的地的到来。她，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日后被称作“庄妃”的女人。

科尔沁部通往后金的道路曲折而漫长。这条路是一种政治的牵系，洒满泪水，也洒满笑声。未来的庄妃知道，早在11年前，她的姑姑哲哲（孝端文皇后）就曾如此地出现在这条路上。而今，在那个叫皇太极的男人的身边，她，也将拥有与姑姑同样的角色。有些不可理喻的是，她没有料到在此后的第九个年头，她的姐姐海兰珠（宸妃）也接踵而至，于是，清代后妃史上一个“姑侄三人同事一夫”的传奇宣告完成。在政治目的大于人伦规范的框架内，辈分、长幼等俗念都可以忽略不计。努尔哈赤欲对明廷开战，后金就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与蒙古的生死同盟；欲与蒙古修好，其科尔沁部是最先的抓手。因此，结亲，会盟，甚至出兵应援，都是后金笼络对方的举措。男人的弓箭，女人的脂粉，盟誓的酒碗，论战的檄文，无疑，统统都是领土与政权的砝码。向辽阳渐趋渐近的庄妃，也许清醒自己此行的使命。

庄妃，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或译作本布泰)，为蒙古科尔沁部寨桑贝勒的次女，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613年3月28日)。在皇太极的15个妻子中，本布泰被封为庄妃。1636年皇太极即大清皇帝位时，颁给她的册文说：“……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尔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朕登大宝，爰仿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尔其贞懿恭简，纯孝谦让，恪遵皇后之训，勿负朕命。”居次西宫的庄妃，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天聪三年(1629)生皇四女，后来受封为固伦雍穆长公主；天聪六年(1632)生皇五女，后来受封为固伦淑慧长公主；次年又生下皇七女，后来受封为固伦端献长公主。三位公主，成年后分别嫁与蒙古贵族弼尔塔哈尔、色布腾和铿吉尔格。崇德三年(1638)正月，宸妃所生被皇太极视为皇嗣的皇八子夭折，庄妃恰逢其时地于两天后生下了皇九子福临，就是后来的世祖章皇帝顺治。

……此刻，少年的本布泰带着她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在兄长吴克善的护送下，正一步步地接近辽阳。努尔哈赤对她的到来非常重视。这个被蒙古盟友称为“养育列国英明汗”的后金国主，设计了一套高规格的接待程序。第一步就是皇太极的远程迎接。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这一年34岁。史料这样介绍他：皇太极(1592-1643)，清朝奠基人。在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四大贝勒中居第四位，原为正白旗主旗贝勒，天命十一年(1626)争得嗣位，次年改元天聪。废除四大贝勒共理政务旧制，提高君权；仿明制，设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完备中央各种机构；收降和笼络蒙汉官僚贵族，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吸收汉文化，主持创制有圆点的新满文；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利用喇嘛教，笼络蒙藏；东攻朝鲜，西击察哈尔，统一漠南、漠北；屡次派兵突破长城，深入内地，攻打明朝。天聪九年(1635)，废除“女真”称号，定族名为“满洲”；次年改后金为“大清”，称皇帝，年号崇德。……夫君如此轰轰烈烈的人生，背景和机缘自然是成就它的理由，而博尔济吉特氏的姑侄三位女人当然也是举足轻重的动力！

皇太极按照父汗的旨意，匆匆赶往沈阳城外的北岗，迎接科尔沁部的送亲队伍，迎接他未来的女人。从努尔哈赤开始，后金与科尔沁部就姻亲不断。努尔哈赤的一生里，曾先做了明安贝勒的女婿，后又娶了孔果尔老人的女儿。后者是清代活得最久的一个后妃，直到康熙四年才死去，被尊为康寿太妃。在皇太极一辈的兄弟姊妹中与蒙古结亲的例子就更多了，最近的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女儿、14岁的聪古图格格，刚刚在前不久的正月十六日，与喀尔喀古尔布什台吉举行完婚礼……皇太极一干人等，架设帐篷，置办酒席，沈阳北岗的旷野之上顿有生气。

在辽阳东京城北十里处，是努尔哈赤设置的第二个欢迎之处。当吴克善的送亲队伍快要到达时，努尔哈赤亲率众后妃、贝勒、大臣早已等候在那里。东京城就在身后，这个朱漆未干的后金国都，此时只有三年的历史。然而，在场的人，都相信它夯土牢固，砖石坚硬，耸立于高阜的八角殿以及四围城墙的八座城门，都会让人遐想不断。在此越发升级的礼节中，努尔哈赤以帝王的威仪端坐帐内，吴克善快步赶来，一丝不苟的抱见礼表达着亲家之间的脉脉温情。迎接的场面比沈阳北岗更加宏大，洗尘的宴会更加热闹。篝火和酒香，紧紧地萦绕着构成这个故事的人们。

次日，天命十年（1625）二月初二日，庄妃第一次出现在东京城内。努尔哈赤复又设宴，东京城举城欢呼，皇太极与庄妃“以礼成婚”。不同凡响的出场本身，也许就是走向卓越的背景。庄妃这位身经清初三朝，全心辅佐皇太极、顺治、康熙三位帝王主政，拥有“清代国母”、“兴国太后”等美名的杰出人物，由此一步步攀越着她的人生高度。

东京城哺育了庄妃的政治激情，13岁的少女在东京城陡然长大。她知道在锋刃与权钮之间穿梭，面容与身段不是资本；以后宫鼎力前台，需要的是智慧与勇气。崇德七年（1642）松山大捷后，被擒的明总督洪承畴绝食拒降，庄妃对他晓之以理，使他不再固守愚忠，转而愿作大清的臣子。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皇太极暴病身亡。朝中权力真空，诸王争位。在鹬蚌相争的混乱局面中，庄妃以其聪明才智和特殊的地位，终于使年仅六岁的儿子福临为帝，捍卫了清初政权的平稳传续。女人似乎永远都是一把特殊的利器。顺治帝即位后，庄妃不但教他为人、为政之道，还帮助他出好女人这张牌。在顺治把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庄妃的亲侄女)贬为静妃后，庄妃紧接着从科尔沁部重选了一位同姓氏的皇后(庄妃的侄孙女)，以巩固与蒙古的联姻关系。而对于顺治迷恋的董鄂妃，庄妃则宽容以待，升她为皇贵妃，解决了清宫内部的矛盾。顺治十八年(1651)，顺治帝英年早逝。在庄妃的主持下，又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皇孙玄烨成为皇嗣，是为康熙帝，而庄妃则过早地变“老”了，由“孝庄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不但玄烨从祖母那里深得教益，成就了一代好皇帝，而且，国家和社会也在庄妃的努力下出现了统一与稳定的形势。庄妃一生的经历犹如一条长河，辽阳东京城的那一段情景便是那平静河床陡然激荡的起点。不再是女孩的布木布泰，在那里告别了稚趣盈盈的13岁，以一个新的后金政权参与者的气度与情怀，在岁月的深处拍响生命的涛声。

……章节繁琐的婚礼过后，送亲的队伍也该返程了。卸去蒙古袍的庄妃，着一身满人的服装，光鲜亮丽，向亲人们摆手。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金乃至大清，注定要与她密切相关。深谋远虑的努尔哈赤，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以丰厚的物资回报着向科尔沁返程的人们，“因吴克善送婚，遂以礼尊敬，赏给他许多蟒缎、毛青布、翠蓝布、金、银、甲胄及人口等”（《满文老档》）。此刻，东京城北向的城门大开着，人声鼎沸，暖意绵绵，初升的太阳像少年庄妃的脸颊一样红润……

努尔哈赤辽阳之战

◎ 王成科

1619年，明朝万历皇帝倾全力发动的旨在一举荡平后金政权的萨尔浒大战以惨败告终后，后金由被动转为主动，迅速统一女真各部，并将下一个进攻目标锁定在了辽东首府辽阳城。

转年，摇摇欲坠的明朝又接连死了两个皇帝，将近三十年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终于死了，而刚刚即位的泰昌皇帝朱常洛，还没有把屁股下的龙椅焐热乎，仅仅在位30天，就因为纵欲过度，吃了朝臣进献的两粒“红丸”而一命呜呼了。朝廷内众大臣既频于发丧，又忙于争斗，朝政混乱至极，明朝统治集团上层陷人了严重的政冶危机之中。

在辽东，坚持战守且有勇有谋的熊廷弼却因得罪了阉党和朝中权臣被罢了官，而“用兵非所长”、“素不知兵”的袁应泰却捧着“不爱皇权爱木匠”的天启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来到辽阳，当上了辽东经略。努尔哈赤就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1621年三月，发兵进攻辽沈地区。

三月十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兵由萨尔浒城(现抚顺市大伙房水库内东南隅)誓师出发，顺浑河而下，十二日兵临沈阳城下。当天，老罕王努尔哈赤只略施小计就将有勇无谋的沈阳守军主将贺世贤诱出城外射杀。沈阳城于次日即被攻破。沈阳既失，遂使辽阳失去了北部的屏障。尽管熊廷弼驻守辽阳时曾加固了城墙，又在城周围挖了三四层堑壕，灌以太子河水，以加强防守，但这时却只能是孤城自卫了。十八日，后金兵乘势兵发辽阳，并于第二天中午到达辽阳城东。今河东新城村南有山名瞭高山。据民间传说，当年老罕王到达河东地区以后，曾率众贝勒、大臣登上此山瞭望辽阳城内明军的布防情况，瞭高山一名由此而来。鉴于辽阳城防坚固，以及八旗兵不擅攻坚而擅野战的特点，努尔哈赤同样采用了诱敌出城决战的战术。指挥八旗兵从城东南渡过太子河后，没有西进围城，而是扬言要进攻山海关，直犯京师，并径直向城西南进关大路奔去。在东门城楼上观敌的袁应泰不知是计，慌忙命守城精兵出城追击。老罕王见时机成熟，命令八旗军反戈一击，双方在城外首山附近展开激战，明军损兵折将，溃至鞍山驿（今鞍山旧堡）。当晚，八旗兵将辽阳城紧紧包围。第二天，袁应泰亲自统领其亲兵卫队“虎旅军”冲出平夷门（辽阳大东门），扎营于瞭高山，布列枪炮三层，与后金军互相攻打，以牵制努尔哈赤攻城的兵力。努尔哈赤一面命令八旗兵从东西两侧开始攻城，一面不断抽调兵力与瞭高山上的明军激战。袁应泰最终抵抗不住，率部分残兵逃回城内。努尔哈赤坐镇东门外亲自指挥。下午申时，西门先被攻克。至二十一日傍晚，袁应泰见大势已去，遂在城东北镇远楼上自焚而死，辽阳城遂破。二十二日，努尔哈赤即召集众贝勒、大臣共议，迁都辽阳，并于当年八月在城东建筑新城，名“东京城”。

占领辽阳、迁都新城，标志着后金政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努尔啥赤把明朝统治东北的中心，变成了后金进攻明朝的基地。

东 京 城

◎全晓红

跨过太子河大桥,沿着中华大街东去，有一块神秘的台地,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却内涵丰富，雪后的清馨掩盖不住风雨沧桑，斑斑点点的遗迹镌刻着曾经的辉煌。它就是清朝关外著名的都城——东京城。

一、东京城的由来

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八日，乘萨尔浒大战全胜之威,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将士直奔辽阳，在经历了三天的激烈战斗后，终于夺下了明代辽东重镇——辽阳城。进驻辽阳后，努尔哈赤毅然决定把他的后金国国都迁到此城。而后,在辽东都司衙门接受了诸王贝勒大臣的朝贺,努尔哈赤的福晋们也踏着芦席上铺着的红毡，走进了汗（努尔哈赤）屋。

那时的辽阳，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这里地域广阔，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辽阳城经过明朝数百年的经营，城内街道纵横修直，布局井井有条，商贾众多，酒肆林立。能夺得该地，用努尔哈赤自己的话说“承天眷佑，授以辽阳”。但不久，他却突然提出要放弃辽阳老城，另建新都城，并定名东京城。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放弃如此心仪的地方，定有其中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辽阳城大，年久倾圮。辽阳南北二城合起来，城池周围共“二十四里二百八十五步”，为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都市。若大的都市，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在经历了数百年后，损坏相当严重。“辽城(辽阳城)二百数十年无人收拾，皆为海风所蚀，尺尺寸寸无一不颓塌，无一不为碎砖乱石所扎累，每炮震一声，砖石陨落自下，城里面无砖封其土，皆流卸如平坡，人皆埋冢于其上。又，人家做屋筑墙皆于其上取土无禁，城面窄，不能并骑……”。这段记载是当时明代辽东经略给万历皇帝的奏书中提到辽阳城的情况。如此破旧，千疮百孔的辽阳城，努尔哈赤住在这里食不能安，寝不能寐。

原因之二是存在着外患。东南有朝鲜，朝鲜为明朝属国，唇亡齿寒，朝鲜助明不言而喻。北有蒙古，势力强大的漠南察哈尔与漠北阿禄察哈尔林丹汗均与后金努尔哈赤为敌。若八旗将士征明，辽阳城容易腹背受敌。

原因之三是迁都辽阳的几个月来，汉民的反抗屡屡发生。如汉人在食物中、水井中投毒，或袭杀后金官兵，或者大批逃亡。天命六年（1621）五月二十六日，一次抓获投毒之人达22名，使后金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在太子河东岸一块台地上,启建东京城，与辽阳老城隔河相望。

二、东京城的建设

从天命六年（1621）八月启建至天命七年（1622）三月入住，大批的辽东汉族工匠为东京城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1、东京城的筑城技术

城墙墙基为石砌，墙体内为夯土，外包青砖。城门宽4.6米，进深17.6米，全城共8门。由于急于建成，城墙夯土内夹杂着大量的碑石、废旧石磨、碑碣等。墙基石件大小、薄厚也不均，有时甚至扒掉旧辽阳城材料直接用上。

2、城内建筑

东京城内“宫”、“殿”分筑，“宫”指汗宫，即努尔哈赤与家眷居住之所，“殿”指办事的衙门，史书上记载叫八角殿。努尔哈赤的汗宫位于东京城内地势最高的地方，先人工筑方形土台，然后用土夯筑，外用砖包砌。汗宫东百米是八角殿，内外有排柱十六根，为八角形，殿顶用黄、绿两色琉璃瓦铺成。从建筑格局和使用材料上看，东京城的八角殿就是后来沈阳故宫东路大政殿的蓝本。另外，东京城内还建有诸王贝勒大臣的住所，在皇太极时期还建有弥陀禅寺。这些建筑与努尔哈赤的宫殿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使东京城显得既小巧别致，又独具一格。

东京城虽然规模较小，但由于大量利用辽东汉人工匠，以砖石构筑取代了赫图阿拉时期的木石杂筑的方法，这是清入关前在城廓建筑史上的一次飞跃。宫与殿分设两处，摆脱了赫图阿拉时期住宅与办公浑然一体的局面，这是后金向文明又前进一步。另外，琉璃构件，皇家独享，也是满族（女真族，下同）建筑艺术上的进步。后金在东京城内接受先进汉文化影响的积极态度，使后金社会朝气蓬勃。

三、东京城的历史地位

东京城作为都城的历史很短，从天命六年（1621）八月至天命十年（1625）三月仅仅四年，但努尔哈赤在东京城内励精图治，调整统治政策，奠定了满族社会从弱小到强大的基础，确定了满族社会由牧猎经济转向农耕经济的发展方向，使他最终成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

如果说攻占辽阳之后到迁入东京城之前的几个月是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族共同体和满族文化同辽东汉族和汉族文化的碰撞时期，那么迁都东京城就进入了两个民族及文化的融合时期，简单地说也就是满族迅速汉化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政体。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在原有八旗制度的基础上，努尔哈赤发布实施“八贝勒共治国政”，使八个贝勒拥有“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讼，举废国汗”的权利，即实行所谓的贵族共和制。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中的一次可贵尝试。

2、经济变革。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第一次发布“计丁授田”令。同年十月初一日，再次重申“计丁授田”，即将辽东地区“无主之田”按丁授给满汉人家，按丁贡赋。通过该令使当时满族社会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并且同发达的辽东社会经济相适应，这是满族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次质的飞跃。

3、推崇喇嘛教。由于喇嘛教和汉地佛教在信仰上趋于一致，努尔哈赤极力推崇喇嘛教。天命六年（1621）八月，囊素喇嘛死去，努尔哈赤以此为契机，再次倡导喇嘛教。通过敕建喇嘛塔，派六十三户诸申种地纳粮，以供香火等优厚的礼遇，传达出取悦汉人的目的。

4、扩充军事实力。天命七年（1622）二月，由于科尔沁和喀尔喀等部台吉归附后金，努尔哈赤命增设蒙古一旗，奠定了蒙古八旗的基础。努尔哈赤在东京城内的一系列举措，适时地调整了满族社会、文化与汉族社会、文化的关系，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大力弘扬先进的汉族社会制度和文化，从而化解了两个民族之间相互接纳的心理隔阂，极大的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发展，其结果为满族社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以及他的继承者才能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即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一个由满族居统治地位的以汉族为主的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使其延续二百多年。

四、都城内的满蒙婚姻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深感兵力不足，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既是他的外患，也是他扩充兵力之源，“蒙古与满州，语言虽各异，而衣饰风气，无不相同。”针对蒙古草原上不同部落，努尔哈赤采取不同的策略，其中盟誓联姻就是一种重要的手段，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对封建王公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后金与科尔沁蒙古的联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努尔哈赤在东京城的四年里，先后有10余次与蒙古喀尔喀、科尔沁、扎鲁特等部联姻，其中连续三年以重要皇子出面与科尔沁结亲。

第一次是天命八年（1623），阿济格娶科尔沁部的炳图王孔果洛女。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的十二子，生于1605年，母亲是努尔哈赤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孔果洛女是阿济格的继福晋。阿济格所娶的继福晋即是努尔哈赤所娶的科尔沁孔果尔台吉女的姐妹。这两次婚姻为父子娶姐妹。

第二次是天命九年（1624），多尔衮娶科尔沁部台吉桑葛尔寨之女，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十四子，阿济格同母弟，生于1612年，初婚所娶的这位妻子就是他的嫡福晋。

第三次是天命十年（1625），皇太极娶科尔沁寨桑贝勒女，寨桑是莽古思长子，莽古思的侄女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嫁努尔哈赤，是后金历史上第一次与蒙古的婚姻。天命十年寨桑贝勒女从遥远的蒙古草原来到东京城与皇太极成婚。此女就是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庄妃(即孝庄皇后)，她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嫁皇太极的孝端皇后的亲侄女，也称姑侄同嫁。

阿济格、多尔衮、皇太极都是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儿子，阿济格后来被封为英亲王，多尔衮被封为睿亲王，也是“庄妃下嫁”传说中的主要人物，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也称四贝勒即后来的清太宗，这些重量级人物在东京城内与蒙古科尔沁联姻，产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后果，由于蒙古各部归顺人员的增多，始设蒙古一旗，为皇太极时期蒙古八旗的设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蒙古八旗成为后金乃至大清王朝的军事支柱。

五、都城的没落

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率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东京陵，草草地祭祀了祖先，匆匆地离开了辽阳，离开了东京城，北上沈阳，从此辽阳东京城结束了都城的历史，也结束了一段辉煌。

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放弃东京城？

原因之一，沈阳地理位置优越。由沈阳向西征明可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向北征蒙古，三、二日可达。向南征朝鲜，由清河路可进。况且，沈阳浑河通苏克苏浒河，从苏克苏浒河处伐木，可顺流而下。不仅如此，出游打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捕取便利。沈阳位于赫图阿拉和辽阳城的中间地带，进退方便。

原因之二，踞守皮岛的明将毛文龙，常常出兵屠杀后金官兵，甚至有时深入到后金腹地鞍山等处，给后金统治以极大威胁。

原因之三，辽阳一向为重镇，素有“中原名士半辽阳”之说，反金复明势力较大，使努尔哈赤的都城陷于困境，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作出撤离的选择。

实际上沈阳当时只是一座卫城，是明代辽东都司下辖的25个卫之一，与辽东都司镇城辽阳无法相比。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举，是一次战略转移。而后，东京城设城守章京管，康熙二十年(1681)，城守移驻金州。

想当年,努尔哈赤在这座都城里，发号施令，指挥千军万马，东征西讨，誓与明廷抗衡威武雄壮的场面再也不复存在，博尔济吉特氏布木布泰（孝庄太后）年轻时在东京城内大婚的热闹场景也成为昨日烟云……而今天，除了后恢复的天佑门城楼尚能向世人展示这里曾经的骄傲，东京城遗址已湮没在周边的村庄中。

六、东京城档案

东京城平面呈菱形，城南墙长900米，西墙长832米，北墙长896米，东墙长886米，城周长计3514米。每面有二门，共八门，分别是：南西“天佑门”、北西“地载门”、南东“德盛门”、北东“福胜门”、西北“外攘门”、东北“内治门”、西南“怀远门”、东南“抚近门”。现今天佑门门券保存较完整，部分城墙夯土尚存。1988年，晋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 京 陵

◎全晓红

在距辽阳老城东北五公里的地方，有一处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山岗，称阳鲁山，属长白山余脉，其东部是连绵不断的山地，西部为太子河环绕。三百八十多年前，这里峰青岭翠，碧波流缓，在一望无际的太子河冲积平原的映衬下，玲珑秀丽，努尔哈赤在相度了这块风水宝地之后，便毅然决定把此地作为其祖先的万年吉地。从此，阳鲁山便有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一、东京陵概述

天命九年（1624）四月，努尔哈赤在阳鲁山营建完墓园之后，派族人回到老家赫图阿拉，迁移亲人的灵柩。此次迁来的是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福晋（即妻子的意思）叶赫纳喇氏、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弟穆尔哈齐、舒尔哈齐，继福晋富察氏、长子褚英（以上辈分从努尔哈赤论）也同时迁来。灵柩到时，努尔哈赤率诸王、贝勒、大臣、官兵身穿甲胄，挟弓佩刀，出城二十里相迎。在阳鲁山安葬时，他们杀牛羊，烧楮币。努尔哈赤亲自到祖、父墓前，奠酒行礼，并读祭文：“吾征明国，以复祖、父之仇……今迎先葬于所获之地，乞祖、父上达天地神祗，灵中默佑可也”。努尔哈赤希望亲人的在天之灵，保佑自己成就大业。同时，派重兵守护墓园，并定名“东京陵”（因努尔哈赤祖父、父亲葬于阳鲁山，后来的官方文献也称“东京二祖陵”）。

建成后的东京陵，所葬人物陆续又发生了诸多变化。

1、天命九年（1624）二月，努尔哈赤弟弟巴雅喇死后直接葬入阳鲁山。

2、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战败，于八月十一日病故。他的儿子皇太极承接汗位，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在沈阳城东二十里石咀头山为努尔哈赤择地建墓园，并派人到辽阳东京陵，迁移其生母叶赫纳喇氏与努尔哈赤合葬，同迁的还有富察氏。

3、天聪九年（1635），努尔哈赤侄儿达尔察死后葬到其父穆尔哈齐墓园内。

4、清入关后，议政王大臣鳌拜奏，根据钦天监观测，兴京陵是天下第一福地，东京陵风水不如兴京，请求将东京陵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墓迁回兴京。此议获得批准后，于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迁努尔哈赤祖、父回兴京。此次还有礼敦、塔察篇古也随着迁回兴京。

公元1586年后，东京陵因努尔哈赤祖、父墓葬的迁离由祖陵降格为诸王、贝勒自行管理的私属墓园。三百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京陵对清朝皇家陵寝文化的贡献却愈发显现出来。

二、清代陵寝文化发端于东京陵

清代“关外三陵”指的是埋葬着肇、兴、景、显四祖（后面有详解）的新宾永陵，埋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沈阳福陵（东陵），埋葬着清太宗皇太极的沈阳昭陵（北陵），也称“盛京三陵”。“关外三陵”与入关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河北易县的清西陵，共同构成了清代的皇家陵寝。既然没有东京陵，那为什么说清代陵寝文化发端于东京陵呢？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他家的祖坟是否就在今天永陵的位置，还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考证。但那时祖坟尚未以“陵”相称是肯定的，而清朝历史上真正称祖坟为“陵”就是从努尔哈赤把祖坟迁到阳鲁山的时候开始的。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于崇德元年（1636）建元称帝，仿前代之制追尊四代祖先，追尊远祖孟特穆为“泽王”，高祖福满为“庆王”，曾祖觉昌安为“昌王”，祖塔克世为“福王”（以上辈分从皇太极论）。在赫图阿拉“庆王”福满墓旁为“泽王”孟特穆设衣冠葬，尔后称孟特穆、福满墓葬为“兴京陵”或“兴京二祖陵”。

福陵，建于天聪三年（1629），初称“先汗陵”，崇德建元（1636），定名为“福陵”。

昭陵，始建于崇德八年（1643），顺治元年（1644  ），定名“昭陵”。

清入关后，关外的祖陵依旧称兴京二祖陵、东京二祖陵、福陵、昭陵。顺治五年（1648），改“四王”尊号，尊“泽王”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庆王”福满为兴祖直皇帝，“昌王”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福王”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简称“肇、兴、景、显”四祖。顺治十五年（1658）迁东京二祖陵到兴京，并在兴京二祖陵基础上，始建“肇、兴、景、显”四祖陵。顺治十六年（1659）正式定名“永陵”。

努尔哈赤时期，由于受汉文化影响，东京二祖陵建造的形式是：陵寝四周为缭墙，在宝顶之前建享殿。这就是后来俗称的“前殿后寝”形式（殿：指祭祀场所；寝：墓主人长眠之地）。至于永陵、福陵、昭陵及清东陵、清西陵，虽然建造的时间不同，建设的规模不一样，内容也不断增加，但“前殿后寝”主要形式却没有变化。这就是说，从建造时间上、建造形式上，清代皇家陵寝文化发端于辽阳东京陵。

三、陵园介绍

庄亲王墓园简介

庄亲王墓园是舒尔哈齐长眠之地，也叫庄亲王园寝。它位于阳鲁山西侧，面西开门，平面呈长方形，共两进院，前院为碑亭院，后院为坟院，四周为缭墙。

墓园正门一间，为硬山式建筑，素瓦青砖，大脊及吻兽等饰件亦是青色，为拱形券门，砖砌券脸，下堿部分为石质雕刻“象驮宝瓶”内容的吉祥图案。木门两扇，上涂朱漆；门下为二级如意踏跺。两侧看墙，原为二龙戏珠图，今是素面墙身，墙头起脊，青瓦覆盖。正门内，门楣上方刻有“言思忠，江山千古秀，执事敬”十一个字。缭墙为石座，青砖墙身。

进入正门，往里走17米，有大碑楼，也叫碑亭。为单檐歇山式建筑，亭顶翼角飞起，木质构件上，雕梁画栋；这些构成了东京陵园区最华丽的部分。正脊两端的大吻在空中吞云吐雾，垂脊上的“仙人走兽”各守一方，三踩的斗拱以及枋、梁、柱、檩、椽又施以绚丽的彩画，使碑亭显得分外明快。

碑亭四面各辟一门，均为拱形券门，券脸为绿色砂岩质地的石料砌成。东、西壁券脸雕龙戏珠图，南北壁雕牡丹、菊花图。每侧门下各出垂带踏跺两级，亭下是边长7.6米，高0.5米的石结构台基。亭内为天花藻井，木构件上为多种形式的彩画。正中立着一甬“庄达尔汉巴图鲁亲王碑”。

穿过碑亭再向里走，为碑亭院与坟院的隔子墙，墙正中为二门，内为坟院。二门的建筑结构、风格与正门类似；下堿部石料上雕有松、鹿、鹤、麒麟、华表柱等图。四个华表柱上刻有一首四言诗：“凡入公门，受天之祜，齐庄中正，於万斯年”。相传为乾隆帝所作，但从现存的有关文献中，未发现此记载。

二门内，门楣上雕有桃、榴、佛（手）、柿等吉祥图案，下堿部为牡丹、荷花图。

坟院内为一丘冢，坟头部以焦渣混合白灰抹光，柱体部分以砖石包砌，通高3.55米，下面是边长7.6×10米的砖台基。

从墓园正门，过碑亭，二门至坟冢，是一条笔直的神道。园内还有四株茂盛的松树。据行家测定：其中最粗的一棵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可能是最初建园时所植。

褚英墓园简介

褚英墓园，辽阳的百姓都俗称其为“太子坟”。位于其叔父舒尔哈齐墓园之左约4米。面西开门，墓园较小，并且十分简陋。

墓园正门一间，为硬山式建筑，青砖青瓦青缭墙，吻兽亦是青色。门洞为砖砌券脸，下堿部亦是素面石，没有一丝花纹，门下为垂带式五级踏跺。整个墓园没有一处精雕细刻之处，唯一一处亮色为朱漆大门。明、清两代已有规定：只有皇陵可以覆盖黄色琉璃瓦，而王公贵族及皇子皇孙等墓园，只能用绿琉璃瓦或青瓦，以示等级。

院内一丘冢，似曼圆形，坟包以焦渣、石灰混合抹光，柱体部分以砖石包砌，通高3米。下面为边长7.05×7.3米，高0.3米的台基。有一条12米长的神道。坟丘前新植二株松树，缭墙高4米。

由于缭墙较高，在民间，关于褚英坟有如此传说：褚英活着，其父努尔哈赤将其囚于高墙之内，死后亦将他灵魂禁于高墙之内，使他生、死都不得自由。在保存下来的有关史料中，亦没有此说的证据。但由于褚英墓园面积较小，身临其境，缭墙却也显得高一些。

穆尔哈齐与大尔差墓园简介

贝勒穆尔哈齐与大尔差父子两人共葬一个墓园。此园位于阳鲁山南坡，面向南开门，为两进院落，前院有一方形院门，带门斗，通高2米，宽2米，墙基为石座，青砖墙身，为1985年大修时所建。

前院有碑三甬。其一为“追封多罗勇壮贝勒清巴图鲁穆尔哈齐碑”，通长2.9米，宽1.16米，高4.6米，透雕龙首，龟跌碑座；碑身长2.7米，宽1.06米，厚0.36米。其二为“追封刚毅辅国公大尔差碑”，其石料质地、规格、形制与其父穆尔哈齐完全相同，这两块碑均为康熙十年敕建，历经三百多年的风霜雪雨，至今仍保存完好。其三为1935年（伪满康德三年），由穆尔哈齐十世孙熙洽、豫通亲王九世孙宝熙所立的穆尔哈齐碑。透雕龙首，龟跌碑座，前院与坟院之间为隔墙，并排建有三扇门，正中间为中门，高2.4米，宽1.8米，进深3米。两旁各有一侧门，两个小侧门的建筑形式、结构、规格相同，为1985年恢复。中门为硬山式建筑，与褚英墓园门建筑一样。打开西侧门，正对着穆尔哈齐坟冢，打开东侧门，正对着大尔差坟冢。

再向里走为坟院，院内二坟冢，按照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左昭右穆”的规定，左前方（东侧）为大尔差丘冢，右后方（西侧）为穆尔哈齐坟冢。辈分越高，丘冢的位置越靠里（即后面）。整个坟院平面呈马蹄形，即坟院后墙是圆弧形，不是直角围墙，这种形式也叫“罗圈墙”。坟丘通高2.05米，坟丘下面原无台基。1997年在维修时，依舒尔哈齐、褚英园的形制，增添了长7米，高0.3米的方形台基。穆尔哈齐及大尔差父子的墓园缭墙不很高，仅2.4米。整个陵园十分简朴，只有三甬石碑还能辨别出墓主人不凡的身份。坟丘外部一律水泥罩面，很可能是1935年所为。

寻幽觅趣东京陵

◎ 李大葆

……你准备出发了。

去游览东京陵，探问清初“关东四陵”中那最小的一处。

东京陵，我们姑且称它为“袖珍皇陵”。

也许这是一次并非轻松的旅行，但相信你不会扫兴。尽管它沉匿于历史的烟云已经很久了，可那的确是颇有意义的去处。先哲的古训你是知道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上路吧！用你的想象去复原360年前历史老人的音容，用你的兴趣去研读一部半开半合的满族发展史。

记得有人曾作过幽默的比喻：在拥有秦陵兵马俑的西安，坐上几刻钟的小汽车，就可以去造访汉唐。可见这两个朝代的遗迹，离现代西安城没有多远。那么，借用上面的说法，可以这样告诉你：在曾出土过汉墓壁画的古城辽阳，你去领略后金时代的烈烈雄风，也不过出城东行五华里。这咫尺之遥，即使以步当车又能花费多少时间？

现在你已经来到辽阳城东郊，正踏上太子河右岸的公路。

你一定知道了，这曾是一条龙车凤辇来往辚辚的幽幽古道。当然，而今你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漫步，不必担心再有什么皇家禁令限制你的行程。

噢，对了，路过后金国都东京城，你不妨顺便进去逛逛，向那里幸运的居民讨几则努尔哈赤的轶闻。

相传在很久以前，天女佛库伦吞食了一颗朱果，因此竟孕育了一个名叫布库里雍顺的男孩，天女赐他姓爱新觉罗。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始祖。传闻当然是越神秘越有韵味，而努尔哈赤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这个白山黑水间骠勇的部落首领，于而立之年起，经过十几载的南征北战，挫败了叶赫等九部联军，一举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进而形成满族共同体的伟业。

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

1619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役中，以六万精兵战胜明军10万人；

1621年，努尔哈赤挥师南下，夺取明朝重镇辽阳……

壮怀激烈的编年史，可让妙笔写出多少生花的演义？

不要在东京城里久留。你今天的目的地，是东京城东北方向二华里处的几座古茔。

说到古茔，就会想起它闹剧般的选址经过。那是1624年的四月，巫师术士们一处又一处地看地形，瞧风水，极尽装神弄鬼之能事。最后相中了东京城东北的阳鲁山。他们比比画画地解释着：此山恰似花蕊，与周围的五 个山包形成一朵盛开的莲花，吉祥之象征也……

努尔哈赤命令其族弟铎弼出任建陵工程总指挥。于是，阳鲁山变成了森严的禁地。淡蓝色的炊烟不见了，悠闲的牧歌消失了，它们被置换成役夫的凿声和监工的鞭影……

被册封为吉庆山的阳鲁山啊！

你能够看到阳鲁山了。那年，就是在你来时走过的那条路上，黄土衬面，清水淋洒，后金的大小官员出迎10公里，伴随肃穆的灵车，接回从永陵移来的皇亲骨殖。

好一个清太祖！建陵迁坟——这正是占据辽阳，进而举兵入关，以致取代明朝伟大韬略的喻示！

哦，那就是庄陵园，是东京陵现存4座陵园中最为豪华的一座。

努尔哈赤的三弟舒尔哈齐长眠此处。这位后金开国元勋，能骑善射，精通兵法，在统一女真各部的伟业中立下汗马功劳，顺治十一年追封庄亲王。翠柏掩映，鸟雀啁啾，在青灰色的缭墙上，两条雕龙做浮游之状，十分醒目。除青砖缭墙，庄陵园还有壮丽的碑亭和朱红色山门。

是的，如果能够得到允许，你来亲手打开山门的铁锁，那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哐啷”一声，锁开了，继而推开“吱吱”作响的红漆板门，想必你会一下子扇起神思的双翅——你正跨进历史的门槛，你在时间之水上逆行……

进得山门，映在眼帘的是立于墓前的碑亭。它四券单檐，属于歇山式建筑。亭内藻井绮丽，九条卧龙跃跃欲动；外檐斗拱展翅，装饰图案古色古香。

在这个体现满族艺术特色的亭前，你会仰视高大的汉白玉石碑，阅读用满汉两种文字铭刻的碑文，认证你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某些片断；你会倚着碑座，在回忆和展望的胶片上，留下清晰的思索影像；你会向凸突双目的赑屃发问：是不是那“达而汉巴图鲁亲王碑”过于沉重，才压得它寸步难移？

你还将去叩问穆尔哈齐、雅尔哈齐、巴雅喇等人的门环，依次在他们的陵前敲一敲冰冷的石阶，摸一摸同样冰冷的栓马桩，用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哲学思想去体味一些什么。

你还应想起那个傲慢的太子——褚英。

荒草簇拥在他孤坟的四周，阵阵清风讲述着古老的故事。你会猛然惊诧：为什么唯独他的墓前没有立碑？

说起来，做为建州四大台柱的褚英，二十来岁便率兵征伐，和元勋们一起商议军机、分掌国政。父皇连续赐给他一系列荣誉称号，真乃“少年英雄”。谁知少了些谦虚谨慎的太子，却居功自傲又常常犯上作乱。父皇把他押进牢房以示教训，可是桀骜不逊的他，哪能容忍囚徒的生活？他秘密策反，誓与父皇血战到底。努尔哈赤足足思量了三个春秋，最后无奈，毅然割断了父子之情，于1615年将他处死……

了解了这些，你也许知道了太子坟前无碑的原因。尽管历代清帝国君主都不肯为褚英歌功颂德，尽管褚英顶着负罪的帽子，但你是否愿当代唯物主义史学家们，去重新争议一下褚英的功过是非呢？

岁月悠悠，世事沧桑。东京陵，这一座“袖珍皇陵”，诱发你多少怀古之幽情。为把清初历史考究得更加细密，你不妨向邻村的人采访一番。当年我曾有幸遇到了耄耋之年的徐仲武老翁。1625年后金迁都沈阳时，努尔哈赤命令都督汪善率3000兵员驻守陵园。徐翁便是汪善的第17代后人。他目光睿智，口齿清晰，由他提供的有关满族史料和传说，已大量见于报章。盘膝在他家金色的篾席上，端起由柴灶煨暖的红茶，阅览他那部于岁月风烟中熏黄的《家谱》，听他那家珍般的轶闻趣事，你犹如咀嚼一枚多味的橄榄。

据他说，过去，每年的五月初五、九月初九、腊月二十三以及每当新帝继位，都要在东京陵举行祭祀活动。其时，祭司们从京城宗人府出发，包裹着黄绸子的祭品也滚滚而来。徐翁孩提时曾目睹过那奢侈的祭典。整个烹制的牛、羊、猪和白肉血肠、萨其玛、豆面粘饽饽、米酒等满族膳食，在陵园内的供桌上一溜排开，企望从天堂归来的亡灵享用。身穿彩色神衣、头戴神帽的萨满，在神案前走着舞步，动响腰铃，唱起神歌。渐渐的参加祭祀的族人拍手应和，祭典随之出现高潮。

如今，在东京陵，当年烹制祭食的御膳房仍在，供祭司休息的斋房仍在……你知道，它们也是值得仔细瞧瞧的。

当你离开徐翁古风犹存的村庄，准备返程的时候，你最好再去抚摸一下那浮游的雕龙，把陡然浓厚的对劳动、勇敢、智慧的满族人民的眷恋情怀，诉说给脚下的土地；或是采一叶古柏，夹在你的采访册里，以便你常常忆起这座不甚有名的皇陵；即使你什么也不做，你也会意识到此刻同样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时辰，血液里正涌动着时代的灵性……

说到底，许多微妙的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去发掘。哦，祝你此行愉快！

清帝东巡期间辽阳东京陵祭祀考

◎ 全晓红

所谓“清帝东巡”，是指清朝皇帝出巡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这些地方是清王朝发祥之地，祖宗山陵所在，在清帝入关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先后有四帝十次赴东北祭祖谒陵，以展孝思。同时对开国时期功臣墓进行祭奠。清帝东巡期间，曾多次到东京陵遣官祭奠。

一

清帝东巡期间遣官祭奠东京陵，有明确记载最早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二次东巡。康熙帝对盛京福陵、昭陵之外其他所要祭奠的茔寝做了详细的规定：

……

“东京庄亲王（舒尔哈齐），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墓，亦遣大臣往奠。”

《清实录》中具体列出了康熙帝遣官祭奠的诸功臣墓，除颖亲王萨哈廉、克勤郡王岳托、武勋王扬古利等外，还有达尔汉巴图鲁亲王、卓尔图贝勒、平南王尚可喜等。“达尔汉巴图鲁亲王”即东京陵舒尔哈齐，“卓尔图贝勒”（为“卓礼克图贝勒”满语的异译）即东京陵刚果笃义贝勒巴雅喇。这充分说明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东巡期间，除拜谒祖陵外，还依礼遣官祭奠了舒尔哈齐、巴雅喇墓。

康熙三十七年(1698)，圣祖玄烨第三次东巡至盛京，除指明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三位功臣墓皇帝要亲自祭奠及其原因外，又指出：“其余诸臣效力亦属可嘉，康熙二十一年曾经祭奠者，照前举行。”此次虽然没有具体指明要遣官祭奠功臣墓的名字，但通过对照康熙二十一年第二次东巡时的记录档案，便可知：康熙帝第三次东巡期间东京陵庄亲王、笃义刚果贝勒墓在“遣官祭奠”之列。此时，清帝东巡期间祭奠东京陵已成定例。

二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共三次莅临东北恭谒祖宗山陵，而到了乾隆皇帝共四次出关，超过乃祖。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第一次东巡至盛京，恭谒祖陵礼成后，择日，乾隆帝“亲临克勤郡王、功臣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之墓，各祭酒三爵”；“又亲王、贝勒及大臣等墓，以次遣官往奠”。文献中“又亲王、贝勒及大臣等墓，以次遣官往奠”是指与康熙帝明确要致祭的功臣墓相比较而言的，乾隆帝本次东巡期间对功臣墓的祭奠，基本上是按康熙时成例而行。由于其他功臣墓的祭奠事宜没有变动，因此，在官方文献中，仅用“又亲王、贝勒及大臣等墓，以次遣官往奠”一句话涵盖，这完全符合清朝的惯例。

而后在乾隆十九年(1754)、四十三年(1778)、四十八年(1783)，弘历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东巡，此三次东巡期间对功臣的祭奠，文献记载简洁明了，特摘原文如下：

乾隆四十八年（乾隆帝第四次东巡）

“亲临克勤郡王、功臣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墓酹酒。其亲王舒尔哈齐、功臣图尔格等坟墓四十处均遣官致奠，与四十三年同。”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第三次东巡）

“亲临克勤郡王、功臣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墓酹酒。遣官致奠各功臣等坟墓，仪均与十九年同。”

乾隆帝第四次东巡祭奠功臣墓的情况与第三次相同，第三次又与第二次相同，依据上述东巡记录，遣官祭奠功臣墓为四十处，另加四处皇帝亲祭墓与康熙帝规定的四十四处功臣墓数量完全一致。这又进一步证实了乾隆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三次东巡期间致祭的功臣墓，数量上无增减，礼仪事项无更动。至此，康熙帝首创的东巡期间功臣墓祭奠之礼到乾隆帝时已由最初的一种例行事项发展成为一项典制，成为国家正式礼仪。由此看来，乾隆帝的四次东巡东京陵舒尔哈齐、巴雅喇墓仍在“遣官祭奠”之列。

三

清帝东巡，尤其是高宗弘历，不但自己四诣盛京，而且还再三告诫自己的后嗣子孙，不可不眷怀辽沈旧疆，祭祀祖陵。倘若“轻视故都而惮于远涉”或诣祖陵而“莫不动心”，就是“忘本而泯良”。嘉庆帝、道光帝不甘心被视为不肖子孙，于嘉庆十年（1805）、二十三年（1818）、道光九年（1829），又三次出关到东北。嘉庆帝、道光帝东巡期间祭奠功臣墓的情况在二位皇帝三次东巡的文献记录中都只字不差均为“遣官祭福陵之寿康太妃、昭陵之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并公主园寝。其亲王、贝勒及大臣等墓，以次遣官往奠。”清帝东巡，尤其是康熙帝制定的“功臣墓祭奠之礼”，已成为以后清朝诸帝东巡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诸帝遵行的典范，每行必援引前例，不能错乱；虽然《清仁宗实录》和《清宣宗实录》中记载的较为简单，但仍与前述康、乾东巡礼仪事项一脉相承。毫无疑问，嘉庆帝、道光帝东巡期间东京陵舒尔哈齐、巴雅喇墓的待遇仍旧是遣官祭奠。

嘉庆十年第一次东巡前特谕内阁：“谒陵大典，一切礼仪，均应恪遵旧章，详明考核，朕亦不敢有所增减。”不久又指出：“此次恭谒盛京祖陵，所有王公功臣坟茔，应行亲诣赐奠及遣官致祭并遣官赐奠之处，均著照乾隆八年之例举行。”

嘉庆二十三年第二次东巡前谕内阁：“盛京为我朝发祥之地，缔造鸿规，式瞻前烈。……特涓吉于明年七月二十二日自京启銮前往盛京恭谒三陵。……所有一切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照例敬谨预备。”

道光九年东巡前谕内阁：“本年恭谒盛京祖陵，所有王公、功臣坟茔，应于礼成后祭奠。克勤郡王，功臣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四处，朕亲旨赐奠。其余照例奏派遣官赐奠。”

上述记载证实：嘉庆、道光东巡遵祖制而行，墨守陈规。

四

辽阳地方碑刻中也有涉及东巡期间祭奠东京陵的记载。“追封多罗刚果笃义贝勒巴雅喇墓碑”原立于东京陵巴雅喇墓园之内，是巴雅喇五世孙福宁在嘉庆十九年所立。福宁时任凤凰城守尉，他曾到过祖茔巴雅喇墓地展谒，修缮茔园，同时勒诸贞石。碑中有这样的记载：“每逢銮辂恭谒三陵，五世祖贝勒（指巴雅喇）必蒙谕祭，载在祀典”。清帝十次东巡中，只有康熙十年恭谒二陵（福陵、昭陵），其余九次均谒三陵（永陵、福陵、昭陵），此语理所当然不包含康熙第一次东巡。该记载同时又说明了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七年、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嘉庆十年计七次东巡期间，巴雅喇墓都获得遣官致祭之礼，这从一个侧面又印正了官方文献的记录。

努尔哈赤另一胞弟雅尔哈齐也葬在东京陵，但在顺治十年时，配享盛京太庙；乾隆帝在第二次东巡时，将盛京原有的“怡贤亲王祠”改建为“贤王祠”，将通达郡王雅尔哈齐之龛位移入贤王祠，并规定：“每岁春秋二季，令奉天府府尹承祭，读祝、赞礼用盛京礼部人员。”至于东京陵阳鲁山上其他坟主是否也享受了东巡祀典，由于资料所限，不敢罔言。

总之，清帝十次东巡，曾九次遣官祭奠东京陵舒尔哈齐、巴雅喇墓，说明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东京陵虽降格为王、贝勒私属园寝，但皇帝仍未忘却阳鲁山上的坟主。遣官祭奠也同样是代表皇帝亲临之意，与亲祭意义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清王朝对东京陵历史地位的认同，这是东京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东京陵昔日辉煌的见证，也是古城辽阳重要历史地位的佐证。

北京城的奠基人张浩

◎ 王成科

1923年春，辽阳城东天井山下韩家坟村(今庆化公司库区)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一块石质墓碑。村中教书先生陈鹰扬将石碑收藏。后来该石碑几经辗转不知下落。所幸墓碑的拓本现藏于辽阳博物馆，可以让我们完整地认读碑文。

这是一块介绍墓主人生平家世的墓志铭，墓主人叫张行愿，是唐代渤海人后裔，本姓高。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改建东丹国。92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迁东丹国至辽阳，称南京，后改称东京。张行愿的祖父高霸就是这时随大批渤海人迁来辽阳的，并改姓张。张行愿生于辽朝晚期，在辽朝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谋了一个不入品级的小官。1106 年，张行愿去世，年仅36岁，可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却成了金朝历史上的一个十分显赫的人物。

此人名浩，字浩然，因祖上四辈都在辽朝为官，因此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汉学和建筑。公元1116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占领东京辽阳之后，年轻的张浩自荐于阿骨打帐下，承应御前文字。金太宗时期(1123-1135)，张浩的政冶才能和建筑才华得以施展。一次，太宗欲巡幸东京，张浩负责先行修缮辽阳行宫，深得太宗赏识。金熙宗时期（1135-1149），金朝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张浩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征服了朝野上下，官至礼部尚书并一度主持六部政事。海陵王即位后，委任张浩为尚书省参知政事。转年，因母亲去世，乃返回辽阳为父母合葬。前文所提到的石碑就是张浩之子张汝能为其祖父母撰写的墓志铭。1151年海陵王为侵伐南宋，决定将都城自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至燕京(今北京)，命张浩主持都城营建工程。张浩的建筑才能因此得到充分展现，前后历时三年，工程始告竣工。海陵王又以“燕”为列国之名，不应作为天朝大国之京师的名号，遂改称其为中都。这是北京从北方军事重镇走向全国统治中心的转折点。新都城及宫殿的建筑，主要仿照北宋都城汴京的规制，在辽代南京城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的。其位置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隅，城郭略呈正方形，由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构成，大城周长75里，城内皇宫规模宏大。北京从此开始了作为都城的历史，因此后人称张浩为北京城的奠基人。之后，张浩又晋升为尚书省左丞相。1159年，海陵王又决意迁都汴京(今开封)，再命张浩去修建都城。然而此时天下百姓对海陵王已是怨声载道。张浩力谏海陵而不准，被迫营建汴京。1161年，完颜雍于辽阳发动政变称帝，海陵王亦被哗变的军士斩杀于南征的军营中。张浩上表拥立完颜雍，得到格外尊崇，封为一品宰相。

1163年，张浩去世，金世宗完颜雍下诏辍朝一日，谥“文康”。张浩历仕金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五朝，“无事不为，无役不从，为相最久”，为金代名相。

明代守边大将韩斌

◎ 王成科

今河东庆化厂区龙顶山南原有村名韩家坟。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明朝镇国将军、辽东副总兵韩斌及其家族墓地在此而得名。当地传有“两山夹一岗（音“杠”），辈辈出皇上。两岗夹一沟，辈辈出小偷”的民谚，可见古人对墓地风水选择的重视。韩家坟村因背靠龙顶山，前临太子河，有山有水，林木茂密，水源充足，沟谷交错，风水极佳，因此，这里才成为了高官显宦的家族墓地。据在此地生活过的老人讲，韩家坟的规模很大，神道两侧的石人、石马一直排到太子河边，后来才逐渐被破坏了。1937年日本人选中今庆阳地区建设全满洲最大的火炸药基地，强行将韩家坟及附近十几个村屯的村民拆迁。几十年过去了，韩家坟作为工厂的库区，虽没有了鸡犬农桑之事，但村落的遗迹尚存，有水井、石磨、石碾等生活设施。

韩斌，字廷用，明定辽中卫(今辽阳)人。生于宣德四年(1429)，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成化年间曾任辽东都司都指挥佥事、副总兵官，前后二十余年，久经沙场，战功显赫，为一代名将。韩斌的祖先本是山西兴州(今山西兴县)人。其祖父韩福，洪武年间投身军旅，驻屯密云卫。其父韩春随明成祖朱棣南征北讨，以军功升东胜右卫指挥使，调守辽东，选管宁远卫事。正统十年(1445)，韩斌袭荫，开始了“功树东陲，威行夷虏”的沙场生涯。

韩斌自十六岁投充军旅至弘治二年(1489)退职还家，在前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是身先士卒，折冲沙场，战功迭著，得到了朝廷内外许多大臣、将官的支持。成化十年(1474)，“廷臣会举天下堪任大将者三人，公居其一”；二是自成化四年升任辽东副总兵后，为防止建州女真入侵，力主修建辽东长城，在沿抚顺关至鸭绿江广袤千里的边境线上，立烽堠、实兵马、关灌莽、广屯田，使女真人不敢深入，居民乐业。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位于丹东鸭绿江边雄伟险峻的虎山长城，就是由韩斌亲自督建的；三是在任辽东副总兵期间，与巡按御史陈宽一起主持修订了《辽东志》，促进了东北地区文化的发展。

子韩辅、孙韩玺、曾孙韩承庆世代均为朝廷命官，镇守辽东。

东京陵葬有哪些人

◎ 叶红钢

东京陵位于太子河东岸东京城东北阳鲁山上，陵寝营建于后金天命九年(公元1624年)四月。清太祖努尔哈赤将祖父景祖、父显祖、孝慈皇后及皇妃、皇伯父、皇弟、皇子等诸墓，从赫图阿拉(今新宾)迁移至此，一度成为后金国的祖陵。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将景祖、显祖等墓迁回原处。其后园寝风光不再，且逐渐毁坏，现仅有舒尔哈齐、穆尔哈齐、褚英、大尔差等四人墓。东京陵现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左右。舒尔哈齐墓在山岗西南角，四周缭墙，门西南向，碑亭在墓前，四券单檐，彩绘藻井建筑。亭内立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庄达尔汉把兔鲁亲王碑》，汉、满文刊刻。右侧后方为褚英墓园，四周缭墙。穆尔哈齐及其子大尔差墓园在岗下东南角，墓前立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追封多罗勇壮贝勒青巴图鲁穆尔哈齐碑》、《追封辅国公谥刚毅大尔差碑》，以及伪满康德二年(公元1935年)《御赐多罗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碑》。墓园规模不大，但却丝毫不影响墓主人生前的赫赫战功以及他们在清朝历史当中的极其重要地位。

舒尔哈齐 (速尔哈齐，1564-1611)：塔克世三子，努尔哈赤同母弟，母喜塔拉氏额穆齐。年少时随长兄努尔哈赤外出谋生。万历十一年(1583)，随努尔哈赤起兵，同心协力，征服了浑河部、董鄂部、苏克素浒部、哲陈部、完颜部、朱舍里部、讷殷部，统一了建州女真。万历二十三年（1595），努尔哈赤拥有重兵万人，战马700匹；舒尔哈齐拥有重兵5000人，战马400匹，同为建州女真两个实力最强的人物。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称汗后，不希望弟弟势力过大，舒尔哈齐也不甘心久居人下。他多次赴北京朝贡，表示对明朝的忠诚，还把女儿嫁给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李成梁也极力扶持亲明的舒尔哈齐。又与乌拉部结为姻亲联盟，阻碍了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的事业。三十五年(1607)，建州与乌拉之间的乌碣岩战役发生后，使兄弟俩人的矛盾公开化。此后，努尔哈赤剥夺舒尔哈齐的兵权。三十七年，又下令逮捕他及三个儿子(长子阿尔通阿、次子阿敏、三子札萨克图)。两年后舒尔哈齐在禁所去世，时年48岁，葬永陵。天命九年(1624)，迁葬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追封和硕亲王，谥号庄。

穆尔哈齐 (1561-1620)：塔克世次子。万历十一年(1583)，为报父、祖之仇，随兄努尔哈赤起兵，骁勇善战。十三年（1585）从努尔哈赤征讨哲陈部，途中遇大水，大部兵马返还。他与努尔哈赤一起，仅率绵甲50人、铁甲30人前往。行到浑河畔时，界凡5城集中了800余人凭河依山，严阵以待。五祖包朗阿之孙札亲和桑里，见敌方人多势众，惧怕欲逃。穆尔哈齐紧随努尔哈赤，带领近侍颜布禄、兀凌噶2人冲入敌阵，大败敌人，追敌至界凡险隘处。这就是著名的“以四人而败八百之众”的浑河战事。在以后历次征战中，穆尔哈齐仍然表现了非凡的勇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荣获青巴图鲁(意为诚毅)称号。天命五年(1620)卒，葬赫图阿拉。九年（1624）移葬辽阳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追封贝勒，谥勇壮。

雅尔哈齐(生卒年不详)：塔克世四子，努尔哈赤同母弟。生平事迹不详。顺治十年(1653)，追封为多罗通达郡王，谥通达。十一年，与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界堪，以开创之功同时配享太庙。从三王配享之典他位列第一可知，作为宗室至亲，开基创业，备尝艰辛，功勋卓著。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王又同入盛京贤王祠。无嗣。

巴雅喇（1582-1624），塔克世第五子，努尔哈赤弟。万历二十六年（1598），即偕侄褚英、大臣噶盖、费英东领兵一千，攻安楚拉库部，“星夜驰至”，夜取屯寨二十处，其余尽行招服，获人畜万余，赐号“卓礼克图”（译称“笃义”）。万历三十五年（1607），巴雅喇又与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率兵一千，攻东海窝集部，取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纳赫拖克索三路，获人畜两千。其后在努尔哈赤征服女真各部及明金之战中，屡次从征，攻城略地，多有战功。天命九年（1624）卒。顺治十年（1653）追封贝勒，谥刚果。后称多罗笃义刚果贝勒。

褚英(褚燕、褚晏、洪把兔，1580-1615)，努尔哈赤第一子。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命年仅19岁的禇英伐安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以归。努尔哈赤赐予他“洪巴图鲁”的称号，明人因此称其为“洪把兔”。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舒尔哈齐、代善迎护瓦尔喀部蜚悠城新归降的部众。归途中，遭遇乌拉部万人堵截，褚英坚决反对舒尔哈齐的消极态度，亲率士兵冲锋陷阵，以少胜多，斩敌3000人，获得马5000匹、甲3000副。努尔哈赤赐予他“阿尔哈图土门”的尊号，译言“广略”。并把一半的兵力交给他统辖，褚英由一般旗主上升为副统帅。万历三十六年（1608），褚英奉命与阿敏一道率兵5000往征乌拉部的宜罕山城，大获全胜。万历四十年（1612）六月，努尔哈赤委政于褚英。褚英要挟领兵的诸弟与五大臣要绝对服从于他，引起众人反感，纷纷向努尔哈赤控告。八月，努尔哈赤撤销褚英的执政权，将其软禁起来。在努尔哈赤出征期间，褚英诅咒父汗、诸弟和五大臣。事情败露，努尔哈赤将其监禁，意欲促其悔改。褚英不仅没有悔意，反而扬言要将告密者斩尽杀绝。在此情况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将褚英处死。死后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移葬辽阳东京陵。

达尔察，又写作大尔差，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努尔哈赤二弟穆尔哈齐第二子。曾随太祖出征，于天命九年（1624）卒，29年后即顺治十年（1653）被追封为辅国公，谥号刚毅。又18年后，即康熙十年（1671）御赐立碑。此公死后29年才受辅国公封号，47年后才为之立碑。

汪善，姓舒穆禄氏，系满州正黄旗额驸、超等公武勋王杨古利之叔父。先世居长白库尔喀，随努尔哈赤取辽阳，入宿卫。后努尔哈赤命其守护东京陵等候旨听选，后死于辽阳，遂葬于此。以功敕封都督。民国十六年时尚有墓在，现在东京陵徐氏就是其后人。

觉尔察氏七十，《辽阳县志》上记载：在东京陵村南有墓碑，上面刻着满州正黄旗觉尔察氏七十参领和妻傅氏附葬碑文。

除上述几人外，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也曾葬于东京陵。

觉昌安（？-1583），也称教场、叫场、觉昌刚，努尔哈赤祖父。明朝曾授予其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后晋升建州左卫都督。与兄弟共六人环卫而居，后称其六兄弟为宁古塔贝勒。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关系密切，势力日益强盛。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建州左卫苏克素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明军攻打古勒城另一建州女真首领阿台时，被明军误杀。清崇德元年（1636），被追尊为昌王。顺治五年（1648），尊为景祖翼皇帝。

塔克世（？-1583），努尔哈赤的父亲，觉昌安第四子，曾任建州左卫指挥。塔克世的旧部尼堪外兰与古勒城城主阿台章京不和。尼堪外兰为泄私愤，引导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攻打古勒城。而阿台章京的妻子是觉昌安最喜爱的孙女儿、塔克世的侄女。觉昌安听说此事后星夜前往救援，由于尼堪外兰是塔克世的旧部，所以塔克世也和父亲一同前往古勒城救援。由于城墙坚固，久围不下。尼堪外兰便派人进入城内，收买阿台章京的部将，杀主而出。尼堪外兰进城后，杀降屠城，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双双被害。塔克世后来被尊崇为清显祖宣皇帝。

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1575-1603），名孟古，生于明朝万历三年，叶赫部首领杨吉砮之女。在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十四岁时嫁努尔哈赤。叶赫那拉氏庄敬聪惠，端庄贤德。婚后四年生下一子，即清太宗皇太极。万历三十一年（1603）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享年二十九岁，后金天命九年（1624）迁葬东京陵，天聪三年（1629）二月十三日迁葬福陵。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称帝，尊其母为孝慈皇后，经累朝加谥，最后的谥号是“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

礼敦，生卒年不详，约生于明嘉靖初年前后。景祖觉昌安长子，努尔哈赤大伯父。当觉昌安与其五位兄弟环赫图阿拉居住时，与硕色纳、奈呼两强族相邻，爱新觉罗家族常受其辱。觉昌安不愿受欺，决心前往征讨。礼敦“生而英勇”， 作为觉昌安长子，勇敢向前，冲锋陷阵，终将两个强族击败。由于战功卓著，被赐号“巴图鲁”（满语“勇将”“英雄”之意）。从此以后，爱新觉罗家族开始振兴，苏子河以西二百里之内都听他们的号令。努尔哈赤起兵之时，礼敦早已去世。当后金兵攻下辽阳后，努尔哈赤营建东京陵，迁葬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以礼敦陪葬。崇德四年（1639）八月，追封其为武功郡王，配享太庙，用以表彰他生前对家族所做的贡献。顺治十五年（1658），又由东京陵迁回兴京祖陵，享陪葬祖陵礼遇。

塔察篇古，生卒年不详，景祖觉昌安第五子，努尔哈赤叔父。生平事迹缺载。顺治十年（1653）六月，据生前品行及业绩，被追封为多罗贝勒，谥恪恭，故又称为“恪恭贝勒”。其后裔子孙载入觉罗族谱。

东京陵墓园主人后裔

◎ 叶红钢

东京陵墓园主人的后裔们，有些在大清朝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几支后裔中的重要人物。

穆尔哈齐系

穆尔哈齐后世子孙中，对清王朝有较大影响和立有功勋者，主要有穆尔哈齐第四子，顺治年间任议政，超封固山贝子的务达海；穆尔哈齐第五子，议政大臣，管正蓝旗固山额真事，镇国公，吏部尚书，太子太保汉岱；穆尔哈齐之孙，顺治年间三等辅国将军拉克达；穆尔哈齐之孙，辅国公，正蓝旗固山额真（都统）穆臣；穆尔哈齐曾孙，二等奉国将军加云骑尉，副都统勒塞礼；穆尔哈齐曾孙二等奉国将军加云骑尉，奉天副都统，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杨福。

务达海(1601-1655)，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是穆尔哈齐第四子。跟随清太宗皇太极，授予牛录章京官职。崇德元年（1636），跟从努尔哈赤第14子睿亲王多尔衮征伐明朝，攻沙河、南和及临洺关、魏县，立有功勋。1638年，授刑部左参政之职。随贝勒岳讬在开平打败明兵，紧接着和固山额真何洛会一道击败明兵沙河、三河守军，又在浑河岸打败明军，到达赵州。领兵攻山东，攻克临清、安丘、临淄。回师抵达密云，俘获四千余人。1640年，授镶白旗满洲梅勒额真。跟随攻略锦州，趁夜攻占杏山、塔山。1642年，擢升为刑部承政。跟随大军伐明，分军攻克登州。顺治元年（1644），跟随多尔衮攻陷北京，追赶李自成一直到达延安，李自成兵趁夜晚突围，被务达海率兵击破。后又跟随努尔哈赤第十五子豫亲王多铎攻取江南。1646年，又随军讨伐苏尼特腾机思，大败土谢图汗、硕雷汗援兵。1648年，同固山额真阿赖等戍守汉中。累进爵自三等辅国将军至贝子。1649年，同镇国公屯齐哈、辅国公巴布泰代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1651年，摄都察院事。1654年，从郑亲王世子济度讨郑成功，因病返回。1655年卒，谥襄敏。

汉岱（韩岱，1606-1656），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是穆尔哈齐第五子。初封一等奉国将军，与务达海同时授予牛录章京。崇德二年（1637），擢升为议政大臣。1641年，随皇太极围攻松山，击破明总兵吴三桂、王朴。1643年，随贝勒阿巴泰伐明，授兵部承政。顺治元年（1644），入关追剿李自成有功，晋封三等镇国将军，擢兵部尚书。1646年，授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晋升为一等镇国将军。1648年，随贝子屯齐领兵讨伐陕西回民抗清起义。1649年，解去固山额真职务。1650年，任议政大臣，管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事。1651年，晋封镇国公。1652年，调任吏部尚书。跟随定远大将军尼堪南下湖南，因尼堪阵亡，连坐被削夺爵位。1655年，复授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镇国将军品级。1656年四月，因事再夺官爵。随即卒。

拉克达（1644-1693），生于清顺治元年，是穆尔哈齐第十子喇世塔的长子，即穆尔哈齐之孙。顺治十五年（1658）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二十九年（1690）随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征厄鲁特噶尔丹，参赞军务。并破敌于乌兰布通。是年冬还师，以噶尔丹既败，不乘胜追剿，致使噶尔丹部逃遁，不仅不容议叙，且罢其议政之职。

穆臣（穆青，1620-1673），生于明泰昌元年，是穆尔哈齐二子达尔察之四子，即穆尔哈齐之孙。顺治二年（1645）授奉恩将军。六年（1649）授三等辅国将军。八年（1651）授三等镇国将军，是年又授辅国公。十五年（1658）任正蓝旗固山额真（都统）。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去世，谥慤厚。

勒塞礼（1655-1717），生于清顺治十二年，穆臣第四子，即穆尔哈齐曾孙。康熙八年（1669）封三等奉国将军。十年（1671）兼管佐领。三十二年（1693）噶尔丹与策妄阿喇布坦征战，勒塞礼随西安将军博济驻防甘州、宁夏一代。三十三年（1694）授右卫护军参领。三十五年（1696）从征厄鲁特噶尔丹，败敌于昭莫多地方，因功加一拖沙喇哈番（云骑尉），授为二等奉国将军。三十七年（1698）还京，补本旗护军参领。四十三年（1704），升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又调任黑龙江副都统。五十二年（1713）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五十三年（1714）致仕，三年后去世。

杨福（1665-1715），生于清康熙四年，务达海六子托克托慧第八子，即务达海之孙，穆尔哈齐之曾孙。康熙十八年（1679），授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二年（1693）任右卫护军参领。三十五年（1696）从征厄鲁特噶尔丹，败敌于昭莫多地方。三十六年（1697）因功加一拖沙喇哈番（云骑尉），授二等奉国将军。年底又升为右卫副都统。后回京补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三十八年（1699）调任奉天副都统。四十年（1701）升宁古塔将军。四十八年（1709）调任黑龙江将军。五十四年（1715）康熙皇帝谕宗人府：“黑龙江将军杨福，自简用历任以来，居官敬慎，人材壮健。著将其父托克托慧镇国公爵，令其承袭，不必入八分公内。”是年五月去世，谥曰襄毅。

舒尔哈齐系

舒尔哈齐后世子孙中，对清王朝有较大影响和立有功勋者，主要有二子阿敏、六子济尔哈朗、八子费扬武，舒尔哈齐之孙固尔玛浑、济度、巴尔堪、傅喇塔，曾孙喇布、雅布、巴赛，四世孙德沛、奇通阿，五世孙丰纳亨，八世孙肃顺、端华、承志等。

阿敏(1586-1640)，生于明万历十四年，舒尔哈齐次子，清太祖努尔哈赤侄。自幼跟随其父参加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在战争中，其父舒尔哈齐势力不断增强，开始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结果被囚禁而死。阿敏被宽大处理，养于太祖处。初封贝勒，多有战功。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阿敏与太祖长子褚英攻取乌拉宜罕山城。四十一年(1613)，跟随努尔哈赤灭乌拉部。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时，阿敏为镶蓝旗旗主贝勒。后金天命元年(1616)，封为和硕贝勒，与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并称四大贝勒，依齿序称二贝勒，参与国政。四年（1619），破明兵于萨尔浒山、尚间崖及栋鄂路，随即参加灭叶赫部之战。六年（1621），跟随努尔哈赤攻克沈阳、辽阳。十一月入朝鲜袭击毛文龙所部。十一年(1626)，先后出征喀尔喀巴林部及扎鲁特部。天聪元年(1627)，与代善长子贝勒岳讬等往征朝鲜，连陷定州、安州、平壤，朝鲜王被迫请和，订立“江都之盟”。后跟从皇太极征讨明朝锦州、宁远。四年（1630），率兵入山海关，攻克永平、滦州、迁安等地。第二年，明将孙承宗率兵反击，监军道张春等围困滦州，阿敏由于胆怯没有去增援，反而杀降人逃出关外。六月，清太宗皇太极定其十六条罪状，阿敏被囚禁。祟德五年(1640)十一月，死于狱中。

济尔哈朗(1599-1655)，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和硕庄亲王舒尔哈齐第六子。济尔哈朗生性宽厚，处世谨慎。自小就生活在努尔哈赤的宫中，由努尔哈赤抚养长大，所以他与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关系很好，尤其是与皇太极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这样他才会在父兄反叛后依旧受到信任和重用。济尔哈朗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努尔哈赤南征北讨，因战功受封为贝勒。

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初设六部，济尔哈朗受命掌管刑部事务。崇德元年（1636），济尔哈朗因累积军功，晋封为和硕郑亲王。顺治皇帝即位后，济尔哈朗奉命与睿亲王多尔衮一同辅政。顺治九年（1652），进封为叔和硕郑亲王。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因定罪多尔衮，还政于顺治帝而地位显赫，但济尔哈朗却急流勇退，保持晚节，受到顺治皇帝的尊重。顺治十年（1653），因济尔哈朗显赫的功业，乃追封其父舒尔哈齐为庄亲王。

费扬武（1605-1643），又名芬古，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和硕庄亲王舒尔哈齐第八子。天聪五年（1631）三月，授镶蓝旗都统。崇德元年（1636），以军功封固山贝子。1639年五月，因收受蒙古人贿赂被革除爵位，当年八月，复封辅国公。1643年卒，年三十九岁。顺治十五年（1658），追封为多罗贝勒，谥曰靖定。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因其曾孙德沛袭简亲王爵而被追封为和硕简亲王。

固尔玛浑（1615-1681），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舒尔哈齐二子阿敏之第三子，即舒尔哈齐之孙。清崇德三年（1638）跟随睿亲王多尔衮率左翼兵征明， 1639年封辅国公。1640年以其父阿敏有罪，革去公爵。不久被封为辅国公。顺治六年（1649），超封固山贝子，并封其子马尔图、僧额、马山俱为镇国公。

济度（1633-1660），生于清天聪七年，舒尔哈齐六子济尔哈朗之第二子，即舒尔哈齐之孙。顺治八年（1651）封为多罗郡王，旋因其兄世子富尔敦去世，封其为世子。1652年擢升为议政。1654年授定远大将军，率师征讨福建抗清力量郑成功。1655年，攻克福州，再克泉州。1656年，郑成功将领黄梧、苏明、郑纯等自海澄来降，并斩杀郑成功将领林祖兰等，是年又攻占惠安、闽安、漳浦等县。1657年师还，顺治帝亲至卢沟桥迎接，旋袭父王爵，改称简亲王。顺治十七年（1660）年去世，谥曰纯。

巴尔堪（1637-1680），清崇德二年出生，舒尔哈齐六子济尔哈朗之第四子，即舒尔哈齐之孙。顺治十二年（1655）授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七年（1668）因事降为二等奉国将军。1669年复为三等辅国将军。1674年，巴尔堪以梅勒额真身份率兵征讨吴三桂、耿精忠。1677年因事被削去官职。1680年八月卒于军中。1710年追封为三等辅国将军。雍正元年（1723），晋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谥曰武襄。乾隆十七年（1752），因其孙奇通阿袭简亲王爵而被追赠为简亲王。

傅喇塔（1625-1676），生于明天启五年，费扬武之第四子，即舒尔哈齐之孙。顺治二年（1645），封辅国公。是年，跟随代善之孙勒克德浑征湖广有功。1649年晋封贝子。1659年，缘事降为辅国公。1661年，复封固山贝子。康熙十三年（1674），授宁海将军，辅佐康亲王杰书征讨耿精忠。十五年（1676）卒于军中。谥曰惠献。乾隆十五年（1750），因其孙德沛袭简亲王爵而被追封为简亲王。

喇布（1654-1681），生于清顺治十一年，简亲王济度之第二子，舒尔哈齐之曾孙。康熙七年（1668）封三等辅国将军。九年（1670）其弟简亲王德赛死，袭简亲王爵。十三年（1674）任扬威大将军，抗御三藩。征战多年，于康熙二十年（1681）云南平定后回京，是年去世。二十一年（1682），兵部追议前罪，削去王爵。二十二年（1683），以其弟雅布袭简亲王爵。

雅布（1658-1707），生于清顺治十五年，简亲王济度之五子，舒尔哈齐之曾孙。康熙二十二年（1683），袭简亲王爵。二十七年（1688），率兵赴苏尼特以防噶尔丹，后与噶尔丹多次交战。三十五年（1696），从康熙帝出独石口往征噶尔丹。三十八年（1699），掌宗人府事。四十年（1701）去世，谥曰修。

巴赛（1663－1731），巴尔堪之第一子，舒尔哈齐之曾孙。康熙二十一年（1682）授三等奉国将军，不久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后因从征噶尔丹有功，迁正红旗蒙古都统，署黑龙江将军。雍正皇帝即位后，授宁古塔将军。雍正元年（1723）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四年（1726），授振武将军，驻军阿尔台地区。九年（1731），和傅尔丹一道驻军科布多。与噶尔丹策零战，阵亡。谥曰襄愍。乾隆十七年（1752），因其子奇通阿袭简亲王爵而被追封为简亲王。

奇通阿（1701-1763），康熙四十年生，巴赛之第十子，舒尔哈齐之四世孙。雍正四年（1726），封三等辅国将军；是年九月，授头等侍卫。九年（1731），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十年（1732），授散秩大臣。乾隆元年（1736），授正红旗满洲都统；二年（1737），兼管满洲火器营。三年（1738），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七年（1752），德沛去世，袭和硕简亲王。二十一年（1756），授宗人府事。二十二年（1757），充玉牒馆总裁。二十八年（1763）去世，谥曰勤。五子：长子和硕简恪亲王丰讷亨，次子富隆阿，三子世禄保，四子追封和硕郑亲王经讷亨，五子登讷亨。

瓦三（？-1685），固尔玛珲子。事康熙，初封辅国将军。随岳讬平定湖广，袭辅国公。二十一年（1682），授右宗人。追论攻长沙退缩罪，夺官，仍留爵。复授镶蓝旗满州固山额真。俄罗斯侵略并占据雅克萨城，康熙派遣瓦三偕侍郎果丕，会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前往解决。随即命令固山额真彭春等率兵征讨，命令瓦三统辖黑龙江将士。二十四年（1685）卒，谥襄敏。

德沛（1688-1752），费扬武孙贝子福存之第八子，舒尔哈齐之四世孙。雍正十三年（1735），授镇国将军，任兵部侍郎。乾隆元年（1736），授古北口提督。二年（1737），授甘肃巡抚。本年九月，授湖广总督。四年（1739）七月，调闽浙总督。七年（1742）四月，调两江总督。八年（1743）六月，调补吏部右侍郎。九年（1744）十月，监管国子监祭酒事。十年（1745）七月，授教习庶吉士。十一年（1746）闰三月，转补左侍郎。十二年（1747）十二月，授尚书。十三年（1748）九月，袭和硕简亲王。十七年（1752）壬申六月十八日未时薨，年六十五岁。是年九月，谥曰仪。

丰讷亨（1723－1775），生于雍正元年，简亲王奇通阿第一子，巴尔堪曾孙，舒尔哈齐五世孙。隶镶蓝旗满洲，初授三等侍卫。乾隆八年（1743），封三等辅国将军。不久，从师征讨准噶尔，带领健锐营千余人屯驻呼尔璊。霍集占率5000人来犯，丰讷亨联合诸军击退敌军进攻，率师挺进，向北追击十余里。敌军据守堑壕，丰讷亨率军冲击，夺取堑壕。所乘战马受伤，丰讷亨易马再进，于沁达勒河渡口大败敌军，并再败敌于叶尔羌河岸。乾隆帝下诏嘉其勇，以功迁二等侍卫，擢镶白旗满洲副都统（《努尔哈赤家族全书》称为都统）。不久，移军伊犁，授领队大臣，先后击破玛哈沁及哈萨克部进犯。二十七年（1762）师还，赐双眼孔雀翎。升护军统领，统辖健锐营。二十八年（1763），袭简亲王爵，授都统，掌宗人府事。四十年（1775）死，谥曰恪。

积哈纳（？-1784），丰讷亨子，简亲王奇通阿孙，郑亲王济尔哈朗四世孙，舒尔哈齐五世孙。袭简亲王爵。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复号郑亲王。四十九年（1784）死，谥曰恭。

乌尔恭阿（1778－1846），生于清乾隆四十三年，积哈纳子，郑亲王济尔哈朗五世孙，舒尔哈齐六世孙。袭郑亲王爵。号石琴主人，著有《石琴室稿》、《易水往还稿》。诗话：“郑邸园林最盛，及石琴主人重加葺治，与名士大夫觞咏其间。诗用宋法，以清折幽隽为尚，不堕恒蹊。”“其后五子肃顺西亭，怙才擅政，迁及家督，同蹈大僇。”

承志（1844-1882），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辅国公西朗阿之第三子，舒尔哈齐之八世孙。道光二十九年（1849），袭其父爵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因克服江宁，复还郑亲王爵，命其袭为郑亲王。同治十一年（1872）因事被夺爵。

端华（1807-1861），郑亲王乌尔恭阿之第三子，济尔哈朗之七世孙，舒尔哈齐之八世孙。道光六年（1826），封为三等辅国将军。二十六年（1846），袭其父乌尔恭阿爵为郑亲王，授御前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为顾命大臣。咸丰即位，命为阅兵大臣、右宗正，与其弟肃顺、怡亲王载垣把持朝政。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护送咸丰帝至热河，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一年（1861），咸丰死，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及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由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讠斤]发动“祺祥政变”，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均被逮捕。端华被勒令自尽。降世爵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肃顺 (1816—1861) ，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郑亲王乌尔恭阿之第六子，济尔哈朗之七世孙，舒尔哈齐之八世孙，字雨亭。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为咸丰帝信用，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互倚重，煊赫一时。力主重用汉族官僚地主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为解决财政困难，主张发纸币、铸大钱。对外国侵略者疑惧颇深，要维持“天朝”尊严，对侵略者的过高要求不肯应允，甚至起而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参与对外交涉的决策。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在咸丰帝面前，“(奕)[讠斤]主和，(肃)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 1859年与俄使伊格纳切夫在北京谈判，斥责其侵略要求，把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宣布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与载垣、端华护送咸丰帝至热河（今河北承德市）。遂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主管行在事务。次年咸丰帝病死，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祺祥政变时，被杀。  

雅尔哈齐系

雅尔哈齐无嗣。

巴雅喇系

在巴雅喇的后世子孙中，较有影响者主要有二子拜音图、四子巩阿岱，六世孙福敬和八世孙兴林、伊里布。

拜音图（1599-1653），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巴雅喇次子。太宗时因军功被晋封为贝勒，授三等昂邦章京、镶黄旗固山额真。崇德元年（1636）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略保定、安肃。后从伐朝鲜。崇德三年（1638），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偕固山额真图尔格败敌董家口，毁边墙入。崇德六年（1641），因其弟巩阿岱临阵退挠事，被夺爵。寻率师助多尔衮攻锦州，复偕多铎围松山。七年（1642），复授固山额真。顺治二年（1645），从多铎西征，败敌潼关，封一等镇国将军。三年（1646），授三等公。五年（1648），进封贝子。多尔衮死后，坐党附罪，拜音图被牵连，削爵，幽禁，削宗籍。嘉庆四年，仁宗命复宗籍，赐红带。

巩阿岱（1606-1652），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巴雅喇之第四子，与拜音图为同母兄弟。皇太极时，巩阿岱受封辅国将军。皇太极死后，巩阿岱随同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皇太极长子豪格为嗣君。巩阿岱和锡翰还前往豪格家中密议立汗大事。当豪格即位失败，他们又与两黄旗图赖、索尼、谭泰、鳌拜四人共立盟誓：“誓辅幼主（福临），六人如一体。”后来他们看到多尔衮权势日益强大，就将誓言置之脑后，卖身投靠新主。巩阿岱还曾出面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使其获罪降爵。巩阿岱因此得封固山贝子，官至吏部尚书。多尔衮死后，巩阿岱、锡翰以“党附睿王，媾陷忠良”等16条大罪伏诛。直到嘉庆四年（1799），嘉庆皇帝才下令恢复巩阿岱后裔的宗籍。

福敬（1754-1839），生于清乾隆十九年，巴雅喇六世孙。乾隆五十五年（1790），授三等侍卫。嘉庆二年（1797），授山西省都司。四年（1799），回京授三等侍卫。十一年（1806），授护军参领。二十五年（1820），授头等侍卫。道光五年（1825），授锦州城守尉。九年（1829）授阿拉楚喀副都统。十二年（1832），原品休致。十九年（1839）去世。

兴林（1828-1893），生于清道光八年，巴雅喇之八世孙。其父为凤凰城守尉英凯。咸丰四年（1854），捐输三等侍卫。同治五年（1866），授二等侍卫赏戴花翎。七年（1868），授副都统衔。光绪三年（1877），授凤凰城守尉。十九年（1893）去世。

伊里布（1772-1843），生于清乾隆四十年，巴雅喇之八世孙。嘉庆六年（1801），科举中文进士。十年（1805），授国子监典簿。十八年（1813）授云南府南关通判。二十四年（1819），授永昌府腾越厅同知。道光元年（1821），授安徽太平府知府。三年（1823），授浙江按察使。四年（1824），授浙江布政使。五年（1825）授山西巡抚。旋调任山东巡抚、云南巡抚。十年（1830），因事拔去花翎。十五年（1835），授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三年（1843）去世。鸦片战争后，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就是时任云贵总督的伊里布。

褚英系

褚英有子3人，受封者2人，即长子安平贝勒杜度和三子敬谨亲王尼堪。

杜度（？-1642），褚英长子。初授台吉。天命九年（1624），喀尔喀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请求内附，杜度跟随贝勒代善迎归，被封为贝勒。天聪元年（1627），从贝勒阿敏、岳讬等伐朝鲜。天聪三年（1629）十一月，跟随皇太极攻伐明朝，逼近北京，大败明朝援兵。天聪七年（1633），明将孔有德、耿仲明降清，杜度偕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赴镇江迎以归。崇德元年（1636），进封安平贝勒。崇德三年（1638），多尔衮率领左翼、岳讬率领右翼征伐明朝，杜度身为岳讬副将，岳讬战死后，杜度总领右翼军事。崇德四年（1639），命掌礼部事。此后，仍多次率兵进攻明朝。六年（1641），攻广宁，败松山、锦州援兵。七年（1642）六月去世。雍正二年，立碑旌其功。杜度子七，有爵者五：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杜努文、萨弼。

尼堪（1610-1652），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褚英第三子。后金天命年间，从伐多罗特、董夔诸部有功。天聪九年（1635），从多铎率偏师入锦、宁界侵扰牵制明军。崇德元年（1636），封固山贝子。顺治元年（1644），以随剿流贼功，晋封多罗贝勒。随豫王平江南，肃王平四川，皆有功。五年（1648），随英王剿天津寇，封多罗郡王，加号敬谨。六年（1649），授为定西大将军，讨大同姜瓖。晋尼堪为敬谨亲王。七年（1650），与满达海、博洛掌六部事，寻以事降郡王。次年，晋封和硕敬谨亲王。九年（1652）七月，命为定远大将军，征孙可望、李定国。是年亡于阵，年四十三。谥曰壮。

兰布（1642-1678），生于清崇德七年，尼堪长子，褚英之孙。顺治十三年（1656）封为三等辅国将军。十七年（1660），袭多罗贝勒。十八年（1661），顺治皇帝念其父尼堪以亲王阵亡，晋兰布为敬谨郡王。康熙六年（1667），晋敬谨亲王。七年（1668），兰布娶鰲拜女为妻。八年（1669），坐鰲拜罪被降为镇国公。十三年（1674），从尚善讨吴三桂于湖南。十七年（1678），卒于军。十九年（1680），追论退缩罪被削爵。乾隆四十三年（1778），高宗以尼堪功勋卓著，力战捐躯，进封兰布镇国公，世袭。

苏努（1678-1724），生于康熙十七年。广略贝勒褚英之曾孙，怀愍贝子杜努文之子。隶满洲镶红旗。顺治十四年（1657），封镇国公。康熙二十九年（1690），厄鲁特噶尔丹勾结沙俄反叛，苏努随大军征讨有功。三十七年（1698）晋贝子，署理奉天将军。四十七年（1708），因废太子事，革职还京。六十一年（1722）晋贝勒。因卷入康熙帝诸子的皇位之争,故成为雍正帝所忌恨的政敌。雍正二年（1724），以所谓“党援允禩”罪，革职削爵，罢黜宗室。并借信仰天主教一事残酷惩处。

河东地区满族姓氏

◎ 庄志学

满族在辽阳分布较广，河东地区相对更加集中。辽阳有“满族八大姓”之说，一般认为是佟（佟佳氏）、关（瓜尔佳氏）、马（马佳氏）、索（索绰罗氏）、齐（齐佳氏）、富（富察氏）、那（纳喇氏）、郎（钮钴禄氏）八姓。也有将舒穆禄氏、伊尔根觉罗氏、赫舍里氏、他塔拉氏、觉尔察氏、章佳氏、宁古塔氏等说成八大姓。

现在居住在河东地区的满族姓氏主要有：

马氏家族 满姓马佳氏，世居长白山嘉里库，一世祖马木敦、三世祖奇卜图仕清，随军征战有功授男爵。六世祖克库噶哈公爵至九世祖刚察色，于乾隆年间任辽阳镶黄旗防御，遂定居辽阳。子孙中一支居住在河东新城。马氏第十六代马延喜，字子元，民国年间曾任中国银行行长。在新城创办马氏学校多年，嘉惠乡里。

富察氏家族 世居长白山富察，以地为姓。四世祖随努尔哈赤征讨，在辽沈间驻防，隶满洲镶蓝旗。五世祖汪克巴颜，任护军校，卒后葬于东京陵地区，子嗣遂在辽阳安家。其十六世富槟阁隶满洲镶蓝旗，居住在河东地区东京陵村。

钮钴禄氏 初居长白山，五世额亦都为清初五大臣之一，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征战，隶满洲镶黄旗，封弘毅公。七世祖莽爱，移家东京陵地区，此后散居在河东地区。

舒穆禄氏 世居长白山珲春，库尔喀部长郎柱和其弟汪善归清。隶满洲镶白旗。郎柱子杨古利，后隶满洲正黄旗，以战功授世袭一等公，朝鲜之役，因炮伤死在军中，封武勋王。郎柱弟汪善，随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入宿卫，奉命驻东京陵。逝后葬东京陵，敕封都督。其后裔雍福、德元住在城内；伊礼实、温哲浑住在东京陵。现冠汉姓徐。

尼马察氏 世居长白山，一世专突，归清，随军驻防北京。二世阿克偏武，移居辽阳驻防。子孙散处城内、新城、长岭子、陶官屯、沙坨子等地。八世毓纶，字朗川，举人；锡庚，字嘏臣，举人。现冠汉姓张。

约哈那氏 世居长白山那家沟。一世丕满归清，随清军入关。二世马尔济，顺治年间任奉天镶蓝旗佐领，迁辽阳城守尉，定居辽阳。三世五格、五世虎什布等世袭云骑尉。双瑞，字辑五，世袭恩骑尉。后裔散居新城和市内。

伊尔根觉罗氏 世居长白山，一世格立必归清，随军入关驻防北京。五世编伍，移居辽阳驻防。后世居新城、天河泡等地。十世煜岳，字光普，任辽阳正蓝旗防御。璧拉什，世居长白山汪肇沟，归清，移家辽阳，隶满洲正蓝旗，居东京陵地区。现冠汉姓赵。

巴雅喇氏 世居长白山，一世希得库归清，在辽阳镶白旗任校政，遂移居辽阳。六世庆山，辽阳旗仓仓官；纯德，熊岳防守尉，诰授武功将军。七世桂森，字秋岩，光绪八年（1882）举人；八世永贞，字佩珩，丁酉拔贡，《辽阳县志》总纂。冠汉姓白。

乌苏氏 元代中期定居乌苏里江上游，以水为氏。始祖衔恭列以，三世吉斯哈迁居瓦尔喀冯家沟。八世渣努，率族归清，任满洲正蓝旗牛录额真之职，清初驻扎东京城，任拜他喇布勒哈番之职，率家居辽阳，将其父孟古纳墓迁到辽阳，即今弓长岭区穆家村。九世穆成额初驻东京城，任拜他喇布勒哈番之职。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山海关守尉。冠汉姓穆、柏、吴。

河东战国墓及壁画墓

◎ 雅 文

新城战国墓

位于辽阳市太子河区新城村。东西两座墓葬在山岗北坡，并列相距3.40米，墓结构大小相同，均为木椁墓(两椁一棺)。墓坑上宽下窄，呈漏斗形，上口南北长6.30米，东西宽3.30米，从墓口至坑底深3.40米，木椁四周内外及上部填灰膏泥。

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两椁(外椁、内椁)一棺以及垫木组成。垫木置于土圹底部，椁、棺层层套合放置在底板上。外椁用方木排立在底板凹槽内，方木榫由子母口扣合，围成长方形，上铺东西横盖板。内椁四壁板和盖板用长方木横落，椁下横铺垫木榫，外椁与内椁之间隔成南北“前箱”和“后箱”。

内椁里面为棺，作长方形，四壁板，底板和盖板等六面各用两块板、燕尾榫连接而成。棺里面髹黑漆，加朱绘，棺外面髹黑漆，棺盖铺竹席。骨架各一具，因腐烂，葬式不明。尸体包裹有丝织品衣着。

两墓随葬品百余件，放置箱内。棺内按质料分漆、木、竹、陶、玉、藤、葫芦、铜器等，多数为实用品。漆器是木胎，里外髹黑漆，均极光亮。朱绘有耳杯、奁盒、钟、漆扇。木制模型为刀削，有彩绘木制乐俑、木车、木马、兽头铲形木、木梳、篦子、木鼓、木瑟等。陶器灰陶胎厚，纹饰绳纹、方格纹，器形有罐、壶、洗、鼎、金银错、勺、镜、盆、灯、钵、带勾、藤手杖、竹筹、玉瑗、葫芦、水瓢等。此两墓为战国中期夫妻墓，系辽东郡属下的官吏墓葬。这种战国木椁墓葬，在东北地区为首次发现。

东门里壁画墓

在辽阳老城东门里南75米的城墙基下。墓室用淡青色页岩大石板支筑，由东、西棺和明器室组成。平面呈丁字形，四壁石板围立，底、盖石板平铺，四根石柱支筑墓顶，墓门在南壁中部，石板外封，方向南偏10度，门外墓顶砖砌翼墙。墓内通长3.60米、宽3.10米、高1.54米。墓内人骨架3具，东棺室儿童1具，西棺室男女2具，葬式头北足南，仰身直肢葬。葬具白灰枕，苇席和白灰满铺一层敛尸。此墓为家族合葬。随葬物以灰黑泥质地陶器为主，29种、62件，主要有罐、套盒、长颈瓶、壶、瓮、房、灶、井等陶明器，仿漆器的陶案、陶耳杯、银指环、铁刀、漆奁、锯齿纹铜镜和半两五铢铜钱等，均置于后部明器台和棺室门内。石壁上的彩绘画有门卒图：站立男子头结黑色牛心帻，着右衽短衣，黑绿领袖，手执长方形盾和环首铁刀；小吏图：头戴黑色单梁进贤冠，着束腰青长袍，腰带一棒状器，拱手执棨戟；出行图：画二骑吏，一人头戴黑色屋形帻，着右衽白袍，黑缘领袖，一人倒骑马，身着圆领长袍，持环首铁刀，一辆轿车在后，幔圆朱篷，驾一黄牛；宴居图：画一男子坐像，黑冠袍，一女立像，高髻，着红色束腰拖地衣裙；墓顶板天象图：画日上金鸟、月上蟾蜍及数十个红色星点；装饰图案，西壁画水波纹中画一马形飞廉，东壁水波纹中画白色羊首人身异兽，头有曲角，身披长毛。

此墓当为东汉中期墓葬。壁画内容反映，墓主人应是辽东郡属下一个三百石文职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员。

鹅房壁画墓   

墓址在文圣区鹅房村南。工字形石板墓，椁室用淡青页岩大石板支筑，前后长4.80米，左右宽3.48米，室内高1.48米，墓门东南向。石板外封，椁内前后廊、左右小室，两个棺室，上下石板铺盖，石灰勾缝。随葬物有方灶、瓢、勺、耧、博山炉陶明器以及壶、钵、盆、杯、案、瓶、豆、奁泥质灰陶器，铜器有环首刀、镜，银器指环等60余件。

石壁上彩画有文吏像，画一排六男站像，身穿绿袍，白缘领袖，头戴进贤冠，各持帛书卷；宴饮图，画三男一女拱手对坐，男主人黑帽，穿红绿袍，白缘领袖，女主人高髻，穿红袍，中间一男身穿绿长袍束腰长带，两手履地，形如飞天，向主人作倒立表演；楼阁图，画二层高楼，绘有日、月、梅花鹿、马、兽、鸭等。

迎水寺壁画墓  

1918年日本学者在辽宁辽阳太子河畔迎水寺发掘的汉魏壁画墓，是我市发现最早的一批壁画墓葬。现已毁坏。

园 公 塔

◎阎 红

圆公塔位于辽阳老城东7.5公里唐户屯清云山南坡永宁寺塔院内(现属庆化公司厂区)，为明代高僧、辽阳僧纲司致事副都纲兼广佑寺住持道圆和尚的墓塔。1981年5月25日，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圆公塔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塔高6米，为八角七级密檐式实心塔，由塔基、塔座、塔身、塔檐、塔刹五部分组成。塔基高0.6米，由青石砌成八角形基座；上承塔座，为八角莲瓣形，收度大；塔身八面用方石直砌，每面高2米，宽1米，南面镶嵌明正统七年《辽阳僧纲司致事副都纲兼广佑寺住持圆公塔铭》。第一层塔檐下每角石一斗三升仿木斗拱，承托塔檐，七层塔檐全高3米，逐层上收，收度明显；檐与檐之间平砌三层方石，高0.41米，每层出檐。塔刹为石雕宝瓶置于塔顶。这座石塔是辽阳地区保存下来的惟一一处明代女真族高僧墓塔。

墓塔主人道圆，字镜堂，生于明洪武八年(1375)，俗姓童，父童伯颜。其先祖早年迁居东海洋女真故地。洪武十六年(1383)，父母将其舍送至大广济寺(今锦州市内)，依师学法。后随父来辽阳归附，籍于东宁卫，拜东会寺千江印公为师，得授心法。三十岁左右，道圆已是辽东地区颇有声望的法师了。永乐四年(1406)，代表辽东进京参加全国3万僧众的大法会，得闻法要，为他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明永乐六年(1408)，在辽东各寺僧众的推举下，道圆赴京，通过礼部考试，被任命为辽阳僧纲司副都纲职，同时兼任白塔寺住持。而后，在辽东都司左军都督王真的发起下，参与复修白塔和广佑寺的重大活动。

永乐十七年(1419)，道圆再次提出维修白塔的倡议。经过四年，维修工程竣工。为了让后来者了解有关情况，道圆在塔顶上留下了一块铜碑。这块铜碑于1989年维修白塔时才与世人见面，是研究广佑寺与白塔的珍贵史料。

正统三年(1438)，年过花甲的道圆辞去副都纲及住持职务，在城东清云山建一座广佑寺的下院永宁寺，退居在此。正统七年(1442)，道圆法师圆寂，俗寿68岁，僧腊52年，葬于永宁寺塔院。

清代石家坟

◎ 王成科

在太子河公园修建以前，距中华大桥南侧百余米的树林里尚有残破的石人、石马、石羊等半埋土中，迹象表明，这里曾是一座名门望族的墓园。翻开民国年间出版的《辽阳县志》，在“古迹名胜志”中可以查到，墓园的主人名叫石翰，姓瓜尔佳氏，世居苏完，后迁辽阳，遂以石为姓。石翰本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业绩，但他的儿子石廷柱却是清朝开国史上赫赫有名的将领。于是，父以子贵，诰封光禄大夫、一等伯。

石廷柱，石翰第三子，原为明朝广宁（今北镇）守备，1622年率本部归顺后金，授游击将军。同年，随太祖平定蒙古巴林部有功，晋三等副将。清太宗天聪五年（1631），招降祖大寿有功。崇德七年（1642），清太宗皇太极初定汉军八旗，授石廷柱为镶红旗都统。顺治元年（1644），他又随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农民军，并转战山东、山西、河南等地。顺治十二年，授镇海将军，驻防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地处长江与运河交汇之处，扼水陆津要，交通便利，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此地，镇守京口者多为朝廷心腹。石廷柱驻京口，“息兵安民，著有政声”，人称“石佛”。石廷柱佐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创基立业，功勋显赫，顺治十八年（1661）去世，终年63岁，谥号“忠勇”，赠一等伯。

据《辽阳古迹遗闻》记载，石家坟原在辽阳大东门外，距城里许，太子河左岸。因濒临太子河，水患时作，故而于康熙元年（1662）西迁至今址。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辽阳古迹遗闻》成书时，由于太子河主河道不断西侵，“原墓地已为河床中央，今墓地则又濒水矣。墓门已经冲毁，石羊、石马等以及驮碑的赑屃皆大半埋于沙土中”。1926年，时任奉天省议会秘书的金毓黻曾到此游历，并有诗留题：“东梁河上黯辽云，丰碣谁书汗马勋。翁仲无言应有泪，洪流渐近石家坟。”即是明证。

文革期间，石家坟尽被平毁，今已无迹可寻。

河东文物图说

◎ 董 平

辽阳地处太子河中下流，自古以来就享受着太子河赐予辽阳人民的丰腴与恩泽。太子河全长464公里，流经辽阳143公里。太子河流域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是北方人类繁衍生息区域之一，故文物古迹甚多。太子河的两岸有汉魏时期的壁画墓群、高句丽时期的燕州城、辽金时期的冮官屯窑址、后金时期的东京城东京陵等，两岸曾出土过战国四十年上郡铭铜戈、汉魏规矩纹铜镜、金元时期的铜器、明代的瓷雷、铁锚等等。

尤其是1983年在辽阳新城村发现的战国时期墓葬，是迄今为止东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棺椁墓葬，出土文物有百余件，种类繁多，在辽宁省同期的战国墓中属首次发现。从棺椁的结构上看，二椁一棺，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很高，很可能是燕国镇守辽东郡的高级官吏，对于研究战国时期辽东郡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艺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太子河流域的这些文物古迹及考古发现所透视出的丰富历史信息，反映了辽阳地区早已具有极高的文明和强势力量，在整个太子河流域中居于突出地位，同时也说明了太子河流域是东北地区的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

战国四十年上郡铭铜戈

1985年出土于辽阳太子河岸沙坨子村。战国时期青铜铸兵器。铭文刻在戈的两面，正面“卌年上郡守起造漆工□□丞□工隶臣□”三行十七字，背面刻“□平周”三字，篆书。秦昭王四十年（前267）为该戈铸造时间，出土在燕境辽东郡襄平城东南衍水（今太子河）边，应与两国战事有关。

明代铁锚

辽阳太子河岸出土，明代船锚。宋、元时期船舶使用的是木石相结合的锚物，元末明初则使用木锚，明代中期以后基本改用铁锚。这件铁锚高达三米多，可以推测出当年使用该锚的船舶必然巨大，想象太子河河运繁忙、商船往来不断的壮观景象。

后金天命钱

辽阳新城村东京城出土，后金时期流通货币。铜质，圆形方穿，内外有廓，正面老满文“天命汗钱”四字。1616年努尔哈赤于兴京称汗、纪元天命，铸行天命钱，有满汉文两种。

后金绿釉六角砖

辽阳新城村东京城出土，后金东京城宫殿建筑构件。绿釉琉璃，六角形，应为铺地之用。该琉璃砖件，为海城皇瓦窑生产。据载，皇瓦窑在明末清初纳入官府，专为皇宫烧造生产琉璃砖瓦构件。

《明礼部榜文》

辽阳新城村东京城出土，明万历年间镌刻，原立在辽东都司儒学。它把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对北京国子监大学生的训词以条令的形式公布于众，作为全国各级学校学生必须遵守的“校规”，反映了明王朝对士人在思想、政治上的控制。

《明辽东都司进士举人题名碑》

辽阳新城村东京城出土，记录了文化教育制度的演变，以及明代辽阳地区的科举考试情况，是教育史研究上的珍贵史料。

东京城德盛门门额

原东京城东侧南门德盛门的内门额。长方形，边框内四角各一穿眼，正面汉文楷书“德盛门”，边款“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吉旦”。大金是努尔哈赤的国号，天命为年号，壬戌年即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

东京城抚近门门额拓片

原东京城南侧东门抚近门的外门额。辽阳东京城的门额，每一个城门内外各悬挂一门额，内书汉文，外书老满文。该门额长方形，正面老满文三个字，满语“把近处爱惜之门”，汉译为“抚近门”，边款阴刻汉文：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吉旦。

东京城内治门门额

原东京城北侧东门内治门的内门额。辽阳东京城的门额，每一个城门内外各悬挂一各门额，内书汉文，外书老满文。该门额长方形，正面汉文楷书“内治门”，边款阴刻汉文：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吉旦。它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辽阳建都的重要遗物。

东京城绿釉筒瓦

辽阳新城村东京城出土，后金东京城宫殿建筑构件。绿釉琉璃，圆形，边轮凸弦纹一周，内为草叶纹，模制瓦当，海城皇瓦窑生产。

后金东京城新建弥陀禅寺碑

弥陀寺位于太子河区东京陵乡新城村。清崇德六年(1641)，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大学士范文程等修建。

民国初期，殿宇被毁。仅存崇德六年《新建弥陀禅寺碑》。碑阳记载孔有德等向后金努尔哈赤歌功颂德，碑阴刻写石廷柱等百余名官员题名。其中曹得先、曹得选、曹世爵乃《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上世族人，为研究曹雪芹祖籍在辽阳提供了珍贵资料。

太子河的传说

◎ 王成科

太子河古称衍水，发源于辽宁东部山区，是辽宁境内的一条大河。千百年来，太子河水灌溉了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养育了辽东人民。在辽东地区，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太子河的传说，其中有两条最为著名：一个是战国末期燕太子丹血洒衍水，另一个是东京陵太子坟的墓主褚英被其父老罕王努尔哈赤斩杀于太子河边。

先说说燕太子丹说。战国末年，地处长城以南，易水之北，即今河北北部，东北南部的燕国逐渐衰落，举国上下恐惧西方迅速强大的秦国。公元前228年，秦军以虎狼之师屯兵易水南岸，想要一举吞噬燕国。燕国国王喜既老且昏，束手无策。燕太子丹在武力抗衡取胜无望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刺杀秦王以退秦兵。他广交勇士，并优礼相待，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实现刺杀秦王，拯救燕国的目的。最终，通过老迈的剑客田光介绍，太子丹结识了荆轲。于是，太子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荆轲的身上，他尽其所能地给荆轲最好的待遇：尊他为上卿，住最好的房子，车骑美女亦任其所欲。一年后，荆轲同意前往秦国，行刺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涂有剧毒的匕首藏在假装要献给秦国的燕国南部督亢地区的地图之内。太子丹身穿白衣孝服亲送易水河边，专为荆轲敬酒饯行。荆轲感慨太子丹的知遇之恩，遂吟出了传诵千古的名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用壮志豪言回敬了太子丹的礼遇，绝不辜负他的重托。结果是未来的秦始皇命不该绝，悲壮之余，反衍生出了一句生动别致、警人警世的成语“图穷匕见”。荆轲被秦王的卫士于金殿之上剁成了肉泥。

荆轲刺秦失败后，暴怒的秦王派兵大举伐燕，并一举攻克了燕都蓟城（今北京市西南）。太子丹随其父逃至辽东郡襄平城（今辽阳）。秦国大将李信率大军追击不止。在此危机时刻，昏了头的燕王喜竟然听信了赵国代王嘉的建议，以为秦国攻燕，全是为了报太子丹行刺秦王之仇，只要献出太子丹的人头，秦国即可罢兵休战，燕国则能免除亡国之忧。太子丹闻讯，遂逃至城东“衍水之中”以避杀身之祸，但仍未能逃脱父王的追杀。虽然燕王喜杀子媚秦，但也没能挽救亡国的厄运。五年后，他本人也做了秦军的俘虏，燕国灭亡。

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不知体恤民力，横征暴敛，很快亡国。汉朝以后，辽东地区战乱频仍，“城头变幻大王旗”，河两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渴望过上宁静的生活，怀念太子丹，认为他是抗击暴政、爱民如子的好人，便把太子丹殉难的河流改称叫太子河。

再说努尔哈赤的太子褚英说。清代以后，辽阳地区民间一直流传着太子河之名是源于被老罕王努尔哈赤斩杀于河畔的太子褚英。故事梗概是这样的：明朝末年，老罕王以父祖遗留下来的十三副铠甲起兵反明。一次，正值盛夏的六月天气，老罕王率军攻明来到东梁河边（汉朝以后，衍水被称为大梁水、东梁河）。当时，河面宽阔，水流甚急，军队无法通过，只得命大军暂且扎营河畔。夜半，老罕王突然擂鼓聚将，命大太子去河边巡视，看河水封冻了没有。大太子去后回报：“河水没冻。”罕王一听，拍案大怒，命军士将其推出帐外斩首。又命二太子前往查看。二太子见其兄因为直言反而被杀，遂谎称：“河水冻冰三尺，军马可以渡河！”老罕王大喜，率军马来到河边一看，在月光的照射下，河面虽然依旧闪着波光，但却显得像镜面一样平滑。将士们都亲见大太子是怎么死的，所以也就不管是不是冰封河面，舍生忘死地抢先过河。说也怪，他们真就踏着亮光，飞兵渡过了东梁河。再回头，只见河面上的亮光纷纷蠕动。原来，承载他们过河的不是冰，而是由河中的龟鳖和螃蟹铺成的桥。直到今天，太子河中鳖盖和蟹壳上还留有清兵踏出的马蹄印呢。事后，老罕王将大太子埋在东梁河东岸，这就是如今辽阳的东京陵太子坟。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大太子，就把东梁河改叫太子河了。

其实，据史书记载，太子河古称“衍水”，西汉以后先后改称“梁水”、“大梁水”、“东梁河”。自辽代起始有“太子河”之称。其源于燕太子丹的说法则最早出现在明代。明代辽阳诗人韩承训曾赋诗叹道：“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传太子名。”因此，上述传说中的 “褚英说”，就不攻自破了。

据今人考证，燕太子丹最后藏匿和被杀的地点即在今河东新区之内太子河中的太子岛上。

薛礼征东遗迹

◎ 王成科

千百年来，在整个辽宁地区，有关大唐名将薛礼以及薛礼征东的传说轶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尤其是作为唐朝征东主战场之一的辽阳地区，关于薛礼随唐王李世民征东的传说轶事则更是比比皆是，妇孺皆知。流传最广的一首民谣是：“鞍山下了马，首山扶一把，亮甲山晾盔甲。窟窿山射一箭，一箭射到东海岸。”

仅在辽阳河东新区范围内，就有两处遗迹与征东的薛礼有关。据《辽阳县志》和《辽阳古迹遗闻》记载，在辽阳城东十五里上、下瓦沟村南有山名庙岭山，在山南坡西南隅有一块大如磨盘的石头，石上有形如人的脚印及马蹄印各一。相传为薛礼随唐太宗李世民征东时曾登该石上马，故留有此迹。该地现属庆化厂区之内。据说，几年前有人曾引领辽阳市某专业部门领导亲往探查；另一处位于龙顶山西侧的台子沟，今庆化公司办公楼东侧，有点将台和扳倒井各一。点将台呈正方形，高约5米，长宽各约8米，整个台子由产自当地的青色大条石砌成。点将台背靠龙顶山，面向西山沟。民间传说，点将台是当年薛礼率军到此，为阅兵点将而修建的。台子沟村名即由此而得名。从台子沟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势来看，此地距辽阳城不远，又地处山坳之中，高处可以瞭望，低处便于军队隐蔽和驻扎，可进可收，算得上是个军事要地。在点将台前东南20米处，有一口水井，叫扳倒井。这是口泉水井。传说薛仁贵在此阅兵点将，士兵一桶一桶地从水井里提水饮马，水少马多，一时不够用。薛仁贵急了，用粗壮的大手一扳井口的砖石，砖石倾刻四散，井水哗哗流出，军队的用水问题立即得到解决，从此，人们把这口井叫扳倒井。扳倒井的泉水很清，台子沟老住户在没吃自来水之前，都吃这里的泉水。泉水一年四季不断。盛夏，人们到此冲凉洗澡。严冬，泉口仍不结冰，雾气腾腾，远处即可望见，甚是奇特。

据当地人介绍，这口泉水与龙顶山上的龙坑有关。龙顶山上的龙坑深不见底。据说某年夏天，有人把草帽掉到龙坑里，过后草帽从扳倒井的泉口流出来。还有人说，有人在龙顶山上放牛，一牛犊不慎掉进龙坑，牧牛人无法搭救。过后，牛犊也从这个泉口冒出来。草帽和牛犊掉进龙坑再从扳倒井泉口流出，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从地势上看，这泉水与龙顶山的山水确有关系，很可能是雪水和雨水从龙顶山的龙坑流入地下，形成地下河，这里是地下河的一个出口，因此，一年四季水流不断。

至于这个台子是不是薛礼为阅兵点将而修建的，扳倒井是否与薛礼有关系，因史无明文，不可妄下结论，但作为民间传说，则尽可流传。目前，点将台四周石条基本保存完好，台面虽长有荒草，但仍有一定的文物和观赏价值。

后金建都的传说

◎ 王成科

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率八旗大军终于攻占了梦寐以求的辽东第一大城市辽阳，并当即决定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老城迁至辽阳。而后，在明朝辽东都司衙门接受了诸王贝勒大臣的朝贺。用努尔哈赤自己的话说，即是“承天眷佑，授以辽阳”。但不久，他却突然提出要放弃辽阳老城另建新的都城。这里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呢。

原来，努尔哈赤非常迷信风水，打下了辽阳以后，总想找个风水宝地修京城。在新城东边不远有一条大岭儿，那岭上有一条龙和一只凤凰，人们就管它叫龙凤岭。据说，龙凤岭上那条龙隔三差五就从岭上爬下来到太子河边儿来喝水。这条龙每回下山喝水，那只凤凰也跟着飞下山来。它单腿落在离龙脊梁杆北面不远的平地上。有个专给罕王爷看阴阳宅的风水先生，他指着龙压过的平地，对罕王爷说：“这是一条龙脉。”又指着龙喝水的一个深坑说：“这个坑有龙气。”又指着凤凰单腿落下歇脚的地方说：“凤落吉祥之地，这龙凤呈祥是修京城、建宫殿的宝地。”罕王爷当即决定在此地建京城。一年后，金銮殿刚修成，老罕王赶忙从辽阳城里搬到了这儿，并给新城起名叫“东京城”。

接着，他又按照风水先生说的，在东京城的西南角，正是龙头的地方，有一块石砬子叫龙头石，在龙头石上面修个三官庙。又在东门里龙爪子的地方修个弥陀寺。还在东边龙凤岭的山根底下，龙尾巴的地方修个千佛寺。修这三个庙，是想把龙压住，别让它跑了，好保住东京城的龙气。东京城修完不几年儿，这几个庙光把龙头、龙爪子、龙尾巴压住了，却没把城里的龙脊梁杆子压住。溜平的地，一宿工夫，好么样的鼓出来个山包。都说是那条龙一弓腰拱起来的。它这一拱，把那单腿落地的凤凰一下子吓飞了。罕王爷就派人瞟着它。这只凤凰一直朝北飞去，一气飞到浑河北岸，在一个朝阳的高坡上，找个平地场双腿落下了。罕王爷一看，这回凤凰落稳当了。原来凤凰是奉天的旨意，让我在那里修建京城啊。于是，在那年的三月初三，他又下令在落凤凰的地方修京城，罕王爷就从辽阳东京城迁都到奉天去了。

当然，传说似乎过于神奇，但历来建都建城，风水都是被放在首位的。其实在有关史料中，明确记载着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原因：一是努尔哈赤当时在辽阳采取的政策对汉族非常不利。他的政策是：“抗拒者被戮，服屈者为奴”，就是说，如果你反抗我，我就要把你杀了；如果你做俘虏，屈从我，就要成为奴隶。对于汉族人来说，怎么做都没有活路，只能反抗。比如，当时汉族人采取了一种办法：下毒，在井里下毒，在水源里下毒，这使努尔哈赤坐立不安，所以他要向北迁移，北方汉族人少，满族人多，有利于他建立稳固的政权。二是当时的沈阳仅仅是个中等城市，且与努尔哈赤的兴盛之地抚顺、清原一带接近，离赫图阿拉老城也非常近，进可攻、退可守。三是沈阳的交通四通八达，无论是西征大明，还是北通蒙古，东抚朝鲜都很方便，所以，迁都沈阳是努尔哈赤的明智之举。

双庙子的传说

◎ 王成科

在今庆化南部厂区小庙哨所附近原来有座三关庙，又叫双庙子。双庙子背靠青石山，南临太子河，乃一块山水相间的风水宝地。双庙子共有三间大殿，主殿供奉的并非神仙之位，而是两个磕头兄弟，一个叫赵亚生，一个叫崔妙廉。

相传清朝嘉庆年间，青石山下的屯子里，有两户人家，家主都是读书之人，年龄相仿。崔家无儿无女，有薄地二十余亩；赵秀才家，钱有万贯，是个富户。崔赵两家虽说贫富不一，却因家主同爱文墨，往来甚密。

一个深秋的早晨，崔秀才早起从青石山漫步归来，路过赵家，想起头天夜里与赵秀才多贪几杯，有意进门探望，便走进赵家宅院。赵家女仆杨氏，把崔秀才让进堂屋落座，进里间见赵秀才沉睡未起，便回告崔秀才。崔秀才稍坐片刻，就告辞回家。

赵秀才起床后，想起头夜与崔秀才喝酒时，屯中孟家送来地租钱二串，随手放在堂屋箱子上未曾收起。便问夫人：“你可曾把昨日孟家送来的地租钱收了?”赵夫人说：“未曾收起。”说罢二人便一同到堂屋取钱欲收，可堂屋箱子上的两串钱却不见踪影，急忙问女仆杨氏，杨氏说未曾见到。赵夫人问：“从昨夜到今晨可有人来过?”杨氏回说：“崔秀才一早来过。”赵夫人弦外有音地说：“人不保心，木不保寸，人穷志短。大清早到这里来，一声不吱就走了，一定有问题。”赵秀才明白夫人的话外之意，可心里核计：崔秀才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不可能见利忘义。可桌上的钱却没有了，也有点将信将疑。

说来凑巧，第二天，崔秀才又到赵家串门。女人心里有事装不住，崔秀才刚进门，赵夫人便问：“崔兄弟，昨日你来可曾看见箱上两串钱?”崔秀才随口答道：“不曾在意。”赵夫人说：“这就怪了，钱也无腿，却无翼而飞，看来是家贼难防了。”说罢两眼盯着杨氏，看其变化。杨氏见此情况，立刻急了，便说：“咱做下人的并非志短，是以力挣钱，太太言中之意是我拿了钱，看来此事无法说清，只得以死为证。”说罢便将头碰向墙角。崔秀才一看事急，一把拉住杨氏，心里想：闲串门子惹出这等事来，不如自认晦气。便说：“小弟昨早与兄嫂开个玩笑，钱确是兄弟拿了，待明日送来便是。”崔秀才说完回到家中，把自家的薄地卖掉十亩，把钱还给赵家。从此，崔秀才再没到赵家串门。

这年年底，赵秀才儿子娶媳妇，请来不少人帮忙办事情，也下了请帖。正当雇工们收拾堂屋时，发现箱子后面有两串钱，急忙告诉赵秀才。赵秀才此时猛然间想起，与崔秀才喝酒那天，猫上饭桌，他把猫打跑后，听到箱后“哐当”一声，当时未曾理会，一定是猫把钱撞到了箱子后边，反而冤枉了崔秀才，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

赵秀才儿子结婚那天，宾客满堂，崔秀才碍于赵秀才亲自相请的面子，也来赴宴。酒席间，赵秀才举起酒杯走近崔秀才说：“妙廉弟，你我相处如何?”崔秀才说：“应该说相处不错。”赵秀才说：“既然相处不错，请兄弟把卖地还我钱的事说一说。”崔秀才一听此话，脸上挂不住劲了，连忙说：“赵秀才，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丢钱之事，我已卖地还你，想不到你还有意在众人面前让我难堪，你这不是欺人太甚吗？”赵秀才此时放下酒杯，一下跪倒在崔秀才面前，眼中流泪说：“崔贤弟，哥哥冤枉你了。这钱掉到了箱子后边，是前日收拾堂屋才找到的。”赵秀才边说边从怀里拿出那两串钱，把事情的原委对在座的宾客说了一遍，在场的人听后无不为之感动。赵秀才又问：“妙廉弟，既然你未拿钱为何承认呢?”崔秀才扶起赵秀才说：“当时事急，如果杨氏死去，经官事小，与你我面上都不好，而杨氏却因两串钱而死，却也不值得。”一旁站立的杨氏听崔秀才讲完，连忙拜谢崔秀才救命之恩。这时，赵秀才命家人搬出白银百两，对大家说：“崔秀才因我变卖土地，此事对我是天高地厚，从此，我家的财产便是妙廉的财产，咱两家合二为一。这些银子是修建此堂屋所用。”

从此，崔赵两家结成一家，赵秀才把堂屋修建成“二友堂”，请人塑了两人之像做为家庙，后人改称“双庙子”。

在诗歌中品味辽阳

◎ 李大葆

清浊衍水

公元前226年冬十月，北雁南飞，秋虫息声，一场浸红史页的屠杀发生在衍水岸边。燕太子丹的首级重重地落下来，砸醒了汤汤大河，激起万千水花；鲜血喷溅，初冬枯黄的芦苇倏然间开满星星红花；满涵腥气的寒风一路疾行，踏响一曲千古悲歌……

这个故事的背景，被日后出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写进了诗里。他在《咏荆轲》中唱道：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于是，我们看到刺客荆轲挺身而出，企图以一把短短的匕首完成使命。不幸的结果是，他把头颅丢进了森严而雄伟的秦宫。之后，荆轲便把悲剧的情节留给了他的雇请者燕太子丹。很快，太子丹自己的国都蓟城被讨伐的秦军捣平。太子丹随父亲燕王喜匆匆夺路于辽东，惶惶逃命于襄平。滚滚滔滔的衍水，成了他的藏身之处。

然而，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秦军仍然穷追不舍，逼迫燕王喜交出儿子的人头，以作犯秦之举的了结，否则，燕国仅有的残山剩水也难以保全。更为可悲的是，当太子丹为了燕国的庚续，与自己年轻生命痛苦地诀别之后，多诈的秦王推翻许诺，秦军还是很快地消灭了燕国。燕国与太子丹的头颅一起在血泊中呻吟……

蜿蜒而来又蜿蜒而去的衍水，被这血淋淋的一幕惊呆了。千百年来，似乎总有一支歌呜咽在每一瓣水花里，每一层波纹中。衍水因此而易名，太子河因此而被人深情呼唤；抗秦爱燕志士太子丹的颂歌，因此而唱遍大河上下、岁月古今。

明代监生韩承训，在描述家乡景象的组诗中，有一首《太水环带》，是这样写的：

 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传太子名。

 渠水远从千涧出，头边近依一川平。

 斯干自入维熊颂，如带应同白马盟。

 向晚渡前争利涉，隔林烟雨棹歌行。

也许，韩承训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处于和平的年代，与颠沛流离的经历无缘，虽然念及了太子丹掉头的悲壮，但忧患的意绪还是有些寡淡。时间又过了若干年，女诗人徐灿出现了。尽管她的生卒年月一时难考，但至少当1666年他丈夫逝世的时候她还活着。在与丈夫流徙辽东的日子里，她被太子河那个忧伤的故事忧伤着。斜阳被岸边的芦苇牵系，烟岚漫过小窗，一直涌进她的心怀。那个亘古的故事激起她的灵感，她把内心的哀苦一下子灌注在诗篇《太子河》中。诗曰：

  易水荆轲去，辽河太子来。

  当时风色异，千载水声哀。

  夕照斜荒渡，寒烟断古台。

  燕秦俱寂寞，缅想重徘徊。

流水汤汤，悲情悠悠，有什么在入心见影？到底哪里是苦难命运的源头？思考与追问已经在更深的一个层面上展开。漫长的流放岁月，并没有治愈女诗人严重的心疾。出于学养，徐灿不是那种大哭大嚎的女性，她只会嘤嘤嗡嗡地低泣。那一缕缕被泪水湮湿的声音，细微得几乎不能让人感知，而满满一河的缅想，岂止“忧伤”二字可以概括！

几多年来，一直孕育着辽东文明的这条大河，有着太古老太古老的历史，以致我们面对它的一大堆别名的时候，难免满眼迷离。《读史方舆纪要》说：“燕太子丹匿于衍水，后人因名为太子河。”《奉天通志》则认为：“辽置衍州，或取义于衍水溯及燕丹而命为河名。”衍水也曾叫过梁水。《水经注》说：“其水西南流，故谓之梁水。”《资治通鉴》也以“梁水”名之。到了明代，又有“代子河”之称。明代诗人王之诰写有《过代子河》一诗，云：

 代子津头泛野舫，澄波[氵晃]漾见晴光。

 沙边浴鹭矜毛羽，天外冥鸿厌稻粱。

 斥堠远传清塞铎，[木亮]丁新架捕鱼梁。

 桐江两岸秋容胜，争得逃名隐钓乡。

代子河汪洋恣行，雍容优雅。在明代一些诗人眼中，它总是轻松多于沉重，欢乐多于痛苦，浪漫多于严肃。时至清代，一些文献又将其叫成“太资河”。太资河似乎缺少了代子河的轻松。清末朝政涣散，官吏腐败，河水也多有泛滥。时人房毓琛用诗的形式，记录了太资河的水患。他在《大雨后闻太资河水涨惊作》中云：

 万山约束岂能平，出险奔腾怒作争。

 浪挟蛟龙遥浸野，人愁鱼鳖近攻城。

 十年生聚筹时策，千里疮痍痛后惊。

 天意难知三日往，杞人心事不堪明。

房毓琛（1845-1900年），字仲南，清道光年间辽阳人，曾为清吉林将军延忠恪的幕僚，时称“辽东三才子”之一，著有《隅梦草堂诗草》。想必这位“尤嗜兵家言”的恩科生员，在诗中所表达的绝不是个人的一己情怀。同在清代，比房毓琛写这首诗要早许多年，这条大河还曾有过满语的名字。嘉庆年间的《重修大清一统志》说：“乾隆四十八年（1783），考名正典，指示太子河为国语‘塔思哈’河。塔思哈，虎也。”这里，除了当年在太子河岸边真有老虎出没外，多少也有些帝王的别出心裁，节外生枝。

一条大河，几多名字。它被多少个时代的人们所关注。但它被叫得最响亮的、最持久的名称，还是“太子河”！。如果以文献记载为证，那么，成书于南宋淳熙七年（1180）叶隆礼著的《契丹国志》中出现的“太子河”字样，大概是这一称呼最早、也最权威的记载。此后，《金史·地理志》、《元史·本纪》、《明一统志》等信史，均一以贯之为“太子河”。

太子河，因太子丹的壮举而得名。今天，远古的故事已经化成了后人的怀念和豪情。祈望在衍水中求生的燕丹，怎能让衍水将不朽的名字掩埋？那种精神，早已变成了光芒四射的烛火，永远有旌旗猎猎之噼剥，永远有烽火烨烨之烈焰。于耳畔，于眼中，春去春来，太子河以涛声警示我们，以波光启迪我们，以涡漩考验我们，以激流鼓舞我们。我们会把忧伤改写成欢乐，会把沉默改写成奋起，会把毛躁改写成稳健，会把犹豫改写成坚定……因为，是太子河把我们养大！

让我们感谢母亲河！

它是我们智慧的源泉，文化的乳汁。

查阅地理资料我们知道，太子河有两个源头，南源在本溪县东营坊乡羊湖沟草帽顶子山麓，北源在新宾县平顶山乡鸿雁沟。两源以涓涓之水淌成溪流，在本溪县马家崴子合而为一，再曲折西流。由此而本溪市，而灯塔市鸡冠山乡庄子峪村，而辽阳市境。此间，太子河由鸡冠山南行至孤家子蜿蜒西下，依次经过弓长岭、西大窑、沙浒、小屯、望水台、太子河（乡）、沙岭、黄泥洼、小北河、柳壕、穆家、唐马寨等14个乡镇，占整个流域的中下游，流长143公里，流域面积4000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26.86亿立方米。出辽阳境，而至海城，经三岔河入营口辽河，再入渤海。河流总长为464公里，总控制流域面积为13883平方公里。

就这样，太子河一路走来，又一路走去，洒脱而又温柔，把燕太子丹的故事传播到远方，让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动情歌哭。民国诗人宋玉奎在《东丹王故宫怀古》中，写出了太子河的地位和作用，诗曰：

 凤翥鸾翔拱上京，人皇建国此东平。

 风高华夏三千里，水走全辽百二城。

“水走全辽百二城”，我们祈愿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太子河，在新时代的岁月里——一路走好！

公孙授首

之所以对那个叫傅玄的人一直兴趣盎然，总是梦想在翻检史料的时候会得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之所以铭记着他，对他心存莫名的感念，就是因为他远在1700年前最早地用诗的形式生动地描绘了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这就是他的《征辽东》：

  征辽东，敌失据，威灵迈日域。

  公孙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

  朔北响应，海表景附。

  武功赫赫，德云布。

诗中记录的这场战争，发生在魏明帝景初二年，即公元238年。傅玄其时21岁,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他虽然没有去披甲出征，但战争的号令却教他异常兴奋。青年才俊的思绪冲破洛阳宽厚而苔藓斑驳的宫墙，让目光穿透渺渺云烟，探问着关于辽东的战事。傅玄不是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当前线的将士挥师凯旋，当公孙渊的首级真真切切地示众于京城，傅玄激动不已，诗情鼓涌。终于，有一天，他援笔疾书，把淋漓的意绪化成凝固的文字。为后人留下一个诗的视角，去认知那场战争的意义。

群雄纷起的东汉末年，公孙氏利用偏居东北一隅的有利条件，割据辽东，建立了长达50年之久的地方政权。这个政权的后10年由公孙渊把持。公元228年公孙渊推翻前任，一改其父、祖时的基本政策，利用魏吴的矛盾，野心称王，他阳受魏命，阴通孙权，出尔反尔，首鼠两端，成为魏国东北边境的后顾之忧。其时，魏侍中刘晔曾奏言平定辽东，但是，由于明帝正在同吴、蜀争战，无暇东顾，只得采取安抚政策，继续满足于同公孙氏在名义上保持的藩属关系，允许仍然占有割据地位。而今，十年过去了，魏国早已统一了中原，而且社会经济力量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打退吴、蜀的东西夹击之后，完全可以抽出兵力为统一全国再跨出一步。

魏国平定辽东的时机已经成熟！

公元238年正月，魏明帝曹睿把司马懿从长安召回洛阳，谋划征战辽东的大计。

他们君臣之间曾有如下的对话——

君问：公孙渊将用什么计策迎战呢？

臣答：他若放弃城池，预先逃走，是上策；若据守辽东城，抗拒大军，是中策；端坐襄平困守，必然要被擒获，当然是下策。

君问：这三者之中他会选择哪一种呢？

臣答：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审慎度量敌我双方的力量，预先做出取舍。当然，这不是公孙渊的才智所能达到的。他会认为我军是孤军远征，不能支持长久。所以，一定会先在辽河抵抗，然后退守襄平。

果然，公孙渊的蠢行不幸被司马懿言中。

六月，司马懿率领四万大军完成四千里跋涉，到达辽东。公孙渊派大将卑衍、杨祚统率步、骑兵数万人驻扎在辽隧，在长达20余里的战线上筑城掘壕。魏军将领们急于攻城，被司马懿阻止。他说：敌人所以坚守壁垒不肯决战，是打算拖死我军，现在进攻，正中其计；相反，敌人主力在此，他们的老巢必定空虚，如果我们兵锋直指襄平，必定攻破。于是，魏军打出许多旗帜，佯作向南进军。卑衍见状出动全部精锐士卒随之向南。谁知，司马懿又暗中渡过了辽河，向北挺进。卑衍等人大为惊恐，带领部队连夜后撤。司马懿各路大军步步紧逼，当抵近首山时，公孙渊再次命令卑衍等人迎战。司马懿奋力进攻，大败卑衍的军队，于是进而包围襄平。

七月，连降大雨，辽河暴涨，运粮船队从辽河口直抵襄平城下。淫雨一个多月不止，平地水深数尺。魏国三军恐惧，纷纷打算迁营移寨。司马懿为稳定军心，特意下令：有敢说迁营者，斩！都督令史张静以身试法，结果被斩了，从而稳定了部队。魏军看到公孙渊的人倚仗大水，从容自如地砍柴放牧，部下想要前去捉获，司马懿一概不准。自打从京师出发，司马懿不担心敌人进攻，只恐怕敌人逃跑。他说：如今敌人的粮食就要耗尽，可是我们的包围还没有完成，抢掠他们的牛马，抄袭他们的樵夫，这是故意逼迫他们逃走。我们应该显示无能以便使他们安心。如果因贪图小利而吓跑他们，不是好计策。……雨停了，司马懿才合拢了包围圈，高堆土山，深挖地道，用盾牌、楼车、钩梯、冲车，日夜攻打襄平城。箭簇与[石雷]石密集如雨。公孙渊窘迫危急，粮食已尽，死亡极多，以至人与人互相格杀残食。部将杨祚投降了魏军。

八月，公孙渊派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求魏军解围退兵，如果同意，君臣们将会反绑双手自来投降。司马懿命令斩杀来使，告诫公孙渊不必再抱幻想。终于，襄平城陷落。公孙渊和儿子公孙修在逃跑途中，被魏军斩杀在太子河边。公孙渊血淋淋的首级传到了洛阳，司马懿向魏明帝交了差。那一颗悬示在空中的人头，象句号一样，为辽东的一个时代作了小结。傅玄因此留下了一首诗歌，让木然的后人顿生兴趣的时候去吟唱。傅玄不会有更多的奢望，他只是完成了他自己认为应该完成的，这就足够了……

《三国志》在记载这个故事时，有段神秘的插叙。说的是魏军将要胜利之时，夜空出现一颗流星，发于首山东北，落于襄平东南，其大如斗，流光数丈。这当然是一个不祥之兆。随后，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全部平定。据此，清代诗人缪公恩曾作《过首山》一诗。诗曰：

 故垒遗踪不可寻，荒原何处大星沉。

 迢迢晋魏浮云尽，剩有青山自古今。

是的，岁月在悄悄流逝，朝代更迭，陈迹不再，当年的古战场已经为许多人所不知。谁还能记得，那是一次出动四万人，远征四千里，不容迟疑，不计投资的轰轰烈烈的讨伐；那是一场进军100天，攻战100天，返城100天，间歇60天，耗时整整一年的战争！

耀武辽东

名声不怎么好的隋炀帝有《赐守宫女》诗一首，云：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

   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诗较浅淡，很容易理解。在这里，他对委屈的后宫佳丽们的安慰和对自己祸国殃民罪行的开脱，都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这是他一个独往独来的暴君最精练最逼真的自我写照。

此刻，隋炀帝率领包括嫔妃在内的20万人乘龙舟下江都，鱼龙百戏昼夜歌舞的大游乐已经结束；接下来“玩”的是调集数千万劳力、死亡数百万生灵的辽东大耀武。在暴君的眼里，什么都无足轻重。隋炀帝“偶然”一怒，便可以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隋炀帝这一“偶然”意念，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头。那是大业八年（612）正月初二日，从全国四面八方征调的113.38万将士及其两倍的民工，都集结到了涿郡。岁末年初，寒风萧瑟，冰雪万里。隋炀帝被群臣簇拥，在桑干河南岸祭祀社神，在临朔宫祭祀上帝，在蓟城北祭祀马祖。部署左十二军出镂方经辽东等地至乐浪，右十二军出粘蝉经碣石等地至襄平。每军设大将、次将各1人，统领骑兵40队、步兵80队。骑兵每队100人，10队为1团；步兵20队为1团。每团各设偏将1人。各团均有不同色彩的铠甲、头盔、冠缨、拂具和旗帜。好一场盛大的仪式！

次日，第一军开始出发。接着，每天都出发一军，直至40天后发完。两军间距40里，连营依次，首尾衔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全军连贯，队伍长达960里。加之，每军又有辎重、散兵等4个团，由步兵夹路护行；再有，隋炀帝的御营共12卫、3台、5省、9寺，分别隶属内、外、前、后、左、右等六军，依次殿后而行。此又连绵80里。《资治通鉴》载：“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金戈铁马，龙车凤辇，兵谣军歌，令旗权杖……如此宏大的场面，如此磅礴的气势，俨如隋炀帝的诗歌道具，为他的《纪辽东》（二首）提供了素材。请看：

  辽东海北剪长鲸，风云万里清。

  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

  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

  恨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

  秉旄仗节定辽东，俘馘变夷风。

  清歌凯捷丸都水，归宴洛阳宫。

  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

  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

隋炀帝确实是玩文学的高手，诗风之缤纷、辞藻之缛丽、声律之精密让人无可挑剔。辽东海北任其驰骋，风雪自会消散；只等凯旋而归，歌舞相庆；没有忧郁与惆怅，没有怀疑和踟蹰，此战必胜，雄心勃勃。然而，精美宏拔、雅正典则的语言，竟是去织就一方遮羞布，为暴君穷兵黩武的劣行辩护。

隋炀帝的自吹自擂，本身就够无耻的了，而更不要脸的是帝王身边的马屁精，用歌功颂德的本事兑换官禄，就越发地令人嗤之以鼻。从征臣子王胄就是其中一个。王胄这厮，字承基，由陈入隋，大业初年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视。从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主子已经唱罢，奴才哪能不去奉和？王胄忙不迭地为炀帝贴金：

  辽东浿水事龚行，俯拾信神兵。

  欲知振旅旋归乐，为听凯歌声。

  十乘元戎才渡辽，扶濊已冰消。

  讵似百万临江水，按辔空回镳。

  天威电迈举朝鲜，信次即言旋。

  还笑魏家司马懿，迢迢用一年。

  鸣銮诏跸发淆潼，合爵及畴庸。

  何必丰沛多相识，比屋降尧封。

马屁精王胄把牛皮吹得价天响，又把曹魏大将踩在脚下，捧着主子去与尧舜媲美。事实上，隋军并没有那么威风，王胄的马屁拍错了地方。大业八年（612）二月二十四日，隋军刚一开火，就败下阵来。那天，因高丽兵在对岸据守，集结的隋军无法渡过辽水；又因浮桥长度不够，使蜂拥抢渡的兵卒登不上对岸，白白送死。直到两天后，得以过河的隋军才聚在东京城下。然而，每当城池将要攻陷时，城中守军就声称投降。因为收降之类的事情都要奏请炀帝裁决，繁文缛节，层层流转，待得到答复，城中守兵早已经过调整补充做好了抗御再战的准备。如此再三，炀帝仍旧执迷不悟，辽东城始终攻不下来。时间一晃，进入了夏天。六月二十一日，炀帝站在辽东城南的高地上亲自观察城池的形势，气急败坏地训斥手下将士，并以砍头威胁他们迅速取胜。后来，炀帝干脆就坐镇于城西数里的地方，但是，无论炀帝怎样督战，辽东城仍然铜墙铁壁一样，巍然不动。其它战场传来的也是坏消息。当初经辽东至乐浪的9路大军共有35.5万人，此时受挫而归，清点人数发现只剩下2700人，数以巨万的军需器械损失殆尽。盛怒之下，炀帝于六月二十五日率领残余郁郁而返。

教训并没有使炀帝清醒。第二年，大业九年（613）四月二十七日，炀帝的车驾再抵辽东城。这一次，他下放指挥权，允许诸将相机行事。辽东城被飞楼、撞车、云梯等攻城器具团团围住，隋军不舍昼夜拼命进攻。城内高丽兵随机应变，攻守有方，持守了二十几天。炀帝不得不改变打法，派人用装满沙土的上百万个布袋子，铺成一条宽三十步、高齐城头的“鱼梁大道”；又制造了高过城头的八轮楼车，运行在鱼梁大道两边，用以向城内放箭。然而，不巧的是，就在辽东城唾手可得之时，六月二十八日，送来了杨玄感反叛的密报。杨玄感是开国老臣杨素之子，时任礼部尚书，好读书，善骑射，广结海内。乘炀帝远征，杨玄感举旗造反，大众纷纷响应，父老争献酒肉，年轻人每天自动入伍者多达千人。杨玄感率领数以万计的大军，从四面八方矛头指向东都洛阳。炀帝担心老巢的安危，连夜于二更时分秘密集合诸将，命令立即撤军，于是，辽东城外隋军的战斗器械堆积如山，营垒幕帐到处都是，一片狼藉。隋军士兵心情惶惑，队伍失去约束，人奔马窜，纷离涣散，进而首尾抄袭，走在后面的老弱病残被杀死数千人。

炀帝是个十足的战争狂人。他不顾两次败北带来的沉重损失，于大业十年（614）二月初三日，又一次诏令百官重议征辽事宜。可是，一连几天臣子们都不敢表态。炀帝不改初衷，二月二十日再次征发全国军队，分列百路并进辽东。然而，出征路上，士气低落，不断有人逃亡。二月二十五日，气急败坏的隋炀帝在临渝宫外集合将士，斩杀逃兵，并用他们的鲜血涂抹军鼓，以示警戒。但是，士兵叛逃仍然屡禁不止。八月四日，人心思逃的队伍还没有挨近辽东城，炀帝就无奈地拨转马头，从距离辽阳不远的怀远镇班师回朝。

炀帝三次远征辽阳，致使国人耕稼失时，田畴荒芜，崩溃了社会经济；许多人为了躲避征役，自残身体，甚至把这样缺臂少腿称作“福手”、“福足”。整个社会哀声四起，一片凄楚景象，大隋王朝的短命已经被注定了。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

  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

  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无名氏的这首《挽舟者歌》，随风而行。为了朝廷的战事，服役的兵卒，无论家乡远近，都被迫提前一年集合在涿郡。同时，炀帝又迫使江淮以南的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前往战地；命令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万余辆送到高阳；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及其船只运输仓粮，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里。另外，运载兵器的人常达几十万人，拥挤于道，昼夜不停。病累而死的人，相互枕藉，堵塞道路，臭气熏天。在东莱海口造船的役夫，淹没在水下的腰膝都生了蛆，死去的人占十之三四，漂浮在水面上。

炀帝的暴政，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山东邹平人王薄，就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农民之一。他率领部众占据长白山，出没于齐郡、济北郡附近，杀富济贫。他曾写作《毋向辽东浪死歌》，用来发动民众。在歌声的鼓舞下，逃避征役的人纷纷向王薄投来，一时间起义军竟扩大至数万人。王薄自称“知世郎”，是一位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勇士。武德五年（622），王薄为仇家杀死，人民也用歌谣的形式歌颂这位大无畏的英雄。这首题为《长白山前知世郎》的歌中唱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绵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歌词充溢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它感召着更多的人们，像英雄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隋的大洪流中去。毕竟民意不可违，面对暴政，人民唱出了自己质朴而犀利的心声。

太宗征辽

唐太宗李世民是以文治武功留下英名的优秀帝王之一。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他劝父起兵，成就唐朝的统一之业。既位后，去奢轻赋，整武宽刑，唯新图治，形成海内升平的大好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经过朝廷的反复论证、周密运筹，浩浩荡荡的征讨辽东的战争开始了。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十二日，迎着早春的寒意，唐太宗亲自统率各路大军，从洛阳行宫启程，兵锋直指辽阳。

太宗身着褐色战袍，披弓挂箭，把雨具搭在马鞍的后面，一直行进在队伍中间。他的如此举动，一方面表示了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以身作则的态度，一方面也便于他掌握下情，及时做思想政治工作。关于征东的目的和意义，他边走边对身边的人说：辽东本来就属于中原王朝，如今朕亲自东征，就是想要为中原人的子弟报其父兄之仇，为高丽百姓雪其国王被杀之耻。他对征东的胜利，充满信心。他说：过去隋朝四次出兵都不能取胜，是因为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所以不能成功。他告诉部下唐军东征的必胜法宝，一是以大击小，二是以顺讨逆，三是以治乘乱，四是以逸待劳，五是以悦当怨。将士们听了他的话，更加斗志昂扬。

三月初八，太宗的车驾到达今河北省定州（中山）。在这里停留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整顿队伍，安置官员，命令太子镇守后方，并且大张筵席款待官兵。

李世民是一位具有平民意识的帝王。自洛阳出发以来，只吃肉食，而早春罕有的蔬菜一点也不曾消费。春夏之交，由中原而东北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他担心因此而烦扰百姓。看见有病的士卒，他就召到面前亲自慰问，命令沿途州县妥加治疗，士卒们没有不为之深加感动的。皇上如此体恤民情、关心部下，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应。许多青年都来报名入伍，没有被批准的，自愿以私人装备跟从部队，动辄千余人，并表示不图皇上的封爵赏赐，只愿为陛下效忠，哪怕战死在辽东。

五月初十，渡过辽水的李世民，亲率数百骑兵来到辽东城下，视察阵地。他看见士兵们提筐背篓运土填沟，就分出最重的，在马上拿着，跟大家一起干起来。随从官员也都争先恐后背土到城下。

五月二十九日，在攻打白岩城（燕州城）战斗中，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身上中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将士们听说后，唏嘘不已。从而，激发了极大的杀敌干劲。乌骨城一万多士兵增援白岩城的高丽守军，将军契苾何力派八百名精锐骑兵阻击，何力起身冲锋陷阵，腰部被长矛刺中。见此情景，尚辇奉御薛万备单枪匹马前去救护，在万人丛中救出何力回到唐军帐中。契苾何力的伤口严重，李世民亲自为他敷药。何力情绪更为激愤，包扎上伤口又去拼杀，跟从的骑兵们奋勇出击，于是大败高丽兵，乘胜追击几十里，杀死千余人，直到天黑才收兵。

唐军共俘获白岩城中男女一万多人，太宗在靠水边的地方设御帐，接受他们的投降，并赐给他们食物，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赏赐绢帛，对来自其他城堡的士兵予以抚慰，供给粮草，去留听便。

一晃已是深秋，草木干枯，河水结冰，士兵、马匹不适应辽东的早寒，况且粮食也快用光了。九月十八日，太宗敕令理师回朝。此时，远处的河岸在腾起的夜雾中隐没，明月初落，山崖半暗，连绵的队伍使群鸟惊飞、猿猴断吟。太宗豪情鼓涌，吟成《辽东山夜临秋》，诗曰：

  烟生遥岸隐，月落半崖阴。

  连山惊鸟乱，隔岫断猿吟。

九月二十日，回师的唐军再次经过辽东城（辽阳）。次日，渡过辽水。辽泽一带仍然是道路泥泞，车马难以通行。太宗便命令将士割草填道，水深的地方用车做桥梁。太宗也亲自将薪木拴在马鞍后，与大军一起铺路。

辽东的风雪来得凶猛，十月初一那天气温骤降，暴雪染白了山野。士兵们的衣服被风雪打湿了，病弱的士兵被冻死。太宗命令在道旁点上火堆，供后续部队烤火取暖。

此次征伐，唐军共攻克辽东、白岩等十座城池，迁徙辽州（辽阳）、白岩（燕州）、盖州户口七万多人进入中原。唐军经过三次较大战役，将士牺牲近二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早在七月十三日，太宗就下诏将牺牲的将士尸首标识姓名，妥加保管，待还朝时一并带回。十月十一日，唐军回到营州。太宗命令将那些尸骨集中在柳城东南安葬，并召开追悼大会，摆设牛羊猪祭祀。太宗亲临灵堂痛哭，亲自撰写诔文和诗歌祭奠亡灵，哀恸之情难以言表。其《伤辽东战亡》诗曰：

  凿门初奉律，仗战始临戎。

  振鳞方跃浪，驰翼正凌风。

  未展六奇术，先亏一篑功。

  防身岂乏智，殉命有馀忠。

  悲骖斯向路，哀笳咽远空。

  凄凉大树下，流悼满深衷。

在这些战亡的将士中，有一个叫岑文本的人。太宗将军中的物资粮草、文书簿录等都交给他管理。岑文本夙兴夜寐，勤勉不怠，亲自料理调配，筹码和笔墨从不离手，终于积劳成疾。一日，太宗见他言谈举止与往日不同，心中十分担忧，对身边的人说：“文本与我同行，恐怕很难与我一同返回。”当晚，心力耗竭的岑文本果然暴病而死。太宗听到有急促的戒严鼓声，说道：“文本死去了，我实在不忍心听见鼓声，快派人撤掉。”

告慰了亡灵。太宗似乎完成一件大事。他指挥大军继续回师。十月二十一日，他在途中与前来迎接的太子相逢。太子见父皇还是出发时的装束，心中隐隐产生一阵酸楚。当时，太宗曾指着身上的褐色战袍对太子说：“等到再见时，我才可以换下它。”在辽东，即使是盛夏酷暑、汗流浃背，太宗也不换下。到了秋天，战袍已经破绽百出，冷风袭骨，卫兵请求太宗换件新的，太宗说：“那么多战士的衣服都破旧了，惟独我穿上新的，这样行吗？”至此，太子递上新衣服，太宗才把旧的换掉。

回师的队伍又一次集结在河北定州（中山），太宗又一次大宴官兵。席间，想起当初在这里整顿队伍，还只是春光初照的三月，而如今战袍上已经附上薄霜，忧思与豪情交织在胸间，一首《宴中山》脱口而出：

  驱马出辽阳，万里转旂常。

  对敌六奇举，临戎八阵张。

  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

  昔去兰萦翠，今来桂染芳。

  云芝浮碎叶，冰镜上朝光。

  回首长安道，方欢宴柏梁。

这是唐太宗征辽的灵感物化。旌旗猎猎，硝烟滚滚，天子按剑，将士冲锋……诗人把诸多的征旅故事一股脑儿塞进这首短歌，使千百年后晚生的人们，如同面对一张模糊的幕布，只好放弃一些难以辨认的情节，遗憾而幼稚地去解读古典战争的概念。好在每一行文字都有具象可依，加之史料的佐助，仍然会赋予读者荡气回肠的阅读效应。

唐太宗登极之时，高句丽占据辽东将近250年，其间各代王朝战战停停，一直未能消解江山碎裂之痛。是的，希望的日子终于来临。像历史上的伟大帝王一样，雄心和计谋为唐太宗成全了使命。贞观十九年（645）在唐代的编年史中，是又一个华彩段落。李世民忽而疾驰于马背，忽而奔波于车轼，亲率各路大军，直指辽阳。由京都到辽东，辗转万里；由早春到晚秋，昼夜筹划。战袍上挂满了莽原的草叶，铜镜里晨晖映衬着军人的容貌。看得出，信心和乐观始终伴随着远征的帝王，一路上排兵布阵，披荆斩棘，把收复“失地”的战争权作另一层面上的盛宴，精神意义上的盛宴。这也就是为什么诗题点到“宴”字，而诗中却对宴会情景不落笔墨的原因所在。“中山”即今河北定州，是当年唐帝国兵员转移的枢纽之地。中山之宴，是君臣对艰苦卓绝的辽东之役的共同总结，其“滋味”远远胜于发兵前长安柏梁台上的隆重动员。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敌六奇举，临戎八阵张”始终充斥其间。浴血奋斗的将士，攻克辽东（辽阳）、白岩（燕州城）等10座城池，迁徙户口7万多人进入中原，实现了“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的政治局面。并且，至此，辽东一役宣告结束。辽东之役，唐太宗李世民整武宽刑，维新图治，进一步塑造了自己的仁君形象，同时诏令吟赋，大展文才，更加奠定了一个优秀诗人的地位。杨载曾说，律诗写作之难，尤其难于起句，“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李世民做到了。他的诗，往往“引事”而起，不铺不垫，壁立千仞，非常难得。《宴中山》可作示例。

辽城望月

唐太宗时代，高丽、新罗、百济等仍都是臣服于唐王朝的藩属之邦。它们占据着辽东和朝鲜半岛，间有宿仇，迭相攻击。唐因派使臣进行调解不遂而介入他们的矛盾之中。加之，玄菟、盖牟、辽东本为中央王朝的失地，唐也早有收复之意。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决定用兵高句丽。

贞观十八年（644）七月，唐太宗令人征粮、集草、制造军船，派遣营州都督张俭先行进发辽东，以观察形势。张俭率领幽、营二州都督府的兵马及契丹、奚、靺鞨族士兵，军至辽西时，正值辽河涨水，迟迟不能渡越。张俭应召回到洛阳，向太宗汇报了滞留的原因。太宗再度调兵遣将，制定方略，并决意亲征。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统帅各路大军从洛阳出发；三月，到达定州，四月，到达幽州，召开誓师大会，并分水陆二路并进。兵部尚书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率陆路北路军。大军从柳州（今辽宁朝阳）出发，大张声势，假装要通过怀远镇（今辽阳西北），而主力部队秘密北上，以便出其不意进攻高句丽。四月初一，李世勣从通定（今沈阳北）渡辽河，到达玄菟（今新宾西南）。高句丽人大为惊骇，各城邑都关门防守。四月初五，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领兵数千人到达新城（今抚顺市），折冲都尉曹三良带领十多个骑兵直逼城门，城中立刻惊恐骚乱，没有人敢出来应战。营州都督张俭率领胡族士兵做为前锋，渡过辽河，直奔建安城（今营口东），大败高句丽兵，斩杀数千人。四月十五日，李世勣、李道宗一道攻打高句丽的盖牟城（今沈阳、辽阳间），四月二十六日，盖牟城破，俘虏二万多口人，获得粮食十多万石。最后，所向披糜的北路军进围辽东城（今辽阳）。

另一路大军是水路军，由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统率。水路军同样攻无不克。他们从东莱渡海袭击卑沙城（今大连市东北）。该城四面环水，陡悬无路，只有西门可以进入。右骁卫将军程名振乘夜到达城下，副总管王大度先行登城。五月初三，攻下该城，俘获男女八千多人。

五月初十，唐太宗亲统中路军，通过辽泽二百里泥沼，渡过辽河后立即撤毁桥梁，以此来坚定将士们的决心，随后将部队驻扎在辽东城东南的首山上。这时，李世勣率领部队已在辽东城外，不舍昼夜地攻了十二天，辽东城坚硬如铁。唐太宗于是带领精兵会合，在城墙外围了几百层，鼓噪之声震天动地。五月十七日，忽然南风骤起。机会终于来了。太宗派遣敏捷士兵登上冲杆的顶端，点燃西南城楼。火势漫延，很快烧到城中。太宗指挥将士们登城。高句丽兵虽奋力作战，但终于抵抗不住，辽东城被攻克。唐军杀敌一万多人，俘虏强兵一万人，获百姓男女四万口。同时，把辽东城改为辽城州。

东征首次大捷，又时值月中的夜晚，满月当空。唐太宗登临城头，城内灯火万盏，城外营帐林立，心情豁然开朗，诗兴大发，于是，咏成《辽城望月》这一千古名作。诗曰：

  玄菟月初明，澄辉照辽碣。

  映云光渐隐，隔树花如缀。

  魄满桂枝圆，轮亏镜彩缺。

  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

  驻跸俯丸都，伫观妖氛灭。

这是一篇关于战争的总结，这是一幅边塞满月的图画，这是辛苦中的喜悦，这是缺憾中的满足……

《辽城望月》让后人不断吟咏，并且从中体味着帝王李世民的才情，感召着人们不绝于缕的思古之幽情。往事越过千年，时值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满怀平定“三藩之乱”的喜悦，于东巡途中驻跸辽阳。顿时，想到了唐太宗的辽东战绩，想到了那一首千古传唱的望月诗篇，于是，这两位被岁月间隔了千年的皇帝，面对同一轮辽东满月，有了一段心灵的交流。玄烨步唐太宗辽城望月诗原韵，轻轻吟成诗句：

  夜气澄炎景，清光渡海碣。

  流云渐稀朗，繁星灿如缀。

  蟾殿魄初明，冰轮影未缺。

  怀古听行漏，素心良蕴结。

  旷然望九霄，妖氛尽殄灭。

——《驻跸辽阳夜深对月用唐太宗辽城望月诗原韵》

相似的人生高度，引发了相似的际遇情怀，后者对于前者的崇敬不言而喻。

紧接着清代的又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也加入了这一场中国诗坛上旷世的唱和。诗题当然还是“辽城望月”，诗韵当然还是唐太宗的，但是情感却是弘历自己的：

  呈象涌沧瀛，见光先渤碣。

  桂树吴刚修，不放枝外缀。

  散彩丽霄汉，示冲表盈缺。

  于时逾中秋，广寒徒念结。

  夙兴偏宜观，渐向西林灭。

——《辽城望月用唐文皇韵》

弘历在位六十年，年号乾隆，是清朝的第六位皇帝。他的一生文治武功有口皆碑，与他的祖父玄烨一代，形成了清帝十二朝的统治高峰，被称为“康乾盛世”。弘历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谙熟历史，精通诗文，对其祖上发祥之地的辽东之史迹典故更是了如指掌。因此，辽城之月当然地成了他与先人对语的媒介。他一生曾三次巡幸辽东，写下大量诗文，其中以辽城望月为题材的还有一首，特珍记如下，供地方文史爱好者掌握。诗云：

  陇得复望蜀，征去尚存碣。

  谁能效舜阶，缤纷干羽缀。

  今月犹古月，千秋何盈缺。

  壮志想当年，萋萋烟草结。

  情因寥宇寄，光向疏林灭。

——《对月思唐太宗辽城望月事即用其韵》

千古一月，让多少人心潮起伏。咏月的诗篇不计其数，浩若繁星，而各篇《辽城望月》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其韵律之铁硬，其诗意之锋锐，那能是用柔软的毛笔写成，分明是用干戈挥就。不同时代的君王，站立在同一座城头之上，让一轮圆月把情愫贯穿，让人难以说清这到底是偶然中的必然，还是必然中的偶然？它不单单创造了文学史上的一段趣事，还为辽阳古城的人杰地灵之说找到了人文的注解。

东丹王宫

天显元年（926）正月丁丑日，渤海国王身着素衣，用枯干的绳索系绊牛羊，率领属下300多人，在渤海国京城辉罕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境内东京古城），向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俯首称臣。于是，辽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即东契丹之意，策立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统治东丹国。天显三年（928），辽太宗耶律德光即帝位，迁东丹国都于辽阳，并改辽阳为南京。

东丹国都的迁址，是耶律德光的一个阴谋。本来，在耶律阿保机死后，作为太子的耶律倍是可以登基为皇帝的。但是，在辽朝这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里，仿照中原封建王朝而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还没有完全得到契丹贵族的认可。其弟德光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又得到了皇太后等贵族势力的支持，耶律倍不得不让出皇位。耶律德光当上皇帝后，尽管耶律倍一再表示：“大元帅（德光）已达人神，中外所归，适合统治国家”，弟弟耶律德光还是心存疑虑。于是，便命令耶律倍迁徙异地，并派去耳目监视。

东丹国王耶律倍移都辽阳，在辽阳老城东北隅建筑宫殿，率领一批文臣武将治政于此。其时，辽阳城高三丈，城头筑有用于侦察、防御的高台，幅员三十里。城有八门：东门曰迎阳，东南门曰韶阳，南门曰龙原，西南门曰显德，西门曰大顺，西北门曰大辽，北门曰怀远，东北门曰安远。耶律倍作《乐田园诗》，于一派散淡的情调中，采用汉法治理国家，开创了辽代因俗而治、实行南北面官制的先河。

民国时，辽阳的乡土诗人宋玉奎曾有感于这一史事，写下《东丹王故宫怀古》一诗，曰：

 凤翥鸾翔拱上京，人皇建国此东平。

 风高华夏三千里，水走全辽百二城。

 三让频烦天下计，十年辛苦汴中行。

 朝周玉马殷王子，孰似西楼逊国名?

诗中的上京，即辽契丹皇都临潢府，故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人皇，指东丹王耶律倍。东平，即东平郡，辽神册四年（919）改辽阳府为东平郡。西楼，即辽阳东丹王宫殿的西宫藏书楼。

由于有辽太宗派遣的特务在暗中窥视，耶律倍越发觉得辽阳这块地方缺少安全。他曾对身边的人说：“我把天下让给皇上，现在反而被怀疑，不如到别国去，以成我吴泰伯之名。”吴泰伯是周朝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因太王要把王位传给其弟季历，便与虞仲逃于江南吴地。耶律倍仿照吴泰伯寻找安身立命之地的想法，被后唐探知。后唐便派使者持唐明宗的亲笔信，越海约见耶律倍前去。天显五年（930）十一月，耶律倍佯称去海上渔猎，由辽阳出发南行，经水路投奔后唐。耶律倍的出走，并非叛国行为，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迎着凛冽的海风，耶律倍的心潮如同大海的波涛。在登船启程之前，他作了一首诗，曰：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

  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并把这首诗刻在一块木板上，立在海边，以示纪念。

耶律倍把他的王宫永远地丢在了辽阳。他穿越迷茫的大海，在登州下船。后唐的官员排列两厢，举杯敬酒，用对待天子的仪式欢迎他。后唐是五代十国时期由李存勖建立的地方政权，此时迎接耶律倍的是它的第二代主人唐明宗李亶。耶律倍到了汴州（今河南开封），李亶把其父庄宗李存勖的后妃夏氏嫁给他，又赐他姓东丹，后赐姓李，多次加封官职。但是，美女、厚禄、高官，都不能使身处异乡的耶律倍感到幸福。对亲人的思念固然难免，更不幸的是后来他在后唐的权变中，与新主结怨甚深，最后被石敬瑭杀害。

耶律倍去国后，天显六年（931）正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到南京（辽阳），令耶律倍妃子萧氏主持东丹国政。四月，辽太宗废东丹国，按照渤海国的旧例，在南京（今辽阳）设立中书台，以佐国政。改置左右二相，迁耶律羽之为左相，牒蜡为右相。“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辽史》卷61，《刑法志上》）。五月，太宗还上京临潢府。会同元年（938）十一月，太宗将南京改名为东京。会同三年（940），萧氏死，耶律阮（耶律倍长子，又名兀欲）主持国政。大同元年（947），太宗死，耶律阮即位，谓辽世宗。世宗恢复东丹国，封其叔耶律安端为明王，主持东京国政。后来，耶律安端被罚贬。应历二年（952）十二月，耶律安端死。保宁二年（970）四月，景宗耶律贤到东京，参谒祭奠让国皇帝（东丹王耶律倍）及世宗庙。五月离东京。次年，耶律贤命耶律倍四子耶律隆先任东京留守，主持东丹国，封平王。乾亨元年（982）九月，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十二月彻底废除东丹国，一统辽朝之治。撤销中台省建制，改为东京宰相府，辽东地区正式由辽东留守司管理。

东丹国在辽阳的立立废废，相沿50余年。其时。辽阳城人口又恢复到30万人，中心城市的作用再度凸显。今辽阳市的“辽阳”，自辽会同元年（938年）开始变为地方政区名称。《辽史·地理志》记载：东京辽阳府“辖州府军城八十七，统县九”，此时，大批汉人、渤海“俘户”，作为皇族及贵族的“部曲”，与皇族及贵族确定了相对稳定的封建生产关系，使辽海地区成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里”的富庶农业区。

辽应历十年（960），东京道把今铧子地区的采煤业收为官办。开采的煤炭用于烧陶、炼铁和炊事，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煤炭生产规模。

这一时期，冶金尤为发达，东京辽阳府设有户部司，管理辽东地区的矿冶生产，并于首山、弓长岭、鞍山开设冶炼工场。《辽史·食货志》记载：东平县（今辽阳市）产铁矿，置采炼者300户，随赋贡纳。首山附近现在仍有当时的矿坑遗址，最深的达18米。这一时期，辽阳城内的手工冶铁、锻铁工艺也具有相当高的程度，生产的镔铁农具和兵器以精好见称，驰名中原。其时，以“契丹鞍，夏国剑……皆为天下第一”。

东京辽阳府也是辽代纺织业的重要基地，能够生产绫、锦、绢等高档次产品，其中著名的“师姑布”（丝织品）为颇负盛名的地区特产。东丹国每年以细布5万匹，精布10万匹，向辽朝中央纳贡。陶瓷生产也是当时东京辽阳府的突出成就，大批量生产的白瓷、青瓷、三彩瓷器具，拥有广泛的用户。

稳定的社会秩序，进步的手工业技术，发达的文化、教育、宗教和艺术事业，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和流动人口的增加。东京辽阳府成为东北方的商业中心，城内有终日不断的贸易市场，来自朝鲜、蒙古、黑龙江等地的商品堆积如山，本地出产的牛、马、羊及人参、貂皮、鹿茸等商品比比皆是。随之而来的是餐饮、住宿、娱乐业的发达，整个街市商贾如云，生意兴隆，做卖做买，物有所值，一派繁华景象。

坐落于辽阳老城东北隅的东丹王宫，如今只留下一座高凸的土台，让人莫知其详。后人只能从史籍中揣摩它的模样了。《辽史·地理志》记载：“宫城在（辽阳城的）东北隅，高三丈，具敌楼，南为三门，壮以楼观；四隅有角楼，相去各二里。宫墙北有让国皇帝（耶律倍）御容殿，大内建二殿，不置宫嫔；惟以内省使副判官守之。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在宫门之南。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驸马寺，铁幡在焉。”

在这座王宫里，于耶律倍之后的日子，耶律氏的子孙继承其志，率领文臣武将持国主政，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耶律倍次子娄国，字密逊，官至武定节度使。逆臣察割作乱，娄国亲手将其杀死，后任南京（辽阳）留守。应历年间娄国阴谋叛乱，事情败露后自杀。耶律倍四子隆先，字团隐，其母为大氏。在辽阳主政期间，他减少赋税，减轻刑罚，救济贫民，喜欢推荐有识之士。他与耶律实鲁共同讨伐高丽，立有战功。他还博学能诗，其著作《阆苑集》流传于世。耶律倍五子道隐，生于后唐，其母为随耶律倍去国的高美人。兵乱之时，被僧人藏匿收养。回京后，被封为蜀王。他性格沉静，有文武之才。留守辽阳期间，他号令严肃，百姓安居乐业。后改封为荆王，死后追封晋王。

望京角楼

明嘉靖十六年（1537）十月，史褒善主持重修的辽阳望京楼工程，历时近一个月，宣告竣工。隆重的典礼仪式，自然要邀请一些远近官员，同时也吸引了全城百姓。静观，热议，祝贺，致敬，人们流连不已。披红的望京楼，“八角森严，毅然有难犯之势，足以壮八方之威武；四面轩豁，洞然有旁烛之形，足以通四方之幽隐。”史褒善和他的同僚们更是喜不胜收，登楼远眺，依柱拍栏，追古抚今，思绪万千，纷纷留下了自己的唱和之作，成为我们今天反复咏诵的华美篇章。

当然，最先是史褒善让诗句脱口而出：

 翠微掩映夕阳幽，尺五天边见此楼。

 势接医闾隆地轴，影浮辽海静胡丘。

 断鸿风度朱帘暮，化鹤丹归紫雾收。

 数点云山橫朔漠，长安西望自迟留。

此前的160多个春夏秋冬过去了，坐落在辽阳古城墙西南隅的望京楼，历阅了辽东风雨、北地人情。那是洪武五年（1372），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城里江山坐稳，开始挪出精力收拾前朝留下的边境祸乱。都指挥使马云、叶旺受命伴着踏踏的铁蹄挺进辽阳，把战争和建设的双重任务担在肩上。故元的残余地方政权已经奄奄一息，面对雄狮，最后的出路只能是乖乖的投降。马云、叶旺及其顺利地接收了前元辽阳行省的统治大权。然而重整辽东河山，却是需要他们花出一把力气的。于是，他们在上任的次年（1372），开始了用砖石包砌前朝旧城的浩大工程。

明代辽阳城建设的整体设计是这样的：城高三丈三尺（合10.26米），城周围十六里二百九十五步（合7922.72米）；池深一丈五尺（合4.67米），池周长十八里二百八十五步（合8840.18米）。城门六个，南二，左安定，右泰和；东二，南平夷，北广顺；西肃清，正北镇远。“附筑土城，处东宁卫入附夷人”，俗称北城，门三，东曰永智，西曰武靖，北曰无敌。角楼四座，东南名筹边（清代为魁星楼），东北名镇远，西南名望京，西北名平胡。另有钟、鼓楼各一处。

160年的匆匆岁月，转瞬即逝。先人留下的另外三座角楼，“或毁于回禄（火神），或摧于风雨，相继颓尽”，后来虽经补置，形制也大不如前了。而今，惟有望京一楼，仍在顽强地与时间对阵。它用皱裂的木纹、斑驳的涂料，用檐下的哑铃、阶前的荒草，向游人们诉说着人生苦短和岁月无涯，然而，其“土形木质要之，不无朽腐、倾圯之虞”。 嘉靖十五年（1536）冬季，史褒善陛受成命，持斧按辽，见到望京楼日就隳敝，慨然有图新之志。史褒善召集都司官员谋议修缮，募款征工，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不匝月而工告成”。

史褒善（1499－1562），字文直，号陀村。明开州（今濮阳）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他以巡按御史的身份来到辽阳后，考核吏治，审理大案，主持重修望京楼事宜。在此大功告成之际，巨大的成功感汹涌而来，史褒善心潮起伏，诗情荡漾，在一片叫好声中，他随即又成一首。诗曰：

 漫俯清郊物色幽，风尘荏苒共登楼。

 云开绣幕碧连海，花映朱甍翠倚丘。

 天畔客杯逸兴远，沙头樵唱晚霞收。

 凭危极目燕山里，潦倒边城尚滞留。

望京楼“如灵光之独存，屹立于风尘之表”， 其名“凛凛乎，神京在焉，天威不违颜，咫尺矣！”（李翔：《重修望京楼记》，《辽东志》卷二）给人以不尽的惊讶和喜悦。

同行的官员中，大都是舞文弄墨的好手。早于史褒善举进士的龚用卿（1500-1563）曾是嘉靖五年（1526）的状元，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龚用卿在翰林院里，不是编书，就是讲课，还著有《云岗选稿》二十卷。对于诗词唱和，他有这个底气。此时，他首先报出题目《与史驼村同登望京楼有作》，大有与史褒善一比高低之势。龚用卿诗云：

         之一

 东风吹遍管宁地，迟日同登王粲楼。

 郭外诸山明野晓，海中三岛接丹丘。

 雕栏百尺晴丝卷，粉蝶孤翬宿雾收。

 画栋疏帘送歌舞，望京高处更淹留。

       之二

 十二栏干结绮幽，春风携手仲宣楼。

 八窗晴入连云树，四面尘清净垒丘。

 历历烟村山外尽，纷纷城橹望中收。

 随风忽漫故园眼，—醉能拼此日留。

步韵奉和，尽抒情怀。士子们以望京楼为载体，寄托意志，远在边城，心往帝京。古郡辽东“极在边陲，东接朝鲜，南濒瀚海、北抵朔漠，地处要塞之区”，而郡治所在地辽阳又为“边城都会”。以辽阳城为治所的明都司，管辖25卫2州，计有户口27.515万人、马队额军52282名、步队额军37495名、招集军13627名、屯田军1863名、煎盐军1174名、炒铁军1548名、寄藉民7109人，马55198匹，大小墩台森然罗列。一时间，“边无烽燧之警，人安兵农之务”，呈现一派安定繁荣气象。史褒善们这些有着官员背景的文人雅士，把个人的激情与时代的感染自觉地结合起来，字里行间便有了历史的脉动。时任巡抚都御史的郭登庸在他的《登望京楼有感》中曰：

 黃山木落正萧萧，绝塞霜天眺望遙。

 旌斾昼眠收战斗，烟尘风断霁云霄。

 村居嫠妇初归业，野哭游魂尚未招。

 东北久伤豺虎乱，荒原何处唱渔樵。

 雨洗沙场兵气收，天涯秋暮独登楼。

 四方烟井闻鸡犬，百里晴郊散马牛。

 断陇黄云依古戍，孤城斜日射寒流。

 沧溟寂寞鱼龙伏，回首西南望帝州。

望京楼形制迥异，名义攸关。它的兴衰，何不就是辽东的历史？郭登庸诗中流露的是他对人世变迁、世事茫茫、人生无常的感受，委婉而朦胧。而薛廷宠说的就直接多了。他在《登望京楼和韵》中曰：

       之一

 水云沙树共清幽，秋日扶携上塞楼。

 关海墩台连斥堠，江门烟鸟过林丘。

 风檐铁马寒声送，野寺昏钟暮色收。

 纵酒不妨歌舞谩，银灯疏雨为谁留。

       之二

 辽阳亦是先王地，落日孤城独倚楼。

 南望青齐隔沧海，北看豺兽遁沙丘。

 珠帘绣柱秋堪眺，宿雾残云晚未收。

 回首蓬莱双阙迥，使槎何事尚淹留。

诗如其人。薛廷宠为人耿直，朝议时常慷慨直言。这位嘉靖十一年(1532)的进士，字汝承，曾任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后入选为吏部给事中。著有《皇华集》、《谏垣奏议集》等。曾因多次上疏弹劾严嵩等权臣，被明世宗举为贤臣。　　

接下来出场的是吴希梦。太平岁月总是令人激情勃发。风流倜傥、衣袂抖擞的诗人，“好日几登八角楼”，或陪同来客，或相对高人，或引吭高歌，或沉思默想。他翻秋景为春光，与龚用卿一样，向人们诉说春日里的望京楼以及在望京楼上看到的春景。诗曰：

       之一

 春光遍布三韩地，好日几登八角楼。

 远树天低山似郭，崤丰绮隘果成丘。

 崚嶒洞宇云烟合，崒嵂危墙风雨收。

 几度曲栏客笑语，半天灯火月华留。

       之二

 春云漠漠水悠悠，四顾晴山远郭楼。

 烟锁朝峦浮翡翠，霞明远岫拟丹丘。

 凭虚胜概怀思稚，相对高人鄙吝收。

 极目长安天际渺，清尊漫饮共迟留。

一座望京楼，使多少人为之欢呼雀跃，“危梯曲檻，陟者忘倦，飞阁层檐，见者快赌”。望京楼重修之日，战争的阴云已经飘散。青砖白泥的辽阳古城，因为又扩展出北城，整个城池已经大于洪武年间所拥有的方圆。青山巍巍，绿水潺潺，风气毓秀，境界大开。

在与史褒善登望京楼诗的唱和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朱篪的《登望京楼和韵》一首，云：

 望穷京国二千里，步上边城百尺楼。

 叆叆苍烟横朔漠，荒荒败叶下林丘。

 金兰契谊应难并，玉烛勋名早见收。

 把酒凭栏思无限，不缘歌管故淹留。

我们似乎嗅到了朱篪对于上述诗人挑战的气味。望京楼，一座城墙上的角楼而已。于其上把酒作乐，顺便远眺，何必把一个轻松的人生造作得那样紧紧张张呢！

朱篪的旷达，必会遭到冷眼的。当朝名士李翔在《重修望京楼记》中，透露了史褒善修楼的深意：不仅仅在于使人“陟屺岵者，望父母；赌云物者，望亲帏”，作为臣子，登楼望远，扩展怀抱，“修文事者，思饰簠簋，而奠黎元；修武事者，思饬干城，而抚士卒”，以“期无负于天朝”的盛恩。“世室坏而不修，春秋所以讥鲁；明堂毀而弗居，子舆所以劝齐”，如此说来，望京楼原来是史褒善设计的一个梦——让边城辽阳努力缩短与帝都的感情距离，让天朝的皇威始终笼罩着征人的心灵，以便实现大明帝国统治的牢固而久远。

然而，这个梦想的天真性不容置疑。85年后，新的战争来了，新的王朝来了。史褒善原想“有鬼神忠爱，立而悠久，同天壤使然”的望京楼，连同腐败而脆弱的大明朝廷，在努尔哈赤的铁蹄下痛苦地消失了。于是，望京楼变成了故纸堆里几段浮满灰尘的诗行，让我们时常爬梳出来，引发星星点点的想象……

春似洛阳

从洪武开基，到嘉靖当朝，大明国祚如倾斜的大厦，渐渐呈现了岌岌可危之状。洪武年间的雄扬勃发，到了嘉靖年代变成了疲惫不堪。《明史·世宗本纪》论及嘉靖政绩，曰：“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明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原因找到了，但大势已定，中央王朝早已毫无回天之力。

当时，有一首民谣流传得很广，云：“嘉靖嘉靖，家家皆净，而无财用。”对天下形势做了极其朴素而又真实的描写。百姓苦极，廷衰更甚。不争气的嘉靖帝一意修玄，装神弄鬼；大兴土木，累造宫苑；广采宫女，生活糜烂；吏治败坏，胡作非为。自“壬寅宫变”，嘉靖移居西苑，不视常朝。此后，更是“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30余年不事朝政。嘉靖整日只顾干他的妄想成仙的勾当，加之“吏贪将弱”，“水旱靡时，盗贼滋炽”， 致使民不聊生。除此而外，蜂拥四起的“倭患”，更令天下百姓雪上加霜。浙东浙西，江南江北，千里海滨，同时告警，倭寇船帆所指之处，皆为残破。遭受倭患的城镇“四邻庐舍，鞠为煨烬；千队貔貅，空填沟壑。既受无辜之驱命，复浚有生之脂膏。闻者兴怜，见者陨涕”。更有的地区，“兵火之后，百姓流移。死者未葬，流者未复。蓬蒿塞路，风雨晦明。神号鬼泣，终夜不辍”。平民百姓的生活惨状无须赘述，就连宗室之家也难为生计。封爵为代府奉国将军的朱聪浸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二月至京上书，说：“臣等身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家中老幼嗷嗷，艰难万状。男子有十余岁不能证身，女子有年逾三十不能婚配，府中有遗体暴露十年不得殡埋，有行乞于市，有佣作民间，有流移他乡，有饿死道路。名虽宗室，苦若贫民。”大明王朝真可谓“家净”了。

与此情形大相径庭的是边城辽阳的另一番景象。它富裕，繁荣，热闹，安宁，风调雨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女真、土蛮等异族的零星入掠外，几乎没有战事。时人张鏊曾作组诗《辽阳歌》，其中一首就生动地讴歌了辽阳歌舞升平的盛世之状。诗曰：

 辽阳春似洛阳春，紫陌花飞不见尘。

 莫惜黄金拼一笑，几回裘马换新人?

张鏊，字济甫，江西南昌人，嘉靖年间进士，曾任辽东苑马寺卿。在辽阳他还留有吟咏千山及广佑寺的诗篇。喷溢的诗兴，疏朗的韵味，平和的意境，来自于安生、易居的外在环境。明代辽阳城高池深，四隅角楼，防卫森严，为辽东都司治所。城内衙门密布，店铺相连，街道通达，池水环绕，书院书声琅琅，庙宇香烟袅袅，有“边城都会”之称。

其时，决定明廷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结束后，在建制管理上，辽东地区不设府县，只建卫所。辽东都司既是军事指挥机构，也是地方民政机关。“战罢长休十万兵，平原座客满朱缨”( 张鏊《辽阳歌》)。朝廷推行的“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的政策，在此得到有效落实和延续。辽阳城内有千户所23个，以每所千人计算，其驻军就有23000人。加之兵民耕守备御，咸得其法，粮草就地生产，军需迎刃而解。

嘉靖五年（1526）前后在世的诗人林文俊，在他的《送黄以承游辽阳》一诗中，也从另一个角度状写了辽阳城当年的面貌和地位。诗云：

 长亭日暮酒初醒，策马西风问去程。

 几处啼猿催客泪，满林落叶送秋声。

 鸣笳昼寂狼烟净，贡篚东来鸭绿平。

 灯火万家弦管沸，不知辽海是边城。

边无烽燧之警，人安兵农之务，恰如张鏊所说“恩深寒夜春如海，明月歌钟到五更” ( 张鏊《辽阳歌》)，社会秩序呈现一片稳定的景象。

商业状态一直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参照。当此和平时期，素有“辽商”美称的辽东商人，在“鸣笳昼寂狼烟净”的驿路上出出进进，做卖做买；朝鲜官员也越过鸭绿江，带着土特产来辽阳“贡市”交易；更有内地商人大批涌来，给辽东的市场带来活跃的因素。有关史料记载，王琏、汪德轩等人都是当时实力雄厚的内地商贾。王琏在哥哥的带领下，来到辽阳经商“充拓之盛，遂成福室”。 王琏的三个儿子中，王铉、王锭“资远服贾，王镐穿“游郡庠”，全家都是经商的高手。1976年在辽阳市南庄出土、撰刻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汪德轩墓志》记载，汪德轩先人“贯祖于饶之鄱，实江西望族。国初渡海”，落籍辽阳定居。到汪德轩这一代，他与弟弟“协心创业，贸易江湖，积累千金，起成巨室”。类似这样的巨商大贾，绝不仅仅是上述王、汪二人。撰刻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的《许节母张氏墓志》，也记载了其家因“服贾修儒而门风益振”的史实。《陈玉政墓志》记录了一个来自江西的商人在辽阳致富兴家的事迹。明《重修鸡鸣寺碑记》载，山西客商樊宝在辽阳“经营遂意”，于嘉靖二十年（1541）作出捐修鸡鸣寺观音阁的善举。总之，在嘉靖年间，辽阳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大批成功的商人，商业才赢得了空前的发展。

《熊襄愍公文集》中说，辽阳“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内“塞巷顷衢，不减五都之事也”。就城市的功能来讲，熊廷弼时代的辽阳完全可以与中原那些繁盛的都市相比。由于屯田、商业、手工业等因素，辽阳人口急剧增加。在1443年修《辽东志》时，定辽5卫及东宁卫、自在州的民户和驻军共有76094人。百余年后，1566年修《全辽志》时，定辽各卫军民共有23628户、86491口，平均每户不到4人，出现了辽阳历史上人口的新高峰。

辽东的繁荣，与内地的凋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局部的健康终究抵不过全局的病溃。不久以后，辽东就轻易地被新的王朝最先占领了；接着，大明王朝也彻底地“家净”了……当然，这是后话。

明清八景

公元1522年至1566年，是我国明朝的嘉靖年代，毕业于国子监的知识分子韩承训生活于期间。韩氏自曾祖韩斌、祖父韩辅，至父亲韩玺，均为朝廷命官，镇守辽东。在辽阳城那座深宅大院长大的韩承训，没有继承家族的尚武之风，爱的却是舞文弄墨的文人生意。如果说祖上“外抗夷虏、内抚军士、政理民安，卓有能声”，那么，承训之辈通过自己的诗歌将家乡的风光名胜描摹在案，让后人对人杰地灵的辽阳感悟得更为具体和深入，也可谓功不可没。这就是韩承训留给我们的“辽阳八景诗”。

其一为《望京杰构》：

 身在江湖心在庙，登楼见日动长谣。

 杖藜叹世恶长苦，授简题诗兴亦遥。

 画栋珠帘江渚映，城高径仄旆旌摇。

 凭高欲上呼闾阖，辽水东西尽寂寥。

这一景是辽东都司镇城上的西南角楼望京楼。其时，辽阳城俨然一座军城，衙门林立，戒守森然，城墙巍巍，角楼高耸，难以让人或欲驻足其下，或欲登临其上。

其二为《广佑雄图》：

 西北禅林出廓偏，当阶宝塔对金仙。

 顶芦月在光同照，层铎钟虚韵独传。

 立地却愁鳌背负，凌霄应碍鸟飞还。

 转轮还是推来易，谁与苍生结善缘。

这是对白塔及广佑寺的描绘。其时，它们立于西北城郊。白塔修建于辽代，高70.4米，8角13层，密檐式砖木结构，由台基、须弥座、塔身、塔檐、塔顶及塔刹6部分组成。广佑寺殿宇、廊房、僧舍俱全，其中“护敕圣旨一道，碑坊一架，山门3间，天王殿5间，敕香亭3间，钟鼓楼2间，碑亭4座，前佛殿5间，中讲殿7间，转轮藏楼5间，大悲殿5间，地藏殿3间，伽蓝堂3间，祖师堂16间，禅堂16间，斋堂僧房44间，殿主房3间”。真可谓塔高自留佛影，殿广随之烟生。

其三为《太水环带》：

 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传太子名。

 渠口远从千涧出，头边近倚一川平。

 斯干自入维熊颂，如带应同白马盟。

 向晚渡前争利涉，隔林烟雨棹歌行。

太子河水如此蜿蜒而来，在古城的东、北、西三侧横成汤汤大波，又那样蜿蜒而去，何况环抱古城的河水又承载着燕太子丹的悲壮故事！

其四为《千山列屏》：

 层叠千山五寺藏，石门南面俨成行。

 银屏冬去雪山阔，锦帐春回金谷长。

 岚暗虎龙深隐伏，气蒸云雨结微茫。

 无人拈出生花笔，辜负当年五色祥。

千山是东北名山之首，雄踞于辽阳城南，无论山水，无论庙堂，做为一景，无可生疑。

其五为《香岩幽梦》：

 香岩高耸映中峰，左右坡陀建寺重。

 火宅无期僧自定，灯朝有梦佛留踪。

 笙簧松远飞巢鹤，云雾潭深睡伏龙。

 始悟无生原不染，顿令心地欲相从。

这一景为千山香岩寺，是元代高僧雪奄的苦修之所。《辽阳县志》载：“寺当山阳，山花极盛，春夏之交，满山花开，香气氤氲，故名香岩寺。昔人谓香岩寺中名胜最多，为一山之冠。盖龙泉至狭，大安近险，祖越亦少纡回，惟香岩外境既旷，近复双岩夹护，鸟道千盘，如往而复，万树参差阴翳，时有怪石出没其间。”

其六为《华表仙因》：

 丁令千年已化仙，归来轶事古今传。

 泠泠仙语人民后，戛戛鹤鸣城郭先。

 石磴长苔青润露，丹炉绝火紫销烟。

 秦皇汉武俱成诳，韶舞歧鸣凤可甄。

这一景，一说为华表山，即今辽阳城东邱家堡子后山；一说是华表柱，在辽阳城内旗仓胡同。不过承载的都是《搜神后记》中“丁令威”的故事。相传成仙化鹤的丁令威，因思念故乡，于某一天由修炼的灵墟山飞回来，驻足高处，满目疮痍，顿时悲从中来。

其七为《首峰泉瀑》：

 首山地抱自逶迤，远望昂头似建旗。

 台号青云来不定，泉飞白水去如斯。

 因知魏将连营处，并忆唐王驻跸时。

 惟有城名今异旧，中原弃地使人疑。

比之千山胜景，首山更近于辽阳城。它踞于城南7.5公里处，因是千山群峰之首而得名。东连绵延丘陵，西接坦阔平原，风光秀美，故事复杂。

其八为《陀洞悬珠》：

 佛洞高深景物殊，洞檐平涌石如珠。

 只将金篦开蒙眼，更揭尼珠照昧途。

 在石恐随雷雨动，悬岩端与月星符。

 登临身在浮云外，为取瑶华咏步虚。

诗中说的是，辽阳东15公里，凤凰山南麓，南临太子河，有大小18洞，皆横列于山岩。其第八洞为嫘祖洞，有佛像，头戴道冠，颔垂髯；且存一圆石，虚悬若珠。今人也叫罗祖洞。

随着时光的流逝，明代的辽阳八景大多已不复存在。千山和香岩寺二景现划列于域外，望京楼毁于明末的战火，就连其时的坚城固堞也片瓦不存，广佑一景只存白塔而消弥了殿宇，“华表仙因”和“陀洞悬珠”也是模糊的遗址罢了，只有太子河和首山在焉，然而也难免水瘦泉涸、山矮峰秃。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似乎什么都不曾销毁，然而，改变一切的也正是这一分一秒走过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时间又可以造就一切，其中就包括“失却”。

因为失却，人们才有怀古的幽情。

好在韩承训的八景诗还完好如初，它们在历史的长河里，行驶了300多年，与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晤面。细读韩承训的状景之作，我们知道，他不是就景写景，做一番自然主义的扫描，而是更多地灌注了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个人的思想情感。他表面散淡于江湖，内心却悬系着庙堂。在望京楼上“杖藜叹世”、呼唤闾阁。面对广佑寺的宗教建筑，感慨“转轮还是推来易，谁与苍生结善缘？”如同写到衍水自然会联想到悲壮的燕丹，那么描写首山仍然把久远的战争故事当做素材，则不会再是诗笔的自然而然。看得出来，诗人原来是注重景物的人文气象，他在有意地营造着自己的心中之景。的确，自然的景物也许会变异和消失，而诗中之景物却会“活”到永远。

感谢诗人的匠心，让明代的辽阳八景栩栩如生……

星移斗转，“明”没“清”出。距离明代诗人韩承训之后160年左右，清代的辽阳又产生一位才子，他就是王尔烈。早年的《辽阳县志》称誉其为“词翰书法著名当世者，清代第一人”。这位活跃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关东才子”，也用诗笔记录了其时的“辽阳八景”，成为后人探寻辽阳发展历史的宝贵资料。

清代的辽阳八景，已经与明代的大相径庭。这也许缘于社会的变迁、时人观念的异化，今日之水并非昨日之水了。通过王尔烈的诗篇，我们知道清代有如下的景物取得人们的共识。

其一为《华表仙庄》：

 丁郎令威在何方？指点晴云山气香。

 忆古常存清幽地， 思绪更比雾缭长。

这显然是指旗仓胡同的那一根华表柱。相传丁令威化鹤归乡时，驻足其上。其实是后人为了纪念丁令威，而立下的牌坊，是人文色彩极浓的一种寄托而已。王尔烈还有一首《来鹤亭》，写的也是这一景物：“襄平城廓近山垠，丁令威来华表存。五刹不闻留姓字，千年何处觅儿孙。灵波渺渺烟云幻，僧塔垒垒草树繁。谁共青山不生灭，鹤来应为问真源。”稍后于王尔烈的道光年间辽阳名士马琈林也有一首《华表仙庄》：“欲寻令威宅，步上东门道。人民冢尚存，柱无旧华表。空传归来时，劝人学仙早。何如管幼安，故井只令好。”相互对照二诗，看来这一景致大约毁于嘉庆末年。

其二为《龙王夜渡》：

 鱼灯蟹火几约同，繁星孤月夜排空。

 得系叶舟烟波里，始知画图摇其中。

明月之下，高丽门外，龙王庙前的渡口，船舶往来频繁。举灯细看，船夫老者朦胧若仙，令人顿感神秘。加之城廓黑黝，渔火温红，更使此景韵味悠长。

其三为《神灯孤照》：

 当是神灵做此游，或明或灭犹萤流。

 莫向飘渺寻仙境，但识人间有古州。

在城内西大街，时人常于夜里看到灯火明灭，或一或二，幻化无常；欲鬼欲仙，叫人羡惧交叠，因而逾加美观。

其四为《白塔晚晴》

 拔地擎天浩洁身，更有流波漱凡尘。

 待到霞霓拂荡日，自有佛歌磬敲云。

白塔是永远的白塔。夕阳西下，白垩生辉；余霞成绮，塔披红裳。再把此刻的塔影投射到不远处的溪流之中，又响起一片悠悠的佛乐，一帧人间奇景蓦然落成。

其五为《魁阁凌霄》：

 本是魁星笔若刀，理断乱云独占鳌。

 果得功名思何就，莫负光景夕与朝。

其时城东南角城基之上，竖着一座魁星楼，形制为八角二层。魁星木像设在上层，单足立于鳌顶，不言自名为独占鳌头之意；魁星左手执印，右手握笔，加之可以旋转，活生生一幅点状元之状。游人凭窗远眺，山水城廓尽收眼底；清风撞怀，情愫思绪飘然胸间。

其六为《双桥卧虹》：

 卧虹双桥有似无，云遮雾缠影疏疏。

 流连八步登踏处，已是天庭户垂珠。

城西门外，关帝庙前，护城河上，两座石桥相邻，间距仅有八步。云雾之中，躬起的桥身似有似无；若在夜晚，立于双桥，对望庙宇人家，分不清灯火星光，情景极好。

其七为《松柏琴声》：

 松柏风声琴自含，隐约清浅都是弦。

 此曲本当人间有，拨弄思丝看流年。

其时在大西门处建有“西会寺”。院内那棵苍然老松，不知何时树干中空，并寄生一棵柏树，双双枝茂叶盛，此为一奇。微风袭来，松柏相激，铮鸣琴响，天籁盈耳，此为一妙。奇妙合璧，可视可听，当为大美。

其八为《首山樵唱》：

 担樵过山尽秋花，小道弯曲石边斜。

 人至轻松复幻化，理过云纱理霞纱。

首山东麓观音阁碑记载，相传昔有仙人打柴于山后，常常歌唱于夜间。歌声悠扬，醉于听者，然而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此美景实为美声。

透过上述的八首诗，再与明代的八景比较，可以知道，王尔烈时代的辽阳八景有了新的特点。其一是翻新了内容：除了白塔、华表、太子河、首山依然保留，其它四处都是新的；既使前者，也在表现细节方面，做出了新的突破，即更局部、更具体了。比如，太子河只是那个既定的渡口、渡船、船夫活动的背景，而把渔火、繁星、叶舟放大成让人注意的景观。其二是缩小了范围：八个景点中，除“首山樵唱”稍远一点（但也比明代八景中的千山近许多），其它的都设在城内或城郊，且东西南北中错落有致，整个地把辽阳城点缀得趣味盎然。这样的景点布局，既美化了城市，也方便了游人。其三是强调了时机：几乎每一景点，都有最佳的观赏时机，比如，游“华表仙庄”最好是天晴气朗，看“龙王夜渡”当然要在月明之夕，观赏“松柏琴声”需要微风相助，把玩“白塔晚晴”选在黄昏的河畔是最好的。其四是突出了神秘感：每一个景点都有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或如鬼如仙，或似真似幻，比如“神灯孤照”总让人感到一种温暖的森严，“魁阁凌霄”让人难辩天上人间，“双桥卧虹”也叫游人产生不知身寄何处的慨叹，“首山樵唱”那实有却无的樵夫不能不引人发出空茫之思。

如果把“清代八景诗”与“明代八景诗”两相对照，似乎王尔烈的篇章更多地注意了抒情性，而韩承训的作品突出地阐释了某些道理，这也许是社会环境、诗人的个人学养和爱好使然。韩承训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社会动荡，王朝没落，自高祖至父亲均为武官，其个人为监生身份。王尔烈名噪清朝乾隆、嘉庆时代，大半年华都处于盛世，累世文臣之家的影响深厚，其个人中举人、及进士，历官刑部主事、甘州知府、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累迁内阁侍读学士，饮誉关东，名震江南，为饱学之士。明代辽阳八景，不虚不惘，先于韩承训的诗笔而存在。清代辽阳八景，多有牵强，想必是后于王尔烈的赞诗而发扬光大。这样，韩承训在对客观的描述中就注入了“理”的成份，王尔烈在对主观的开掘中便填加了“情”的因素。于是，明清两代的辽阳八景及其诗作，自然就各有各的不同了……

河东诗歌辑录

◎ 王成科

唐·陈子昂

燕太子

秦王日无道，太子怨亦深。

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

其事虽不立，千载为伤心。

宋·徐均

燕 丹

急着无如救赵危，远从楚魏近从齐。

田光老缪翻成错，匕首咸阳策最低。

明·朱元璋

高丽使经辽左

入境闻耕满野讴，罢兵耨种几春秋。

楼悬边驿生铜绿，堠集烟薪化土丘。

驿吏喜迎安远至，驿夫忻送稳长游。

际天极地中华界，禾黍盈畴岁岁收。

张 弼

登辽阳镇远楼

步上高城更上楼，凭栏一望思悠悠。

山如图画催吟兴，海作杯桊荡醉眸。

箕子故封今异域，管宁旧隐是何州？

遥闻胡马时南牧，未请长缨愧白头。

韩承训

辽阳八景·太水环带

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传太子名。

渠口远从千涧出，头边近倚一川平。

斯干自入维熊颂，如带应同白马盟。

向晚渡前争利涉，隔林烟雨棹歌行。

龚用卿

罗陀洞

罗陀小洞自何年，槎牙石径相钩连。

香生台殿云埋屋，僧在岩扉鹤避烟。

绝岸江声迷古渡，前山雨气射平川。

登临不尽藤萝绕，直上高峰倚翠巅。

吴希孟

罗陀洞

悬崖万仞通一路，洞门深锁青云树。

石髓何年结水莲，岩齿当空滴翠露。

野僧穿穴卧苍苔，仙客攀林冲冷雾。

登眺恍然升半天，乱散渔舟横古渡。

黄 襄

登罗陀洞

石壑丹霞迥世纷，山腰鹤迹出人群。

晓来先得半竿日，夜静偏眠一榻云。

满径苔痕浴磴滑，数声僧语隔天闻。

何时解却黄金印，独乘山车演法文。

洞口薜萝覆径幽，诸天隔世远悠悠。

半间佛寺石中起，数点天花云外收。

月静偏看尘界海，风吹不断上方秋。

更怜双树无家客，忘却形骸颇自由。

王之诰

过代子河

代子津头泛野舫，澄波[氵晃]漾见晴光。

沙边浴鹭矜毛羽，天外冥鸿厌稻粱。

斥堠远传清塞铎，[木亮]丁新架捕鱼梁。

桐江两岸秋容胜，争得逃名隐钓乡。

清·函可

慈航偶成

曲录偏容老罪夫，天山从此辟荒芜。

请看自古传灯者，问道曾来九译无？

百匝毡裘竞献酥，杖头指处朔风驱。

介夫若见绫千尺，会写长边说法图。

徐 灿

太子河

易水荆卿去，辽河太子来。

当时风色异，千载水声哀。

夕照斜荒度，寒烟断古台。

燕秦俱寂寞，缅想重徘徊。

孙 　[日]

太子河

辽水西流绕废城，燕丹曾此避秦兵。

萧萧风送荆卿去，渺渺河传太子名。

春涨绿低华表色，秋涛怒带混同声。

咸阳帝业成流水，沙碛何须呜咽鸣。

何梦瑶

襄平杂咏

辽城风味好，白小出冰天。

此物真堪饱，香梨只浪传。

买糖过古刹，澄面滤新泉。

不为居无竹，留家禁脔边。

裘曰修

辽阳州

襄平遗垒此初经，一水依然走百灵。

劫火销余千顷绿，战尘飞尽四山青。

旧京尚识龙兴地，仙迹难寻鹤化形。

极目海天缥缈处，寒云漠漠雪冥冥。

马瑶林

游罗祖洞

本名骆驼洞，俗传有罗祖在此出家。

一登复一登，高出白云层。

盘路斜穿藓，悬门倒挂藤。

秋风神案磬，暮雨佛龛灯。

终古真人事，依稀问老僧。

洞外下无地，洞中上有天。

鸽吟罗汉偈，狐学菩提禅。

怪石雄于鬼，痴云懒似仙。

我来趺坐处，不敢说尘缘。

峭壁立嵯峨，危栏瞰太和。

半崖留劫火，万木落长河。

雾气蛇喷塔，雷声虎吼坡。

数章诗草草，留赠石盘陀。

重九游栖云寺

何处觅仙踪，云山重复重。

人随猿拾果，僧放鹤栖松。

苔绣前朝碣，烟沉古刹钟。

兴来无远近，更上最高峰。

醉倒菊花樽，四围山色昏。

僧归明月寺，客散夕阳村。

林静饥狐立，泉干渴虎奔。

是谁扶我去，灯火读书园。

刘沛霖

登魁星楼

行人到此豁双眸，任许闲凭百尺楼。

新雨窗间山远对，夕阳城下水长流。

一年春色容巢燕，万丈文光接斗牛。

自有云梯能接引，终须次第占鳌头。

房毓琛

大雨后闻太资河水涨惊作

万山约束岂能平，出险奔腾怒作争。

浪挟蛟龙遥浸野，人愁鱼鳖近攻城。

十年生聚筹时策，千里疮痍痛后惊。

天意难知三日往，杞人心事不堪明。

民国·张之汉

初春衍河待渡

一路新泥雪踏开，沙堧勒马暂徘徊。

冰消衍水河声起，云破辽天塔影来。

浩劫方殷沉陆患，横流难倚济川才。

回鞭喜见天心转，岸柳苏春绿孕胎。

初秋登辽阳魁星楼晚眺

早秋楼阁晚凉天，百战河山到眼前。

王气金辽双塔影，市声夷夏万炊烟。

金鳌赐第人谁在，铁凤题铭世莫传。

俯仰沧桑无限感，西来暮色莽苍然。

金毓黻

自里门赴县城道中

寒风猎猎古襄平，历尽东宁故卫城。

太息前朝王气盛，河山依旧峙东京。

东京城怀古

山川环抱古城隈，策杖登临首重回。

宫阙前朝悲剩民，江河旧迹验飞灰。

气于二百年前歇，人是三千劫后来。

莫觅先民栖息处，故陵风雨有余哀。

过石家坟

水噬沙埋迷莽烟，百年沧海变桑田。

应知封树终无济，读罢碑铭意惘然。

升仙桥

升仙桥畔望神仙，化鹤令威尚口传。

剩有韩陵一片石，不知人去几千年。

石汉墓

东梁河上黯辽云，丰碣谁书汗马勋。

翁仲无言应有泪，洪流渐近石家坟。

王永江

游东京陵

城市苦多暑，郊原生细凉。

河移沙岸阔，风静水纹长。

桥影吞斜日，塔阴倒夕阳。

林英自开落，知否几沧桑。

梦游东梁河

李白梦天姥，因作天姥歌。我亦得佳梦，梦游东梁河。一水浩渺清无底，桃花夹岸蘸清波。凌波仙子笑召我，荡漾泛我水云窝。怪石嵯岈蹲猛虎，危桥蟠屈眠蛟鼍。洞天忽然开石扇，瑶花满路杂春萝。仙子手拈芙蓉朵，排踏红云舞婆娑。

坐我水晶床，酌我绿纹螺，一曲霓裳声曼和，妙歌未已醉颜酡。天鸡叫空河水裂，遽然一梦醒春婆。吁嗟兮！春婆底事笑东坡。世间行乐皆如此，百岁荣枯一刹那。

杨学程

辽阳怀古

东梁流水日涓涓，王气金辽散暮烟。

从古高风推皂帽，至今野老说丁仙。